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古良史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做出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公元前104－公元前101年）年间，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历来评价司马迁，往往都冠以“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文献学家”乃至“天文学家”等头衔，这丝毫没有夸大，他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这位学术文化大师的本色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以毕生精力完成的《史记》，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这主要表现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等方面的创新，体现在他作为一名史学家达到了才、学、识、德的高度统一；反映在《史记》中，又做到了事、文、义一体而突出求义，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千古良史，《史记》之所以成为史著的典范，原因就在于此。

    作为一名优秀的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德的修养，这是数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系统总结史家修养历史经验的，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他也认为史学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条长处。

    他说的“才”，是指史书的表达形式，包括文字表达和史书编撰形式（文字表达也就是文采）；他说的“学”，是指史家的知识和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和学问的能力和途径；他说的“识”，是指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其中明确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叙述历史事件，要想达到事、文、义一体化，就要靠史家的修养，即才、学、识、德的修养。史家要有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能登高望远，冲破旧传统。如果没有批判创新精神，因循守旧，就难以达到史学的高峰。总之，优秀的史家要有德才学识。其间，才学固然重要，而识以及德，尤其是识，更为重要。“识”主要指见识、见解、眼光，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史家贡献的大小多取决于其史识的高下。

    司马迁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他具备了作为一名优秀文史学家的条件，他有超过一般史学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因此，他自然写出了千古不朽的名著《史记》。

    这是我们叙述和评论司马迁史学的基本思路。司马迁及其《史记》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了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汇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后世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奠定了史学独立的地位。在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而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此以后，史学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功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开创了史传文学传统。《史记》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得非常妥帖，秩序井然，再加上他见识高，文字生动，感情充沛，因此，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学著作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此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这是很珍贵的。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

    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鉴、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二）文学成就

    界定《史记》的文学性，必然要触及司马迁的文学观。因为司马迁个人的文学主张，是他进行创作的基准点，挖掘《史记》的文学成就，首先就要总结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在司马迁的时代，文学实践还不具备产生文学理论家的条件，自然司马迁也不是文学理论家，他没有留下恢弘的文论著作。但是，司马迁在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作品的艺术性，而且不自觉地流露了许多文学主张，所以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无可置疑地是一位先驱者。概括地说，司马迁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西汉时，文学作品都笼统地称为“文章”，作家称“文章家”。《汉书·公孙弘传》就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宣帝时，“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显然，西汉之世，经学儒术与文章文学已经开始独立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提倡经学，他同时爱好文学，于是汉赋日益兴盛。但两汉时期文学之士的地位是低下的，就连司马相如也只不过是汉武帝的文学侍从。但司马迁却在《史记》中突显文章家的地位，广载文学作品。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极力推崇《离骚》，评价它“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离骚》影响的扩大，是司马迁为之奠定了不朽的功业。他又为司马相如立大传，详载了这位作家的名作，才使得司马相如的赋得以流传。又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论督责书》、乐毅的《报燕惠王书》、贾谊的《吊屈原赋》《 鸟赋》、鲁仲连的《遗燕将书》、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等，司马迁都不遗余力地载入传中。司马迁用文学手法写历史，使《史记》文章蔚然可观，这正是他自觉创新、自觉追求的结果。

    司马迁之所以重视文学，同他对文学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从孔子以来，都把文学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文学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文学要服务于现实，反映现实生活，并讥讽时事。《史记》贯穿了近三千年的史事，其中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汉史，无论篇目还是字数均占了全书一半。从史学角度看，这是详今略古；从文学角度看，则是重点反映现实生活，记载“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司马迁着意刻画的人物，主要是秦汉之际及与作者同时代生活的人。司马迁二十岁时壮游，搜集遗文古事是一个方面，而深入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体察民情生活则是更主要的方面。像司马迁对水利的考察，对货殖经济的了解，对汉兴风云人物的调查，对民间疾苦生活的反映，都是十分突出的。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司马迁有着充分的认识和阐述。一方面是惩恶劝善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是讽谏刺讥的政治作用。《史记》熔文史于一炉，司马迁讲历史的借鉴作用，同时也讲文学的借鉴作用。他在回答壶遂的提问中，对文史的作用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

    司马迁认为，历史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圣贤和志士仁人们不易实现的抱负及郁郁寡欢愤恨现实留下的产物。因此，讥讽当世，也就是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是文学的重要内容。在《屈原传》里，司马迁对屈原《离骚》以讥世作了具体的分析：这位忠贞正直、远见卓识的爱国之士不为顽固腐朽的贵族势力所容，备受打击、陷害，以致被贬谪、放逐，在悲伤痛苦之中进行创作，以抒发自己的愤恨和不满。指出《离骚》是由于诽谤带来的愤恨而产生的，是作者对当时楚国黑暗政治的深刻批判。他认为像《离骚》这样的作品，是弘扬道德、治理乱世的杰作。可以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和对治理国家起到借鉴作用，从而提高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

    为了体现文学作品的讽谏作用，司马迁强调文学要有艺术性，要有审美价值，注意内容与形式、艺术与人格的统一。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一是要求文章要美，包括语言美、形式美。二是要求文章隐约、含蓄。针对现实的文学作品不能锋芒外露，要写得隐约含蓄。

    司马迁如此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当然他也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认为作家要像侠士一样发愤著书。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是对前人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抛弃了屈原作品那种凄恻哀怨的风格，发扬了汉代上升时期那种积极奋发的时代精神。司马迁即使在最艰难的境况下也要建功立业，名扬后世，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在生与死的搏斗中，他悟出了人生的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个人的悲剧并没有把他的事业埋葬，为了建功立业，为了完成撰史的宏愿，他把个人的生死祸福置之度外，把怨愤、屈辱强压在心底，他顽强地活下来，默默地工作着，用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撰写了不朽的《史记》，实现了他人生的价值。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重要特征，主要是源于《史记》。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中记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一百八十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的一百三十二种元杂剧中，有十六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例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三）司马迁的地位和影响

    司马迁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史记》，从古至今司马迁和《史记》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评价司马迁在中国和世界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评价《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史记》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纪传体文学名著，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天才。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的《史记》，是对先秦史籍和文献做的一个总结，为后来的史学发展提供了范例，而且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奠定了其在史学中的独立地位。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商、周时代，王室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我国古代史籍产生很早。《尚书·多士》篇说：“殷先人有册有典。”《墨子》书中记载有“百国春秋”。《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为楚太子所开列的学习书目有九种，其中春秋、世、语、故志、训典等五种就是历史典籍。这些典籍都没有流传下来，今天能够看到的先秦史籍尚有《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山海经》等。司马迁当时能看到的毫无疑问比现在要多得多，可以说，正是司马迁在我国古代这块史学沃土上辛勤耕耘，才产生了《史记》这朵史学奇葩。

    作为文学家，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史记》遗泽后世，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千万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史记》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汉代文学有影响的领域有四个方面：一是汉赋，二是散文，三是乐府民歌，四是文人五言诗。而最为突出的领域和文学大家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以及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人们往往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并称，说“文章西汉两司马”。汉赋在两汉文坛，尤其在西汉武帝时代占有统治地位，汉武帝以及诸侯梁孝王就是汉赋的爱好者、推广者。正因为如此，汉大赋在内容上一味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它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宫室苑囿、京都田猎等一类东西；在形式上一味铺陈排比，写物图貌，它偏离了文学，以写人为宗旨，而且未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司马相如赋就是典型的代表。经过历史的检验，真正代表汉代文学高峰的不是写《子虚赋》《上林赋》的司马相如，而是司马迁。在文学发展史上，文章家司马迁应和大诗人屈原并列。屈原的《楚辞》代表了先秦文学的最高峰，司马迁史传散文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峰，两人前后辉映，各自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屈原和司马迁两人，不仅身世遭遇有共同之处，而且两人的作品强烈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他们都鞭笞腐朽和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同时又具有浪漫主义情怀，歌颂理想，抒写人生。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是极为中肯的。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古典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反对六朝柔弱的文风，提倡古文，把《左传》《史记》当做旗帜。《左传》散文叙事有具体的过程，而且富有文学性，在散文史上是一个发展。但《左传》散文以记事为主，还缺乏人物形象的塑造，又受到解经编年的限制，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散文完整叙事的特点。《史记》散文广泛吸收先秦诸子散文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散文的特长，创造出了《史记》独有的史传文学，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独孤及说：“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这是说司马迁的文章比荀子、孟子更富有文采，又没有屈原、宋玉“华而无根”的弊病。从写人的文学角度看，司马迁创造了史学与文学高度统一的传记文学。因此，《史记》不仅影响了后世史传、杂传的写作，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司马迁是人物形象创作典型化的奠基人。只要提起司马迁，人们的脑际就会浮现出屈原、魏公子、廉颇、蔺相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樊哙、李广，以及荆何、聂政、朱家、郭解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司马迁“以文运事”的写人艺术，直接影响了“因文生事”的后世小说，使中国小说具有不同于西方小说的独立特点。中国小说故事性强，开头结尾与情节结构都带有史传的特点，这是受《史记》影响的结果。反过来说，《史记》中的若干篇章仿佛就是生动的历史小说。

    由上所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文学家。他创作的《史记》传记文学，具有多方面的文学价值，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精品。

    作为思想家，司马迁具有崇高的人格和创新的精神。他的崇高人格和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勇于探索和创新，创作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用以汲取成败兴亡之理，志古自镜；三是严格地忠实于信实可靠的历史，不与圣人同是非。这些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司马迁忍辱发愤，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为人们树立了以立名为核心思想的进步的荣辱观和生死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篇中说：“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直风矣。”这是说，杰出人物的修身立名可以影响一代人的风气。在封建社会，个人的修身立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青史留名”，不仅是古代志士仁人奋斗和追求的目标，而且普通老百姓都懂得“青史留名”的深刻意义。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至今仍是激励人们奋斗的座右铭，可以说这就是司马迁名重泰山的立名精神。明代柯维骐效法司马迁发愤修史，竟然自处宫刑，其行为固然可笑，但也说明了司马迁忍辱发奋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作为思想家，司马迁的伟大，更体现在他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开拓的精神。司马迁非常尊敬他的父亲，也无限推崇孔子，但是他并不墨守父训和死抱经文。他的创新精神突破了父亲的规划和圣人的遗则。可以说，创新既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最大成功。《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用最简练的语言来概括，就是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划时代的创新。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创新，主要是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才能“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批评说：“是非颇缨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班固所批评的所谓太史公三失之“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品质。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是不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约束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角度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总之，司马迁创造了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这不仅仅是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创新，而且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也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从司马迁立言角度来看，五体结构的纪传体，乃是“一家之言”的表述形式；而贯通百家学说以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就是“一家之言”的内容。因此，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不是思辨哲学，而是经世致用地总结历史经验，在述往事、思来者中形成“一家之言”。由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融会贯通了百家学说，所以它是相对“独尊儒术”思想体系发出的异端思想。这一异端思想，使司马迁突破了正统和愚忠的思想束缚，敢于实录历史，讥讽君王，非议圣人，反对暴政，同情人民的苦难，并在《史记》中突出了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这些就是《史记》的人民性思想成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我国古代异端史学的优秀传统，是应该肯定的。

    有人把司马迁和《史记》视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司马迁以其顽强的精神、杰出的才华、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学术贡献，还是人格、风格，都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学者奋发图强，积极进取，谱写中华文化的锦绣篇章。

    有人把司马迁和《史记》视为一座明亮的灯塔，它以智慧和生命之光，明亮了历代学者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他们的心。

    作为丰碑、榜样、灯塔，不光是对史学、文学而言，不光是囿于文人学士，司马迁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勇于探索，忍辱负重，顽强追求，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司马迁的这种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司马迁的成就就是我们民族的成就，他的《史记》属于整个民族。《史记》博大精深，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汉代以来我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历法、民族、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差不多都受过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深刻影响。

    司马迁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传世不朽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事业和理想的榜样。这两点，都嘉惠后人，光照千古，照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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