桂林“岩洞教育”的渊源，还是一次躲避日军飞机轰炸时的一个偶然突发的奇想。因为1938年10月，路经桂林的陶行知先生在桂林也停留了一些时日。当时的桂林，每天在日军飞机来轰炸之前，都会发出警报，要求所有人员到附近山洞或掩体里躲避，以免被日军飞机炸死炸伤。
抗战时期桂林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最大天然防空洞——七星岩。
10月30日这天，是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桂林生活开始的第一天，上午9点多钟，正准备到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去演讲的他，刚走到半路，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又在桂林上空鸣响了。不同方向的桂林市民们急忙从四面八方跑进离他们最近的岩洞里躲避。行走在雉山路附近的陶先生也跟着人流躲进了最近的雉山岩。这时，岩内已躲进了不少市民，洞外依然还一群又一群地往洞里涌，秩序非常混乱。从躲进岩洞开始直到空袭警报解除，一般来讲最短前后时间达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要四五个钟头，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日机活动频繁，轰炸的次数多，更长的往往有时就是一整天。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千上万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群市民在岩洞内都无所事事，这可如何是好？
这一幕幕躲避日军飞机警报的情景让陶行知先生突发了奇想，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个岩洞里躲警报的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岩洞内无所事事，这不是把很多时间浪费了吗？他想：桂林山多，岩洞自然也多，十万人平均每人每天白费5小时躲避空袭，浪费掉的光阴那可是每天50万小时啊，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
他毕竟是搞教育出身的人，考虑问题也离不开教育。所以，他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想到中国文盲颇多，能够真正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他想这些山洞不就是天然的校舍，躲避空袭的老百姓又有现成的求学时间，同时躲警报里的文化人不就是现成的先生吗？而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估计有一万多，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师资力量啊！真是三美俱全，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开展社会教育呢？
于是，他当天回到住处，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题为“岩洞教育的建议”的文章，并在12月8日的《广西日报》上发表后，在桂林山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同时他还口头向当局提出了开展岩洞教育的建议。桂系当局是比较重视教育的，考虑到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便立即召开了一个讨论会，还决定设立一个指导委员会，下设总干事和指导员，规定每一处山洞由各团体、学校、文化机关和热心救亡工作的知识青年与儿童负责。陶行知在桂林躲警报的这个突发的奇想就这样真的变成现实了。
陶行知在桂林倡导并开展岩洞教育运动，首先积极响应的还是新安旅行团的一群小朋友。因为新安旅行团是由陶行知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的基础组建起来的，本来也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在国破家亡的烽火岁月里，变成了一个救亡图存的儿童宣传团队。团员们年龄都很小，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但他们的创新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他们在桂林创造过很多种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方式。
当时桂林开展的岩洞教育，实际就是实践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灵活运用教学手段，把桂林人民的被动逃难转变为主动学习的一种方式。新旅的小战士们为配合岩洞教育活动的推广，还在各个岩洞口和岩壁上写上“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警报就是我们的上课钟”，“岩洞就是学校”，“小朋友快快参加岩洞儿童歌曲团”等大标语。空袭时，新旅小战士分散在各个岩洞内，组织儿童和老人识字读书，学算术，教唱救亡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拿起那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救救救，一齐救中国”的歌声久久回荡在七星岩等桂林的岩洞内。久而久之，这种由自发的形式逐渐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自觉的学习方式了。如今在七星岩的后洞依然还可清晰地看到当年他们用石灰水书写在岩壁上的“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标语。
为了使岩洞教育活动开展得生动多样化，小战士们还在洞口举办日本侵略暴行的图片展，在岩洞旁的草坪上表演抗日小节目。新安旅行团的小战士徐志贯、黄志义作词、谱曲的《岩洞教育歌》：“老百姓天天忙匆匆，没有钱也没有空，平时想把书来读，好似蛤蟆上天宫。敌人送来好机会，岩洞是我们好课堂，洞外敌机在轰炸，洞内歌声比它响！识几个字儿听个讲，国家大事来商量，知识好比大炸弹，帮助我们打胜仗！”就是当时桂林“岩洞教育”开展得红红火火最真实的写照。
1939年2月，苏联莫斯科《消息报》的记者卡尔曼来到桂林，听说桂林开设的“岩洞教育”很火爆，他觉得很新鲜，也很感兴趣。为了了解“岩洞教育”究竟是怎样开展教育的，这个课程里有些什么内容？他还专程让人领他到七星岩去参观新旅开展的岩洞教育，当他看到在战争环境下，有这样认真传授知识的，又有这么多人能够自觉学习文化知识的情景时，他不时伸出大拇指夸奖道“中国小朋友太伟大了！”他还把桂林“岩洞教育”的情景和新旅小战士表演的《打倒日本升平舞》小节目，摄制成新闻纪录片，将它带到国际反侵略组织阵营中去当做反法西斯宣传动员的直接教材。
当时路经桂林，并在桂林作短暂停留的徐特立看到这番情景，也十分高兴地对“新旅”负责人汪达之说：“你们的工作搞得好哇！民众们喜欢你们的岩洞教育，你们把岩洞变成一所民众抗战大学了啊！”作为一个教师，一名教育工作者，在抗战的残酷环境下，还能看到以此方式传授知识，宣传抗战，这确实让人感到欣慰，也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因为教育才是第一位的希望。
为了配合岩洞教育，新旅的小朋友们从淮安出发时还带有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和陶行知捐献的几部抗日影片。在桂林那个从未见过有动作、有画面、有文字，能临时配上生动解说的电影的战争年代，在放电影前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效果是出奇的好，在当时桂林城乡还是一件特别新鲜的事，产生轰动的效应是可想而知的。著名电影人蔡楚生也称赞新旅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流动放映队”。
新旅小战士在推广岩洞教育的同时，还特别擅长用舞蹈和戏剧的方式进行抗战宣传。在桂期间，他们不仅演出过反映儿童参加抗战的《两年来》、《为了家》、《春的消息》等社会反响强烈的剧目，而且还上映了反映中国抗战前途的《中国的命运》；指明投降必亡的《虎爷》等成年人排演都感到吃力的剧目。
在战争的特殊年代里，形势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今天是后方，说不定明天就是前线。当时各高校也开始大迁移，涉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在“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的战争年代，在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数万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及若干吨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大搬迁，是极其困难的。为了找到更好、更安全的落脚点，当时许多高校迁移时就把桂林作为了首选。毕竟桂林有天然的岩洞，岩洞就是最好的教室，最好的课堂。更何况桂林的岩洞教育也早就出了名。
充分发挥桂林岩洞教育所产生的特别作用，在当时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巨大的。从1938年到1941年先后迁桂的高校，比如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西南商专等就有十几所。桂林还充分利用聚集的人才，先后办起了国立桂林师范学校、省立艺术学校、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桂林美专、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中苏友好协会开办的俄语专科高等学校等。不少教育家、文化名人几乎都在高校任教和做外聘教授，如杨东莼、林励儒、马相伯、白鹏飞、徐悲鸿、李四光、千家驹、夏衍、薛暮桥、胡愈之、秦似等等。
随着岩洞教育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桂林抗战教育的发展快速迅猛，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当时，不仅广泛唤起了民众的抗战意识。
而且直接为抗战服务，以抗战救亡为主线的教育内容，使学生抗战热情高涨，贴标语、搞宣传，发动民众，参加义卖，战地服务……1936年，广西省政府迁至桂林，国民基础教育中心也由南宁转移桂林，国民基础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边远落后的山村第一次出现了学校。不仅机关、企事业单位、文人学者的子弟有书读，就连贫苦孩子、流浪儿童都能读书。虽然战时不能正常上课，但采取综合编队方式进行机动性教育活动，以乡镇为单位，将本地或外籍失学儿童编成国民基础教育队，运用“互教共学”的方法，尤其利用野外和桂林天然岩洞进行教学，可谓是桂林战时教育的一大特色。每年计划扫盲达数万人计。到1944年，已扫盲达5万人。
可见，桂林的岩洞教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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