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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到毕史马克街负一号的院门前，望着门铃正有些犹豫，玛丽娅从屋里走了出来，似乎她在窗前等着我。我望着依然敞开的屋门，矛盾地期待着王实诚的出现和不出现——多么想亲口告诉他王济良既定的结局，又多么想只跟玛丽娅单独说话，让她明白我仅仅是为了她才来到了这里。我说：“我就不进去了。”她打开院门，出来，又关死院门，不客气地说：“我也没想让你进去。”我又说：“你不会是要出去，恰好遇到了我吧？”她淡然一笑，朝前走去。我推着脚踏车，快步跟上了她。她今天更漂亮，一袭淡绿色的中式旗袍让她的高挑美到极致，线条的起伏能优雅到这种程度真是令人大开眼界。长长的金发从后面绾起，遮掩着白皙而修长的脖子，白色的高跟儿鞋默契地拉长了她的腿，且不说她的胸、腰、臀、腿有多么迷人，光这一头一脚的好看就让我有些难以自持。我跟她肩并肩往前走，抑制不住地聊起来。“也许”、“可能”、“好像”，这些不确定的词汇表明，我只不过是想暗示她“皇族事件”的性质，王济良的结局不可能有任何转机，而且快了，快了，国民政府对敌手的处决向来都是雷厉风行。看她的反应并没有预想的强烈，就干脆变得直截了当：联合国、西方国家、国民政府、“皇族”机构的期待，“五人调查委员会”的结论，甚至开会的细节。“王济良有幕后，那就是共产党。”玛丽娅说：“他杀了那么多人，不管有没有幕后，结局都是一样的。”我说：“你这样想就好，王实诚呢，也会这样想？”“他做梦都想杀人是诬陷，是别人的栽赃。”“可惜王济良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是个敢做敢当的人，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你问过他了？”“我看出来了。”

    说着到了海边。这里没有沙滩，没有海岬，石砌的堤岸上面就是公路。白色的浪沫在岸脚翻腾，正欲退潮的水失去了力量，把拍打变成了抚摩。凭着栏杆往下望，风立刻有了感应，抄底而来，浪忽地大了，托起高高的水珠溅了过来。远处，没有渔船的海面空旷得如同天空，红云从海里长出来，如同偌大的花朵在天际线上烂漫。我说起我们跟王济良的几次谈话，那个寻找爱人的故事。玛丽娅的眼皮突然一撩，眸子闪闪的。黑夜的降临恰到好处，星星如同她的眼睛闪出云雾背后的灿烂来。一刹那，她抓住了我的手，恳求道：“告诉我，你们想干什么？”“这还用问，想知道真相。”“知道了又怎么样，公布于众？可不可以不这样做？真相是可以编造的。”我望着她越来越朦胧的面孔，奇怪地问：“难道连你也不想尊重事实？”“王济良反正是要死的，就不要再伤害别人了吧。”“会伤害到谁？”“我们——我和王实诚。”看我愣愣的，她又说，“其实我一直等着你再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让王实诚知道真相，他爹的杀人跟德国人没关系，王实诚不应该和他爹一样仇视德国人。”

    我望着海，望着遥远的寂寥和黑暗。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必然会仇视德国人的王实诚，也会仇视她和她的母亲？或者另有隐情？我不知道，可我是多么想知道。我是记者，就算我已经打算违心地认同“五人调查委员会”毫无依据的结论，也依然无法消除我对真相的好奇和继续探求的本能。尤其是当玛丽娅也竟然希望“调查”成为“撒谎”的时候，我就更不想放弃了，而且还想知道玛丽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说：“你用什么理由说服我呢？我总不能因为喜欢一个女人的漂亮外表就改变我自己吧？”她思虑重重地低下头，忧郁地说：“也许我的经历就是我的理由吧！”说着后退了半步，像是要把漂亮隐藏在浓厚的夜色里。我诱使她说：“要使经历成为最好的理由，那就得毫无掩饰，就像王济良不掩饰自己那样。”她沉默着，似乎在犹豫，突然说：“我要回去了。”我大失所望，跟着她走向毕史马克街。

    我们都不再说什么，似乎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我真想问问她：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所有的人？几辆军车疾驰而过。昏黄的路灯下，稀疏的人影都走得很快，再没有像我们这样慢腾腾轧马路的。战乱年月，人和心情都在收缩，天一黑就没有几个行人了。很快到了“负一号”跟前，她停下，招招手。我说：“再见。”就要骑车离去，又听她说：“明天，上午或者下午。就在我们刚才到过的海边。”原来玛丽娅已经决定了。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为了她的邀约，也为了她的信任。我选择了上午，因为这样很快就会到吃午饭的时候。我说：“九点我准时赶到。”

    早晨，在夏日旅馆的富罗斯西餐店吃早餐时，劳顿说他上午想去欧人监狱继续审讯王济良（是聆听王济良的诉说吧）。我说：“我去不了，怎么办？”他耸耸肩：“太遗憾了。”“我一直没有缺席过审讯，要是我不去，会不会影响王济良的情绪？”劳顿“哦”了一声，显然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你是说，我们两个之间他更信任你？”“当然，因为我是中国人。等着我吧，也许玛丽娅会告诉我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如果能找到王济良跟共产党有关联的证据，我们也就不必再有说假话的内疚了。”劳顿点点头：“可是，如果不去审讯王济良，我还能干什么？”说着走向吧台。我听出他在给米澜女士打电话：“我们还从来没有观赏过青岛的市容，还有漂亮的沿海风景，去兜兜风吧？什么，你要去维多利亚海湾？不错，那里的海水浴场是第一流的。为什么不邀请我呢？我的游泳技术在香港警察总部可是数一数二的。什么，海水有些凉？那有什么要紧，你欣赏风景，我下海游泳，别忘了我也是风景的一部分，你得目不转睛地欣赏。”我看了看表，走出西餐店，骑着脚踏车奔向海边。

    九点的海正在涨潮，风很小，水浪无声的涌动就像暗地里的谋杀。有人在礁石上捡拾海鲜，突然感觉水淹没了脚面，赶紧往回走，发现礁石正在迅速沉底，他已经无法回到岸上了。显然是个不会游泳的人，紧张地喊起来：“救命，救命！”我正在犹豫，就见有人翻过公路边的栏杆，俯身溜下了堤岸。雾色涌来荡去，看不清是谁。我寻思既然有人去救了，我就算了吧，还是等着玛丽娅要紧。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想法，那人被救上来了，他千恩万谢的居然就是玛丽娅。玛丽娅离开那人走向我。我假装刚到，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又万分后悔：她很可能早就看到我来了。我不仅怯懦而且虚伪。没等她回答，我赶紧又说：“你得回家换衣服。”她湿漉漉的旗袍紧贴着身子，就跟裸体似的，高跟儿鞋也掉了，浑身往下淌水。我翻过栏杆，从堤岸的斜坡上捡回她的鞋，又去路边叫来一辆封闭式单套马车，给车夫付了钱，要他送她回“负一号”。分手时我小心翼翼地问：“中午我请你吃饭可以吗？”她迟疑着：“我好像还没想好要跟你说什么，明天吧！”“也好，明天中午我在聚福楼等你。”

    我骑着脚踏车来到夏日旅馆的门前时，劳顿刚好从海水浴场回来。我问他下午干什么。他说米澜女士希望我们对王济良的审讯尽快结束，他正要去马奇主教的房间问问，是不是下午继续。我说：“那就继续吧，正好我也没事了。”我们三个人共进午餐，然后租了一辆双套马车直奔欧人监狱。马在奔跑，青岛的风吹着我们，就像我们吹着青岛的风，彼此的碰撞柔软而有力。风散了，我们也散了。我问劳顿：“王济良说到哪儿了？”劳顿想都没想就说：“他从睡梦中惊醒，看到了青岛的陆岸。”马奇主教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哦，好像是。”劳顿说：“什么好像是，上次的审讯你就没参加。”马奇主教说：“是吗？”大概是因为把一切托付给上帝的缘故，他总是有些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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