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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实诚第一次来家里玩时，妈妈特意买了蛋糕让他和玛丽娅吃。以后来的次数多了，就碰到什么吃什么，但每次碰到的都是好饭。好饭的标准是有肉，妈妈会做中国人的红烧肉、回锅肉、粉蒸肉、梅菜扣肉，无论做什么肉，王实诚都会不掩贪馋地吃得满嘴流油。时间是最好的保姆，就像养育生命一样养育了王实诚跟玛丽娅母子的关系，亲密得就像一家人了。其间他们经历了北洋政府的衰败，国民政府的建立；经历了胶澳童子学堂的毕业，市立中学的走读，以及王实诚的来她家居住。世事和人生都在急剧变化，唯独妈妈的等待没有变，她始终如一地等待着那一张纸或一句话。为此她曾多次跟那个常来家里看望她的德国男人发生争吵。男人总是说：“也许不久了。”

    “你一开始说的就是‘不久’，不久到现在了还是‘不久’。你的‘不久’是一年两年还是十年、八年、百年、千年？”男人说：“请原谅，我为此前后写了四封信，最高统帅部的回答依然是‘不久以后’。我只能如实相告。”“请你写信告诉他们，如果还要‘不久’下去，我就不会再等待什么命令了。”“你是一个德国人，如果你还爱自己的国家，就必须等待，哪怕命令永远不来。”“什么？命令会永远不来？那我就不等了，真的不等了。”妈妈愤怒至极地摔掉了手中的茶杯。男人说：“其实当初你就不应该留在中国。”“不可能不留下，他是我的生命，我必须跟他团聚。有错的不是我，是你。是你以国家的名义要求我向一切人保守秘密。”“不错，为了国家，你只能这样，我也只能这样。”生气归生气，她还是在等待，以极致的耐心和一个德国人忠于国家的决心消耗着自己的生命，焦灼的盼望就像盼望她自己的再生。只要那个德国男人来家里，她第一句就是：“命令来了没有？”

    玛丽娅讨厌这个男人，不仅是因为他不喜欢她，从来不跟她说话，甚至都不会正眼看她一下，更是因为他一来就会跟妈妈吵架，一吵起来他就会说：“让这孩子滚开。”妈妈就会让她出去玩，或者把她关到楼上卧室里。吵架时妈妈非常生气，也非常悲伤，有时悲伤会持续到他离开后的第二天。她问妈妈：“这个人是谁？”——她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叫他“叔叔”了。妈妈说：“一个德国亲戚。你就当他不存在好了。”“为什么？”“因为他也不承认你的存在，他认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玛丽娅说：“他说得对，我是中国人。”妈妈笑了。她很少看到妈妈笑，妈妈一笑，简直漂亮得像天使，就像她在图画里看到的“拿石榴果的圣母”。她又说：“妈妈也是中国人。”妈妈不笑了，脸上顿时有了一层几欲坠泪的凄婉，叹口气说：“想做一个中国人，是不容易的。你以后就知道了。”

    几乎绝望的等待持续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人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撤离了青岛。妈妈又一次留下了。那个“德国亲戚”又一次来到家里，威胁妈妈说：“日本人的这次占领和上次占领不一样，亚洲海盗是什么都能做出来的。你以后必须跟野兽打交道，知道吗？还是跟我回国吧，把这孩子交给教会孤儿院。”妈妈说：“不，我就在这里等待命令。只有在这里，那张纸或那句话对我才是有用的。”妈妈的拒绝引起了“德国亲戚”的大发雷霆，指着玛丽娅说：“出去，出去，你给我滚出去。”妈妈第一次没有让她离开，抱着她，决绝地说：“这是我的家，你没有权力命令我的孩子。”“德国亲戚”甩门而去。妈妈追出去喊道：“你让最高统帅部立即下达命令，不然我就说出去。”他说：“你疯了，你打算说给谁听？中国人没有能力抵抗日本人。”“德国亲戚”接着又来了一次，留下了一些钱。“皇族资本”已经关闭，妈妈没有了收入，这些钱是她们母女今后的生活依靠。“德国亲戚”没有再跟妈妈吵架，迅速离去了。妈妈知道他今天就要回德国，发呆地望着他的背影，默默流出了泪。

    “德国亲戚”说得不错，日本人的到来的确是野兽的占领。妈妈的美丽顿时成了灾难。一个下午，三十多个日本兵闯进了毕史马克街负一号。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呢？一个女人微不足道的反抗不断引来野兽们的哈哈大笑。轮奸持续到第二天，三十多个日本兵并不是三十多次，每个人至少轮奸了两次。妈妈几次昏死过去。等她最后一次醒来时，发现野兽们已经离开。早晨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一片狼藉的家中，到处都是血，那是妈妈的血。妈妈从污脏的床上滚下来，爬向了厨房，菜刀是她唯一的目标。当她用右手砍向左臂动脉，又砍向大腿动脉时，她觉得自杀已经完成了，便丢开菜刀，仰躺到地上等待着死亡。但她首先等来的却是玛丽娅和王实诚。他们早已从市立中学毕业，玛丽娅成为美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圣功女子中学的中文教员，王实诚虽然不是正式教员，有时也会被玛丽娅叫去学校，给十四岁以下的低年级学生做一些中文方面的义务辅导。日本人来了，以培养修女为主要目的的圣功女子中学紧闭校门，用几面红十字旗帜保护着自己，也保护了玛丽娅和王实诚以及一些来避难的妇女。侵略者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事件不断发生，他们担心着妈妈，一大早跑回家想让妈妈也去圣功女子中学躲几天，没想到不幸已经发生了。

    妈妈的自杀没有成功。玛丽娅让王实诚守着妈妈，不顾自己被日本人抓去的危险，在街上疯狂地奔跑，跑向了滞留在战区的美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会教会医院。院长嬷嬷脱下自己的黑色道袍披在了她身上，让她带着两个会医术的修女原路跑回了家。妈妈说：“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你们快走，快走，快回圣功女子中学去。”他们去了，带着妈妈一起去了，先是在圣功女子中学，后来又到了天主教堂，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三个月，他们才回到毕史马克街负一号。作为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日本迅速成了亲兄弟，“皇族资本”搬回来了。当那个“德国亲戚”再次出现时，妈妈居然没有问：“命令来了吗？”

    好像妈妈再也不想那个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了；好像她的不幸跟她苦苦等待的一张纸或一句话有着非此即彼的联系；好像灾难让她失去了人生的希望和渴求的资格与理由；好像那个“命令”是她的爱人，既然她已经被日本人轮奸，就已经无颜相对、无缘再爱了；好像无论出于德国人的道德意识，还是出于中国人的贞操观，都不允许她带着如此深重的伤痛和羞耻，坦然面对她的期待、她未来的生活；好像她从来不曾为“等待命令”活着，当玛丽娅有意提起，她总是一脸茫然，表示自己听不懂女儿在说什么。

    等待消失了，连“命令”、“一张纸”、“一句话”这些词汇都已不再在妈妈嘴里出现了。妈妈的话越来越少，也显得越来越慵懒，很少照着镜子收拾自己的容颜，憔悴和衰老就像阳光下的阴影无情地蚕食而来。她除了像过去那样去街上买粮购物，然后进厨房为玛丽娅和王实诚做吃的，更多的时间则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发呆成了她每天必须的、最多的神情。玛丽娅一回到家，就找些话题跟妈妈说。她发现已然非常淡漠自己的事的妈妈，却一如既往地关心着王实诚的家事，常常会唠叨：“张起死了，栗子也死了，哑巴的命怎么这么苦？”又说：“王济良回来了？跟哑巴住在一起了？这就好，你们多回去看看。”又说：“德国不是好去的，他怎么又走了？实诚为什么不劝劝他？别让他再去了。德国那么大，他没说要去哪里找？”又说：“他一共去了几次？找不到就算了，还找，还找。他这个人，也不是一般的人。中国人说的‘一条道走到黑’，说的就是他。”又说：“你说什么？实诚的娘去要饭了？你们快去，把家里的吃的都带去，再带些钱，多带些。”又说：“造孽的日本人，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他们，连一个哑巴也不放过。可是她也不能跳海自杀呀，她得等着王济良，王济良一定会回来的。快去实诚，搬回去跟你娘一起住，守着她。”又说：“野兽，野兽，日本人怎么能当着儿子的面糟蹋他母亲，快让哑巴搬到我们这里来。”

    多年下来，妈妈的这些话给玛丽娅和王实诚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好像妈妈没说过别的话，就说过这些话。不不，还有一些话让玛丽娅和王实诚刻骨铭心，因为一说出来它就成了利刀在心灵深处的刻印，就像蓦然耸起了一座墓碑，上面血淋淋地写着一个字：爱。虽然是战乱的背景，虽然有不幸发生，但青春总归是青春，该燃烧的时候照样燃烧。都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小伙子了，玛丽娅和王实诚的互相吸引有了质的飞跃，拥抱，接吻，脱衣，上床，进展似乎很漫长，又似乎神速得连些微的犹豫都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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