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多久再打来呢？”
“我不知道，这里有把椅子，你坐这儿再等等吧。”
我坐到了椅子上，疑惑困扰着我，快乐似乎也在慢慢地消失殆尽了。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到底是谁？他肯定不会是叔叔，他说话从来都很悠闲，一点也不急；那男人称呼我“住这里地下室的人”，叔叔从不这样叫我，他也不是直接叫我的全名——弗朗茨·库，而是亲切地喊我库。
不是叔叔，那他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知道我住这里的地下室？如果他不再打电话过来，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是谁。我稳稳地嵌在椅子里，静静地等着，时间好像都静止了一般。
看来，既然提到了叔叔，是该向大家介绍介绍他了。
我在伊斯坦布尔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早上邮递员送包裹的目的地——那家我最初谎报了地址的音像店，就是叔叔开的。他喜欢音乐，不论是古典的，流行的，还是摇滚的，他都喜欢。叔叔和我一样，都很叛逆，都是在国外读的大学——他在美国，而我则在法国；大学毕业后，我们坚决不愿像我祖母和父亲那样保守——呆在布拉格这样平庸地过一辈子。他决定到土耳其经商，开一家音像店，专卖西方的音乐，追逐他儿时的梦想。也许是我的性格和他极其相似，叔叔很喜欢我，我也很尊敬他，他出钱供我在法国读书，在我来土耳其闯荡时又经常照应我。我真的很爱他，很感谢他。
每个星期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要是碰上一次没和叔叔通电话，我会很不习惯的。他在电话里鼓励我，有时还会邀请我和他共进晚餐，或是到音像店去看看。为了不打扰他忙碌的工作，我一般都会婉拒。
等了许久，电话终于响了。那一串串银铃般的响声，又像某位艺术家在弹奏竖琴，它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这久违的电话铃声，仿佛让我看见了叔叔那和蔼的微笑，我一下就从椅子里跳了出来。
“你好，是叔叔吗？”我迅速拿起听筒，迫不及待地说，为了保险起见，我说的是土耳其语。
“……请问，您是住这里地下室的人吗？”那个声音果然不是叔叔的，声音很低沉，又很有磁性，听起来也没有老大爷说的那么急。
“是的，我叫库，弗朗茨·库，就是住公寓楼地下室的人。”我却有点急了。
“那么，您有一个叔叔？”
“是的，弗朗茨叔叔，有什么问题吗？”
“请听我说，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他现在没什么问题。只是，他在他开的店门口那儿出了场车祸，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撞伤了他，他现在在医院，陷入了昏迷。我们安排了医生为他做手术，他正在手术室里接受手术，没有生命危险。在他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我们问他有没有亲人，他嘴里就不停叨念您所在的公寓楼的地址，还有‘地下室’。谢天谢地，我们查到了您所在的公寓的电话，于是打给了您。我说了不要慌张，您的叔叔没有任何危险，他正在接受手术，他需要安静，需要休息，您暂时可以不必来医院，因为您来医院也没办法见到他。”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沉默了好一会儿。
“车祸是怎么一回事？”
“哦……我了解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事情有点复杂，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我现在有点忙，医院人手不够，我该去工作了。好了，我在晚上的时候应该就空闲了下来，我会再打电话过来的，告诉您详情。您的叔叔现在情况很好，请不要担心。”
“你们是哪个医院？”
“您的叔叔在国立医院。好了，我们对此也感到很难过，不过我们会医治好您叔叔的，请耐心等待。”随即，他挂断了电话。
掉了油漆的电话听筒无力地垂到了地上，我没听见声响。
3．巴洛克式巧合
现在，我要像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站在布拉格一个宫殿阳台上，向广场上数十万老百姓发表演讲时那样，庄重地向你们宣布这个足以改变我命运的消息：我的叔叔出车祸了。我不是在说笑，没有叔叔，我的生计，我的精神都成了问题。我希望叔叔没事，希望这不要成为我命运走向衰败的转折。
我的叔叔，我的叔叔弗朗茨，我那个现在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叹息的可怜叔叔，请接受我衷心的祝愿，愿您早日康复。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叔叔的全名，我只称呼他弗朗茨叔叔——尊敬促使我这样做，我愿意把我们家族的崇高姓氏焕发出的精神全看作叔叔一人的。
人们一直对巧合争论不休，他们探讨它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巧合是宏观上的复杂，偶然性的简单。贡布罗维奇那样说，一个人的重量取决于全地球人类的重量，用一个人来除以地球上人的总数，就成了他的重量。因此巧合也取决于人类的总数，上帝要挑选一个人来承受巧合的重量，面对这么多人，他是要作一番考虑的。但它又是那样的简单，每个人的概率都是相同的，每个人被选中的几率均等。
然而，有这么一种巧合，上帝闭上眼睛在全世界挑选人，被选中的人将承受巧合的强压，但与一般巧合不同，上帝要闭着眼睛选很多次，而不仅仅是一次。接下来，不幸就出现了，上帝应对他发明的残酷的新游戏而感到愧疚，他闭着眼在地球上选了很多次，并且他忽略了一点：前一次遭受巧合的人，下一次还是会跟其他人一样，并无异样。有个人被选中了许多次，上帝几乎每选一次，遭遇巧合的人就是他。他叫苦不迭，但对这个游戏又毫不知情。我把这种复杂的巧合叫做巴洛克式巧合。
我在看门老大爷的小房子里一直呆到了晚上，或许那已经是深夜了，我几乎没有闲心去看表。的确是啊，那个会告诉我详情的医生马上就打电话过来了，我现在的任务是等电话。我想离开这个窒息的小房间，但不由我控制，我离不开它。我想，如果我不小心偏离了这个重要的小房子，哪怕是一秒钟的时间，接通的电话就有可能挂断。
忠诚的穆斯林女房东也闻讯赶来，她看起来很难过。她慢慢靠近我，然后轻轻抚摩我的头发，就好像我是他的子孙似的。接着，老大爷和女房东都坐到了我的周围，我们三个的位置刚好可以画成一个不规则的圆。看门人点了一支烟，郁闷地抽了起来，女房东动容地叹息。小房间里顿时烟雾缭绕，那部黑亮的旧电话也渐渐变模糊了。我在等待，其实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悲伤，我只是觉得困惑。他们似乎不是那样想的，他们认为我太脆弱了，这情形更像是一个团结的家庭正对亲人的不幸遭遇而一筹莫展。
电话铃声打破了沉默。看门人和女房东都激动地看了看我，示意我接电话，同时又都挺直了腰，摆出了一副看好戏的架势。
“你好，是下午来电话的国立医院的医生吗？”我拿起了听筒。
“是的，正是。不好意思，让您等得有些久了。”他声音有点疲惫，像是忙碌了很久。
“进入正题吧。叔叔的车祸是怎么回事，是有人故意的，还是一场意外？”
“我整理一下思路……请听我好好讲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您的叔叔是捷克人，在土耳其经营一家小有名气的音像店，对吧？他是个勤奋、刻苦的人，尽管为人老板，但他对音像店的许多事情，都惯于亲自处理，就连贴海报、打扫清洁之类的杂活，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后来，店员们看不过去，就争着打扫清洁，只是您叔叔认为海报关系着唱片的宣传大事，他只让他们打扫清洁，而贴海报的事，还是由他做。说简单点，今天您叔叔的车祸，就是由贴海报引起的……”
“那么说，这其实就是场意外啰？”急于知道实情的我打断了他的说话。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请听我讲下去……他在昨天的时候进了一批货，是披头士的精选集，唱片里面所有歌曲都是他们曾经的冠军单曲。本该立刻就把它们摆上货架的，但您叔叔追求完美，他觉得应该在店的橱窗贴上精选集的海报，才能把唱片摆上货架。但由于海报要今天早晨七点半左右才到，所以他把唱片搁置了一夜。……您叔叔之前向邮局咨询了海报的事，因为货商远在国外，所以送到音像店的时间会晚一些。因为只有一叠海报，不重，所以邮局方面的人说的是寄出后四天便可到达。您叔叔是个计算精准的商人，于是邮局往后再推了一天，并且定下了更精确的时间，时间就是今天早上七点半。那个时候，邮递员会准时把海报送到您叔叔的手中。”
“七点半送货的邮递员？”
“但接下来的事就不怎么顺利了，请别生气，那个邮递员竟然迟到了，而且一迟到就是两个多小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邮局方面说他很勤快，什么活都往自己身上揽，弄得上司都没怀疑他的能力，认为他对全伊斯坦布尔的道路都很熟悉。可能是他不太熟悉音像店那里的道路布局吧，总之，他没能按时把海报送到您叔叔手中。您叔叔对此很有信心，早早的就联系好运唱片的大卡车——音像店太小，所以您叔叔把唱片放在离那里有一公里远的某个仓库过夜——让司机九点半驾着大卡车在紧邻橱窗的拐角处出现。今天早晨七点半，您叔叔在门口满怀希望地等着邮递员，可他却迟迟没出现。他一直在音像店门口来回踱步，顾客看了都奇怪。一直在门口徘徊了大约两个小时后，邮递员终于现身了，据您那已经苏醒的叔叔所说，他当时累得满头大汗。您叔叔也没责怪他，他时间很紧，于是接过海报就开始张贴它们了。贴了大约十分钟，您叔叔还在为看刚贴好的三张海报的位置歪没有而忙活——可他没注意，时间已经到九点半了。如果这会儿司机也迟到了，那该多好啊。正如你所想的，音像店那儿的拐角很急，大卡车又重，它以很快的速度撞倒了您的叔叔。”
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场车祸是那个邮递员造成的吗？我竟变得有点心虚了。
“不过，还好，您叔叔没什么大碍。手术很成功，我们摘除了他被撞破的脾脏，左腿的骨折我们也已经做了相应处理，他现在已经安稳地睡下了。您可以明天来国立医院住院部的203号病房看望他。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该怪谁呢？都怪那迟到的该死的邮递员！”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
电话这头的我可不轻松，我低着头挂断了电话。说真的，这事儿还应该怪我才对。唉，我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是那样的开心啊。我先前的快乐之源变成了一种绝对的隐私，突然变得难以启齿了。我和那个邮递员一样，都没料想到我们都被某种东西戏弄了：邮递员是被我；而我，则是被可怕的巧合给愚弄了。
4．我的叔叔
当我得知叔叔出了车祸后，我突然发觉叔叔在我心中的地位更重要了。实际上，我在本地的邮局谋了一个职务，在生活中叔叔并没有给予我太大的帮助。这儿有了他，我依旧在陌生的伊斯坦布尔孤独地生活，亲切的叔叔没有让我觉得生活突然因为某个人而改变。弗朗茨叔叔对我而言，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物质的象征，或者象征着帮助。
叔叔对于我来说，他甚至是国家的象征——我的祖国，我伟大的捷克祖国——象征着温暖，或者说是依靠。如果把叔叔的精神作用从渺小的地方说起，那么就是他让我感到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与父亲过早地决裂——关于准确的时间我思考过许多次，应该是轮到我上大学那会儿。我的性格，相信你们是了解的，我不愿平庸地过完一生。家庭的困扰不在于成员之间的感情，谁都清楚家庭成员之间都充满了亲情，充满爱。家庭的不幸便在于每个家庭成员的思想，家庭不是个批量生产零件的工厂，它是个思想自由的大社会。但是，偏偏就有家庭成员希望家庭成为这样一个工厂，怎么说呢，我的父亲，甚至于我的老祖母，都是这样的家庭成员。关于保守，我首先还得从我老祖母那儿说起。她出生在一个远离首都的农村，年轻时就因为摔跤而落下了残疾，因此她拄了几十年的拐杖了。她的保守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她那个农村家庭赋予的，而是她自己给自己的。祖母年轻时的那次摔跤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不是因为伤残的疼痛和遭人歧视，她的残疾并不严重，而是因为她的不小心，那次摔跤是在至今还是原来那个样儿的平坦的乡村大道上发生的。从这以后，祖母觉得她应该处处留意，事事小心，不然指不定哪天就会发生比摔跤致残更严重的事。
祖母就是那样教育他的孩子的，父亲很听话，成了个保守的人；叔叔呢，他从小都很叛逆，他觉得人应该大胆追逐自己的梦想，他强调的是“大胆”。我的理念和叔叔的想法相似，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保守的父亲坚持让我留在布拉格，毕业后像他那样找个在工厂做工的工作，因为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保守的祖母也不赞成我这样做，但她老了，心肠也变软了，姿态不强硬。叔叔不顾祖母的反对，坚决支持我自己的想法——去法国上大学，毕业后外出闯荡。叔叔那时已经开始在土耳其经营这家音像店了，挣了一些钱。这正合我意，况且叔叔还对我表示，如果我去法国，他愿意出钱供我读书。在这世上能遇到心思这么相近的人太难了，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叔叔呢，这简直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我含着眼泪拥抱了弗朗茨叔叔——我至今还不能忘记那个代表我信念的拥抱；并且一天晚上，我趁着全家都在客厅休息的时机，向父亲和祖母宣布了我的决定。
“你不是我的儿子！”父亲红着脸，愤怒地说完这短短的一句话后，就再也没有意思要对我说话。他既不来劝我，也不训斥我，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忘了那还是休息时间，父亲在翻着一叠报纸。
老祖母对我的话倒是有一些表示，她不住地叹气，像是得了大病一样。瘫软在木藤椅里的老祖母，臃肿的身体快和从背后映射过来的烛火般的光融为一体。她耷拉着脑袋，什么事也没做，她再也强硬不起来了，她对此无能为力。
看到这般情形，我对我的话感到后悔。但叔叔看到我一脸沮丧后，说他当初的处境也是我这样的，说完没等我回话，他又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坚定了我的信心。
在法国念书期间，因为叔叔长期呆在土耳其，我和布拉格的家几乎中断了所有联系——就像我在布拉格从来就没有一个家一样。只有叔叔每学期来看望我时会跟我说说家里的情况，从来都只有一句话：家人们很健康，家里情况很好。到现在来土耳其生活，我的情况依旧如此。
尽管没有父亲和其他亲人，但长年和叔叔相处让我感到很快乐，他会不定期地邀请我到他位于尼尚坦石的大公寓住，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就这样，我的关于捷克的记忆，关于布拉格的记忆，关于家人的记忆，关于儿时梦想的记忆，都凝聚到了我的弗朗茨叔叔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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