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帝国重臣的人生起落-和珅:命运的宠儿与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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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话最重要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刚满十岁的和珅突然发现自己的命运变得非常凄惨。这一年时任福建副都统的父亲常保不幸染病身亡。而早在他三岁时,母亲就因生产弟弟和琳不幸难产去世。和珅至此成了孤儿。虽然此时的他在咸安宫官学就读——这所贵族子弟学校是官二代们镀金的重要阶梯,但对和珅来说,意义却已不大。学费能不能续交其实还是个小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父亲的去世让官二代和珅变得不那么名副其实。

    和珅的父亲常保是福建副都统,同时世袭三等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的品级是正三品,相当于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等职,而福建副都统是个正二品的官职,掌握实权。和珅能进咸安宫官学就读,靠的是父亲的关系——八旗子弟人数众多,咸安宫官学名额有限,凭什么是你和珅而不是别人来读啊!显然父亲存在的意义对和珅的人生是个正面的助推力。现在父亲过世了,和珅必须独自一人闯天下。

    事实上咸安宫官学对和珅的人格养成有决定性作用,比如能忍他人所不能忍、察言观色、睚眦必报以及不甘人下,甚至对财富的过分看重与攫取等,和珅日后的种种性格都可以在这座位于紫禁城内的贵族子弟学校里找到原因——应该说他最初的命运轨迹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但是人脉也很重要。八年之后,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和珅与大学士英廉的孙女冯氏成婚,从而为他的仕途之旅打下人脉基础。跟一个大学士的孙女而不是贫下中农的孙女成婚,是和珅逆转命运的关键一步。英廉在乾隆四十二年任协办大学士,四十四年署直隶总督,次年特授汉大学士,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颇得乾隆皇帝赏识。和珅攀上如此高枝,仕途自然值得期待。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和珅的“高考”竟然不给力。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己丑年科举,贵族子弟学校出来的和珅名落孙山。他成了无业青年。不过好在这一年,按照大清朝的潜规则,和珅可以子承父业,承袭了高祖尼牙哈纳沿袭下来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这其实是个名誉职位,并不表示和珅找到了一份具体的工作。和珅的第一份具体工作在四年后才获得——在英廉的推荐下,和珅做了乾隆皇帝仪仗队的侍从。岗位职称是三等侍卫,供职的部门叫挑补黏竿处,又称上虞备用处,具体来说就是抬轿和举旗杆。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英俊青年和珅二十三岁。在结婚五年后,无所事事的他终于上班了。事实上这班上得很窝囊。因为清代侍卫等级森严,有乾清门侍卫、銮仪卫侍卫、上驷院侍卫、司辔侍卫、司鞍侍卫、茶膳房侍卫、伞上侍卫、十五善射侍卫、善骑侍卫、善射鹊侍卫、善强弓、善扑侍卫、奏蒙古事侍卫、上虞备用处(黏竿处)侍卫、庵鹞房侍卫、鹘房侍卫和狗房侍卫等。最牛的是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直接在皇帝面前晃悠,换句话说可以和皇帝直接沟通。和珅供职的部门在侍卫中属于三等,基本上和皇帝搭不上话。但英廉给他的建议是,能不能和皇上说话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时机说什么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和珅十分得益于英廉的这句话。清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载:乾隆皇帝某日出宫。起行之际,仓促间找不到仪仗用的黄龙伞盖。乾隆责问:“是谁之过欤?”意思是“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皆惊惧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意思是职掌此事的人难辞其咎。和珅此言出自《四书》“岂非典守者之过邪?”一语,他在这里引用,既妥贴自然又暗示其文化修养,再加上和珅风度翩翩,声音清亮,在侍卫中颇有出类拔萃的感觉,由此乾隆皇帝对他刮目相看。

    另有一次,乾隆在半路上突然停下轿子,却半天不做任何指示。身边的侍卫皆不得其意,只有和珅赶忙跑到一旁的古董店里买了个瓦盆送进轿子里去——原来乾隆尿急难言,和珅急皇帝之所急,想他人所不能想,再次在庸常人群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六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其侍卫等级靠前了。同年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可以说在行政职务上,和珅和他的父亲一样做到了副都统,进入了中高级干部的行列。

    但是谁都想不到,接下来和珅的升迁速度可谓是无人企及。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皇帝授和珅户部右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为皇帝理财;八月,调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授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兼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内骑马,旗籍抬入正黄旗。一般来说,帝国官员要在65岁以上,经个人申请并得到批准后才可享受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而和珅此时年仅27岁,虽拿不出傲人的学历,官位却远超许多翰林出身的官员。那么,和珅究竟有何德何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从一名普通的三等侍卫,一跃而成乾隆皇帝的亲信重臣呢?乾隆究竟看中了和珅哪点?

    发达

    很难想象,和珅其实是一个诗人。多年之后,嘉庆四年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当和珅身陷囹圄之时,曾写下《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夜色明如许,嗟令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整首诗情真意切,文采斐然,看得出并非平庸之作。

    应该说诗人和珅是真性情的。他的这些真性情的诗收在《嘉乐堂诗集》中,被当时的著名浪子诗人钱泳评价为“偶有佳句,很通诗律。”江苏无锡人钱泳自视颇高,出身于名门望族却不事科举,一生不为稻粱谋,很有知识分子的骨气。他如此评价和珅的诗,当不是出于谄媚,而是和珅之诗,确有独到之处。

    其实,和珅不仅是诗人,还是书法家和语言学家。和珅的书法很见功力,仿佛乾隆的克隆版。英廉就曾称赞和珅的书法“浑厚饱满,雍容中又蕴挺拔”,这其实是他刻意摹仿的结果,也是和珅的心机所在——无论是诗还是书法,他都刻意摹仿皇帝,投其所好。因为乾隆本身也是个诗人,一生喜爱作诗。根据统计乾隆写的诗总计有42613首。毫无疑问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全唐诗》所收的有唐一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可谓以一人敌数千人;同时,乾隆也爱好书法。他每天临摹黄庭坚的书法,同时,因为喜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这位皇帝在差不多五十年的时间里,于这幅只有二十多字的残简上写满自己的题跋,总计达七十三处之多,完全淹没了王羲之的真迹。乾隆爱诗和书法到如此地步,碰上同道中人和珅,自然引为知己,以致于他索性将紫禁城里的一些诗匾都交由和珅代笔,这已是宫中一个公开的秘密。说和珅是语言学家那是因为他精通满、汉、蒙古和西藏四种文字。这是和珅记忆力惊人的表现,乾隆为此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这一点,对和珅十分赏识。

    和珅之所以能在多方面有所成就,关键一点在于他首先是一个心理学家——时时处处揣摩皇帝的心理,见机行事。史料记载:“高宗(乾隆)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这就是急皇帝所急,想皇帝所想了。乾隆爱好画画,急于得到评价,和珅就针对其所画的《临董其昌秋林书屋图》和《金莲花》煞有介事地点评说:“《秋林书屋图》有出董其昌之意,胜董其昌之处。皇上附着其上一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霸气,非一般儒雅之士所能描模这幅《金莲花》,看似宁静,却又悄然生姿,莲瓣在似闭非闭之间,而这只飞来的蜜蜂,留恋之意更是绝妙之处。在绘画方面的才华,历代先皇无人能出皇上右者。”和珅如是佳评,毫无疑问挠到了乾隆心头的痒痒肉,怎不让他心旷神怡。另外,乾隆崇奉佛教中的喇嘛教,和珅也崇奉喇嘛教——在共同的信仰下,两人才能做到惺惺相惜。而和珅也理所当然地开始接收回报。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乾隆命和珅兼任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和珅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文门税务。关键是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和珅受乾隆之命远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案子还没办完,好事就来了。乾隆下旨,晋和珅为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同时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和珅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和珅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和珅得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经馆总裁,同年,和珅易平定甘肃回民起义之功晋一等男爵。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和珅调吏部尚书、入阁为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如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和珅晋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7年),和珅封三等忠襄伯。甚至到了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和珅仍圣眷未衰,太上皇乾隆在临终前仍以“襄赞机宜”为名晋他为“一等忠襄公”。和珅可谓生命不息,圣眷不止。

    其实,和珅的殊荣不止于此。为了让皇恩更加浩荡,和珅想方设法和乾隆进行政治联姻。他的儿子丰绅殷德与乾隆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成亲,女儿也嫁给了康熙的曾孙——一位贝勒做福晋。甚至和珅的侄女,也就是他弟弟和琳之女嫁给了乾隆的孙子绵庆为妻。和珅由此和乾隆成了牢不可破的亲家。关于和珅与皇家联姻之事以及众官员的趋炎附势,当时的朝鲜使臣在一份回国后的报告里如是记述:“吏部尚书和珅,去年(指乾隆四十九年)升为军机大臣,子尚皇女,女配皇孙,权势日拢皇帝遣内侍轮番共第,势焰嚣天,缙绅趋附。”

    一个人在仕途上如日中天,自然要追求享受,和珅也不例外,甚至变本加厉。他在什刹海畔建了恭王府,在圆明园建了淑春园,在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外、北京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等处都建了豪宅。甚至在蓟州违制为自己修建坟墓“和陵”,不仅有禁军看守,规制还超过亲王。关于和珅高调张扬之情状,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臣在回国后的一份报告里同样有记载:和珅“用事日甚,擅作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

    和珅的生活是如此的穷奢极欲,以致于某些皇子都艳羡不已。乾隆的第十七个儿子庆僖亲王永璘不以争夺皇位为念,反而念念不忘和珅的府第,他曾对人这样说:“天下至重,怎么敢存非分之想,只希望圣上他日能将和珅邸第赐我居住就心满意足了。”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和珅已有僭越之嫌,但和珅却我行我素。因为乾隆皇帝已经离不开他了。晚年的乾隆对和珅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以致于他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和珅不知道,若干年后,当他被嘉庆皇帝以所谓的二十条罪状拉下台时,他的穷奢极欲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比如,第十三条——私盖楠木房屋,奢侈豪华,超标准、超规格。第十四条——和珅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使老百姓称之为“和陵”。第十五条——所藏珍珠手串达二百余串,比宫中多好几倍,其中的大珠,比皇帝帽子上戴的还大。第十六条——真宝石顶,不是他应该戴的,他却藏数十颗,还有整块大宝石,宫里都没有而他却有,不计其数。这些罪状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和珅犯了“违制”的大忌。一个臣子的生活穷奢极欲到令皇子都艳羡,他的败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败亡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珅走上败亡之路了呢?乾隆六十年,老皇帝已八十五岁高龄。关于乾隆的老态,由清廷返国的朝鲜使者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报告:“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就在这一年九月初三,乾隆在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及王公大臣等,公开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建元嘉庆元年,届期归政。

    事实上在乾隆公开立储之前,和珅就提前知道了顒琰被立的消息,他派人送了一个玉如意给顒琰,暗示对方已经被立。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此举是为讨好顒琰,但顒琰却没有收,不买他的账。一切都是无声的博弈,只不过和珅并没有就此示弱。因为在此时,乾隆又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这意味着在乾隆有生之年,最高权力仍将牢牢掌控在他自己手里,和珅不必惊慌失措;再一个,和珅是乾隆的宠臣,顒琰真的要秋后算账,不能不顾及老皇帝的脸面。事实也正如和珅所预料的那样,嘉庆帝即位的头三年里,根本不掌大权,只是个傀儡皇帝而已。而嘉庆元年正月二十,一件得以洞悉乾隆私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湖广总督毕沅给太上皇乾隆上疏,内有“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的字句。这样的字句让乾隆龙颜大怒——嗣皇帝什么时候宵旰勤求了?一切还不都是他老人家在操劳吗?再有,毕沅将嘉庆皇帝的名号排在太上皇帝之前,实属排位不当,此风一开,以后他的权威何在?便通报批评。在嘉庆元年的正月,太上皇乾隆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以此整顿官场政治新秩序。而和珅从这一事件中得到的启发是,只要老皇帝在,他的前程就在,嘉庆根本奈何不了他。

    甚至和珅还处处找机会敲打嘉庆。嘉庆登基后,他的老师、时任广东巡抚的朱珪向嘉庆进颂册,和珅却在乾隆面前告御状;嘉庆想升授朱珪为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和珅却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要老皇帝警惕嗣皇帝结党营私。和珅甚至派他的老师吴省兰以帮助嘉庆整理诗稿为名,行监视言行之实。军机大臣阿桂临死前目睹和珅的飞扬跋扈,流着泪对嘉庆说:“我年逾八十,可死;位居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以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今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以上达。如是死,乃不恨然。”这是希望嘉庆能早日亲政的意思。嘉庆又是怎么做的呢?面对和珅的种种挑衅,他选择了韬光养晦。嘉庆有事要奏明乾隆时,有意请和珅代奏,以示充分信任;当有人说和珅不好之时,嘉庆会一本正经地称赞和珅的能力和忠心,态度极其诚恳。事实上和珅遭遇到的是一个极强的影子对手,但志满意得的他却毫无察觉。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太上皇帝病死,享年八十九岁。同日,嘉庆任命和珅与睿亲王淳颖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同时传旨召他的老师朱珪即速回京。这应当是一个含义鲜明的信号。次日即初四那天,嘉庆召集在京军以上干部谈话。口气之严厉,前所未见。他说:“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还说在京的军官们“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目的只在敛财。这些人从军营回京后,“家资顿增饶裕。”接下来的套路都是大同小异,那就是请假回老家,借口祭祖省亲省墓之事,“回籍置产”。嘉庆通过严厉的训话,将乾隆末年以来形成的军队腐败现象第一次公布于众,令人顿感政坛出现了异动。

    嘉庆正月初四的谈话事实上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他的时代到来了。这是有所作为的时代,也是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嘉庆甚至提到了他父亲:“皇帝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凡出师征讨,即荒徼边外,无不立奏荡平。从来未有数年之久,糜饷数千万两之多,而尚蒇功者(指清军征剿白莲教一事)。”这是他借乾隆之名敲山震虎,矛头直指主持具体工作的和珅。

    嘉庆谈话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乾隆朝的政策或者说行政作风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貌似委婉,却相当的振聋发聩。因为这是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后的第二天,这样的话出自谨小慎微、一贯唯唯诺诺的嘉庆帝之口,很是令人大跌眼镜,也令人胆战心惊,特别是对和珅来说。因为这一天,和珅有两个发现:一个是关于军机处大臣福长安的。他被解职了。福长安与和珅是利益共同体。嘉庆在谈话之后一举拿下福长安的职位,意图很明显——冲着和珅来的;二是关于和珅自己的。和珅和福长安被分派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嘉庆帝的这个举动相当的意味深长。一方面是他们受嘉庆皇帝的器重,为太上皇守灵;另一方面他们事实上被软禁了,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有所作为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到福长安的被解职,和珅只能做出悲观的猜测。

    初五那天,嘉庆发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指示,规定从今以后“有奏事者……皆得封章密奏”。改明奏为密奏,个中意图有着强烈的暗示性。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官员就收到暗示了。他们当日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毫无疑问,这样的弹劾是嘉庆皇帝所需要的。因为三天之后,和珅就被革职,逮捕入狱。

    十天之后,也就是正月十八,和珅发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受嘉庆的再一次暗示(事实上和珅被捕就是个强烈的暗示信号),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列出和珅二十大罪状,其中包括“以拥戴自居;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乘椅轿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妄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等涉嫌僭越之罪名,奏请将他凌迟处死,嘉庆谕示“和珅罪有应得”,赐自裁。

    这是嘉庆四年嘉庆皇帝的正月行动,自正月初三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到正月十八和珅“赐自裁”,刚好是半个月时间。史载,和珅去世时还不满50岁,被抄没的家产有: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700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总值达8亿两白银。这些钱财当然都与他无关了。据说和珅写下的绝命诗有“五十年来梦幻真”一语,又有“怀才误此身”之叹,人生的幻灭感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一个平步青云和盛极而衰的仕途中人,和珅经历了命运的宠爱和抛弃之冰火两重天,其人生况味冷暖自知。这个被盛名淹没的激情诗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偶有佳句”,一如钱泳所评价的那样。

    只可惜欲望之下,诗人不再,或者说已名不副实。而在帝国仕途中,又多了一个奔赴黄泉者,给后人徒留一段谈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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