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一直增长很快吗？

    人都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我国经济高速增长60多年，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即使与亚洲四小龙比起来也有非常大的差距。

    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还是低，我们一定要选好参照国，我国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也不能与那些政治混乱，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比。其实只要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同期情况进行一些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想象的太不一样。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比较大，如果单算工业经济增长率，应该在年均10%以上；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金融危机前，年均增长率为9.8%，这是以人民币计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如果采用美元计算，那么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这一数据要低的多。

    日本的高增长时期是从1955年开始的，日本从1955年到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1%，而神武景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2%以上，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年至1970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11.6%，可见日本一直是高速增长。

    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的经济增长率在也10%以上，且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非常的多。比如台湾在1964年到1987年的23年高速经济增长期中，有12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8年在11%以上。而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非常的少，即使超过10%，也只是刚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货币购买力一直是负增长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关心CPI是多少，也不关心汇率是多少，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拥有的货币或存款的购买力。如果价格涨幅超过了工资涨幅、那明显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变小。如果我要买房子，那货币的购买力显然也要被房地产价格衡量。

    在经济统计中货币购买力的升降，对内以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对外则用汇率来衡量，然而这两项数据与普通百姓的感受相差太大。

    货币贬值陷阱

    由于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非常快，中国的有钱人非常注重货币的保值，而银行存款利率非常的低，显然不能达到保值的功能，因此中国有钱人都将自己的钱用于购买房地产，因为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房地产的保值功能是最好的。因此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也是中国炒房严重的重要推手，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又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通货膨胀，因此中国面临着“货币购买力下降-买房保值-房地产价格飙升-货币购买力再次下降”的恶性循环。

    人民币总体贬值厉害

    在货币的对外购买力方面，虽然近年我国的货币有所升值。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来看，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六、七倍，也就是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下降了六、七倍，而美元自身也处在不到贬值的状态，如果将美元自身的贬值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货币贬值的更加厉害。

    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货币升值，而货币升值则意味着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增加，以日本为例子，日本的货币则一直处于升值状态，战后日元实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定价为360：1，而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在90：1左右，因此日元已经累计升值近4倍。其他国家如德国、亚洲四小龙都存在货币升值现象。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比较，那么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这一点与民众的直观感受也是一致的。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是导致货币贬值的根本因素抛开人为对汇率的干预外，货币的升值实际是本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排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的币值只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有关。人民币不能与世界主要货币保持同步升值是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国际主要货币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我国在2005年以前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在国际上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进入发展高潮，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都蓬勃发展，大规模应用，因此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非常快。以美国为例子，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及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导致贸易平衡转变。但从另一方面即背后深层次原因来看，实际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幅下滑直接导致了美元与黄金双挂钩体系本身缺陷的爆发，并进而引起布雷顿体系的崩溃。同理，美元在1995年至2002年出现强势，而这一时期的美元强势无论是利差还是贸易赤字均无法解释，从根本上看，这段时间的美元强势是由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所致，因为美国1995年至2000年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2%，是30年最高水平。

    让货币实质升值比GDP增长更重要

    因此，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一比一，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其实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必要悲观，因为经济如果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加速度”前进，那他的速度终归是可以上来，而现在的中国也基本到达到了这样的临界点，以前美国经济增长1%比我们增长10%增长的绝对值都要大，因此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一直在加大，而以后这个局面就要扭转过来了，因为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平均保持1%的增长，我们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那么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这才是真正的赶超美国的开始。

    误判二：中国人真的不消费吗？

    近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其原因并非如国外研究者所言的“中国家庭储蓄过快增长”，中国家庭储蓄占GDP比重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20%上下，波动不大。与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相比，并不算高，因为中国人还需要为其退休生活、子女教育、健康突发状况储备资金，而政府的社会保障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设起来的。

    学者们将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想的太简单了

    现在，人们喜欢将储蓄率和消费率混在一起讨论，好像是高储蓄必然导致低消费，或是低储蓄是因为高消费，并有人将中国消费率低的问题，解释为中国的高储蓄率的原因，而将美国的储蓄率低，解释为其高消费原因，而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金融不发达的时代，消费率和储蓄率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为人们的剩余收入除了进行储蓄，别无选择。消费率与储蓄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也就是消费率低，则储蓄率必然高，消费率高，则储蓄率必然低。

    而今天，金融业如此发达，人们的剩余收入，除了储蓄，还可以购买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或是住房等实物资产。上面的理论早就不成立了。中国目前金融业还不够发达，而美国正好相反，属于金融业极度发达。

    美国储蓄率低但民众持有有价证券多

    美国人虽然储蓄少，但拥有的证券资产多。在中国股市最牛的时候，中国的股民人数也才占到中国总人口的7%，而美国股民人数一般维持在美国总人口的50%左右，而且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持有有价证券。

    比如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同时收入1万元，假设两人除了日常开支外都剩余了5000元，而中国人将这5000元存到银行，而美国人用这5000元买了股票，因此这个中国人的储蓄率为50%，而这个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事情就是这样的简单。美国人将自己的剩余收入购买了证券资产，而中国人将这些钱存到了银行，这也就是中国人储蓄率高、美国人储蓄率低的最根本性原因。而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时时，都忽略了这一点。

    贫富分化也会导致高储蓄

    还有一个中国学者们很少提及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中国储蓄率升高的原因，贫富分化使社会财富向富人集中。如果这些钱财富握在穷人手里，则可以形成消费，而如果掌握在富人手里，那大部分形成储蓄和投机。

    2001年到200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快，但是居民储蓄却大幅增长，关键就是那几年我国贫富分化加剧。而近几年居民储蓄一直比较平稳，也并不是我国的贫富分化没有加深，而是近几年中国资产泡沫化为很多富人提供了投资渠道，原来用于储蓄的钱变成了房子或股票。

    储蓄永远是富人占大头，曾经有数据表明，中国20%客户的存款占到了中国存款总量的60%，真正工薪阶层的存款非常少，且以短期存款为主。同样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储蓄率开始上升，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美国人学会了节俭，这种解释也是错误的，而是金融业不景气，美国富人将自己的收入从证券市场暂时转移到了银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因此中国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金融不发达，美国储蓄率低是因为美国金融太发达。

    解释完了储蓄率，我们再开消费率的问题，我们首先看消费率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GDP=投资+消费+净出口

    消费率低主要是指我国消费在GDP构成中占比较低，目前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各占GDP的45%，合起来占到GDP的90%，净出口占到GDP的10%，这是中国GDP在金融危机前的结构比例，金融危机时投资占比会有所增大。

    因为净出口在中国经济中占比太小，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撇开净出口不谈，我们看投资和消费，投资和消费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如果要想提高消费占比就必须压低投资占比。

    在分析投资率的章节中，我们讲到，中国的投资率高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高了中国的投资，如果单看企业投资这一部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而在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已经修建的非常完善，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房地产也早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投资率就非常的低，因而消费率也就显得高了。况且美国的净出口一直是负数，那么消费率就更显得高了。

    而我国由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高了投资总占比，而我们的净出口又是正值，这样我们的消费率就必然显得很低，因此只要我国的投资率和净出口是正常的，那么我国的消费就是正常的，而不应该太在意消费占比的高低。

    统计数据造成中国民众不消费的假象

    社会上存在着“破解消费难题”的提法，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消费难题能否破解，这个消费难题到底存不存在。

    首先住房消费是中国民众最大的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时，住房支出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投资，这是导致中国消费低的头号原因。中国不是消费低，而是消费的统计数据低，中国的消费统计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的反映中国的消费水平。

    破解消费难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中国房价越高，中国用于买房的钱就越多，中国的消费数据就越低，如果我国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时能够兼顾到国情，将民众的购房支出也当作消费进行统计，那中国的消费数据就会高出很多，也就不存在消费率低的问题了，中国的消费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个伪命题。

    其次中国银行里的储蓄绝大部分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和民众中富人的储蓄，而非穷人的储蓄，而富人是没有消费倾向的，而穷人有消费欲望却没有钱进行消费，因此有人提出将中国人的储蓄变成消费的说法，是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信贷消费只能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总体上提高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取决于工作收入，而工作收入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得到改善，居民消费才能真正的旺盛起来。

    中国当前经济结构的意义与影响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这种高投资拉动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可持续性，甚至有极端的学者曾经预言中国这种高投资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持续到2005年，结果中国的经济不仅走过了2005年，而且走到了2010年，而且越发充满着活力。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这种经济结构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中国国情，不仅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相反，这种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靠的是产能扩张

    现在人们普遍受到“消费驱动增长理论”的误导，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靠投资。我们要判断这个国家的消费是否抑制了企业的产能扩张，我们只需看一个指标，那就是这个国家的企业有没有投资欲望，而判断一个国家企业的是否存在投资欲望，只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企业融资难，如果一个国家还存在融资难的现象，那就永远不要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

    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实际来自于凯恩斯的需求不足理论，这一理论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是什么颠簸不破的真理。而且凯恩斯说的是需求不足，而非消费不足，投资和消费都是需求。

    只要存在融资难就不说产能过剩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不消费，企业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产能过剩，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还是回到上面的观点，企业产能是否过剩，我们只要看企业的贷款需求即可。因为企业的贷款一般都用于投资，而中国企业的贷款需求非常强烈，也就是中国企业的投资欲望非常强烈，而企业的投资欲望很强烈，那就是说明中国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投资。

    误判三：中国投资率真的过高吗？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太高，甚至许小年在很早之前，就预言中国的高投资率不可能持续到2005年，当然他的预言没有实现。判断投资率是高还是低，不能简单围绕投资率本身做同比或环比，也不能盲目的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而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只要是增长型的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率，没有一定的投资率也就没有经济增长。判断投资是否过高要建立自己的标准，笔者认为看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应该有两个标准：

    首先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高速发展阶段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日本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现在，我国的学者，喜欢凡事与美国进行对比，我们要对比，也应该与上述经济体的高速发展阶段比，而不能与现在的他们对比。

    其次要根据国家的储蓄率情况在储蓄内投资就是安全的宏观经济均衡时“储蓄=投资”。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没有储蓄率做支撑，再低的投资率也不可取；相反，如果有储蓄率支持，再高的投资率也不可怕。一个国家，投资率大于储蓄率，这就需要负债进行投资；而负债总是要偿还的，而且负债也不能超出偿债能力。因此，只有在本国储蓄范围内进行投资，才不会因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引发债务危机，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可以避免经济主权的丧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甚至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关键就是这些国家储蓄率太低，或是投资率超出了储蓄率所致。

    高投资才可以保证高增长

    任何国家在高速发展期，投资率都比较高，我们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在高速发展期的投资率数据，但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发展史，就可以大概了解到当时的投资率情况。美国在铁路建设高潮时，几乎以每年一万公里的速度推进，甚至创下过年铺2万多公里铁轨的记录。而当时的美国人口也只有几千万，很多铁路都靠外国劳工来修建。如果计算美国当年的投资率，当时的投资率肯定超过50%。而韩国在60年代修建京釜高速公路时，根本没有建设资金，全部由军队完成。由于韩国面积较小，他们只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也就实现了整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化，如果计算韩国当时的投资率，肯定也超过50%。

    现实中国也应该保持高投资率，特别是政府投资率，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不仅满足不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与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最终需求比起来，那就差的更多了，我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我们可以就铁路和高速公路两个指标，与美国进行一下简单的对比。

    到2020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才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中国现有铁路8.6万公里，美国现有铁路40万公里，我国目前的铁路总里程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一多一点，而人均铁路里程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按照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到2020年，将达到10万公里，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才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

    30年后，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仍然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目前美国拥有高速公路约1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仅比美国的一半多一点，人均高速公路里程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按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中国计划用三十年建成8.5万公里高速公路，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里程也只有美国的不到五分之一。

    另外我国在内河航运、城市地铁、农村公路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基础设施是最大的营商环境

    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楼市、股市泡沫，根本在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化。而笔者认为对于工商业发展来说，最大的环境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否完善，能否满足经济的需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最关键的因素。目前中国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铁路运输一票难求，高速公路堵车严重，内河航运效率太低，城市交通拥挤，这些都是中国基础建设投资率过低所致，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世界上只有高消费才可以导致经济危机，1929年的经济危机如此，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如此。而由于高投资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极少，即使导致了经济危机，那也是因为大举外债进行高投资所致，当年的亚洲四小虎就属于这种情况。而我国则不同，我们的巨额储蓄完全可以支撑我国进行高投资，这是中国最大的优势。

    任何国家，即使经济不增长，也需要一定的投资率，比如基础设施的维修、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等。如果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加大投资。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投资率高；同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期要比经济低速发展期投资率要高。

    现在很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论”，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消费不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产能的扩张，而只有投资才可以做到，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供好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基础环境，而企业生产设备及产品研发投资才可以保证企业产能的扩张，因此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是取决于投资而非消费。

    投资率过高并不一定造成产能过剩

    投资分为三种，一类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基本上不可能造成产能过剩，二是房地产投资，也不制造产能，第三类是企业投资，这类投资才可以导致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我们的铁路建设落后发达国家100年以上；高速公路建设落后发达国家40年以上；高速铁路建设也落后日本及欧洲30年以上，因此我们保持较高的投资率非常重要。

    其实，在上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期（2003-2008）中的2004年，中国就出现了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当时国家进行了投资大检查，而检查结果是这些新开工项目都是急需的项目、都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本没有压缩的空间，中国的投资都属于良性投资。

    有批评家认为，中国西部地区不能建那么多的高速公路，老百姓中有“要致富、先修路”的说法，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本身就是由于交通不便所致，如果我们因为西部一时的落后就剥夺了他们修建高速公路的权利，那他们还怎么发展。

    一条高速铁路导致英特尔落户中国西部

    因特尔公司近年在重庆有巨大投资，而他们只所以将生产基地建在重庆，就是看到了重庆与兰州之间要修一条高速铁路。有了这条高速铁，因特尔公司的电脑芯片就可以通过中国的高铁走陆路运到欧洲，与原先通过空运相比，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可见交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房地产投资造成了中国投资率数据虚高

    目前房地产投资也是造成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而房地产在中国民众的认识中属于消费，而在经济统计中属于投资，民众将自己的收入用于住房消费，却造成了中国的高投资率，这主要统计失真造成的误解。如果只看企业投资，中国的投资率应该与发达国家相当。

    发达国家投资率低的原因

    现在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的完善，因此在这方面投资非常少；其次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住房也足够用，因此他们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也非常的少；再次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占大头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因此他们的企业投资也比较小，这三者就是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的原因，其中第三者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些与我国的国情截然相反，因此我国部分经济学家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的投资率对比，就十分草率的得出中国投资率过高的结论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误判四：中国真的内需不足吗？

    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内需与消费的区别，甚至是将内需等同于消费，但这样肯定是错误的，经济学上的内需是指“国内需求”，具体到中国来说，他既包含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消费需求，也包含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投资需求。

    我们可以举例子，比如家里买一台彩电是为扩大内需做出了贡献，比如企业新购买一些机器设备也算是扩大内需，另外政府修几条公路也是在扩大内需，而前面买彩电的行为属于消费，二后面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和政府修公路都属于投资范围，这些合起来都是中国的内需。如果只谈消费，而不谈投资，那不是完整的内需概念。所以金融危机时中国既推出了“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促进消费的政策，也推出了“四万亿”的扩大投资政策。

    内需不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在中国“内需不足”这个说法，人人皆知，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设计到经济学统计的问题，涉及到一个经济指标，那就是“出口占GDP的比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例越大，那这个国家的内需就不足，恰巧中国出口占GDP比例较大，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占GDP 的比例一般维持在40%左右。

    有人一看，“40%”，这么高啊！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拿这个数据做“做文章”了：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有40%”的产品用于出口“，那中国出口肯定太多了，于是”出口过高论“产生了。

    这不算完，紧接着他们认为，”中国生产的产品40%的产品都用于出口，那肯定是中国的内需不足，不如为什么有这么多产品出口呢“，于是”内需不足论“又产生了。

    这也不算完，这个数据还可以引申，那就是”中国既然有40%的产品“用于出口，那肯定是产能过剩，过剩的产能才用于出口，于是”产能过剩论“也出来了。

    这还不算完，这个数据还可以与中国3万亿的外汇储备联系起来进行解释，他们将占GDP40%的出口，解释为中国财富，进而认为”中国每年有40%的财富流失到了国外，而换回的只是些花花绿绿的美元钞票，说白了，就是用真正的财富换回了一堆纸“，于是”财富流失论“又产生了。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小小的”出口占GDP比例“的数据，就可以引起”出口过高论“、”内需不足论“、”产能过剩论“、”财富流失论“，四大论调。这四大论调就可以将中国经济舆论搅翻天。

    经济数据这个东西，不能全信，同样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那这四大论调真的靠谱吗？我认为是不靠谱！

    中国出口总值虚大

    分析这四大论调，我们首先要看看出口占GDP 的比例40%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这里面包含着两大问题，分别是GDP的计算方式和出口总值的计算方式，其实中国出口计算的是”总值“，而GDP是计算的”增加值“，将总值与增加值进行比较本身就不科学的，真正的比较应该是将增加值与增加值进行比较。但是在经济统计时，出口商品的增加值计算起来比较困难，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而总值的数据则很容易得到，因此人们也就用出口产品的总值与GDP进行比较，这样虽然得到数据比较容易，但也容易造成误解。

    这种比较早期有意义，因为当时世界经济尚未实现一体化，各国出口商品的全部产业链都在国内，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后，各国产业分工相当细致，对于一种产品，其全部产业链可能分布在几个国家，此时再采用这样的统计数据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误解，我国虽然有占国民生产总值40%的产品用于出口，但这些产品的增加值其实并不多，中国出口产品占我国总产品的比重其实并不大。这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并不掌握全部的产业链，我们只是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中国贴牌生产价值100美元的苹果mp3，中国只赚取5美元的组装费，但是计算出口时，会计算为中国出口了100美元的产品，这算中国的产能吗？显然不是。

    如果觉得中国”出口占GDP 的比例“的数据比较高的话，那我们还可以找几个更高的进行比较，比如香港”出口占GDP 的比例“一般都在100%以上，新加坡”出口占GDP 的比例“一般都在150%以上，甚至有的年份超过200%，我们能因为说香港和新加坡，出口过高吗？能说他们内需不足吗？我们能说他们产能过剩吗？我们能说他们财富流失吗？显然不能。我们要分析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况。

    那么中国加工贸易的特点，如果按照增加值来计算的话，那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呢！这方面因为难于统计，也没有现成的数据， 但是如果按照增加值来计算，中国”真实的“出口比重立即下降到占GDP的10％以下，如果再这样看，那中国出口显然就不高了。因此”出口过大论“根本站不住脚，而由于推导出来的”内需不足论“、”产能过剩论“也就站不住脚了。

    分析到最后，”出口占GDP比例“过高，只能证明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加工贸易的比重太大。

    中国输往美国的工业产品很多都是如”ip·d“、”ipad“这些中国只取其加工费的产品，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则是则是”大豆“、”高科技产品“等实实在在的产品，表面上是中国大幅顺差，其实很可能是逆差，中国商务部那里数据很多，哪些产品占多大的比例，中国商务部应该组织专家做一个相对确切的数据，这样中美谈判也就不会那么被动，这样的数据出来后，美国也就不会再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美国贸易数据）。

    出口等同于”财富流失“吗？

    “财富流失论”与前面三个论调还不同，因为前面三个数据的依据直接就是“出口占GDP比例，而”财富流失论“还往往与3万亿的外汇储备一起被拿来说事。因为我们必须在此处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来源问题。

    中国外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商投资，而另一部分为”热钱“，剩下的才是贸易顺差赚取的外汇。因此直接将外汇等同于财富流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出口是为了平衡进口

    以前我们喜欢说中国地大物博，但现在放眼世界，才发现我们在能源、矿产等方面都非常贫乏，比如2008年中国进口铁矿4．4亿吨，占中国铁矿石需求的50%以上，而2009年我国对国外铁矿的依赖度已经达到75%左右，铁矿石是我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原材料，而国产矿埋藏深、品位低，基本上很难打破进口矿的垄断局面。

    目前我国铁矿石，贫矿占总储量的98．4％，而巴西矿、澳矿的品位则普遍高达56％-67％。现实情况逼迫我们把贫矿当富矿用。铁矿石只是一个例子，此外，我国的石油进口也即将达到50%，天然气也需要大量进口，其余铜矿等也需要大量进口，而随着我们经济的增长，这些进口都将大幅度增大，这些进口都需要加大出口才可以平衡掉，不然我国将会出现大幅的贸易逆差。

    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不能用来反证内需不足

    可以预见，在将来我国的出口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还会加大。中国的产能过剩属于结构性过剩，而非整体性过剩。比如中国在资源、能源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方面都严重的产能不足，因此产能过剩这一笼统的说法根本就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实质，那么用产能过剩来反证中国内需不足的观点就更是站不住脚。中国的服装、玩具确实存在产生过剩，但是这些产能过剩靠内需能够解决吗？中国学者太喜欢依靠数据做决策，而这些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全貌，因此根据数据分析经济的学者，提出非常荒谬的逻辑也就不足为怪了。

    扩大内需在中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将”扩大内需“作一个反经济危机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中国提出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消费税减半等措施，是完全符合时宜的。但要想靠这些措施来实现经济的长期高增长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经济90%靠内需拉动

    国民生产总值由三部分构成，即GDP=投资+消费+净出口在这三部分中，投资和消费都属于内需，目前在中国的GDP构成中，投资和消费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这两部分合起来占到GDP的90%，也就是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90%都是由内需拉动的，笔者认为这一比例并不算低。

    由于净出口在我国GDP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也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强的拉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来都是靠内需拉动的，即使在我们出口最迅猛的2007年，净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没有到过20%，也就是我国经济增长80%以上是靠内需拉动的，也就是靠我们的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的。

    消费型国家倾向值得警惕

    值得警惕的是，在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下，也有人趁机推销”消费驱动型“增长理论，企图将中国变成美国式的高消费国家，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高消费实现高增长的，而高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却比比皆是。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过度消费所致。而2008年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之所以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过度消费导致的。

    真正的扩大内需应该是建立在民众收入增长和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之上，这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而民众收入增长归根结底需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则需要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各种非法及不道德收入，只有这些做好了，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的旺盛起来。

    投资和消费对于民众区别不大

    投资和消费从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往往高投资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巨大，高消费意味着经济的透支，但是这两样数据对普通民众意义不大，资金无论是用于投资还是用于消费，只要能给民众创造就业就行，特别是投资领域也能创造非常多的就业岗位，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从沿海到内地的用工荒，就是中国加大了投资所致。

    误判五：美国是靠消费强大的吗？

    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这块石头就是高消费。美国摔的这三跤分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几次危机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1929年的经济危机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或说是第一个家庭”大件“，到1855年左右，一台缝纫机要65到150美元，而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1856美国人推出了分销付款销售缝纫机的商业策略，这么简单的想法执行之后，大获成功！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

    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从1899至1909年间，每辆车的价格从1559美元上升到1719美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1913年，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贷款，买车者只需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这个行业此后快速发展，1917年美国有几十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到1922年时有近一千家，到1925年则上升到近1700家，1919年，通用专门为其汽车的销售服务成立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

    而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这年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该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

    到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上升到70亿美元。到大萧条来临时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

    信贷消费就是饮鸩止渴

    透支家庭消费能力

    首先，在于他大大透支家庭的消费能力，很多家庭的负债累累，这样也就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置于非常脆弱的境地，经济稍微有些波动，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减低，因此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虚假的消费能力可能带来企业产能过剩其次信贷消费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时企业产能大幅扩张，但是这种消费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一但消费减少，企业的产能过剩就马上暴露出来，因此上世纪的大萧条期间产能过剩是明显特征；信贷消费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再就是，信贷消费将金融机构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经济出现波动后很容易发生金融机构的倒闭，最后信贷消费占有了大量的储蓄，而这些储蓄本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导致企业后劲不足，因此信贷消费是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

    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时期，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因此凯恩斯主义想方设法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政府的需求。而政府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的投资需求，二是政府的消费需求。在罗斯福时代，政府做了很多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等工作，这些经济措施，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实际上是为了花钱而花钱，政府实际上是在扩大消费需求，因此罗斯福时代经济发展也不是太好，而二战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而高速公路属于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7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将更多的钱用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这实际上是扩大政府消费需求，这将美国经济带进了滞涨。

    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政府支出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消费则会对经济产生伤害。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先后经历了消费凯恩斯主义、投资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三个阶段，其中只有投资凯恩斯主义才对经济发展有利，而消费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对经济都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实际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是美国没有实践的，那就是福利凯恩斯主义，福利开支也属于政府开支，北欧经济就是典型的福利凯恩斯主义，北欧欧洲经济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他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开支直接用于民众福利，因此政府开支越大说明民众享受到的福利越多，这与那些非福利性质的纯政府消费是截然不同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也能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还能让民众得实惠，这才是最值得提倡的方式。

    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的推动力。既可以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民生目的，又可以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中国的投资凯恩斯主义是成功的，北欧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也是成功的，只有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及西欧开始了去福利化经济政策，而北欧则实行了继续加大福利的经济政策，经济二十年的发展，美国及西欧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成功了，福利凯恩斯主义不是福利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主张将政府开支更多的用于社会福利以达到了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经济目的。是福利社会及凯恩斯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国也应该适度的向福利凯恩斯主义方向靠拢。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永远是需求不足，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中国经济的秘诀

    樊纲先生在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时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创造了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而他所指的”凯恩斯主义世界“是指中国政府对经济繁荣的成功管理，诚然樊纲说的中国政府成功管理繁荣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不沾边，中国政府管理繁荣根据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原理，是为了防止产能过剩和原材料紧缺引起通胀，这才是根本，与凯恩斯主义关系不大，因此樊纲或者是在错用，或是根本就不懂凯恩斯主义是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成功确实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但是这种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不是体现在管理繁荣上，而是体现在”投资凯恩斯主义“上，中国不遗余力的改善基础设施都对改善经济效率功不可没，这才是中国正确运用凯恩斯主义之所在。

    近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减，但是中国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也更多的体现了出来，如果说政府要继续实行正确的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由投资凯恩斯主义过度到”投资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凯恩斯主义“并重，这两样都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华尔街金融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高消费就更加明显，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好。华尔街金融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买房本来就属于消费。

    现在的美国可以说是个债务帝国，联邦、各州、企业、居民等都是债务累累，这些债务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比如美国政府这些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美国的福利支出也没有增加，反而削减了很多，可奇怪的是美国的联邦和州竟然欠了大量的债务，学者预计2104年美国国债将达到美国GDP的140%，除了政府外，民众也开始高消费，家庭和个人债也是天文数字，据政府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这些国家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再加上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所需要的开支，就将消耗美国政府截至2020年的联邦收入总额的80%。可见高消费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信贷消费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

    美国的三次经济危机都是高消费所致，消费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首先，高消费可以导致居民储蓄下降，其次信贷消费又占用了银行中本来就不多的储蓄，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企业投资缺乏资金支持，而企业一旦缺乏了投资资金，经济增长必然减速，经济一减速，进而各种社会问题就爆发出来，美国高消费失败的案例摆在面前，但是某些经济学家还在中国宣扬消费性社会，不知居心何在。

    现在中国有一种理论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在学术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主张这个理论，而主张此理论的人，只是将美国看做是消费驱动型增长理论的成功案例，并且将日本看做成功转型的案例，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确实是消费型国家，但是美国的高消费并没有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是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停歇，美国经济立马就出现危机，高消费只能对经济产生危害，再说日本的转型也不是成功的，而且应该算是失败的。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道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高增长时期都是走的这条道路，比如十九世纪前二十年的美国，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日本，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另一条道路是低储蓄、高消费、低增长的发展道路，而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经济的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选择前者。

    谈到美国经济，有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罗斯福、里根和小布什。罗斯福新政缔造了美国繁荣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里根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美国的繁荣，但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却消失了；到了小布什时期，美国的繁荣也没有了，中产阶级社会也没有了，可以说小布什彻底败坏了美国。

    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在经济上一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民生上实行高税收以保障社会福利。美国在大萧条期间，以分期付款为主的信贷消费将民众的消费能力被严重透支，因此再依靠民众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恩斯主义实行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加大政府的需求以拉升经济，在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中，美国踉踉跄跄的走出了经济危机，二战后美国实现了经济繁荣，这时美国的高税收制度保证了民众的收入差距也不可能拉的很大，因此这段时间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中产阶级社会“时期。

    但是凯恩斯主义在有力地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重大隐患，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触发了美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即滞胀。在长达7~8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资本严重过剩并在慢性危机中被销蚀；到80年代初，美国工业有25%开工不足，通货膨胀率高居两位数，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在对付滞胀方面，凯恩斯追随者不断进行修改完善的经济政策已经失灵，受到了普遍的抱怨。

    从尼克松、福特到卡特三届政府，都没能使经济走出滞胀，里根上台后，认为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供给的不足、供给的竞争力不足，因而它将政策的重心从需求转向供给，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主要内容为：①，提高利率以鼓励储蓄与投资，推动经济发展。②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货膨胀率。③紧缩社会公共开支以平衡财政预算。④重振军备，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用军事实力补充或保障美国的经济实力。

    供给学派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供给学派还主张实行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使劳动者，投资者和消费者有更多税后收人以此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里根上任的第二个年度，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此时大量资金的投资重点不是放在扩大企业规模上，而是加快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实现生产的高度现代化。这些投资的大部分是用于老厂改造的。在纺织业投资了3亿美元更新设备，达到使用计算机及其它高度精密技术设备的高技术水平，使原来以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为其特征的纺织业，一举跨入高技术行列。里根的供给改革就是美国官方主导下的一场全社会企业技改运动。里根改革可以看做是政府干预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

    投资的增加，一方面必然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需求，进而促使对消费资料需求的扩大，促进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最新技术和设备的采用，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这种高新技术产业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

    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从根本上重组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里根所开创的经济政策新理念并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的政策框架，为经济增长，甚至为电脑、网络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高增长率的经济局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经济”这个名词。克林顿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少有的幸运儿。“冷战”的结束，在军备竞赛方面的支出大为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逐年缩小成了自然之势。

    里根成功与小布什失败的区别何在

    无论是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不少的“里根迷”，当然他们崇拜里根，并非因为里根是演艺明星出身，而是因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功，而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里根经济成功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里根成功的关键在于提高利率，刺激储蓄，以提高投资水平，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减税政策却导致了财政赤字，社会保障水平下降、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几乎对经济刺激作用不大，现在人们总喜欢强调其“减税”，而忽略了其促进企业投资，提高“供给”的一面。

    小布什上台后，他好像是“翻版”里根的经济政策，比如在减税和加大军事开支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布什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甚至提出了废除遗产税这一极端措施，在军事方面，里根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而布什则搞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但此二人的经济政策有着根本区别的。小布什上台后，实行降息政策，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贷款利率也同期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众所周知，小布什任内美国人的信贷消费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而此时制造业的空心化却更加严重！

    布什与里根最大的区别是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信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在政策上，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而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带领美国重新开启繁荣，一个人将美国引入深渊。

    低利率陷阱

    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刺激投资取得了成功，而小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消费取得了失败，笔者认为低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低利率导致人们存款兴趣降低，这样银行的储蓄规模就会减小，银行储蓄规模减小，也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因此低利率政策会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减少；其次，低利率导致消费资金挤占企业的投资资金，当实行低利率政策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信贷同时受益，但银行更偏好于具有稳定收益的居民消费信贷，因为消费信贷比投资信贷安全的多，这必然导致本来就不多的银行储蓄又被消费信贷分去了一大部分，这样能够用于企业投资的信贷就更少了。因此实行低利率的结果一般都是刺激了消费，而对投资刺激并不大。

    第三，低利率也造成短期投机行为，在银行低利率下，富人会将将自己的资本投向风险更高的资产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这样会将造成资产泡沫，间接伤害到实体经济。

    可见低利率政策会从多方面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实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就是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严重，而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投资效果不但达不到，反而由于储蓄资金被用于了消费和资产投机，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更少，因此从实质上不是刺激了企业投资，而是伤害了企业投资。

    误判六：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低工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降低，有人将这看作居民消费难以有提升的关键原因。

    从1996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996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尚为53.4%，而到了近年有数据认为已经降到了10%左右。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持续下降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能力，居民消费难以有效提升也是必然结果。

    中国长期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导致中国工资低的根本原因工资的高低从根本上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比如发达国家的工资比发展中国家高，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中国长期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导致中国工资低的根本原因，比如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几乎很少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劳动生产率的漠视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中国工资除了低之外，还表现为增长慢以及工资占GDP比例在下降，笔者分析了一些导致中国工人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如下：

    1、经济转轨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庞大的营销费用导致企业利润下降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由国家进行安排，企业不用担心销售问题，而现在生产性企业必须亲自跑市场，也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凭空出现了一笔庞大的”营销费用“。这些费用不仅包括营销机构的办公费、水电费、内勤人员工资等，还包含变动费用，如促销费用、市场建设费用、销售提成费用、广告宣传费用、工资奖金、赠品等，另外还有卖场的进场费以及给经销商、采购人员的回扣等，管理学上将其称为”营销费用黑洞“。这些费用都是导致经营成本增加，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费用控制不好，企业很容易出现亏损倒闭的情况，企业很大一部分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营销费用，必然导致企业利润下滑，而企业利润下滑则直接影响到工人工资占比的下降。

    企业主剥削导致工人收入下降

    另外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公有，企业盈利主要用于企业建设，而现在企业归私人所有，企业主都要求利润，因此必然刻意压低工人工资，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公有体制下，工人的剩余价值归工人所有，私有体制下要被企业主剥削掉一部分，这也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观察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数据就可以印证笔者的观点，比如中国在1996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尚为53.4%，可以说是相当高。而从1996年后，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这是因为中国从1996年开始了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从1996年开始逐年下降，与之伴随的就是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头号原因。

    2、国际产业链剥削导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我国有很多企业从事出口加工行业，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我国能够控制的是利润最微薄的制造环节，而其他高利润的环节都被外国企业掌控。这样在国际产业链的层层剥削下，我国企业利润微薄的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不会高。

    3、高投资率导致劳动报酬占比低

    众所周知，保持一定的高投资率是一个经济体不断成长的重要保证，国家的投资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企业投资来源于企业利润。不论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企业的利润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企业收入，而如果这两部分大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必然会降低。

    我们处于经济的高增长期，这种高投资率是良性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不可能大幅提高。

    4、能源与资源不能自给也是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另一重要原因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投资的资金会通过价值链转化为劳动收入。但是中国投资的劳动价值链并不全部留在中国，而是有一部分在在国外，比如现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各种各样的机械完成，而机械作业需要消耗大量的油料，投资资金大部分都是用在了购买油料上，如果我国的石油可以自给的话，那劳动收入就留存在中国。但是我们的石油主要是进口来的，我们的投资大部分都转移给了国外的石油企业，这也就是我国投资率越高，劳动者报酬收入占GDP比例越低的原因。投资所处的行业大部分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产业，而我国在资源与能源方面均不能自给，我国的石油和铁矿石均大幅依赖进口。如果我们这些投资全部用到制鞋、玩具等行业，那不仅可以带动很多人就业，也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收入在GDP的比重，但这些企业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我们以在工程建设中最常见的挖掘机为例子，一台挖掘机每小时耗油约12升左右，以6元/升计算，则每小时耗油成本为72元，基本上相当于机械操操作人员一天的工资，如果以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来算，那么有八分之七的成本转化为了石油成本，八分之一为劳动收入，而这八分之七的用油成本，大部分都转化为了国外石油企业的财富。

    5、统计口径有问题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征税少，西方国家都是典型的高税收国家，在北欧税收高达民众收入的三分之二；西欧等国家税收占到劳动者收入的50%左右；即使在美国税收也占到劳动者收入的30%左右，因此他们劳动报酬占比虽高，但经过征税后也没有那么高，中国虽然低，但中国的税收也少。

    总之，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为主向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转轨改制，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现状、资源能源不能实现自给以及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缺乏控制，是劳动报酬占比低水平徘徊的直接原因。

    误判七：中国离权贵资本主义还有多远？

    在中国，有少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为了”闯大关“，也就是达到他们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的最终目的，给我国的国有企业扣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懂权贵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乱扣帽子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及发展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国家学术界也会闹笑话。

    中国的国企从与权贵资本根本不沾边，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权贵资本的定义，权贵资本主义就是私人资本通过向权力阶层靠拢来获得利益，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满足两大条件，首先必须是私人资本，其次是他向权力靠拢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什么样的土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在东南亚及拉美地区最为典型，它作为资本主义一种形态，既不同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日韩的财阀资本主义，它有着自己的特点，也有其容易滋生的土壤：

    我们说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表明这个国家的所有经济都是权贵经济，而是说这些国家的权贵经济成分很大，比如东南亚、拉美等，权贵资本主义分布最广泛的两大领域就是天然垄断领域和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

    天然垄断领域比如资源、能源领域、城市公共工程、交通基础设施等。我们可以举例子，比如油田、铁矿等，这些矿藏都具有天然垄断性，从事这些经营的私人资本只要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个开采执照，就可以赚大钱。因此这些领域对他们最重要的不是市场而是获得开采执照，比如伊拉克的石油开采招标为什么国际角力那么厉害，这都是资源行业的赢利特性特性决定的。因此天然垄断领域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

    另一个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的就是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这以军工行业为最典型，比如在美国的军工都是私人资本，他们如果在国内销售，政府就是最主要的客户，因此他们必然要向政府靠拢，美国的军火企业向来都是美国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

    总之，权贵资本主义主要出现于少数几个与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领域。

    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笔者研究发现，越是处于发达与最不发达中间的国家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服务业、消费业是经济的主体，比如欧洲、美国。而服务业和消费品生产的赢利来源主要靠市场竞争，而不是从从供给的角度进行垄断，因此这些行业不可能产生权贵资本主义；而在最不发达的经济体，还是农业为主，而农业也是不会权贵资本的领域，比如非洲就属于这种情况。

    而在那些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地区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地区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因为这些国家消费业及服务业尚不发达，国家产业主要分布于资源、能源、基础建设等有关行业，因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财阀资本主义不是权贵资本主义

    我们看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密切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比如企业利用国家的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比如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补贴，但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只是被人们称为财阀资本主义，而非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对于日本的丰田、索尼等企业，决定他们企业业绩的是消费者，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并不是决定企业业绩的最核心因素，这与以政府为客户的军工行业、和必须从政府那里获得执照的能源行业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中国出现真正的权贵资本倾向

    中国的国企并非全部是垄断行业，只有部分处于垄断行业，但是垄断分为天然垄断和人为垄断，天然垄断是没有办法打破的，只能让国有企业从事公益性经营。而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由国家垄断向私人垄断甚至是外资垄断的不合理现象，比如很多城市将供水出售给外资水务公司就是典型的变国家垄断为外资垄断。城市通水系统是典型的天然垄断行业，将这一行业交由外资经营，民众得到的只是一年一个台阶的水价上涨，其余没有从中得到其他任何好处，天然垄断领域无论是给外资经营，还是开放给国内的私人资本，都只会将问题变的更严重，只会让民众受到更高的价格，劳动受到更大的剥削，其余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垄断行业私营化其结果像东南亚就是，垄断行业外资化其结果就是和拉美一样，无论是东南亚化还是拉美化，都是贵资本主义，中国将城市供水开放给外资，将原煤开采开放给私人资本，都是彻头彻尾都的失败，中国不能再重蹈覆辙。我们不需要国企以营利为目的，更不需要在中国刻意新制造出一批石油富豪，电信大鳄、军工大王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企赶紧回归公益。

    中国国企改革的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国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而忘记了其应该从事公益化经营的社会责任，国企上市，在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了“最赚钱的公司”，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想一想，他们是要为整个国家创造利益，还是为股东创造利益，如果是为国家服务，就必须让国企回归到公益性经营的道路上来。

    垄断行业外资化及私营化，绝对不能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取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企的公益化经营。东南亚及拉美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民众在痛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同时又再次掉入了他们新设的圈套。猛醒吧！朋友们。

    误判八：印度模式是中国的榜样吗？

    以下是中国某学者对西藏经济结构的看法：

    “西藏的产业结构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这种产业结构使得西藏超越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所要走过的工业化阶段，让西藏人民在能够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的同时避免现代化的代价，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人们带来的环境代价和现代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北京青年报，《专家解读西藏发展报告》）亲爱的读者，当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是否有想骂人的感觉呢，实际上中国个别学者就是因为说了太多这样缺乏常识的话，才使自己的形象不断受损。

    另外常见的还有那些为印度经济唱赞歌的学者，他们的理由以上面基本相同，都是夸耀印度服务业占比较大，甚至说印度跳过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而反对中国发展高科技，反对中国的发展重化工业。

    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主流经济学家提出这一主张当然也是为了提高GDP，他们的理由如下：

    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

    因为中国GDP中服务业贡献小，所以要发展服务业，这一主张在前几年特别风行，这两年受到美国的外贸压力，主要提大力提升消费，发展服务业的问题似乎不是那么紧迫了。

    服务业发展规律

    服务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型服务业，另一类是消费型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业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比如当经济以中以小企业为主时，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很发达，只有经济以大型企业为主的情况下，社会分工才会非常的细致，企业才会将生存环节的技术改造，营销环节的策划、广告，管理环节的人力资源服务、财务融资等专业事务外包出去，才会出现一大批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的企业；而消费型服务业是国民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现象，是高国民收入的体现，比如民众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先保证生存性消费，生存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一些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而消费型服务业，主要属于满足民众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的范畴。

    总之服务业不是发展出来的，而是国民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自然形成的。

    当然以上理论只是针对一般情况，随着世界一体化及服务外包，一国服务业的发展不再与本国企业经济的成长相关。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印度的服务业并非为本国企业服务，而是为外国企业服务，这是地球变平后的一个特殊现象。而印度这种特殊情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印度具有两大优势，一是英语优势，可以承接来自美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二是时差优势，美国人休息的时候，正是印度人工作的时候。

    中国西藏服务业占比高，是由于西藏旅游业收入比较大，但西藏经济总体上水平非常低，与中国其他省份根本没法比。正如我们以前学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那样，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类似的生产关系，但是原始社会远非人类的黄金时代。这种不顾经济发展的实质，而只看经济结构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服务业发展政策先后经历了“发展服务业-发展金融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几个政策性变化，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生存性服务业”是抓到了点子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

    中国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百姓收入的增加，而不是盲目的建设大型购物广场，那些抱着发展服务业的目的而大建购物或是娱乐场所，最终因为没有人气而不得不关张的例子还少吗？只有民众收入高了，就是士多店，民众也会大把的买东西。

    总之，我们发展服务业的目的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发展服务业不是为了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更不是追求印度的经济结构，更不是为了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我们现阶段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的目的仍然是了提高生产效率，因为毕竟劳动生产率才是衡量经济的最根本指标。

    印度模式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西藏的产业结构更不是中国其他省份学习的对象，中国学者应该弄清服务业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盲目的盯住GDP公式做加减法。

    误判九：人民币升值的根源与危害到底是什么？

    人民汇率的问题，根本上还是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只要美中贸易逆差可以降下来，人民币汇率也就不再是个问题。

    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达到淘汰落后产业的目的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可以淘汰落后产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禁不起推敲，也不能成立，因为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到中国的低端产品出口，而且对中国高端产品的出口影响会更大，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虽然润微薄，但在多年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存在着巨大的外部需求，已经“树大根深”，抗风雨能力强，在国际上存在的竞争也小，短期内基本上没有国家可以取代我们，但是中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制造业则刚刚起步，对外出口还面临着美、日、德等传统工业强国的激烈竞争，尚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禁不起风吹雨打，如果人民币贸然升值也许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可以继续生存，而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刚刚崭露头角，而且仍然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高端技术产品则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很可能不但达不到淘汰低端产业的目的，反而损害了尚处于幼稚阶段的高端技术产品出口，中美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贸易逆差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调整出口结构的角度来改善贸易逆差问题，从而缓解中国面临的货币升值问题，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来自日本的教训

    现在人们研究日本升值，只是局限于泡沫破裂的研究，而笔者认为日本货币升值最大的危害是对其高科技的影响，其次才是泡沫破裂，曾经的日本是世界半导体领域是世界冠军，全面领先世界，而这些风光在日元升值后全然不在，市场份额不断被美国、韩国、中国等国家蚕食，现在日本颓势更加明显，始终没有得到扭转。

    限制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良策在中国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降低美中贸易逆差就必须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也欠妥，中国多次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是由国际产业分工造成的，是由中国的加工制造业造成的，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出口强势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纺织、家具等所谓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另一类是完全进口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后再出口的加工制造业，笔者将其称为“低增加值”产业，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我国从日本进口一批价值1万美元的零部件，然后中国工人将其组装为成品后价值为12000美元，其间增值2000美元，然后将这些成品出口到了美国，这样我国就对日本形成了10000美元的贸易逆差，对美国形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顺差，我国的净出口和经济增加值均为2000美元，却形成了对美国的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就是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传统低附加值行业拉说，比如纺织行业也出口了12000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而这12000美元从棉花种植到衣服的制造，我国拥掌控着大部分的产业链，也就是纺织业向美国出口12000美元，也就可以为我们创造12000美元的经济增加值，而加工制造业出口12000美元，给我国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只有2000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对于增加美国的逆差来说是一样的，都造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却截然不同，当然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如果按照人均产出1000美元计算，纺织业在贡献12000美元顺差的时候创造了12个就业岗位，而加工制造业在贡献12000美元贸易逆差时只贡献了2个就业岗位，因此加工制造业与那些在我国拥有完全产业链的传统低附加值产品比起来，经济贡献要小的多。

    限制“低增加值”产品的出口才是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之道在金融危机前，我国曾制定过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的政策，我认为将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转向对“低增加值产品”出口的限制更为准确，这样对我国的经济更加有力，不仅可以减小我国在经济总量及就业岗位上的损失，对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也更有利，而且这些加工型制造业，表面上出口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但其实我国只处于组装加工等低端环节，利用的只是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附加值最低的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贡献徒增贸易顺差，这些低增加值行业才是我们真正的取缔对象，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由于产业链长，经济贡献大，还不能轻易的进项限制，比如如果纺织业出口下降，那棉花价格必然会跟着走低，如果对其限制，经济必然从多方面受到伤害。

    世界贸易失衡的根源不在中美之间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世界贸易能否平衡关键取决于中美贸易是否平衡，好像中国的舆论界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美国确实是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中国也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但中国进行商品生产所需的资源、能源及部分原材料均来自于其他国家，中国出口确实很多，但进口也很大，我们的出口与中东这些出口国家比起来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中东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世界贸易部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国与世界上所有资源、能源、原材料等国家的矛盾，这才是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总之，我们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时除了保持可控性、渐进性等原则外，一定要回归到美中贸易逆差这一最根本性的问题上，而处理美中贸易逆差既不能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简单的升值我们的货币，因为这样受伤害最严重的将是中国尚处于幼稚时期的高技术出口企业，我国也不能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简单限制我国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因为这样会严重的损害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就业，而真正要限制的是加工制造业等“低增加值”产业，因为正是这些产业的存在才造成了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因此他们也应该成为出口调整的重点。

    误判十：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的政治行情？

    财经行情，事事都有根源，只有没有看透的行情，绝对没有毫无缘由的行情，贸易数据的变动，货币汇率的变动、股市的起伏都是如此。而这种变动如果从经济基本面上不能找到原因的话，那基本上也可以出技术面或是心理面上找到原因，如果这些还不能解释的话，那必然是政治因素在作怪。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政治行情，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投机获利路径，那就是：投机者首先预期到人民币即将升值的时间点，然后将投机资金以贸易顺差的形式进入中国，于是有了贸易大幅顺差，而只投机于人民币升值，显然还不符合投机者的胃口，如果能顺带着在股市上快进快出的赚上一笔，岂不是更妙，这就需要做空中国股价，于是就出现了人民币升值之前的股价下跌，而人民币升值之后，投机者们就会获得人民币升值与股市投机的双重收益。这听起来像是阴谋论，但哪个投机不是一场商业阴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金融投机本身就是个高智商的活，其次暗地里下注的，这都符合阴谋的定义。而我们一直都在谈的热钱套利，其实也就是这样操作的。

    对于投机者来说，投机本身不是难事，关键是机遇难得，而且要确保是机遇而不是陷阱，也就是以上所说的投机链条如果能够形成闭环的话，关键的就是人民币会升值，并且在重要时点快速升值，再加上投机者能吃准这样的时间点，如果这些的条件都能满足，那么就可以构成一次完美的投机，相反就可能是陷阱。比如本来海外投机者是压人民币升值的，结果人民币贬值了，那投机就失败了，不幸的是这样的投机机会总是存在，而且每年都有那么几次，而且都是往对投机者有利的方向发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还是现实的无奈，中美在经济政治博弈中，几乎形成了这样的默契，就是只要美国施压，中国都会象征性的做出一些让步，甚至重大的外交活动时，中国也许会做出一些礼仪性的让步，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海外投机者定期就要割的羊毛。而这些时间点也非常有规律，或是美国通过某对人民币汇率方案之前的几天，或是中美举行战略对话之前，或是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汇率报告之前等，总之都非常明显，只要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都会猜得到，更何况是那些精明而又狡诈的国际投资大鳄呢！

    我们不妨检视下这一次次的情形，比如2011年5月的中美战略对话前，人民币突破“6.5”（既一美元兑换6.5美元，下同）关口；比如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6关口；比如2010年9月，美国众议院计划对一项旨在对汇率低估国征收特别关税的法案进行表决前人民币汇率突破6.7关口，比如2110年6月胡锦涛出席G20峰会前突破了6.8关口，比如2008年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了6.9关口，比如2008年4月，西方G7会议召开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7.0关口，进入6时代，即使我们继续往前追溯也会发现类似的行情，即人民币每突破一个重大关口之前肯定有一个美国即将最人民币施压的重大事件。

    美国持续不断地逼迫人民币升值，这种孜孜不倦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此美国国内也有相当的共识。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是互利共赢。目前中美经贸问题是结构性的，是全球化格局下国际产业分工不同造成的。另外，美国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而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经济危机毫无好处。美国是金融大国，需要是强势美元，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需要是弱势人民币。本来两者各取所需，相安无事，但美国的政客却喜欢拿此事作文章，每当选举时都会拿人民币做文章。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倾向，而民主党代表劳工利益，很容易被这种民粹倾向所绑架。

    这种利益一部分属于美国的产业资本，一部分属于美国的金融资本。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从政治上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我们还不具备与美国正面对抗的能力，我们在某些重大节点适当做出些让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对因此做法所而可能或是必然带来的巨大投机损失采取对策。在这里面人民币升值我们只要把握住节奏，套利的空间应该不会很大，但股市的起伏则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要大的多，我们不能总让人家周期性的“剪羊毛”。如果要对此提出改善措施的话，我认为首先央行不应该在人民币升值前出台对证券市场带有利空性质的货币政策，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另外中国可以考虑设立一只股市平准基金，每次人民币升值前入市保证股市不下跌，这样就不给投机者套利的机会。

    中国股市本身就是个负和游戏，赔和赚并不对等，除了赢家的钱，投资大众还要养活几十万的证券从业人员（券商中介费、基金管理费），还要间接为上市公司输血（不良上市公司恶意圈钱），为国家财政贡献印花税，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大多数人必定是输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海外资金还定期的来割羊毛，那中国股民简直惨的不可想象了。

    误判十一：中国区域竞争的优势从何而来？

    做事情要想成功，必须借助两种能量，一种是势能，一种是技能，而势能往往比技能更重要。本节就从势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的大形势。

    古人认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也可以表述为“近者为形，远者为势，势表示的是未来的趋向，“势”是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

    古人对势的力量有着非常多的研究，老子认为：“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商鞅在变法时也强调乘势的重要性，“飞蓬遇飘风而至千里，乘风之势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以上讲的都是势的重要性。

    关于势的运用，古人也有描述，《孙子兵法》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谈到，“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另外还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蓄势待发”“龙从云，虎从风，人乘势”等，可见势作为我国古代战略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

    今天人们对势也很看重，清华大学教授韩秀云教授，在其演讲中就说过“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左右你的不是因为你没有读书，不是因为你没有读MBA，也不是你没有学会管理，而是你不会看宏观大势”。

    中国的国家的发展和地方的发展与借势分不开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就借助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势，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因此从借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比较优势理论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借助世界产业转移大势的同时却忽略了自主创新这一更大的趋势，也算是“智者之失”吧。

    我国地方的发展也与“借势”有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广大的率先崛起和近年重庆的快速崛起也表明了这一点。

    当年的广东，不要说与上海、东北不敢比，即便是四川，也望尘莫及。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后，广东有一大势可以借助，那就是，人们的创业热情，当年那些饱受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们都怀着一颗战天斗地的心，但是计划经济却让人无用武之地，广东开放后国内各种各样野心勃勃的人，像狂飙突进一样，在广东大地上掀动着创业的大潮。广东从一穷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奋转化成财富，因此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占了先机。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开放，但是轮到上海的时候，大势已去，免费的资源没了，所有的资源，都要花钱到市场上购买，因此长三角只能靠血汗工厂赚钱。

    本世纪前十年，是天津大发展的时候，但是喜欢创业的人都去深圳，制造业工厂都去了配套比较齐全的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而天津不得不以国家大项目为主。

    在以上几大地区夺得发展的先机后，很多地区都想做中国的第四增长极，比如东北地区、比如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比如海西经济区、比如长株潭地区、武汉经济圈等，但这些地区的发展都不是很好，关键就是这些地区走的仍然是大兴土木和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对经济形成长时间的拉动，而招商引资又不是那么容易。

    然而重庆地区蜗居西南一隅，又面临着成都的竞争，与以上地区比起来，不具备任何的优势，起步也不早，但是只有重庆成为了中国公认的第四经济增长极。那么重庆的发展是从何处借势呢。

    “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被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声情并茂的说出来，不知迷倒了多少的中国人。中国的区域经济争夺战中，重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四增长极，关键就是占到了人和的优势。

    重庆的人和优势，并非自古就有，基本上属于“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毕竟成功了，重庆打造人和优势，主要是从大事上把握住了以下几点：

    1、重庆地区论文化并没有什么优势，历史上川渝地区自古匪患横行，重庆码，袍哥文化源远流长，但是这一切都被突然崛起的红色文化给掩盖住了，人们提到重庆就会想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红色情结，红色意味着公平、和谐等，但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论文化民国文化比红色文化更多。重庆并没有打民国文化，而是打出了红色文化，可见很高明的。

    2、重庆大搞国有企业，工人经历了私有化的痛苦后，对变身国企员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如果这个时候，适当的扩大国企规模和国有经济的成分，那么因之而能够重新进入国企工作的工人，必将激发出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因为有了前车之鉴的他们已经完全明白，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厂兴我兴，厂衰我亡。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不仅仅是精神财富，更是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是国有企业巨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仅仅经过十年时间的操练，中国的国有企业就锻炼出了超强的盈利能力，国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国有企业非常重视创新，与昔日的国有企业判若天壤。

    3、低房价，重庆作为国家直辖市，其房价应该算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年轻人吃透了高房价的苦，房价因素成为吸引年轻人的主要因素，重庆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以大力吸引人才，重庆在短期内对人才的吸引力虽然赶不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但是做得人才不外流是没有问题的。

    可见城市发展，除了招商引资和大兴土木外，还可以走其他路子。

    广东二次革命应该走什么路？

    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后起地区的压力下，广东也开始了二次革命，也就是广东的“腾笼换鸟”战略，笔者认为广东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搞腾笼换鸟，而是要“让麻雀变凤凰”。

    世界科技革命已经处于间歇期，广东哪里还有鸟可换，“腾笼换鸟”战略实际上还是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如果广东将现在的企业迁出后，而引不来鸟，那广东岂不是是鸡飞蛋打。

    笔者对广东的建议是“麻雀变凤凰”，也就是对现有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在现有的企业中培育高科技力量。

    格兰仕公司的梁昭贤在央视的一个论坛中，提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人的“终身雇佣制”，当时一片哄笑，在场的柳传志等人都表示反对，而笔者认为格兰仕是真正的抓住了中国的发展大势，要想发展科技创新型企业，以前那种血汗工厂的管理模式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创新，要创新就必须让员工有归属感，日本打破终身雇佣制后，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下降，具体大家可以看看《绩效主义毁了索尼》一文。当然中国不一定要实现终身雇佣制度，但是中国部分企业现在那种军事化管理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创新。

    笔者认为在广东只有格兰仕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格兰仕才可以从麻雀变为凤凰，这才是广东企业应该走的路子，在广东企业圈里，企业家大都被人称为“某老板”、或“某总”，而只有格兰仕的老板被人尊称为“德叔”，这仅仅是个偶然现象吗？

    深圳新改革时代的落伍者

    中国的深圳，不同的力量在这里集聚、暗战！商人希望营商成本越来越低，民众希望房价不要再涨，自由主义者希望深圳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政治改革的试验田。

    前几天有自由主义学者撰文指出深圳仍然处处存在着“权力的傲慢”，而笔者认为深圳比“权力的傲慢”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民生的漠视，深圳有理由成为有钱人的天堂，但没有理由成为穷人的地狱。

    自由主义者给深圳指出了未来的改革之路，其“药方”是吃“政治改革”的红利，比如这些人希望着以后深圳的广场站着正在演说的“竞选者”，当然旁边的街头也免不了散落着“游行的公民”。而这些年深圳也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比如“行政三分”的试验，“大部制”、“独立人大代表”、等，笔者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深圳的未来？深圳的目标是新加坡、香港？还是曼谷、台北、布宜诺斯艾利斯，真是让人费解！

    笔者认为深圳三十年的成功与其说是吃改革的红利，不如说是吃“人才”红利，人才因改革而集聚才有了深圳今天的繁荣。三十年前，国内各种各样雄心勃勃的人，像狂飙突进一样，在深圳的大地上掀动着创业的大潮。深圳也从一穷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奋转化成财富，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占了先机。

    而今天的深圳，即使是华为的员工都很难买的起房，而富士康的员工更是面临着生存的问题，三十年前的深圳成为中国的人才高地，今天的深圳成为人才的流出地。我们只以“人才”这一最简单的标准来衡量，高下立现。我们不禁要问，深圳怎么了？政治体制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近年的深圳是悲情的，深圳人在羡慕国家给了天津好项目，给了上海好政策，给了重庆好官员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自问：你向国家争取了吗？正当其他地方进行如火如荼的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深圳将太多的精力用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而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又因为不合现实而夭折。其实这些改革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而这种失败不仅是在深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样。

    近期深圳得到了“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城市”几个白开水一样的称号。如果深圳自己不争气，如果不把核心精力放到建设与民生上，国家给你再多的定位又能怎么样？而在笔者心目中只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这样的称号才配的上深圳，而深圳也确实具备自己条件，那深圳你为什么不向国家申请这样的“定位”呢，如果深圳被确定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城市”，那得到的将是国家的真金白银。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的声音，你听不到吗？

    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央制定出任何政策必定是经过千思百虑的，然而这些政策又有多少真正的被“深圳政府”执行到位？当代中国最大的“经”就是“科学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然而这些发展理念又有多少深入进了深圳官员的头脑，人民对重庆“模式”的拥护，其显示出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深圳的官员们，当你为桑拿酒店生意兴隆而高兴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企业家正在抱怨营销费用越来越高；当深圳的电子产品行销世界时，是否想到电子厂的员工们正经历着加班的煎熬。当你们为华为向东莞发展而哀叹的时候，是否想过他们的员工为买不起房而苦恼！而这些问题不正等着深圳去努力探索，找出解决方案吗？

    深圳作为特区是国家政策的探索者，也是国家既定政策的率先执行者，三十年前，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是这样，今天率先实践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理论也应该是这样，而不要总想着“另起炉灶”，深圳仍然是中国的深圳，如果深圳能为科学发展的实行及和谐社会建设闯出一条新路，不是意义更大吗？笔者在这里只想弱弱的问深圳一句“中央的经，你都念好了吗？”

    误判十二：中国产业如何崛起？

    产业大鳄潜伏中国！

    对于中国汽车业来说，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中国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然而这背后还有另一家公司比中国汽车企业更高兴，因为这一年它也完成了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从2007年起到现在，中国的汽车业进入了第二轮合资高潮，而本次合资高潮的受益者竟然是同一家公司，那就是美国江森自控公司。

    江森自控是世界五百强公司，是上市公司，是世界自动化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但其他世界500强企业不同的是，它在中国比日本企业更低调，比华尔街投行更诡秘。这家企业不请明显代言人，不做广告，没有公共关系经理，不开新闻发布会，甚至中国公司连网站都没有，他们到中国来，就是一件事情，赚钱。这个每年在中国销售额可能在五六百亿元的企业，竟然很多媒体从业人士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这家企业在中国布局之广，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我们以前经常嘲笑中国汽车业是万国牌汽车，但是这种局面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中国制定了新能源汽车战略，因为中国开始了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而中国的汽车企业除了比亚迪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新能源技术积累，但是中国车企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中国的汽车不再万国牌，他们以后将会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那就是美国江森牌新能源汽车。

    中国的汽车企业是典型的市场换技术的失败案例，而合资与自主创新从来就是势不两立，不幸的是在新能源汽车这一中国人憋了很久的一个赶超机遇面前，中国的企业再次选择了与外国企业合作或合资，而且几乎是选择了同一家美国公司，就是的江森自控，这家公司生产汽车座椅、电池、汽车驱动及控制系统等汽车核心零部件。

    江森自控全面快速布局中国汽车业

    2007年6月11日，北汽控股与江森自控签署了合资成立汽车电子公司的谅解备忘录。筹建中的合资公司将以生产车身电子部件为主，产品涉及仪表显示系统、车身控制系统、车载娱乐系统和蓝牙通讯系统等重要汽车部件。

    2007年12月11日，一汽与江森合资成立长春一汽富维江森自控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双方各占50%股份。公司预计在2012年达到53万辆份座椅骨架总成的生产能力，同时达到4.7亿的销售总额。

    2008年4月14日在安徽芜湖，江森自控（芜湖）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开业。该公司是奇瑞与江森自控共同组建的首家专业汽车内饰系统以及汽车零部件合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内饰，产品包括仪表板和副仪表板、立柱护板和门护板等；并提供相关产品的研发服务。

    2008年11月底，广汽与江森建立汽车合资公司，江森自控将控股合资企业52%，剩余48%归广汽部件所有。主要生产仪表板、副仪表板及其他汽车内饰产品。

    至此，一汽、东风、北汽、广汽、奇瑞等几大汽车巨头均与江森自控建立合资公司，他们的产品范围基本都是以汽车电子为主的汽车核心零部件。

    虽然其他汽车企业虽然没有与江森建立合资公司，但是他们使用的也是江森产品，比如：

    2009年7月29日，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与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举行合资项目签约，组建南京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南京延锋江森汽车座椅合资项目将为上海大众南京分公司、南京名爵、南京依维柯及众泰公司提供汽车座椅总成配套，到2012年，合资公司将形成21.6万辆份座椅总成的总装能力，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2009年12月16日，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在北京与吉利集团签订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双方协定，江森自控将在全球范围内为吉利汽车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汽车零部件，双方将在汽车配件、新能源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不知道为什么我国汽车业又掀起了一轮合作高潮，这次不仅是国有汽车企业，连吉利、奇瑞等也纷纷组建合资公司。

    美国江森在布局完汽车零部件后，其另一个战场鸣锣进军了，那就是汽车电池领域。

    连开五家工厂抢占中国汽车电池业

    中国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之际，江森自控计划在2015年之前使中国工厂的铅酸汽车电池年产量达到3，000万块江森自控将在中国新建四家工厂，以满足生产需求。该公司已经在中国运营一家工厂，目前在兴建第二家工厂。第三家工厂的选址工作正在进行中。第四家和第五家工厂则处于规划阶段。

    为中国汽车业提供电池

    2008年1月15日，江森自控-帅福得新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成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展示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的供应商。

    2008年2月，底特律车展上说，江森自控表示将向奇瑞汽车公司供应镍氢电池，用于奇瑞今年第三季度投产的一款混合动力轿车，奇瑞新推出的A5ISG中型轿车使用江森电池。

    2009年12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也和江森自控签署了内容广泛的全球合作协议，利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合作将涉及汽车零部件，包括汽车座椅和新能源。

    戏谑郎咸平并不能解决危机

    郎咸平最近才指出可怕的不是危机是对危机的无知，作为学者最可恨的也是遭到一些无知者的揶揄与嘲弄。在一篇《郎咸平：新能源汽车要避免大跃进》的报道中充斥着“顽童”、“郎大炮”、“思想偏激”“狂妄的姿态”、“站着说话不腰疼”“天不怕地不怕”等带有诋毁性质的词汇，当然很多是假他人之口说出来的，我认为记者应该更多的是顺着学者的思路去探求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对学者的话进行一下简单的报道、评论甚至是揶揄嘲弄，这些都不是可取的，揶揄那些有着先见之明的学者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产业危机。

    汽车业崛起功夫在诗外

    在全国人民的批判声中，中国汽车行业再次走上了合资之路，而且很多合资企业都是外方控股，在惨烈的事实面前，毫无疑问，中国的产业政策存在着缺失。

    上海通用总经理丁磊说过“我不太相信这么多企业，都能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新能源车产品，新能源车的发展必须走联合开发的道路，散兵游勇遍地开花的新能源车发展局面，不会对中国的新能源车产生明显的帮助。”广汽总经理曾庆洪表示“我们一定要头脑冷静，说中国有些企业的新能源车走在世界前列，不负责任。”

    电池，包括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是混合动力汽车主要的关键技术之一，除此之外，还包括发动机技术、电机控制技术、整车控制技术等，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表示：“在整车控制器、发动机电子控制器等一些关键技术方面，国内尚没有能够大规模生产的、质量可靠的产品。”

    笔者认为我们不该指责汽车产业，而汽车产业的问题，也在汽车产业之外，比如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动机电子控制器都是博世开发的，而博世的则是一个主要生产电动工具的企业，中国需要的是像江森自控和博世这样的公司，这些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才是汽车产业执牛耳的公司，我们的产业政策补贴也应该补贴给这样公司。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了汽车业的整合重组，以及打造本土汽车品牌，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些政策真正的抓住汽车业的发展本质了吗？整合重组所宣传的规模重要性，早就被人质疑，而我们打造本土品牌还不如打造本土技术，打造本土的自主研发能力，如果汽车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外国的，何来本土品牌。因此笔者提出中国应该跳出汽车业来谈汽车业，中国汽车业的落后是关联行业的落后，应该从关联行业做起，培育与扶植像江森自控以及博世这样生产核心零部件的企业才应该成为挽救中国汽车业的发力点。

    自主品牌并不代表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掌握了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技术，才是真正的自主企业。

    我们该如何观察中国？

    近年来，由于美国自身政治、经济政策的频频失误，美国学者不仅将美国各种问题的根源赖到中国身上，而且越来越对中国经济政策指手划脚。

    而我们国内部分学者也盲目跟风，不加任何思索的照抄、照搬外国的所谓“研究成果”，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散布，将本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良性趋势，却看作“问题”，就要进行改革或改变。

    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论依据无非是与美国的对比，好像我们的经济结构只要与美国不一样，就是有问题。但他们不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个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而且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最大的现实情况。

    美国经济其实早就畸形发展，我们在探讨我国的经济结构时，一定要立足我们经济高增长的现状。在中国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内需问题、出口问题、投资率问题、储蓄率问题、消费率问题、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宏观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最难讲清楚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也是外国对中国指手画脚最多的问题。而每一个个简单的统计数据背后都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只有理清了这些联系，才可以将这些数据分析清楚。

    这些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可以参考，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快慢也会导致其经济结构不同；资源丰富的国家与资源短缺国家经济结构不一样；内生增长型的经济体和外向型的经济体其经济结构不一样；金融发达的经济体和金融不发达的经济体经济结构不一样；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和不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也不一样，因此在分析这些数据时一定要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际。

    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解读，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正确解读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才可以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也就是中医所讲的“辨证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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