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4至19世纪的欧洲：一代企业家的产生
世界最早的一批企业家诞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很值得人们思考……
一、时代的浪潮，人们在怀念过去
企业家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稀疏地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在14至15世纪，意大利依靠它占据东西方贸易中心的有利地理位置，与西欧、东地中海地区和亚洲各国以及黑海北岸的一些城市展开了广泛的贸易，大批新兴的意大利商人把从贸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转向产业，创办了一些手工业工场。马克思说过，手工工场无论从历史上或是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由此，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企业家（确切地说是企业家雏形）—银行家、商人、工场主构成的广大阶层—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中兴起了。
但在这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金钱与财富的时候，却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最高概括和标准，它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准则及经济道德，竭力维护封建秩序，排斥市场经济，排斥竞争，把对金钱与财富的追求视为一种罪恶：“商人永远得不到神的欢心”；“富人是贼，要不就是贼的儿子”；“贸易是坏事，因为它会使人们脱离对上帝的祈求”。此外，它否定人、人性，否定科学，制造愚昧与黑暗。因而，人们在经济发展与天主教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中，遭受着痛苦的精神折磨，迫切要求从教会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
就在这时，地中海东部海岸，即拜占庭帝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给意大利，继之给整个欧洲注入一种新思想的催化剂，导致一场伟大的精神观念的变革。
14世纪末叶，显赫一时的拜占庭帝国，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急剧衰落了。君士坦丁堡危在旦夕。于是，许多拜占庭的古代史学者，便抱着古希腊时代的手稿和手抄本，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西欧避难，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许多城市创办了希腊学院，讲授古希腊的历史、文学和哲学，培养出一批爱好古典文学艺术的学者。很快，希腊的古典文化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中传播开来，兴起了“希腊热”。
这是一股“时代的浪潮”，它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怀念过去，复兴古典文化”。然而，在复兴古典文化背后隐含着的，绝不仅仅是几缕思古的情丝，实际上它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即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体系，从过去的文化中汲取走向未来的精神力量。这正如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揭示的：“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突出特征是用世俗文化代替僧侣文化。它告诉人们：与其祈祷上帝，不如相信自己；与其迷信天堂，不如相信尘世；与其消极遁世，不如积极奋斗。它否定一切封建教会的等级权威，痛斥封建制度的不公平。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尖锐地指出：“夸耀自己是贵族世家出身，就等于夸耀祖祖辈辈是怙恶不悛的强盗。”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人类个性本身的价值，并把关心人的事业，用人的观点观察一切生活现象，特别是保护人的个性放在第一位；它强调个人的权力和利益，否定封建的教会的权力和利益；它把满足个人需要当做目的本身。
人文主义者颂扬各种“坚强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来说，道德原则是不必要的，他们的“美德”就是不顾一切困难，去达到自己的目标。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通过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赞扬勇敢、机智和力求达到自己目标的坚毅精神。米开朗琪罗通过“巨人”那有力的手势、面部表情和俨如迸发闪电的目光，表现令人震恐的征服一切的巨大意志，歌颂人的力量和威力。
人文主义者崇尚科学、崇尚自然，关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认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知识，高于任何宗教权威。
人文主义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作为教会之外的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一种新的世界观，被最早的一批企业家接受了，并成为他们冲破中世纪封建宗教的精神桎梏，克服各种困难和孤独卑怯心理，去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金钱与财富的精神支柱。同时，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也塑造了创业时期企业家的许多特征，或促使这些特征的发展。
如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竞争、冒险、力求实现自己目标的坚强意志；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热切追求和重视，等等。
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呼唤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只是触及但并没有完全冲垮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事业的追求与奋斗中，仍然感受到宗教精神统治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寒光逼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期待着一次更深刻的思想变革，这次变革的锋芒直接指向天主教精神统治自身。
15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哥伦布、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及由此而带来的新大陆的发现。它不仅使旧的许多世纪没有改变的“地球的界限被打破了”，使人们真正地发现了地球，而且它改变了商业贸易道路，促进了世界经济变革。
随着商业贸易道路的变更，世界经济中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意大利的经济地位迅速衰落，曾出现在这个国家许多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红点由此消失了。而处在新的经济中心周围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尼德兰、英国、法国等。与此同时，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也从意大利转移到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不久，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些地区兴起了。
二、新教伦理与企业家群体的兴起
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的变革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一方面说明，资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因此，还需借助上帝的力量，给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的理论依据，解脱天主教会的精神枷锁。18世纪的启蒙学者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道理就在于此。另一方面，对于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欧洲民族来说，完全取消基督教信仰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如此。
16世纪在北欧、法国、英国、尼德兰等国家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目标就是以一种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神学理论和宗教伦理观念，取代落后、腐朽、陈旧的天主教神学理论和伦理观念。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加尔文和他创立的新教理论。
加尔文是第二代宗教改革家。而最早从宗教内部向罗马天主教会发动攻击的是德国的马丁·路德。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唯信称义”说。所谓“唯信称义”说就是不承认教会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否定僧侣阶级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认为人“得救”或免罪不是通过教会，而是依靠上帝所直接给的信仰。这在当时代表市民摆脱教皇教会和天主教僧侣政治、思想压迫的普遍愿望，赋予世俗机构和世俗国家以宗教权威的作用和力量。但路德的宗教改革没有给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一个完整而合理的伦理观念体系，并且由于他对世俗封建诸侯的依赖，路德教逐渐蜕化为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
加尔文比路德小26岁，青年时代在巴黎大学马奇学院读书，深受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528年，加尔文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想深入研究神学，探索宗教改革。因父亲之命难违，遂改学法律。当时，他自己也认为学法律是一条通向财富和荣誉的道路。不久，他考入奥尔良法学院。在该学院学习期间，他精心研究罗马法，吸收其精确性和严密性，应用于他始终难以丢弃的神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大受其益。1531年，他父亲逝世，为他继续进行神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他来到巴黎的人文主义学院，专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目的是深入研究《圣经》，寻求适应法国社会的宗教改革方案。1534年，他因宣传宗教改革和路德学说，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受到通缉。他被迫逃亡到巴赛尔。流亡期间，他集中时间精心研究《圣经》，遍读教父、奥古斯丁、经院哲学家以及路德和马丁·布赛尔的著作，潜心著述，于153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著作《基督教原理》，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基督教原理》一书，后几经修订和补充，当它1559年再版时，内容比初版增加了5倍多。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远比他的老师马丁·路德深刻得多。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于，通过对宗教教义的修正和重新解释，提出了一套新的、比较系统的宗教伦理观念。
加尔文教所宣扬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呼召”说。它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充分利用和掌握时机，发财致富。因为“象牙与黄金以及各种豪富，均神恩所赐福，不但许可，而且显然是为人所用的”，所以追逐利润，发财致富，合乎人情，顺乎天理。从而，它轻轻抹去了商人、企业家的罪恶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镀上了一层圣光。
追逐财富、攫取利润，必须勇敢、坚强，富有雄心，锐意进取，百折不挠。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只有那些善于观察、勇于创新、不屈不挠的人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加尔文教适应早期企业家这种心理需求，把今生事业的成功与死后永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告诉人们：“凡欲求来世在天国中得到光荣的，在今生必须斗争，而斗争之胜利，必须经历无数困难及克敌制胜始能获得。”经斗争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者，不仅死后可以升天堂，而且在现世可理所当然地获得财富，过优裕的生活。而对于那些未积极斗争，缺乏勇气，或在竞争中失败的人，不仅死后被定罪，而且要体现于现实的苦难生活之中。
他鼓励人们说：“我们个人依据自己微薄的力量奋斗，都会有所前进……不要因成功渺小而失望……只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方向，奋力上进，不骄傲，不走邪道，永远努力向前，终必成为至善之人。这是我们一生的目的。”按照加尔文教教义，人们今生事业的成功，财富的获得，既是上帝的呼召，又是获得上帝拣选的明证；既可在现世过优裕的生活，又可以获得天国的入门券。
因此，他使每一个信徒都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事业上得到上帝的帮助与肯定，激起人们敢于竞争和勇于进取的精神。
加尔文教在鼓励人们尽一切努力追逐财富、取得物质成就的同时，告诫人们：这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对每一个上帝的信徒来说，还要有高尚的品德，要奉行一种勤劳、节约、俭朴、谦逊和讲求效率的苦行主义，在使用财富时要有节制。要注意财富的积累，用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人类对上帝的天职，就在于通过尘世的“硕果”而赞美上帝。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硕果，他就可以使自己放心，他是棵好树，命中注定是上帝的永久信徒。
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否定封建贵族出身和等级特权的合理性，认为这些东西并不能决定人们的优越性和能否得救。相反，靠继承来的钱生活，依赖遗产收入为生，是一种罪恶。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和现世的奋斗，才具有上帝赋予的合理性，才能得救。这无疑为否定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种新的思想，借助宗教这个外壳加以传播，其威力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加尔文教产生以后，首先在瑞士推行，不久就迅速传播到法国、尼德兰并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英格兰、苏格兰发展了大批的新教教徒。
如果说文艺复兴剧烈地冲击了人们的思想的话，那么，加尔文教则改变了人们的灵魂。一位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加尔文教伦理激发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本质契合的进取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的能力和热情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的确，新教伦理赦免了企业家的贪婪罪，为经商、致富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消除了人们的精神障碍，激励人们勇敢地走上企业家的道路。新教伦理所肯定的自我克制、敬业守职、勤勉节俭、勇于进取的精神气质，则促进了资本的快速积累与增值，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位叫戈泰固的学者甚至把加尔文教的分布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当加尔文教传播到法国的时候，它首先成为工商业者的宗教。最早加入加尔文教的就是这批人，在入教者中占比例最大的也是这批人。同时，在法国，人们发现新教徒无论作为统治阶级或者作为被统治阶级，无论作为多数派或是作为少数派，都表现出发展经济合理主义的特殊倾向。在商人企业家中，新教教徒的人数最多，而天主教徒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很少参与近代商业活动，或有过特别的发展经济的倾向。
在英国，新教伦理对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起着教育作用。在这里，经过奋斗和艰苦努力而积累资本，获得突出物质成就的商人企业家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人物，一大批具有才能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应运而生。
18世纪中期，诺丁汉郡一位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埃德蒙德·卡特莱特变为企业家的过程，描述了一批新教徒走入企业家阶层的轨迹。卡特莱特是一位绅士的小儿子，很早就预定做牧师。他曾在牛津大学和马格达伦学院从事过颇有建树的学习和研究，还写过不少平淡无奇的诗。但当他如愿以偿成为牧师后，却对农学、工场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应该归功于加尔文教信仰中持久而内在的特性—发展经济合理主义倾向的影响。1784年夏天，他在一座名叫马克洛克的温泉小住时，通过与几位从曼彻斯特来的先生一起聊天时得知，由于先进的纺纱机的应用，打破了纺与织的平衡，使依靠旧有织机的织工无以应付。于是，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个矛盾。他发明了织布机。1791年，他拿出自己的钱和发明物与人合作创办了一座纺织工厂。
其实，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新教教徒是创新企业家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新教教徒中，创新企业家的比例10倍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说，新教教徒的叛逆（对天主教的叛逆）给英国带来了工业革命。
新教教徒不仅在欧洲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当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漂洋过海，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也在这里掀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办企业的风暴。美国企业家队伍中，新教教徒占绝对优势。新教伦理激发出来的那种富有竞争进取的精神气质，给这个只有短短200年发展历史的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繁荣。
以上的事实告诉我们：固然，观念是不能改变世界的。这正如马克思所一再指出的，一切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或近或远的枝叶。这些观念终究抵挡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改变而产生的影响。但观念可以改变人，人可以改变世界。在社会经济变革这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中，价值伦理观念的变革往往处于主旋律的地位。
三、社会流动与社会开放
在中世纪的英国，人们的等级地位是严格区分的。追逐金钱、利润的商人与尊贵而傲慢的贵族，在举止、着装、礼节、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容混淆的，通婚更是闻所未闻。另外，英国的社会结构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差，尤其由下至上的流动。因为处于上层社会的贵族集团利用封建宗法的、世袭的关系，完全垄断了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机会和地位，受歧视的处于下层社会的人不准或者根本没有办法进入通向上流社会的大门。
但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这一切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寓居在英国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惊奇地发现，旧贵族不仅同商人混在一起，而且还参加他们的事业。“一个贵族的儿子绝不轻视贸易”。内阁大臣汤森勋爵的弟弟甘愿在伦敦商业区做商人，贵族不屑与商人通婚的事也成为了古董。一个名叫笛福的人写道，“商业虽然同绅士的地位不相容，但却创造了绅士。”也只是在一两代以后，商人的儿子，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孙子，就变成一些和悠久世家出生的人同样好的议员、政治家、枢密院顾问、法官、主教以及各等级的上流人士。巴林顿子爵就是一位名叫舒特的麻布商的儿子。过去，贵族炫耀的是佩剑、族徽、纹章，感兴趣的是狩猎和宫廷宴乐。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开始对金钱、利润发生了兴趣，出现了贵族企业家。
英国那些素被尊崇的贵族，降贵纡尊，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去选择和从事历来被认为较为低贱的社会职业，这种出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欧，特别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变革的结果。
前面谈到的文艺复兴思潮的传播以及新教伦理的确立，对贵族的价值伦理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有些人仍顽固地坚持传统的陈旧观念，蔑视经商事业，蔑视那些浑身铜臭气的商人、企业家，但更多的人则在严密的新教伦理观念体系面前，失去了自信。夜深人静的时候，自身生存的危机感往往油然而生。况且，一旦上帝赦免了商人、企业家经商致富的“贪婪罪”，贵族的最后一道精神堡垒也就被突破了。
当然，比观念冲击更直接、更有力的是经济冲击。贵族阶级尊贵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坚强的经济支柱。中世纪凡贵族大都有上好的庄园和肥沃的土地，经济上处于支配性地位。但自16世纪以来，经济力量的重心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快得多。这除了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外，价格革命的冲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540至1640年间，来自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矿场的金银使欧洲的贵金属供应量增加了7倍，价格上涨了2至3倍。依靠土地为生的封建贵族，由于货币地租的提高没有生活费用的上涨那么快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贵族钱袋里的钱在急剧减少，他们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也因经济困窘而无法购买。在长达1个世纪之久的通货膨胀中，真正的受益者是商人、企业家。因为，高物价与低工资是由利润膨胀引起的，利润膨胀又引起了大量的储蓄和资本积累。
一般地说，当一个社会集团，不管它们过去如何受人歧视，地位如何低，一旦在经济领域里成绩卓著，占据优势地位以后，歧视它的被认为是尊贵的集团就受到了挑战，由优势变成了劣势。这就是社会学中一个为人熟悉的原则—相对地位原则。此外，当贵族阶级“习惯的馅饼”被打碎，依靠传统的道路不能带来满意的结果，尤其是经济上的支配地位的时候，他们必然要寻求新的选择。
英国贵族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商人和企业家在他们下面壮大起来，他们真的睡不着觉了。一方面他们以一种奇特的、由骄傲与贪得二者结合着的心情来恨那些“有钱的人”，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他们追逐利润和发财致富的欲望。
在金钱替代族徽、纹章和头衔而日益成为衡量威望和权力的天平的时候，贵族们开始在“敛财”方面煞费苦心了。他们放下不屑与商人为伍的臭架子，拼命地向企业投资，向一些可疑的、臭名远扬的骗局投资，甚至从事那些并不光彩的冒险事业，以寻找新的财源。英国在殖民过程中建立的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些贵族与商人们合伙演出的大骗局。
而那部分没有离开土地的贵族，也设法在他所拥有的土地上下功夫，以开发已有的财源。结果，人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被贵族引进到农业中，近代大农场在英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那些一向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贵族，开始注重市场、交换和经济效益了。圈地运动在英国从16世纪开始，以后愈演愈烈，不可阻挡，这应该归功于这些贵族老爷们的发财欲望。因为，对于已经受到新时代商业精神熏陶的大大小小的贵族来说，土地就是资本，并力图通过有系统的经营从中获得更大的收入。他们所依据的原则与商人、企业家一样，即减少费用，增加利润。在英国，资本主义的毛纺工场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市场对羊毛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把耕地圈起来变为牧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时，改革农业经营方式最有名的贵族叫汤森勋爵。这位爵爷早年的经历是很辉煌的：他曾担任过驻荷兰大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谈判者、上院议员、爱尔兰总督、枢密院院长等职。1730年，因政见问题，失去官职，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在诺福克郡他的雷恩哈姆大庄园中隐居下来。他在荷兰等地的经历，使他受到了新时代商业精神的影响。他决定在他的庄园里仿照荷兰人的样子，改良土壤，发展畜牧业。他相信，由于地靠诺里奇羊毛大市场，发展畜牧业一定能得到丰厚的酬报。不久，他拥有的地产成为大不列颠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邻近的贵族受到他的刺激和吸引，如法炮制，30年时间（1730—1760年），整个诺福克郡的地价增加了10倍。很快，这种刺激就遍及整个英国，出现了大批近代大农场主。农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投资。他们在农业中，和商人、企业家在工商业中运用相同的首创精神和注意力。
因此，就英国来说，在经济、思想、观念的冲击下，大批的贵族通过两种途径成为近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部分直接投资工业、商业、金融业；另一部分投身于改变农业经营方式之中。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英国贵族之所以能在较少痛苦和社会震荡的情况下，放下佩剑，蜕变为追逐金钱、利润的商人和企业家，与一场进行了30年的贵族战争有关。15世纪中叶，英国的旧贵族分别集合在约克族和郎卡斯特族的旗帜下，为争夺王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历史上称之为蔷薇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30年，英国的旧贵族几乎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也就是在这场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贵族，则是他们时代的“儿子”。对于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他们的习惯、倾向、观念，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懂得金钱的价值，懂得发展市场经济的奥秘。他们不但不反对工商业发展，而且致力于从中获得利益。成百上万的佃户被他们赶走了，历代种植谷物的土地变成了牛羊成群的畜牧场。并且，经常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走入企业家的队伍。30年的贵族战争，不啻是上帝奉献给英国的一份珍贵礼物。当那些旧的封建贵族互相残杀、陈尸疆场时，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企业家产生的路就悄悄铺下了。
在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法国的商人、企业家与贵族之间的严格等级界限，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商人、企业家在自己手里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本之后，开始寻找跻入贵族阶层的机会。与此同时，那些显赫的贵族老爷们也对他们的钱袋表现出艳羡与逢迎的表情，通向显贵宫殿的大门为他们敞开了，相互之间的联姻司空见惯了，甚至国王和那些姣美的情妇也在庇护他们……这就是16世纪至18世纪在法国社会中发生着的事情。
比起英国与法国来，德国的容克贵族要顽固保守得多。直到19世纪初，他们仍然恪守着陈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原则和观念，十分看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与地位，经济上则推行落后的农奴制庄园制度。当然，这与德国市场经济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
但到19世纪5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工业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引起粮价高涨。另外，德国的马铃薯酒在国外市场十分畅销，从而使那些酿酒厂老板大发其财。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生活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贵族，他们意识到，实行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将更加有利。同时，德国自1848年以后推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改革中农民通过交纳赎金或出让土地的方式，赎买封建义务。这使容克贵族从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有了进行资本主义经营所需要的资本。
于是，一部分容克贵族开始在自己的庄园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生产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化肥，庄园里的劳动者由雇农变为雇佣农业工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如亚麻、大麻、甜菜、马铃薯等。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工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容克贵族利用农民的赎金兴办了酿酒厂、制糖厂、面粉厂和锯木厂。经营资本主义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而致富的农业资本家，又逐渐向工业投资，成为工业企业家。也有一批容克贵族利用与政府和官僚要员的特殊关系，垄断经济机会，直接将前资本主义的货币资本，投入到近代企业。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德国19世纪末期的大企业家和资本巨头，多半是由容克贵族转化而来的，或与容克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上可见，在英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最早一批商人、企业家是社会中那些被剥夺和被封锁了沿着传统道路向上流动的阶层。但正是他们被迫进行的职业选择和经济活动，培育了新经济关系的种子，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一旦这个阶层在经济上成长壮大起来，以致取代原来的上层集团而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以后，必然会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引起社会流动。那些历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受相对地位下降规律的制约（当然不能忽视思想、文化及伦理观念冲击的作用），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被迫走他们所鄙视的商人、企业家的道路，去追逐财富和利润，注重商品生产和交换。贵族阶级这种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的深刻变革，释放出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新社会结构的经济主体在旧社会结构的崩溃中产生出来。
社会流动的结果是社会开放。贵族阶级与商人、企业家在经济倾向上的趋同及职业选择上的融合，最后必然影响政治结构的变动。那些受歧视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得到了社会承认，过去一直不许他们染指的政治机会、职位开始向他们开放。商人、企业家作为新的经济主体，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以后，企业家成倍地、甚至几十倍地产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因为，这时在企业家成长的道路上已布满了阳光和鲜花。
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错误认识，即有人认为，第一代企业家是除了金钱以外一切都不顾的“纯经济人”。事实并非如此。“纯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商人、企业家从他诞生起就在痛苦地追求一种社会价值。加尔文新教伦理的确立，是他们得到“社会承认”（这里的社会主要是上帝）的理论依据。以后，在社会结构的变动中，企业家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则满足了他们的社会需求。这种满足对于企业家的产生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企业家：依靠强有力的国家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1776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哲学家亚当·斯密所撰写的著作《国富论》发表了。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自由市场调节力量要取代国家官僚机构做出的经济决定，企业家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机会和市场的自由竞争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不久，斯密的观点就在西欧，继之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付诸实践了。此后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建立的。
斯密的观点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企业家的思想和利益。事实上，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从活跃的格拉斯哥城的商人、企业家的思考和争论中产生的。但当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读完《国富论》，并深为斯密精彩的观点、论述所震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恰恰扮演了企业家的“助产婆”的角色，企业家以及企业家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体系所需要的主要条件，都是通过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国家政权之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既矛盾又互相联系的事实是：正由于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做出了贡献，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才得以产生和实施。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早期，企业家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是由企业家的性质、特点决定的。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封建地主来说，他所从事的是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没有交换或很少交换，人实际上是与他生存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并且生产单位之间像一个个马铃薯，处在互相孤立、互相封闭的状态下。尽管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会对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自然经济是一种自然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系统。它对自然的依赖性超过对社会历史因素的依赖。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共同体还依赖于自然界，“共同体的基础”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物化于自然界中。因而，封建地主生产、经营、消费，即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他那与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的城堡和庄园里解决。
企业家则不同，企业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系统。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变革和发展为前提”，完全受自然因素制约的生产瓦解了，而社会的生产—经济整体性的程度有了极大的增长，社会变成一个发达的、完整的社会—生产类型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依赖全体人的生产，而所有的人都依赖每一个人的生产。并且，劳动的社会分工越发达，社会需求系统越复杂，个别人的生产就变得越片面，每一个个别生产者都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它在每一种产业的基地上挖去了它自然生产的基地，而且把它的生产条件从它自身之内转移到一般的社会联系里去……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一切产业的一般基础不仅是一般的交换，而且是世界市场，是世界市场所构成的全部活动、贸易、欲望等。
因此，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有没有一个良好的企业投资、经营环境和机会，有没有一个健康运转的市场机制，或简言之，有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所要求的“社会普遍联系”，或曰“整合性”，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经济冲击力量，它在向总体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求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而且要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市场经济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市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形态，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还很弱小，其独立进行创造的经济能力很有限，并遇到来自旧经济体系的强大反抗。因而，它需要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强有力的超经济力量把它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建立起来，将它送入自动运行的轨道。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起码有以下一些条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必需而又无法“独立自主”实现的：
其一，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它的创办与发展离不开资本与劳动力。因而，资本与劳动力供给机制完善与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最关键，同时又是最基本的因素和条件。
其二，企业的生产目的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值。交换就需要市场，它不仅需要在国内建立一个没有关卡和关税壁垒的统一市场，而且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
其三，在建立统一市场的同时，企业也要求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企业的资金周转与商品交换是不可能的。
其四，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因为企业的运行不可避免地要与股票、证券、合同、信托书打交道。这就要求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并像机器一样靠得住的法律制度做保障。况且，就企业经营者本身来说，也要求自己的活动，如企业经营、投资、攫取利润等具有法权意义，而那些为观念，甚至通过宗教力量而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所承认的东西，最终要硬化在法律制度上，赋以法的权威。
其五，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体系既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那么，它就需要一系列社会基本设施作保证，如交通运输（铁路、公路、航运、海运）、港口、码头，必要的社会公共工程，以及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商道。很难设想，离开上述的社会基本设施，商品能够充分地流通，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充分的流动，社会分工、经济一体化能够实现。
其六，一个贯彻自由竞争法则的市场机制，对企业及企业家的成长至关重要。在这个市场机制中，每一个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拥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天赋和才能的均等机会，它不承认任何特权和垄断（经济的、非经济的）。然而，市场机制的建立及健康运转都需要有一套有力的措施、政策和制度。
因而，在这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上述观点不只是一种理论推理，它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所证明。
我们先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说起。
1431年，在孱弱的英王查理二世的统治下，英国出现了一次银根抽紧的现象。为此，国会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首次以贸易平衡的概念讨论了它的主要特征，并制定了一些紧急措施，其中包括禁止进口和鼓励出口等办法。1440年，英国在这方面又进了一步。在它颁布的法令中，明确提出：外国商人装运货物到英国，必须将全部货款转换成英国货物；英国商人到海外经商，至少需将一部分售货所得用现金的形式带回本国。这被认为是英国重商主义的起源。当然，英国在完整的意义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是从都铎王朝开始的。
重商主义的实施前提是开辟财源，其实质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观点灌输到政治中去。因为，对于国家来说，它的财富来源于纳税能力，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增加人民纳税能力的重要条件。这样，迫切要求强化和发展国家政权的专制王朝，去积极推行保护、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除了一些具体的鼓励、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条例、法令、措施外，它的重要贡献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用暴力手段强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建立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与劳动力供给机制。英国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是通过圈地运动的形式实现的。大致在16世纪前后，英国一大批贵族领主，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利用暴力手段，强制圈占农民的公共地、份地，或者把原来租给小佃户的土地收回，圈围起来，变成牧场和租佃大农场。同时，专制王朝把没收的教会土地（当时英国天主教会占有全国1/3的土地）赠给宠臣亲信和低价卖给乡绅、土地投机者、商人和企业家，又加速了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
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剥夺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它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在农村的发展，促使一批贵族、富裕农民、商人转化成资本主义大租佃农场主，即企业家；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批雇佣劳动者，扩大了国内市场。
其实，单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那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英国那些被暴力从土地上驱逐出去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民，是由都铎王朝制定的一些血腥立法，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的。另外，新兴的工商企业家，在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的时候，也运用了国家权力[1]。
二是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和海外扩张，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创造了国外市场和巨额货币资本。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引起世界通商航道的变更，英国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由一个偏僻的岛国跃居世界航运和贸易中心。
专制王朝及它之后的英国政府，不但采取积极地鼓励与保护政策，推动商人、企业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海外商业和殖民掠夺事业，而且，还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为他们进行对外贸易、海外扩张及殖民掠夺开辟道路。
1580年，英国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消除了它海上活动和通向世界的一大障碍。1652至1674年，英国政府连续发动三次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的海上势力，确立了英国海上霸主地位。至此，英国通往世界的大门被完全敞开了。它依靠残酷的暴力，先后把印度、北美、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的许多地区变成了殖民地。18世纪的最后30年，英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商业和殖民强国。英国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但正是这种罪恶的殖民制度，为英国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进行直接地掠夺奴役、杀人越货，甚至贩卖黑人奴隶而获得的财宝源源流入英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
迅速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广阔的海外市场，为资本主义企业投资、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于是大批企业家如鱼得水，应运而生了。
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从17世纪末期开始的。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成功建立了“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但这个专制王权为恶劣的财政状况所困扰，急需建立一座牢固的财政大厦。由此，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柯尔柏提出了一套经济政策（史称柯尔柏主义）。柯尔柏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发展工商业，开辟财源。于是，法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积极鼓励商品输出；奖励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保护新兴的工业市场，对外国的竞争商品征收高额进口税。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创立海外商业扩张公司，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方公司、中农公司等。通过这些公司建立与殖民地的联系，建立国外市场。此外，在国内，政府颁布法令取消各种税卡，消除商品流通的障碍，并拨出大批经费来改良公路，开凿运河，完善各种基本设施。贯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朗基多克运河就是那时开凿的，这无疑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成长。柯尔柏政策为法国工商企业带来了机会和繁荣，其中工场手工业的数量几乎增加了1倍。随着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一批有作为的企业家、金融家也迅速地成长起来。
今天被称为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在18世纪还默默无闻。它要通过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峡谷，实现经济起飞，还需要在许多方面做一番艰苦的努力。当时，联邦共和国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一点。
1791年，在共和国国会就如何推进美国经济发展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辩论中，许多人建议强大的中央政府要建立一种重商主义的管理体制，促进工业发展。其中最为激进的是联邦党人、共和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在一份提交国会的《制造业报告》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而具体的措施：（1）用政府的信用贷款为私营工业提供资本；（2）通过关税法令保护新兴工业，限制重要原料出口；（3）用津贴、奖金的形式奖励必需工业；（4）对极端必需的原料实行免税；（5）限制改良机器的输出。1853年，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处理沙普里斯案件中明确地指出：建设铁路是一种公共义务。“认为一个国家的责任，只是建立为保持政府的存在所必需的制度……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帮助、鼓励和刺激国内、国外商业是主权国家的责任，这同任何其他责任一样是十分清楚和众所公认的。”[2]
事实上，自18世纪末期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政策，制订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资助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扶植援助计划。私人企业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得到政府的帮助：如赠与土地，减免特种税，经营某种事业的专利权，各项补助金、津贴等。尤其是在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和社会基本设施方面，联邦政府给以特殊的关注。在美国经济起飞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庞大的铁路运输系统就是联邦政府出面建设的。
美国政府通过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美国企业的投资、经营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由此，有人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各种机会的企业家的“理想天国”，凡是富有进取心、精力充沛又具有远见的人，都可以从这棵黄金树上摘取一份丰厚的果实。因而，它不仅刺激着本国企业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且强烈地吸引着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人才，历尽艰险、远涉重洋，来到这块开发不久的新大陆，寻找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资本也源源不断地流向这里，1890年，流入美国的外资高达35亿美元。
德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事实可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英、法等国的情况不一样，它直到19世纪中叶仍是欧洲的不发达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痛苦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除了世界商路改道、行会束缚，及封建农奴制的阻碍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德国政治割据的影响。首先，政治割据阻碍了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国内市场无法形成。在众多邦国各自为政的条件下，不仅境内关卡林立，而且货币、商业法规和度量衡也各有不同。其次，由政治割据带来的战争和骑士的劫掠活动，给德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割据，使德国缺乏一个类似英、法等国那样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推行鼓励、保护工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失去了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的机会。
1862年9月，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危机把一位名叫奥托·冯·俾斯麦的年轻政治家推上王国首相的宝座。这位容克地主的儿子，在自己庄园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全部意义。因而，上台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全部才能和权力，通过铁血手段，致力统一德国大业，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开辟前进道路。1870年，德国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以普鲁士王国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之后，这个强大的帝国政府实施各种措施，统一了币制、统一了商业法规、统一了度量衡，从而消除了德国经济分裂、割据的状态，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此同时，俾斯麦又利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在欧洲大陆搞均势外交，为德国的工商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环境，争取了发展的时间。结果，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德国企业家群的崛起以及由企业家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使全世界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欧美诸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对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它的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成长来说，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扶植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家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日本社会：英才荟萃企业界
企业家短缺几乎是非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这些国家不具备诱发企业家产生的社会传统和经济环境。但日本却是一个例外。1853年，当它在欧美资本主义的武力逼迫下打开大门，与急剧变化着的世界发生联系以后，迅速崛起了一批在才能和素质上都堪称卓越的企业家。日本正是在这批人的努力下，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并在战后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
日本的事实，世界瞩目。那么，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地造就企业家呢？
一、“高产乃为善之道”
美国人说：“多生产是富足的钥匙。”
日本人说：“高产乃为善之道。”
很显然，这恰成对比的两句话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人来说，创办企业、扩张资本的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满足个人发财致富的愿望。他们认为，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追求会引起竞争，竞争带来社会的进步。用一位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个人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实现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3]
但日本人的观念与此相反。他们认为，“那种强调以个人利益为主的企业经营目的，会搅乱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利益。企业家经营的崇高目标是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每一个人的利益包含在为国家和社会最高利益的奋斗之中，只有以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为创办企业的目的，才有希望实现自己的荣华富贵。”因此，日本的商人及传记作家极力避免用物质标准来衡量他们身份、地位的高低和事业的成败。
日本企业家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儒教资本主义道德观念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大致是公元4世纪传入日本的，后经奈良、平安时期，逐步传播开来。公元17世纪经过朱熹修订的“新儒学”吸引了关原战役中的胜利者德川家康。他把朱子儒学当做保持社会安定、巩固德川幕府统治的工具，以儒家观念确立了日本封建统治结构。之后，他的继承者沿袭了他的做法。这样，就在日本幕府时期形成一个儒学传播的极盛时代。当然传入日本的不只是朱子儒学，在陆九渊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阳明学也同时渗入日本。
儒家传统思想本身具有双重性，它重义轻利，这对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阻碍作用的。但同时它又有强调节欲、勤奋的一面，这在一定条件下，又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酵母。另外，它以修己达人为宗旨，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主观能动性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积极的。
十分有趣的是，儒家思想在它的发源地中国，由于受“自尊自足，泥古拒变”的传统心理的影响，加上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的强化，它基本上变成一种僵死、呆板的礼仪法典，其不利的一面得到了放大，有利的一面受到了抑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以致今天，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人仍然感受到这个历史包袱的重量。
然而，在日本它却是另外一种命运。这与日本的历史传统和国民素质有很大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日本跨入文明时代比较晚。在整个古代历史中，它并没有形成可以与世界先进文化相媲美的文化体系。相反，它一直处在中国文化的强烈辐射和影响之下。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得多、付出得少。这样，日本不但形成一种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心理传统，而且在文化体系上表现出无构造性和无限包容性的特点。日本文化体系的这种特点，为它本身的发展、更新、再创造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以后，日本人既没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也不是生吞活剥。相反，它根据自己的国情和需要，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巧妙地抛弃其不利的一面，发扬其有利的一面。
日本儒教资本主义道德观念就是德川时代的两位大思想家在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位思想家一个名叫铃木正三，另一个名叫石田梅岩。
铃木正三生活在17世纪，原来是一个武士，曾随德川家康参加过确立幕府统治的战斗。中年以后，受儒教、佛教思想的影响，脱尘超俗，成为禅宗创始人。这位禅宗法老在他宣扬的禅宗教义中，巧妙地吸收儒教、佛教的思想内容，贯彻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原则。他写道，要摒除私欲、全神贯注地去追求利润，但你永远不要享受利润。相反，你应该用你的利润为别人做好事：“人应该积累资本，最后为社会和慈善事业再投资。”在这里，铃木以独特的逻辑把创造利润与社会整体利益巧妙地统一起来了，从而为人们经商和追逐利润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依据。
石田梅岩比铃木正三晚了一个世纪。他出身于下层商人家庭，早年经过商。也许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商的痛苦经历，促使他要创造一种“商人”的哲学。中年以后，他在继承铃木思想的基础上，兼采儒教、佛教、神道教三教的一些教义，创立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他劝诫世人“必须清除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要多劳动、多挣钱，少花钱”，“只有这样做，一个人才能达到与自然之道和谐一致，并为国家服务。”但他同时认为歧视商人，把创造利润视为“贪婪”是不公正的。由此，他提出一个带有深刻哲理的格言：“商人之利就是武士的俸禄和农民的耕地所得，都是义，而不是利。”目的在于解除商人的精神痛苦。
铃木与梅岩创造的这种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在日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企业家的产生中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有人指出，明治时代，人们开始创立企业时，在组织方面靠的是德川时代商人的旧学徒制度，在合法化方面则是铃木、梅岩的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
首先，这种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影响了日本的商人阶层，他们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精神支柱。人们知道，日本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是建立在僵硬的世袭制基础之上的，决定各个等级地位的不是才能、贡献，而是家庭背景和血缘关系。由此，等级之间的流动渠道被封锁了。这样，对于那些被逐于社会之末，并失去了参与政治活动的商人来说，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是：把取得经济成就本身赋予极高的社会价值。具体地说就是，商人创造利润，同样是对国家和社会贡献的一种形式，因此，它是人们追求的一个崇高目标。原始资本主义道德恰恰在这方面满足了商人的需求，为商人及更多的人经商铺平了道路。因此，日本在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时，在价值观念方面较少矛盾和痛苦。发源于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在古老的东方国家日本顺利地运转起来了。
其次，这种道德观念影响了一批社会地位很高的封建武士。在日本近代社会初期，崛起一批武士企业家。关于武士转化为企业家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论述，这里从略。
铃木和梅岩创造的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被日本近代企业家继承和发展了。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精神导师的涩泽荣一。涩泽荣一踏入企业界的一个明确目的就是“给企业家带来尊严”。但他认为，企业家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对利润和财富的追逐。一个想赢得社会尊敬的企业家应该把国家和社会的繁荣、进步放在第一位。“只要是为了国家，即便是有失败可能和利润很低的企业也应该毅然决然地去办。”他了解西方文明，同时对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很深的研究，经常把孔子的《论语》带在身边。他主张“现代企业应建立在《论语》与算盘的基础上”。《论语》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算盘解决经济核算问题。晚年，涩泽荣一提出了“高产乃为善之道”的观点。后来，这句话成为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种高度概括。
二、武士企业家群体的兴起
在日本封建社会中，等级之间的划分及界限是十分严格的。整个封建制度自始至终以权力世袭为基础。尤其是在德川幕府长达250年的统治中，形成了“士、农、工、商”依次排列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武士阶层处于社会的顶端，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国家政权的高级职位多被他们垄断。这样，社会上具有知识、才能的志士仁人，多以做幕府将军、大名的家臣，跻身于武士阶层作为最高的理想追求，并通过对将军、大名的效忠，实现自己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的远大抱负。整个社会呈现人才流向武士阶层的特点。
但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旧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动摇了，武士阶层虽然还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风度和尊严，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消失在企业界，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日本明治时期的企业家大部分都是由武士转化而来的。
日本武士是在日本受到欧美的强烈冲击而出现的历史旋涡中铸造成企业家的。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领美国舰队把西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带到日本海岸，迫使日本打开封闭的大门，与急剧变化的世界发生联系。继美国之后，英、法、德、俄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势力也进入日本。
日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强烈冲击，使它深深地陷入民族危机之中，并迫使它迅速做出迅速的选择。来自西方世界的严峻挑战，首先激发了武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反应和富有远见的选择，即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一批最早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武士，致力于明治维新，做了明治国家的“庙堂栋梁材”，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另外一批武士则集聚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响应新政府“殖产兴业”的号召，步入企业家行列，为实现日本的经济起飞和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前面我们提到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就是由武士转化而来的。他的转化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
涩泽一生的经历比较复杂。他1840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早年跟爷爷学过经商。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表现出极强的反封建意识。他不顾父亲的阻拦，参加了尊王攘夷运动，并亲自组织过武装暴动。当然，他失败了。但奇怪的是这次失败却成了他跻入武士阶层的重要契机。因为，他认识到，单靠组织武装暴动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经人介绍，于1864年投到德川幕府的直系大名德川庆喜的门下。当时，德川庆喜不仅是“贤明之君”，而且实力雄厚。他已取代病弱的德川将军德川永茂，成为幕府的中心。涩泽的目的很明确，依靠“庆喜”之力，实现自己振兴日本民族的政治抱负。德川庆喜欣然接纳他为家臣，涩泽由一介农夫跻身于武士阶层。这多少反映出幕末时期，社会等级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
1866年，德川永茂在第二次长讨伐中驾崩，庆喜取而代之，成为第15代将军。深受庆喜赏识的涩泽，对这次政治变动最强烈的感受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完全破灭了，他陷入失望的痛苦之中。不久，他受命陪庆喜之弟昭武，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万国博览会，并留在法国学习。
涩泽在法国学习了两年。这期间，他游历了欧洲的一些国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了工业企业的发展，并对其产业经济制度、政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欧洲的学习与游历对涩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他的政治信念，即日本的富强和独立，必须倚赖工商业的发展，而在工商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企业家。此后，他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实现“商工立国”的伟大目标之上。
1868年，日本政局变动，庆喜奉还大政，王政复古，幕府统治彻底瓦解。涩泽一行因财源断绝，遂辗转归国。涩泽回国后，荣任明治政府大藏省租税司正，主持财政部工作。于是，他开始利用手中权力实施“商工立国”的计划。他在主持财政部工作的三年期间，先后颁发了“度、量、衡修正案”、“租税制度”、“铁路敷设案”等，为建立日本近代金融、税收制度和交通运输体系奠定了基础，为企业家的产生和成长创造了条件。1873年，久有素志做一名企业家的涩泽，以创办日本第一银行为由，毅然辞去令人艳羡的官职，转入企业界。此后，他在创办企业及协调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方面，倾注了全部精力和热情。据统计，他一生参与创办的企业达500多家，形成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为发展日本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当92岁高龄的企业家涩泽安详地闭上他的双目时，人们感到，日本企业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其实，一批过去处于社会上层的武士，在基本上毫无困难和痛苦的情况下，跨过由长期历史形成的巨大障碍，转向企业家，其价值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日本封建社会中，之所以武士者尊、商人者卑是因为社会对这两种阶层所从事的职业评价不一样：武士参与政治活动，为国家社会工作，职业比较崇高，故受到社会的尊重；商人经商，赚取利润，为个人致富奔忙，则受人贱视。但由铃木正三与石田梅岩创立的原始资本主义道德观，抹去了武士与商人这种职业、身份上的差别，强调商人创造利润与社会整体利益是统一的，商人取得经济成就与武士参与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对社会的贡献。这样，社会价值天平就把武士与商人等同起来，为武士向商人的转化消除了心理障碍。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然而，“富国强兵”离不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由此，商人、企业家被推向历史前台，成了时代的宠儿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有抱负、有才能的人开始向企业界集聚，承负发展工商业的重任，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贡献力量。社会整体追求目标的转换，强烈冲击着武士阶层。既然武士的抱负是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价值追求是“公为天下”。那么，在近代社会中，他们就可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把经商当做一个正当而又有价值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向企业家转化。因为，商人企业家所具有的重要社会地位与武士传统的价值观一致起来了。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武士转化为企业家之后，对日本企业家精神、价值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用自己的颜色编织企业家的乐谱，用自己的面貌塑造着企业家的形象。因而有人说，日本企业家精神，即爱国心、公共心，非经济追求，是建立在武士的传统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
此外，应该承认，在武士向企业家转换过程中，来自经济方面的刺激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非经济的刺激，解除了武士转向企业家的精神痛苦的话，那么，经济刺激则给他们在解脱经济困境上展现出美妙的前景，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
日本武士与欧洲骑士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是共命运的。而日本武士则大部分不直接掌握土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封建领主联系在一起，武士只不过是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寄生物”。因此，他们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与封建领主没有那种生死与共的牢固关系。一旦领主遇到困难和发生经济危机时，武士的经济利益就会立刻受到损害，“禄米”只给规定的一半，以致许多武士不敷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的地步。
幕末时期，闭关锁国了200余年的日本，突然受到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冲击，引起了难以想象的后果：物价上涨、黄金外流，幕府各藩都出现了财政匮乏的困境，而这种经济危机很快转嫁到武士身上。因而，武士难以依靠自己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生路：有人兼营手工业。当时，日本的许多农副产品，如“米洋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盒，小仓的油布雨衣等”，都出自这批贫困化的武士之手。另外一部分人改事商业。
19世纪初，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江户共有商店250家，出身武士浪人的就达48家。还有一部分人，宁愿放弃族籍，成为无主浪人，从事教师、医生、作家等自由职业。
武士阶级这种由经济地位的衰落而带来的社会阶级地位的转
换，在明治立国之后，更加普遍、更加迅速了。原因在于：1.新政权通过“废藩置县”和地税改革，摧毁了旧的领主制，从而也摧毁了武士世袭官僚阶级地位的基础。2.明治政府强制推行改革武士俸禄制度和废除武士特权的政策，促使封建武士“解体”。武士的津贴以小笔现金和政府公债的形式一次支付后，他们就成为“单纯”的公债所有者。一部分获得高额公债的武士，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把它转化为资本，投资到银行、铁路、棉纺等近代企业中去。3.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同时，实行“士族授产政策”。所谓士族授产政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直接借给武士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分为创业基金、劝业委托基金、劝业资本金三种形式；（2）把过去采用国家投资形式创办的官营企业，低价或无偿地转让给武士中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并给予特殊保护。由此，一批武士在明治政府的有力帮助下，转向工商业，成为有作为的企业家。这方面岩崎弥太郎、五代友厚等都是典型。
当武士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转化为企业家之后，不仅打碎了日本原有的政治结构和等级制度，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人才流向由过去的武士阶层变为企业界人士。日本社会明显表现出“英才荟萃企业界”的特征。
三、战后派企业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企业家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开发，出现了一个“竞争激烈”、“人才辈出”的战国时代。其具体表现是：在已有的财阀企业公司中，当战前派“企业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整肃以后，许多新的企业家从他们那里拿起接力棒，发挥了卓越的洞察力和指挥才能，推动了公司的发展。其典型人物有安藤丰禄（小野田水泥公司）、石田退三（丰田汽车工业）等。
另外一些经理人员，原来不过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平庸”职员，战后，当他们受任管理一些企业时，突然显现出经营企业的勇气和卓越才能，很快使企业有了大的发展。属于这种类型的有：西山弥古郎（川崎制铁公司）、上野次郎男（积水化学公司）、太田垣士郎（关西电力公司）等。
还有一部分人，在自己的企业因战后经营环境的变化，岌岌可危、濒临破产之时，激流勇进，身负大任，发挥了企业家特殊才能，使企业得以重振。它的代表人物有土光敏夫（石川岛播磨重工公司）、川又克二（日产汽车公司）等。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战后白手起家的企业经理人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公司，有的甚至声震世界。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盛田昭夫（索尼公司）、本田宗一郎（本田技研公司）、井植岁男（三洋电机公司）等都属于这种创业型企业家。
日本战后派企业家成倍地崛起，一方面与来自战争惨败而带来的危机的挑战有关。日本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每当她受到危机的强烈挑战时，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历史主动性，做出迅速而又成功的选择。
战后，一批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正是在摆脱占领枷锁、振兴日本经济的崇高奋斗目标的刺激下，走上企业家道路的。
另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强制下推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如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这些改革清除了日本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封建因素，推进了日本的民主化，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强调以市场机制为主，鼓励个人和经济主体自由竞争、自由选择，促使生产的各种要素通过市场自由组合和流动，从而为私人企业的经营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当然，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解散财阀以及日本政府一直努力采取的正确的禁止垄断措施，为个人和经济主体发挥创造性提供了一个均等的竞争机会，每一个人和经济主体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企业的成败及经济成就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才能而不是别的什么因素。这样，就使那些具有潜在企业家才能和素质的人，有了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其才能和素质得到诱导和发挥。
另外，战后，企业的经营权与资本所有权的彻底分离也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了条件。我们知道，在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没有分离的情况下，企业家必须同时是雄厚资本的所有者，这就把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和素质而缺少资本的人拒之于企业家门外了。但当企业经营权与资本所有权分离之后，“没有股票”的经营者照样可凭自己的才能登上企业家宝座。况且，战后日本企业资金集筹方式，更多的是依靠银行贷款而不是集股。在一般企业的资金中，银行贷款要占80%以上。因此，人们摆脱了资本方面的限制，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上，纯粹靠组织、组合生产诸要素的才能和创新精神，推动企业发展，创造卓越的经济成就。
战后，日本企业家生存、竞争环境的确立，不仅刺激了企业家的成长，而且进一步加强了“英才荟萃企业界”的人才流动趋势。人们，尤其是广大的青年，都把“上一流学校，进一流公司，当一流企业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在扩张企业方面有一番成就作为最高理想。日本社会表现出来的优秀人才聚集企业界的特点，提高了企业家的质量，刺激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从而使各企业之间都在一种比较高的层次上进行竞争，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近代中国：痛苦的选择
1840年，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强迫“中华帝国”打开她封闭的大门，并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的时候，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选择应该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本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并调动全民族的热情，进行了一场悲壮的改革，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但是中国，对于猝然面临的危机和选择却表现出极大的惶惑和犹疑，交织着各种矛盾和痛苦。这些矛盾和痛苦，不仅来自因选择而带来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而且来自资本主义近代化与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
一、中国商人：被扭曲的性格
近代初期，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就是否“引进机器技术”、“发展工商业”等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许多顽固的封建官僚、大臣，纷纷陈述弊害，极力反对。
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上皇帝奏折中指出：“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机器行之，彼兼并之家，富连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诚美利也。此外，别无恒产，全赖雇值以自赡者，往往十居八九。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推之工匠，亦莫不然。”
官僚张自牧更引申发挥：“中国谋生之术，如农夫、女红、百工，其为道也甚迂，而收利也甚薄。先王之治天下，使民终岁勤之，而仅能温饱其身。故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所谓家给人足者，诚欲其勤而得之，非欲其佚而致之也。今举耕织煤铁之事，皆以机器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习为骄惰，而坐拥厚资，其有不曰趋于淫侈者乎？南亩之农夫，北山之矿工，及挽车操舟者流数千百万人，毕生胼胝其中，一旦为机器所攘夺，失其谋生之道，其有不相聚而乱者乎？”
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观点。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农业是立国之本。为保证封建经济机制的运行，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经济结构，即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然而，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商业，恰恰是稳定而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的破坏力量。只要商业一发展，商人一出现，就会使封建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它们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对于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因素。”
另外，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早就认识到：商业的发展，势必造成兼并，“彼兼并之家，富连阡陌，贫者则无立锥之地”，结果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再说，商人与农民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农民诚朴简单，安土重迁，易于控制；商人奸猾多财，流动性大，不易控制。《吕氏春秋·上农》篇中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产复，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4]因此，自秦以来，封建统治者无不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秦朝以“重农抑商为本”，把商人与罪犯看作同类；汉朝则增加禁止商人着丝乘车，仕宦为吏，不许商人购买土地。此外，还采取重税重赋、禁榷制度等措施，对商人进行限制。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的抑商政策有所变化，有一些政策措施受当时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废自废：如商人不得购买土地、仕宦为吏，等等。但“重农抑商”的政策，统治阶级是一直在推行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发达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商人地位被贬得最低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宋代理学盛行，衰落的儒学注入佛教、道教思想得以复活。崇尚儒学的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地位，执行传统的抑商政策，多方面鄙视商人阶级。
清初，康、雍、乾三朝，出现了商业发达的景象，曾引起人们的误会，以为这时期的统治者已改变了抑商政策。其实不然。彼时商业发达实得力于当时吏治清明，社会安定，民生康乐，使商业发展拥有一个适当的社会政治环境。而统治者“重农抑商”准则则丝毫没变。如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曾明谕户部：国务要事，莫如务农。雍正二年，清帝也曾通令疆臣，饬州县官每年选一个勤俭农民，授以八品，以奖农事。由此可见一斑。
清末时期，中国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险，商务立国已经是一个迫切而又现实的问题了。可统治阶级还在那里大谈“重商”的危害，强调“以农为本”的立国原则，可见迂腐至极。其实，即便统治阶级内部那些对西方船坚炮利及商务情况有所认识、具有一些维新思想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冯桂芬之流，倡导洋务的目的也并不在“商务”，而在“国防”，骨子里仍是“重农抑商”。在当时抽农税或是抽商税的选择上，李鸿章曾陈言清帝，“与其抽农税不便于农，不如抽重税不便于商”。因为，这样不会动摇国本。厘金制度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炮制出来的。同治时期，清朝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洋务派中的少数人主张废除厘金制度。粗看起来，这似乎是利商之举。其实，它背后潜藏着这样一个观念，即对于封建国家来说，经久合理的税收来源是农业税，商税不过是适应“特别需要”而征收的“权变之税”。商业对国家没有长久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希望国家财政能及早脱离对商业税收的依赖。
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不仅阻止人们对这种职业的选择，压制商人的求利动机，而且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即“鄙视商人，视经商为贱业”。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商人本身对自己职业和价值的认识。对于商人来说，他们对于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是不满意的。但解决的办法不是致力于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去改变社会这种不公正的看法和抑商的社会传统，而是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身份，脱离商人阶层。当然，社会也给商人改变身份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汉代统治者颁布各种法令，使商人的职业转换几乎不可能。但如前所述，自唐朝五代以后，统治者的有些法令不废自废，商人不仅可以购买土地，而且可以入仕。明清之际，捐纳之风大开，商人进入士绅阶层的机会更多了。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批或受利润刺激，或被迫选择了经商职业的人，致富以后，有的很快将其利润以至于所有的商业资本拿来购买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主；有的通过培养子弟读书求仕的途径，改变商人身份；有的则直接通过捐纳，跻入士绅阶层。
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富商大贾，有的甚至富埒王侯，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少则一代，多则几代，他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在社会上消失了，或消失在土地上，或消失在仕途中。
历史上商人阶层的这种不稳定性，不仅改变不了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反而加强了社会对商人的鄙视。那些有幸脱离商人阶层的人，不仅职业变了，服饰变了，而且整个意识观念也都士绅阶级化了。他们反过来成为“抑商”政策的拥护者，对商人嗤之以鼻。“奴才成了主人，反过来压迫鄙视奴才”，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也是商人阶层的悲剧所在。另外，从经济上看，商人阶层的这种不稳定性，导致商业资本及利润的分割，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从而使商业资本一直束缚在牢固的封建经济结构之中，无法形成新的经济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这么长，商业资本积累困难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定程度的商业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及企业家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上述这些现象一直到近代社会都没有多大改变。在同治及光绪前期，与那些封建顽固派反对重商维新相对应的是，一大批商人对中国的商务发展表现了惊人的漠视，缺乏对近代企业的基本认识，更不要说“资产精神”了。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以资金购买土地，鼓励子弟读书应试。另外，也有一些商人把资金贷给他人，以谋取利息为生，成为高利贷者。这些植根于商人头脑中的陈旧观念甚至影响到近代一批民族资本家。他们在经营近代企业的过程中，往往把赚取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拿出来购买土地，或移资于高利贷事业。
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人、企业家攫取巨额利润以后，也有设法取得一个贵族头衔或投资土地的。但他们这样做并不表明职业的转换，相反，它是商人、企业家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当时，许多显赫贵族，放下佩剑，经商逐利，就很说明一些问题。
由此在西欧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产精神”。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商人不管是跻入仕途，或是退归田园，都受“鄙视商人和经商职业”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对商人和经商职业的一种否定。它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近代“企业精神”的严重缺乏。
其实，在中国封建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商人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意识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条件下，集权政治支配一切，控制一切。权力分配与财产分配关系高度统一。官僚即地主，地主不一定是官僚。土地的占有和家庭财产本身不是一种可靠的保障，但官僚地位和身份却是取得和保护财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政治控制经济、权力分配决定财产分配的结果是：经济势力对政治权势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具体到中国商人，那命运就更悲惨了。在封建社会，中国商人的财产大概是最没有保障的。然而，攫夺和打劫商人财产的不是欧洲商道上的海盗、骑士，而是具有至高无上权威并聚敛无度的国家。封建统治者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名义剥夺商人的一切财产。另外，当封建政权陷入财政危机和税源紧张之时，第一刀就要砍到商人头上。近代厘金制度，就是“抽商税以补财政之亏”。
国家不仅操纵商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控制着商人的经营范围。那些被认为有利可图的大宗产品买卖，如盐、铁、丝、茶、烟草、酒、火柴等，都垄断在封建政府手里，确切地说，控制在大大小小的官僚手里。因而，对于那些以“求利”为目标的商人来说，自然要寻求封建官僚政权的扶植和保护，以开辟自己经济发展的道路。人们发现，在封建社会中，中国商人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他们竞争的手段不是以征服自然、扩大自然资源的开发、应用改进的技术来增加获得财富的机会。相反，他们是通过与官僚政权的结合，取得一些经济上的垄断权，以垄断资源和竞争机会。许多商人正是靠这种“垄断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广州的公行、扬州的盐商就很典型。但商人在寻求官僚政权扶植和保护的时候，在经济上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格，成了封建政治的附属品。
在封建社会中，商人之所以依附封建官僚政权，是因为它除此之外，无所依附。
在中世纪的西欧，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但他们聚居的城市是一个工商业中心，是独立于封建领主直接控制之外的一个自由和自治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各自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有自己的行政、司法机构，甚至城市武装力量，还可以自铸货币，规定度量衡。商人在自由城市范围内，可以得到城市法律的保护，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于欧洲来说，城市经济是封建经济结构的一种离心力量，所有否定封建制度存在的条件，主要是在城市中孕育起来的。欧洲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瓦解封建经济结构的革命力量，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都与这种独立于封建体系之外的城市有关。
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主要是实施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军事防御堡垒。工商业不过是作为依附者而存在，它随着政治的兴衰而兴衰。中国商人则被束缚在高度统一的封建经济结构之中，无法从城市中获得一种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保护。既然商人无法在既成秩序之外找到保护他的力量，那他只能在这个既成秩序之内找，只能依靠结纳官僚权贵，获得一种特权和认可，避免经营风险。
中国商人这种始终受制于封建政治控制，缺乏统一认识、独立性格，并经常消失在土地上、仕途中的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出现了宋代市场经济的发达、明清商人的兴盛，以至出现“织机逾百张”的大规模手工作坊，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没有脱出封建经济结构的硬壳，形成封建制度的否定力量。人们看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不是被封建经济扼杀了，就是自生自灭了。中国“自然而然”走向资本主义恐怕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二、士大夫的追求：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当统治者糅合了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等一切权威力量，压制和扼杀人们的“企业精神”，关闭通向经商之途的大门的时候，却在鼓励和刺激一种官僚精神，启开人们通往仕宦之途的大门。
人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很严格的。但它与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区别。在欧洲和日本，封建的等级秩序是依靠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和世袭制来维持的。而中国自隋唐以后，封建的等级秩序却是以形式上平等的科举制度维持的（处于权力金字塔之上的皇权是严格的世袭制）。等级之间没有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并可以垂直流动。“布衣为相”，不是封建文人的粉饰之语，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即便说九品中正制体现了任人唯贤的准则，科举制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了跻入官僚阶层的均等机会，也不过分。因而，这种由科举制维持的、权力开放的等级秩序，给人以希望、诱惑和强烈的刺激，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科举制的强大吸引力不仅仅因为它给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了跻入仕途的机会和希望，而且这个社会所具有的功名与利禄、升官与发财高度重合的特征，使仕途的追求本身既满足了众多士子“寻求政治地位”的虚荣，又满足了他们聚敛财富的欲望。“贵义贱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这是儒家的价值准则。读书求仕，明理载道，治国平天下，没有什么露骨的求利动机，符合封建的伦理价值，深受社会的尊重。然而，“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状元试三场，一生吃不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同样是千真万确的社会现实。[5]言义而又得利，一切矛盾都解决了。
因此，在封建社会中，人们对利禄的追求多被导向仕途，从而杜绝了其他途径。读书人经商尽管不乏发财致富的机会，但比起科举求仕来，它太不划算了。因而，在中国，商人有去读书的，而读书人中绝没有去经商的。
久而久之，在中国士子之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传统心理，即功名至上。每个人不管自己的气质如何，智力类型如何，有无兴趣，更不问社会的实际需要，都要按同样的模型去塑造自己，一辈子的精力都耗费在读儒家经典、做八股文章、科举取士的奔忙之中。自我消失了，个性泯灭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被颠倒了。从这里出来的多是一些循规蹈矩的臣子，迂腐不堪的书呆子，真正有志气做点实事、济世利民者，可谓是寥若晨星。即便是少数人发现了其中的矛盾，“明知空言无补”，但“舍此别无晋身之阶”。于是儒家经典照样啃，八股文章照样做，读书做官的路照样走。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理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明末的思想家顾炎武、黄梨洲可以算作是从儒士阵营中出来的明白人。他们匡正理学流弊，倡言读书人要“经世致用”、“有益于天下”。这观点在当时的确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他们改变不了近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何况，就顾、黄等明末思想家自身来说，究竟用什么经世，用什么致用，亦不甚了了，整个思想未脱传统思想的框子。因此，一直到19世纪末期，“求名轻世，不务实际”之风仍然弥漫着整个社会。南通张謇虽早已对科举取士失去了兴趣，但慑于封建传统思想的巨大威力，欲罢不能，仍然硬着头皮考。
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功名至上”、“读书做官”的文化传统，在近代社会则成为维新变革和发展工商业的巨大障碍。
日本自19世纪中叶开国以后，西学很快引起知识界，特别是武士阶层的广泛重视。福泽谕吉在明治初期刊印有关西方文化的书，销路极佳。其中比较畅销的一本书，1866年出版以后，立刻销售了7.5万册。但在中国，直到1895年，士大夫阶层对于西学则是普遍的漠视。也就是说，晚清的商埠虽开，而一般士大夫的思想大门却是紧紧关闭着的。江南制造总局从1865年左右开始译印有关西学的书籍，到甲午战争时整整30年，只销掉1.3万本。另外，士大夫对清政府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也非常冷漠。第一批到同文馆学习的人，多半是潦倒不顾及廉耻者；第一批出洋的学生也多是家境贫寒的穷孩子；教会学校早期招生的对象除了穷人就是乞丐。这与日本恰成鲜明对照。
为了改变人们对西学的鄙视，推广西学，清政府迎合士大夫“功名至上”的传统心理，“励之以功名，诱之以爵赏”，使西学与八股取士一样成为晋身之阶。的确，这样做的结果刺激了人们“学习西学”的兴趣，一时间给人一种“风气大开”之感。但这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士人读书、做学问的态度。在投考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的人中，更多的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也一变质为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十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因而，西学在中国始终难以深入人心，难以发挥它变革中国社会的作用。
相同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初，晚清政府推行“勋商”政策。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政府都采取了一些鼓励和扶植措施，刺激企业的创办和大批企业家的产生。但这些国家的鼓励和扶植大都集中在资本主义企业创立和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上。而中国则把重点放在诱之以官衔、爵位上。
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勋商”章程规定：“投资2000万元以上者，授一等子爵；投资1800万元以上者，授二等子爵；投资1600万元以上者，授三等子爵；投资1400万元以上者，授一等男爵；投资1200万元以上者，授二等男爵；投资1000万元以上者，授三等男爵……”不否认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在当时对于改变社会轻商的风气、刺激人们的投资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但它这样做从本质上说是对强大传统力量的屈从。
对于欧洲和日本人来说，企业的发展、经济上的成就本身就是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理由，就是人们奋斗的目标。日本英才荟萃企业界，美国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市场上去冒险做企业家，都基于这种观念。但对中国人尤其是士子来说，经济成就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官衔爵位才能证明自己的成功，才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如果没有一个官职的话，他的经济成就再大，仍像没有取得“正果”的佛教徒一样，不被人们重视。
因此，在近代中国，许多人只有在功名、爵位的刺激下，才会从事经商活动。而那些做了商人、企业家的人，在取得经济成就以后，接着就要争取政治地位，寻求自己最高目标的实现。中国早期企业家官僚化倾向严重，与这种传统心理不无关系，它阻碍了独立的“企业精神”的确立。
封建统治者把所有的人才都导向仕途，必然造成士子们激烈竞争的局面。许多人拥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你挤我撞，拉前踹后。据统计，19世纪末期，通过府一级考试的生员，再加上通过捐纳取得同等身份的监生，大约有110万人。这以后还要通过乡试、会试进一步筛选淘汰。按官制，帝国只有2000个左右的基层行政官员职位和7000名武官的名额，官吏阶层在职者为数甚少。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任何时候，只有少数人能“金榜题名”：有史料记载，在一般情况下，封建社会共有举人1.8万名，进士2500名，翰林院翰林650名左右。[6]很显然，逾百万之众的生员，大部分就成了竞争的失败者。如果再加上由政治风云变幻而造成的大批政治失意者的话，没有功名、不在其位的“普通士子”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这批人干什么呢？一部分执迷不悟者，抱着“今科失来，来科可得”的希望，“一科复一科”，以至“老死在文场者亦无所恨”。而那些明知仕途无望，或失去“科举”热情的人，则退而“修身律己”、“安天乐命”，追求“独善其身”的境界去了。这种“独善其身”，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儒家圣贤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淡泊沉静，与世无争。像李白寄情于山水之中，饮酒赋诗，排遣心郁；像陶渊明，退到桃花源中，匿迹韬光，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与稳定。在中国士子这种“达则兼善天下（做官、功名），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中，怎么能长出永不满足、敢于创新、冒险好奇的浮士德式的企业家精神呢？
三、一代企业家之路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严重的政治危机迫使中国人正视来自西方的挑战，并做出抉择。尤其是1895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许多中国人从日本这个弹丸岛国由于学习西方而强大的事实中，明白了许多道理：中国应走日本人的路，发展工商业。
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大致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同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试验。李鸿章在天津、上海，张之洞在武汉先后办了一些近代工矿企业，如华新纱厂、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等。1903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一场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设立商部，颁布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1906年），自上而下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至此中国有了专门的机构，推行保护商人和奖励商业的政策。这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商业及工商业经营者应该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这个时期，许多官僚士绅开始改变对商人的看法（尽管这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帮助管理和监督各种新办的企业。许多总督、巡抚、封疆大吏以谈新政、兴办工艺局为时髦，竞相效仿，不甘落后。渐渐地，经商活动变成人们仕途之外的一种选择了。头戴状元桂冠的张謇辞官从商的事实，非常典型地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批封建士大夫观念的变化。
张謇作为一个研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人，曾为实现“科举求仕”的金色理想，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光参加过的大小考试就达30余次，最后好不容易在42岁及第一甲一名进士，戴上了金灿灿的状元桂冠。但张謇没有走士大夫的传统道路，及第状元，进一步位居相位，而是在振兴中国的社会责任感的促使下毅然弃官从商，开始一种新的人生。“张謇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这种来自危机中的选择，并没有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获得近代工业化的成功，一代企业家走了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
那么，中国近代工业化是怎样失败的呢？
客观地说，尽管中国在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经济压力下，沦入一种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但由这种压力而产生的冲击和挑战，同样给中国的历史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的机会。一方面它冲击了封建的经济结构和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政治统治，带来了资本主义因素。无论怎么说，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进步得多。另一方面，它在强迫中国以殖民地的结构与世界市场进行联系的时候，同时为中国输入和利用欧美国家的先进机器、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经验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期恰恰是欧美“第二次技术革命”时代。依据代表这个时期技术水准的机器设备，可以跳越资本主义的一般过程（即不一定要经过手工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三个阶段），加快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后进国家都曾因起步晚而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新兴工业，缩短了工业化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先进经济国家。
中国没有及时抓住这些有利的机会。沉重的历史负担和腐败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使中国像一个多病的老人一样，在强大的挑战面前，反应迟钝，犹疑彷徨，失去了许多时间和机会。当19世纪末，她终于在灭亡的危机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最有利的时机已经流失了。欧美资本主义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以后，大批的垄断资本汹涌而入，控制了中国的生产和市场，使民族资本一开始就被置于与强大的外国垄断资本竞争的特殊环境之中。
半殖民地结构下的外国垄断资本，首先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它资本规模大，技术水平高，有完备的金融系统，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加上它依靠各种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各种经济特权，其竞争能力相当强大。其次，外国垄断资本依靠各种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许多政治特权，并逐步与地主、军阀统治者结合起来，操纵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事实上也起着一种政治实体的作用。外国垄断资本的政治控制，反过来又加强了它对民族资本经济上的控制和压迫。
除了外国垄断资本的强大竞争外，严重的资本短缺，也是摆在中国民族企业发展面前的最大困难之一。众所周知，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手工工场发展到具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技术水平的大机器工业阶段，不但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生产力发展的过程，而且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资本主义条件的发展过程。就资本积累而言，它既有一个在国内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在国外广泛建立殖民地、以血腥手段掠夺殖民地财富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又有一个相当长的（多至百年，少至几十年）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资本积累时期。另外，19世纪末期，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也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集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近代中国完全不是这样。
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在封建经济解体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是在民族灭亡的危机中被逼出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经过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资本积累更不用谈。因此，在建立现代大机器工业中，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这不仅是指整个社会可以利用的资金绝对量少，而且，已有的资金难以向资本转化。当时，真正的货币财富占有者是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力量，作用于这些财富占有者并把大量资金投向土地、典当、高利贷等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场所。利用外国资金，对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下，国内已有资金的很大一部分被外国资本拿了去，并变成加深对中国剥削和掠夺的手段。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一整套社会基础设施，如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交通运输体系及民主政治体制等都没有建立起来。清末的那一整套社会机构和政治管理机构都是为适应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而建立的，它不会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一支愚蠢而缺乏近代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封建官僚队伍，必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1903年，清政府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推行改革的。旧有体制和管理机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使改革一开始就被导入歧途。许多京城和地方官僚用自己已有的观点意识去解释、推行改革，有人则纯粹把改革当作获得赏识和往上爬的条件。中国政治的特点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些在清末大谈新政、改革的人中，就有在思想价值观念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格格不入的顽固派。因而，虽然工艺局各省都办了，但真正有成效者实属罕见。
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条件下，民族企业要单纯依靠经济的力量取得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它必然要去寻求官僚政权的扶植和保护，利用超经济的力量为其开辟前进的道路。这不能不给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打上深深的烙印。
盛宣怀的企业家才能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他最早认识到官办工业的弊病，极力主张建立一种“官督商办”的企业体制，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利用筹集商业资本商办的形式，在创办民营企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创办和居间操纵的企业有电报局（1882年）、招商局（1884年）、汉阳铁厂（1888年）、上海织布局（1893年）、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等，其资产总数高达1726万规元两，是当时中国（1882—1910年）最大的企业家。
但需要指出的是，盛宣怀的成功不仅仅因为他具有卓越的企业家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个颇为显赫的官僚地位。他先后担任过天津兵备道、商务大臣、邮传部侍郎等职，并投靠具有实力的官僚李鸿章、张之洞等。因此，他创办企业时，可以在资金和经营等方面获得许多有利条件。
其实，非正途出身的盛宣怀去办近代企业的真正动机就是适应当时“致富求强”的政治需要，办成一些“大事”，跻入官僚阶层。经商、办企业只不过是他的“晋身之阶”。确实，当他在创办企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企业家才能时，他的官位“电梯”也在迅速地上升着。
但正是这种“办大事”、“做高官”的性格决定了盛宣怀悲剧性的结局。事情非常简单，既然他经商是为了做官，那他就必须考虑官僚政府的利益、意志，就要与企业中的商人利益发生尖锐的矛盾，官夺商权，以官凌商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要求盛宣怀把官僚职能与企业家职能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顾此必然失彼。
在轮船招商局，盛宣怀与徐润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官与商的矛盾。他为了获得清政府和当权者的赏识和宠爱，大事报效，仅1894年西太后的万寿庆典，他就献银5.2万两。1899至1903年，招商局从折旧项下共“垫支38万余两”报效银。这种报效损害了商人利益，影响了资本积累，窒息了企业发展的活力。
另外，既然官僚的地位、权势与企业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宦海沉浮必然会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产生影响。1911年，随着盛宣怀政治权势的衰落，他作为企业家的影响也逐渐减弱了。他控制的企业大都被袁世凯的北洋派系所攫夺。盛宣怀不乏涩泽荣一那样的企业家才能，而他的企业成就及影响却比涩泽荣一逊色得多，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张謇是与盛宣怀不同的一种企业家类型。当盛宣怀不满意自己的非正途出身，拼命想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时候，张謇却由一个正途出身的状元，转变为一个商人企业家了。
张謇的企业家生涯是从1895年在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开始的。他在创办企业阶段，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多少次“事败垂成”。最后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应归功于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大生纱厂筹办时，他组织了6人董事会。这6个人是沈从夫、刘一山、潘鹤琴、郭茂之、陈惟镛、樊时薰。但最后除沈从夫一人始终支持他以外，其他几个人或中途退出，或釜底抽薪，或践踏前约，都成了可耻的逃兵。创办企业的困难全压到张謇一人身上。为筹集资金，他奔走于南京、武汉、上海、南通各处，周旋于官绅富商之间。旅费拮据之时，“曾卖字以求之”。他屡败屡进，从不气馁。
其次，他具有卓越的企业家才能。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他不但一直坚持完全“商办”、“私营”的企业体制，建立了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而且，他已知企业一体化和整合的优势。在创办大生纱厂以后，他又根据棉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开办了一系列相关企业：为解决原料的来源问题，他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专门种植棉花）；为解决棉花、棉纱的运输问题，他办了大达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为解决棉籽出路问题，他办了广生榨油厂；为解决机器维修问题，他办了资生铁冶厂；为解决金融问题，他办了淮海银行；为解决技术管理人才缺乏问题，他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和南通纺织专科学校，从而在南通形成一个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导的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资本集团。1922年，总资本额高达3000余万元，以致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洛克菲勒”。
此外，张謇与官僚政权的特殊关系也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依靠这种特殊的关系，他可以得到政府和官僚的挹注和保护。如大生纱厂创办时资本额为100万元，其中官机作价25万元。在私人投资中，60.4%的资金是与他有关系的官僚出的；他还通过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获得了“30年内，百里之外，不准他人设第二厂”的垄断权。
另外，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来自官僚、政府的干扰破坏。就张謇的身份而言，他也拥有企业家与官僚的双重职能。但与盛宣怀不同的是，他的官僚职能是服从于企业家职能的。尤其是在官与商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利用自己“通官商之邮”的条件，从中斡旋，保护企业和商人的利益。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有人担心接受官款资助，会带来官僚政府的愚蠢干预，而张謇却非常自信地说：“官有干涉，謇独当之。”[7]张謇创造的这种既有官僚政府保护，又始终保持私营企业独立性的“企业模式”，适合中国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显示了它蓬勃的生命力。
张謇一生的事业在1922年他70岁寿辰时，达到了兴盛的极点。此后则由兴盛走向衰败。至1924年，偌大的一个资本集团，已基本上崩溃瓦解了。
张謇资本集团由盛至衰以至崩溃的重要原因是外国垄断资本的竞争和压迫。1922年后，外国垄断资本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使民族工业尤其是棉纺织工业深受打击。张謇资本集团的主干企业大生纱厂过去利用南通一带产棉销纱的绝好市场获得蓬勃的发展。而在外纱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大生纱厂的产品销路受阻，严重积压，以致资金周转不灵，陷入搁浅的境地。大生纱厂一倒，其他企业也“一损俱损”，纷纷倒闭破产了。
其次，张謇在由状元转向企业家以后，一直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士大夫的尾巴，也是他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张謇之所以弃绝功名和似锦般的仕途跑去经商，一是愤于“利权外溢”、“国之不振”；二是深受儒家宣扬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激励，不满意当时大多士子空言、轻世、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现实，欲以自己的行动，实践明末思想家“经世致用”、“有益于天下”的准则。
因此，与欧洲人读着加尔文的新教著作走上企业家道路的情况不同，张謇是读着顾炎武的《日知录》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走上企业家道路的。他在价值观念上表现出严重的双重性。作为企业家，他要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贯彻“利润”原则，拼命追逐剩余价值和扩张资本；但作为封建士大夫，他又要追求一种理想人格的完善，以不失儒士的“风度”。在他的思想中始终没有确立起“金钱至上”、“利润就是一切”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而封建士大夫那种“非功利主义”的观念却根深蒂固。当社会舆论攻击他经商办企业是“嗜利之徒”之举时，他曾厉言声辩说，自己经商办企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福利。这并非自我标榜和粉饰，而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其实，如若经商不是建立在如此崇高的目标上，很难设想他能完成由状元到企业家的伟大转变。
后来，当他由创办企业取得一些成就以后，立刻从企业的积累中拿出大笔的钱办博物馆、戏院、学校、慈善机构；兴修水利、搞垦牧、办地方自治事业，把南通办成全国首屈一指的模范县。其成绩不仅受到国内报纸、舆论的赞誉，而且也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极大关注。美国、欧洲、日本的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南通参观、访问。
但就在他追求这种社会名望、地位，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时，其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本质渐渐消失了。大量的非生产性开支，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积累和发展，社会效益损害了经济效益，从而使他长期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两难困境之中。
实际上晚年的张謇失去了当年励精图治的雄风，其主要精力和兴趣已不在“企业经营”方面了。他把纱厂的事均委其叔兄管理，金融及其他工业、教育事业则委其子张孝若管理，而自己则整日忙于会见政客、官僚，在野不忘情于政治，极力发挥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结交绅士、名流，沉浸在考古、赏花、谈诗、写字的雅兴奇趣之中，终归没有跳出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框子。
在近代企业家中，与张謇齐名的是著名的北方资本集团创办人周学熙，时人有“南张北周”之称。周学熙的企业家生涯是从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开始的，以后他又陆续创办了滦州矿务公司（1907年）、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厂、京师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等企业。1924年，当张謇走向衰败的时候，周学熙则登上了成功的巅峰。为发挥资本联合的优势，坚固基础，在与国内外企业的竞争中竞胜图存，他将自己创办的所有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实业总汇处，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在资金、业务等方面）、相互依赖，集轻工业、重工业、金融保险业于一身的综合性资本集团，其资本额至少已达42，608，390元。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创办经营的启新洋灰公司不仅垄断性地控制了中国市场，而且产品亦销往国外，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席地位。
周学熙的企业家道路有点形似盛宣怀，办企业与做官交织在一起。但究其本质却大相径庭。周学熙1903年到日本考察以后就确立了自己“经营工商”、“实业救国”的抱负和志向。他之所以利用父亲周馥与袁世凯的亲戚关系和私人友谊，跻入北洋派系，结纳大批北洋派军阀、官僚，并且自己尽量不放弃“仕途”的晋升机会，由天津候补道、一步步升到直隶按察使、长芦盐运使、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先后两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办企业离不开官僚政府的保护和帮助。因而，他以精明的企业家头脑和练达的政治家手腕，操纵权势，为其企业的发展开辟道路。一方面他利用自己各大企业公司主要设在京津一带，紧靠政治中心的地缘之利，把许多官僚、军阀都拉入董事会中，北洋时期的风云人物龚心湛、徐世昌、言敦源之流都是周氏资本集团的重要董事，从而在企业周围形成一道厚厚的政治屏障；另一方面他默察“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北洋政局，在北洋各个派系中搞“均衡外交”，并随时局变动经常变动其企业集团的高层权力核心人物。1925年，周学熙在举荐启新公司总理代理人时说，“公司总理一席，按今日时势，以对外联络为要义，且以与北洋派素有感情又不偏不倚者为宜。”而“言敦源在北洋派中资望最著，若推为代总理，于公司前途裨益匪浅”。[8]
由此，他在寻求官僚政权的保护时，又可以避免官僚政权的控制，保持企业独立的私营股份公司性质。他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一个资本逾4000万元的大资本集团，其奥秘也在这里。
周学熙资本集团从1920年代末走向衰落，至1936年，大部分企业公司不是被外国垄断资本挤垮、兼并，就是被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攫夺了去，或成为其附庸。而在外国资本和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浩劫下幸存的资本，则改变生存方式，由过去以经营工业为主，变为以搞商业投机为主了（这部分资本转移到上海，办了许多商业投机公司）。
关于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不需要更多的论述。中国民族资本头上始终是挂着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1920年以后，外国垄断资本尤其是日本垄断资本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并且把政治、经济压迫与军事强制结合在一起。“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北，不久占热（河）攻冀（河北），周学熙资本集团的主要生存地华北地区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失去了市场和原料来源的周氏企业公司，在强大的外国垄断资本压力下，除了倒闭破产以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周学熙资本集团衰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局的变动。1928年，北洋官僚政治集团垮台和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建立，使周学熙猝然失去了政治支柱。而在当时的情势下，他又无法迅速改变与北洋官僚集团联系的结构，重新找到政治靠山。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心主要集中在上海、江浙一带，与国民党官僚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江浙财团和四大家族垄断资本集团则“问鼎中原”了。周学熙曾利用“政治靠山”避免了企业经营中可能遇到的许多政治风险，但他也承受了由利用这种政治靠山本身所带来的政治风险。近代中国政治环境的险恶，使一代企业家陷入不能依靠官僚政权，又不能不依靠官僚政权的矛盾之中。周学熙的晚年是在冷清、孤寂的居士生涯中度过的。“此生十事九事空”是他临死前的感叹，它透露出一个企业家多少辛酸和痛苦！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没能在一代企业家手里完成，民族的崛起和腾飞，这个由许多志士仁人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没能实现。这与其说中国缺少企业家，不如说中国缺少企业家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
历史的车轮已滚到20世纪80年代，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做出选择，那就是创造一个适应千百万个现代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
[1]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05—806页。
[2]参阅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参阅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
[4]参阅吕不韦等编著：，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卷，第4页。《吕氏春秋》
[5]参阅叶晓青：《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6]参阅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6页。
[7]参阅张季孙录：《实业录》。
[8]参阅郭士浩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174页。
问：您认为目前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环境方面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意义何在呢？
答：这意味着长征、它所展示的道路、它的巨大的即兴之作的终结，也是一代人和地上之神的结束。
企业家上来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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