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嘛，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邓颖超说：“我们看到你们作出这样好的成绩，心里哪个不高兴啊！今天总理请你们来，就是为了表达我们这种心情。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吃完饭后还要请每人交三两粮票。”

    世人慨叹：周恩来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斯言诚哉！斯言信哉！

    像普通人一样，周恩来也是靠工资生活，也有衣食住行的开支，也有囊中羞涩的时候。

    尽管人们对周恩来总理的清廉奉公、无私奉献早已有口皆碑，但如果不是细心的秘书长期保留下来的账目清单，谁又能想到周总理总理在世时也有囊中羞涩？

    曾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过的一些同志谈起1964年发生的那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感慨不已。

    那年10月，来我国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离开北京回国。西哈努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然，也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西哈努克行前，周恩来交代外交部礼宾司：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西哈努克一些他喜欢吃的蜜橘。

    金秋十月，正是橘子收获的季节。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觉得以国务院总理名义送不如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送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

    周恩来同意了礼宾司的建议。他交代秘书告诉礼宾司：既然以我个人名义赠送，那这次赠礼费用全部由我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礼宾司的同志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后，一下子呆住了：赠礼费由总理个人负担，这要花费总理多少钱啊！蜜橘本身倒不是很多，但运费可观。当初礼宾司提出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送，以为费用应由公家报销，根本没想到周恩来自己掏钱。

    西花厅这边，周恩来的秘书也犯了难：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这么一折腾，总理的这么一点积蓄就交代得差不多了。然而，秘书也知道：总理交办的事，是必须无条件照办的。因此，他只好对礼宾司的同志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你们尽量省着些用吧！”

    一个堂堂的共和国总理，而且此时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已整整15年，个人积蓄仅有400元，猛一听来，真是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周恩来与邓颖超唯一的经济收入就是工资，除了工资，就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与普通百姓一样，他们也是靠工资过日子。有时，报刊上登载周恩来的一些讲话或亲笔写的文章，寄来一些稿费，但周恩来与邓颖超从来都没要，或是让退回去，或是交公家使用。周恩来去世后，因《周恩来选集》出版，有关部门按规定给邓大姐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捐赠给了周恩来生前一直系念着的延安人民。

    我国自从1955年开始实行工资制。工资制实行初始，周恩来的工资是600多元，后来工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要求降低工资，周恩来的工资一直是404.80元。邓颖超和他加起来是700多元。这在当时相对一般的干部家庭来说，工资收入是比较高的。加上周恩来与邓颖超生活俭朴，又没有子女负担，按一般家庭来说应该有较丰厚的积蓄。但是，由于周恩来特殊的工作和身份，更由于他的克己奉公，他们的家庭开销远比一般家庭的开销大得多。周恩来的这400多元钱，遇上开支较大的月份，还不够他一人的开销，有时难免还要从邓颖超的工资中揩一点“油”。

    衣服鞋帽在周恩来的生活开支中所占比重极小。几件中山装和衬衣总是补了又补；一双皮凉鞋穿了二十多年，中间换过几次底。周恩来说：“我这样做并不是穷得穿不起几身新衣服。”

    对于频频出国访问的周恩来来说，仅公家补助的出国制装费就足以开销他的衣服穿戴费用；但是，周恩来从来就不要国家的制装费和出国补助，他总是自己花钱买衣服。

    周恩来衣着简朴，很少添置衣物。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自周恩来担任共和国总理一直到他逝世，27年间他做衣服的次数和数量屈指可数。

    1954年夏，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访问了印度。印度的夏天比较炎热，周恩来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脚上穿的是皮鞋，热得难受。回国后，在秘书的劝说下，周恩来添置了两件绸子短袖衬衫，做了一双皮凉鞋。这次做的那双皮凉鞋从1954年一直穿到1976年他逝世，中间换过几次底，现在收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

    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正好赶上柬埔寨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为表示悼念，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每人做了一件白色西服。为此，西哈努克亲王深受感动。

    从60年代到70年代，周恩来近10年没有添置新衣。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那套粗呢中山装“礼服”已多处破损，显得有点陈旧。于是，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为了接待即将来华的基辛格和尼克松，周恩来做了一身新的法兰绒中山服。这套中山装一直穿到他逝世。后来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工作人员根据周恩来生前的意愿，给他穿上了这套当时已磨起了毛边的法兰绒中山服，没有再做新的寿衣。

    周恩来的内衣件件是补丁摞补丁。三年困难时期，他那条洗脸用的毛巾用得中间成了打鱼的丝网，他就从中剪断，将还能用的两端接在一起缝起来。又接着用。

    一次，秘书成元功见周恩来穿了多年的棉毛衣后背上破了许多个大大小小的洞，便到百货大楼买了两件新的。周恩来发现后，急了：“怎么给我换新的，原来那件呢？”

    秘书赵行杰说：“原来那件实在是太破了，不好再穿了。”

    周恩来严肃地说：“太破了总还可以补一补嘛，为什么要换新的，艰苦朴素的观念一定得在脑子里扎根。”

    秘书没有办法，只好到百货大楼把衣服退了。

    周恩来穿衣，很注意“保密”，除身边工作人员外，一般外人很难发现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周恩来出国访问或到国内各省视察，秘书总要给他拎着一个旧行李箱。箱子里放着他的日常生活用品，一条薄薄的绿色平纹布被子，一个荞麦皮枕头，两件补了又补的睡衣和一些换洗用的衬衣、衬裤、袜子等。

    出国访问时，这个箱子在周恩来睡前打开，早上一起床，卫士就必须抢先赶在外国服务员之前进去把周恩来的旧被子破睡衣折叠好收进箱子锁起来，以免让外国服务员看见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就穿这样的破睡衣，盖这样的旧被子。那些不知底细的外国服务员只以为箱子里装着什么机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竟会是一箱破旧衣服。

    至于换洗的内衣，那更是不会送给外国服务员去洗。因为这些内衣大多有补丁，而且太旧不结实，如果让服务员把这些衣服放在洗衣机中一转，这些穿了十几年的内衣有可能被搅破。而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好给他洗衣服，因为住的是国宾馆，没法拿出去晾晒。因此，周恩来的换洗衣服只好交给中国驻当地使馆的女同志去洗，洗净晾干后再用箱子送回来。

    1963年年底至1964年年初，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在埃及，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给周恩来洗衣服。当她拿到周恩来的衣服时，看着一块接一块的补丁。心酸得难以忍受。她拿着周恩来一件换过领子和袖子的破旧衬衣，怒气冲冲地找到她熟悉的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发开了火：“你们简直不像话，我们这么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你们就给他穿这样的衣服？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工作人员都没有人穿了，太不像话了！我们要给总理做衣服。”

    “我们难道不想给他做衣服吗？可是你能说服得了他吗？”成元功等总理的身边工作人员一脸的苦楚。

    徐克立拿着衬衣，风风火火地去找周恩来，申诉了她买衬衣的理由。周恩来听完后，笑着说：“我还有衣服穿嘛！”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这3件衬衣是我们拿自己的钱给你买的。”徐克立说。

    “你们的钱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用不着在国外花外汇买，再说，我还有衬衣，你问他们我有没有？”说着，周恩来用手指了指站在一边的工作人员，成元功等人赶紧低头不语。

    “破一点儿，也能穿嘛，只要不影响外观就行。”周恩来自有他的道理。衬衣是穿在里面，只要露在外面的领子和袖子不破就行。他的一件衬衣，往往要穿到换过好几次领子和袖子。

    徐克立坚持要把衬衣留下。她说：“这3件衬衣交成元功带上，如果穿不着，回北京再退给我。”

    成元功只好把3件衬衣留下，但周恩来始终没穿。回国后，这3件衬衣送给了别人。

    今天，也许会有人认为周恩来穿着这样的补丁衣服，有点做得太过，没有必要。这个问题周恩来自己也想过。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呢，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周恩来饮食俭朴，出外吃饭处处自己掏钱。每月的吃饭开支要占他生活费用的很大一部分。

    按今天人们的想象，像周恩来总理这样一级的干部经常出外工作，在吃饭饮食方面是花不了他自己多少钱的。然而，恰恰相反，相对于其他生活开支来说，周恩来的吃饭饮食开支要占他工资中的很大一部分。

    是周恩来吃得好，常吃山珍海鲜吗？不，周恩来的饮食非常简单，周恩来吃饭，餐餐自己掏钱，就连开会时喝茶，也自己掏钱。在家里自然是不用说，在外面也是如此。他公私分明，决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

    由于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在外面吃饭的时日多，在家里吃饭的时日少。去外地开会或视察不要说，就是在北京，也由于工作经常是连轴转，很难像普通人那样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常常是工作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草草用餐。这种工作餐，周恩来都是如数付钱。

    周恩来晚上常常在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地方开会、接见或处理国际国内大事，往往要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工作到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有夜餐补助，实际上可以不交钱。但周恩来每次在这些地方吃夜餐，坚持按照白天用餐交费的标准交钱。

    工作人员很为难，说：“总理，夜餐补助是有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入账。”

    周恩来说：“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嘛，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周恩来到地方视察工作，临离开时，一定要地方把他应该付的食宿费用全部结算好，而且事先打好招呼：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不能有什么特殊。

    1967年，周恩来到广州解决问题，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怕总理的身体吃不消，想在伙食上改善一点，早餐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周恩来来到餐桌旁，脸色顿时严肃起来，批评说：“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撤回去！”

    接待的同志解释说：“在广州这算不得什么复杂。再说，已经端上来了，怎好往下撤。”

    身边工作人员也劝说：“既然已经端上来了，就算了，按规定付钱，下不为例就是。”

    周恩来火了：“那好，你们不撤，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接待的同志慌了，叫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

    1962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到东北三省工作了一段时间。行前，他亲自交代管生活的工作人员，规定了几不准：不准吃肉、不准吃蛋，连油炸的东西都不能吃。因为那时的油也很紧张。此外，还规定不许摆水果，不许摆糖，摆了要撤回去。还嘱咐带上茶叶和苏打饼。因为周恩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有夜餐的习惯，为了不给地方增加麻烦，夜里就着茶水吃点饼干对付一下就行。

    后来，周恩来到了长春，当地负责接待的同志以为不过是说说而已，因此，上菜时还是超了标准。周恩来生气了，邓颖超亲自出面把管理员找来，亲笔写下了山珍海味不准吃，肉蛋和油炸的东西尽量少吃，一切按标准做等规定。

    周恩来常说：菜上多了，吃不完是最大的浪费，再说，自己也付不起这么多的钱，不能慷国家之慨。

    那时，也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不太自觉，他们带着老婆孩子到地方，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一次，周恩来到上海，偶尔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很是生气。回到北京，周恩来召集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明确告诉各省来的代表：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客人出具账单，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这个制度，不能把因私事开支的费用混到公事中去报销。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63年，周恩来到杭州治病。为了更好地照顾周恩来，邓颖超也跟着到了杭州。但是，邓颖超在杭州的吃饭、住宿费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费了他们好几年的工资积蓄。

    周恩来生活开支较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

    周恩来“请客”多。请客是周恩来一种特有的工作方式。每次请客，包括一些为工作的请客，周恩来都是自己掏腰包。邓颖超嬉笑周恩来：“你请客是吃我的，你一个月有几个钱啊，不信咱们可以算一算。”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经常要召集副总理们及各部委负责人开会。人数较多的工作会议，一般在国务院会议厅开。然而，更多的情形是，周恩来常常是有针对性地召集一些几个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这种小型会议或谈话不好在国务院会议厅进行，而多是在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进行。谈完工作后，往往也就到了吃饭的时候，这时，没有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时的工作餐，周恩来总是爱说：“别走了，一块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说是“请客”，其实吃得也很简单，不像现在有些人请客那样满桌子的菜。没有客人时，周恩来一般都是两菜一汤；有了客人，一般就是再加两个菜，四菜一汤，菜也都是家常菜。有时碰到人多，再加一两碟花生米之类的小菜。当然，吃完饭后，周恩来不会收“客人”的菜钱，但粮票要收，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粮食都是定量的。客人多了，粮食不够吃。

    1963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等有关负责人在西花厅开会。照例，周恩来又请了大家的晚饭，与周恩来感情很深的贺老总步入饭厅，一看桌子上的简单的四菜一汤，便风趣地说：“总理，现在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周恩来笑了笑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出来的，将来中国富强了，但艰苦朴素的传统还是不能丢啊。”

    周恩来“请客”名目繁多。某个体育代表团出国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周恩来常常把运动员请到家中做客，予以鼓励；某个文艺团体出国演出获得成功，周恩来要找机会把演员们请到家中做客，了解一些情况；某项科技试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或成功，周恩来会把有关科技人员请到家中做客……周恩来乐意与各界人士交朋友，他总是寻找机会把自己置身于朋友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际，他也希望别人把他看成一个朋友而不是总理。他设法利用星期天难得的一点空闲邀请文艺界、体育界、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到家里做客，必要的时候，还亲自下厨露一手“绝活”，做个“红烧狮子头、干丝汤、钱油熬豆腐”之类，供大家一乐。在一种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大家少了拘谨，敞开思想，无所顾虑，有什么想法或建议，都真实地谈出来。周恩来也就在这种气氛下完成他要做的工作，与大家建立起了朋友的信赖感。

    1963年年初，前线话剧团成功地演出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周恩来看后很高兴。4月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请该剧的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要到家里做客，同时还请了陈毅、张茜夫妇及萧华、夏衍等作陪。席间，周恩来一一询问演员们的名字、年纪，谈笑风生。

    张茜和编导沈西蒙曾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当过演员，是老战友。邓颖超就开玩笑说：“西蒙同志，你们可以请张茜去演阿香啊！”

    一位演员在一旁打趣说：“那欢迎陈老总演赵大大。”

    周恩来和陈老总笑成一片。陈老总高兴地对演员们说：“总理对你们的戏非常满意，今天在大会上作报告还专门讲了《霓虹灯下的哨兵》。”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替你们做宣传。”接着他对剧本和演出的进一步提高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

    邓颖超说：“我们看到你们作出这样好的成绩，心里哪个不高兴啊！今天总理请你们来，就是为了表达我们这种心情。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吃完饭后还要请每人交三两粮票。”

    类似这样的“请客”例子举不胜举。

    春雨润物细无声。周恩来与各界人士建立起来的这种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对各界人士来说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化解委屈，消除隔阂，激励进取，对各项工作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

    周恩来是个极重感情和礼仪的人。如果受到别人的帮助，他会像普通人一样按常规礼仪去答谢别人，决不会以为自己是总理，别人为自己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答谢，往往是自己花钱请人吃一顿便饭。60年代初，为了感谢著名大夫林巧稚和她的女助手替邓颖超成功地做了一次手术，周恩来和邓颖超请林巧稚和她的女助手吃饭，并请了老舍及其夫人胡絜青作陪。饭是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席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再向两位大夫表示感谢，令林巧稚和她的助手感动不已。饭后，周恩来自己结了饭钱。

    遇上在外面请客，周恩来总是要求饭店按市场价核算得清清楚楚，坚持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理蓬皮杜访问杭州。送走蓬皮杜后，周恩来兴致很高，便对辛苦了好几天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走，上楼外楼去，今天我请客。”

    身边工作人员知道总理的脾气，只好跟着来到了楼外楼饭店。

    这次请客，算是比较“奢侈”了，除了蔬菜，还上了西湖醋鱼、霉干菜烧肉。

    饭后，浙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说这顿饭由省里报销。周恩来一听，脸色就严厉了：“我请客怎么由省里报销？你们的接待原则怎么执行的？不行。”

    饭店的同志知道不收费周恩来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便象征性地收了10元钱。

    周恩来的账算得很清楚：“不行，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

    饭店的同志只好又加收了5元钱。

    周恩来说：“可能还不够，要照一般顾客一样收费，不要搞什么成本价或内部价。”

    饭店的同志只好收了周恩来的5元钱，一共20元。

    吃过饭后，周恩来启程回北京。在去机场的车上，周恩来的心里还惦念着刚才吃的这顿饭。他对秘书说：“我们吃的那顿饭可能20元钱还不够。”

    “我看可能差不多。”秘书的意思是差那么一点点也就算了。

    “差不多怎么行？等会到机场再留下10元钱，请机场有关同志转交楼外楼。”周恩来不容半点含糊。

    楼外楼的同志接到周恩来补交的10元钱后，深受感动。他们认真地按市场价核算了周恩来请客的这顿饭，一共是19元多一点。之后，他们把这顿饭的饭菜列了一份清单，明码标价，连同多余的10元多钱，一同寄给了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每次请客，总是说：“没关系，我们的工资比你们高，又没有家庭负担。”

    的确，相对于一般干部，周恩来的工资是比较高的。而且，那时的钱很值钱，经花。但是，由于周恩来克己奉公，处处坚持自己掏钱，本来公家可以报销的费用他都自己掏；本来一些应该由公家供给的东西，如药品、报纸，包括身边服务人员用的肥皂，他都自己负担。因而，他的工资除去房租水电及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开支后，剩下不了几个钱。请客次数多了，入不敷出，还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这一点，邓颖超很清楚。

    一次，周恩来在西花厅与有关负责人开完会后照例又说：“别走了，今天我请客。”

    旁边的邓颖超开玩笑地说：“怎么老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你请客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可以算一算。”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打这一次以后，周恩来还是请客如常，只不过总是要补上一句：“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我是慷大姐之慨。”

    周恩来的家庭开支中还有用车费，看戏、跳舞、去公园，周恩来总是自己掏钱买门票。

    一个国家总理，家庭开支中竟然还有“用车费”，今天的人们看来既新鲜又有点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他把看戏、跳舞、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的用车都看作私人用车。

    如果是纯粹意义上的私事倒也罢了，周恩来把到医院探望病人，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这类在很大程度上应算是公事的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坚持自己交费。

    每次在他看来是私人用车后回来，周恩来总不忘交代司机：“你给我记上账，花了多少汽油钱，从我的工资中扣。”

    司机记下账后，交交通部门转财务从周恩来的工资中扣。有时，司机觉得实在算不得私人用车，如去拜访某位民主人士或外国朋友，这完全是周恩来在做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因而便不忍心记账。但周恩来的记忆力惊人，他记得非常清楚。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由管生活的秘书负责管理。但每次工资发下来后，周恩来几乎都要亲自过目工资表，看是否都扣除了各种费用，包括私人用车费，一旦发现少记了账，有关人员就要挨他的批评。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侄子侄女和亲戚不少。对这些亲属的来往周恩来曾规定：亲属来看望都不许派车接送。

    20世纪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侄子周秉钧和侄女周秉宜在离市区较远的八一学校读书。周恩来从来不允许用公车接送他们，而是要他们乘公共汽车。秉钧上五年级那一年，学校放假了，学生们大都被接回家了。秉钧和妹妹没有人接，住宿行李拿不了，于是他俩就给伯母邓颖超写了封信，要她派人来接他们回家。

    邓颖超接信后笑了：“怎么给忘了呢！”于是派了卫士冯福成雇了辆三轮车，把侄子侄女接了回来。车钱自然是由周恩来个人掏。

    一次，周恩来的侄子和侄女来看望伯父伯母。他们在西花厅吃过晚饭后，去工人俱乐部看演出。当时已是7点多了，他们一边急匆匆地出西花厅，一边焦急地议论：“快走，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一位秘书正好听见了他们的议论，问明情况后，就请司机送他们兄弟姐妹到工人俱乐部。

    这事被周恩来和邓颖超知道了。他们把那位派车的秘书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秘书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要误了看演出。”

    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说：“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

    稍顿，周恩来又说：“记上账，今天的事交双倍的用车费。看你们以后还记不记得住。”

    这件事情以后，秘书们再也不敢用车接送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属了。

    周恩来一向关心我国的文艺事业，他对艺术也比较内行。文艺界搞出了什么新节目新电影，他都会抽空去观看。这种事情，周恩来总是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钱去买三张票，然后带上司机和卫士悄悄地去看演出。

    1957年年初，北京曲艺团用曲剧这一新剧种在前门大栅栏的一个剧场演出《杨乃武与小白菜》。周恩来刚刚结束对越南、柬埔寨、缅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11国的访问回到北京，他从报纸的广告上看到了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演出消息，便对卫士长说：“今天晚上咱们自己买票，去看看魏喜奎他们演出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说：“谁也别告诉，买到什么票，就坐到哪儿，不许挤群众的座。”

    卫士长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去买票，按顺序买到了剧场北边靠门的几个座位。

    晚上，周恩来带着卫士长和司机，前去看戏。为了不惊动群众，周恩来在场外等到剧场灯灭时才入场，悄悄找到座位坐下来。

    直到演出结束，灯光重亮时，演员和观众们才发现他们的总理也在看戏，自然是又惊又喜，掌声一片。周恩来走上后台，关切地向演员们问这问那，予以鼓励。

    周恩来在周末常常去参加一些舞会，他把跳舞当作接触群众，了解情况的一种方式。对于要售门票的舞会，周恩来总是坚持自己掏钱买票。去公园也如此，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常用他们的工资积蓄接济生活有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他们说：“用我们两人的钱帮助同志，节约了国家的，也是替组织上做工作嘛。”

    周恩来家庭经济开支中还有一项较大的数目就是接济、帮助家庭生活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

    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不仅担任了共和国总理，而且还兼任外交部部长，集内政外交于一身，工作非常繁重，因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多。“文化大革命”以前，周恩来身边的秘书有20多个，他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分别负责联系军事、外交、财贸、农村、水利、文教等各口的事务。1965年，总理办公室撤销，周恩来身边只剩几个人了。

    对于身边工作人员，谁家生活有困难，或出现什么意外事故，周恩来和邓颖超总是慷慨解囊。尤其是对那些工资低、家庭负担重的卫士、服务员、厨师、司机等工作人员，周恩来更是从生活上给他们更多的关心。

    有位司机，家里生活困难。每逢过年过节，周恩来和邓颖超总要从工资中挤出一些钱给这位司机作补贴。

    服务员霍英华在北大速成中学学习，生活困难，周恩来和邓颖超从工资中拿出100元给她买了辆自行车，使她上学和照顾家务、孩子两不误。

    对于生活困难，买不起自行车而步行上班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自己掏钱帮他们买了自行车。

    卫士乔金旺的老母亲去世了。因工作需要，乔金旺未能在母亲临终前尽孝。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后，从工资积蓄中拿出100元给乔金旺，让他拿回去补偿。

    ……

    身边工作人员也知道周恩来和邓大姐的工资积蓄不多，因此，有时碰到谁有困难便有意不让周恩来和邓颖超知道，以免又让他们破费。

    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家里遇到了困难欠债170元，他本人的工资40多元，平时也很难有什么积蓄。显然，靠他个人很难还清这笔债务。总理办公室党支部没有把这事告诉周恩来和邓颖超，支部书记正准备开会研究替他申诉请福利补助，分两次解决。这事不知怎么让邓颖超知道了。支部会刚开始，邓颖超推门进去了，说：“怎么，你们还向我保密啊？”

    支部书记只好如实汇报。

    邓颖超说：“你们关心有困难的同志，这是对的。不过专门开会研究这170元的补助办法就大可不必了。我和恩来的工资有节余，就拿我们钱替他还了欠款。就这样定了，不要再讨论了。”

    邓颖超还说：“我也是这个支部的党员，向你们提个意见，以后类似这样的事，你们要与我们通个气，谁有困难，就不要向组织申请了，用我们两人的钱帮助同志，节约了国家的，也是替组织上做工作嘛！”

    除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外，身边工作人员谁结婚了，或者是生孩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总是要买点小礼品，或是买上几斤鸡蛋或两只老母鸡送去。

    对自己的亲属也是如此。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允许自己的亲属搞特权，也不让他们有困难向组织伸手。谁家困难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给予接济。亲属到北京治病或办事，他们的吃、住，家庭有困难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总是自己掏钱负担。在他们看来，解决这些人的困难，也是为社会减轻负担。

    今天，有些人利用自己的特权为亲属子女谋利益，而当年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却是掏自己的腰包为亲属解决困难，为社会减轻负担。

    1956年，周恩来在家乡淮安的婶母病重。周恩来得知婶母的病无法救治后，致信给中共淮安县委。信中说：

    “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付，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后来，周恩来的婶母不治身亡，留下了女儿陶华等子女。按规定，陶华等人成了孤儿，生活费用可以由公家负担。但周恩来在1957年4月19日又致信淮安县委，信中说：

    “我伯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以照顾。

    “现寄去为安葬我伯母善后费用所拖欠垫款25元，请查收。”

    据先是担任周恩来的卫士、后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的高振普回忆说：

    “我粗算了一下，邓大姐和周恩来自国家施行工资制度以后，到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两人的工资除支出生活费用外，用来补助工作人员及有关同志的共计10218元6角7分，补助亲属共计36645元5角4分。除按规定每月交的党费外，又把节余的钱交了党费，先后三次共14000元。”

    这14000元，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多年来除去各种开支后的工资节余。如果平均算起来，他们两人每月的工资节余就是几十元。

    周恩来两手空空而来，两袖清风而去。

    世人慨叹：周恩来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斯言诚哉！斯言信哉！

    （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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