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关系确实也还不错，各个领域合作也算愉快，但是随着抗战的进程，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后，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国际国内的社会声望越来越高，在全国百姓心中的威望影响越来越大。而国民党当局则一直执行片面的军事抗战路线，不肯发动全民皆兵的抗战，以至于自抗战开始以来，仅一年多时间，一直只是单纯的军事防御，丢城失地，中华大地的沿海及华北、中原等富饶地区几乎全部在战火中沦丧，所有政府机关漫无目的地南下、西撤，平民百姓惨遭日寇蹂躏，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央政府威信一落千丈、威严扫地，搞得蒋介石很是没有面子，自然在心里有限制共产党抗日，甚至有借机吞并和消灭之想法。尤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召开，重新决定对共产党实施“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后，由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的反共摩擦事件开始出现，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多方限制，刻意刁难。这时，远在西北的党中央，要保存独立自主的抗日能力，做出正确、合理的抗日决策，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情况下，要掌握各地的情况，特别是南方国统区、敌占区的政治、军事情况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准确的情报信息，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发出正确的方针指示就无法保证了。所以，当初党中央指派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亲自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处长，是很有眼光，也很有预见性的。其目的就通过李克农的指挥和领导，为党中央和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队搜集和传递日军敌占区、沦陷区以及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甚至经济、文化等情报。毕竟李克农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我党最早的情报机构创始人之一，又是当时我党情报机构的具体负责人。因此，当时桂林办事处的100多号工作人员中，就有一半是从事着与情报有关的工作。
当时李克农为应付局势的发展变化，除在城内办事处和路莫村转运站设有秘密和公开的两部电台，还在六合路、伏波山的还珠洞等处架设了三套秘密的备用电台。在南方国统区和敌占区起着中心枢纽的指挥台作用。因为在交通不便，与西北的延安党中央联系路途遥远的情况下，使用电台是最快捷的一种方式。
当时桂林“八办”的电台主要与延安的党中央、重庆的南方局、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我党设在各地通讯处、联络处、兵站以及南方各省委、香港、海外南洋一带地下党组织的电台直接联络。
桂林办事处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为准时、及时、无误地传递党中央在战争环境下的秘密文件和情报，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地统一领导各地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和民众抗日运动。根据党中央、南方局指示，办事处与南方各地党组织联系，除电台联系外，还使用了另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派出李沛群、曾昌明、王华生等一批精英前往香港、重庆、华东、华南各地，传递文件、情报，汇报工作，同时也担负起护送秘密过往人员的任务。毕竟电台发报有被破译密码的可能，一些绝密和比较重要的情报信息，还是由秘密地下交通员直接送达的更安全些。
为更有效地加强党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密切联系与领导，建立一个神秘的地下交通联络网，桂林“八办”还派遣电台主要负责人申光利用执行外勤任务的机会，经常深入敌占区、国统区、南方各地协助中共地下党部署和建立公开或秘密的地下电台，装配并供给全套电台设备，为各地培养和输送电台工作人员。当时南方工作委员会、韶关、海南、江西、邵阳、南岳等地的电台就是桂林“八办”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设立和开展工作的。
办事处派出的交通员，既要负责完成办事处布置的各项任务，同时又是南方局和南方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党内地下交通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频繁往返于香港和桂林之间，把华东、华南、海外各地中共党组织活动的情况，特别是新四军军部、香港和上海孤岛要汇报给党中央的机密情报辗转带回桂林，而后经桂林再设法转呈给南方局和党中央。同时又把党中央和南方局的各项指示、意见带到新四军军部和香港，由办事处设法转达到上海、海外及华东、华南等各地基层党组织。
桂林办事处通过电台和地下交通员直接联系等多种方法，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秘密任务，保证了各地党组织与党中央、南方局联系的畅通、不间断。
办事处富有成效的工作，对加强我党与各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起到桥梁作用，同时也对各地抗日武装和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克农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具有与众不同的敏锐眼光和睿智的头脑。因为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战线上的中共党员和同志们，总是要面临各种复杂的、瞬息万变情况的。
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对桂系另搞一套，以广西这个“山寨”为王，早就不能容忍了。尤其是对桂系允许共产党在广西开展活动，允许进步的文化人在桂林进行既要求抗日，又要求民主、反独裁的活动更不能容忍。所以1940年2月，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就以白崇禧对桂南战役“督率不力”为由，撤销桂林行营，将白崇禧调往重庆任国防部副总参谋长后，对桂系进行分散控制，桂林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而到了1940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我党发出“齐”电进行挑衅时，桂系部分人经不住蒋介石以提供武器装备、经费等条件引诱，要求桂系对共产党下手。而桂系为了自身利益，也只好与国民党中央政权彻底同流合污了。这样一来，桂林的政治气氛顿时风雨欲来，急剧变化了。一时间，大街小巷的人物变得怪异起来，而且各色装扮的国民党特务不知从哪里不断地冒出来，而且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也发来密电指示，要求原先公开的许多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民主运动必须转入秘密进行，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
这样的情况下，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难免会时刻被特务们盯上。据办事处工作人员邹华清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曾就有一位王姓的小战士，一个人外出买东西时就被特务给盯上，而且被抓去了。当天特务们他把抓去后，先是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几个小时，让他感觉害怕，等到天黑后，就开始威胁他，要他说出办事处有些什么人，与那些人联系过，与那些单位有关系。特务实际要打听的就是共产党在桂林及南方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小王战士虽然年纪比较小，只有十六七岁，但在办事处工作也是受过教育和专门训练的，懂得如何对付遇到的情况，尤其在这个特殊时期，李克农更是作了交代，要求出门提高警惕，遇到特务纠缠如何应对等等。
小王战士知道自己年纪小，也有优势，他装作很紧张，也很害怕，当特务逼他回答问题时，他就装作胆战心惊地回答说：“我是刚来的勤务兵，什么都不知道啊！除了首长和哥哥、姐姐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其他的安排呀！”估计特务们分析小王说的比较在理，毕竟一个小孩能掌握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太为难他。然后一个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子，应该说是一名比较老牌的女特务，从侧门的房间里走出来，正对着小王瞄了几眼，然后妖里妖气地围着小王转了一圈，拍拍小王的肩膀说：“小兄弟，看你还小，不要害怕，你以后把刚才他们问你的‘办事处与中共各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什么关系，是哪些人，具体名单’等，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了，再来告诉我们，不会亏待你的。你想要钱，就给钱；想要女人，就给女人，以后好给你妈带个漂亮媳妇回家呀！”为了表示他们说的是真话，她还要小王战士当晚或者有消息了再去找她。然后就把小王战士给放了。小王战士回到办事处后，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李克农，李克农想了想，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啊！何不将计就计呢？李克农亲自下了一点工夫，当即整理了一些让特务们看起来很有价值的情报，比如办事处跟白崇禧、李宗仁接触过，蒋介石来桂林与周恩来见过面，叶剑英来桂林时还让白崇禧亲自陪同去了天圣山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师生作了报告等等。内容很详细，也很具体，其实这些都是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过程中都公开的事情。当晚让小王战士真的去了那位女特务的住处，小王战士故作紧张和神秘，在东张西望后，将这些厚厚的情报材料从内衣里慢吞吞地拿出来，交给了她，而这位女特务倒也没有失信，临走时，还真的给了小王两块大洋。如果那位女特务看完情报材料以后，不知道是什么表情？为保护小王战士，不至于遭到报复和迫害，“八办”第二天就将他调往重庆办事处工作去了。这就是小战士遭遇“美人计”的真实故事。
另外一次，负责办事处党内组织联络工作的曾宪植外出送信，联系地点就在漓江对岸的她妹妹家里，可她一出门就给特务盯上了，结果转了好几条街，过了漓江，几次路过她妹妹家门口，来回兜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都无法摆脱特务的跟踪，最后只好返回办事处再想办法。
所以，当时桂林办事处想办法从安南（今越南）购买了五六辆法国产的自行车，就是要利用自行车速度快的特点，几个人同时骑车出去，谁能甩掉尾巴，谁就将信息送出去，目的就是为了摆脱特务们的跟踪。
特务在跟踪、盯梢不达目的后，他们又采取各种其他蓄意破坏的伎俩。有时装扮成电信局的人，在办事处门口的树上架设高音喇叭，大声播放各种古里八怪的噪音进行干扰。有一天，还有几个特务假装成醉酒的司机，开着卡车故意将办事处的大门撞坏。事后企图抵赖了事，妄想借机逃跑。结果李克农出面，与他们义正言直地交涉，指出特务们是蓄意破坏，是图谋不轨的阴谋，并且说抵赖是没有用的，损坏别人的财物就得赔偿。经过与特务斗智斗勇和据理力争，加上房东强烈要求赔偿，特务的破坏阴谋没能得逞，这种办法也没让他们捞到好处。
对于特务的破坏与跟踪，起初李克农对小特务们的盯梢、跟踪采取智斗的办法，主动与他们打招呼，让他们以民族大局为重，这一办法还真让一些小特务有所收敛。可特务们迫于上司的压力，盯梢和跟踪的更加起劲了。针对特务的顽固不化，李克农针锋相对，巧妙地与特务们周旋。一天中午，正是桂林“秋老虎”季节，烈日当空，气温显得十分的炙热，李克农顾不上休息，正要准备去《救亡日报》社与夏衍商谈工作，讨论时局变化如何继续办报的问题。就在他跨出大门的一瞬间，突然一个小个子人力车夫模样的男子诡秘地向办事处里面窥视，特务们多日的这些举动早已被李克农掌控在手，而李克农仍旧泰然自若地走出办事处大门，径直坐上人力车，说今天天气不错，闲得无聊，到处去转一转吧！于是让那个“车夫”拉着车满街满巷地漫无目的地奔跑，本来李克农的身体就比较胖，再加上有辣辣的太阳，李克农也不让停，也不说具体地点，结果几条街巷转悠下来，可把“车夫”累得满头大汗，已经是气喘吁吁，有气无力了，小特务只好停下车来求饶了，老实交代了盯梢是迫于无奈。
李克农不仅是隐蔽战线上的行家，还是对敌斗争的高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退时，他们临危不惧，一路散发宣传抗日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因为中共中央和南方局要求桂林办事处在撤退时，也不放过任何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进行抗战宣传的机会，通过电台发来三份电报，一份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搞分裂；一份是重振新四军的命令文；一份是继续做好有关人士的统战工作的。要求在办事处撤退时施机进行宣传。
当时虽然李克农与李济深等民主派个人关系很好，李济深也派亲信在撤退的前一晚送来了“克农即走，上面清洗”的字条，但在当时政治环境极为复杂的情况下，既有桂系本地特务，又有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跟踪，而且蒋介石的亲信林蔚就是桂林办公厅副主任。所以在20日这天清晨，李克农带着最后20多人，分两辆汽车撤退时，虽然市区有李济深的关照，还是桂系和李济深的地盘，一出桂林就不好说了，所以整个车队出发时，李克农就要求一路上个个都要睁大眼睛，随时都必须是提高警惕的，警卫战士更是一个个荷枪实弹，时刻预防着意外事件及袭击事件的发生，绝不能再让“皖南事变”重演。就这样，他们一路散发着传单，一路机智地闯过国民党特务设置的一道道关卡，静悄悄地，在没有打扰市民的情况下，在黎明前慢慢地消失在撤出桂林城的晨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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