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国际编号3704号小行星以其名字来命名的残疾科学家高士其。
高士其原名其实叫高仕錤，别名成瑶。1935年，他以其名字“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的铭志来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将原名改为“高士其”。
高士其1905年11月1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他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科普学家，还是一位诗人。柳亚子曾称赞他“士其先生能熔科学与哲学于一炉，为当代第一流人物”。1925年高士其20岁时就从北京清华学堂毕业了，由于聪明过人，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取得化学系和细菌学系学士学位。但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次科学实验中，高士其不慎感染了脑炎病毒，导致全身瘫痪，终生残疾。1930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前夕，虽然他身为残疾，却以一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在上海带病积极参加抗日群众救亡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千百万逃难的人群中，选择了远去西北，从上海辗转千多公里，拖着他那几近瘫痪的病体，突破战争的层层阻力，历时三个月的艰辛，于1937年11月25日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到来极为重视，多次接见了他，并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和生活。毛泽东主席还称他为“中国红色的科学家”。坚定的信念促成他在1939年1月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具有忠实信仰的科学家。同年4月12日，由于他病情恶化，党中央又想方设法，将他经重庆、昆明、河内、广州辗转护送到香港治病。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2日九龙沦陷，25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高士其由于行动不便，在战火的慌乱中，又与专门护理他的护士失散，只身受困，险些丧命。幸亏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出黄秋耘寻找，将他找到，捡回性命。随后，再将他冒险带出日军占领区，秘密转送广州，经清远，过韶关，最终于1942年7月，他拖着全身病痛的身躯，来到了大后方桂林。
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成为大后方的文化名城后，许多科研机构也纷至沓来，科技精英骤然集结，科技活动频繁活跃，科研成就硕果累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相辉映，共同构筑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丰富的内涵。桂林抗战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呈现以下特点：科研机构增多。在武汉、广州失守期间，为了保存国家科技实力，国民政府以及广西省政府的许多重要的科研机构相继迁移，落户桂林。如国民政府的中央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地磁研究所、动物植物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畜牧实验所先后迁至桂林。以及修炮厂、飞机修理厂、被服厂（军工厂）等一批工厂与科研机构。不少科研人员都是一流的科学家，包括李四光、高士其、丁西林等，都相继疏散或转移到桂林。
高士其在桂林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他转移到桂林后，先被暂时安顿在一家医院住下来，病情也有所好转。在桂期间，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在邵荃麟和张友渔帮助下，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主办的战时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并任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通过它的特长，开始研究用低廉的农副产品做原料，加工制成鲜美可口、富有营养的战时食品，以解决战时物资供应困难，粮食短缺的问题。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很快地就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出几种美味的营养食品。当时桂林有美国的飞虎队和前苏联的军事顾问团，还有住在我国及东南亚的盟军官兵，都有饮啤酒的习惯，但是，从遥远的欧洲或北美运来啤酒，那可真是“远酒不解近渴”。为此，盟军服务处给食品科研所提出了研制啤酒的课题。身为微生物学家的高士其，对微生物发酵工程可说是轻车熟路，当时一无设备、二无原料，要想酿出啤酒来，确实困难重重。但他们用广西盛产的红糖兑成水，代替麦芽汁来发酵；用苦味质稍逊于啤酒花的柚子皮做啤酒花的代用品。高士其指导大家精心配料、酿制、发酵。几个星期后，风味独特的啤酒终于问世了，虽然口感不甚理想，但其颜色、泡沫等外观指标，竟与盟军饮用的罐头啤酒相差无几。这件事，高士其一直到老都引以为荣，每当人们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还不免流露出一些得意之情。
高士其在山水秀丽的桂林又巧遇在九龙失散的护士谢燕辉，异地重逢，分外亲热。加上高士其以其坚强的意志与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等种种困难，在极端简陋的设备下，依靠助手和护士的帮忙，每天认真研究食品工作，还着手《自然科学发达史》的写作，同时还热情为《显微镜下的敌人》一书撰写序言。他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奋斗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护士谢燕辉，两人彼此间情感日益加深。原本谢燕辉也身患支气管哮喘病，同病相怜，更能理解彼此的需要，为能更好更方便照顾高士其的起居生活，最终他们在桂林结为伉俪。1944年6月4日，两人在桂林社会服务处举行隆重婚礼。婚礼由高赞鼎老先生主持，桂林科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纷纷前来庆贺。柳亚子不仅高度赞扬“士其先生能熔科学与哲理于一炉，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燕辉女士则富有南丁格尔献身之精神者”。他还特地赋诗相赠，以诗志贺：“科学能联哲理婚，高三十五旧能文。谢家道韫仁兼勇，甘作牺牲献恋神。”
新婚燕尔，享受幸福。高士其十分珍惜这从未有过的温馨家庭生活，更把热情投入抗日文化事业中。
高士其写的文章的特点，是融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在工作之余，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科学小品，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他写字时手是发抖的，一个字要一笔一画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陶行知与高士其早就认识，高士其在上海走投无路时，是陶先生帮助他走出困境，高士其去香港治病，陶先生又帮他筹了1000多元，陶先生常对高士其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高士其一直牢记这番话。每当初稿完成后，他或是要求别人帮他修改，或是读给小朋友们听，使自己写的文章尽量通俗易懂，便于为大众接受。
高士其与谢燕辉在桂林步入温馨幸福之路，只可惜好景不长，新婚未过一月，桂林便在1944年6月27日衡阳沦陷这天，下达了第一次紧急疏散令。7月1日高士其夫妇在别人帮助下，随部分人员顺漓江疏散到平乐。没过几天，军事部门及广西当局又似乎充满信心，坚信能够守住桂林，紧张的情绪稍有些缓和，广西省政府甚至要求所有疏散到平乐一带的省级机关返回桂林继续办公。高士其夫妇也搭乘广西省立医学院的专船，于9月6日回到桂林。但刚刚上岸没有两天，还没来得及喘息一下，战争的局势又突然变得紧张起来。9月8日，广西当局再次下达第二次紧急疏散令，由于反复折腾，加上行动不便，焦急万分的高夫人心脏病复发，不幸在忙乱中身亡离去。
孤身的高士其很需要有人照顾，但负责照顾的李姓护士却劫财逃跑，连别人资助高士其的两万元疏散费和值钱一点的衣服都被卷走，更可恶的是连高士其刮胡刀也不放过，所有财物洗劫一空。临走时，还将房门反锁，高士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又无人知晓，差点饿死家中。幸亏老友作家马宁多了个心眼，专门去趟高士其家看了一眼，这才让他化险为夷，躲过一难。最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才撤离桂林抵达昭平黄姚小镇避难。战争的磨难，使高士其几乎成了九死一生的真铁人了。
在黄姚避难期间，虽然难民如潮，这里的生活更加艰苦，但高士其却像机器一样每天不停地工作，仍旧进行他的科学实验和研究。正如他的好友马宁所写的：“朋友们没有把高士其丢在桂林。他像一架机器似的任人搬来迁去。他也像机器一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胜任工作。”这一期间，他在别人帮助下，还口述完成了《光明还没有完全到来》、《别了，黄姚》、《我们还在彷徨》、《给我的朋友》、《无题》等诗歌，有的还发表在《广西日报》昭平版、桂林复刊版上。1945年11月中旬，抗战胜利后，他才最后离开广西黄姚，乘木船顺漓江转西江，再经珠江赴广州，继续从事他的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随后还投入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解放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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