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与少年时代

    莫里哀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后来从事戏剧事业时所用的艺名。波克兰家族的人原来住在博韦齐。莫里哀的曾祖父曾经是博韦齐地方的市政长官，说明他家境殷实，声誉也不错。莫里哀的祖父让·波克兰，是个地毯商人，16世纪末迁居巴黎。1586年，他与一个皮货商的女儿，名叫西蒙娜·图尔纳米娜的姑娘结婚，同时与其岳父合伙做生意。四年后，他的妻子去世，两个女儿也相继夭折。1594年，他第二次结婚，娶的是一个名叫阿涅斯·马齐埃尔的洗衣妇，这就是莫里哀的祖母。阿涅斯的祖辈原是厨师，她的家族酷爱音乐，三代人中有十来个人是御用小提琴手，有三四个是庆典音乐师。阿涅斯与让生有九个子女，大儿子的名字也叫让，1595年出生。这就是莫里哀的父亲。为了与老一辈的让加以区别，人们把莫里哀的父亲称为让二世。

    让二世在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一个亲戚家去当学徒。后来，他子承父业，也成为一个地毯商人，而且在父亲的帮助下，经营有方，积攒了一定的财富。1621年，也就是让二世二十六岁的时候，与玛丽·克雷塞结婚。他岳父家也是地毯商，家境富裕，真可谓门当户对。据说玛丽能用自己的名字签字，这在当时的妇女中已属罕见。另外，在她的卧室里放着一部圣经、一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作品和几本小书。因此，人们推测玛丽可能粗通文字。玛丽与让二世结婚时，带来2200里弗尔的丰厚嫁妆，其中包括价值400里弗尔的家具、衣服和细软。让二世自己的店铺里也有大约价值2200里弗尔的存货。两个殷实的家庭合在一起，把商铺经营得红红火火。十年之后，他们的财产增加了两倍。他们家里堆满了东西，各种物品应有尽有。玛丽喜欢精致的衣服和首饰，只要打开她的衣橱和首饰盒，看看她的收藏，就可知道这家人是过着如何富裕的日子。玛丽有二十一件细麻布衬衫，四十个皱褶领圈，二十四个头饰与帽子。她的裙子和外衣都是用意大利进口的呢料制成的。她的首饰箱里装有数不清的宝物，譬如有三串珍珠项链，其中一串是由五十颗大珍珠串成的，有两副由一千零五十四颗珍珠串成的手镯，有四副镶着大珍珠的耳环，一块镶有绿宝石、红宝石和各色玛瑙的圣牌，一块纯金怀表，七枚钻石戒指，七枚镶有蛋白石、绿宝石或其他宝石的戒指，还有带金十字架的念珠、金币腰带、镶钻金盒，等等。

    1631年，让二世从他的弟弟尼古拉那里买了一个官职，叫“内室侍从”，就是在王宫里做“御用室内装饰师”。如前所述，在那个时代，能进宫侍候国王被认为是一种荣耀。宫廷公开以卖官鬻爵的手段来筹措金钱，在宫廷里设立各种侍候国王的职务，每一种职务负责什么事情，都有严格的规定。王宫中，共有御用室内装饰师八人，两人一班，轮流为国王服务三个月。他们每天早上要进宫侍候。国王起床后，有专门的内室侍从负责整理御床。这些御用装饰师站在一旁，等内室侍从工作完成之后，他们来收拾窗帘、床顶华盖、帷幔、床罩等，清理寝宫的物品。他们还要负责家具陈设，在国王外出时负责看管家具。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的职务虽然不起眼，却也是一种荣耀。再说，有了这样的职务，就可以有机会接近国王，可以有机会得到小贵族的称号，还可以得到每月300里弗尔的津贴和37里弗尔10索尔的小物件购买费，服务期间每天有40索尔的膳食费。

    让二世的家庭过着富足、平稳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1632年，年仅三十岁的玛丽去世了，留下了四个儿女。让二世和玛丽本来有六个孩子，其中两个已经夭折。老大是个男孩，名字也叫让，与他祖父和父亲重名，应该说是让三世了，这就是莫里哀。1622年1月15日，父母为他举行洗礼。按照当时的习惯，新生儿不出三天就要举行洗礼。依此推论，莫里哀的出生日期应该在1月15日当天，或者在此之前的两天之内。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弟弟（尼古拉和让）和一个妹妹。为了与比他小三岁的同名弟弟区别开来，家里人给他取名为让—巴蒂斯特，因此，莫里哀完整的名字应该是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1633年，让二世第二次结婚，娶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鞍具商人的女儿，名叫卡特琳。卡特琳带来的嫁妆也不少。让二世用这笔钱买了一所可以分期付款的房子。卡特琳与让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幼年夭折，另一个女孩随外祖母生活。卡特琳和让只共同生活了三年。1636年，卡特琳在一次难产中身亡。从此以后，让二世没有再娶妻，一直过着鳏居的生活。让二世的家庭生活虽然遭遇不幸，不过，他很善于经营，生意做得不错。有人查看过他的账本，看到他把账目清理得井井有条。他在同行里有一定的威信。1647年，他担任了地毯商社团的管事和保管员。

    1637年，让二世迁居圣奥诺雷街和老浴室街拐角处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多少年来都是由地毯商租借的。由于门外街角上竖有一根木柱，上面雕刻着一群猴子在树上嬉戏的情景，因此人们把这所房子叫作“猴阁”。

    以上都是关于莫里哀父母的一些情况。下面我们要叙述莫里哀的少年时代，但是，现在留存的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史料极为稀少，有些还是传闻，我们只能根据这些材料补充一些有关的旁证，加上一些推测，来构想这位作家少年时代的面貌。

    莫里哀从小在生意人的环境中长大，店铺里成天客来客往，熙熙攘攘。他父亲也有意培养他成为一个商人，从小就教他算账、识字，把他放在店堂里，看大人如何做生意。他耳濡目染，自然就熟悉了商业往来的那一套，也熟知商家和市民的生活习性。这就为他后来描写市民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和人物形象打下了基础。但是，他对做生意似乎并不感兴趣，而他家店铺旁的另一种东西倒让他更有好感，那就是街角的那根木柱。木柱上那群顽皮的猴子互相打闹，扮出各种鬼脸，煞是可爱。那群猴子常常引得莫里哀呆呆地伫立在木柱旁，琢磨它们的形态，模仿它们的表情。他的表演才能，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引发的。

    莫里哀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十岁。他的继母与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仅仅三年。他是在独身父亲的抚养下长大的，所以在莫里哀的头脑中，母亲的印象很淡薄。他对母爱的体验并不多，人们因此而猜测，这也许是他后来所写的作品中没有慈母形象，很少描写亲子之爱，而且家长多半是父亲，又往往是鳏夫的原因。

    所幸的是，莫里哀有一个慈祥的疼爱他的外祖父，叫路易·克雷塞。我们后来会知道，这位老人将在莫里哀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位老人在圣多昂有一所房子、一个葡萄园和五十亩土地。老人与让二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让二世一家也经常去那里做客。老人喜欢孩子，喜欢他们一家，还在自己的宅子里保留了一个房间，专门接待他们。关于这位老人对莫里哀的影响，流传着一些传闻。有人认为这些传说很不可靠。但是，在有关莫里哀生平的史料，特别是有关他早年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一般的传记作家都愿意把这些传说记载在他们的作品里，至少可以增加一点传记的趣味。据说，路易·克雷塞是个戏迷，爱逛新桥，那是一个类似过去北京天桥的地方，有许多民间艺人在那里献艺。克雷塞经常带着小外孙去看戏。他们来到新桥，看民间艺人的表演。艺人们演出的多半是小型的民间闹剧。这种短剧情节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有个民间艺人叫塔巴兰（原名安托万·热拉尔，1584—1633），在这里帮一个江湖郎中卖药，说俏皮话，演小闹剧，后来轰动了巴黎。巴黎的市民都喜欢看他演的戏。外祖父也爱带着莫里哀去看他的演出。塔巴兰在少年莫里哀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他成名之后，仍然不能忘记，他后来写喜剧作品时，经常吸收塔巴兰的一些技巧。

    据说，他外祖父有一张勃艮涅府剧院的长期门票，可以天天进去看戏。那里有职业剧团演出的高水平的戏剧，高乃依等名家的悲剧就经常在这里上演，外祖父当然不会错过，他进剧院也不会忘记带着小莫里哀。祖孙二人在这样的戏剧世界里徜徉自如，十分开心。就这样，在莫里哀幼小的心底，深深地埋下了戏剧的种子。

    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戏剧表演，在少年莫里哀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枯燥杂乱的商业活动来，对他更有吸引力。莫里哀越来越不喜欢父亲的职业。他父亲也看出了这一点，生怕孩子忘了祖传的家业，便劝告老克雷塞，不要再带着孩子去看戏。甚至责问老人说：“难道您想把孩子培养成戏子吗？”老人也不示弱，反问他说：“做戏子有什么不好？但愿上帝保佑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好角儿！”显然，在外祖父的影响下，莫里哀幼小的心灵里培养起对戏剧的爱好。他没有接受歧视戏剧的世俗观念。

    莫里哀的父亲当然不愿意儿子去做戏子，因为演戏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下贱的职业，只有无业游民和贫苦的市民才去从事这样的职业。像波克兰这样的人家在商界算得上有头有脸，小莫里哀怎么说也是个小少爷了，父亲怎么可能让他去当戏子呢。让·波克兰也看到孩子不喜欢经商，那就让他去念书，希望他不再迷恋戏剧。1635年，当莫里哀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进巴黎的一所贵族学校——克莱蒙中学（后来改为“大路易中学”）。这是巴黎一所有名的学校，由耶稣会主办，学生都是贵族后裔和富裕市民的孩子，许多王家子弟，包括三位亲王、路易十四的兄弟也在这里上学。国王为学校的评奖活动提供奖励。由此可见，这所学校非同一般。据有关材料记载，学校管理十分严格，学生在这里学习的课程有拉丁文、算术、历史、法学、哲学、神学、化学、物理、希腊文等，另有专门的时间学习舞蹈和击剑。莫里哀走出家门，来到学校，脱离了他不感兴趣的商业买卖，当然感到精神愉快。他在这里认真学习，受到了很好的文化教养。他饶有兴味地学习了拉丁文，能够阅读古代罗马作家的原作。他爱好戏剧，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泰伦斯的喜剧让他爱不释手。每逢开学典礼，学校举行戏剧表演，他都会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对于培养他的戏剧爱好无疑起到不小的作用。莫里哀还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据说，他不但修完了普通班的课程，而且参加了哲学班的学习。他喜爱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上学期间就把这位哲学家的代表作《物性论》翻译成法文。可惜，他的译稿没能保存下来，只有其中关于爱情的几句，保留在他后来所写的《愤世嫉俗》中。他在这里读了四年书，培养了他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创造能力，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639年，莫里哀从克莱蒙中学毕业。他父亲并没有放弃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的意图，因此在莫里哀毕业之前（1637年）就把“御用室内装饰师”的职务和“内室侍从”的称号都过到了莫里哀的名下。莫里哀中学毕业之后，他再次让儿子到店堂里去学习做生意。莫里哀对父亲的安排并不满意，还是一心一意喜欢戏剧。

    让二世见儿子无意经商，又无法阻挡儿子对戏剧的喜爱，他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就是把儿子送到奥尔良大学去学习法律。在当时，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如果不想从事工商业，那么学习法律，将来做律师、当法官，有了钱，再买一个官职，这就是最好的出路了。让二世打的就是这样的主意。奥尔良大学管理不严，只要缴足了学费，不去上课学习，也能拿到文凭。莫里哀本来就不喜欢法律，稀里糊涂地混了个文凭。后来，他到底是不是登记做了律师，也不得而知。法院里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他与律师行当有关的只言片语。

    1642年，路易十三南巡纳尔榜时，轮到让二世当班。他应该陪同国王南下，为国王布置行宫。为了给儿子一个历练的机会，让儿子体验一下侍奉国君的荣耀，让二世就派莫里哀代替他去侍候国王。那时莫里哀已经二十岁，也有了御用装饰师的身份，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哪知事与愿违，莫里哀办完差回到巴黎，不但没有对侍奉国王感兴趣，反而更讨厌经商而热衷戏剧了。那时，正好意大利的著名喜剧演员斯卡拉姆什在巴黎演出。这个喜剧演员是首相马扎然为讨太后的欢心而从意大利聘请来的。莫里哀经常去看他的演出，简直着了迷。据说，他曾经拜斯卡拉姆什为师，跟这位意大利人学演戏。

    二、离家出走，献身戏剧

    就在莫里哀热衷戏剧，而又无法决定自己生活道路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个终身为伴的知己，从此，他们俩患难与共，亲密合作，共同为戏剧事业贡献了一生。这个人就是玛德莱娜·贝雅尔。

    玛德莱娜的祖父是特鲁瓦地方的一个王家公证人，名叫弗朗索瓦·贝雅尔。她的父亲约瑟夫·贝雅尔来到巴黎后，先在一所专门学校当秘书，后来成了河泊森林法院的庭丁。他的妻子玛丽·艾尔威是蒂埃里堡一个缝纫用品商的女儿，她1593年出生，后来是棉麻布缝纫师。他们生有十个孩子。玛德莱娜是他们的长女，1618年出生，比莫里哀长四岁。

    玛德莱娜自幼颇有文艺天才，能写诗歌作品，出入过沙龙。后来家庭破败，她独立生活，曾经是路易十三的兄弟艾斯普里·德·雷蒙（莫代纳伯爵）的情妇。1638年，他俩生过一个女儿，名叫弗朗索兹瓦，1638年7月在圣厄斯塔什受洗，不久夭折。1640年，莫代纳伯爵离开巴黎去参加反黎塞留的贵族同盟，从此杳无音信，他俩的关系也就此结束。玛德莱娜回到她父母身边，住在圣奥诺雷街，和莫里哀家毗邻。莫里哀的祖母阿涅斯是个洗衣妇，玛德莱娜的母亲也曾是洗衣妇，人们由此猜测，这两家邻居一定互相认识，交往密切。1641年9月，玛德莱娜的父亲去世，欠下了一大笔债。一家人只能放弃遗产而另谋生计。玛德莱娜大概早已开始了她的演员生涯，并且担负起赡养母亲的责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她母亲玛丽·艾尔威在玛德莱娜的演艺生涯中，一直是她可靠的支柱。

    莫里哀与玛德莱娜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是怎样认识的？流传有各种说法，现在已无从考证。他俩是不是情人关系，也无关紧要。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应该想到，这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很快就能结为知己，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他们两人涉足戏剧的深浅程度并不相同。显然，玛德莱娜更早从事戏剧实践，更了解戏剧界的情况，也更富有演戏的经验。当莫里哀还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少爷的时候，她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当莫里哀还只是一个观众和戏迷的时候，她早已粉墨登场，在一些剧团里担任配角演员。玛德莱娜是一个很有魅力和才能的人，她不但自己能演戏，而且感染了她的兄弟姐妹，让他们也爱上了戏剧。应该说，在莫里哀走向戏剧的道路上，玛德莱娜是他的引路人，是玛德莱娜帮助莫里哀选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是玛德莱娜教会莫里哀如何演戏的，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玛德莱娜一直是他最忠实的伙伴。

    根据当时的习俗，几个爱好戏剧的朋友常在一起演戏取乐，就好像我国的戏剧票友。他们演戏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有时也可能结为社团，然而只是自娱自乐，并非以此谋生。玛德莱娜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社团的中心。莫里哀被她吸引，也参加了社团的演出。那时，他还是地毯商的儿子，演戏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

    1642年年底1643年年初，玛德莱娜有了成立职业剧团的打算。她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莫里哀在内，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终于作出了决定。莫里哀也在这时下定了决心，抛弃少爷的身份，参加剧团，开始演戏。1643年1月初，正当他二十一岁生日的前几天，莫里哀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他决定参加玛德莱娜的剧团，为此，他自愿放弃“内室侍从”身份的继承权，请父亲把它留给弟弟，而他只希望能得到母亲留下的一点遗产，作为建立剧团的基金。

    莫里哀的这个举动像晴天霹雳，震动了全家。让二世认为自己这样的家庭虽不是阀阅世家，却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居然有子女要去当戏子，干这种下贱的行当，实在不能容忍。他先是气急败坏地责备儿子，后又哭哭啼啼地哀求儿子改变主意。这一切都不见效，就搬动亲戚朋友来劝说，但莫里哀仍不为所动。据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莫里哀的一位老师，名叫宾纳尔，也被让二世请来做说客。他讲了半天，没能说服莫里哀，临了，莫里哀对他大讲戏剧的好处，这位老师反被说动了心，跟着莫里哀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剧团。让二世无法阻挠儿子，但又不失爱抚之心，给了莫里哀630里弗尔。1月6日，莫里哀接受了这笔赠款，在一张收据上签了字。收据上说，这笔钱“既可以算是他以后继承母亲遗产的一部分，也可以算是父亲的生前赠款”。莫里哀一直保留着这张收据。事后，让二世也没有更改莫里哀的职务继承权，说明他认为儿子必定会改弦易辙，给莫里哀留了一条退路。

    1643年6月30日，剧团正式成立，当天下午，十个伙伴聚集在玛德莱娜母亲的家里，当着两个公证人的面，签订了一份协议。剧团取名“盛名剧团”。协议规定：团内的任何决定，都要通过表决，由多数人通过方能付诸实施；角色分配也要通过表决，由多数人决定，不过新剧本可以例外，由剧作者决定；剧团成员不能随意退出，否则要缴纳3000里弗尔的赔偿费。协议中可以见到玛德莱娜在团里有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别的尊重，因为其中规定，她不但可以扮演主要角色，而且可以任意挑选她喜欢的角色。这大概是由于她不仅是剧团的发起人，而且是团内最有经验的演员，大家对她抱有绝对的信任。

    在协议上签字的，除了玛德莱娜和莫里哀之外，还有：

    约瑟夫·贝雅尔，玛德莱娜的弟弟

    热娜维埃弗·贝雅尔，玛德莱娜的妹妹

    德尼·贝斯，图书商人

    热尔曼·克莱兰，马雷剧团演员克莱兰的亲戚

    尼古拉·博南方，一个年轻的孤儿

    乔治·宾纳尔，书法教员或寄宿学校教员

    玛德兰娜·马兰格尔，皮货商或木匠的女儿

    卡特琳·德·絮尔利（或称德·奥尔利），私人法院书记室某职员的女儿

    由此可见，剧团成员是一群社会地位较低的、出身下层的平民，最高也就是小资产者或司法界的小职员，莫里哀在其中算是出身地位最高和最富有的了。这些人可能生活作风放荡不羁，却也绝不是后来有人污蔑的那样是“一群乞丐和无赖”。

    对这份协议我们有必要注意，莫里哀在其中说明自己的住处是托里尼，也就是说，他已经搬出圣奥诺雷街“猴阁”，不再与父亲住在一起。换句话说，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家，独自生活了。

    盛名剧团成立后，先选定梅塔耶网球场作为自己的演出场地。这个网球场在1600年的战乱中曾经被破坏，后来在废墟上重新修建，几经易主，到1643年的时候，已经先后有过七个主人了。出面与盛名剧团谈判的是诺埃尔·加卢瓦。当年9月12日签订租约。租约规定将球场改建为剧场，剧场内修建一个舞台、几层楼座和一些包厢。租期三年，租金为1900里弗尔，分十二次交付。在租约上作为“主要承租人”签字的是玛德莱娜的母亲玛丽·艾尔威。她用自己名下的房产（或者说是她和她的孩子共有的房产）作抵押，签订了这份租约。

    租约签订之后，剧团把工程交给了本区的木匠，并与他们商定，全部工程费用为2400里弗尔，剧团预付300里弗尔，余下的待演出开始后支付，每星期付100里弗尔。安排妥当，玛德莱娜满心欢喜地带着剧团到鲁昂去参加10月份的集市演出了。

    工程进行得还算顺利。10月31日，剧团请了四个乐师，聘期为三年。看来，鲁昂之行是成功的，而且初演的成功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已经打算像一个正式的剧团那样长期演戏了。12月28日，剧团开始排练，同时与一个名叫傅莱奥纳昂·奥布里的铺路师傅商定，在剧场大门外的马路上铺上石块，让有钱人的马车能够进得来。他们相信自己的演出会得到观众的赏识。12月31日，马路工程完成。1644年元旦，剧场开张，盛名剧团的演员们正式登台亮相。

    最初一些日子，情况良好，来看戏的观众不少。那时正巧遇上马雷剧场发生火灾，剧场被一场大火烧毁，剧团停演了十个月。盛名剧团正好利用这个时机开始自己的事业，观众又对这个刚刚成立的剧团和刚刚新建的剧场抱有新鲜感，所以，许多观众都来捧场，剧团的收入相当可观。玛德莱娜和莫里哀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也十分乐观，甚至招兵买马，打算大干一番。6月28日，剧团和舞蹈演员德尼·马莱签订了合同。就是在这份合同上，莫里哀第一次用“莫里哀”这个艺名签了字。从此以后，他就用“让·波·巴·莫里哀”或“让·巴·波克兰·莫里哀”的名字在文件上签字了。莫里哀为什么用这样的艺名，无从查考。有人发现，当时有一本名为《波里先》的畅销书，作者的名字是“莫里哀”。也许就是这个名字被莫里哀借用来作为自己的艺名。这种说法没有旁证，不一定可靠。

    盛名剧团最初上演了哪些剧目，限于史料的匮乏，现在已无法确定。从一些迹象推测，他们大概演过一些悲剧。譬如，有人说玛德莱娜扮演的厄庇加里颇受观众欢迎，这个人物应该是特里斯唐·莱尔密特（玛德莱娜的远房亲戚）的悲剧《塞内克之死》中的一个角色。1644年9月9日签订的一份合同提到剧团买下的剧本，有迪·里埃的《塞沃尔》，有特里斯唐·莱尔密特的《克里斯普之死》等。这些都是悲剧，剧作者也有一定的名气。诗人马尼翁在他出版的《阿尔塔克塞斯》一书中，明确说明该剧“由盛名剧团公演”。另外，演员和诗人尼古拉·德方丹也已加盟。他是一个悲剧作家，剧团上演了他的新作《佩西德》《圣阿莱克西》《圣热内的受难者》，还演过他的一部旧作。由此可见，盛名剧团演了不少悲剧。这就带来了问题。在剧团里，除了玛德莱娜，其他演员都是业余爱好者，他们演悲剧，在外省也许可以满足一般观众的要求，然而到了巴黎，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勃艮涅府剧团，那里有一批以擅长表演悲剧而出名的“大演员”，面对的又是眼光相当苛刻的观众，他们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还有另一个难以应付的麻烦，就是教会的责难。圣叙尔皮斯的神甫竟然宣布禁止教民去看戏，否则要下地狱。

    盛名剧团的好日子只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后来就大不景气，收入每况愈下，到了7月份已是入不敷出。又过了两个月，到9月份，有的人已经撑不下去，离开了剧团。为了维持生存，剧团只得借债。9月9日，他们向国王总管路易·博多借了1100里弗尔来支付剧作者的酬金和剧场的租金。玛丽·艾尔威把她已经抵押出去的房产又抵押了一次。

    为了能站住脚，剧团也像当时许多演员那样，寻找贵人做后台。特里斯唐·莱尔密特帮忙找到吉兹公爵的支持。公爵接受了《佩西德》一剧的献词，赠送了剧团一些华丽的服装。于是，剧团从1644年9月9日起，就自称“受亲王殿下扶持”。但是，这种支持是临时的，虚设的，不可能给剧团多少实实在在的帮助。

    剧团已经很难维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莫里哀接过了领导的重任，成为剧团的负责人。他和玛德莱娜并不灰心，冷静地分析剧团面临绝境的原因。然而他们对自己的演技过分自信，没能看到问题的症结，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剧场离市中心太远，观众不习惯到这样的地方来看戏。于是，他们决定搬家。有的演员已经对剧团的前途丧失信心而离去，剧团只剩下五名男演员和四名女演员。即使这样，莫里哀还是满怀信心地筹划着剧团的未来。他决定废除梅塔耶网球场的租约，另租离马雷剧场不远的黑十字网球场，重新开张，而且决心要把新剧场装修得比以前更漂亮更舒适。为此，他只得去借债。12月17日，他带领全体演员，签署了几份借据，向弗朗索瓦·波米埃借了300里弗尔，向波米埃的妻子借了1700里弗尔。全体演员共同承当债务人。借款的条件非常苛刻：300里弗尔要从剧团收入中扣除，需尽快偿还，1700里弗尔在四旬斋的第三个星期四偿还。波米埃作为债权人还可以在剧团每场演出的结余中提取120里弗尔。最后，这笔借款要以全体演员的名义，把剧场内的包厢、座位用的木材、布景还有“其他与剧团有关的东西，包厢和剧场正厅”作抵押。为保证剧团不再散伙，他们订了一个合同，规定大家共渡难关，谁也不再离团，否则要交500里弗尔的赔偿金。当然，他们谁都没有能力交出这样一笔款项，所以谁都不会离去。

    新剧场很快修建完成，确实不错。包厢里用的是蓝色的绣有金黄色百合花的帷幔，座椅上包着绒绣，前面的护墙上挂着饰有羊毛流苏的帘幔，一切显得那么雅致。1645年1月26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大概就在此后的几天，盛名剧团在新剧场举行首场公演。演员们寄以满怀的希望。不料，戏开演了，台下却空空荡荡，没有几个观众。演员们大失所望。剧团没有收入，只能靠借债度日。不到半年，剧团已是负债累累，不堪重负。

    波米埃的借款本来应该用来提供剧场所用的物资和支付场地的租金，现在，物资商和球场主都来向莫里哀要钱，波米埃也加紧向剧团逼债。剧团确实无力偿还债款，债主们就把事情告到法院。大概在当年的4月份，就有人开始告状。从此以后，催讨债款的官司不断。债主们要不到钱，就拿走剧团的东西来抵债。玛德莱娜曾经以剧团的名义向一个名叫安托瓦内特·西蒙尼的女债主借过527里弗尔，这个女人便拿走了剧团的许多服装。玛德莱娜与她打官司未取得胜利，结果损失了大批服饰，计有火红色法兰绒满饰银丝刺绣的裙子、红花底子的银色布睡衣、黑色法兰绒的有红蓝色丝线刺绣的男上衣、蓝丝缎紧身短上衣、一束四根颜色各异的羽毛，等等。演员所住房屋的房主科居埃尔看到自己已经收不到租金，就拿走了剧场里的木材、幕布、服装，把它们变卖。

    剧团已无法生存，莫里哀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个女商人雅娜·勒威控告莫里哀借了她291里弗尔不还。莫里哀被法院判了刑。一名蜡烛商安托万·福赛凭着两张尚有争议的欠款收据（一张115里弗尔，一张27里弗尔）把莫里哀关进了监狱。司法长官奥布雷在莫里哀宣誓保证后，同意暂时释放他。可是，波米埃当日就赶来阻止，要求把他关押到还清债务。司法长官决定维持原意，但要求莫里哀保证每周向波米埃交付40里弗尔的债款。8月2日，莫里哀取保释放。不料，只过了两天，也就是8月4日，他又被关进监牢。原因是成衣商迪布尔控告他有155里弗尔的欠款未还。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欠款。司法长官奥布里看在款项不大的份儿上，放了莫里哀。真是人心叵测！剧团一倒霉，商人们个个如虎似狼地扑了过来，都想在它身上撕下一块肉。莫里哀尝够了失败的苦涩和破产的难堪，体验了人世的冷暖，但是，他献身戏剧的志向始终不变。

    让二世以为，莫里哀经过这样一场风波，必然会后悔自己的选择，从而改弦易辙，返回家来接受他的安排。他原本就不相信儿子会放弃舒舒服服的日子和为国王效劳的荣誉而甘心吃苦，所以一直为莫里哀保留着他的家产、他的职务和他的身份，等待儿子在吃够了苦头之后，回过头来主动向他认错。但是，莫里哀没有回头，也没有向父亲伸手求援。让二世为了家庭名声，为了儿子不至于被人追捕，不得不出面给莫里哀解围。他交给司法长官奥布里320里弗尔，替莫里哀偿还了债款。后来又替莫里哀还了波米埃125里弗尔的债，另外还支付了890里弗尔。这样，莫里哀才从债务中解脱了出来。等到事情平息下来，让二世又给了莫里哀一笔钱，就是前面提到的以母亲遗产或父亲馈赠的名义给莫里哀的630里弗尔。莫里哀在父亲的帮助下，总算渡过了难关。

    盛名剧团已经不复存在，原来的伙伴现在只剩下玛德莱娜和她的弟弟、妹妹。下一步该怎么走？回家去继承父亲的职业吗？这当然是最容易的事，但是那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志愿，重新回到他讨厌的不堪忍受的店堂，背叛忠实于自己的朋友玛德莱娜。莫里哀明白，志愿不能放弃，朋友不能背叛，回头路无法接受，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在戏剧的道路上前进！当时，正好有一个外省来的剧团在招收新成员，团长是老演员夏尔·迪弗雷纳。莫里哀和玛德莱娜一家商议，决定参加迪弗雷纳剧团，随剧团到外省去闯一闯。

    迪弗雷纳剧团受到埃伯农公爵的保护，所以人们常常把它叫作“埃伯农公爵的演员们”。剧团之所以收留盛名剧团的残留人员，也许与公爵对玛德莱娜的喜爱有关。后来，剧作家马尼翁在他将自己的悲剧《若萨法》献给公爵时，书中的献词里就提到公爵对玛德莱娜的赏识和帮助：“阁下，您给予法国最不幸的女演员——也是最值得称赞的女演员之一的保护和帮助，在您的生活中不是一件小事。倘若我斗胆敢于谈论您的感情的话，我认为如此的慷慨仁慈不会使您不高兴。您把这位不幸的女人从悬崖绝壁上拉了回来……您将这个舞台上曾经出现过的最漂亮的人物之一重新扶上舞台。[20]”

    1645年的秋天，他们便离开巴黎这个让他们伤心的地方，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

    三、流浪外省

    莫里哀随迪弗雷纳剧团离开了巴黎，在法国外省流浪了十三年，其间只有短时间回过巴黎。这十三年，对莫里哀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放弃了安定舒适的少爷生活，长期在外省颠沛流离，所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远远超出他的预料。但是，对于他这样的有心人，来到外省，如同进入一所体验人生的大学校和艺术训练的大课堂。莫里哀在这所学校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经验，对他的一生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迪弗雷纳的原籍是阿尔让当。他的父亲是一个画家，他却喜欢戏剧。当他在巴黎认识玛德莱娜和莫里哀的时候，早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演员了。他所领导的剧团，取名“光耀剧团”，得到了埃伯农公爵的扶持，已经小有名气。据说，他担任剧团团长已有十三年。剧团曾经给国王路易十三演过戏。埃伯农公爵也很喜欢这个剧团，经常要剧团为他演戏。有一年，他为躲避鼠疫离开波尔多去巴黎的时候，还带着剧团。

    光耀剧团离开巴黎之后，主要在法国的中西部和南部活动，原因是当时法国连续发生两次“投石党运动”，北方地区局势较乱，中部和南部相对比较稳定。剧团主要在城镇和农村的集市上搭的简陋的露天舞台上演出，条件十分艰苦，收入没有保障。遇到有贵族和富裕人家请去“唱堂会”，或者为市镇的三级会议演出时，情况会稍稍好一些。外省城镇的人口本来就不多，剧团在一个地方演上十天半个月，最多几个月，当地爱看戏的人对他们的剧目就已经很熟悉了，他们必须挪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不然就没了观众。那时，剧团的装备托给专门管运输的经营者，演员们把他们的行李装上马车，自己坐在高高的行李堆上面，风里来，雨里去，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寻找另一个可以演戏的地方。一路上，不免会遇到行政司法官吏的盘问、小客栈老板的欺诈和愚昧人的敌视。每到一个新地方，就要找一家廉价的旅店落脚，然后重新搭台，重新和当地的头面人物和行政机构打交道，领取演出许可证。当地的人往往就趁此机会敲诈勒索，教会还会来刁难。流浪剧团就在这样艰难的境遇中挣扎着。

    现在已经很难查清光耀剧团在法国中南部演出的情况，根据现有的少得可怜的材料（譬如：演员在某地结婚、生育的证书，剧团签订的合同、收据，演员与他人的诉讼状等），只能大致勾画出剧团在各地巡回的不完全的路线和断断续续的踪迹。

    ● 1646年5月，剧团离开卢瓦尔—大西洋市，因为在当地的档案中发现一份“埃伯农公爵的演员们”托运行李的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当年5月12日。

    ● 1645年10月28日，剧团里的两个演员与车主乔治·布朗丹签了一份合同，把剧团的行李运往雷恩。说明剧团是当年秋天离开巴黎的。

    ● 1647年，剧团在波尔多演戏。一个戏迷，未来的警察总监拉雷尼的侄子尼古拉·杜·特拉拉热在他的笔记中写道：“莫里哀先生大约于1644或1645年开始在波尔多演喜剧。埃伯农阁下当时是圭亚那的总督，他很器重这位看来很有思想的演员。[21]”这份笔记虽然没有注明日期，但不会早于1647年，其中所说的莫里哀在波尔多演戏的日期显然有误。

    ● 1647年，剧团在图卢兹。7月27日，到阿尔比参加该市为朗格多克的钦差司法长官奥比儒伯爵举行的庆典，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星期。10月，他们在卡尔卡松演出。阿尔比的行政官员没有付给他们许诺的报酬，该省的财政长官布雷特依伯爵给他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提醒此事，行政长官才不得不答应兑现。该月24日，迪弗雷纳带着两个演员去领取了报酬。

    ● 1648年，他们曾在波尔多。后因波尔多人卷入“投石党运动”，剧团离开波尔多，来到布列塔尼。据南特市的审议簿记载，4月23日，迪弗雷纳剧团的一名演员“莫耳利艾先生非常谦恭地请求大人允许他们登台演出喜剧”。这里所说的“莫耳利艾”显然是“莫里哀”之误。这一则记录说明，剧团已经来到南特，还说明莫里哀在剧团中的地位已经不是一般的演员，而是剧团的负责人之一，至少是主要成员之一了，他可以代表剧团对外联系。但是，剧团的这一请求被拖延了好长一段时间，原因是布列塔尼的司法长官梅耶雷元帅重病垂危，一切娱乐都必须停止。直到5月17日，剧团才被允许举行首场演出。后来，剧团可能在丰特内—勒—贡特演出过，还在普瓦蒂埃逗留过（1648年11月1日，迪弗雷纳的妻子在这里病故，葬在此地的圣西巴尔教堂）。然后，又去了图卢兹。

    ● 1649年，剧团在图卢兹。5月初，他们为朗格多克司法长官鲁尔伯爵莅临该市而演出，市长只给了75里弗尔作为报酬。他们还跟着鲁尔伯爵去了蒙彼利埃，在那里为伯爵召开的三级会议演出。剧团本打算年底去普瓦蒂埃，莫里哀出面向当地的市政府提出请求，可是遭到了拒绝。12月，剧团来到纳尔榜，在这里一直待到第二年的1月。

    ● 1650年2月间，埃伯农伯爵在阿让参加最高税收法庭的复庭仪式时，把剧团召来演戏。剧团把一个网球场改建成剧场，进行演出。迪弗雷纳曾经拜见过市政官员。伯爵于7月25日离开阿让。

    ● 1650年10月至1651年1月中旬，剧团在佩日纳斯为三级会议演出，三个月共收入4000里弗尔。

    ● 1651年4月，莫里哀曾回过巴黎。当月4日，他与父亲当着公证人的面签署了一份收据，证明他得到了父亲给他的一笔钱。后来，他在维埃纳与剧团会合。法兰西学院的第一批院士皮埃尔·德·布瓦萨尔正在那里，观看了莫里哀的演出。据布瓦萨尔的传记作者说，布瓦萨尔成了“那位非常出色的演员和喜剧作家”的赏识者和朋友。

    ● 1651年末1652年初，剧团大概在卡尔卡松和普罗旺斯演出。

    ● 1652年8月，剧团来到格勒诺布尔。12月，来到里昂，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

    ● 1653年3月，莫里哀的《冒失鬼》公演。

    ● 1653年，对剧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就是他们获得了孔提亲王的保护，从此开始以“孔提亲王剧团”自称。关于这件事，我们稍后再细说。这一年的11月，孔提亲王要去巴黎迎娶马扎然的一个侄女，中途接受蒙彼利埃的行政长官奥比儒伯爵的邀请，来到该地。据亲王的秘书科斯纳说：“他一到那里，人们就只想到盛大的宴会、舞会、芭蕾舞和喜剧了。”而且，在一张亲王下榻处的登记名单中，有贝雅尔小姐、“莫莱”（莫里哀的误写）等迪弗雷纳剧团演员的名字，由此可见，剧团是随同亲王一起来到蒙彼利埃的。

    ● 1653年12月7日至1654年3月31日，在朗格多克市召开三级会议期间，莫里哀曾以教父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孩子的洗礼，可见剧团依然在蒙彼利埃，当然也不会错过为三级会议演戏的机会。

    ● 1653年后，剧团在里昂有了一个长期的落脚点，后来，他们几乎每年都来这里暂作修整。另外，他们在第戎和格勒诺布尔也有落脚点。他们在巡回各地之后，每年都要返回朗格多克（蒙彼利埃、佩兹纳、贝齐埃尔、纳尔榜），并且在维埃纳、阿维农逗留。

    ● 1655年，在佩兹纳会议期间，孔提亲王受到帕维荣主教的影响，表示从此不再观看喜剧，不再允许剧团用他的名字。

    ● 1656年8月后，剧团在波尔多演出了好几个月，然后到阿让演出，最后回到贝尔埃尔，在这里为三级会议演出。

    ● 1656年12月，莫里哀的《爱情的怨气》在贝济埃首演。

    ● 1657年夏，剧团在第戎演出，然后回到里昂。

    ● 1658年2月27日，他们在里昂演出，然后到格勒诺布尔参加那里的狂欢节，4月30日离开里昂，来到鲁昂。这一年的8月14日，剧团给鲁昂“神宫”医院捐赠了44里弗尔15索尔。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关莫里哀流浪生活的最后一份材料。后来，莫里哀就带着他的剧团去了巴黎。七十担行李由水路运去，团员们搭上公共马车，走上新的旅程。

    从1645年到1658年，莫里哀走出巴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且是以一个流浪演员的身份在外省小城镇中生活，这就使他有机会真正了解法国，了解社会，了解老百姓。

    17世纪的法国，经过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三的半个世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国力有所恢复，专制君主制度日益巩固。但是，与此同时，宫廷穷奢极欲，官府横征暴敛，教会无限压榨，使得广大农民过着非人的生活。作家德·拉·勃吕耶（1645—1696）在他的《品格论》里这样描写当时法国的农村[22]：

    在农村，人们到处看见一些“野兽”，雄的和雌的、黑色的、铅色的、给太阳晒焦了的，弯着身体，向着土地，用不可战胜的顽强意志来耙它耕它。他们发出好像清晰的声音。他们站起来便显示出人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们是人。晚上他们回到自己的兽洞，靠着面包、水、树根活命。

    这样的悲惨遭遇往往逼得农民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农村起义不断发生。法国南部虽说较为安定，但广大农村的悲惨情景，同样不堪入目。这是莫里哀在巴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作为一个流浪演员，处境与一般老百姓一样艰难。不说长年累月的奔波和没有什么保障的生活，单单官府的刁难和敲诈，就使得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很容易把自己的处境与老百姓的境遇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这位富裕市民家庭出身的青年，能够与下层人民在思想感情上得到沟通，树立起一种平民百姓的观念。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进入宫廷之后，依然保持着与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原因。

    在外省，莫里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从达官显贵到黎民百姓，从地方长官到士兵警察，从乡绅富商到一般市民，从少爷小姐到农民工匠，在这样广泛的接触中，他听到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趣闻，熟知各种人物和他们的语言。这就在他的头脑中积累了无数的创作素材。莫里哀有细心观察的习惯。在有关莫里哀外省流浪生活的传说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他在佩兹纳的时候，与一个名叫热利的理发师交往甚为密切。热利的生意很好，顾客盈门，每天都有来理发洗头刮脸的，人们一边等待，一边互相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把社会上流传的无数有趣的故事带到了这里。莫里哀经常到热利的铺子来，一声不响地坐在一张沙发上，津津有味、聚精会神地听铺子里的人聊天。莫里哀由此而获得“静观者”的外号。他通过这样的途径，积累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些素材储存在他的头脑中，成为他日后写作的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人们往往佩服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出一部剧本，上演一出新戏，殊不知他在流浪时期就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如果没有这样的积累，日后他也不可能有如此不同凡响的成就。

    莫里哀最初演悲剧。在那时，人们一般都看重悲剧而轻视喜剧。悲剧写严肃的题材，剧中的人物是地位显赫的帝王将相，表演形式也比较讲究，喜剧则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表现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剧中人物也大半是市民和普通百姓。因此，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悲剧比喜剧高雅。至于闹剧，更是不登大雅之堂，被人看不起。莫里哀最初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看重悲剧，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悲剧演员。同时，也可能有玛德莱娜的影响。因为玛德莱娜就是一个善于演悲剧的女演员。在流浪剧团里，莫里哀起初也爱演悲剧，在戏里扮演情夫一类的角色。其实，他的天赋和外表都不适合表演这类人物。他长得又高又瘦，黑眉毛，宽鼻头，厚嘴唇，没有一副小生的模样，更何况缺乏这样的生活体验，所以他演悲剧总是不成功。在流浪生活中，他看到老百姓对喜剧和闹剧的爱好，对喜剧的魅力有了新的认识，便放弃过去从京城里带来的偏见，转而学习民间戏剧的表演技巧，改演喜剧和闹剧。这一来，找对了路子，他的才能得以发挥，很快就取得了成功。观众欢迎他的表演，他在外地出了名。

    莫里哀成了剧团的台柱子，在剧团里有着旁人无法替代的威望和重要地位。另外，莫里哀有小贵族（御用室内装饰师、内室侍从）的身份，对外交涉较为方便，他又在法国最好的学校读过书，有较高的学识，因此，他常常作为剧团的代表对外进行联系。他在剧团里的地位日益重要。1648年，老团长迪弗雷纳在妻子亡故后，有了引退的念头。他看到了莫里哀的能力，就逐渐把领导剧团的重任交给了这个可以信赖的年轻人。

    我们从前面已知的剧团活动材料中可以看到，从1649年开始，莫里哀就已经以剧团代表的身份与官方、各种人物打交道了。莫里哀作为剧团的领队，同样干得非常出色。他能以自己的宽厚和诚恳团结全团同仁，所以在当时剧团之间竞争相当激烈、互相挖人的情况下，他的剧团总是能抱成一团，团结奋进，很少有离开的。相反，常有其他剧团的一些演员，仰慕莫里哀而主动来团。他的剧团里几个有名的演员，像迪·帕克小姐、德·布里小姐都是从其他剧团跳槽过来的。

    关于莫里哀是如何宽厚待人的，我们可以从诗人达苏西留下的自述中找到依据。达苏西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流浪诗人。1655年7月，他在里昂遇到了莫里哀剧团，随即跟着剧团流浪，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后来，他在记述自己的这一段生活时这样说：“最使我陶醉的是同莫里哀和几个贝雅尔的会见。喜剧充满魅力，我无法很快离开这些可爱的朋友们，我在里昂，在娱乐、喜剧和宴会中度过了三个月。”他随着剧团沿罗讷河顺流而下，在阿维农被人偷了钱。莫里哀不但没有嫌弃他，反而慷慨相助，使他感到“一个人只要有朋友就永远不会受穷”。剧团到佩兹纳为三级会议演出，带着他一起去。他回忆这时的生活时说：“在那里，我真是无法说出我得到整个剧团多少好处。有人说，最好的哥哥在供养他的弟弟一个月之后也会厌烦的，可是他们比任何人家的兄弟更仁慈慷慨，整个冬天我都在他们桌上吃饭，他们也没有厌烦……的确，我生活在他们之中，完全可以说我是在自己家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样的好心善意、诚实爽快和善良正直……[23]”

    在外省流浪时期，莫里哀剧团中的演员除了玛德莱娜和她的弟弟、妹妹之外，还有：

    路易（又叫莱吉泽），1652年或1653年加入剧团

    洛内·贝特洛（胖子洛内，或迪·帕克）

    迪·帕克小姐，剧团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埃德姆·维尔坎，艺名“德·布里”

    德·布里小姐，善于扮演天真的少女

    梅努小姐，据说就是阿尔芒德·贝雅尔，莫里哀未来的妻子

    特里斯唐·莱尔密特

    夏托纳夫，喜剧演员

    西普里安·拉格诺，喜剧演员，艺名“莱堂”

    皮埃尔·雷韦荣

    流浪剧团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过介绍。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莫里哀的剧团始终保持着团结友好的关系，这与莫里哀的优良作风和个人魅力分不开。他的友善和慷慨使剧团保持着牢固的凝聚力。

    为了剧团的生存和发展，莫里哀不得不仿照许多剧团的做法，寻找庇护人。如前所述，1653年，孔提亲王成了光耀剧团的庇护人，剧团也打出“孔提亲王剧团”的旗号。有一种说法，认为莫里哀与孔提亲王是克莱蒙中学的同学，所以莫里哀能得到亲王的保护，其实事情并非如此。莫里哀与亲王虽然都在克莱蒙中学上过学，但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莫里哀1639年就已毕业离校，而孔提亲王到1647年才离开克莱蒙中学，相差七八年。看来，他们二人年龄差别太大，不可能在学校认识。孔提对于莫里哀的支持也不是出于同学关系，相反，亲王起初并不支持他，后来才改变态度。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最好了解一下亲王的管家科斯纳在他回忆录里对这件事的记述。

    据科斯纳回忆，1653年的秋天，亲王担任朗格多克省的地方长官，住在佩兹纳。他把他的情妇卡尔威蒙太太接来佩兹纳作陪。“她一住进拉格朗日，就建议派人去请演员们。由于我掌管这位亲王小型娱乐的花销，他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我。我得知莫里哀和贝雅尔的剧团在朗格多克，就请他们到拉格朗日来。正当这个剧团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出发时，另一个剧团也来到佩兹纳，这就是科米埃的剧团。孔提亲王是个急性子，加之这个剧团给卡尔威蒙太太送了礼，他们就把剧团留下了。当我向亲王禀报我按照他的吩咐已经和莫里哀谈妥了时，他回答我说他自己早已同科米埃剧团说好了，与其他食言，不如我失信。然而莫里哀还是来了，他请求至少要付给他来的路费。尽管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没要到这笔钱。孔提亲王还认为在这场争执中坚持不付钱是正确的。这种错误的做法使我感到气恼，我决定让他们在佩兹纳登台演出，并从我自己的腰包中拿出1000埃居付给他们，我不能失信。当他们准备在城里演出时，孔提亲王看到我的行动后有所触动，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我还说服萨拉森（亲王的秘书）帮我催促亲王，亲王终于同意让演员们到拉格朗日的剧场演出一次。剧团的第一次演出并没有博得卡尔威蒙太太的欢心，因而也没有赢得孔提亲王的好感，尽管其他观众一致认为，无论是演员出色的演技，还是服装的华丽，该剧团都远远超过科米埃的剧团。几天之后，他们再次演出，萨拉森一个劲儿地替他们说好话，孔提亲王终于承认：除了科米埃剧团外，还要留下莫里哀剧团。开始时，萨拉森是因为我才替他们说情并支持他们的，不过，当他爱上了迪·帕克后，他想到要为自己打算了。他说服了卡尔威蒙太太，不但赶走了科米埃剧团，还使莫里哀的剧团得到一笔补助金。[24]”

    后来，亲王称莫里哀为“法兰西最有才华的喜剧演员”，莫里哀的剧团也被称为“孔提亲王剧团”。此后，他们在外省活动时就打着这个旗号。

    根据这份回忆录提供的事实看，孔提亲王实在是一个缺乏主见的人，他支持莫里哀并不是由于他懂得艺术，所以，他后来受人影响，皈依天主教，不再支持莫里哀，甚至冷淡莫里哀、攻击莫里哀并不奇怪。但是，尽管如此，亲王的保护对剧团还是有利的，哪怕只是一个名义。

    长期的实践经验使莫里哀懂得，剧团的发展不但要有好演员，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要想提高水平，剧团就不能总是流动，应该有休整的时间，以便总结经验，切磋技艺。莫里哀选择了以里昂为主的几个落脚点，一面演出，一面休整。

    莫里哀也清楚，剧团必须有自己的保留剧目才能有自己的特色。此事关系重大。为了解决剧目问题，莫里哀曾经多次寻求外援，但是都令他失望。他决定自己动手。据说，他写过一部悲剧《特拜依德》。不过，他从观众的反映知道，老百姓最喜欢的还是喜剧，所以他很快就放弃悲剧而改写喜剧。

    本来，从幼时起，他就接触民间闹剧，喜爱民间闹剧。这类戏剧早已在他的脑子里扎下了根。况且，他在外省也早已从演悲剧改为演闹剧、喜剧一类的剧种，因此，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闹剧的技巧，写起来驾轻就熟。另外，当莫里哀在外省活动的时候，也正是意大利职业剧团活跃于法国的时候。意大利剧团的演出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莫里哀看到他们的演出有着独特的魅力，值得自己学习，比如，剧情轻松有趣，集中紧凑，有张有弛，具有吸引力，特别是演员丰富的表情和动作，让观众看得不忍离场。应该说，这些方面确实比那些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闹剧高出一筹，自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莫里哀流浪时期的写作，除了接受民间闹剧的传统，还有意学习了意大利人的经验，在那些剧本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意大利即兴喜剧的影响。应该说，学习意大利即兴喜剧，提高了他的艺术水平。正是学习了意大利即兴喜剧，莫里哀才能从接受民间闹剧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向着真正的喜剧前进。

    莫里哀这一时期的作品大概与意大利即兴喜剧一样，只有剧情大纲，演员在演出时即兴编台词。据说这样的作品有十几种，现在只留存两种，即《小丑吃醋记》和《飞医生》。还有一些只保留剧名的作品，可能也是莫里哀所作，如《胖子勒内》《口袋里的高西卜斯》《樵夫》等。这类作品从剧名就可以猜想其内容多半是有趣的闹剧，而且只有剧情提纲，并没有完整的剧本。

    《小丑吃醋记》和《飞医生》是一位法国学者在马扎然的藏书室里发现的，原稿并没有标明日期和作者，但学者们相信那是莫里哀的作品，于1819年公开发表。自此，一般的莫里哀作品集都把它们作为作家的早期作品收集在内。有的学者认为，莫里哀那时只编写剧情提纲，而那两本剧稿却是完整的剧本，而且其中有许多莫里哀日后作品里出现的语句，因此推测那是有人在莫里哀的提纲的基础上，补充了莫里哀后来作品的许多台词而编成的。

    《小丑吃醋记》是一部散文体的闹剧。小丑被妻子戴了绿帽子，向博士求教他该怎么办。博士答非所问，只是大掉书袋，吹嘘自己，语句中还夹杂着拉丁文。小丑与妻子吵架，岳父母夹杂其间。博士来调解，却提出种种要求，不给人说话的机会，结果弄得乱作一团。小丑回家不给妻子开门，妻子装自杀。小丑出来观看，妻子溜进门把小丑关在门外。二人一里一外争吵起来。博士来调解，却要众人听他讲亚里士多德关于宇宙和谐的学说。显然这样的小戏在民间戏剧中并不罕见。剧本结构松散，只是以夫妻吵架为线索，嘲笑博士的迂阔和无用。如果说前者只为逗趣，那么后者还有一定的意义。莫里哀在剧中用上了他在克莱蒙中学学到的拉丁文，对于描写博士的形象恰到好处。

    《飞医生》也是一部散文体的闹剧（“飞医生”在这里不是飞翔的医生的意思，而是假医生的意思）。不过，这部作品与前一部作品相比，显然在剧情的取材和组织上，以及人物描写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剧本的情节单一，随着时间的顺序发展。吕席耳与法赖尔相爱，却遇到吝啬的父亲高尔吉毕斯的阻挠，将她另许他人。她只得以装病来拖延时间。法赖尔的仆人斯嘎纳赖勒装成医生来治病，设计骗过高尔吉毕斯，让她与法赖尔相会，成全了他们的好事。剧中，相爱的年轻人、阻挠的老父、机智的仆人，都是意大利即兴喜剧里边常见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剧中那个斯嘎纳赖勒，“斯嘎纳赖勒”这个名字是莫里哀的独创，在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里以不同的身份（丈夫、农民、家长、侍仆）多次出现。在《飞医生》里，他是仆人，穿着一套缀满黄丝带和绿丝带的服装，戴着皱领和风帽。他有着无穷的计谋。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帮助了一对相爱的青年躲过一场厄运，实现了爱情理想。这一类聪明仆人的形象在民间闹剧里并不少见，而莫里哀的这个形象有着明显的自觉意识。他以自己的足智多谋而自豪，自称“诡计之王”。《飞医生》里最有趣的一场是他当着高尔吉毕斯的面同时扮演两个人物。高尔吉毕斯信以为真，被他蒙住，观众却明明白白，看得过瘾。

    莫里哀在写了几部小戏，取得经验之后，开始试着写大戏，写真正的喜剧。摆在他面前的大型喜剧，有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传统，有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西班牙作家的佳作，他必须从学习前人开始，逐渐掌握喜剧创作的经验和技巧。当然，意大利喜剧的成果最容易也最直接地为他所接受。

    1653年（拉格朗吉的备忘录说此剧写于1655年），莫里哀写了一部五幕大型诗体喜剧《冒失鬼》，在里昂演出。这是莫里哀在外省写出的最成功的作品，它的成功可以说明莫里已经超越了学习闹剧的阶段，开始走上喜剧创作的道路。

    剧本题材来源于一部意大利的作品《冒失的人，或不知所措的司卡班和痛苦的梅兹丹》，原作者是尼古拉·巴比埃里，又名贝尔特拉姆。但是，莫里哀对原作进行了相当大的改编。加克索特说，他不但对人物作了大胆的处理，还“删去了他认为冗长的段落，截去了预备和解释的几场戏，改编了某些情节的顺序，增加了许多新的噱头，第二幕增加了一半的内容，第三幕也增加了一半的内容，第四幕几乎全是增加的，他还改变了结局。”剧中有不少情节和笑料可以从普劳图斯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找到来源，但正如加克索特所说：“莫里哀把借来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从布局上，语言上，剧情发展上和人们称之为手法的细腻上来看，都纯粹是莫里哀的东西了。[25]”

    剧情发生在意大利，写仆人马斯卡里叶用计谋帮助小主人赖利克服困难，得以与心上人结婚的故事。“马斯卡里叶”这个名字也是莫里哀独创的，是从西班牙语“mascarilha”一词变化而来的，有“小假面”的意思。该剧在演出的时候，莫里哀就扮演这个人物，可能在眉鼻之间戴有假面具，因而得名。马斯卡里叶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尽管他的计谋一次又一次地被莽撞的主人破坏，但他从来不承认失败，新招层出不穷。他认为“障碍越大，荣誉越高”，他对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充满自信：

    我有的是应付种种变局的办法，一计不成，另有一计，总会成功的[26]。

    （第一幕 第九场）

    更可贵的是，他帮助主人不是出于奴才式的忠心，而是出于同情心，更是为了显示自己才能出众。他向往成功，维护自己的荣誉，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自尊：

    大功告成以后，我希望有人把我当作英雄，给我画像，头戴桂冠，画像底下用金字写着：“坏包皇帝，马斯卡里叶万岁！[27]”

    （第二幕 第八场）

    相比之下，他的那个自以为聪明的主人却显得愚蠢和无能。马斯卡里叶的形象让我们自然就联想到一个世纪之后，博马舍笔下的那个更有自觉意识的仆人费加罗，而马斯卡里叶堪称他的前辈。

    剧本的语言清新明快，特别是马斯卡里叶的语言丰富多彩，机智巧妙，这是该剧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剧本的情节由一次次的计谋和一次次的被破坏叠加而成，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逻辑联系，没有铺垫，没有发展。但是，正是这种重复产生了喜剧效果。人物的出场往往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式的信手拈来。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但来得仓促，来得突兀，匆匆结束。

    这出戏学习了民间戏剧那种粗犷自由的风格，很能代表莫里哀早期作品的特色。尽管这出戏还有一些初出茅庐的作家难以避免的青涩和缺陷，但它仍然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喜剧。公演时，莫里哀扮演马斯卡里叶，演得相当成功。也因为此剧的成功，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名声大震，以致另外两个在里昂演出的剧团无法生存，不得不迁往他地。

    1656年，莫里哀的新作《爱情的怨气》在贝济埃上演。这也是一出意大利风格的喜剧，主要情节是从意大利作家尼古拉·塞西的剧作《贪婪》（1585年出版）借来的，不过，莫里哀对它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增添了许多滑稽场面。据研究，其中还大约吸收了二十位作家笔下的东西。剧本的情节比较复杂，有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艾拉斯特和法赖尔同时爱上了吕席耳，形成了一个爱情的三角关系。艾拉斯特为此而感到焦虑，时刻担心情敌会得手。他刚刚从吕席耳的信中得到爱情的承诺，却传来吕席耳已经和法赖尔秘密结婚的消息，他大为恼火。其实，与法赖尔秘密结婚的不是吕席耳，而是她的那个女扮男装的妹妹阿斯卡涅。阿斯卡涅早就暗恋法赖尔，而且在一天夜里戴上面纱，装扮成吕席耳与法赖耳成了亲，法赖尔却全然不知。她的行动引起了一场误会，加深了艾拉斯特和法赖尔之间的矛盾，几乎闹到要决斗。女扮男装的阿斯卡涅的身世引出剧中另一条线索。原来她父母为了得到一笔传男不传女的遗产，自幼就把她打扮成男孩，其中又有调包的故事。这样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引出不少喜剧性的情节和场面。剧中还学习西班牙喜剧，引入一对仆人夫妻，作为青年情侣的反衬，在一个浪漫的故事里平添了一片现实生活的气氛。当然，如何把复杂的情节交代清楚，把剧情组织得妥帖自然，当时的莫里哀似乎还欠缺功力。剧中有些喜剧场面写得相当出色，如，胖子洛内和马丽内特的逗趣，第三幕第四场双方家长各怀愧疚又互相试探的场面，阿耳贝耳向老师请教的场面等，显然是学习民间喜剧的结果，演出时效果也很好。值得注意的是，莫里哀更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的心理描写，人物是带着自己的历史和特定的心情上场的，于是喜剧效果有了扎实的基础。艾拉斯特在与吕席耳的爱情波折中产生的一系列心理变化写得相当完整（所以莫里哀在后来演出时，把它抽出来成为一部独立的两幕剧，效果很好）。这些都可以说明莫里哀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这出戏与《冒失鬼》一样获得了成功。莫里哀剧团的名气更大了。

    《冒失鬼》和《爱情的怨气》说明莫里哀已经开始脱离民间艺术家的身份而成为一个喜剧作家，他的作品与民间喜剧保留着血肉联系，但是他又能在古典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创作出自己的受观众欢迎的作品。

    有一个传闻说孔提亲王看到了莫里哀的成功，赏识他的才能。当其私人秘书去世后，亲王希望莫里哀来接替这个职务。对一般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擢升的好机会，但是莫里哀婉言拒绝了亲王，请求亲王允许他继续演戏。有人责怪他不该放弃这样的美差，他回答说：“如果观众的反响不算错的话，那么我还算得上一个不坏的演员。我的脾气喜欢自由自在，如果让我去给亲王当秘书，只会惹他生气。再说，那么多的伙伴跟着我远道而来，我去做官，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相信我，依靠我，我不忍抛弃他们！”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可靠，它都为莫里哀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志愿和对朋友忠贞的问题上添上了光亮的一笔，因此，人们宁肯相信其有，即使找不到可靠的根据也不愿从他的传记里抹去这件事。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1657年11月，在阿维尼翁，莫里哀认识了画家米雅尔，二人结为好友。后来，米雅尔曾经为他画了好几幅画像，成为今天我们认识这位大戏剧家风采的珍贵资料。莫里哀后来也曾写诗赞美米雅尔的画作。

    十三年的流浪生活给莫里哀全方位的锻炼，他不但学会了演戏，也学会了领导剧团，学会了与各方面人士打交道。不但学会了指导剧团演出，也开始了剧本创作。他身兼演员、剧作家、导演、团长四职，成为一个全面的成熟的戏剧家，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世界戏剧史上，还少有像他这样在社会实践中摔打出来的全面发展的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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