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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号上的船员大都是苏格兰人，只有三个中国人：两个水手，一个中餐厨师。配备一个中餐厨师的原因是，船长亚瑟非常喜欢吃中国菜。王济良知道自己今后大部分时间要跟外国人打交道，便主动接近船上的人，想跟他们学语言。但那些苏格兰人对他都很冷漠，没有人欢迎他的搭讪，似乎跟他交谈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他并不奇怪，外国人嘛，对中国人都这样，他早已习惯了。他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把沉重的测深锤抛进海里，记住绳子上海平面的尺寸标记后，再拉上来；每到夜晚，爬上爬下地点亮前后桅杆上的航行灯；听从水手长的命令，拽拉帆桁上的绳索升帆降帆；靠岸或启航时带着缆绳上岸登船，或操纵笨重的绞盘把锚链放下收起。船上一共五个水手，除了王济良和张起，还有三个是苏格兰人，许多事都得合力而为，一个人做不了，不说话不磨合是不可能的。没过多久，王济良就听懂和学会了水手们常说的那些英语。遇到风平浪静、航行平稳时，水手长会让水手们用浸了油的棉纱擦净甲板。三个苏格兰水手擦着擦着就会倒在阴凉处睡觉，因为水手长只会骂着“懒猪”用皮靴踢中国人的屁股，对自己同胞的懒惰，他是视而不见的。

    张起说：“真倒霉，这趟回去，俺就再也不做水手了。”王济良说：“那你做什么？你一个铁匠，在日本人的手底下，哪有什么心安理得的活路？”张起是不愿意被日本人抓进兵工厂打造武器，才放弃铁匠的手艺去码头上混的。他给德国人造过炮，但那是在德国，他们打谁他不知道。而日本人造武器，明显是要打中国人的。他一身力气没处使了，给日本人递送马刀再让他们杀了自己？放他姥姥的倭寇屁。张起叹口气说：“也是，种田没地，打鱼没船，一个铁匠放弃打铁，还能干什么？好歹这里能吃饱饭。”王济良毫无怨言，趴伏着把整个甲板擦得闪闪发亮，这样就可以不生锈，也会减少腐蚀，生锈和海水的腐蚀是轮船的克星。船长不是雇来的，是自己驾驶自己的船，看到有个如此勤快的中国人像爱惜自己的船那样爱惜他的船，好奇地叫来水手长问：“他叫什么？”有一次，王济良沿着升降梯一直擦了上去，把饭舱、走廊、舱壁甚至舷门、舷栏都擦了一遍；又有一次，他擦着擦着就擦进了操舵室，大副没有驱赶。轮机长见了说：“你也来擦擦轮机室吧！”擦完轮机室后，他便敲开了船长室的门，揩着满头的汗说：“就剩下这里了，让俺都擦了吧！”亚瑟船长没表示反对。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他成了一个哪儿都能去，谁都愿意跟他说话的人。

    语言再难学，也架不住重复。每天都说，跟这个人说完了，再跟那个人说。几个月以后，王济良的苦心得到了回报：亚瑟船长居然听懂了他用英语磕磕巴巴的叙说。“你来欧洲就是为了找你的爱人？一定是一位美丽超群的爱人，值得你去为她付出一切。我第一次见识了一个中国人的浪漫。你说你在德国修过炮台？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会从中国运输劳工去修一个用于防御的军事设施，德国又不是没有做苦力的人，他们的劳动力在欧洲是最便宜的。”“大人，俺也不明白。”“你打算在哪里下船，这里还是比利时？”这时货轮已经进入英吉利海峡，停靠在圣彼得港。王济良说：“俺不知道，请大人指点。”亚瑟船长说：“你辛苦保养我的船，我不能欠你的。这样吧，我多给你一月的工钱，再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辛格船长，他的‘泰晤士’号货轮常在比利时和德国之间来往。”王济良当即跪下磕了一个头。

    一个星期后，“苏格兰”号到达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港。王济良打起行李准备离开时，张起说：“你走了，俺怎么办？俺还不会说英语。”“学，使劲儿学。”“俺就说嘛，在青岛石艺行那么好的营生你不干，非要跑出来当水手，原来是打了找媳妇儿的算盘。你德国一个媳妇儿，中国一个媳妇儿，好福气啊！俺到现在连女人的滋味都没尝过。你要是顾不过来，就让一个给俺吧。”他笑笑：“好，俺把中国的让给你，不过她是个哑巴。”“哑巴就哑巴，只要是女人俺就不嫌弃。”“你没开玩笑吧？”“俺还想问你呢！”两个人说着，都似乎在开玩笑，又好像都没有。在张起，是光棍儿的嘴上过干瘾，说给一个就好像真的给了一个；在王济良，是心情激动时的不假思索。他在船长室看到过一卷套着帆布套的航海图，比利时距离德国还不到一寸。他背起行李，上上下下向所有船员告别，把个“古德拜”都说烂了，说成了“古拜”，又说成了“拜”。最后他来到船长室，想拿走多给的一个月工钱和亚瑟船长写给辛格船长的信。

    他卑微地弯着腰说：“大人，您好。按照您的吩咐，饭舱给俺做了中国饭，是肉包子，俺吃饱了肚子，还带了几个晚上吃。谢谢您，大人。在您的船上做水手真是一种幸运。”亚瑟船长笑着递给他工钱和一封信：“祝你好运。你找到妻子以后打算怎么办？是留在德国还是回中国？”“俺想带着她回中国，大人。”“这么说也许我们还能见面。我们的目的地是英国，无论去中国还是回英国，都会在这里停靠。希望你来这里坐我的船。”“一定的，大人。”说着便又是跪下磕头，然后带着感激的表情退了出去。他沿着升降梯来到甲板上。几步远的地方就是下船的舷门，一块木板搭在上面。张起等在这里跟他最后告别，眼泪汪汪的。王济良说：“等着，也许俺们还能见面，还能在一起。”突然听到有人喊：“站住！”水手长带着三个苏格兰水手跑了过来。王济良回头看看：说谁呢？还没弄明白，就被人按倒了。王济良说：“怎么了？怎么了？”水手长打了他一巴掌说：“你知道怎么了，搜！”

    亚瑟船长的金表不见了。没有人不怀疑王济良，因为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主动走进船长室的下等人（还有一个是中餐厨师，他被允许可以把烧好的菜送到船长室），且还有令人信服的动机：他要离开了，去找他的德国妻子，身上的钱肯定不够。搜查和盘问都没有结果，按理说应该排除了，但亚瑟船长却一声断喝：“吊起来，脱光了吊起来。”很快，王济良成了桅杆的一部分，两只胳膊叉开着绑在帆桁上，像耶稣受难那样，似乎在欧洲人眼里这个样子是最难堪的。船长怀疑他有同伙，很可能就是最后跟他在一起的张起。张起已经被控制起来盘问过了，毫无所获后，船长来到王济良跟前：“你把它交给谁了？”“没有。”“那就是藏到什么地方了？”“也没有，俺就要下船，真要是俺偷了，只会带在身上。”“你当然会带在身上，别以为我不能豁开你的肚子。”船长觉得他一定是把金表吞了下去，下船后再屙出来卖掉。他想起有一次在船长室，趴伏着擦地的王济良仰起脸讨好地说：“大人，你的手表真好看。”他炫耀地晃晃手腕：“金表，见过吗？”“没有，大人，俺这是第一次见。像大人这样的上等人，也只有金子做的表才配得上。金表，啊，金表。”王济良重复着这个词，似乎都流出了贪馋的口水。还有一次，也是在船长室，他用浸油棉纱擦地的时候说：“大人，您的肚子真大。”他拍着肚子说：“跟我一比，你们中国人就没肚子了。”王济良说：“是的，大人，大肚有福。中国人的肚子是饿小的，外国人的肚子是撑大的。肚子，啊，肚子。”王济良又重复着“肚子”。在亚瑟船长眼里，王济良是个多嘴的人，问这问那，但并不讨厌，因为他总是一副巴结奉迎的神态，总会把赞美送给对方，把贬抑留给自己。但他并不知道，王济良的“多嘴”也是挖空心思的，仅仅是为了跟船上的人学习语言。亚瑟船长把王济良说过的“金表”和“肚子”联系起来，就觉得金表笃定在王济良肚子里了。他冲甲板上围观的人说：“谁能豁开他的肚子？”中餐厨师说：“俺能，俺给猪开过膛。不过，大人，是不是也可以给他喂一点儿泻药，让他把金表屙出来。要是屙不出来，再开膛也不迟。”船长当即派人上岸去买泻药。泻药是中餐厨师端来水喂下去的，之后他一直守着，守了一个小时，王济良就开始稀里哗啦屙起来。

    金表果然屙出来了，包括亚瑟船长在内，许多人眼看着厨师从一堆稀屎里捞出了金表。王济良瞪着中餐厨师喊起来：“这是栽赃，你为什么要给俺栽赃？”眼见为实，谁能相信他的声辩？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却一直在否认，被激怒的亚瑟船长从中餐厨师手里夺过鞭子，亲自抽起来，抽累了，又让中餐厨师继续抽。船上的人没有谁同情他，就连张起也说：“你真丢死人了，俺这个中国人的脸以后往哪里放？”最后实在吃不消了，王济良只好承认：“是俺偷的，俺再也不敢了。”王济良天性里的怯懦、可怜、猥琐、紧张、隐忍、惶恐，一种在殖民地的环境里养成并扭曲的“被下贱”和“被侮辱”的人格，就在这个屈打成招的瞬间固定在了他的表情里，终生不去。他被绑在桅杆上过了一天一夜，之后几个水手放下他，把他抬到舷门那儿，顺着倾斜的木板推到了码头上。张起随后赶到，把他的行李和衣服扔在了他身边。王济良从昏厥中醒来，四下里寻找时，“苏格兰”号已经不见影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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