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中国经济的第一本书-世界经济五大败局带给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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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国际形势,读者您可能会想到军事战争、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这些都不重要,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国际形势就是中国能否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在做,世界在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八十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九十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本世纪初我们又模仿美国,偶像相继倒下,我们在吸取他们的教训的同时,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10年-2020年)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

    研究大国崛起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拍的确实挺好,但大国崛起都是至少100年前的事情,世界形势早就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研究大国崛起,还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这比研究大国崛起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而在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败局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经济败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败局、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亚洲四小虎经济败局和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这些经济败局,首先败的特别惨,这些经济体在发生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其次这些国家都败得特别窝囊,比如阿根廷资源及其丰富,这个国家仅仅靠卖资源就可以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可自己的资源却莫名其妙的成了国外资本家的。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是那么的强大,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以碳排放量为例子,俄罗斯现在的碳排放量到现在还不如苏联时期。我们再看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刚刚上路,就被国际金融大鳄打劫了一下子,至少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日本也是长期经济低迷,因此研究世界经济败局非常有意义。

    本章就从这些内容展开。

    美国败局:高消费导致的美国经济败局

    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这块石头就是高消费。美国摔的这三跤分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几次危机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1929年的经济危机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或说是第一个家庭”大件“,到1855年左右,一台缝纫机要65到150美元,而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1856美国人推出了分销付款销售缝纫机的商业策略,这么简单的想法执行之后,大获成功!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

    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从1899至1909年间,每辆车的价格从1559美元上升到1719美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1913年,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贷款,买车者只需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这个行业此后快速发展,1917年美国有几十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到1922年时有近一千家,到1925年则上升到近1700家,1919年,通用专门为其汽车的销售服务成立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

    而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这年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该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

    到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上升到70亿美元。到大萧条来临时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

    信贷消费就是饮鸩止渴

    透支家庭消费能力首先,在于他大大透支家庭的消费能力,很多家庭的负债累累,这样也就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置于非常脆弱的境地,经济稍微有些波动,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减低,因此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虚假的消费能力可能带来企业产能过剩其次信贷消费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时企业产能大幅扩张,但是这种消费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一但消费减少,企业的产能过剩就马上暴露出来,因此上世纪的大萧条期间产能过剩是明显特征;信贷消费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再就是,信贷消费将金融机构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经济出现波动后很容易发生金融机构的倒闭,最后信贷消费占有了大量的储蓄,而这些储蓄本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导致企业后劲不足,因此信贷消费是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时期,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需求不足理论,因此凯恩斯主义想方设法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政府的需求。而政府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的投资需求,二是政府的消费需求。在罗斯福时代,政府做了很多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等工作,这些经济措施,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实际上是为了花钱而花钱,政府实际上是在扩大消费需求,因此罗斯福时代经济发展也不是太好,而二战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而高速公路属于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7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将更多的钱用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这实际上是扩大政府消费需求,这时美国经济也就走进了滞涨。

    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政府支出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消费则会对经济产生伤害。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先后经历了消费凯恩斯主义、投资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三个阶段,其中只有投资凯恩斯主义才对经济发展有利,而消费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对经济都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实际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是美国没有实践的,那就是福利凯恩斯主义,福利开支也属于政府开支,北欧经济就是典型的福利凯恩斯主义,北欧欧洲经济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他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开支直接用于民众福利,因此政府开支越大说明民众享受到的福利越多,这与那些非福利性质的纯政府消费是截然不同的。

    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的推动力。既可以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民生目的,又可以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中国的投资凯恩斯主义是成功的,北欧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也是成功的,只有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及西欧开始了去福利化经济政策,而北欧则实行了继续加大福利的经济政策,经济二十年的发展,美国及西欧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成功了,福利凯恩斯主义不是福利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主张将政府开支更多的用于社会福利以达到了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经济目的。是福利社会及凯恩斯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国也应该适度的向福利凯恩斯主义方向靠拢。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永远是需求不足,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中国经济的秘诀

    樊纲先生在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时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创造了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而他所指的”凯恩斯主义世界“是指中国政府对经济繁荣的成功管理,诚然樊纲说的中国政府成功管理繁荣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不沾边,中国政府管理繁荣根据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原理,是为了防止产能过剩和原材料紧缺引起通胀,这才是根本,与凯恩斯主义关系不大,因此樊纲或者是在错用,或是根本就不懂凯恩斯主义是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成功确实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但是这种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不是体现在管理繁荣上,而是体现在”投资凯恩斯主义“上,中国不遗余力的改善基础设施都对改善经济效率功不可没,这才是中国正确运用凯恩斯主义之所在。

    近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减,但是中国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也更多的体现了出来,如果说政府要继续实行正确的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由投资凯恩斯主义过度到”投资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凯恩斯主义“并重,这两样都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三、华尔街金融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高消费就更加明显,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好。华尔街金融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买房本来就属于消费。

    现在的美国可以说是个债务帝国,联邦、各州、企业、居民等都是债务累累,这些债务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比如美国政府这些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美国的福利支出也没有增加,反而削减了很多,可奇怪的是美国的联邦和州竟然欠了大量的债务,学者预计2104年美国国债将达到美国GDP的140%,除了政府外,民众也开始高消费,家庭和个人债也是天文数字,据政府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这些国家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再加上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所需要的开支,就将消耗美国政府截至2020年的联邦收入总额的80%。可见高消费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信贷消费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

    美国的三次经济危机都是高消费所致,消费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首先,高消费可以导致居民储蓄下降,其次信贷消费又占用了银行中本来就不多的储蓄,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企业投资缺乏资金支持,而企业一旦缺乏了投资资金,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美国高消费失败的案例摆在面前,但是某些经济学家还在中国宣扬消费性社会,不知居心何在。

    拉美败局: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阿根廷经济败局阿根廷经济的百年兴衰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至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2001年之际,阿根廷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时间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个总统,其中一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此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它的85%。”此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比较丰富。阿根廷的其他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例如,它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温和的气候为阿根廷提供了许多不冻港。又如,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没有民族矛盾。而且,总的说来,阿根廷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

    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的军人政府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终因不敌英国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

    阿根廷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拉美地区传播、扩散开来,并由此主导了整个拉美地区经济界、政治界的思潮。在20世纪的90年代,阿根廷政府进行了新的经济改革计划,实行了以对外开放、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要包括:

    (1)、解除众多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

    对外贸易在阿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出口业务中,谷物、牛肉、皮革、羊毛、油脂等农牧产品及制成品历来是阿的主要出日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化肥、机器设备、运输工具、铁矿砂、煤炭、精密仪器等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从1989年以后,政府解除了许多进口限制。除药品、食物、国防材料及其他特殊商品须先征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外,其他产品可通过特殊的进口统计系统登记。

    (2)、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

    梅内姆政府上台后,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造,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吸引外国资本。政府先是拍卖大批中小企业,接着把所有领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出租。

    (3)、完全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

    除中央银行外,阿根廷国民银行是惟一的全国性官方商业银行。大批外资商业银行都在阿根廷设有分行。政府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润出入自由。各国投资者可以在各经济领域,包括敏感的部门如石油、交通、通讯、广播、报纸、杂志等,外资无论数量大小,无论投入任何部门,都可随时抽出;外国公司有权将其资本及其所得利润随时汇出国外,无须任何批准手续;对进入外汇市场的外资无任何限制;外资不受歧视地参与阿根廷的私有化项目,包括电讯、石油、电力、天然气、运输、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部门,并与阿本国公司处于平等地位。

    (4)、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的制度。

    梅内姆政府在1991年采取了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的制度,这使阿根廷实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增长。但比索与美元挂钩,抬高了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的产品很难与采取浮动汇率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

    阿根廷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1)、国民经济过分依赖外资

    不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导致经济在多方面丧失了独立性,阿根廷的经济基本上被外资所控制,不但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就连属于战略部门的金融、通讯、军工、能源也被外资掌握。在阿根廷100家最大企业中,绝大部分已被外资所控制,利润大量汇出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2)、贸易自由化也带来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和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70年代以后,阿在工业化过程中,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工业产品在出日商品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在90年代实行贸易自由化后,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回归。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结果是外贸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几年国际收支出现资本净流出现象,使阿丧失了偿还外债的能力。

    (3)、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

    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无怪乎80年代初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后,时隔不到20年,它再度遇到债务危机。

    (4)、僵硬的货币局制度使本币价值被严重高估,削弱了阿经济竞争力。

    阿根廷之所以在1991年选择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局制度,即货币发行量以国际储备为基础。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这使得比索也随之被逐步高估,商品进口便宜,出口较贵,进而逐步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经常性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国际储备逐步减少,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打击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

    (5)、国内政局不稳是果也是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民主化不断发展,党派之争也日趋激烈,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执政党欲推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受到很大掣肘,难以落实,不仅中央政府债务管理失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也失控。由于国内问题的累积,政府高层也产生了矛盾,过于简单化、行政化应对危机的措施使民众对政府大为不满,导致政权频繁更迭,12天之内换了五位总统,炙手可热的总统宝座一时成了烫手的山芋。政治危机又使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加重。

    笔者认为阿根廷政治不稳定,政党争斗是产生以上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执政权是政党的生命,因为如果政党连执政权都保不住,怎么可能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呢。

    俄罗斯败局:经济快速转型导致俄罗斯经济败局1991年底,苏联解体。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

    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他们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始终不占主流。

    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放开物价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是放开物价。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物价放开没过多久,物价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货币紧缩压垮企业

    休克疗法的第二步,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私有化变成了权贵化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俄罗斯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4%,物价飞涨5000多倍,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职工平均工资减少了50%,失业率更是高达30%。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

    俄罗斯的问题到底出在哪?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方面:

    短缺经济而放开物价必然导致物价飙升

    首先,计划经济本身是一种短缺经济,也就是人们有钱买不到东西,而市场经济本身是过剩经济,也就是东西很多,而人们没钱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果贸然放开商品价格,必然导致抢购风潮,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我国在1989年的价格闯关引发的悲剧也是因为这方面原因造成的。

    产能不足而紧缩货币必然导致企业破产

    其次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通货膨胀也不靠谱,只有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才适用于货币紧缩政策,其他情况下都不宜轻易的紧缩货币。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是消费旺盛,企业的产能不足,这时紧缩货币不能抑制到旺盛的消费力,反而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产能下降,进而导致供求关系更加紧张,引发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俄罗斯就属于这种情况。

    市场机制不健全而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化

    物价可以一下子放开,财富可以全部私有化,但是市场机制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供求关系也不能马上理顺,企业家不是一天可以培育出来的。一人一份的私有化证券,相当于货币的增发,本来就为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而那些有权势的人在急速私有化过程中聚集了亿万的财富,而这些人本身不是企业家,他们的目的就是聚敛财富,而非经营企业。

    为什么会选择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只要对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赞成采用这种方法,俄罗斯的各种经济措施都表现出来的那么急功近利,归根结底还是由俄罗斯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叶利钦的执政时间是有限的,如果用十年或者更长是时间来实现经济的转型,他根本就等不急,因此他采取这种极端的激进措施最终还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俄罗斯转型失败既是经济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

    俄罗斯领导人在结束了一个自认为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的社会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及时的建立起一个新的可以使国家走向强盛的社会制度。俄罗斯的改革成为了国际笑话,其结果是使人民受难,国家崩溃,民族受辱。

    美国战胜苏联不过是“蛮族”的胜利

    美国战胜苏联,与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是一样的,苏联属于内生增长型的经济,美国属于外生增长型的经济,外生增长型的经济体通过产业转移,自己只做附加值最高的高端产业,虽然可以短期内领先,但是一旦失去了外生条件,经济必然停滞,甚至是崩溃,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美国这种外生型经济失去了外生动力导致的经济危机。苏联解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失败,受害的确是两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是更多国家的人民。

    缺少了苏联的制衡,资本主义的本性再次暴露无疑,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不断拉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再次拉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如果一个制度不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或是其结果没有改善民生,那这种制度无论如何标榜自己多么的自由文明,这个制度也是野蛮的。

    日本败局:政治动荡、资产泡沫导致了日本经济败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被世人称之为“日本经济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开始了外汇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逐步放松外汇和金融管制。

    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升值

    放松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自由化的后果是日元币值的迅速升高,在3个月内,日元从1美元兑240日元升至1美元兑200日元,到1988年竟攀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1988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结果导致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使得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开始趋缓。同时日本经济悲剧的序幕也由此慢慢拉起。

    为了减轻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

    而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金融机构自由化进程加快,1985年日本开始放开存款利率。随着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规模急剧膨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日元资金过剩,经济过热,形成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格局,这为日本股市,房地产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资产泡沫将民众、企业、银行纷纷卷入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政策使得日本企业越来越重视资本运营,根据日本开发银行的分析,1986年左右,日本大企业的金融资产收益率高达8%,而同期的权益融资的资金筹措成本只有2%,因此日本企业只要把资金从右手转移到左手,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益,日本企业开始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品市场中,结果推动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上升。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资产品价格的乐观预期,结果资金继续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越吹越大,普通民众,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纷纷卷入其中。

    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竟然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989年底股票总市值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另一方面,当日本股市泡沫一路凯歌高奏之时,日本房地产价格也正在疯狂,不断上涨。1990年高峰期时,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与此同时,由于日元巨幅升值,也严重刺激了日本人海外收购与海外投资热情。日元升值使海外企业和土地等资产价格以及金融资产相对比较便宜,于是日本企业和投资家得意地大量接收美国国内资产。日本企业买下好莱坞和洛克菲勒公司大楼,成了那时日本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的象征。有的日本人甚至扬言,因资产飙升,卖掉日本列岛,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货币紧缩导致泡沫破裂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了泡沫经济的严重性,开始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限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为此日本当局将官方的贴现率提高到3.25%,可是宏观调控的效果不佳,于是日本政府只好在1989年末将贴现率进一步提高到4.25%,同时大藏省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限制土地投机行为。可是这些措施的效果依然不尽人意,股票、房地产价格依旧在上涨,为了彻底解决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问题及可能的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力度更大的“预防性紧缩政策”,大力收缩银根,减少货币供给量,并且将官方的贴现率提高到6%,但是这些政策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固然解决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可是也把日本经济推入了长期衰退的泥潭中。突然而剧烈的金融紧缩使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1990年底,东京股市已下跌了38%,300万亿日元(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从投机巅峰陡降下来,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之中。

    公共投资欠下巨额国债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日本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衰退的泥潭,从扩大政府开支,举办大型公共工程,连续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到金融机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等等,但是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的效果却让人极度沮丧。从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十多次追加公共事业费预算,仅1995年度就投入9万亿日元。其次是官定贴现率不断降低,从1995年9月以来一直保持在小数点后的历史最低水平和世界最低水平。还有,政府、地方行政为振兴经济增发的国债累计达666万亿日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政府为救济衰败的农业,也投入了近50万亿日元。然而,政府的这些举措收效都不大。实际经济增长率1997年为-0.1%,1998年为-0.9%,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日本人常称为:“失去的十年”,认为它是日本的又一次战败。

    日元升值对日本高科技产业形成毁灭性打击

    80年代中期,日本除了航天技术和化学工业以外,几乎所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水平都与美国不相上下,有些领域(包括光导纤维、智能机器人、生化材料等)还超过了美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十大微型芯片公司六家是日本公司;世界十大电子公司中,五家是日本公司。五家发展最快的计算机公司全部都是日本公司,(那时苹果公司还没有落败),直到1993年INTEL公司取代日本东芝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1988年,日本的芯片产值占全球的比重曾高达53%,高峰时期雇用员工多19万名,附加价值达2.8万亿日元。到了1989年世界半导体产业是什么格局呢?日本6大半导体巨头在世界市场攫取了52%的份额时,美国只占有35%的份额,欧洲占据了12%的市场分额,南朝鲜占据了1%,世界其它地区1%。1990年,当日本人在世界半导体产业占据了57%的产值的时候,美国的企业严重亏损,硅谷陷入一片混乱。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半导体芯片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还差点被日立制作所(Hitachi)收购,就是这样才有了“《硅海武士》——日本称雄信息产业的故事”一书的出版。

    经济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日本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以来,企业大幅破产,很多高科技产业也未能幸免于难,伴随着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的信息产业革命和韩国,台湾的崛起,日本的庞大市场被不断蚕食,尽管日本仍然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日本产品占据的市场份额却越来越小,日本不仅在电脑方面,而且在手机方面都是节节败。

    日本的几个幼稚性错误

    日本经济自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以后后,在经济制定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首先是放任经济泡沫的形成,泡沫经济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日本放任泡沫的形成绝对是经济政策的一大失误;其次是大举借债搞公共工程,而日本在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实行的是平衡预算;三是长期低利率,日本企图用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但是低利率从根本上说很难刺激到实体经济,而要刺激实体经济,必须采取有利于企业扩大产能的产业政策,仅靠货币政策是绝对不行的。

    很多人说,日本在本土经历失去的二十年的时候,却有一个海外日本正在崛起,但是我们看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本土衰落的同时实现了海外的崛起,如国本土经济不振,那么海外的崛起也不会持续很久的,日本近年在高科技方面已经出现颓势,面临着韩国及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赶超,这才是大趋势。

    日本为什么会犯这些低级错误?

    冷战时期,日本在政治上长期是一党独大制,这个大党就是依附于美国的自民党,在自民党之外还有比较稳定的社民党作为反对党,但是冷战结束后,长期亲苏、亲中的社民党垮台,随之日本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动荡,日本在经历了短暂的一党极大后,进入了政党井喷期,日本也就由比较稳定的一党独大制政体,变成了极不稳定的极端多党制政体,世界人民都看到的就是日本首相更换频繁。现在的日本首相能在任上干满一年就非常的不错,而这些人也并非都是平庸之辈,而是不稳定的政治结构使然。政治上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经济政策上的愚蠢、偷懒与短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解释,日本的一切问题也就有答案了。因此从一党独大制向极端多党制的转变才是日本这一切经济问题背后的答案。

    东南亚败局:举债发展导致东南亚经济败局

    现在国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印象大抵止于索罗斯如何对东南亚国家进行金融劫掠,但是大家不清楚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多年经济矛盾累积的结果,这些国家倾全国之力都对付不了一个金融投机分子,连我国的香港都不如,可见这些国家的虚弱到什么地步,这才是索罗斯敢于对这些国家下手的真正原因。从1997年7月到10月短短的三个月当中,泰铢跌幅达40%,菲律宾比索跌幅近30%,印尼盾跌50%。这使得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所积累的财富大量蒸发,并且货币危机全球蔓延,这场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及东亚一些国家以沉重打击,宣告了高速发展阶段结束。

    这次危机,表现出来的是外汇不足,打起仗来弹药不够多,背后原因是外贸逆差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自身宏观经济运行不良,比如投资过热,出口放缓,经常项目赤字扩大,银行不良外债等。

    举债进行投资导致泡沫经济

    80年代以来,东南亚经济飞速发展。政府、企业、个人大量举债进行投资,造成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过热,形成了泡沫经济。

    银行信贷的持续扩张,与外国资本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投资回报率低,投资者纷纷到国外寻求机会,而这一时期,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有很高的回报率。并且由于国内储蓄不足,急需引进大量外资。据统计,1989年外国私人资本面向泰国的流入量在1000亿泰铢上下,而到1994年其流入量已达15000亿泰铢左右,4年间增加了10多倍。流入的外资经过各种渠道,大部分进入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疯狂使泰国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从1990年的27.9%上升到1995年的85.4%。在房地产方面,危机发生前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家的写字楼、高档公寓已出现大面积过剩,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泡沫开始破裂。

    投资过热,引起进口过度增长,国内工资上涨过快,生产成本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单一,危机前东南亚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高估,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加大,从而形成庞大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造成汇率不稳。泰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产品的带动。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山口比重很大: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总额的65%。1996年受世界性电子产品的需求萎缩的影响,亚洲各国出口人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增长和国内工资增长过快,亚洲各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这样导致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1996年泰国逆差达16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菲律宾为4.3%,马来西亚为6%,印尼为5%。大量的贸易逆差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本币信心的减弱,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下,容易造成外国资本在短期内迅速流出,引起恐慌。

    外债使用不当,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至1997年底,印尼政府及私人企业所欠的外债数目估计为1400亿美元。其中,60%是私人企业的债务,其余是政府的借款。印尼每年要偿还的贷款利息超过100亿美元,如果包括本金,1997年须还大约300亿美元的债款。自从发生货币危机后,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因此印尼以美元计算的所欠的外债也增加了。借入如此高的外债,但印尼的外债利用效率却不高,据世界银行对1990一1995年期间的16个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利用情况的调查报告,印尼的外债利用效率排在倒数第五。低效率的使用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外债的偿还自然发生困难。

    这些国家的外债都达其外汇储备的2-5倍之高,外债累积数额大,还本付息的负担沉重。而这些国家又常年贸易赤字,外汇收入少,只能靠巨额资本项目顺差弥补。一有风吹草动,大量短期资本撤出,外汇供求就会存在比较大的缺口,外汇供不应求,使本币大幅贬值。

    钉住汇率制的风险累积作用

    钉住汇率制不利于使用利率对经济进行调节。泰国原来实施的主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对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有利,但却限制了使用利率杠杆对经济进行调节的范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潮时,为使本币汇率仍固定在较高水平而不得不提高利率,从而使本币银根紧缩,不利于国内经济回升,同时增加套利外资流入,不利于币值稳定。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实行浮动汇率制更为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经济初具规模之后,要尽快实现生产向效益型的转变,发展多元化经济,防上亡国际市场的变动给经济带来过人冲击。

    同时要健全宏观调控机制,注意国际收支平衡,防止过大逆差造成币值不稳。钉住汇率制度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的趋势,从而减少了其经常项目收入,助长了巨额外国资本的流入,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泡沫化,扩大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轻率地开放资本项目

    在金融改革中,资本项目的放开是有很大风险的,泰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放开资本项目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管,泰国银行以低利率从国际市场上筹集短期资本,再以高利率在国内市场上贷出。一旦形势逆转,银行无法从国际市场借新债还旧债,而国内的长期信贷又无法迅速收回时,这些银行就会面临支付危机。开放资本项目也直接方便了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

    国际投机商冲击泰国货币的重要途径有以下两条:

    (1)投机商以外币资产作抵押从泰国国内银行贷取大量泰铢,然后在即期市场抛售。为维持固定汇率,泰国央行必须入市干预,买进泰铢,卖外汇。当外汇储备耗尽时,汇率贬值就不可避免的。这样投机商可再以低成本购入泰铢,归还贷款,并从中渔利。

    (2)投机商通过银行在远期市场上卖泰铢,为了避免货币风险,银行则会在即期市场上卖出泰铢。这种对冲交易的对象显然只能是泰央行,为它负有稳定汇率的责任。一旦汇率贬值,空头期货合同价格上涨,投机商即可盈利。上述两条投机途径都要求投机商最终必须能够在泰国筹到资金,而这一要求只能在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

    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放慢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它伴之以经常项目的持续赤字、外债的迅速累积、银行业不良资产膨胀的时候,投机性冲击就发生。开放的资本项目不仅便利了初始的投机商,而且使国内居民可以迅速将其国内金融资产兑换成外币资本。当投资者信心崩溃、资本大量外逃,汇率一落千丈,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时,金融危机就最终爆发了。

    由于金融管理当局没有有效的“防火墙”,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市场投机行为中去,具体表现为直接从事证券交易和无限制地向不动产业贷款。

    金融深化过度会加剧市场投机为,导致银行业行为失控游资冲击国际游资具有规模巨大、停留时间短、反应灵敏、脆弱性高和破坏性强等特点。有意发动对某一货币冲击的国际基金往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跟踪目标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由一些经验丰富的经济家依据一定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目标国进出口等经常项目的数据,评估该国外汇储备应付冲击力的均衡点,选取该国中央银行无力反击之机发起攻击。但决定其冲击与否及冲击力度强弱的主要依据仍是目标国家的实际经济表现。在这次尔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游资选取泰国作为发动汇率制度冲击的突破口与泰国经济内部出现的内在问题密切相关。4因此,从游资活动的历史看,无论是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风波,还是东南亚各国金融危机,但凡投机者经过充分准备,积累足够资金,选准突破环节,游资冲击钉住汇率制度不乏成功的范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钉住汇率制作为一种汇率制度形式在90年代新的国际金融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

    欧洲败局;债务危机背后的三个深层次根源(本节为新增)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意大利和法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又可能接踵而至,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攀也升至二战结束以来最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警告,二十国集团中的发达经济体到2014年的政府债务水平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8%。而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显然不是一天形成的,笔者认为这背后有着深层次因素,而这些深层次问题不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将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首先是欧元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问题。欧洲货币联盟是在1999年元旦成立的,初始成员有11个国家,同日欧元正式面市。货币统一之后,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实现统一,但货币和财政是联动的,当一个国家的债务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其利率和汇率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利率升高,货币贬值,但是现在整个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这就意味着当单个国家债务过高的时候,并不会引起利率的上升或是货币的贬值,也就是缺乏相应市场反应。现在唯一的反应就是国债收益率,而这是到了最后的危机时刻才出现的反应,根本不能起到预警机制。

    另外对于国家的危机,政府可以通过汇率和利率政策进行干预,比如日本的债务水平是最高的,日本政府可以通过“零利率”政策将债务一拖再拖,这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控制危机爆发的时间,给解决危机创造时间,但欧元区国家则不具备这种将危机往后拖的能力。另外其他国家在面对经济危机时也可以通过贬值本币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高财政收入,度过危机,但是现在的欧洲国家则没有这样的措施,因此希腊经济一直衰退但是也无可奈何。由于这些欧盟各成员国失去了利用货币政策来平抑经济波动的工具,因此只能靠各自的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问题,这就加大了处理危机的难度。

    其次是欧盟管理体制的问题。欧洲现在有以范龙佩为首的欧洲理事会,有以容克为首的欧元集团,也有以巴罗佐为首的欧盟委员会。但三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实权人物。欧盟是由其成员国的政府代表组成的,欧盟委员会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并且各成员国的利益与欧盟的整体利益存在非一致性。虽然法国与德国的共同行动有时可以填补行政领导力的空缺,但两国的共同行动会受到其责任感与合法性的制约。因此,欧盟没有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从目前的情况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不断恶化,是欧盟曾错失了一个机会,即在2009年他们未能果断解决银行危机,那时市场状况相对有利。如果希腊债务能够在2010年上半年被重组,欧洲就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从2010年5月起,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盟领导人显得十分迟钝,他们只能对危机的前一阶段而不是当前阶段、更不是下一阶段做出反应。

    第三是政府滥用举债权的问题。以上两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欧洲,但是主权债务危机并非欧洲独有,也非现在才有,比如曾经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发生过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并且出现过“倒帐”的情况,而且当然日本的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没有爆发,但是一旦爆发,将比以上国家更严重。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对于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西方多党制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国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国、法国是温和多党制,而“欧猪五国”基本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比如希腊本届希腊议会产生于2009年10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60人,新民主党91人,希腊共产党21人,人民东正教阵线15人,激进左翼联盟13人。爱尔兰乃也是一极端多党制国家,该国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超过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爱尔兰众议院共有6个政党享有席次,其分别为共和党,爱尔兰统一党,工党,绿党,新芬党以及进步民主党.成立于1926年的共和党是爱尔兰当今最大政党。在意大利也党派林立,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30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只有10个左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0年9月,意大利已更换了49届政府。这些政府的平均寿命只有10个月。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越差,财政纪律越差,国家欠债就越多。这是因为在多党制国家政府的欠债可以轻松的留给自己的下届,除非是实在拖不过去了,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国家举债,比如在美国虽然设定了政府债务上限,但是这一上限在过去十年却被上调了10次,几乎成为儿戏。

    另外我们传统认为高福利必然高负债,但世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福利有多高,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遵守财政纪律,高福利就要对应高税收,如果又想高福利,又不想高税收,还不想欠债,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真正的北欧福利国家,他们的福利是公认的世界最好,但是这些国家并没用欠债,在挪威甚至还有大量的财政盈余,因此可以从正面证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国、比如日本也欠下了一大堆的债,但是这两个国家根本不是福利国家,总之一个国家只要不遵守最起码的财政纪律,即使是毫无福利,照样可能欠下巨债。

    启示一:怎么看待经济的开放和经济安全?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虽然其形式及原因各异,但还是有些共同点,比如在经济思想上都直接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上政客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国家长远发展;在学术上,缺乏独立的学术体系都是非常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的经济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明显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比如美国本身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中心,拉美经济改革是在“芝加哥教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本身就是由美国教授设计,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是在美国的半推半就下完成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至80年代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型国家面临理论真空,拉美国家和俄罗斯都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有人说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就是半吊子经济学家,而转轨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种半吊子经济学家;其次是美国的政府的推波助澜,新自由主义从最开始的理论化、学术化,进而发展到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比如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压迫下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三,新自由主义大师急于验证自己的理论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拉美的经济改革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直接来源于美国哈佛教授的杰作。

    关于经济波动、经济危机、萧条问题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问题,新自由主义就无法提出让人信服的解释,甚至有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更是完全肯定自由市场的稳定性和自动调节功能,对于这些市场经济的缺陷完全是视而不见,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实践中败绩累累,在道德上也已经破产,但现在也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代替它。任何经济理论都诞生于经济危机时期,比如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滞涨诞生了新自由主义,现在世界又进入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可以预见本次经济危机中,也将会诞生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而本次经济危机中国是表现最好的,我国的学者也应该抓住本次机遇。

    国家是开放好还是封闭好?

    开放好还是封闭好,这个话题似乎不该讨论,好像肯定是开放好,但是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是二战以后日本经济泡沫、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无不与国家过度开放有关,而回顾德国、美国的崛起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在崛起时也是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甚至到现在,美国以及欧洲的核心市场仍然是不开放的,那这些问题该如何解释呢?当然最常见的“和稀泥”解释就是“开放是把双刃剑”,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笔者的答案就是“思想上要开放,但是市场绝对不能盲目的开放”,思想上开放是抱着一颗向全世界学习的心,学习全世界最优秀的地方,以保持自己的领先,但是具体到市场是绝对不能开放的,思想上封闭的民族必然落后,而将市场拱手让人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

    因此在开放与封闭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把握“思想上开放,市场有限开放”的原则,而我们某些学者所主张的“我家大门常打开”式开放主张是绝对错误的,当然政府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舆论界也要转过弯来,不要无意中作了别人的帮凶。

    启示二:西方政党分赃制度对经济的危害有多大?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政治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其实凯恩斯是太自信了,影响政治家决策的只有利益,经济学思想哪里来的那么大作用。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自己政党的利益。

    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没有纯粹的一党制,他们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而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就是极端多党制度。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

    1、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

    举债发展经济一定要掌握度,如果过度举债,到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国家将成为债奴,将会破产。国际上有个标准,那就是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之所以设定这样的警戒线,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没超过GDP的60%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本付息,如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这个国家说连利息都还不起,更不用说还本金了。

    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过度举债造成的,而且是借外债造成的,华尔街经济危机也是因为过度举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而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倾向于靠借债来发展经济,因为政客需要短期政绩而无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而借债发展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繁荣,另外本届政府借了债,而还债的责任基本上落到了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一般都是自己的政敌,因此靠举债发展经济成为政客顺理成章的选择。

    为什么赤字财政不可取?

    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投资的项目一般属于高盈利项目,而政府投资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共项目,盈利性不强,而财政赤字必然意味着举债,举债必然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政府财政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政府大量举债的结果最后就算是还不起,因此赤字财政根本就不可取,极个别学者将赤字财政当成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秘密,简直荒谬之极。

    以前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赤字财政的弊端还暴露的不是那么明显,而自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这时赤字财政就更加的不可取。

    2、喜欢高汇率

    但凡一个对经济发展负责的政府,都喜欢低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加大出口,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高汇率对进口有力,对出口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但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反而喜欢高汇率,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短期繁荣,而靠发展实体经济实现繁荣显然来的太慢,实行高汇率,首先可以造成账面上好看,可以使以国际货币标价的GDP处于高位;其次,货币升值还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经济的短期繁荣,这些都是西方政客最喜欢的。

    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将本国的汇率定的很高,造成了出口衰退,进口大增,贸易一直呈赤字状态,而只靠国际短期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经济必然发生危机。而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技术性因素,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因素从中作梗,贸易赤字的危害性,这些国家的人不会不知道吧,只是每个政府都自顾短期利益,不为国家的长期利益着想,并且都存在着侥幸心理,总以为麻烦不会那么快来临,结果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多种矛盾同时爆发,危机大的一发不可收拾。

    3、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国家都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而国家一旦实行了“政党分赃制”,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对经济进行有力的调控,因为经济过热时,经济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是政客最喜欢的,怎么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控呢,政党分赃制下,政党的执政期限最长为五六年左右,很多时候干满一年都非常的难,比如近年的日本,等自己下了台,即使经济崩溃与自己也没有关系了。

    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管理繁荣比处理危机要重要的多,任何经济危机都是由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经济繁荣期的盲目乐观特别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因此如果要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必须从管理经济繁荣入手,而中国就是这样做的,因此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的原因,而在那些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如果幻想着那些政客对经济繁荣进行管理基本上的不可能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一旦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度,就只制定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而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使国家处于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即使国家有短期的发展奇迹,这种经济奇迹也不会维持长久,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短视的,是短多长空的,是利近害远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4、喜欢低利率和印刷钞票

    低利率对经济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各国政客为了刺激经济很喜欢使用这一招,经济学者将其称为用泡沫掩盖萧条,或是用大泡沫要掩盖小泡沫,总之这一一个及其不复责任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日本当年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坚持零利率,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也长期实行低利率,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又将利率降到了最低,低利率不是万能的,低利率使用不当只会诞生经济泡沫,而不可能刺激到实体经济。

    还有一招比实行最低的利率还狠,那就是直接印刷钞票,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为了刺激经济,就开动了印钞机,这些行为是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其本身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背后都是政党分赃制度在作怪。

    5、喜欢激进的改革

    对于改革,大家都知道,渐进式改革比激进改革要好的多,但是在政党分赃制度下,政党的执政时间有限,实行渐进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实行政党分赃制度下,政治没有连续性,上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下任政府就可能完全推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激进改革。比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6、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长期的投入,而东南亚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只追求短期利益,从不注重本国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劳动生存率的提高,这样的经济虽然可以享受短期的“改革红利”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除了以上缺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外外,实行政党纷争制度的国家还存在着另外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比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务官系统与事务官系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西方政党分赃制度,难以克服的,都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缓慢,效率极低,都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走停停,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上面所提到的部分问题。因为本书并非政治学著作,因此只是点到为止的进行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知道又能怎么样?

    郎咸平教授有句名言,就是“你都能想到的问题,美国能想不到吗”?,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事情,想到又能怎样?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空心化产业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一个蒙代尔学术功底再深厚他也左右不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克鲁格曼的思想再有前瞻性,也改变不了美国政府放任经济的本性。

    政治制度阻碍经济发展

    现在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是民主国家,这些都是很粗浅的看法,在政治学家眼里,西方模式仍然是政党分赃,变化不大。目前这种制度是西方国家以及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改善经济的主要阻碍,比如凯恩斯主义是非常好的经济理论,但是政府在却滥用凯恩斯主义,甚至发展出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怪相,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失败,纯粹是凯恩斯主义运用上的失败。而在欧洲欧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处理不好财政政策,任何投资财政,导致欧元险些崩盘。

    学术根源

    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模式和北欧模式成功了,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据笔者进一步观察,世界经济败局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东南亚、拉美等地区,都缺少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这也是产生这些经济败局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在学术思想上不能独立是最危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不是任何国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德国和北欧就是例外。德国有历史学派、弗莱堡学派,北欧有瑞典学派。这些都是与美国相对独立的学派。

    “二战”之后,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而弗莱堡学派则是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北欧瑞典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而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当然,它的主要影响是在北欧,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日本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日本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的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

    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中国的孔子的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从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

    现在国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比如出现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提法,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的学者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二道贩”,世界上什么理论最热门就将什么理论引入中国,而很少进行独立的研究,北大、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林毅夫、张维迎、李稻葵等是这些学校最有名的教授,但是这些人几乎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仍然在照搬西方人的经济思想,中国学术独立实际上已经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经济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敢说自己的话,中国老一点的学者言必称经济学原理或是市场经济原理,好像是他们的话都是根据市场原理来的,如果否定了他也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原理。我国的中年学者大部分由留洋的经历,这些人言必称外国人,即使是自己的想法也要假外国学者之口说出来,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而这些不自信更多是基础理论不扎实所致,中国的学者现在是宁可当别人的信徒,也不敢走出自己的路,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改掉的毛病就是言必称外国学者的习惯,只有敢说自己的话了,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才可以创新。

    中国要学术革命不要暴力革命

    只有学术革命才能推动世界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根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福利社会理论等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世界每一才大的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也称之为凯恩斯革命,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

    启示三: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

    世界经济大败局确实可怕,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的担心,因为很多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在发生中国,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非常的稳健,不会追求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优势。

    中国人不用担心的问题

    首先,不用担心政府过度举债,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非洲债务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基本上都是由于负债过度造成的,而我国中国在发展中虽然也经常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比较稳健,债务水平完全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而且中国的国债全部是内债,没有任何外债,这样中国经济的风险就非常的低,其次中国的国债很多都是银行持有,而非经过债券市场融资,因此中国的国债安全水平非常高,出事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无疑都与高汇率有关,在中国我们不用担心,第一,中国舆论界思想比较一致,大家都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危害要远远大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第二,中国外汇储备非常丰富,而且有稳定的外贸盈余,因此中国不可能通过高汇率来吸收外资,而这一点正是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导致经济危机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仍需注意的问题

    现在中国有一种理论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在学术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主张这个理论,而主张此理论的人,只是将美国看做是消费驱动型增长理论的成功案例,并且将日本看做成功转型的案例,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确实是消费型国家,但是美国的高消费并没有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是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停歇,美国经济立马就出现危机,高消费只能对经济产生危害,再说日本的转型也不是成功的,而且应该算是失败的。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道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高增长时期都是走的这条道路,比如十九世纪前二十年的美国,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日本,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另一条道路是低储蓄、高消费、低增长的发展道路,而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经济的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选择前者。

    参考资料:

    1、向松祚:为什么说美国是债务帝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2、江时学阿根廷危机的由来及其教训社科院网站,2003年5月6日。

    3、田春生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在转型国家的失败免费论文网。

    4、彭志敏亚洲金融危机简析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2002年。

    5、陈休静新自由主义理论批判乌有之乡网2008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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