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小说家都有类似的经验。某个布朗、史密斯或琼斯站在他面前，以极其柔媚的声音诱他说：“来呀，试试来抓我啊。”于是，他们鬼迷心窍，从此踉跄在字里行间，把一生的大好年华虚掷在这一追求上，多数时候，只换来一点点金钱。很少有人抓住了这个幽灵，最多只能掠到她的一角裙裾或一绺头发，聊以自慰。
我相信，男人和女人写小说，是因为受到诱惑，想把闪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些人物创造出来，有阿诺德·本涅特[139]先生的话为证。我不妨引用他的一段文字，他说：“好小说的根本，在于创造人物，别无其它……文体很重要，情节很重要，独特的想法也很重要。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及人物的可信来得重要。人物真实，小说就能流传，否则，终将给人遗忘……。”接下来，他又断言，目前并没有第一流的青年小说家，因为他们不能创造真实的、活生生的、让人信服的人物。
今晚，我不揣冒昧，想要谈论的就是这些问题。我想辨明，我们说的小说中的“人物”意味着什么；谈谈本涅特先生提出的关于真实的问题；就青年小说家为何没能创造人物，说出一些理由，如果他们确实像本涅特先生说的，在这件事上力不从心。我很清楚，如此一来，我会得出一些很笼统、或者很含混的结论。因为这个问题很麻烦。只须想一想，我们对人物懂得多少——对艺术又懂得多少。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交代明白，我建议将爱德华时代[140]的人和乔治时代[141]的人分为两个阵营：我把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高尔斯华绥先生算做爱德华时代的人；把福斯特先生、劳伦斯先生、斯屈赛先生、乔伊斯先生和艾略特先生算作乔治时代的人。倘若我讲话时使用第一人称，自我中心得让人难耐，还要请大家原谅。我一向与世隔绝，孤陋寡闻，无意把我的胡思乱想推而广之，当做公论。
我的第一个结论，大家想必都赞成——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评判人物的行家。实际上，如果有哪一位，一年到头，口不臧否人物，在这门艺术上没些本事，生活准是一团糟。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友谊依赖它；我们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它；日常面对的问题，只有靠这点本事才能解决。那么，我要大胆说出第二个结论，或许大家会不以为然，我的结论是，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
我不是说，这就像人们推门出来，比如走到园中，蓦地发现玫瑰绽开了花苞，要么是母鸡下了一只蛋。变化不是这么突然和确定。但变化确实发生了，而且，既然人都难免随意性，我们就把时间定为一九一〇年好了。变化的最初迹象见于塞缪尔·巴特勒[142]的书中、尤其是《众生之路》一书；萧伯纳的戏剧继续记述这番变化。生活中，人们也能发现这一变化，如果举个平常的例子，不妨看看家中的厨子。维多利亚时代的厨子就像深渊中的列维坦，凶恶、沉默、隐在黑暗中，让人不可思议；乔治时代的厨子则像阳光和清风的造物，在起居室出出进进，一会儿借份《每日先驱报》，一会儿讨教一下你对帽子的高见。想要找出更严肃的例子，说明人类的变化能力吗？读一读《阿迦门农》[143]，看看随着时光的流逝，你的同情心是否还差不多完全属于克吕泰墨斯特拉。或想想卡莱尔夫妇的婚姻生活，叹息一番他或她的埋没和徒劳，想想可怕的家庭生活传统，竟让一位天才女子靠捕捉甲壳虫、擦洗平底锅消磨时光，而不是去写书，竟也习以为常。所有的人类关系都改变了——主仆关系、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伴随人类关系的变化，宗教、行为方式、政治和文学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权且把其中的一次变化定在一九一〇年左右。
我说过，谁要想平平安安地过上一年，非得有些评判人物的本事。但评判人物，本是青年人的艺术。人到中年或老年，这门艺术的运用大体是出于需要，很少在运用过程中结下友谊或进行其它冒险和尝试。但小说家与其他人不同，他们在满足了实用的目的后，仍没有平息对人的兴趣。他们更进一步，他们觉得，就其本质而言，人身上始终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生活中的一切具体事务安顿妥当之后，关于人，还有一些事情，对他们来说似乎至关重要，尽管这与他们的幸福、舒适或收入无关。研究人物成为他们魂牵梦绕的追求，他们痴迷于创造人物。对此我觉得很难解释：小说家谈论人物，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怎样的冲动有这么大的力量，促使他们不时将自己的看法形诸笔墨。
因此，倘若大家允许，与其做些分析和抽象的议论，我倒想给大家讲一段见闻，不管它有多么无聊，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从里士满到滑铁卢的旅途中，希望能够借此向你们表明，我所谓的人物，意味着什么；还希望大家意识到它可能呈现不同的侧面，乃至当你试图用语言表达它时，会有种种潜在危险困扰你。
那么，几个星期之前的一个夜晚，我险险误了火车，急匆匆赶到车站，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落座时，忽然有一种异样的、不安的感觉，似乎我搅了此前已经坐在那里的两个人之间的谈话。两人并不年轻，也不快乐。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都上了年纪，女人六十多岁，男人也四十好几了。他们面对面坐着，男人探身说话，从他的态度和脸上的潮红来看，口气很强硬，随后，他又坐直了身子，沉默下来。我的打扰，让他不免恼火。然而那老妇人，我要称她为布朗太太，反倒轻松下来。她是那种整洁的、衣衫磨损出线头的老妇人，穿着一丝不苟——扣子扣齐，衣带束紧，该收煞的收煞好，该缝补的缝补过，该洗刷的洗刷净，所有这些，都透着生计的艰辛，却不是潦倒和邋遢。有什么痛苦攫住她——是一种受难、忧虑的表情，而且，她极其瘦小。清洁的小靴子里的双脚，几乎踏不到地板。感觉中，她像是无依无靠；必须自己拿主意；像是多年之前，遭人遗弃或寡居后，始终生活在忧患与困穷中，拉扯一个独生儿子长大成人，她的儿子，很有可能，现在开始破落了。我坐下时，所有这些念头都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旅途中邂逅同行的乘客，必定有些不自在，除非多少弄明白他们的身份。接着我又打量那男人。我敢肯定，他与布朗太太非亲非故；他更高大，更魁梧，不那么利落。我猜他是个商人，很像北部的体面的玉米经销商，身穿质地良好的蓝哔叽，带了小折刀、丝绸手帕和鼓鼓囊囊的皮包。但显然，他与布朗太太之间有桩不愉快的交易要了结；秘密的、甚至是邪恶的交易，而他们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讨论下去。
“不错，说起仆人，克罗夫特夫妇确实运气不佳，”史密斯先生（我且如此来称呼他）若有所思地说，想是为了避免尴尬，扯回到早些时候的话题上。
“哦，可怜的人，”布朗太太说道，多少有了些优越感。“我祖母使过一个女仆，十五岁时那女仆来，一直使到八十岁呢”（话里透着伤心和倨傲，或许意在引起我们两人的注目）。
“人们现在很少遇上这种事儿了，”史密斯先生打个圆场。
随后两人沉默下来。
“真奇怪，他们干吗不在那里开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我本以为哪个年轻人会做，”史密斯先生说，静默显然令他难堪。
布朗太太根本就不想答碴儿。
“他们的确把这块地方改变了不少，”史密斯先生说，目光转向窗外，顺便瞥了我一眼。
从布朗太太的默不作声，从他对布朗太太讲话时故作的谦恭，明显可以看出，他对布朗太太拥有某种令人不快的支配力。可能是由于老妇人的儿子倒运了，或是由于她或她的女儿生活中有一段痛苦的往事。兴许她是前往伦敦签署一些文件，转让财产所有权。显然，她无可奈何地受制于史密斯先生。我开始对她生出深深的同情，突然，她没头没脑地说道：
“能告诉我吗，橡树叶子连续两年给毛毛虫啃食，橡树会不会死？”
她问得明快，可以说是精确，一副文雅、好奇的口吻。
史密斯先生吃了一惊，但随即因为对方一个不犯忌的话题松了口气。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昆虫的祸害。他告诉布朗太太，他有个兄弟在肯特郡经营果园。他告诉她，肯特郡的农夫每年产些什么水果，等等，等等。说着说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布朗太太掏出她的白色小手帕，开始轻拭眼角。她哭了。但她仍然平静地听他讲话，他也谈兴不减，惟声音高了些，有些悻悻然，仿佛以往他常常见她哭泣，仿佛这是个恼人的习惯。终于，他忍无可忍。他突然截断话头，两眼望向窗外，又向她探过身去，如同我刚进来时一样，接下来的话就有了恫吓的意味，好像他再也不能忍受半句废话：
“我们刚才说的事，就这么定了。没问题吧？乔治星期二会在那里？”“我们不会迟到，”布朗太太挺直身子，凛然答道。
史密斯先生不再说话。他站起身来，扣好外套，拎起皮包，不待火车在克拉彭车站停稳，就跳下车去。他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只想尽快从老妇人的视线中消失。
车厢中，只剩布朗太太和我两人。她坐在对面的角落里，整洁、瘦小、颇有些古怪，创深痛巨。她给人的印象是势不可挡的。像迎头的风，扑鼻的烟熏火燎气。是什么构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奇特的印象？此时此刻，无数毫不相干的荒唐想法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看到那个人，看到布朗太太，处在各种不同场景的中心。想象中，她住在海边，屋子里摆满奇特的饰物：海胆、玻璃罩子中的船舶模型。丈夫的勋章摆在壁炉上。她急惶惶地出来进去，欠身在椅子边上坐坐，收拾收拾碟子里的饭菜，又长时间愣愣地盯住什么地方看。毛毛虫和橡树似乎预示了一切。接着，在这种美妙的隐居生活中，史密斯先生闯进来。我看到他突然出现，比方说，是在一个风急浪高的日子里。他砰地推开门，又咣当一下摔上门。雨伞上的滴水在客厅聚起水洼。他们在小房间里坐到一起。
随后，史密斯太太面对可怕的真相。她作出了勇敢的决定。清晨，天还没亮，她收拾好手提包，自己拎了前往火车站。她不让史密斯碰它。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解缆起锚，离开了她的停泊地；她出身名门，家里有佣人——但细节暂且按下不表。重要的是理解她的性格，沉浸在她周遭的氛围中。我没有时间解释为什么我觉得事情有些悲壮，却又有一丝荒诞和怪异，因为火车进站了，我望着她拎了手提包，消失在巨大的、灯火通明的车站内。她看上去很瘦小，很坚强；非常脆弱，又非常英勇。我从此再没有见过她，也再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
故事莫名其妙地结束了。但我讲这则见闻，既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目光敏锐，也不是为了说明从里士满到滑铁卢，一路上有多么惬意。我想让你们从中看到的是，这里有一个人，呈现在另一个人面前。这里是布朗太太，她促使什么人几乎不由自主地要写一部关于她的小说。我相信，所有小说都始于对面角落的一位老妇人。我相信，也就是说，所有的小说都要与人物打交道，小说的形式，或者笨拙、冗长、枯燥，或者丰富、轻快、活泼，都是为了表现人物而展开的，不是为了说教、歌咏或赞颂大英帝国的荣耀。我说过，是为了表现人物，但你们马上会想到，对这些话，可以有非常宽泛的解释。例如，老布朗太太会给你留下迥然不同的印象，全看你的年龄和你出生在哪个国家。对火车上的这段插曲，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三种不同的描述，英国式的，法国式的和俄罗斯式的。英国作家会将老妇人塑造成一个“人物”；他将描摹她的怪癖和习性；她的衣扣和皱痕；她的缎带和粉刺。老妇人的个性将主导全书。法国作家全然不管这些；他将牺牲布朗太太个人，转而关注普遍的人性，构造一个更为抽象、均衡与和谐的整体。俄罗斯作家就会穿透五脏六腑，洞见灵魂——只有灵魂，在滑铁卢铁道线上游荡；他会向生活提出一些很大的问题，书读完后，还翻来覆去地在我们耳边回荡。而且，除了年龄和国家，还须考虑作家本人的气质。你对人物这样看，我却那样看。你说它的意思在此，我说它的意思在彼。一旦动笔，每个人又会进一步确定他自己的信条。因此，由于作家的年龄、国籍和气质不同，对布朗太太，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处理方式。
不过现在，我必须回顾阿诺德·本涅特先生所说的话。他说，只有人物真实，小说才有机会流传。否则，它终将湮没无闻。但是我问自己，何谓之真实？又该由谁来判断真实？一个人物，对本涅特先生可能是真实的，对我则不然。例如，在那篇文章中，他说，《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华生医生在他看来是真实的，但依我看，华生医生不过是个用麦秆填充起来的草袋，一个傀儡，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对一本书又一本书中的一个又一个人物，情况都是如此。讲到人物的真实，必是众说纷纭，分歧之大，再没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尤其是就现代小说而言。但如果我们的眼界放大一些，我想本涅特先生倒也没错。如果，也就是说，大家想到的是你们心目中的经典小说——《战争与和平》、《名利场》、《项狄传》、《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卡斯特桥市长》、《维莱特》——你们如果想到这些书，必然就会记起一些人物，对你们来说，他们是那般真实（我倒不是说生活中实有其人），不仅能让你们思量人物本身，更能牵动你们透过它的眼光去看待万事万物——宗教、爱情、战争、和平、家庭生活、乡镇上的舞会、日落、月升、灵魂的不朽。对我来说，《战争与和平》就几乎不曾遗漏人类经验的任何主题。在所有这些小说中，所有这些伟大的小说家都曾借助一些人物，引领我们见识了他们希望我们见识的东西。否则，他们就不是小说家，只能算作诗人、历史学家或写小册子的宣传家。
但现在，让我们看看本涅特先生又说了些什么——他说，乔治时代没有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们不能创造真实的、活生生的、让人信服的人物。对此，我不能苟同。有种种理由、借口、可能，我想，可以让事情变得两样。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但我清楚知道，在此类问题上，我很可能偏激、轻率、短视。我把我的观点讲给大家，希望经你们校正，它将变得公正、缜密、有见地。那么，何以当今的小说家很难创造出不仅让本涅特先生、而且让整个世界都觉得真实的人物？何以十月份来临时，出版商总是拿不出什么皇皇巨著给我们？
不错，原因之一是，一九一〇年前后开始写作的男女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困难——没有在世的英国小说家可供他们借鉴。康拉德先生是波兰人；他与我们有隔膜，不管他多么令人景仰，都于事无补。哈代先生自打一八九五年以来，就不再写小说。一九一〇年时，最杰出和最成功的小说家，我想是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那么，在我看来，求助这些人，向他们讨教如何写小说——如何创造真实的人物，就像到鞋匠那里，讨教如何制作手表一样。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非不欣赏他们的小说。它们对我有极大的价值，或者说是极大的必要性。有些时候，靴子比手表来得更重要。说得直白一些，我想，经历维多利亚时代的创作活动后，不仅是文学，还有生活，都需要有些人像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那样写书。然而，又是多么奇特的一些书！有时，我甚至奇怪，我们是否应当称之为书。因为它们让人产生了某种不完整、不满足的奇异感觉。为了求得完整，似乎必须做一些事情——加入一个俱乐部，或者，更冲动些，干脆签一张支票，连会费也缴了。做过这一切，心中的躁动才会平息下来，书也算读完了，可以摆回书架上，从此再不翻阅。但对其他小说家的作品，情况就有不同。《项狄传》和《傲慢与偏见》本身很完整，它们是自足的；人们不会急匆匆去做任何别的事情，只想一读再读，领略得深入一些。区别或许在于，斯特恩和简·奥斯丁关注的是事情本身，人物本身，小说本身。因此，一切都在书中，不假外求。而爱德华时代的人从不关注人物本身，或小说本身。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些外在的事情。他们的书，作为书来说不够完整，需要读者自己主动地、切实地补充后完成。
或许，我们可以说得更明白些，只须我们发挥想象力，假定火车上曾有一次小小的聚会——威尔斯先生、高尔斯华绥先生、本涅特先生同布朗太太一道搭车前往滑铁卢。我说过，布朗太太衣装寒酸，身材瘦小。她有一种焦虑、苦恼的表情。我怀疑她是否够得上你们所谓的有教养的女性。威尔斯先生以我形容不出的敏捷，一眼捕捉到我们潦草的初等教育导致的所有这些症候，他会立即在玻璃窗格上投射下一幅影像，映出一个美好、轻松、欢快、幸福，进取心更强烈，更为鲜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眼前这些破旧的火车车厢和古板的老妇人；每天早晨八点钟，漂亮的驳船给坎伯维尔运来热带水果；这里，有托儿所、喷泉、图书馆、餐室、客厅，还有婚礼；这里，每个公民都慷慨而真诚，高尚且勇敢，像威尔斯先生本人一样。当然从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布朗太太的一点影子。他的乌托邦里，根本没有布朗太太其人。实际上，我想，威尔斯先生急切地按照理所应当的样子塑造布朗太太，想都不会去想她究竟是怎样的。高尔斯华绥先生又会看到什么？我们不致怀疑道尔顿工厂的大墙引起了他的兴趣吧？工厂里的女工，每天制作二十五打陶罐。梅尔恩德[144]大街上的母亲还指望着她们挣得的那一点点钱。与此同时，苏里区[145]的老板仍然叼着醇香的雪茄，听夜莺鸣唱。高尔斯华绥先生一腔愤慨，满脑子此类所见所闻，他忙着质疑文明，只能将布朗太太看做在陶轮上爆裂后、又给丢到角落里的一只陶罐。
爱德华时代的一干人，惟有本涅特先生，目光还会停留在车厢里。确实，他会极其认真地观察每一处细节。他会注意到各种广告；斯旺内奇和朴茨茅斯的图片；钮扣间鼓胀起来的垫衬；布朗太太如何别一枚胸针，那胸针在惠特沃斯街市上值三便士十三生丁；两只手套都已补过——实际上左手手套的大拇指处重新换过。最后，他还会不厌其烦地描述这是一趟从温莎开来的直达快车，在里士满停靠，是为了方便那里的中产阶级居民，他们有钱去剧院，却还没有跻身于更高的社会阶层，负担不起私家汽车，虽然他们确实有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也去租车公司（他会告诉我们哪个公司）租一辆车来开。如此这般地，他逐渐迂回到布朗太太身边，开始讲述她如何获得遗赠，拥有达切特一小块地产的副本保有权，但不是自由处置权，又是如何将它抵押给律师邦吉先生——但且慢，我为什么要冒昧地代本涅特先生立言？本涅特先生自己不就写小说吗？让我翻开偶然碰上的第一本书——《茜尔达·莱斯维斯》。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像小说家该做的那样，让我们感觉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让人信服的茜尔达。茜尔达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掩上门，这显示了她与母亲的紧张关系。她很喜欢读《莫德》[146]；她天生具有强烈的感受力。到此为止，一切都好；本涅特先生悠然自得，不紧不慢地写下了最初几页，每一笔都不能少，好让我们明白她是怎样的一位姑娘。
但接下来，他开始描述，不是描述茜尔达·莱斯维斯，而是描述从她卧房窗子看出去的景象，因为收房租的斯凯霍恩先生从那边走来。本涅特先生继续写道：
“特恩小丘的辖区在她身后铺展开；烟雾弥漫的五镇区向南延伸，特恩小丘就位于五镇区的北端。在查特莱森林的尽头，运河蜿蜒曲折，流向柴郡的白净平原和大海。运河岸上，正对着茜尔达的窗子，是一间磨坊，有时喷出浓烟，与两侧目力所及处的砖窑和烟囱相比，几乎毫不逊色。一条甬道，将长长一排新建的别墅与附带的花园分隔开，从磨坊直通莱斯维斯太太屋前的莱斯维斯街。斯凯霍恩先生就是顺这条道走来，他住在那排别墅的最远端。”
一行有悟性的文字，要胜过所有这些铺排；但我们权且把它当做小说家必不可免的饶舌。那么——茜尔达在哪里？天啊，茜尔达仍在张望窗外。她是个热烈和不安分的姑娘，对房屋建筑却不乏鉴赏力。她常常拿上了年纪的斯凯霍恩先生与她从卧房窗子向外看到的花园住宅作比较。因此，还必须描述那些花园住宅。本涅特先生写道：
“那排别墅称为自由处置花园：是个带有夸耀意味的名字，因为在这个区里，大部分地产只有副本保有权，要想更换业主，必须交付‘贡金’，还得征得由封地领主的管事主持的‘合议厅’的同意。大多数别墅都归住户所有，他们每人都是自己那方土地的太上皇，时时会在覆盖了一层煤灰的花园里消磨一个夜晚，四周飘动着晾晒的衬衣和毛巾。自由处置花园象征着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的最终胜利，代表了精明而勤奋的工匠的手艺的极致。它与建房互助会会长的天国之梦恰相吻合。它确实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然而，茜尔达怀着毫无来由的鄙夷心情，拒不承认这一点。”
天啊！我们终于同茜尔达照面了。然而且慢。茜尔达可能是这样的，那样的；但茜尔达看罢房子，想罢房子，这还不够，她总要住在房子里。茜尔达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本涅特先生又写道：
“四栋房屋组成了独立式联栋住宅，他们住了中间两栋中的一栋，房屋是她当茶具制造商的祖父在世时修建的；他们那栋是四栋住宅中的主建筑，显然是留给联栋住宅的业主受用。一侧角落的房屋开起杂货店，就少了本该有的花园，因此业主的花园布局自然略大于其它的花园。构成联栋住宅的不是那种平房，而是小楼，年租金为二十六到三十六英镑，平常的工匠、小保险代理商和代收房租者自然负担不起。此外，房屋建造得很精心，颇有些排场；尽管不免偷工减料，仍然隐约显示出乔治王朝时代的安逸。无疑，它是镇里的新区中最好的一排住宅。斯凯霍恩先生从自由处置花园来到这里，显然来到了更高级、更阔大、更舒展的地方。突然，茜尔达听到母亲的声音……”
但我们听不到她母亲的声音，或茜尔达的声音；我们只能听到本涅特先生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租金啦，自由处置权啦，副本处置权啦，还有贡金。本涅特先生的目的何在呢？对此，我倒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想让我们替他去想象；他想引导我们相信，既然他鼓捣出一所房子，里面必然会有人住。本涅特先生固然目光敏锐，有同情心和人情味，而且挺丰富，但他决不会瞥一眼角落里的布朗太太。布朗太太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列车正在行驶，不是从里士满驶往滑铁卢，而是从英国文学的一个时代驶往下一个时代，因为布朗太太是永恒的，布朗太太代表了人性，布朗太太的变化只在表面上，是小说家们你来我往——她坐在那里，甚至没有哪个爱德华时代的小说家对她稍加留心。他们热切地、专注地、若有所思地张望窗外；张望工厂、乌托邦，甚至是车厢的装潢和衬料；但决不留意她，决不留意生活，决不留意人性。因此，他们发展出一种适合自己目的的写作技巧；他们打造新的手法，设计好种种套路来完成自己的事情；然而，他们的手法不是我们的手法，他们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那些套路意味毁灭，那些手法意味死亡。
大家或许抱怨，我的语言失之笼统。何为套路，或手法，你们会问，所谓本涅特先生或威尔斯先生或高尔斯华绥先生的套路不适合乔治时代，倒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很难解答：我且试试用个简单的办法来说明。写作的套路与待人处事的套路没有太大不同。文学如同在生活中一样，都需要有一些手段，拉近女主人与陌生客人、或作家与陌生读者之间的距离。女主人就会想到谈论天气，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女主人最终确定，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信服的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她上来会说，五月的天气真糟透了，这样与她不熟悉的客人搭上话，慢慢再去谈论更有趣的事情。文学也是如此。作家为了与读者搭上话，先得说些读者明白的事情，刺激他的想象力，让他乐于合作，建立来之不易的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是，双方的这个会聚点应当很近便，即使是黑暗中，闭上眼睛，凭下意识也能摸到。在我引述的章节中，本涅特先生就利用了这样的共同话题。他要做的，是让我们相信茜尔达·莱斯维斯的真实存在。所以，作为爱德华时代中人，他首先准确、细腻地描写了茜尔达居住房屋的式样，她从窗前看到的房屋的式样。房产是爱德华时代人们套近乎的共同话题。这个套路在我们看来虽然迂曲，当时却行之有效，成百上千个茜尔达·莱斯维斯就是这样给打发到世界上来的。对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来说，这个套路果然不错。
那么，如果大家听我对自己的那段见闻吹毛求疵，就会发现，我是多么深切地感到缺乏某种套路，而一个时代的手法对另一个时代毫无用处，又是件多么严重的事。车厢的见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我又如何把它传达给你们？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准确转述我听到的，详尽描摹人们的衣着打扮，无奈地表明种种情景涌入我的脑海，再把它们杂乱无章地和盘托出，为了形容这一生动的、压倒一切的印象，我只能拉扯上迎头的风、扑鼻的烟熏火燎气。说实话，我也受到强烈诱惑，想敷衍一部三卷本的巨著，大谈老妇人的儿子，他横渡大西洋的奇遇，她的女儿，乃至她如何在威斯敏斯特经营一家女用衣帽店，还有史密斯先生本人的往事和他在谢菲尔德的房子，虽然在我看来，这些故事是世界上最沉闷、最无聊的胡扯八道。
不过，倘若我这样做了，现在也就不必再煞费周章地说明我的意思。要想说明我的意思，我本该回溯，回溯，再回溯；选择各种各样的方法；试试这个句子，再试试那个句子，掂量每一个字眼，让它尽可能贴切，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在我们之间设法找到某个共同话题，某种对你们来说不太古怪、虚假和牵强的套路。我得承认，我逃避了这番巨大的辛苦。我让我的布朗太太从我的手指缝儿里溜开了。我没有告诉你们任何关于她的事。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该归咎于那些伟大的爱德华时代中人。我问他们——因为他们比我年长，也更有智慧——我该如何来描述这个女人的性格？他们说：“上来先讲讲她的父亲在哈罗盖特开店。说定店租。说定一八七八年时店员的工钱。弄清楚她母亲是怎么死的。描写癌症。描写白棉布。描写……”但我叫道：“够了，够了！”我很抱歉地告诉大家，我把这种粗陋、呆滞、笨拙的手法扔到了窗外，因为我知道，一旦我开始描写癌症和白棉布，我的布朗太太，我虽然不清楚怎样传达给你们但我自己却刻骨铭心的幻象，就会黯淡下去，渐渐消退，从此无影无踪。
我说爱德华时代的手法对我们并不合用，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过分强调事物的细节。给我们一栋房子，就指望我们能够想明白住在里面的人。公道些说，他们笔下的房子确实很值得住上一住。但如果大家认为，小说应当以人为主，他们居住的房子倒在其次，那么，这样下笔就不对头了。因此，你们看，乔治时代的作家首先不得不抛弃当时使用的方法。他独自一人面对布朗太太，没有任何办法，将她介绍给读者。但这样说，并不确切。作家从不会孤独。永远有大众跟随他，即使不在同一排座位上，至少也在隔壁的车厢里。大众是些奇怪的旅伴。在英国，他们是非常听话、容易驾驭的一群，只要你能引起这一群的注意，它就能毫无保留地相信你说的话，经久不变。如果你信心十足地宣称：“所有女人都有尾巴，男人都驼背，”它就会真的学着察看女人的尾巴和男人的驼背，但如果你说：“胡扯。猴子才有尾巴，骆驼才有驼峰。男人和女人有头脑，有心，他们能思索，有感情，”那么，大众会认为这话太激进，甚至很不恰当——像个蹩脚的笑话，而且有失体统。
但回到正题上来。这里是英国的大众，坐在作家一侧，声势浩大，众口一词：“老妇人们有房子。她们有父亲，有收入，有佣人。她们还有热水瓶。据我们所知，老妇人从来如此。威尔斯先生和本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一向告诉我们，这就是识别她们的方法。可现在，你的布朗太太出现了——叫我们如何信服？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花园住宅叫做艾伯特还是巴尔莫罗；她买的手套值几个钱；母亲是死于癌症还是肺结核。她怎么活呢？得了，她不过是你凭空想象的人物。”
对老妇人，当然得靠自由处置住宅和副本保有地产去推断，不能单凭想象。
因此，乔治时代的小说家就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布朗太太抗辩，她不是、完全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她自有魅力，极其迷人，却又稍纵即逝，吸引小说家来挽救她；一方面，爱德华时代的一干人又标举某些手法，很适合造一些新宅，拆几处老屋；而英国大众郑重声明，他们必须首先见到热水瓶。与此同时，列车风驰电掣地直奔车站，到得那里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下车。
如此等等，我想，就是乔治时代的青年人一九一〇年前后面临的两难处境。他们许多人——我特别想到了福斯特先生和劳伦斯先生——早期作品都写得不好，因为他们没有丢掉这些手法，反而试着加以利用。他们想求一个折中。他们直觉地抓住一些人物的特点和含义，又想把自己的直觉与高尔斯华绥先生对《工厂法》和本涅特先生对五镇的知识结合起来。他们尝试过了，但他们对布朗太太和她的个性，感觉太深切、太强烈，没办法继续尝试下去。必须有所行动。不管生命、肢体和宝贵房产需要付出何等代价，都必须挽救和表现布朗太太，在列车停稳、眼见她永远消失之前，展开她与世界的全部关系。摧毁和碰撞发生了。如此一来，我们才听到了周遭的嘈杂，在诗歌、小说和传记中，甚至在报刊文章和随笔中，我们听到了断裂、崩塌、粉碎和毁灭的声音。这是乔治时代的最强音——其实它倒是忧郁的，如果大家想到往昔的日子有多么美妙；想到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济慈，甚至简·奥斯丁、萨克雷和狄更斯；想到语言，乃至它在自由飞翔时，能够扶摇直上，达到怎样的高度，再看这只雄鹰给人囚在笼里，羽毛脱落，啸声也嘶哑了。
鉴于这些事实——这些声音还在耳边回响，幻觉还在头脑中缠绕——我不打算否认本涅特先生说的话果然有些道理，他说，乔治时代的作家不能让人信服我们的人物是真实的。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以维多利亚时代的稳定性，每年秋天奉献出三部传世之作。然而，我并不沮丧，反而是乐观的。因为我想，每逢老人昏瞆，或新人稚拙，种种套路不再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手段，倒成了障碍和羁绊之时，事情必然会呈现这种状态。目前，我们感受痛苦，但不是因为衰亡，而是因为缺乏作家和读者都能接受的应酬规则，作为前奏，引导他们进入更加激动人心的友好交流。文学的套路如此造作——主客会面时，不得不从始至终谈论天气，再没有其它话题——自然，弱者不免抵触，强者则被迫去捣毁文学圈子的根本基准和规则。这方面的迹象触目皆是。语法没人理会，句式也不成断片；就像在姨妈家度周末的小男孩儿，耐不住安息日徘徊不去的庄重气氛，纯粹出于绝望，在天竺葵花圃里跌来滚去。年纪长些的作家，当然不会这样任性胡闹。他们极度真诚，也不乏勇气；只是他们不知道该使用什么，是刀叉，还是自己的手指。因此，你若拜读乔伊斯先生或艾略特先生，就会惊异一个人的猥亵，另一个人的晦涩。乔伊斯先生在《尤利西斯》中的猥亵，照我看来，似乎是刻意的，算计好的，就像有人绝望之下，认定为了呼吸，只有打破窗子。有时，只要窗子打破了，他也庄重起来。但平白耗费了多少精力！而且，说到底，猥亵才乏味，如果它不是出自精力过剩或头脑憨直，而是因为有人急需新鲜空气，才做出这等决绝的举动来取悦公众！那么，再来看看艾略特先生。我认为，艾略特先生写出了现代诗中一些最动人的诗行。但他却完全不能容忍社会中的古老习俗和礼路——同情弱者，体谅庸人！我沉浸在他的一首美到极点的诗歌中，心旌摇动，觉得我必须跃向他的下一首，哪怕这一跃很危险，让人头晕目眩，于是，我没完没了地读罢一行又一行，像杂技演员一样，间不容发地从一只杆飞向另一只杆，我得承认，我需要的是旧日的规范，而且还妒嫉前人的闲适，他们不必在半空中疯狂旋转，只管拿一本书，歇在阴凉处沉思冥想。还有，说到斯屈赛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和《维多利亚女王传》，这些文章的用力处和格调，明显见出逆流而动，与时代格格不入。当然，不那么明显的是，他不仅与事实打交道，事实当然不可否认，同时，他还主要从十八世纪的材料中，敷衍出自己一套缜密的礼仪规范，如同一袭华美的袍子，披在身上，方便他与王公显贵肩并肩坐在桌前，高谈阔论，一旦他们光裸了身子，必会给男仆逐出门外。然而，大家如果拿《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与麦考利爵士[147]的一些随笔相比较，虽然感到麦考利爵士往往都错，斯屈赛先生往往都对，仍将觉出麦考利爵士随笔的厚重、劲健和充实，显示他与时代合拍；他的全部力量都注入作品之中，没有一星半点用于遮掩或攀附。但斯屈赛先生要想让我们理解，先得帮我们打开眼界；他先得找到并拼凑一套非常圆熟的讲话方式；这番努力，固然掩饰得很巧妙，却消解了作品本应具备的一些力量，限制了他的成就。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平心静气，面对一个不成气候的出版档期。我们必须想到，如果花费这么大的气力，只为找个法子，再现真实，则我们得到的真实，本身必然是疲软的和混乱的。尤利西斯、维多利亚女王、普鲁弗洛克先生[148]——我们且以这几个名字来称呼布朗太太，近来，她就是顶着这类名字风光起来——不免有些苍白，等她的拯救者赶来时，已经衣冠不整。上天思虑周详，早已预备下大批作家，急着想满足大家的需要，而且也有此能力。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斧头的雕凿声——猛烈而刺激的声音回响在我耳边——当然，除非大家想要沉沉入梦。
那么，我已经尽力解答了开始时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兴许有些冗长乏味。我也谈了在我看来大大困扰乔治时代作家的一些难题。我试着为他们作了辩解。最后，能否允许我冒昧地提醒大家，你们作为写作这项事业中的参与者，火车车厢中的旅伴，布朗太太的同路人，应当负有哪些义务和责任？因为对保持沉默的你们或对讲述她的故事的我们来说，她都是同样的醒目，有血有肉。在你们过去一个星期的日常生活中，你们必有比我这番叙述更奇特、更有趣的经历。你们不经意间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令你们大为惊诧。你们晚间入睡时，为自己情绪的纷乱感到困惑。一日的工夫，有数不清的念头涌入脑海；数不清的情感交错、碰撞，消失在惊人的混乱中。然而，你们听任作家就所有这一切塞给你们一种说法，一个布朗太太的形象，与那个奇特的幽灵毫无共同之处。你们出于腼腆，认定作家的血肉与你们不同；他们对布朗太太，比你们懂得更多。没有比这更糟糕的错误了。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这种划分、你们的谦卑，乃至我们头顶的职业光环和受到的眷顾，败坏和阉割了书籍，而它们本该成为我们之间密切和平等同盟的健康产物。因此，这才出现了那些圆滑的、四平八稳的小说，那些夸张的、荒诞不经的传记，那些兑了水的寡淡的文学批评，那些吟唱纯洁的玫瑰和羔羊的甜美的诗歌，当下，就是这些东西，给人花言巧语地充作了文学。
你们的任务是促使作家走下他们的神坛和宝座，如果可能，不妨妙笔生花，但无论如何应真实地描述我们的布朗太太。你们应当坚持，她是一位有无限可能和无穷变化的老妇人；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穿任何衣着；说任何话，做天知道什么事情。但她说的、做的和眼睛、鼻子、或出声或静默，都有极大的魅力，因为她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就是生活本身。
不过，不要指望眼下就能够将她完整和圆满地表现出来。要容忍断续、朦胧、凌乱、挫败。一个美好的事业召唤你们伸出援手。最后，请允许我大胆断言——我们正战抖着接近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时代。但只有下定决心，永远、永远不抛弃布朗太太，我们才能赢得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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