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与“前现代”

    甲午中日之战中国惨败于日本，然后是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自然大为震惊，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甚至文化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日本基本上是“现代国家”，而中国总体仍是“前现代国家”。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二十余年后，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1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正式开设议院。正如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

    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之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1874年政府颁布股票交易所条例，允许公债的转让与股票交易，东京和大阪股票交易所于1878年开业。1869年确定了修建铁路的方针，1870年设立铁道事务局，东京—横滨铁路于1872年首先通车。电信业开始于1869年，首先在东京—横滨之间开通电报业务，以后发展迅速，开始只供政府专用，1878年以后允许民间使用。1872年从法国购进机器，建机械缫丝厂，由法国专家指导。1880年11月，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概则》。1884年，政府再次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才使处理官营企业顺利实施，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洋务运动在顽固派强大的反对下举步维艰，禁止民办现代企业，因此现代企业一直是官办或官督商办。

    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不久就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开始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到1878年，就有100多家银行，到1879年国立银行有153家，政府决定停止国立银行的发展，到1884年，私立银行与类似金融机构多达955家。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融资能力。而中国一直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因此清廷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日成立。

    在军事体制方面，甲午战争时，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先学法兰西，不久改学普鲁士）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证明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的是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

    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二、后来何以居上？

    值得进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有关研究汗牛充栋，各种观点林林总总，难以尽道。中日现代化道路的迟速不同因素多多，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做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两国交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敌人武器强于己方，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计学习、仿制，这本是常识，但在现代中国，这却是万不可行的罪过。林则徐提出“悉夷”就承受了巨大压力，及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受到的抨击更为猛烈，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却被斥责为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也就是说，华夏文明与夷狄野蛮之间有一道文与野的防线，师夷长技就是破坏了这道防线。所以，当时即有人说对“师夷长技”之论“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梁廷枏在评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夷氛闻记》中对林则徐抗英称赞有加时，却对“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表认可、甚至激烈批评：“天朝全盛之日，即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梁是广州当时对外国了解较多之士，且著书数种介绍外国情况，对师夷之说尚如此批评反对，遑论他人？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当然，林则徐、魏源为“制夷”而大胆提出“知夷”“悉夷”“师夷”，正是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深受《海国图志》影响。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佐久间象山就非常关注这次战争，不久就认真阅读了《海国图志》，非常认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感叹自己与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主要是受此启发，他才提出了对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深远的“和魂洋才”的纲领。

    佐久间象山的学生、明治维新的先驱、思想家吉田松阴也是受到《海国图志》的刺激，在1854年为“通宇内形势”，“探知其实情”，与门生偷渡上美国船，请求带其到美国实地考察，遭美方拒绝后自首，以违反“锁国令”被幕府判入狱一年，囚于野山狱中。在狱中读书，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多次提到读《海国图志》的体会。出狱后，他在1856年兴办松下村塾，学生来自武士、商人、农民等各个阶层，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都从学于他。《海国图志》，是这些学生的必读之书。

    《海国图志》这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日本大受欢迎，启发了日本的改革。近代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二十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广为发行。中国的大门早于日本13年被打开，但最初的现代化反应“洋务运动”却晚于日本近10年，可见中国变革的阻力之大、之难。甲午战争，就是中日两国对“被动现代化”态度大为不同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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