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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应该在士兵密布的滩涂上见到劳顿先生，但是没有。直到我坐着驴车离开王哥庄，到达崂山口那个小村落的马车店时，才看到他从一辆军用吉普车里走了出来。我怒气冲冲地走过去，真想臭骂他一通，他却友好地说：“上车吧，我一直在等你。”“等我干什么？”“喝一杯。”他带来了一瓶白兰地，打开后要我嘴对着瓶口喝第一口：“谢谢你帮我，丢失的又找回来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告诉劳顿我要去王哥庄，也许就是为了抓住王济良，如果劳顿无动于衷，我反而应该奇怪。我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因为多嘴，导致了王济良的逃脱；又因为多嘴，导致了王济良的再次被抓。我有什么理由去谴责劳顿？他只不过是尽了一个警察的本分。何况他还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将功补过的愿望促使他鹰鹫一样盘算着猎物，而我却无意中做了他的线人。我一连喝了好几口，喷着酒气说：“接下来，你得帮我的忙，让我见到王济良。”劳顿说：“这个好办，我也想见见他。”

    回到青岛后我没有回旅馆，而是直接去了负一号。玛丽娅拒绝给我开门。我们就隔着院门说起来。我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说：“用不着，本来就不该信任你。”“那为什么还要告诉我呢？”她忧悒地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也希望……”她果断地打断了我：“不。”“我只想告诉你，也许跟我有关，也许没有。”她喃喃自语：“这也是王济良的命，谁让他做下了不可饶恕的事。”我说：“这么快你就知道了，是独眼大汉告诉你的吧？”她说：“你什么也别问，我不会再告诉你了。”我说：“可我要告诉你，我还会是公正的，还会追问到底：他为什么杀人？就像你说的，我感觉他一定有非杀不可的理由。我跟你一样，期待着真相能让他和王实诚都有一个好名声。”我没有提到她，她不过是“姐姐”，异姓姐姐，王济良的名声跟她毫无关系。她沉默了片刻说：“我已经无法再信任你了，再见。”

    两天后的上午，我再次见到了王济良，还是在欧人监狱，那间光线暗淡、四壁写满标语的审讯室里，还是劳顿、马奇主教、我三个人坐在桌子后面。前面的王济良不仅戴着手铐和脚镣，还被一根铁链拦腰固定在了椅子上。他的罪行越来越严重，制约自然越来越严厉。我说：“我来了，是你约我来的。”他蜷缩着身子，低着头，朝我撩了撩眼皮，黑瘦的脸上，是万般无奈的可怜。我又说：“我知道你恨我，因为我的不慎，引来了抓你的人，对不起。”他突然仰起头，用英语说：“不说这些了，反正俺是要死的，在这里死和在外头死都一样。谢谢你们的到来，不然死前恐怕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说：“那就敞开了说吧，他们二位代表联合国，我代表报纸，你尽可以信任我们。”他自语道：“联合国？联合国也能管俺的事？”

    我们等了几乎半个小时他才开口，一开口就颤抖，好像每一句话都是抖出来的。为了让劳顿和马奇先生听懂，他一直在用英语说，听多了我发现，他的英语虽然流畅但不标准，不时地夹杂着一些苏格兰方言，可以想见，他曾经跟一些苏格兰人生活在一起。劳顿大感兴趣，小声说：“我好像回到了家乡。”原来他也是一个苏格兰人。王济良越说越兴奋，混浊的眼睛不断挤出一丝智慧的光来，像是黑暗中的野兽在深洞里搜寻着出路。我警告劳顿：“他想扯多远就扯多远，你务必不要打断他。”劳顿说：“好。”时间过得真快，一上午不知不觉过去了。

    1897年，德国人登陆胶州湾不久，王济良他爹离开王哥庄来到了青岛。一起来的还有很多乡亲。他们背着铺盖卷，好奇地东张西望：到处都是苦力，到处都在挖掘和隆起。挖掘的是土，隆起的是石头。德国人建起的漂亮的石头房子让他们恍然入梦。他们来到正在铺设的柏油马路上惊讶莫名：俺的天，外国人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而在已经建成的街道上，那些戴着高筒礼帽，拄着文明棍的外国人，有牵着狗的，有挽着洋女人的，还有拉着或抱着孩子的，一看就知道，人家把家都搬来了。一伙人正在逛来逛去，突然有人过来，问他们是不是来做工的。他们说：“是啊，是啊！”

    如同乡间传说的那样，只要肯卖力气，在青岛，活路好找得很。王济良他爹先是挖壕沟，埋管道，再去海边修路，嫌工钱少，就又去了“总督官署”工地做了一名架子工，一天三角钱。他是打鱼出身，从小赤脚在船上晃来晃去，脚大，有抓力，看天不眩，看海不晕，搭脚手架再合适不过。但不幸还是发生了，不是他摔了下来，是整个脚手架塌了下来。砸死了一个，摔死了四个，他是幸存者之一，从此就再也不敢在那些木头杆子上爬上爬下了。还能干什么？想来想去觉得做一个石匠不错，虽然苦大，但工钱给得多，手艺也好学，还能一直干下去——青岛多山，大多是石头山，材料源源不断，最主要的是他听说德国人规划的建筑只起来了百分之一，还有数不清的公楼私墅要盖。他离开“总督官署”工地去了德国人开办的浮山石料厂，憋着劲儿在石头上下功夫。俗话说“打鱼无师父，石匠不带徒”，指的是只要用心，看也能看会。三年后他成了一名能打造无纹饰的粗石，也能雕琢有简单纹饰的细石的优秀石匠。又过了两年，就在德国人开始营建领事馆、警察局、东亚海军野战医院、专门为欧洲人服务的福柏医院、水师饭店、俾斯麦兵营和基督教堂，需要大量石匠时，他把儿子王济良带到了身边，还给他剪了辫子：“青岛的年轻人都剪了，你得学他们的样子。”

    王济良起初不愿意。活儿太苦太累了，还不能自由自在地下海摸鱼、上岸捞菜。最重要的是，他的天性里有一种对屈辱的敏感，像有一根感应歧视的神经搭在他的眸子里，一瞅到德国监工鄙夷苦力的眼色，浑身就难受，心也会阵阵作疼。如果遇到监工的呵斥和踢打，他会好几天不说话，见了人就躲开。被轻贱，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也是最容易打败他的。他不止一次地说：“爹，我要回王哥庄。”爹说：“回去干什么？光靠打鱼你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盖房、穿衣、娶媳妇儿了。王哥庄是好，有你娘，有亲戚邻舍，有一帮孩儿跟你疯，但再好也是偏远的渔村，这里再孬也是城市，而且是洋人的城市。你做了石匠你就是城里人，城里人是什么人，知道吗？就是做叫花子也比渔民高一等的人。没出息货，听爹的。”他不听，自个儿跑了，跑几次被爹逮回来几次，万般无奈，只好苦着脸默默接受现实。这么着，王济良的生活便发生了变化，一名比爹更优秀的石匠不知不觉成长起来。规划中的建筑越来越多，石料厂一直都很红火。凭着他跟石头天生就亲热的缘分，也凭着他的好学，他成了石料厂数一数二的能人。他身体不壮，力气不大，石块大一点儿就搬不动，破料时大锤抡不到十下就得歇着。但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从隐隐约约的晶斑里看到石头纹脉的走向，对他来说那就是一道别人无法了解的天然裂口。他会先用錾子挖个坑，再把铁楔子放进去，抡起大锤三两下就开了。干得莽不如干得巧，谁都得请教他：“良子，帮咱看看，楔子打在哪里好？”更让他出彩的是石面上的花饰，他雕什么像什么，不仅细腻精致，惟妙惟肖，出手也快，别人三天才能做完的活儿，他最多一天半就够了。他完成了别的石匠不敢想象的德国人的象征——巨大而复杂的鹰徽图案，完成了基督教堂的耶稣受难像和一系列宗教浮雕，完成了总督官邸、德华银行和许多高等别墅设计繁芜的石雕。他好像不是打凿，而是抟捏，坚硬的花岗岩在他手下变得格外绵软听话，石料由固体变成了倒进模子的液体，怎么想怎么来。同行们说他是娘胎里的石匠，德国监工说他是个能干的苦力，石料厂经理亨利希的妹妹说他是天才、了不起的艺术家、石头的上帝。技艺高，挣得就多。爹说：“两个人都在外面不好，俺得回家去了。”但爹每月还来一趟，送些娘做的咸鱼煎饼，也从他这里拿走沉甸甸的一摞银元。

    一天，经理亨利希来到王济良面前，用流利的汉语随便说了一会儿话，突然问：“你想不想挣更多的钱？”他如今每月三十多块银圆，已经是华人民工里的顶级收入了，更多的钱去哪里挣？亨利希说：“去我们德国吧，我设计了一座绝无仅有的建筑，打算请你做石匠技师。”原来亨利希还是个建筑设计师。王济良断然回绝：“不。”“真的不？”“真的。”“年轻人，好好想一想，回去问问你爹。我认识你爹，当初把你招进石料厂，还是他找的我。我觉得他是一个开明的中国人。”王济良想，爹再开明也不会把儿子打发到外国去，何况是天涯海角几乎跟月亮一样远的德国。果然如此，爹说：“就凭你在石料厂学的几句德语就想去德国挣钱，别让德国人把你卖了，回不来怎么办？”王济良说：“俺等的就是这句话，俺不会去的。”但王济良的决定在某一时刻突然发生了动摇，亨利希的妹妹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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