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奥利金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中的重要性，也由于基督教思想史主要针对奥利金而评价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本章以奥利金为中心，通过审视奥利金思想所引起的争议和影响审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贡献。
第一节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及奥利金的成就
奥利金是3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也是基督教思想史上伟大的教父之一。奥利金的神学包容而广泛，思想的表达具明显的希腊性，也引起了多义的诠释和复杂的争论，这些通常所谓的奥利金主义者的争论反倒模糊了奥利金本人的神学观点。他的思想成为公元2至4世纪基督教神学演化的框架，是3世纪教会发展的明灯。但是4世纪之后，却因为争论的种种诠释所引发的各执一词反而形像模糊。要详细描述奥利金的影响绝非易事，囿于资料，只能作概述性的判断，但希望这个概论性的评价依然是准确的。此外，现代学者所复兴的奥利金研究，又说明奥利金思想的现代活力，说明奥利金的思想依然与现代生活相关。
奥利金思想的多面性充分表现在它为彼此敌对的思想各方所使用。他的思想涉及基督教生活和信仰的方方面面，几乎包含神学的所有方面，他的思想是3世纪基督徒灵性生活的缩影。奥利金的广泛影响不只是因为他的虔敬生活和磐石般的信仰，还在于它为基督教提供了苦修主义的灵意基础。这是源自思想家心灵深处并与生活相一致的基督教伦理，成为直至公元7世纪被广泛接受的基督教生活规范。此外，奥利金所受的希腊文学和哲学的严格教育则使他超越基督教本身的视野。当时鼎盛时期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他提供了宇宙的图景，他的神学宇宙论构造都反映出时代的智力成就。2、3世纪复杂的神学争论以及巴西理得、瓦伦廷和马西昂的诺斯底主义学派则为他提供了神学言述的另外一个向度，激发他创造系统神学的勇气，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同时也受限于他争论的对象。伊壁鸠鲁之外的所有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中期柏拉图主义为他提供了概念工具，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实体论成为其上帝论的论证框架。他还受益于犹太教，他对旧约的诠释根据希腊和拉比两大传统互证。奥利金的成就是2、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知识分子生活世界和智力成就的结果。
奥利金还是著述宏富的作家。奥利金著述之巨足可以使他与瓦鲁（Varro）和奥古斯丁等古代最多产的作家相提并论。同时代思想家中也许只有亚历山大里亚人卡尔西尼特鲁斯（Didymus Chalcenterus）足以匹敌，后者是亚历山大里亚1世纪的文献学者，据说这位学者的著作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记清。不过奥利金的写作态度要严谨得多。奥利金的写作总是开始于《旧约》文本的严格审视，他对《圣经》的谙熟程度，都使得他的著作严格地以《圣经》为前提。他还具有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所特具的敏感性，他能对《圣经》的绝大多数章节都进行了极为仔细的评注。奥利金的释经著作为此后长达数世纪的寓意释经提供了榜样，成为例如奥古斯丁和安布罗斯这类作家的灵感之源。奥利金还是教理问答学校的校长，是许多基督徒的导师，也是3世纪许多教父的思想教父，他为希腊的理性主义融入基督教拓展了途径。当然奥利金的著述风格并不富有美感，因为他的著作有明显的口授特性。奥利金确实有一个写作团队，通常是一个速记员记下奥利金的口述，然后有誊写员抄录清楚，奥利金则凭着极强的记忆力校正口授内容。这既是他是如此之多的著作作家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使得他的著作有所重复或显冗长。
奥利金的最大成就当然是他的神学思想。他是基督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神学著作的作者，这种系统神学的叙事方式开创了基督教论述真理的风格。奥利金的神学思想不只是知识的表达，不只是理论的探讨，他以凝思式的苦修主义以灵修的生活敞开理性之于上帝的敬拜，塑造了转化性的神的知识。评价奥利金的思想不只是要理解他论述的逻辑和知识的形态，还在于要洞悉他思想里面所包含的敬畏和激情，信仰的激情融会于理智之中。这是奥利金认为的信仰的智慧即神智学，“自由的神智学是神学、哲学和经验科学的有机综合，只有这样的综合，才能囊括知识的完整真理……真正的哲学必定具有神智学的性质，或者说，它只能是我所说的自由神智学或完整知识。”[857]要想理解奥利金对圣经的“解释”，就必须意识到“解释”是凝思神的至深奥秘的过程。神的形像在人的凝思过程中转变成了关于神的知识，在知识中则呈现出神仁慈的本性，凝思的生活乃是对于信仰的最好诠释，这大大拓宽了古代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这种凝思使基督徒远离罪，教会他们从理智中寻找上帝之道，这恐怕也是奥利金如此强调灵魂救赎的重要原因，“魂在今生之后将取得一个灵的身体，它将由现在寄居于肉体中的萌芽状态的逻各斯变化而成；这样，原来的个体仍保存着，但原来的物质构造已不存在。奥利金的非物质之火不但延伸到天上，也延伸向地狱；地狱的火不是给有感觉的身体带来痛苦的物质的、外在的火；它是良心和悔恨的内在的火，这种痛苦既是惩罚，又起着涤罪的作用”。[858]凝思是灵魂与信仰发生关联的基本环节，是信仰与智性结盟的默观方式。这是奥利金神学思想的根基。奥利金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历代教父都能从那里发现他们或许认为有用的东西。神学家奥利金有着诸多面相。
第二节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与两希文化的结合
本书用了许多篇幅讨论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与柏拉图主义的关系。正是借助于柏拉图主义的基本视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能够把两希文化揉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正是这双重视野的归纳。基督教与希腊和希伯来除了融合的一致性之外，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两希文化固有的张力。两希文化被基督教思想家创造性使用，既开阔了基督徒对于信仰的理解，也使希腊文化在基督教内部继续发展。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用“柏拉图就是希腊的摩西”的观点表明了两希文化的一致性。这个宣称是双重的辩护：首先，它是对希腊文化的辩护，为基督教思想家“合法地”使用柏拉图的思想资源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也把柏拉图主义作为基督教信仰的预备性阐释。其次，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把两希文化看成原本就是统一的，都得自独一神的真理，他们认为只不过神以不同方式塑造他们的心灵及感知：一者是宗教的和信仰的（希伯来文化），另一者是哲学的和理性的（希腊文化）。它们都是同一逻各斯的活动，源于同一个逻各斯，逻各斯构成不同文化的同一的言说逻辑。逻各斯这个典型的希腊词语担当起了包容两种不同传统的使命。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思想家把两种不同的感知方式融会在基督教思想的内部。逻各斯学说既捍卫了基督信仰的至上性，又使基督信仰能够容纳希腊传统。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不是简单地综合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不是只对两种文化传统作概念的简单组合。逻各斯基督论表明他们的整合工作源于信仰，而又力图穷尽理性。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希腊的运用不同于诺斯底主义，其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柏拉图主义运用的差别。诺斯底主义过于重视东方的思想路线，尤其是祆教的二元论，其作为信仰的个体性过于强大，人在灵智的奥秘里面与神的沟通成为一种秘仪，而这损害了基督信仰的清晰性和独立性。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理解柏拉图主义时，更为内敛和成熟。谨守理性和言说的界限。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从柏拉图的思想中获取了这样的观念：神性理智和世俗知识之间存在鸿沟，而不是连续的线性上升。这既维护了基督信仰所能够包含的世俗文化的合理性，更维护了基督教信仰的至高地位。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还认为，信仰并不违背于知性的原则，与单纯的仅仅的信仰区分开来，这也显示出柏拉图的理性主义的突出特性。奥利金以辩证法与逻各斯的内在张力保持了旧约圣经的神秘主义，克莱门则对敬畏感和智慧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度的敏感。这些理论层面的内容都汇聚在逻各斯的概念中。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既是存在论的，又隐在于神圣的理念世界中，是辩证法的对象，又构成救赎的道路。逻各斯自身构成了辩证法的内在张力和意义的信仰空间，神秘的内知觉和灵魂的精神性之间的互为呼应构成向着上帝上升的攀缘之路。正如犹太人通过阅读旧约圣经寻求得救的信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则用柏拉图主义的方式，以知识亲证信仰的翩然降临。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于信仰和知识的结合为基督徒带来理解与上帝相遇的更大空间。他们也透过融合两希文化为基督徒在希腊世界创造了新的身份。信仰本身来自于逻各斯的表达，知性的话语是神秘的战栗。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意识到柏拉图的灵魂上升学说对基督教的意义，他们确切地经历到灵性实在飞翔的轻盈，并且深信他们已经成为实在性的部分。柏拉图的知识与实在的关系显然不是心理的意义，它是以信仰为前提的深刻的知性形式。柏拉图也是从这个层面上确立起与神或者说终极实在的沟通。当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采用柏拉图主义的方式探索超越性的言说时，他们以为信仰已经牢牢地扎根在了希腊式的内知觉之中。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发展了柏拉图知识论的精神性方面，旧约和犹太传统为他们提供了区分希腊和希伯来的某些重要界限。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得以在综合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同时，又超越它们。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使得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互补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用希伯来传统修正希腊传统，又以希腊传统拓宽希伯来的理解视域，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事实上也不可能彼此替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神学宇宙论和救赎论清楚地显示出希伯来和希腊的互动。一方面，克莱门的宇宙论明显地显出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而其救赎论又指向某种程度的修正：得救的不仅是灵魂，还将是身体。在这个前提下，无论克莱门还是奥利金都没有抛弃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救赎是灵魂的上升。克莱门把灵魂的上升看成是教化过程，奥利金则把旧约解释成灵魂之于逻各斯的意义构成。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这一系列观念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教义：信仰的本质在于智慧，而所谓的智慧不只是信，是要从思中探求信的神圣本质。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自由意志论也结合了两希传统：实在性和自由意志。前者是柏拉图主义的基本观念，后者则是旧约的切己原则。希腊哲学对自由意志所论甚少，但也不是没有论述。柏拉图通常以否定自由意志的论调肯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例如《理想国》所谓人的灵魂由欲望、激情和理性之构成。柏拉图把欲望看成恶的根源，相当于从恶的方面理解自由意志，柏拉图把理性看成来自最高的实在的部分，认为得救的力量主要来自上界的提升。柏拉图在这两个极端处理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恶的，但是它主动存在于人的灵魂中；得救来自于神圣的源泉，人只能去承受它。不管怎样，柏拉图都赋予了人选择的自主性：要接受哲学的教育。柏拉图指出人的所作所为包含了自身的责任，他必须承担恶和罪。这一立场显然接近于基督教。希伯来文化尤其是它的自由意志理论很好地成为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理论的补充。奥利金用旧约圣经的语言解释了自由意志与人的救赎的关系，指出存在于灵魂深处的罪与恩典的张力。奥利金指出自由意志是中性的，它并不纯粹是欲望或非理性的，在与理性的相关性中具有自由的空间。这正是来自于希伯来文化的影响。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所内含的两希文化的结合有示范性的意义。它以新的姿态将基督教引入新的方向，为基督教提供了理解其他文化传统的新目光。基督教在不废除任何传统的情况下，发展并表达自身的价值，成为其他文化传统内部的价值原则。基督徒可以以一种既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又散居在万邦之中的方式生存并彰显真理。这是基督教的普世原则，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信仰的希伯来局限，催生了崭新的文化神学，并为欧洲文明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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