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街道两旁的树木，都像发瘟似的，叶片萎靡不振地蜷缩起来，枝头一动不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
汪精卫躲在徐珍的办公室里，如同蹲在闷罐里那样憋气，那样汗流涔涔。他两只失神的眼睛望着窗外，见好些甲虫和苍蝇在空中乱飞，仿佛在热魔的巨掌中垂死挣扎。它们那微弱而可怜的嗡嗡声，使他觉得阴惨惨的，仿佛有一群鬼魂在他身旁悄声说话，似乎在议论他的处世为人，在评说他的功过是非，在预报他的吉凶祸福。总之，这样的鬼天气，使他心塞气闷，使他心烦意乱，使他心碎神摇，感到做人太受折磨，太没意思，不如死了好。
“璧君，徐珍，你们两个都来一下！”汪精卫愁肠万转，仿佛跟谁都过不去，气恼地从睡椅上竖起上半身，变躺势为坐势，手中的嫩叶蒲扇，很有声响地、胡乱地在腹部和大腿处拍着，好像不是扇风，而是在驱赶叮在身上的蚊虫。
“来了，四哥！”陈璧君心情不安地来到丈夫面前，将一张藤椅拉到距离他两步远的地方，手里摇着牛骨把白天鹅羽毛扇，与他面对面坐下来。
往常，她因爱情残缺的痛苦，每月的下半个月她不见徐珍的面。这两天，她见丈夫动不动就发无名火，成天唉声叹气，甚至说几句悲观厌世的话，这可把她吓坏了，心中的恐惧和忧虑驱使她来到徐珍的住房，与徐珍一道照顾他，安慰他。
“来了，先生！”徐珍惶惑地将藤椅拉到丈夫左边坐下，从丈夫手中要过蒲扇，一个劲地给他扇风驱热。
“什么事？四哥。”陈璧君望着丈夫憔悴的面容，又感到一阵心痛。
“你们姐妹俩做好一切准备，随时与我一道去法国或德国定居。”汪精卫无限悲伤，“孩子们大都长大了，最小的女儿文恂也有十四岁了，他们各有自己的抱负和志趣，愿意随我过亡命异国的生活也可以，愿意留在国内也可以。”他提醒说，“若留在国内，要想到后果，也就是蒋介石会对他们怎样，璧君你，可以分别找几个孩子征求意见。”
接着是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四哥你不必这样。”陈璧君柔情的语气里隐藏着深深的痛苦，“尽管日本又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与蒋介石勾勾搭搭，尽管铃木贞一为了诱惑蒋介石，在重庆说过坚决取消南京政府的话，也尽管日本至今没有公开从外交上正式承认我们的新政权，我们的事业还不至于严重到釜中游鱼的地步，严重到我们一家在中国无安身之地的地步！”
“君姐说得对，先生你想开一点。”徐珍两只美丽的眼睛流露出惊疑和恐惧，“支持先生在中国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是在御前会议上经过天皇陛下批准的。米内内阁虽然在七月十六日辞职，但下一届内阁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绝不会轻易做出取消南京政府的决定。”
“唉！不能想得太乐观。”汪精卫越想越害怕，“两天前，丁默邨先生从香港带回的情报，我给你们姐妹俩看了，铃木在重庆发表同意取消南京政府的言论，难道是偶然的吗？臼井茂树在澳门与陈超霖的对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唉！”他长叹一声，然后痛苦地连连摇头。
原来，丁默邨曾经花费二百两黄金买通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秘书川岛幸太郎，弄到六月二十日日本代表与蒋介石代表在澳门秘密会谈的记录，其中有臼井与陈超霖一段关系到汪精卫政权，以及汪精卫本人的前途命运的对话。臼井说：“汪精卫先生是帝国的老朋友，我们不忍心抛弃他。如果重庆和南京两个政府合并，请蒋介石先生给汪先生以适当的地位。”陈超霖说：“重庆与南京两个政府水火不相容，不是与它合并，而是坚决取消它。汪先生在中国已经声名狼藉，蒋先生不能再安排他当什么官。”臼井说：“如此说来，一旦南京政府不存在，重庆政府可能会驱逐汪先生，甚至会处死他，是吗？”陈超霖说：“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重庆政府会按照中国的国情和民情正确处置他。”
这些话够刺激汪精卫的了！它无异于死刑的预判书。更使汪精卫痛心的，是两人的话就这样结束，臼井丝毫没有站在他汪精卫的立场争论几句，话题就转到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去了，犹如一脚踢开只看门狗那样无足轻重！因此，近两天来，汪精卫一直两眼失神，不是默默地坐着，就是呆呆地站着。由于极度的痛苦，他嘴唇不时地颤抖着，有时甚至不能自持，一拳砸在桌子上，失态地高声自言自语：“声名狼藉，驱逐，处死！”猛地又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喊道：“妈的！抛弃，抛弃，你臼井居然用‘抛弃’两个字对待我！”
“抛弃”二字道破了汪精卫政权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主仆关系。如同癞痢头忌讳别人说“电灯泡”和“夜光体”一样，汪精卫忌讳别人说“木偶戏”和“儿皇帝”，他对日并使用“抛弃”二字十分恼火和反感！
但是，“抛弃”二字又使汪精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过去，日本认为扶植他对日本有利，就使用种种手段迫使蒋介石屈服。如今，日本认为由蒋介石出面主和对日本更为有利，必然会抛弃他。在梳理繁乱的思想之余，他终于意识到了，从目前形势看，不是解散重庆政府就是解散南京政府，二者必居其一。
他想到这里，惶恐地望望陈璧君，又侧过脸望望徐珍，说道。“你们姐妹俩，不能想得太乐观，也绝不能想得太天真！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跟我离国出走！”
“虽然日本又背着我们，通过钱永铭和周作民与重庆密来密往，但它们之间仍然是抱着敌对态度。”陈璧君安慰丈夫说，“日军在占领宜昌之后，这两天又沿着长江西进骚扰秭归。据西尾总司令说，如果蒋介石仍不屈服，日军将继续沿着长江西进，经巴东、巫山、奉节、云阳，直到万县，威逼重庆。不管怎样，日本仍然向着我们，至少在目前如此。”
“还有，日本海军已于七月十二日，全面封钱了浙江、福建沿海交通。”徐珍补充说，“今天清早，我们的中央通讯社收到路透社的消息，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从昨天（十七日）凌晨一点起，封锁滇缅公路。总之，形势仍然对我们有利。”
“可以预料，蒋介石绝不会屈服。从抗战三年多来的历史证明，日本没有那分能耐摧毁重庆政府！”汪精卫分析着，判断着，眼睛里流露出绝望的表情，“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到时候，我会像明末朱由检那样，先把你们两个杀死，再把子女们杀死，然后我自杀。”他的心因极度悲伤而颤抖起来，鼻子一阵阵发酸。
夫妻双方的彼此都是一面明镜，能够清清楚楚照见对方的心，在陈璧君和徐珍的记忆里，丈夫说日本若不支持他就出国定居的话已不止一次，但那是气头上的话。他这回提出自尽，的确是感到绝望的哀鸣，这使她们无比悲痛。人在极端悲痛时难免要哭，尤其是女人。妻妾俩哭得伤心极了，幽幽咽咽哭得浑身发麻，哭得房间里充满了生离死别的悲哀气氛。
汪精卫见妻妾俩既要尽量发泄内心的悲伤，又要尽力抑止哭出声来，口眼憋得像患抽风病，身上的肌肉憋得忽紧忽松，整个躯壳和灵魂成了痛苦的化身，他不禁产生一阵不可名状的哀戚，仿佛自己已经走到了绝境，用类似朱由检拔刀杀公主时发出的“汝为何生吾家”的悲叹，伤心地说：“唉！你们姐妹俩为何要做我的妻子？”
“别说了！我与四哥你一道死。”陈璧君哭得更伤心了。
徐珍为了表示自己的贞烈，不得不呜咽着说：“我也与先生一道死！”她今年才二十八岁，尚未尝够人生的滋味，她要继续自己的终身。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仿佛催命鬼来了似的，汪精卫和他的妻妾都不由自主的一怔。
“谁呀？”汪精卫瓮声瓮气地问。
“是我，汪主席！有重要事情向您报告。”汪精卫听声音，知道是前天上任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周隆庠来了。
陈璧君和徐珍抹着眼泪，不好意思地躲到隔壁的书房去了。
“请进。”汪精卫为了不影响部属的情绪，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请坐。”他装出一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泰然样子，但是，脸上的愁云未散，胸中的痛苦未已。不过，旁人很难觉察得出来。
周隆庠坐下来，惊疑地说：“报告汪主席，钱永铭先生和周作民先生来了，说带来了蒋介石给汪主席的亲笔信，要求谒见汪主席。”
汪精卫一愣，一惊，又一喜。不管怎样，在这时候，蒋介石能够委托日本信得过的两个银行家携带他的亲笔信来见自己，总是好事。更何况，这两个银行家还是他的好朋友。他逃到河内之后，正处于困难时期，以钱永铭为首的交通银行派总经理唐寿民与周作民一道，各带三十万元法币去河内看望过他。可以预料，不是对他汪精卫有利，钱永铭和周作民是不会来南京的。他好像在黑夜里赶路迷失方向，偶然发现一点灯光，又好像面临一堵无法攀越的绝壁时，突然发现可行的出路，心中抱着一线希望。他决定热情接待这两位不速之客。
“钱先生和周先生现住在哪里？”汪精卫边问边看手表，时间是上午十点。
“在外交部。”周隆庠说。
“你陪同钱先生和周先生来，我在楼下会客室接见他们。”汪精卫想到周佛海正在主持中央警税学校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褚民谊去广东视察去了，只有陈公博在家。吩咐说：“请通知陈院长来，你和他一道参加接见。”
“是否通知夫人参加？”周隆庠以为汪精卫忽视了陈璧君。
“噢，她，她等会就来我这里。”汪精卫微皱着眉头沉思一会，又吩咐说，“你下楼后到侍卫室找到桂连轩侍卫长，要他负责去饭馆定一桌高级筵席，十一点五十分以前送来。”
陈璧君和徐珍躲在书房里，对发生在隔壁房间里的事情听得清清楚楚。
周隆庠走后，她们怀着惊喜的心情来到丈夫面前。汪精卫见妻妾俩脸上留着泪痕，吩咐她们去洗个脸，准备高级茶点，与他一道接见钱永铭和周作民。
陈公博来到会客室约五分钟，周隆庠陪同两个银行家来了。
钱永铭又名新之，浙江吴兴人，虽然年过花甲有五，但看去只像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周作民是江苏淮安人，比钱永铭大一岁，似乎比钱永铭更年轻。他们是江浙两省著名的金融资本家，虽然腰缠万贯，但都衣着朴素，犹如两个老私塾先生。
“热烈欢迎二位光临南京做客。”汪精卫显得很激动，“去年二月，当我和我的同仁们旅居安南河内，处在最困难时期，承蒙新之兄和作民兄解囊相助，我再次表示衷心感谢。”他脸上堆着笑，但陈璧君和徐珍发现，仍有片片愁云从他脸上掠过。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钱永铭笑眯眯地点着一支香烟。“去年二月，寿民兄代表我去河内谒见汪主席时他就说过，因为以您为首的一批中国有识之士所进行的和平事业是伟大的事业，深深感动了交通银行的同仁们，在经济上给予一点微薄的支援，理所当然。”
“那次我也对汪主席说过，除了支援您的和平事业以外，还表示我个人的一点报答。”周作民情真意切地说，“因为我在辛亥革命后不久，供职于南京政府时，就承蒙汪主席的教诲和栽培，只是三十万法币不能报答阁下恩情之万一！”他说的是经汪精卫向孙中山推荐，让他在南京政府财政部先当科长、后当司长的一片深情。
“我也曾经多次说过，那是作民兄自己的造化，更不足挂齿了。”汪精卫语气淡淡的，滋味浓浓的。
“二位馈赠的都是三十万法币，在关键时刻，就是三十元，也是雪里送炭，没齿不忘呵！”陈公博感激地说。他显得很乐观，面临当前的严重局面，没有汪精卫那样忧心如焚和悲观厌世，因为他与宋子文有默契，虽不能说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也与重庆藕断丝连。
“为人在世，雪里送炭恩难忘，过河拆桥仇难忘。”陈璧君为了从两个银行家嘴里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开始施展笼络术，“为了感谢钱先生和周先生的支持，汪主席和陈院长几次说过，如果二位愿意来南京共事，请二位都任财政部次长。”
自古以来，官位和权势，总是具有最迷人的魅力。许多人为了得到它，不惜卖身投靠，不惜出卖灵魂，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也难怪，因为有了它，国家的可以化为私人的，别人的可以变成自己的。
钱永铭这一辈子只当过有职无权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如今，汪精卫把财政部次长这个高级肥缺送给他，乍一听，有一种似梦非梦，似真非真之感，半信半疑地说：“那是汪主席和陈院长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汪精卫亲切地说，“新之兄和作民兄既然已经光临南京，也就省了我们力为劝驾之劳。”
“唉！老了，不中用了，恐怕胜任不了呵！”钱永铭一腔热血往上涌，脸庞又红又热。
“老当益壮。”陈公博满腔热情地说。
“作民兄该不会推辞吧！”汪精卫微笑着问。
“若说老，我比新之兄还大一岁，可是陈院长却说‘老当益壮’，这就把我的嘴堵住了。”周作民感到管银行比当财政部次长更实惠，“好，我不推辞，就来帮助汪主席管管银行吧。”
“我们的中国银行才成立不久，正缺少董事长，真是求之不得啊！”汪精卫显得很高兴。顿了一下又问：“二位计划什么时候就职？”
“我和作民兄正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具体就职时间等任务完成了再定。”钱永铭兴奋极了。
汪精卫把蒋介石写给他的亲笔信一事暂时搁在一边，想早点从两个客人嘴里引出他最关切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二位的任务又特殊又不特殊，还不是往返东京、南京、重庆之间，联系联系，或者叫游说游说。”他怡然一笑，“当然，二位老朋友能够受到日本政府的尊重和信任，我们也感到荣幸！”
日本政府看中钱永铭和周作民不无原因。它对蒋介石的诱骗失败之后并不死心，决定利用与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有密切交往的中国人做居间人，争取蒋介石与汪精卫重新合作。因为钱永铭和周作民与日本前大藏相、现内阁书记官长石渡庄太郎是好朋友，经石渡推荐，并由他以私人名义邀请他们访日。
七月五日，他们抵达东京。自然，他们也乐意为中日停战和谈卖力。他们从八日到今天的十天中，已经在东京与重庆之间往返两次了。因为日本人感到与蒋介石不好打交道，要他们把主要精力使在蒋介石身上，所以今天才来南京。
钱永铭和周作民听汪精卫这么一说，都不免吃惊，异口同声地说：“汪主席已经发现了日本的秘密？”
汪精卫他们发现这一秘密，与丁默邨花费在川岛身上那二百两黄金分不开。陈公博为了表明他们的特工总部神通广大，有意把获悉情报的时间推前到极限度，笑着说：“二位三日上午收到石渡先生的邀请书，下午我们就知道了。”
“佩服，佩服！”钱永铭不胜惊讶。
“你们真是长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呵！”周作民感叹不已。
“千里眼和顺风耳又有什么用？”汪精卫想起日本与蒋介石之间的微妙关系，不由得牢骚满腹起来，“日本代表与蒋介石代表每次在香港和澳门的秘密会谈，我们都及时发现了，也及时向日本政府提出反对意见，可是至今它还通过二位与蒋介石密来密往呢，”他见钱永铭和周作民一副尴尬相，笑着说：“当然，新之兄和作民兄不辞劳苦，肩负这一特殊使命，其主观愿望是无可非议的。”
“既然我和作民兄过去受到汪主席的错爱，而成为您的好朋友，现在又成为您的部属，只能把在东京和重庆接触到的事情，一一如实向汪主席夫妇、陈院长和周次长报告。”钱永铭表现出一副诚恳的样子，“日本首脑人物直率地对我们说，他们为了寻找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的理想途径，不得不脚踏两只船，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汪主席，一边极力说服蒋先生与汪主席重新合作。”
一提起与蒋介石重新合作，汪精卫就想起臼井和陈超霖那段使他痛心疾首的对话，很想痛痛快快地骂几句，但觉得当着这么多的人动肝火有失身份，克制住了。他在心底里叹息一声，问道：“二位在东京受到哪些人的接见？”
“第一次去，石渡、有田和米内分别接见了我们。”钱永铭说，“第二次去，石渡和有田同时接见了我们。据石渡说，因米内反对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正受到日本一大批军界有影响人物的攻击，准备辞职。所以，我们第二次去东京，他没有接见我们。第二次赴日，我们决定十四日离开东京去香港，十三日晚上八点，石渡临时通知我们，近卫议长要接见我们。”
“二位见到近卫议长？”汪精卫心头一喜，“他对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也说过脚踏两只船一类的话，一再表示他支持汪主席在中国主政的立场不变。”钱永铭欣喜地说，“近卫说他看了日本代表和蒋先生代表在澳门几次会谈的全部记录，对臼井和陈超霖在会谈中涉及汪主席今后的前途的一段对话表示极大的愤慨！”
汪精卫心头又是一喜，巴不得三呼万岁，以表示对近卫的感恩戴德之情。
“我当时问近卫议长，又要支持汪主席在中国主政，又要说服蒋先生与汪主席重新合作，蒋先生手中有几百万军队，他能够听从汪主席的指挥吗？”周作民紧接着说。
“周先生这句话问得好！”陈璧君高兴极了，“近卫议长是怎么回答的？”
“近卫议长说，这不用担心。”周作民更加兴致勃勃了，“他接着说了两点：一是让汪主席任国民党总裁和行政院长，把党政大权抓在手里，二是汪主席与蒋先生合作之后，把蒋先生的军队进行裁兵和整编，压缩到与汪主席的军队相等的数字，然后两股兵力掺和在一起，由日本派一批军官进行为时一年的整训。整训结束，日本军官留在中国军队当军事顾问。这样，即使让蒋先生当军委委员长，他也翻不了天。”
汪精卫等人听到这里，仿佛喝了一杯蜂蜜，由舌头一直甜到心底。尤其是汪精卫，一扫心中的绝望情绪，如同从高悬的云雾中落到了结实的地面上，陡然变得踏实起来，坚强起来。一时间，如雷雨过后，彩虹高悬，一切都显得明媚开朗，又走上了人生之路的新起点。他很兴奋，与一个小时以前比较，判若两个人。他暗暗祈祷着，愿神灵保佑，保佑近卫重新出任日本内阁首相！
但是，他担心近卫的意见很难被蒋介石接受，犹疑了一会，见钱永铭和周作民已真心实意拥护他，就开门见山地问道：“蒋先生的态度呢？”“蒋先生也是脚踏两只船。”钱永铭说，“他眼见日军开始沿长江向万县方向进逼，又封锁了我国沿海的交通线，昨天英国又步法国后尘，把滇缅公路也封锁了，不得不与日本保持秘密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又不得不改变解散南京政府的主张，愿意就两个政府合并的问题，秘密与汪主席进行磋商。”
“我们愿意与蒋先生进行磋商。”陈公博兴奋地脱口而出。这出于一种什么感情，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愿意进行磋商，只怕没有多少商量的余地。”汪精卫有近卫的支持，又变得神气起来。
“经过我与新之兄两次赴重庆劝说，除了裁兵和军队整编问题，蒋先生仍在犹豫以外，关于两个政府合并后，蒋先生和汪主席的职务问题，已经接近近卫议长的意见。”周作民捉摸汪精卫那无法满足的目光，慢慢说道，“蒋先生的意见，除了恢复汪主席离开重庆之前的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主席等职务以外，还担任行政院长。”
“蒋先生的话信不得！往往上午说的话下午就不认账。”汪精卫苦笑一声。
陈公博见汪精卫没有继续说下去，知道他有难言之隐，就充当他的代言人，说道：“不管怎样，这的确已接近近卫议长的意见。不过，我们坚持按近卫议长的意见办事，汪主席必须任国民党总裁和行政院长，至于其他职务，可以都让给蒋先生担任。”他见汪精卫表示默认，就转过话题说，“噢！蒋先生不是给汪主席一封亲笔信吗？看看他写了些什么？”
“应该一见到汪主席就要把信拿出来，说这说那，却把它忘了，真是！”钱永铭赶忙从提袋里把信拿出来，双手捧着递给汪精卫。汪精卫展开信笺一看，的确是蒋介石的亲笔，就颇为认真地读下去。
兆铭兄台鉴：
久未笺候，近况如何？至以为念，谨致深切慰问之忱。回忆与兄共事中，多蒙教诲，至今铭感无已。近两年来，由于历史之原因，造成不应有之隔阂，令人痛心万分。为了民族利益，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关于与兄重新合作之事，弟一定以诚相待，其详情概由新之、作民二兄转告。同时，万望兄亦以诚待我，兹恳求将彼南京特工总部关押的马元放、石顺渊、崔步武、掌牧民四人释放，允许他们回归重庆。如承俯允，无任感荷。谨此即颂时绥！并请代我向二位夫人及公博、佛海、民谊三兄致候！
蒋中正顿首
七月十七日晨于重庆
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等人依次看了蒋介石的信，已是十一点五十分。
这时，桂连轩前来请他们赴宴。
“请新之兄和作民兄用午餐。”汪精卫笑盈盈地首先起身，“我和陈院长、周次长以及我的两个贱内作陪。至于释放马元放等人的事，下午请周佛海先生来，一起研究之后再告诉二位。”
蒋介石要求汪精卫释放的马元放是江苏省党部主任，石顺渊和崔步武是省党部委员，掌牧民是江苏省政府参议。他们是七月十二日上午，在上海福州路与西藏路交叉口的大中华饭馆二楼五号房间打麻将时，被李士群派人逮捕的。当天下午，他们被押到南京，经过李士群的威逼利诱，十三日在《中华日报》发表声明，表示悔悟，说什么“抗战前途之渺茫与暗淡，非和平运动不足以解决中日间之战争，亦唯有和平运动始能拯救即将覆亡之中国，如更欲挽救四万万国民于水火之中，亦唯和平是赖。”十六日晚上，刊登马元放等人声明的《中华日报》传到了蒋介石手里，他当着孔祥熙和陈布雷，破口大骂汪精卫集团可鄙，大骂马元放等人可耻。骂完了，想了想，不知出于何种意图，第二天清早给汪精卫写信时，竟在信中要求释放他们。
午饭后，南京地区下了场约半小时的大雨，虽然地面还散发着如同蒸汽般的热流，但气温却凉爽多了，也清新多了。
汪精卫摆脱了绝望，又充满了希望，心情舒扬，加之酒力助兴，浑身充满了活力。他放弃了午睡，下午两点就与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和李士群研究是否与蒋介石保持秘密联系，以及是否释放马元放等人的问题。
“为了适应当前的局势，我们也只好脚踏两只船。”陈公博矜持地说，“也就是既要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保持友好关系，也要设法使我们与老蒋的关系得到一定的改善。”
“同意公博兄的意见。”周佛海沉思着说，“我们脚踏两只船，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日本政府对我们以更多的支持，争取蒋介石完全接受近卫议长的意见。”
“我认为，争取蒋介石接受近卫议长的意见是次要的。”陈璧君的语气中饱含着激愤，“更重要的，是努力创造条件消灭重庆政府！”
陈璧君说的是汪精卫正在思考的问题。他从绝望到希望，心绪上曾一度出现了平衡：只要蒋介石接受近卫的意见，他愿意与蒋介石合作。但是，如同小孩子玩跷跷板一样，他的心绪忽高忽低，平衡只是转瞬即逝的现象。真是人心难满，欲壑难填。现在，他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妻子，惊喜地问道：“要从哪些方面创造条件？你详细说说！”
大家聚精会神，一齐向陈璧君投去期待的目光，等待她说出足以提神，而又能够获得极大满足的话语。
“我认为可从三个方面创造条件。”陈璧君圆胖的脸膛自信而又沉静，“第一，我们向西尾总司令、坂垣总参谋长建议，把我们手中的一百万和平军全部投入到日军占领区，配合日军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样，在华日军可以拿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兵力进攻大西南地区，从四面八方围攻重庆，争取在三个月内彻底摧毁重庆政府。”
大家陷于沉思。因为近半年来的实践证明，他们拿出三个师的兵力与八路军和新四军较量过，根本不是对手。
“这一条可以考虑。”一股想显显身手的愿望，顽强地从汪精卫心底往上涌。“如果西尾总司令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马上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一边做战斗动员，一边修订完善军事奖惩条例和优抚条例。过去，我们的军法不够健全，对战场上临阵退却和逃跑者惩办不严！”
“也奖赏不够。”陈公博补充地说。
“陈先生的意见很好！”汪精卫的兴致更高了。“杀敌有功的要嘉奖，要提升，通报陆海空三军。”他把脸扭向妻子，“你继续说下去。”
“第二，把我们百分之八十的特工人员投入到日军占领区，在共军与蒋军之间制造矛盾和摩擦，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陈璧君说完，自负地晃了晃脑袋。
“高见！”周佛海钦佩不已，“璧君姐高见！”
汪精卫和陈公博、李士群也一致称赞。众口一词的夸奖，使陈璧君心里乐滋滋的，她笑着说，“第三，建议西尾总司令，进一步动员他们所属各师团的联络部策动蒋军的高级将领率部投奔我们，我们也拿出一定的力量配合他们行动。”
“是呀！如果我们与在华日军紧密配合，齐心协力，看来重庆政府的灭亡还是有希望的。”汪精卫已经推翻“日本没有那分能耐摧毁重庆政府”的论断。他边听妻子的陈述边冥思默想，一阵朦胧的胜利感一下子萦绕着他的全身，笑着说：“我还补充一点，等到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我们就建议日本利用这股强大的力量对美国、英国和苏俄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停止对老蒋的任何支援，使重庆政府成为一只走投无路的困兽！”他冷笑一声，“不过，老蒋绝不会甘心失败，困兽犹斗嘛。但是，那也挽救不了他灭亡的命运。”他停了停又说，“当然，表面上要有与老蒋合作的诚意。”他沉醉在美好的憧憬中，仿佛重庆政府已从中国土地上消失似的。
“这四条措施非常之好。”陈公博说，“明天上午，我出面向西尾总司令提出来，争取他们采纳。”
“好，好，”汪精卫高兴地点着头。他神思亢奋地思索着，仿佛哲学家蓦然发现一个伟大的人生哲理一样，奋发得按捺不住，欢笑着朗朗地说：“世界上，除了父母夫妻儿女、兄弟姐妹、至亲好友和知心同志，不论国与国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利用，都是相互欺骗。可以说，人类社会是个大骗局！”
陈公博等人连声叫绝，交口称赞，感到顿开茅塞，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看透了世界的本质。
“因此，我与诸位一样，同意与蒋介石保持适当的秘密联系。”汪精卫诡秘地笑着，“就是利用日本想急于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的迫切心情去牵制蒋介石，又利用蒋介石想吃鱼又怕腥的心情和优柔寡断的作风去牵制日本。归根结底一句话，即使重庆政府一时垮不了台，即使蒋介石完全接受近卫议长的意见，我们也要千方百计争取不与蒋介石合作。”
在座者仿佛拨开乌云见到了青天，心里亮堂起来，一个个赞叹不已，感奋万分。接着，话题转入列关于马元放等人的释放问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为了表示与蒋介石之间的敌对关系有所改善，同意释放他们。“马元放他们在《中华日报》上发表过表示悔悟的声明，不知他们还愿不愿意回归重庆。”李士群说，“他们回重庆之后，蒋介石将会对他们怎样？”“唉！李先生你还管得那么多！”陈公博不以为然地说，“老蒋要求释放他们，我们只负责释放，至于老蒋把他们活剐也好，活埋也好，我们不管！”
“对，我们一概不管。其实，我们管也管不着。”周佛海说，“如果经过我们动员，马元放等人还是不愿意走，我们应该安排他们的工作。为了不使老蒋怀疑我们没有诚意，宜邀请钱永铭、周作民二位与李先生一道去监狱做动员，万一他们不愿意去重庆，也好让钱、周二位做见证人。”
“行！就这么办。”汪精卫果决地说。
下午四点，钱永铭和周作民随同李士群来到特工总部紫金山临时监狱时，典狱长江期颐遵照李士群的命令，已将马元放、石顺渊、崔步武和掌牧民带到典狱长办公室，等待发落。
马元放是江苏常州人，曾任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代理局长、中央宣传部秘书、江苏省教育厅长，石顺渊是江苏南汇人，曾任江苏省党部科长、代理处长、省党部驻苏州办事处秘书，崔步武是江苏徐州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军委第六部指导专员、第二集团军少将参议，掌牧民是江苏盐城人，曾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高等顾问、广西省政府顾问、国民党军第五战区民众动员会宣传部长。他们都年近五十，都与周作民很相熟，与钱永铭也相识，但都没有深交。他们见两个银行家随同李士群来与他们见面，一时摸不着头脑，一齐用惊疑的眼光望着三个来者。“经蒋先生派钱、周二位先生来南京交涉，再经汪主席批准释放四位先生。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李士群微笑着打开烟盒，递给每人一支香烟。“蒋先生对四位先生很关心，特地派周先生和我来南京接你们去重庆。”钱永铭语调恳切。“虽然四位先生在《中华日报》上发表过悔悟声明，但蒋先生可以原谅，请你们放心跟我们走。”周作民开导说。
在马元放等人面前出现人生的交叉路口。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一次重大的抉择，它关系到前途命运，乃至生死。房间里，出现了一种预知未来的沉默。
“不，不，我坚决不去重庆！”石顺渊恐惧地叫喊着，“恳求李先生在汪主席面前为我多美言几句，收留我，安排我干什么都行！”“我坚决拥护和平运动，愿意留在南京，坚决不去重庆！”崔步武哭丧着脸说。
“我始终坚持我在声明中阐述的观点，只有和平运动才能够救中国，我死也要死在南京！”掌牧民想起蒋介石的为人，浑身微微发抖。他说罢，哭将起来，扑通跪在李士群面前，哀求说：“求李先生救我一命！”
“也求李先生救我一命！”“也求李先生救我一命，”崔步武和石顺渊也相继跪下去了。“三位如此忠于和平运动，汪主席一定会妥善安排你们的工作。请起来，起来，快起来！”李士群怀着激动的心情把他们扶起来。钱永铭和周作民也深受感动，很想发几句感慨，见马元放安然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已经看出了他的内心活动，终于没有开口。“是走，是留，马先生的态度呢？”钱永铭是明知故问。
马元放想到自己与陈立夫、陈诚、张群的关系很好，有他们当保护伞，不怕蒋介石对他怎么的，声调低沉地说道：“既然蒋先生不咎既往，为了不辜负他的一片爱护之情，我愿意跟钱、周二位先生去重庆。”
当天晚上，汪精卫亲热地接见石顺渊等三人，给予一番称赞和鼓励，除都封为中央候补委员以外，石顺渊当了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长兼中央电台总台长，崔步武当了清乡委员会少将专员兼江苏泰县县长，掌牧民当了中央军委委员兼苏北行营秘书长。
石顺渊等人走后，汪精卫伏案给蒋介石写信，进一步玩弄两面三刀的把戏。
介石仁兄大鉴：
拜读大函，敬悉种种。兄以民族利益为重，思想境界之高，胸怀之广，实为弟之楷模矣！关于与兄重新合作，兄以诚待我，我亦诚以待。释放马元放等四人事，弟不敢有违，遵嘱照办。无奈石顺渊、崔步武、掌牧民三人，经力劝而不从，遗憾至极，敬希海涵。拙笔数行，不尽所怀，余言请钱、周二先生代弟一一敬告。谨此奉复。即颂俪安！并请代我向庸之、子文、敬之、岳军、辞修、彦及诸兄致意。
汪兆铭叩上
七月十八日夜
汪精卫写完信之后，单独与钱永铭和周作民进行密谈，直至深夜零点。十九日上午，钱永铭、周作民和马元放离南京去香港。第二天上午抵达重庆后，蒋介石夫妇接见了他们。
蒋介石看了汪精卫的信，听了钱永铭等人关于石顺渊等人不愿意回归重庆的报告，气愤地骂道：“娘希匹的，唵，都是一伙败类！”他望着马元放，“你忠于党国，唵，很好！这个这个，仍旧回江苏当省党部主任，唵！”
石顺渊等人的行动，促使蒋介石改变对马元放的态度，变严厉惩办为官复原职。“衷心感谢委座的宽宏大量！”马元放激动得哭起来，起身向蒋介石深深一鞠躬，似乎还表达不了他此刻的真实感情，两膝一弯跪了下去，“委座！我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声明，完全是被迫不得已呀！”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在行动上做抚慰工作的是宋美龄，她起身将马元放扶起来。
“不要说了，唵，我理解。”在语言上给予抚慰是蒋介石，“你在重庆休息两天就回江苏，今后啦，唵……”他“唵”了两声顿住了，望了钱永铭和周作民一眼，满以为他们是忠于他的，接着说：“今后要学聪明一点，在南京政权没有与我们合并之前，这个这个，除了攻打新四军与他们合作外，其他方面仍然是水火不相容，不过，表面上，这个这个，还是以诚相待。”
“我一定遵照委座的指示办事。”马元放还在哭。这时，随着蒋介石一声呼唤：“来人啦！”侍卫官廖容仲匆忙走来。“你领马先生，唵，去中央党部接待处休息。”马元放走后，蒋介石又将汪精卫的信看了一遍，问道：“汪先生还具体说了些什么，唵？”
钱永铭和周作民与蒋介石的关系的确不错，但有了汪精卫给予的高官厚禄，感情天平的轻重就不一样了。“报告委座！汪先生对您的宽大为怀，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说他决心痛改前非，今后争取当委座的一个好助手。”钱永铭满嘴谎言。
“汪先生说，他回到委座身边之后，担任党的副总裁和行政院长就心满意足了。”周作民好像一个功底很深的演员，表情和语调非常逼真，“他一再表示，一定设法说服近卫，要近卫放弃由他当总裁和削减委座手中的军队的主张。”
好话不需多。蒋介石听了这些话就十分满意了，说道：“好，唵，如果兆铭的话发自内心，这个这个，我绝不会亏待他。”他迟疑了一会，“只怕是，唵，他心口不一。”
“这要看他的具体行动。”宋美龄对汪精卫的品德很清楚。
晚上，蒋介石给汪精卫写信。他为了牵制汪精卫，在信中说：“党的总裁职务，弟以真诚之态度让贤与兄，并将劝说全党同志予以坚决拥护，只等下届中央全会的表决通过。”他还在信中表示，为了以实际行动化干戈为玉帛，从现在起，双方的特务停止厮杀，团结一致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昨天（二十一日）上午，钱永铭和周作民从重庆飞抵香港，今天上午又返回南京。
汪精卫偕徐珍与钱永铭、周作民见面，他刚看了蒋介石的信，还来不及说话，周隆庠送来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电报。他接过电报一看，心中一阵狂喜。他殷切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近卫文麿于二十一日第二次出任首相。当天下午，近卫在新内阁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声称：“帝国将坚定不移地从多方面支持汪精卫先生在中国主政，希望重庆政府认清形势，采取明智的态度，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好家伙！近卫没有提及让他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真是谢天谢地！
汪精卫看了电报，像大热天喝了甘泉水，浑身清凉爽快。吩咐周隆庠以他的名义拟两份电报稿，一份发给近卫表示祝贺，一份发给前首相米内，对他过去给予的支持再一次表示感谢。
“近卫先生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下一步的形势将会变得对汪主席更加有利，我和作民兄与东京、南京、重庆间的秘密联系，可以结束了。”钱永铭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欲望，希望早日就职财政部次长。
“是呀！我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周作民深有同感。汪精卫沉思着。一时间，千般念头，万般思绪，在心胸里翻腾起来。他正经地说道：“不！从策略上考虑，在日本没有正式从外交上承认我们的新政权之前，二位这种三角联系必须继续下去。”“二位先生可以利用日本和老蒋的信任，继续为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做出贡献。”徐珍以慎重的口吻说。四个人情投意合地粲然一笑。那笑声，几乎包含了人世间的一切阴谋虞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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