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进客厅时，正看见皮埃尔·居里站在朝向阳台的落地窗旁。我觉得他看上去十分年轻，尽管已是三十五岁的人了。他目光清澈，炯炯有神，身材修长，十分潇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话慢条斯理、深思熟虑，态度率直，笑起来既庄重又有生气，让人颇为信赖。我们交谈起来，很快便谈得十分投机。我们一开始谈的是科学问题，我很乐意问问他的看法。然后，我们便转到共同感兴趣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的问题。我俩虽然国籍不同，但彼此对事物的看法却惊人地相似，想必这部分是因为我俩所生活的家庭环境有着某种相同的道德使然。
我们在物理学会和实验室再次相遇，然后他便请求允许他前来拜访我。我当时住在大学区的一幢楼房的七层，这是一座破楼，我因经济条件所限，只能住这种公寓。但我仍旧乐呵呵的，因为我已经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能够在科学方面进行深造了。当时我已二十五岁了。皮埃尔·居里登门造访，见我住得这么差，对我表示了真诚的关怀与同情。这之后，他就经常跟我谈及他愿终生为科学研究而奋斗的梦想，并请求我能与他共同分享这种生活。但是，我一时还很难下此决心，因为假若此事成真，那就意味着我将与我的家庭、我的祖国分离，并放弃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的为社会服务的种种计划。我是在被蹂躏的波兰的一种浓重的爱国主义氛围中长大的，我想像许许多多的我的祖国的青年人一样，竭尽全力为保存民族精神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假期开始，我离开巴黎回到波兰父亲的身旁，我俩的事也就搁下了。在人分两地的这段日子里，我们鸿雁传书，彼此间的感情未减反增。
1894年夏天，皮埃尔·居里给我写的一些信很有文采，热情洋溢。信都不长，因为他习惯了言简意赅，但是他的每一封信都在向我诚心诚意地表示着他对我的一片深情，希望能成为终身伴侣。我对他的文字功底十分钦佩，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三言两语就把一种精神状态或一种境况表达出来，而且是用一种十分简朴的方式讲出事情的本质，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他的信有几段我在这本小书中已经引述过了，其他的我以后还要引述的。下面我先把他殷切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妻子的几段引述一下：
我俩已经彼此承诺（是不是呀？）至少相互之间保持一种伟大的友谊。但愿您没有改变初衷！因为口头承诺并不算数的，而这种事又是无法强求的。然而，这又会是一桩美事，我斗胆地盼着我俩能相依相偎地在我们的梦想中度过一生：您报效祖国的梦、我们为人类谋幸福的梦和我们的科学之梦。在上述这些梦中，我认为最后的那个梦是可以实现的。我这是想说，我们无力去改变社会现状，即使有这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凭一时想象去做，说不定会好心办了坏事，阻碍了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进程。而科学方面却不同，我们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因为这一领域脚踏实地。我心里清楚，尽管这一领域很狭小，但我们必有所获的……
我心急难耐地建议您10月份返回巴黎。如若您今年不回巴黎，我会非常痛苦的，不过，我这可不是出于一个朋友的私心才叫您回来的。我只不过是认为您在这儿学习更加有利，并且能够完成更加实在更加有用的工作。
根据这封信，我们可以明白，对于皮埃尔·居里来说，他的未来就只有一条路。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的科学梦。他需要一位与他一起去实现这同一个梦想的伴侣。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之所以直到三十六岁都还没有结婚，是因为他不相信会有符合他的这一绝对条件的婚姻的存在的可能性。
二十二岁时，他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女人比我们男人更喜欢为生活而生活。天才的女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当我们被某种神秘的爱情所驱使，想要进入某种反自然的道路时，当我们全神贯注于自然奥秘时，我们往往就与社会相隔绝，我们就常常要与女人去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几乎永远不是势均力敌的，因为女人会以生活和本能的名义扯住我们的后腿。
另外，从所引述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皮埃尔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对人类有着无穷的力量，这种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巴斯德说过：“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与和平将战胜愚昧和战争。”皮埃尔与巴斯德可以说是看法太一致了。
这种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信念使得皮埃尔·居里很少积极参与政治。他深受其教育与信念的影响，向往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但又不受任何党派理论的左右。另外，他像他父亲一样，一贯忠于公民应尽的义务。无论是在公众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里，他都反对使用暴力。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想用头去撞一堵墙，以便把墙撞倒，您对此人有何看法？这种想法可能是由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导致的，但是，真的这么做起来，那就荒唐愚蠢至极了。我认为某些问题需要用一般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今天，不可用个别的方法去解决，人们一旦走上一条没有出路的道路的话，就可能干出许多的坏事来。我还认为当今世界没有正义，强权政治，或者说经济强国才可能胜出。一个人累得半死不活，却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是令人非常气愤的事情，但是，并不是你一气愤，这种事情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可能会消失，因为人就是一种机器，从经济观点来看，让一部机器在正常状态之下而不是强制性的状态之下运转，才是上策。
他对待自己的内心活动如同观察普通事物一样，都有着一种清晰明确的认识。他一向认为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真正的意愿，同时又尊重他人的观点。为了顾此而不失彼，就必须权衡轻重，该谦让的就谦让。尽管他尽量地在迁就，将矛盾缩小到最低限度，但却无法完全避免出现矛盾，他因而常常感到苦恼。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大家都是情感的奴隶，都是我们所喜爱的人的成见的奴隶。我们也还得谋生，因而成了一部机器的齿轮。最让人难受的是，必须向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种种偏见作出让步。让步的多寡则取决于你自觉强大还是弱小。如果你让步得不够，你将被碾得粉碎。如果你过分退让，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就会对自己感到厌恶。我今天已远离了我十年前所遵循的原则。那时候，我认为凡事都得极端，对周围环境绝不作任何的让步。我当时以为，一个人就应该展示其缺点，正如显示其优点一样。
这就是那个自己无钱无势却想着与他所遇见的一贫如洗的女大学生结成连理的人的思想状况。
假期后归来，我们之间的友谊日见亲密，双方都明白除了对方谁都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终身伴侣了。于是，我们决定结婚，1895年7月25日举行了婚礼。按照我俩共同的志趣，仪式极其简单，没有采取宗教形式的婚礼仪式，因为皮埃尔·居里不信仰任何宗教，而我自己也不是教徒。皮埃尔的父母对我表示了最诚挚的欢迎，我父亲和姐姐参加了我的婚礼，很高兴能认识我将成为其中的一员的这个家庭。
我们开始时住的地方极其简朴，是一个三居室，位于格拉西埃尔街，离物理和化学学校不远。住所最大的优点是朝着一个大花园。家具很简单，是从父母家搬来的。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我们没有雇佣人，所以我几乎得包下全部的家务活儿，好在我在学生生活期间已经养成了这一习惯。
皮埃尔·居里的教师薪俸每年六千法郎，我们认为他不能做任何兼职，起码开始时不能兼职。而我则在准备年轻女子教师资格的考试，以便获得一个教职，1896年我便通过了这项考试。我们的生活是顺应我们的科学研究来加以安排的。我们白天都待在实验室里，舒赞贝格允许我在我丈夫身边一起工作。
当时，皮埃尔正埋头于晶体形成的研究，兴趣大极了。他想知道晶体的某些面是因为生长速度不同还是因为溶解度不同而造成特殊的发育与生长。他很快便获得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但他并未发表），但后来因为要继续放射性的研究而不得不中断了对晶体的研究，这使他常常感到遗憾。这一时期，我正忙于淬火钢磁化作用的研究。
皮埃尔·居里在学校教学时备课非常仔细、认真。他的这门课是新开课，没有硬性规定他做任何的教学大纲。开始时，他把他的课分为两部分——晶体学和电学。后来，他越来越觉得对于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来说，电学理论课非常有用，于是他便专讲电学理论了，而且成功地把这门课列为正式课程（一共分成为二十课左右），在当时，他的这门课算得上是巴黎大学的最完整最现代的课程。为了讲好这门课，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我每天都亲眼目睹的。他总是对种种现象和理论与观点的演变作出形象的全面阐释，务求讲解明晰、精确。他一直考虑要把自己的讲义编订成册，但终因事情太多，几年来一拖再拖，未能遂愿。
我们一直生活得很亲密融洽，因为我俩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共同的兴趣：理论工作、实验室的实验、备课或备考。十一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所以这一期间我们几乎没有只言片语的信件往来。休息日或假日，我们便或徒步或骑车远足，或是在巴黎郊区的乡间田野，或是去海边或山里。皮埃尔心里装满着工作，所以很难在一个没法工作的地方多待一段时间。只要是闲待了几天，他就会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好久什么也没干了。”相反，他对一连几天外出郊游还是挺感兴趣的，玩得非常开心，那都是我俩一起去的，如同他从前与他哥哥一起玩时的快乐劲儿一样，即便如此，游山玩水也阻止不了他思考科学研究的问题。就这样，我们跑遍了塞樊纳地区和奥弗涅山区以及法国的海滨，还有几处大的森林。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美景到处呈现，令人难以忘怀，不免过后常常要回忆起这些情景来。有一天，阳光明媚，我们在长时间的气喘乏力的攀登之后，来到了奥布拉克高山草甸，空气清新，满目碧绿。还有一次也印象深刻。一天傍晚，我们流连在特吕埃尔山谷，忽闻一首民歌小调传来，接着只见一只小船渐渐驶近，顺水而下，歌声渐渐逝去，我们恍若置身人间仙境，乐而忘返，直到翌日清晨才回到住处。归来途中，突见一辆马车驶来，两匹马被我们的自行车惊吓，飞奔起来，我们赶忙下了大路，穿过翻耕过的田地而去，走了很久，到了高处，才又回到大路上来。这时，月亮似有似无，太阳即将喷薄而出，牛栏中的奶牛睁着温驯的大眼睛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们。
春天的贡比涅森林令我们着迷，一片绿叶浓荫，望不到尽头，林间长满长春花和野葵，美不胜收，目不暇接。枫丹白露森林边缘、鲁安河畔对于皮埃尔来说也是一处赏心悦目的去处。我们喜欢布列塔尼海边的平静氛围以及它那一片片的金雀花和欧石南的田野，一直延伸到菲尼斯代尔海角；海角犬牙交错，伸入永远在侵蚀它的汹涌波涛之中。
后来，孩子出世了，无法远游，只好选固定的一个地方度假。于是，我们尽量地生活简单，与偏僻村庄的居民几无二致，别人分辨不出我们来。我记得有一个美国记者有一天在普尔杜村找到我们时，瞠目结舌。当时我正坐在屋前石台阶上，忙着倒空鞋里进的沙子。不过，他愣了不大一会儿，也顺势坐在我的旁边，掏出记事本，记录我对他的提问的回答。
皮埃尔的父母与我建立起了最真挚的感情。我们经常前往苏城去探望二老，皮埃尔婚前所住的房间永远空着等待我们去住。我同他哥哥雅克·居里及他的小家庭（他已经结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相处甚得，我把他看作我自己的哥哥一样，而且始终如此。
我们的大女儿艾莱娜于1897年9月出生，但不几天之后，皮埃尔竟痛失他的母亲，于是他父亲便搬来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当时住在巴黎克勒尔曼大街一百零八号、蒙苏里公园附近的一所带花园的房子里，直到皮埃尔不幸去世。
孩子出生之后，我们的研究工作困难增大，因为我得腾出更多的时间操持家务。幸好，我可以把女儿交给非常愿意照看她的爷爷照料。家里添人进口，又得请保姆，所以我们不得不动脑筋开源节流。然而，连续两年，经济状况未见改善，因为我们一直在忙着研究放射性的问题。直到1900年，情况才见到好转，但那是用牺牲时间换来的，我们原本可以用这些时间去搞科学研究的。
我们把一切社交应酬都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皮埃尔对这类应酬有着一种压制不住的厌恶。无论是年轻时还是后来，他都不愿意登门造访或拉关系。他生性严肃，不多言多语，宁愿一个人思考问题，而不愿与别人闲聊瞎侃。但是，他跟儿时的朋友们却关系密切，与对科学有着共同兴趣的朋友更是经常保持接触。
朋友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里昂理学院的古伊教授，他同皮埃尔的交往始于二人同在巴黎大学做教辅人员的时候。后来，他们经常通信，讨论科学问题，每逢古伊到巴黎进行短暂停留时，他俩便经常在一起，讨论个没完。现任位于塞弗尔的国际度量衡标准局局长的纪尧姆也是皮埃尔的老朋友。他俩经常在物理学会相见，星期天，有时二人还去塞弗尔或苏城相聚。后来，在皮埃尔身边还聚集了一些更年轻的朋友，都同他一样是搞物理和化学研究的，属于这两门科学中的最前沿的领域：他在放射性研究上的合作者和亲密朋友德比埃纳；他在X射线研究上的合作者乔治·萨涅克；他以前的学生、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保尔·朗之万；现为巴黎大学的物理化学系教授的让·佩兰；物理和化学学校的学生、现为巴黎大学化学教授的乔治·乌尔班。他们中或这个或那个常到克勒尔曼大街我们的幽静住所来拜访，大家一起聊起最近的或将来的实验，讨论新的思路和新的理论，对于当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
我们不怎么在家里聚上好多人，皮埃尔不喜欢这样，他认为少数几个人聚一聚更惬意。而除了一些学会会议以外，其他会议他很少参加。偶尔参加一次多人的交谈，如果谈话内容他不感兴趣的话，他就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独自一人继续他的思考。
我们与家里的亲戚来往也不多，我们双方的亲戚本来就很少，而且又相距太远。但是，凡是我的亲戚前来巴黎或者是在假期里看我，皮埃尔对他们都非常亲切和蔼。
1899年，皮埃尔和我一起前往奥地利管辖下的波兰，我们来到喀尔巴阡山，我的一个姐姐住在那儿，她嫁给了德鲁斯基大夫，她本人也是学医的，他俩在那儿管理着一家大型疗养院。皮埃尔尽管不太喜欢学外语，但因为很想了解我所喜爱的东西，便想到要学波兰语了，我并未鼓励他学波兰语，因为我觉得这种语言对他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他对我的祖国有着深切的同情，认为一个自由的波兰将来一定会诞生。
在我俩的共同生活中，我逐渐地了解了我想了解的皮埃尔，对他的思想也日益看清了。他跟我俩刚结婚时我所梦想的一样好或更加好。他非凡的才能令我对他的崇敬日益增加。他水平罕见地高，我有时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无出其右的人，他毫无虚荣心和鄙俗，那是常人在自己身上和在他人身上常常看到的缺点，在皮埃尔的身上却看不到。
这想必就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无穷魅力之所在，与他相处，是不可能感觉不到这种魅力的。他沉思的面容以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后来，我又发现他和蔼可亲，性格温柔，他对我的吸引力就更大了。他有时会说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争强好胜，这话倒是一点也不假。你很难同他发生争吵，因为他从不发火。他经常笑眯眯地说：“我不怎么擅长发火。”如果说他的朋友不多，那他也没有一个敌人，因为他从不伤害别人，连不小心地伤害了别人都未发生过。但是，千万不能叫他背离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他父亲就老说他是个“温柔的固执者”。
当他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他总是率直坦诚的，因为他深信外交方式通常是幼稚的，而直截了当才是既简单又上乘的方法。因此，他以天真率直而出了名，其实他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出于本能。也许正是因为他懂得自我评判、自我反省，才完全能够清晰地看出他人的行为动机、意图和思想。如果说他会忽视一些细枝末节的话，那他在根本的地方是很少出错的。他常常心里存着他的坚信不疑的判断而不说出来，但是，一旦决定说出来，认为说出来更好时，他便会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在科学界的朋友中，他从不尖刻，不为自尊心和个人情感所左右。所有成功的实验他都会感到非常高兴，即使是在某一个他未领先的领域里的成功。他常常说：“我虽没有发表研究成果而别人发表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认为在科学上，大家应该关心的是事而非人。但凡争拔头筹的想法都与他的情感格格不入，所以他连中学里的会考或排名次的方法以及授予荣誉证书的做法都坚决反对。对于那些他认为有能力从事科学事业的人他是不吝赐教、大加鼓励的，其中有一些人至今仍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如果说他的态度是已达到人类文明巅峰的一个精英的态度的话，那他的行为举止则是一个真正的好人的行为举止，非常随和，乐于助人，宽容，谅解，这与他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总是时刻准备着尽可能地帮助任何一位身陷困境中的人，并会为此而牺牲一部分他的宝贵时间，这可是他认为的最大的牺牲。他的无私是发自内心的，从不张扬，因为他认为钱财除了保证你有一个简单的生活而外，就是用来帮助他人和满足自己所喜爱的工作的。
他对他的亲人和亲朋好友的爱，我真不知如何才能描述清楚。他的朋友并不多，但一旦成为他的朋友，那他的友谊是最忠实最可靠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的。他对他哥哥的手足之情以及对我的爱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他温情脉脉，让人感到无比幸福甜蜜。在他的温情关怀下，真是妙不可言，但失去了这份爱之后，现实变得就更加残酷，让人难以忍受。我引用他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我怀着的深深的爱：
我想念你，你融进了我的生命之中，可我还想着你给我一些新的力量。我觉得我在把思想集中在你身上时——如同现在这样——我心里就能显现出你的身影，就能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就能让你感觉到我此时此刻已全部属于你了，但我却没能看见你出现在我的眼前。
上面是我俩那几次短暂的分别中的一次，他给我写的信里的一段。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不太有信心。对在艰难的环境中是否体力支持得住也不太有把握。如同深知共同生活之宝贵的人们常常会出现的情况那样，我们时不时地会觉得害怕有悲剧发生。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凭着自己的勇气说出同样的话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是一个人成了一个没有了灵魂的躯体，那另一个人也还是要努力地工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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