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来到了餐厅,他望了一眼桌上摆的饭菜,风趣地对总理说:“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呀。”
每到一个新的住地,周恩来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
周恩来带头艰苦奋斗,在政府机关中树立了好榜样。“我们应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这是他的一句名言。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据国务院一些老同志回忆,每逢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以及临时性的会议,如果时间晚了,就在西花厅吃饭。吃什么呢?既不吃山珍海味,也没有酒喝,就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有时吃窝窝头和烙饼;副食一般是大烩菜或四菜一汤。不论是大烩菜也好,四菜一汤也好,用的原料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吃大烩菜的时候,每桌中间放一个大盆,里边有白菜、豆腐、粉条和肉丸子,既有营养,又省事。大盆旁边再放几小盘咸菜。大家各自从盆里盛上一碗菜,边吃边谈,既俭朴又热闹。周恩来常说,吃这样的菜,“既经济又实惠”。参加会议的同志吃完饭以后,还必须交钱,交粮票,才能离开食堂。未带钱和粮票的要记账补交。
1952年,作家谢冰心从日本回国,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她回忆说:“总理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的旁边坐下,详尽地询问了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时间到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我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者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我们依依不舍地告辞了。”
方志敏之弟、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江西省副省长、省长的方志纯回忆说:“1954年,我从江西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会议结束时,工作人员宣布说,今天中午周总理请大家吃饭。大家听后,都欢呼雀跃起来。我心想,总理请大家吃饭,没有山珍海味,也肯定是美味佳肴。谁知,当大家走进中南海一个餐厅一看,都瞪大眼睛,相对愕然。原来,每张餐桌上除了馒头、煎饼和一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菜之外,别无其他菜肴。正在大家疑虑之际,周总理走进了餐厅。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盼望着总理能在自己这桌入席啊!总理走到我们一桌旁,与同桌的同志握手后,环顾周围,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就餐。总理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说着,拿起馒头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
周恩来这种节俭的生活制度,对于招待少数民族干部也不例外。
1965年10月,周恩来邀请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到家里谈心。谈话后,周恩来热情地留他们吃饭。他对客人说:“今天没有准备,你们就吃顿便饭吧!”于是,就在他那陈设简单的会客室里,用屏风挡住一角作饭堂,端上了饭菜,只有三菜一汤,而且基本上都是素菜。
周恩来曾对新疆和内蒙古的文工团员说: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进了城就忘了农村。1965年12月,新疆和田文工团和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战士到北京演出。有一天,周恩来请他们到中南海做客。他和大家一起吃玉米饼子,大锅菜。他手拿玉米饼子,语重心长地说:“今天请你们吃饭,不像招待外宾那样吃珍贵的东西,而是吃家常便饭,吃玉米饼子,大锅菜,就是要大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进了城就丢了农村。你们大多数是从帐篷中来的,不要忘掉了帐篷。”他还说:“从马上来的,要回到马上去。”听了周恩来这番话,全体演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个热泪盈眶。大家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一定学习您的榜样,永远不忘本,永远不脱离人民。”
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他和毛泽东一起带头不吃肉、鱼、蛋。在国务院开会,如果到吃饭时间会议还完不了,总理经常同工作人员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放点粉条。
科学家朱光亚回忆说:“1962年11月,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了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年规划。12月4日周总理召开专门委员会对这个规划进行审议。会议要从上午开到下午,周总理便留大家吃午饭。餐厅摆了两张大圆桌,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熬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盘咸菜和烧饼。周总理同大家同桌就餐,同样的饭菜。1963年的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大家都入席后,贺龙元帅来到了餐厅,他望了一眼桌上摆的饭菜,风趣地对总理说:‘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呀。’总理笑道:‘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据技术专家沈鸿的回忆,1965年11月24日下午,周恩来接见了参加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的80位代表。代表们受到极大鼓舞,认为今后机械产品的设计工作,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更加明确了。那天,周总理谈话,越谈越多。谈得很晚了,他就说:“你们不要慌,今天我请你们吃饭。”在会议厅,80个人坐了10桌。一个大锅菜(白菜熬豆腐),另外有四盘小菜。回来后,许多人问我:“周总理平时就这样生活吧?”我说:“当然是这样。”大家伸了伸舌头,十分惊讶,没想到周总理生活这么俭朴。科学家钱三强说:1966年11月,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周总理特地找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去他的办公室,高兴地对大家说:“群众都在庆祝胜利,我们也在这里庆祝一下。”庆祝方式极简单:只备有一小盘鱼冻作下酒的菜,破例允许喝几口酒。那种简单的庆祝方式,代表了他平日生活朴素的作风,对我们都是极大的教育。
周恩来开会是如此,平时在家里餐食更简单。本来,在困难时期以前,他和邓颖超就规定,每月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60年代初我国遇到暂时困难后,周恩来在家里硬是规定不吃鱼、不吃蛋。有段时间,炊事员桂师傅为了不影响周恩来的身体健康,就给周恩来多做了几顿细粮吃。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把办公厅的秘书找来,询问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口粮标准和粗粮细粮的比例。当他知道最低定量是25斤时,立即申明他自己就吃25斤的标准,绝不多吃。粗细粮的比例,他要求同普通工人一样。有时,他还到中南海食堂排队买窝窝头和菜汤,和大家一起吃饭。他说:“现在全国人民度荒年,我们领导更要走在前面。”
有的同志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吃的是素菜淡饭,就劝他们说,你们都是老人了,日夜操劳,应该吃得好一些。国家再困难,也不欠这一点呀。邓颖超接过话茬说:“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起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很满意了。”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周恩来外出视察工作,也和群众打成一片,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从不把外出视察看作改善伙食的难得机会,搞特殊化。有一次,有个机组奉命到广州接周恩来到南宁开会。那天中午,周恩来由于工作忙,没有吃饭。晚上,他和机组的同志一块儿吃饭。开饭后,机组的同志发现周恩来的饭桌上没有肉,后来一问,才知道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带头不吃肉。当时,机组的同志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大家见周恩来不吃肉,谁也不愿吃。周恩来发现后,和蔼地对他们说:“快吃,这是革命的需要,一定多吃。”直到机组的同志吃了他才放心。还有一次,周恩来到南宁上了火车。开饭时,车上的工作人员请他吃回锅肉,他认真地向车上工作人员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节约闹革命,我现在已经不吃肉了,不喝茶了。听说你们桂林出的豆腐乳不错,吃点豆腐乳和素菜就行了!”这顿饭,周恩来只吃了两个小菜:一盘豆腐乳,一盘酸菜。饭后,只喝了一碗白开水。
1962年5—6月间,为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个月。其间,每到一个新的住地,周恩来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一个汤。
大家看到周恩来日夜操劳,伙食标准定得又那么低,都非常心疼,变着法地想让他吃点肉食。一次,管理员偷偷地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周恩来发现后,马上叫邓颖超到厨房去查看,并说服大家以后再不要买了,同时把剩下的香肠全都分给了工作人员。事后,周恩来不放心,又找管生活的同志再次强调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从此以后,邓颖超三天两天下厨房,查看买的东西是否合乎规定,做菜是否加肉类。管生活的同志一看邓颖超把关十分严格,一点灵活性都不给,心疼周恩来的身体,便含着眼泪恳求说:“您就做做总理的工作,让加一点好菜吃吧!总理担着国家的重担,连着亿万人民的安危冷暖,如果影响健康,我们于心不忍哪!”邓颖超说:“同志们的心意我们理解。不过,还是按恩来同志说的办吧。做了,他不能吃,你还得挨批评。”管生活的同志被邓颖超的一席话说得无言可对,毫无办法,只得按规定办。
周恩来外出时,每到一地,都首先立下吃饭的规矩:主食,每天要有粗粮;副食,早饭只要家常小菜。午饭和晚饭最多两菜一汤。有一天,他来到鞍山,厨师做了四菜一汤,他亲自端下两个菜,并告诉服务员留着下顿热热吃。他点名要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二是高粱米,每天吃一顿。因为高粱米不容易煮烂,同志们担心吃高粱米不好消化,周恩来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周恩来多次向工作人员交代:“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他的这些话,绝不是说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实际中。
有一次,辽宁宾馆的厨师实在按捺不住对周恩来的崇敬和爱戴心情,试探着为他做了四菜一汤。周恩来发现后,耐心地解释说:“不是讲一顿两个菜,怎么今天翻了一番呀?”他让服务员一定要撤下两个菜,留着下顿热热再吃。服务员只好噙着热泪撤下两个菜。还有一次,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饭厅就餐,秘书、警卫员还有工作,要晚到一会儿。周恩来就亲自把饭菜拨出一份,通知服务人员留给未到的同志。服务员恳请他不要留,说一会儿再给他们做。周恩来笑了笑说:“你们是按全员上的菜,人来一半,就该用一半。这样一可使你们免劳,二又不超过标准,两全其美嘛!”
1959年,周恩来到黑龙江省视察,下榻的饭店的同志准备做熊掌、海参等20多样菜款待他。当厨师们正在忙忙碌碌备料的时候,周恩来派人来通知说,我们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伙食不能超过规定标准,不吃肉,不吃过油食品,要吃粗粮。1962年,周恩来再次到黑龙江省视察。一天,下榻饭店的厨师做了一盘油炸黄豆。饭后,周恩来让邓颖超传达他的指示。邓颖超说:“事先不是说过了,不吃肉,不吃过油食品吗?老百姓每个月才几两油啊。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我们怎能吃得下去吗?我们吃这种油炸黄豆心里难过。希望同志们以后不要这样做了。”邓颖超还说:“黄豆本身就有油,搁点咸盐,放点葱花,用水煮煮吃就不错了。”下一顿,给周恩来上的是黄豆芽炖豆腐,他高兴地说:“这就很好嘛!”有一次,周恩来去长春,工作人员把他的规定和要求转告了接待人员。接待人员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在意,开饭时仍然超标准上了菜。这下子周恩来生气了。同行的邓颖超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代。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感动,厨师说:“我干了这么多年厨师,大官见得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虽然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但只是说说而已,还没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当年,周恩来到东北视察期间,东北局和有关省委的领导同志曾一再进言,劝他在伙食方面不要规定得太死,厨师也好适当地为他改善一下生活。每逢这种场合,周恩来总是爽朗地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当前是困难时期呀!我们共产党人,应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人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人们都说吃在广州。有一次,周恩来去广州视察工作。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多小时就起床了。负责接待的同志怕他身体吃不消,想让他多吃点,吃好点,早晚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周恩来到餐桌旁一看就不高兴了。他把工作人员叫去,严厉地说:“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工作人员忙去找来服务员,说明情况,服务员不肯撤,并解释说:“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这是首长让端上来的,已经端上了还怎能再撤下去?”于是,工作人员向周恩来提议说:“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这个提议惹来了麻烦,周恩来起身要走,并生气地说:“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这下子大家慌了手脚。服务员看周恩来生气了,赶紧往下撤菜。广州军区的领导听了接待人员的汇报后,感到很难过。他们都知道周恩来的作风,所难过的是,他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如果营养跟不上,会累垮了身体。后来大家商量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这样,量很少,既不会剩下,又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周恩来总算是同意了。
周恩来严格地俭朴饮食,即使在陪同外宾时也坚持如此。
1965年9月,周恩来陪同前来我国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坐“东方红”32号客轮沿长江而下,前往武汉。在船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他既不吃高级饭菜,也不吃高级点心,并对工作人员交代说:“做点普通菜吃好了,不必讲究。”这天,他只点了豆花(北方叫豆腐脑)、红薯泥等几样普通菜吃。早餐也只吃点稀饭、馒头或小包子。一天晚上,秘书请服务员叶龙春转告厨房给周恩来弄点夜宵。不一会儿,服务员送来了一碗红豆汤。他觉得没有什么好东西给周恩来吃,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没想到周恩来喝了红豆汤很高兴,因为他有十多年没喝过了。他叫服务员转达对厨师的谢意。
1963年6月21日,周恩来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到沈阳参观访问。他知道这一天是崔庸健委员长的63岁寿辰,便亲自告诉接待人员要做寿桃,做寿面,还要做软一点的高粱米饭。见接待人员有些大惑不解,周恩来深情地说:“崔庸健同志和中国人民长期并肩战斗,抗击共同的敌人,在东北参加过抗日联军。现在,让我们吃点高粱米,回忆共同渡过的艰苦岁月。中朝人民有说不尽的战斗情谊啊!”当崔庸健走进宴会厅,看到隆重的情景,知道是周恩来为他祝寿时,非常感动。
(许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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