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人事变动

    大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正月，做了三年中书省参知政事的胡惟庸惊讶地发现——帝国人事出现了异动。皇帝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明史》）为由将右丞相汪广洋贬为广东行省参政。丞相一职暂时空缺，甚至春天已然过去，夏天也如火如荼地到来之时，朱元璋也不明下红头文件，指定新的人选来主持中书省的工作。作为参知政事的胡惟庸一边干着中书省的实际工作，一边感慨帝国权力场的情境变得微妙起来。

    帝国创建伊始，中书省第一届权力格局为左丞相李善长加右丞相徐达。这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淮西老乡和儿女亲家，朱元璋当年起兵自立为吴王时，就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居百官之首（彼时官阶品秩尚右，故有此说）。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意思是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时特赐李善长一方铁制的凭券，上面标明李善长若犯事可享免除两次死刑、他儿子免除一次死刑的政治待遇。甚至朱元璋评价李善长时称之为“在世萧何”，这个评价可谓盛誉。的确，在过去的戎马岁月中，李善长虽然只负责军队粮饷的供应，却深得朱元璋信赖。但世事变幻莫测，李善长的丞相竟只做到洪武四年，随后就戛然而止了。那一年，他以疾致仕（退休），时年五十八岁。朱元璋也没有做出什么挽留的表示，而是很快批准了他的病休报告。事实上李善长的病也不是什么大病，因为他在病好之后开始专门负责筹建临濠（今安徽省凤阳县，朱元璋老家）宫殿事宜。在当时，朱元璋迁徙了江南十四万富饶人家到临濠去，以充实、发展他老家的生产和经济，又让李善长专门负责这件事。虽然筹建临濠宫殿之事也很重要，不过和一国之相所要承担的责任和荣誉相比，很显然，李善长是被弃用了。并且这样的弃用是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在帝国权力场，类似的事情是很敏感的，外人不便深究，当事人又不愿细说，便成为官场的禁忌话题之一，人人熟视无睹，多作不感兴趣状。

    应该说胡惟庸在心里对此事是很有好奇心的。这不仅仅是出于猎奇的本能，还在于跟自己有利害关系。因为说到底他是李善长一派的，也就是所谓的淮西派。李善长是定远（今安徽省境内）人，元末时就追随朱元璋做了他的幕府掌书记。李善长一步步发达后，追随他的人就被称作淮西派。李善长当年在位时，曾经提拔同为安徽定远人的胡惟庸为太常少卿，不久又升其为太常寺卿。甚至胡惟庸后来任职中书省参知政事，也是李善长力荐的，所以胡惟庸可称之为铁杆的淮西派。其实在李善长去位前，胡惟庸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李曾被朱元璋告诫说：“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这是朱元璋暗示李善长要激流勇退的意思；而另一个小道消息则是说作为淮西派的李善长和作为浙东派的刘基在处理中书都事李彬犯法一事上两人意见不合，导致刘基告老还乡。而皇帝因为李善长和李彬有私交心生不喜，故而将他也罢了去。小道消息终归是小道消息，不可以作为圣心难测的依据，也不可以作为李善长仕途坎坷的一个证明。胡惟庸在洪武初年深陷仕途谜雾，只是想为自己找一个出路而已。

    李善长走后，接位之人是汪广洋。中书省进入第二届权力格局——左丞相汪广洋加右丞相杨宪。胡惟庸注意到，汪广洋是在陕西参政任上匆匆赶回京城赴任的。皇帝没有起用他这个中书省参知政事而是外调一个地方干部入京，胡惟庸也谈不上有多大失望。因为他隐隐感到，淮西派的去势势必会波及于他。他和李善长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官场上的事情多是这样，什么派系什么出身远胜于工作能力。汪广洋虽然算起来也是个老部下，朱元璋起家时他便追随左右，曾被朱元璋聘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等官职，也曾受命参与常遇春军务，可毕竟官职都不高。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将军徐达平定山东，朱元璋命汪广洋署理山东行省。洪武二年汪广洋参政陕西，三年召为中书省左丞。其实要论官场履历，胡惟庸觉得自己并不逊色于汪广洋，何况他还有在中书省的实践工作经验。可是，为何偏偏是汪广洋受宠于皇帝呢？

    胡惟庸注意到，和李善长粗通文墨相比，汪广洋的文化程度要高得多。他是元末进士。通经能文，诗写得好，隶书也相当不错。或许丞相一职还是需要文人来担任吧。坊间流传，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渡江，打下采石矶后向汪广洋问计，汪献上“高筑墙广积粮”这一定国安邦之计，最终助朱元璋夺得天下。虽然另有一种说法是刘基向朱元璋进呈此计的，但胡惟庸观察，汪广洋和刘基很可能英雄所见略同，要不然皇帝也不会对其如此器重，破格提拔。其实要论蛛丝马迹，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封赏百官的举动中也是可以初见端倪，同年冬月，汪广洋被朱元璋封为护军忠勤伯。朱元璋在给他的封诰词中说，汪广洋“善治繁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见《明史》）。子房、孔明是什么人，都是名相，这就为汪广洋拜相打好了舆论基础。但汪广洋拜相后，却和他的搭档杨宪形成了强烈的性格反差。杨宪是右相，按级别低于他这个左相。如果将汪广洋比之于一国总理的话，杨宪相当于副总理。只是这个副总理性格霸道，不甘心做一个副手。其实也难怪，要论资历，杨宪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了。元末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杨宪来投，和当时的李善长一样，追随朱元璋做了他幕府的掌书记。并且很快，杨宪因为办事干练，成了朱元璋的亲信。1367年，朱元璋派自己的外甥李文忠担任浙东行省右丞，又让杨宪随行辅佐，同时，命其暗中监督李文忠的所作所为。从这当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杨宪那是相当的信任。杨宪后来举报李文忠启用曾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的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和王橚等人任职，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也是新政权的隐忧，希望朱元璋能够采取断然措施，以防后患。朱元璋接报后，立刻派人将这五个“内奸”押解进京，随后下令处死屠性、孙履二人，其余三人充军发配。而杨宪得到朱元璋宠信后，仕途也步步高升。他早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就任中书参知政事，进入中书省的时间比胡惟庸还早。杨宪在中书省工作期间，罢旧吏，用亲信，做事独断专行，并不将李善长放在眼里，他甚至多次向朱元璋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这其实是有他隐秘政治野心在的。那就是打倒李善长，自己取而代之。对于这一点，不光李善长，连胡惟庸也看得很明白。当李善长还在台上时，胡惟庸就曾忧心忡忡地对他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胡惟庸之所以要着重强调“我等淮人”，那是意有所指的。杨宪虽是太原阳曲（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政治派别上却属浙东集团（刘基）。他要是为相，淮西集团自然要被打压下去，所以胡惟庸才担忧。

    的确，胡惟庸不是杞人忧天。杨宪上台后，不仅打压淮人，连中间派、他的顶头上司汪广洋也没有放过。汪广洋虽然明知自己的职位在杨宪之上，凡事让杨宪拿主意，自己只做一个空头宰相。但杨宪却让他空头宰相都做不下去。他随后指使侍御史刘炳以“奉母无状”（见《明史》）的罪名弹劾汪广洋，指其不孝。汪广洋于是被贬到海南，而杨宪也如自己所愿做了左丞相——胡惟庸最担心的情形出现了。但是，谁都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善长出招了，他向皇帝上疏称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是受杨宪唆使，而所谓的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李善长称杨宪为人奸诈、任人唯亲、扰乱朝纲，此人不去，实为大明之患。李善长的上疏应该说是个风险很大的举动。作为已经下野的前高官，和正在台上深得圣眷的第一丞相较量，胜负自是难料。而就在此时，另外一件不利于杨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外甥在科考中因为公然抄袭被抓，杨宪为了遮丑亲自审理此案，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朱元璋在接到李善长的上疏后宣布改由胡惟庸来接手这桩科考舞弊案。胡惟庸值此关键时刻，没有和稀泥，而是深刻领会到皇帝朱元璋那一丝隐秘意图和李善长呼之欲出的良苦用心，查出杨宪在审理其外甥科考案中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形，并建议皇上严惩。朱元璋果然严厉处置，不仅罢了杨宪的职，还抄了他的家，甚至亲自下令处决杨宪，同时，宣布召回汪广洋。中书省的权力格局由此大变，汪广洋重新上位为丞相，全面主持中书省的工作。但汪广洋从地处荒僻的海南回来后一直战战兢兢，凡事不敢自己做主，其懦弱程度比杨宪在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于朱元璋不得不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正月下文将汪广洋贬为广东行省参政。如此一来在中书省里，老资格的官员就剩下胡惟庸一人了。在从正月到七月那漫长的六个月里，朱元璋“久不置相”，冷眼旁观胡惟庸的所作所为。胡惟庸暗夜里也无数次地回顾自己的人生履历：先是朱元璋元帅府奏差、宁国县主簿、宁国县令、吉安通判、湖广佥事，然后是太常少卿、太常寺卿，最后为中书省参知政事。说起来也算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到正部级岗位上的，离位极人臣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胡惟庸大约是期待那个相位的，又似乎有些恐惧。因为丞相这个位置说到底祸福相依。从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到杨宪，没有一个人可以久居其位。有人为它颠簸流离，甚至有人为它掉了脑袋。可真要断了念想，胡惟庸似乎有些不甘心。毕竟是凡人，于名利多是有追求的。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七月，朱元璋下文，任命胡惟庸为右丞相，左丞相一职暂时空缺。胡惟庸自此开始全面主持中书省的日常工作，长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了。

    论相谈话

    历史的机心往往就在于，它给人以前行的希望，同时附加激动人心的悬念，却将残酷的谜底秘不示人。这就造成了人之命运的跌宕起伏。不过，一些人苦苦追求，寻而不得的那些命运谜底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其实只是谜面而已。

    根据《明史列传十六》记载，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撤换李善长、任命新相之前，曾经问计于刘基。刘基的回答是：“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意思是李善长是开国元勋，有威望，能协调好各路将领间的关系。这是刘基希望朱元璋不要换人的意思。但朱元璋却意有所指，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朱元璋希望刘基出来做这个宰相。但其实这里头存在一个悖论。洪武三年（公元1370元），朱元璋对文武百官论功行赏时，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官居左丞相（中书省第一把手），岁禄4000石；封刘基为诚意伯，御史中丞（御史台副长官），岁禄240石；就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而言，刘基和李善长相差的不只一两个等级。朱元璋希望刘基出来做宰相，这是非同小可的破格提拔。但要论朱元璋有多少真心实意在里头，却又很难论证。因为首先一点，和刘基的功劳相比，朱元璋对他的封赏明显是畸轻的。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浙江青田人刘基被朱元璋请到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去做谋臣，他协助朱元璋制订“征讨大计”，提出“陈氏（陈友谅）灭，张氏（张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的战略规划，最终助朱元璋成就帝业。按功，刘基不逊于李善长。但朱元璋一方面对他以“先生”敬之，当刘基的面从不直呼其名，另一方面却在赏格上大大降低，给人恩威莫测之感。所以当此番朱元璋希望刘基出来做宰相时，刘基婉言谢绝了。给出的理由是换相“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暗示自己只是根小木头而已。

    其实到了这里，一场经典的君臣间的对话才刚刚起头。朱元璋接下来就丞相人选问题逐一征求刘基的意见。朱元璋提到的第一个人选便是杨宪。杨宪是浙东派成员，关于这点朱元璋是心知肚明的。他之所以提名杨宪，或许也有考验刘基私心的意思。毕竟刘基跟杨宪是有私交的，就像李善长和刘基有矛盾一样，朝堂上的恩怨关系，总在那些纠结间。而朱元璋则凭此洞察人性，以权衡进退取舍。

    刘基的回答可谓小心翼翼。他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刘基一方面肯定杨宪的才干，同时又指出他器度不行，不是宰相的合适人选。应该说刘基识人甚深，对杨宪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宪在任相期间，的确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极符合刘基所说的“宪有相才，无相器”这一说法。当然，在当时语境下，刘基此说也有为自己撇清党派之争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所谓祸从口出，在当时李善长淮西集团不见用的背景下，刘基如果贸然提一个浙东派成员去上位，必然招致朱元璋的疑心，反而于己不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看刘基的回答，可谓落落大方、恰到好处。

    朱元璋紧接着又提出一个人选——汪广洋。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回答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意思是比杨宪还不如。刘基评价汪广洋的着眼点在于他为人偏激上，应该说这一点与事实不符。汪广洋为人懦弱，委曲求全，并不是像杨宪那样既肯干事又到处惹事之人。不过，就两人都不是合格的相才而论，刘基还是看得很准的。这也是朱元璋要向他请教的原因之所在。

    汪广洋被刘基否定之后，朱元璋又提出一个新的人选——胡惟庸。但刘基给此人的评价却很低。他说胡惟庸“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意思是胡惟庸就好比一匹劣马，如果叫它驾车的话，肯定会翻车坏事的。到了这里，一个有关刘基的谜团开始呈现出来——他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否定了，除了李善长。这个虽然有劝朱元璋不要轻易换相的意图在，算是仕途中人老谋深算之举——谁知道皇帝是不是真的要换相，还是以换相为借口来考察臣下的忠心、才干以及人品呢？这是一道测试题而已，刘基的回答也不能说不对，但细观他对以上诸公的评价，不仅完全持否定态度，而且用语尖刻，特别是把胡惟庸比作一匹劣马之语，却非真正老谋深算之人可以轻易出口的，这也是刘基后来遭到胡惟庸报复的一个因缘之所在。当然胡惟庸其实也没有想到，不管他本人还是刘基，其实都是朱元璋在君臣博弈机心下的一个棋子而已，他们的仕途，到底身不由己。

    还是回到这场经典谈话上来。在所提人选都被一一否定之后，朱元璋又漫不经心地将话题的中心点重又落在刘基身上。他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对刘基来说，这的确是诱惑，或者说是机遇——如果把朱元璋前面所提的那些人选都看作是铺垫，最后他还是瞩意刘基的话。当然这也可能是陷阱，是朱元璋考察刘基人品的最后一道测试题。那么，在机遇和陷阱之间，刘基是怎么作答的呢？刘基回答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意思是我这个人爱憎分明，口风不是很好，又不喜应对繁杂的行政工作，若坐在这个位子上，恐怕会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其实很大，不怕找不到人才的。请明主悉心搜求。只是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不适合为相。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就事论事的话，这当是一次君臣间的非正式谈话，朱元璋也没有引以为意，或者说对刘基体现出足够的尊重。因为在此之后，被刘基一一否定的那几个人都先后为相了。从汪广洋、杨宪再到胡惟庸，朱元璋都将他们扶上相位，最后却都以各种罪名一一拿下，甚至让他们身败名裂。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布局，里头有大玄机在。局中人不管干好干坏，结局都是殊途同归。而这其中，影响最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便是胡惟庸了。他的仕途人生不仅影响了他自己，也影响了李善长甚至数以万计的官员的身家性命。作为大明巨案之一，洪武十三年发生的胡惟庸案里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地方。它既是朱元璋机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包含了胡惟庸的欲望、野心以及他试图与皇帝博弈的种种痕迹。而这样的一些纠结情况，其实要从洪武三年朱元璋和刘基这场著名的论相谈话中才能看出端倪——并且也仅仅是端倪。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帝王阴谋论的话，聪明如刘基者，在当时其实也没有完全参透。他虽然努力让自己置身事外，试图避祸消灾，却没有料到，朱元璋想重构的却是一种权力的重新整合制度。在那个新制度面前，所有局中人都是牺牲品。这里头便包括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七月就任中书省新丞相、正日益走向踌躇满志的胡惟庸。

    被疑

    胡惟庸任相之后，走的第一步错棋就是向刘基开刀。查刘基年表可知，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六十一岁的刘基致仕归里——他向皇帝打离休报告请求告老还乡。按现在的公务员退休制度，六十一岁也的确是可以引退的年龄。但刘基的引退却实在是有些敏感。一方面朱元璋对他依旧非常重视，以国师待之。刘基退休前，朱元璋向他询问天象，以作为治国安邦的凭证。刘基告诉他：“今国威已立，宜以宽。”很有为朱元璋定国策的意思。这一年是朱元璋、刘基论相后的第二年，作为一个需要交待的背景是——在该年李善长去职，汪广洋被提拔为丞相。没有史料证明刘基对朱元璋如此这般的人事安排有什么异议。事实上他归心似箭，并很快隐居青田故里，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这当是一个智者的选择。不仅激流勇退，而且韬光养晦。但是正如上文所言，刘基因为论相时口无遮拦，实际上将胡惟庸等都一一得罪了。胡惟庸上台后，并没有对已作归老之计的刘基等闲视之，而是要除之而后快。这里头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报复；二是谨防他东山再起。毕竟刘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都在那里，皇帝朱元璋又对他毕恭毕敬。就仕途而言，胡惟庸或许感觉这样的人还是很有威胁的。

    在刘基年表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对刘基来说还是个吉年。他“韬光敛迹，屏居山中”。尽管在外面的世界里，征虏大将军徐达出兵攻打扩廓帖木儿，意外遭致败绩，但胜败荣辱对刘基来说，已恍如隔世。只是这一年下半年的时候，刘基无意间做了一件其实并不明智的事情——建言设谈洋巡检司。奏请朝廷在他家乡附近一个叫谈洋（浙闽交界处）的地方设立巡检司，以加强管辖。因为该地在元末时曾被方国珍的部队所占，后又成为许多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人的隐匿地。刘基建言设谈洋巡检司，目的当是出于公心，体现了一个退休官员之桑榆晚情，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就处世谋略而言，刘基此举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大忌，因为退而问政很容易授人以柄；并且在奏请程序上，刘基也犯了一个错误——他让自己的长子刘琏直接将奏请书上呈朱元璋，既没有通过地方政府，也没有经过中书省转呈。胡惟庸见此，立刻就将这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了。他没有在刘基的奏请程序上做文章，毕竟这意义并不大。胡惟庸直接切中要害，让刑部尚书吴云沐出面上疏，称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基选择在此地修墓，导致百姓群起反对，为能成事，刘基才请朝廷设立巡检司以驱逐那些反对他的百姓，其居心殊不可问。刘基年表记载，公元1373年也就是洪武六年，“刘基因谈洋事遭胡惟庸、吴云沐构陷，朱元璋夺刘基俸禄，基惧，入京谢罪，不敢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大明律》颁布。朱元璋一方面强调要按律法办事，另一方面却仅凭吴云沐的一面之词就让刘基陷入晚节不保的境地，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胡惟庸的心计与进攻欲望。

    历史在这里变得扑朔迷离，很多细节开始含糊不清。刘基养老金被夺，不得不入京谢罪，又不敢归乡。这让胡惟庸进一步罗织刘基其他罪名方面无计可施。洪武七年岁在甲寅，64岁的刘基羁留京师，体弱病衰，赋诗叹老。博弈者胡惟庸在等待一个彻底失衡的时刻或者说由头。终于，刘基感染风寒，胡惟庸趁机带了御医前去诊治。刘基服药后，病情恶化——“有物积腹中如拳石”。这里究竟是御医医术不良还是胡惟庸在其中做了手脚，历史没有给出很明确的答案。总之，刘基年表继续记载，洪武八年，刘基居京病笃，归里而卒。据说刘基临终前曾想写一篇遗表，以贡献定国安邦之策，只是碍于胡惟庸还在台上，写了也是枉然。他交待儿子等胡惟庸败后，再将自己的意思向皇上密奏。

    刘基之死对胡惟庸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不管是不是出于他的主观故意，总之一个曾经对他有过劣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家伙终于不会再在他的仕途上产生负面影响了。这正是胡惟庸值得庆幸的地方。但世上事大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刘基的博弈过程或者说结果最终还是被朱元璋利用了。首先是五年之后，也就是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涂节告胡惟庸逆谋，同时，揭发他毒死刘基一事。虽然没有具体证据表明胡惟庸是如何毒死刘基的，当年参与诊治刘基的御医们也不站出来做个佐证，但很显然，朱元璋是采信了涂节之毒死一说。甚至在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还对刘基的次子这样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最后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

    但是，正所谓历史的细节总是含糊不清。朱元璋称刘基吃胡惟庸的蛊了毕竟也只是个猜测而已。在发生在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中，逆谋是关键词，而毒死刘基则是为了证明胡惟庸品行不良的一个独立事件，具有附带意义罢了。其实对帝王来说，解释权就是裁判权。胡惟庸逆谋也罢，毒死刘基也罢，个中真有合乎情理的逻辑链条吗？一切都在朱元璋的机心里。说你逆谋你就是逆谋，说你毒死就是你毒死的。现在，朱元璋的机心从云山雾罩开始慢慢明朗，毫无疑问，胡惟庸已经招致了这个帝王的疑心。

    制度的牺牲品

    胡惟庸却毫无察觉。在刘基之外，他又将进攻的矛头对准徐达。徐达是朱元璋的发小，很早就跟着朱元璋去打天下了。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以徐达为左相国。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授予徐达右丞相之职，封“魏国公”，食禄五千石。在明初任职丞相的四人当中，李善长、胡惟庸和汪广洋最后都“见罪”被杀，只有徐达得以善终。朱元璋曾经如是评价徐达：“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徐达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对于徐达这样一个深得圣眷的人物，胡惟庸是一度想与他交好的。但徐达却不给胡惟庸面子，对他不理不睬。本来事情到了这里，胡惟庸也没什么损失，反正已经做了宰相，你徐达不愿意结成战略同盟也就罢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而已。偏偏胡惟庸恼羞成怒，竟然贿赂徐家的守门人福寿来加害徐达，所幸被福寿揭发，事情才得以未遂。因此，徐达“深疾其奸”，对胡惟庸的人品更加鄙视，虽然他没有藉此向胡惟庸发难，却还是屡屡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种人不适合当丞相。应该说胡惟庸在与徐达的关系处理上，颇有失策之处，这给朱元璋留下了很差的印象分。从刘基到徐达，胡惟庸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昏招叠出，导致朱元璋疑心渐增。

    更要命的是胡惟庸行事无所顾忌。刘基死后，他“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里头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他不将君权放在眼里，凡事先斩后奏，甚至百官上呈的奏疏，也要自己先看了之后再定取舍；另一个则是经济问题。受贿“不可胜数”，说到底还是相权过大没有被约束的缘故。由此，胡惟庸由此前同僚间人际关系处理问题转化为君臣间的权力失衡问题，朱元璋对他的疑心更大了。胡惟庸案至此有了更大的推助力和更顺理成章的逻辑基础。

    从洪武九年到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做了两件事。一是“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外，他下令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只对六部和皇帝负责，由此割断中书省与诸司的联系，限制其权力的行施。中书省被架空了，丞相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而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初十，朱元璋诏令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有事直接奏报皇帝。史料记载“上于是始疑胡惟庸”。

    而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令胡惟庸深切地感受到，皇帝已经对他另眼相看了。一件事情是他的家人因为殴打关吏，被人上奏后，朱元璋勃然大怒，下旨诛杀他的家人，同时“切责丞相”，对胡惟庸严词问责。另一件事是朱元璋几次批评中书省办事违慢，工作作风官僚，并且“诘问所由”。（见谈迁：《国榷》卷七）这实际上也是对胡惟庸领导的中书省工作实绩的不满。由此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看法从疑到怨，不满的程度步步升级。

    那么胡惟庸又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暗中交结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常在家中喝酒聊天，抱怨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此时的胡惟庸虽然隐隐感到朱元璋对自己越来越不信任，甚至也做好了被罢相的心理准备，但实事求是地说，谋逆造反的想法，他还是没有的。虽然胡惟庸一度让他的心腹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但离成事还差十万八千里。这其实是一个欲望宰相本能的躁动或者说盲动，却到底于事无补，反而更加招致朱元璋的疑心，令他进一步采取行动以结束目前危险的对峙状态。

    洪武十二年是很微妙的一年。这一年九月，朱元璋因为占城（印度支那古国）派人来大明进贡，胡惟庸却不向他报告此事而勃然大怒。在朱元璋看来，这是相权对君权的进一步掠夺。胡惟庸虽然事后向他顿首谢罪，朱元璋却余怒未消。这也直接导致了胡惟庸的儿子在这一年毙命。《明史》记载，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皇帝朱元璋是如此的震怒，以致于不给丞相一点面子，在一起交通肇事事故中一定要胡惟庸的儿子而不仅仅是他的司机（挽车者）以命抵命，这充分说明他对胡惟庸的忍耐已到了极限。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实名举报刘基当年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闻报后先是拿汪广洋开刀，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此事却隐匿不报，是为不忠。朱元璋将其贬到海南；后又以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罪行为由，将其赐死。正所谓敲山震虎、杀鸡儆猴，胡惟庸大祸临头了。

    其实，涂节举报胡惟庸当年毒死刘基，朱元璋采信此说之后，胡惟庸就哀叹：“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但哀叹归哀叹，权力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的胡惟庸并没有能力策反兵部。而继涂节之后，举报还在继续，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已然贬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向皇帝举报了胡惟庸谋逆之事。这当然是查无实据之事，但朱元璋此时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致胡惟庸以死地的罪名。正月初六，朱元璋下令诛杀胡惟庸。从举报到诛杀，这中间只相隔四天时间！调查审讯其实都是走过场，君臣间的怨望到了如此程度，胡惟庸之死当是汪广洋之死的延续而已。他当然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因为围绕胡惟庸案，朱元璋先后让三万人成为他的殉葬品。甚至在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也因胡惟庸案赐死。这期间又有陆仲亨、唐胜宗、费聚和赵庸等高官受到株连，朱元璋还为此专门下旨编写《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以为警戒。

    不过，我们要是从制度背景层面看胡惟庸案，或许还可以发现其中深意藏焉。胡惟庸死后第五天，朱元璋宣布——罢除中书省不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惟存中书舍人，以政归六部。他在朝堂上告诫百官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御史台、通政司、大理寺等署，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奏请的，置之重典。”朱元璋并下令将他的这番话载入《祖训》。

    由此，胡惟庸终于以他的身败名裂换取了一种制度的嬗变：君权彻底打倒相权，大明从此无丞相。皇帝大权独揽。在这个背景下看胡惟庸的仕途起落，他曾经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在朱元璋眼里，他和汪广洋、李善长等所谓的丞相一样，都是一枚任其调用的棋子。处在什么位置上不是自己说了算，全看朱的机心，而胡惟庸之所以会成为那枚最有分量的弃子，一切都是时势使然。他在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被皇帝朱元璋有目的地加以利用，仅此而已。

    只是胡惟庸自己，到死也没明白朱元璋的机心。对他个人来说，这大概才是悲剧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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