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扈从封禅 负薪塞河

    继西南夷和南越之后，分布在今福建的一支越族——闽越也归附了汉王朝。从秦末汉初以来，常常侵袭汉朝北方边境的强敌匈奴，经过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三次关键性的战役，终于被汉军逐出漠南，逐渐向西北迁徙，匈奴对汉的威胁基本上解除了。这样，汉王朝就达到了全盛时期，使得武帝很有理由设想进行封禅大典的事了。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回到长安，这时汉武帝正在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活动。封禅，封为“祭天”（多指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禅为“祭地”（多指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封禅”即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四方少数民族得到有效治理，为了夸耀这一文治武功，昭示自己受命于天，在臣下的劝谏下，武帝准备亲往泰山封禅，并决定仿效古人，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汉书·武帝纪》）。据《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即位之初，就有人主张封禅。武帝本好儒术，经赵绾、王臧等人的议论，也不觉动心。于是准备立明堂朝见诸侯，并起草了巡狩、封禅、改历法、服色等制度。但是，当时窦太后还掌握着大权，窦太后不喜儒术而尊崇黄老，因此，对赵绾、王臧不满，结果赵、王二人被迫自杀，封禅之事被搁置。一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才正式封禅泰山。当年三月，汉武帝率群臣北巡朔方，耀威塞外。然后东巡海上，接着就东上泰山，派人在岱顶立石。四月，自定封禅礼仪，封禅结束后，汉武帝在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并改年号元鼎为元封。武帝即位是年号为建元，至此元封共有六个年号，每个年号皆六年。元封的封，自然是封禅的标志。

    当武帝正在进行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到长安，没有见到武帝。于是赶到洛阳，见到了重病在身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侍从武帝封禅，因为有病在洛阳滞留。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有责任记录国家大事，现在却因病不能亲自参加国家的封禅大典，感到十分的失望和悲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拉着司马迁的手，将后事托付给司马迁，并且说道：“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可见，司马谈希望儿子司马迁继承史官事业，完成他正在进行的著史之事，把家族事业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司马迁深为父亲的言语所感动，在床榻前流泪表示：一定要继承父亲遗愿，“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

    封禅的第二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出现了负薪塞河事件。方士公孙卿报告说：“东莱山上神人出现，好像想见天子。”武帝听罢十分兴奋，即以公孙卿为中大夫。于是武帝东巡至东莱，留宿数日，也没看见神人，隐约看见有巨人的足迹。武帝觉得出巡无名，这时又久旱无雨，于是又祈祷于万里沙神祠，祭祀了泰山。然后就亲临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的塞河工地。

    原来早在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的五月，黄河在濮阳瓠子决了口，东南注入巨野（今山东巨野县），入淮泗，使十六郡人民受到灾害。当时武帝曾命汲黯发动十万人堵住决口，可是没有堵牢，还是常常决口。这时贵戚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他向武帝说：“江河决口都是天命所决定的，不要强以人力去修堵。即使堵住了，也未必是上天的意思。”武帝听了田蚡的话，停止了瓠子的堵堤工程。二十多年来，这个黄泛区就不断地发生灾害，年成很少丰收。直到举行封禅，在各处祭祀山川，武帝才又想起这件事来。大概他在此次东巡海上之前，已命汲仁、郭昌征发民工数万去塞瓠子了。这时武帝亲临濮阳的塞河工地，先举行了祭河礼，将白马玉璧沉到河中，然后命文武侍从百官，都去背柴，参加塞河工作。决口处先用竹子一排一排地打下桩，然后填上土石和柴草。这时是春天，因柴草缺乏，工程进行得很困难。武帝深怕这一次塞河又不成功，于是就用当时流行的楚歌体，作了两首悲壮苍凉的《瓠子歌》，为自己徒劳无功、愚惑人民的行为进行辩护。在武帝的亲临督责下，文武侍从都参加了劳动，数万大军也得到一定鼓舞，多年为害的瓠子决口终于堵塞住了。为了纪念塞河工程的完成，武帝还在瓠子新堤上建筑了一座宫殿，命名为宣房宫。

    司马迁当时也参加了负薪行列。武帝的《瓠子歌》，也使他深受感动。他的《河渠志》就是在这一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写出来的。

    （二）为太史令 改历著述

    司马谈逝世后的第三年，即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任太史令，这是他从事著述事业的起点。任太史令期间，司马迁开始整理史料，为他伟大的理想开始了奋斗的旅程。但同时，他要和做郎中时一样，继续侍从武帝。不过太史令的职务比较固定，比如筹备天地山川等的祭祀典礼。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历工作。当时，改历工作是封建王朝建立后改换旧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战国时期，就流行着齐人邹衍最初倡议的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企图说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不断反复的现象，是由客观世界中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力量规律性地前后替代而决定的。这五种物质力量叫做五德，它们的不断替代、反复循环，叫做五德终始。谁要是得了五德中的一德，谁就是受命于天，应该作为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汉兴以来，一直沿用秦的《颛顼历》，因此早有改正朔的必要。司马迁为太史令后，已经注意到了整理历法，到了元封七年，他就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从改正朔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求改历法。于是武帝任命司马迁、公孙卿、壶遂和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共同制定汉历，废除已不适用的颛顼历，改用比较精确的太初历。

    颛顼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于全国的一种历法，以十月为岁首。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共推行了一百一十七年，但《颛顼历》有一定的误差。公元前10 4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人制订了《太初历》。《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 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太初历》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问世以后，一共延用了一百八十九年。

    汉代史官的主要职责有两个，一为司天，二为记事。因此司马迁对修改历法非常重视，认为这是自己平生最值得做的两大重要事业之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特别说道：“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司马迁由郎官而升为太史令，也就由外廷转到了内廷，由皇帝身边的侍从官员变成了封建官僚系统中普通官吏的一员。也正是从任太史令开始，司马迁开始了伟大工程的建设，开始阅读、整理、收集资料，著述历史了。

    改制之后，那种太平盛世的气氛，使司马迁仿佛感觉到：作为孔子的一个继承人，著作《春秋》那样一部史书的时候到来了。事实上，此时他也具备了撰述史书的主客观条件。

    首先，汉武帝时代的社会条件需要撰写一部通史。从经济上来看，由于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人民群众有了从事生产的社会环境，到了武帝初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段时间里，国家太平无事，无水旱之灾，百姓家给人足。农业、商业繁荣发展，财物、粮食累积得非常多。这同汉初那种经济凋敝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政治上来说，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汉武帝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割据势力的措施，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才算真正完成，国家空前统一。同经济繁荣、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相适应，武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而统一帝国也需要有一部规模巨大的历史著作，来记录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以便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其次，汉武帝时代的西汉社会也为司马迁写这部历史著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一是资料的齐备。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其职责就是保管、整理藏书，这就为编写历史巨著提供了非常优越的资料阅读、收集等条件。二是属于国家政典或其他形式的文书档案，多已公布于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就这样，封建国家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日益严重和残酷，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不断地深化和复杂化。清理古代历史文化并记载秦汉以来的近代历史，是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现实要求的。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遗言记得很清楚：“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是应该有人继承孔子，作一番述作事业的时候了。”因此，他觉得他有责任担当这种事业。

    这时和司马迁一道参加改田工作的上大夫壶遂，曾问司马迁：“当日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首先根据老师董仲舒的议论回答说：“当日孔子见天下混乱，知道自己的道理行不通，就在二百四十二年的事件之中表明是非，作为天下后世的是非标准，空口说道理，还不如用事实来说明白有用。”接着他就以董氏一派春秋家的雄辩姿态，竭力赞扬了《春秋》的作用。认为《春秋》不是一部简单的大事记，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政治道德全书。

    之后，壶遂又冷静地问道：“孔子当日不遇明君，到处碰壁不被任用，最后没有办法才作《春秋》，从文辞记事中表明礼义，以垂后世，作为一个新王的法律。至于现在，你已经遇到了圣明天子，得到了一定的官职，天下万事都是有条有理，各得其当的，足见已有王法了。你要续作《春秋》，究竟想要说明什么？”壶遂的这一反问，确实有道理。因为过分强调《春秋》对乱世的作用，而司马迁又要续作《春秋》，那就无异于说当今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乱世了。司马迁也知道片面强调孔子作《春秋》对乱世的作用是不完全的、有问题的。于是司马迁就以谦虚的态度说：“你的话很对。但是你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记得先父曾说过，伏羲那样淳朴，也作过《易》，尧舜的盛德明载于《尚书》，汤武的兴隆有诗人歌颂。孔子作《春秋》，本来有两方面的作用，采善贬恶，推求三代之德以褒扬周室，并非仅仅是讥讽。汉兴以来，至当今天子，出现了瑞符，举行了封禅，改换了制度，受命于天，恩泽遍施。我现在是史官，废弃盛德而不记载，绝灭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业而不论述，忘记先人的遗言，这是莫大的罪过。我的计划不过是叙述故事，把杂乱的异闻传说整齐化、系统化而已，并不是什么创作，而你比之于作《春秋》，那是不对的。”通过与壶遂的谈话，司马迁著述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他除了继父志而修史外，对《春秋》深刻的认识和对现实史学需要的迫切感受，同样促成了《史记》的写作。司马迁认为六经各有其功用和特点，但六经之中最重要的是《春秋》。他说：“《春秋》往上阐明了三王之道，往下辨明了人事纲纪，是礼仪之大宗，王道之大者。”他把《春秋》的性质与功用阐述得很透彻，是因为他有着独到的眼光。

    因为对六经有全面的认识，他认同父亲确定了撰述原则：“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即“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的《易》为历史考察的指导，参照《诗》《书》《礼》《乐》所阐发的原则，著成一部像《春秋》那样的历史巨著来。这个目标也使得《史记》有了很高的撰述起点，保证了它的成功。而当时的时代条件，也为司马迁著述《史记》提供了保障。当时汉朝已建立百余年，而武帝时在巩固大一统政权方面又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客观上也需要把这一历史记录下来，完成宣扬大汉之威的历史使命。而对此，他也有自觉的意识。就在完成改历这一年，即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了著述工作。这一年他42岁。

    （三）李陵之祸 发奋著书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岁的司马迁开始着手撰述《史记》。他见博识广，精力充沛，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然而，有思想有个性同时又是朝廷官员的他也置身于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

    司马迁从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经过七个寒暑，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蒙受了极大的冤屈，这其中与一个人物直接相关，就是李陵。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之父是李广长子李当户，李当户早死，李陵为遗腹子。李陵成年后，被选拔为建章宫羽林军的长官，他擅长射箭，十分爱护手下的士兵。汉武帝因李家世代为将，便让他带领八百骑兵。李陵曾带兵深入匈奴腹地两千余里，侦察地形，但没有发现敌人。后又被任命为骑都尉，率丹阳郡的楚兵五千名，在酒泉、张掖一带教练射术，以防备匈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骑兵三万出酒泉（今甘肃酒泉县），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同时，又想派李陵从张掖赶回来（今张掖县西北），为李广利军监护辎重。李陵却表示愿率所部五千人直捣单于主力。武帝对他的英勇大加称赞并应允了他。李陵率五千名弓箭手从居延北出发，不久匈奴且鞮侯单于以三万骑兵围困李陵军于两山之间。汉军以辎重车为营，布阵于营外，前列士兵持戟盾，后列士兵持弓箭。匈奴见汉军人少，便向汉军进攻，结果遭到汉军千弩急射，匈奴兵应弦而倒，被迫退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急调左右部八万余骑攻打李陵，李陵且战且退，士兵伤重者卧于车上，伤轻者推车，再轻者持兵器搏战。李陵说：“我军士气为何不振？难道有女子充于军中吗？”原来刚出征时，一些关东盗贼的妻子因迁徙而随之行军，藏于车中，后被李陵发现，全部处斩。第二日再战，斩首三千余级。就这样，激战数十次，汉军多数战死。这场战役李陵以步兵与匈奴骑兵抗衡，孤军苦战，充分发挥了远射兵器弓、弩的作用，杀伤匈奴骑兵万余，其战术运用和战役指挥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汉军未能对李陵部实施必要的接应和支援，又遭遇匈奴单于主力，实力相差悬殊，最终造成李陵全军覆灭。

    李陵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武帝得知李陵投降便大发雷霆，责问陈步乐，逼得陈步乐无话可说，只好自杀。朝廷里一班公卿王侯，当李陵未败时，曾对武帝庆幸恭维，这时听说李陵败了，也只好都说李陵有罪。司马迁之前与李陵一起做过官，可以说是同事，但与他谈不上深交。武帝于是问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直言：“李陵这个人非常讲究忠孝，与士兵关系也非常亲近，对国家之急常常奋不顾身。现在李陵大败，是因为只有五千精兵，且与单于主力相遇，还要照顾伤员，在这种情况下还转战数千里，与敌人战斗到最后，实在是不容易，虽败，但还是值得赞扬的。”司马迁怀着一颗公道的心，为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没想到武帝勃然大怒。这样说无形之中就贬低了贰师将军李广利，当时李广利由于李夫人的关系正得武帝宠爱，司马迁这番话无疑惹怒了武帝。就这样，司马迁被下狱，他的“款款之愚”和“拳拳之忠”，无法向武帝表白。

    李陵在匈奴一年有余，武帝派公孙敖率兵入匈奴，后无功而还，公孙敖说：“我听说李陵教单于练兵以防备汉军，因此我无果而归。”武帝听说，将李陵母弟妻子全部诛杀，陇西士大夫都以李氏为愧，李氏的名声由此败落了。后来，汉遣使出使匈奴，才弄清事情真相，原来为匈奴单于备兵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李绪本为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后来投降匈奴。李陵倍感悲痛，又无法归汉，于是才投降了匈奴。

    李陵在塞外蒙冤而投降的同时，汉廷内部司马迁也因此事下狱。按照汉朝的规矩，即使死刑，也可以用钱赎罪，或者找人说情，也可以得到宽恕。然而，司马迁一条也不具备。他不仅没钱，也无一人肯为他讲话，包括他的那些朋友，因此，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死或者受宫刑。司马迁在给好友任安的信中曾说道：“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亲友无人能够帮助他，时年四十余岁的司马迁，遭此不测之命运何尝不想一死了之。但是，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价值何在？自己对良心和公正都没有违背，怎么就能这样死去！他以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人是有尊严的，他想起“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氏（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述往事，思来者，这些人都是在遭遇不幸后发愤著书，以鸣其不平于天下后世的。而自己有著史的使命在身，因而必须活下去！“就极刑而无愠色”，他选择了残酷而耻辱的腐刑。从此，他写作的信念更加坚定，同时受封建社会帝王权势所摧残的现实感染，在著史过程中也有所流露。

    李陵被俘了，司马迁受了刑。汉家朝廷上自然是持“罪者李陵”意见的这类人获得了胜利。而这些意见的持有者，也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司马迁指责的“全躯保妻子之臣”。在今天，明哲保身可以是一种批评，然而在古代，这却是儒家主张的做人的高境界。

    司马迁出狱之后，大概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左右，做了职高位尊中书令。中书令负责把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折转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者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好像“尊宠任责”。但他除了坚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味，因为他的内心忍受着病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贤臣的标准要求他。在他的回信——那封有名的《报任安书》里，司马迁把他因李陵事件而得祸的经过和蒙受的莫大耻辱，以及所以“隐忍苟活”而不能“推贤进士”的苦心，悲凉沉痛地呈献在故人面前，这里包含着深重的愤郁感情。在这封信里，司马迁说：“近年来，我不自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里，搜罗天下散失的遗闻旧事，考核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来反映社会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这样看来，此时司马迁毕生努力的著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是他的理想、血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的结晶。这一年，司马迁53岁。

    司马迁终其一生，游历南北、出使西南、扈从封禅，做过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三个官职。在汉王朝的官僚系统中，这些官职的地位虽然不高，但也是由于这些官职，使他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了广大人民，认识了许多师友和著名人物，看到了封建王朝从内廷到外廷的官僚政治的面貌和实质。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官至丞相的华阴人杨敞，生二子忠、恽。杨恽非常喜爱外祖父司马迁所著的书，也是使之传布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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