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

    “贫下中农说没有房子住，你们却搞这么个展览。搞这个有什么用？不要搞这个嘛！要先考虑解决贫下中农的住房问题。这房子还能住人，让贫下中农搬进来住嘛！”

    “在我们党内，只有3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有一次，秘书杨俊去向少奇同志报告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开头，少奇同志好像没听见，根本不理。当叫了第三声“委员长”时，少奇同志才不高兴地反问杨俊：“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

    1959年国庆期间，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参加的人有王光美同志，还有几个孩子和亲戚，刘振德也参加了。

    少奇同志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要亲自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呢？原来，有些本家和亲戚看到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就到北京来找他为自己办点事：有的不想当农民想当工人，有的不安心农村要进城市，有的想要点东西等。不给办，还有埋怨情绪。少奇同志认为有必要做些思想工作，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

    少奇同志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主持政治局同志开会的地方。（这个会议室十分窄小，除了一个长条桌子和墙上一张大地图以外，什么摆设也没有。桌子周围坐20来个人，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从开会人的背后，只能走过一个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点方便，给你们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现在解放了，在农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你们现在吃饱了，穿暖了，就该好好为国家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还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要为国家争气。”

    在这之前，也曾有过一些熟人想靠少奇同志的关系找工作。确实，在有些人看来，帮助安排个合适的工作，这是他一句话的事。然而，少奇同志就是不说这一句话。他说：“这样不好，我们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

    对于一个侄女要表的问题，少奇同志说：“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乱用，为自己谋利益。”

    当时，上海牌手表刚生产出来，曾作价60元送来给少奇同志。只要少奇同志说一句话，侄女的表就解决了，但少奇同志没有这样做。

    少奇同志在会上说的话，虽然语气和缓，但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使到会的人受到了深刻教育。大家心悦诚服，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少奇同志意见。从那以后，请求少奇同志办私事的人就少了。

    1956年以后，少奇同志出去视察的次数特别多，差不多一年当中有1/3左右的时间在下面。每次外出，行前他总是找我们谈一次话，除了告诉我们准备去的地方，去的目的和任务，去了要找什么人等事情外，就是嘱咐我们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还特别强调不要让人家接送。他说：“地方上的同志都很忙，不要让人家到车站接送；在那里的活动，一切都听人家的安排。”

    那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少奇同志外出要坐专列火车。每到一个地方，人家总是安排他住到高级宾馆去。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经常吃住都在火车上。

    1959年到济南，他要找一些同志谈话，对我们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

    所以，一出去，火车就成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和住房。1961年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一个多月，他也一直吃住在火车上。

    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少奇同志对此很注意，每次都嘱咐我们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旅行，耽误人家的事情。当少奇同志的专列需要在什么地方停留时，他总是让我们转告铁路部门，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为此，还闹过一次笑话。

    那是在浦口车站。列车到站时，少奇同志已经睡着了。天快亮时，一列火车通过，响声把他震醒了，他突然坐起来说：“哎呀！糟糕！车停在站上，影响别人运输了。”

    他忙把吴振英找去询问情况。吴振英告诉他说：“咱们的车是停在车站附近的岔道上，不影响别的车通过。”他这才放心。

    1961年，他在湖南时，曾到家乡花明楼公社去了一次。当时，地方上已把少奇同志的旧居进行了修缮，辟作展览，供人参观瞻仰。房子里还挂上了少奇同志祖父母的照片，一些小牌子上写着哪是少奇同志小时候的卧室，哪是他学习的地方，还特别介绍少奇同志小时候学习如何用功，成绩如何好等。

    少奇同志看了以后，把党支部书记找来说：“贫下中农说没有房子住，你们却搞这么个展览。搞这个有什么用？不要搞这个嘛！要先考虑解决贫下中农的住房问题。这房子还能住人，让贫下中农搬进来住嘛！”

    这样，少奇同志的旧居展览只好取消，让一位贫农社员住了进去。正是因为贫农社员住在里面，这所房子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才得以幸存到今天。

    过去，党中央曾经作过决定，党内不管职位高低，一律不称官衔，而称同志。对这个决定，少奇同志是一直坚持的。解放前不说，解放后，从1949年10月1日起，虽然少奇同志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又先后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主席，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谁也没有称过他的官衔。

    少奇同志曾对我们说：“在我们党内，只有3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刚到那里工作的同志，对不称官衔而直唤“少奇同志”，总觉得不习惯、喊不出口，时间长了，见大家都这么称呼，就又感到只有叫“少奇同志”才最顺口、最亲切。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少奇同志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有一次，秘书杨俊去向少奇同志报告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开头，少奇同志好像没听见，根本不理。当叫了第三声“委员长”时，少奇同志才不高兴地反问杨俊：“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因为平时少奇同志很少责怪工作人员，这一问，把杨俊问了个大红脸。亏得当时王光美同志在场，向杨俊解释说：“你怎么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叫‘少奇同志’嘛！”少奇同志也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那时候，别的工作人员也遇到过这种局面：向少奇同志报告事情时，称他官衔，往往也是连叫几声他都没反应，但一改称“少奇同志”，他马上就答应了。

    所以，在少奇同志那里，官衔职务一直叫不起来。

    少奇同志为什么坚持不管职位高低，互相一律称同志呢？我们体会，这不仅仅是个称呼什么的形式问题，而是体现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干部之间平等的革命关系。

    事实也确是这样，对人称官衔，带上个什么“长”字，总觉得互相之间有隔阂，一称同志，隔阂就消除了。所以，在少奇同志那里工作的人，不但彼此都称同志，而且对其他领导人，也养成了称同志的习惯，如称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等，都这么叫顺口了。由于互相都称同志，大家的关系就特别融洽，思想感情就没有隔阂。

    1959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但他只是在公开场合和外事活动中以国家主席身份出现。在办公室，在家里，少奇同志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那样俭朴、那样亲切、那样平易近人。大家对他仍然是称“少奇同志”，在他面前，仍然是那样无拘无束，仍然是那样既尊敬，又亲近，相处得像一家人。

    是啊，在少奇同志那里，国家主席和秘书之间，和警卫人员之间，和保健、保育人员之间，和司机、炊事员之间，始终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

    （吴振英 刘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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