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国统区桂林，虽然政治环境和民主气氛较重庆要好一些，但由于国民党中统特务不断深入广西，在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强压下，广西地方逐渐与中央政权同流合污了，也开始加紧阻挠进步抗日文化活动，迫害进步文化人。此时的桂林政治上也不断走向了黑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等进步刊物被迫停刊，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被限期停业，在桂文化工作者中的共产党员夏衍、范长江、廖沫沙、林林、周钢鸣等被迫离开桂林，一时间高亢激昂的桂林抗战文化城腥风血雨，寒气袭人，各项进步文化事业被暂时终止，繁荣的抗战文化活动逐步走向低谷。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蓄意阻挠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致使桂林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一段时期内转入了沉默的低潮期。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主要以历史剧为主，文学创作也多半是历史小说创作为内容。整个文化气氛显得相当沉闷，缺乏生机。为打破这种郁闷的气氛，冲破沉寂的束缚，也想为抗战宣传带来新的气象，这个时候新组建的新中国剧社，就是为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监控，以民间团体的形式，由中共地下党员杜宣具体负责组建，戏剧家田汉和导演艺术家洪琛给予大力支持，并于1941年10月5日逆势而上，在桂林宣布成立的。剧社的主要演职员是从各演剧队抽调来的骨干，比如石联星、朱琳、许秉铎、严恭等等，导演有瞿白音、洪琛等。
新中国剧社的组建，正值“皖南事变”后的特殊时期，剧社以骆驼作为社徽，预示着剧社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任重而道远。它在中国抗战处于“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时迎难而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正是共产党与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在戏剧战线上的一个重要反映。
成立于1941年10月的新中国剧社，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以民间职业剧团形式出现的革命文艺团体。社址位于漓江东岸的福隆园福隆街93号和坤元横街3号，以两处简陋的竹木屋为据点，开始了艰苦的抗战宣传演。
出。剧社最初创始人是进步文化人李文钊和中共党员杜宣，具体由杜宣负责筹建。当年这个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发起成立，以民间剧团形式出现的新中国剧社，其创业和战斗的历程，其实就是剧团成员上下一心，团结协作和艰苦奋斗的历程。剧社是以民间剧团形式建立的，目的是避开反动当局的控制和阻挠，自然没有一分钱经费来源，必须完全靠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正如剧社的著名演员石联星所写到的：“建社初期，一无钱，二无房子，三无饭吃，非常艰苦，我们在东江的一条街上租了一幢没竣工的木头小楼，非常简陋。我们一边排戏，一边由杜宣设法借钱回来才能买米下锅。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往往是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道路的坎坷，锻炼了剧社的社员们的战斗意志；生活的艰辛，造就出一批戏剧的精英。剧社自成立起，就投入到紧张的演出排练工作中。剧社建立初期，由于没有钱租更大的房子，也没有专门的宿舍，剧社的演员们饿了就去水缸里舀一瓢水喝了充饥，冷了就拾一捆柴火来生火取暖，实在困了就在租来排练的舞台上和衣而睡，把舞台的幕布取下当被盖。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忍饥挨饿，抗寒受冻，靠顽强的意志与坚定的信念和毅力苦熬硬撑下来的。他们排除阻挠，克服各种困难，自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就先后在桂林上演了《大地回春》、《再会吧，香港》、《秋声赋》、《大雷雨》、《钦差大臣》、《日出》、《复活》、《黄白丹青》等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优秀剧目。
为了解决剧社经费困难的问题，使剧社能够生存下去，不至于解散，当时剧社的具体负责人中共党员瞿白音针对剧社遇到的实际困难，他首先召集剧社的全体党员商量，充分利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民主决策的方式，找到了一条解决剧社生存下去的方法。他决定带领全社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湘北、衡阳、湘潭、长沙一带作战前线作巡回演出，既可以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又能使社团最终可以生存下去。
从1942年冬开始，至1943年冬，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沿湘桂铁路北上衡阳、长沙、湘潭等地作抗战巡回公演。他们组织歌咏队，举行音乐演奏会，广泛地与工厂、学校联系，开展群众性宣传活动，共演出多幕剧、独幕剧及话剧近三十个，对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完成了它在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
1943年下半年，新中国剧社在长沙与抗敌演剧九队会合时，瞿白音又与九队队长共产党员吕复就当时的抗战戏剧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两人一致认为打破当时沉寂的戏剧宣传局面，对促进抗战形势的发展是有益的。如果能在桂林举办一次“戏剧交流”展演会，把散布各地的戏剧团队聚集起来，共同探讨，互相观摩，对推动戏剧运动的发展，打破当时沉闷的戏剧宣传形势，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就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倡议，在桂林举办“戏剧汇演”（即后来的“西南剧展”）的最初想法，在两位共产党员的谋划下就这样产生了。
新中国剧社在桂三年的时间里，先后演出《大地回春》、《秋声赋》、《英雄的插曲》、《再会吧，香港》等30多个剧目，近200场，观众达10万人次之多。
1943年底，当新中国剧社巡回公演回到桂林后，瞿白音将他与演剧九队队长吕复在长沙的设想汇报给田汉和欧阳予倩两位戏剧大师时，正值欧阳予倩筹建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新馆落成，也正好有想举办各地汇演的意愿。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最终由田汉和欧阳予倩出面，以他们两人的名义申请，由瞿白音具体操作筹备，1944年初确定以新中国剧社与广西省立艺术馆两家单位为筹备主力，新中国剧社随后又全力投入到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的紧张筹备工作之中。
而“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的筹办，同样在没有固定经费的条件下，参展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规模如此之大，并且取得了成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会，是“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团结协作和共产党人勇挑重担的精神。也正如西南剧展《会歌》中所写的：“忍着讥，耐着寒，备历创伤；流过血，流过汗，还有死亡！为的是：团结！奋起！为的是：自由解放！”
当时所有文化人和从事文化工作的地下党员也都是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这些也正是以新中国剧社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高贵品质推动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不断前进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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