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贼！”
他愤怒地喊着，从人群中冲了出来，同时亮出了一把短刀，朝着正在台上演说的那人狠狠捅去。
这一声怒喝和那奋力的一捅，并未改变历史，但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被捅的那个，叫板垣退助。
此人出身土佐（日本高知县），他家在江户时代是土佐藩的藩士，年俸220石，属中上级武士一列，但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家乡的一些中下级武士关系很好，在推翻幕府的戊辰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故而明治维新后担任了明治政府内参议一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本来官当的好好的，但在明治六年（1873）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
这事儿说起来感觉有点贱，且讲在明治维新了几年后，日本有那么一小撮人觉得自己已经向西方列强学了那么久的科学技术，应该也算是东方列强了，既然如此，那就找一个国家来练练手，把它发展成自己的殖民地吧。
这个倒霉的国家就是朝鲜，那会儿因为南北统一，所以你称其为朝鲜也行，叫它韩国也没错。
当时的日本朝野支持去侵略半岛的人很多，这伙人俗称征韩派，他们的论调被叫做征韩论。
只不过当时日本的国力还未达到一个能够随心所欲侵略别人的地步，所以征韩论调最终是被压了下来，而一大群征韩派也为此辞职，板垣退助因为同为征韩派，所以递交了辞职报告回到老家土佐颐养天年去了。在养老的过程中，日本也进入了一个相当动乱的时期，各种造反时间络绎不绝，从佐贺的江藤新平的征韩党动乱到鹿儿岛西乡隆盛所发动的西南战争一件连着一件，最终使板垣退助觉得，自己也该停止休息，起来做些什么才好。
当然，造反这是傻事儿他肯定是不干的，自己日子过得好好的也没必要特地去寻死。但于此同时板垣退助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件事，那就是民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过不善加利用那就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的危害，可如果有效的组织起来朝主旋律方向推进的话，那就能大大地加速国家的发展。为此，他将土佐的士族们给聚集了起来，弄了一个组织，取名为立志社，大家经常在一起集会聊天，谈论国事，虽说也有骂政府的现象，但总体来讲还是非常和平的，至少没有人动刀动枪。
但是，这种太平日子终究没能过太久，1877年（明治十年）4月，也就是西南战争打得最惨烈的时候，立志社中的一大群人纷纷站出来，要求拿起武器和鹿儿岛的阶级弟兄们并肩作战，打到明治政府。
虽说大家只是处于一个叫嚣状态，当考虑到当时是非常时期，所以高知县地方政府还是派出了大批的警察和镇压部队，将立志社给一举取缔，组织人板垣退助也险些被捕入狱。这件事情之后，不光是立志社从此消失，就连土佐的士族们也安静了不少，大家明白就凭自己身上这几两肉，断然不是明治政府的对手，所以还是安心过小日子吧，别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
这样一来，纵然板垣退助本人不想放弃，可也已经没了辙。
就在此时，有人告诉他说，中江兆民先生来我们这里了。
中江兆民，土佐出身，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亚洲（包括日本）民权运动的祖师爷，此人外号东洋卢梭，人如其名，和那位法国的大思想家一样，主张全民平等，众生一体，同时，因为他当年曾和坂本龙马打过几次交道同时也参加过龙马创办的海援会的缘故，所以时常自诩龙马思想的继承者。
这回他来土佐纯粹是路过——自鹿儿岛路过。而他之所以去鹿儿岛，那则是去那里找他的学生的。
且说中江兆民有个学生叫宫崎八郎，这孩子读书很好人也听话，很受中江老师的喜爱，结果却不曾想在西南战争爆发之后，宫崎八郎不知怎的就头脑发热，弃笔从戎上战场去了，而且参加的还是西乡隆盛那一方的反叛军，中江兆民早听说这消息之后情知不妙，立刻连夜从东京的学校出发赶往鹿儿岛，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恰巧传来了宫崎八郎战死的噩耗，据说那孩子死的时候身上还揣了一本《民约论》，这是他的中江老师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改编的著作，上面还有其亲笔签名。
顺便一说，宫崎八郎有个兄弟叫宫崎滔天，就是后来和孙中山关系好得基情四射的那位。
得此消息的中江兆民自然是悲痛万分不能自已，可怎奈人死不能复生，悲痛得死了也没用，所以在哭了几个钟头之后他也就只能打道回府，准备继续回东京教书，正巧中途路过了家乡高知县，便想逗留休息几日，由于那板垣退助当年跟坂本龙马虽然说不上很熟可但也算是打过几个照面，而对于中江兆民这位前海援队队员的大名也算是早所耳闻，所以一听到消息，他便决定前去拜访一下。
两个人见面之后就开始喝茶，喝完茶之后唠嗑，唠着唠着感情就唠出来了，便无话不谈起来，中江兆民说起了宫崎八郎，板垣退助说起了立志社，然后两人唏嘘一阵，一个说活着真辛苦，一个说不辛苦，命苦。
大叹苦楚之余，板垣退助还是问了一句：“中江先生，依你看，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中江兆民因为刚才还处在一个诉苦的状态中，所以一时间没回过神来：“什么怎么办？”
“我本来想团结士族，却不料他们只是想着武装推翻政府，从来不考虑其他办法，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结果，难道这个国家就只能由着萨长他们乱来么？”
“为何要团结士族？”中江兆民很奇怪地问道，“士族之外的人要比士族多出不知多少倍，你只团结士族有何用呢？”
“那……”板垣退助也感到很奇怪，“那我除了士族之外……还能团结谁呢？”
“那就要看你想干什么了。”
“我只是想让民众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建设这个国家，并且真正地掌握这个国家，而不是让偌大一个日本只属于那么几个人。”
中江兆民听完之后点了点头：“那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跟那群士族拉帮结伙。他们只是想恢复到德川时代自己能够拥有特权的那段时光去罢了，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真正地在为这个国家考虑，而且这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板垣退助听完之后，马上就回问说那自己应该跟谁团结比较好？
“农民，你应该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中江兆民说道。
“为什么？为什么要得到农民的支持？”
中江兆民笑了：“现在开始准备立宪了，你知道吧？”
“恩，这个自然知道。”前不久板垣退助还被拉去大阪开过关于立宪的大阪会议，尽管之后又再次宣布隐退，但对于日本要搞宪政一事还是相当清楚的。
“我在东京帮助那群人，接受他们咨询有关宪法的相关事宜，你也知道吧？”
“这个也已经听别人说过了。”
“现在的日本立宪是肯定的，可关于宪法该是什么样的，主要有两种分歧，一种是主张立德国式的，一种主张立英国式的，而我，却打算推行法国式的。”
接着，中江兆民开始给板垣退助说了一堆巴黎公社的故事，说者有意，听者动心，板垣退助当下就表示，自己从今往后就从农村开始拉帮结伙，有朝一日靠着人民的力量返回中央政府。
从那之后，他开始学起了西乡隆盛，没事就往农村跑，碰到农民也不管人家是要急着种地还是去上厕所，总之拉住就唠嗑，内容比较单一，通常情况下就是先跟人家说一通现在的大好形势，什么四民平等啦之类，然后表示，既然人人平等，那么农民就应该跟当年的武士一样，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而要成为主人的话，那首先就要团结起来才行。
原本板垣退助觉得要激发起农民参政组党的热情，必须得花上好一番功夫才行，却不想事实却大出他所料，农民们，尤其是在明治维新之后靠着买卖土地发家的新兴地主们，对他宣传的那玩意儿特别感兴趣。
俗话说饱暖思权欲，很多农民在成为地主之后，有钱有地有女人，过上了以前江户时代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慢慢地就想弄个什么官来做做，所以他们对于板垣退助的那套理论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让他们得到权力的重要阶梯。不过还有一句俗话叫穷则思变，更多的农民因为土地被兼并或者苦于每年的年租，过上了以前江户时代想都想不到的坏日子，现在在听了板垣退助的理论之后，认为如果这套玩意儿真的实行了，自己真的能参政议政说话有人听了的话，那么肯定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故而，一时间，板垣退助有了一大群簇拥者，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庞大组织。
明治十四年（1881），明治政府正式宣布，将在10年内制定宪法，召开国会，此时的板垣退助知道机会来了，他决定就在年内组党，名字也已经想好了，既然已自由民主为纲，那么这个党就叫自由党吧。
当年10月18日，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政党自由党在高知县诞生，板垣退助出任总理。自由党的宗旨是宣传民权自由，他们提倡主权在民，采取一院制，选举议员的方式为普选，也就是那种是个成年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方法。
其实这一看就知道是中江兆民在背后出的主意了，因为不管是主权在民还是一院制，都是当年卢梭的最爱，而这种人人都有能参政议政的阳光普照理念，赢得了一大帮子农民的支持。
这种事情一旦有人开了先河，后面自然就源源不断了。
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十四日，日本第二个政党也跟着诞生了，它的名字叫立宪帝政党。这个党提倡的是君民一体共建和谐社会，并打算效仿英国实行两院制，然后实行有资格选举，支持者是一批新冒出来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党魁则是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
虽说两个党之间的宗旨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走到一起，要知道，这两党的党魁本身就是同乡发小，在日本政坛上常年都是一派，最重要的是，这两位朋友现如今都是无官一身轻的在野人士，要想重新杀回庙堂，单枪匹马想必是不能够的，至少，也得有个伴。
就这样，自由党和立宪帝政党便结成了攻守同盟。
同时，自由党也开始招兵买马，广纳信徒，具体的操作办法说来比较单一，就是靠那板垣退助的一张嘴，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四处宣传，获取民心。因为这套理论在日本是初次登场而且确实很对一般民众的胃口，所以每到一处，板垣退助都受到了极为狂热的欢迎，拥有一大群粉丝，而每次演讲的时候，现场都是人山人海，一旦人挤进来之后，不到散场那是根本挤不出去的。
当年4月6日，板垣退助来到岐阜县内开演讲大会，众粉丝闻讯之后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只为一睹偶像风采，板桓退助一看群众热情居然如此高涨，当下也兴奋了起来，尽管之前两三天因可能晚上踢了被子所以有点感冒发烧，但还是以强打精神在台上连续讲了两个多钟头，连水都没喝上一口。
演讲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粉丝们的一片欢呼声中板垣退助走出会馆，准备回宾馆睡觉，但是就在他刚刚走到玄关的那一瞬间，一个年轻人“噌”地一下窜了上来，大喝一声：“国贼！”然后从手里“嗖”地摸出一把类似水果刀的短刀，接着就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地朝板垣退助胸口戳了过去。
这便是开头的那一幕了。
且说板垣退助当年在土佐藩的时候，曾经是竹内流空手搏击的门徒，平素擅长空手格斗，要在平时，估计也就一把抓住对方手腕再一个耳光扇过去，便能当场搞定，可这一天因为感冒发烧在身而且又滔滔不绝了那么久，所以速度没跟上，尽管他抓住了对方伸过来的那只拿着刀的手，并且下意识地往下那么一按，但还是慢了一拍，刀依然插入了他的体内，不过万幸的是，因为那一按，使得刀子避开了要害，只是扎入了肉比较多的腹部而已，并且扎得也不深。但是他的腹部依然流出了大量的鲜血，将衣服都给染红了。
而凶手则被广大愤怒的粉丝们群脚踢翻在地，再踩上了好几十只脚，接着被扭送至当地公安机关。经日本公安干警突击审讯后得知，该男子名叫相原直，爱知县出身，是个小学教师。他跟板垣退助并不相识，自然也没有私仇，同时，相原老师虽然每个月从政府那里拿工资，可除此之外，就再也不跟明治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了，前去刺杀板垣退助的原因只有一个：保守派的相原直认为自由党如此猛烈地在日本宣传人人自由的思想，很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混乱——因为如果人人都具备自由的思想，那便会自由地去做任何事情，比如造反。所以为了日本的未来着想，必须得把自由党给灭了，可无奈对方人多势众，相原老师一个人孤掌难鸣，思来想去之后，他觉得还是来一招擒贼先擒王，把自由党匪的匪首板垣退助给做了，或许大事能成也说不定。
身负刀伤的板垣退助虽说见了红，不过倒也没生命危险，当天被送入医院包扎了一下之后便安排进了普通病房住院观察。
第二天，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条消息，在描述了匪徒穷凶极恶的嘴脸以及板垣退助大义凛然舍生忘死为自己的精神之后，在文章的末尾加了这么一段话：
“总理（板垣退助）一手死死地抓住凶手的手腕，鲜红的鲜血顺着指缝流了下来，但是，他那高大的身躯并未因此倒下，相反，总理怒视着凶手，大喝一声：‘板垣虽死，但自由不死！’声音洪亮，全场都为之而动容。”
板垣虽死而自由不死这句被日本人代代口口相传的话，就是这么来的。
报道播出之后，全日本沸腾了，大家都没想到自己国家居然还有这么一号为了自由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哥们儿，一时间自由党名气大增，粉丝人数也大增，俨然一副全日本人气最高组织的模样。
但事后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当朋友问起板垣退助说，你这么大声喊，就不怕用力过度伤口裂得更开？
板垣退助无奈地笑了：“我要有这力气喊，早把它用在躲开这刀的工夫上了，你当我傻啊？”
朋友一惊：“你没说过这话？”
“你去被人捅一刀试试？当时根本被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怎么可能喊那种话？”
这应该是日本第一例利用新闻媒体搞炒作的事件，虽然跟板垣退助本人的意志没有丝毫关系。
而那位凶手相原直，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发配北海道劳动改造。在监狱里，他通过多方面的报纸，了解了自由党的性质以及板垣退助这个人，深深地感到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是相当愚蠢的。于是他发愤图强认真改造，成为了当时北海道监狱里的优秀模范犯人，几乎年年能拿奖章。明治二十二年（1889），因为国家立了宪法，所以大赦天下，然后相原直就被放了出来。当他重见天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东京拜访了正在搞反对党立宪自由党的板垣退助。
“板垣先生，对不起，当年真的对不起了！”
“你也是在为了国家考虑，所以我对此并不生气。不过，如果以后你还要干这种事之前，应该先去了解一下对方，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国贼，或者压根就不是，这样便不至于错杀好人了。”板垣退助从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从现在开始，你就好好地先来了解我吧，如果当你确定我干出了什么类似于国贼的事情，欢迎你再来刺杀我。”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气度吧。
就在日本自由党的那股自由狂潮席卷全日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且说当时日本管财政的地方叫大藏省，大藏省里最大的官儿叫大藏大臣，这大藏大臣，名叫松方正义，鹿儿岛出身，此人在上台之后，搞起了一套紧缩财政，冒着经济大萧条的危险强行整理货币，结果全日本发生了通货紧缩，也就是货币购买力下降，物价暴跌东西卖不出去。
而在这暴跌的物价里，首当其冲的便是大米，没几天就整体降价百分之三十八，这样一来，农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特别是靠卖大米发家的富农们，收入一下子便缩了水，惨一些的，家产直接就被缩光了，成了破产农民。
农民是自由党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地主富农，整个党派都是靠他们养的，换句话讲，因为这场通货紧缩，使得自由党的经费来源发生了困难。
组织经费的缺失造成了组织成员的流失，组织成员的流失使得组织渐渐无法维持，组织渐渐无法维持让一些没流失的成员心态发生了变化。
本来大家是想欢聚一堂刮上一股自由风，然后以和平的手段让日本成为自由之国，同时也让自己成为这自由制度的缔造者，却不想天有不测风云，财路被断了，这下也别说什么自由不自由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所以很多自由党的成员一下子就恨上了松方正义，然后恨屋及乌地连带上了明治政府。说实话从一开始满怀憧憬地做国家执政党一下子落到连肚子都难对付的地界，不恨政府也是很难的，可光是恨两下也就行了，接下来该干嘛干嘛去，经济萧条倒霉的又不是你自由党一家。
可一些党员却不干了，他们觉得，明治政府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靠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来上一场革命，以自由的名义用铁拳将其砸碎。
明治十七年（1884）二月，大约二十名自由党党员预谋刺杀枥木县县长三岛通庸，结果因对方没有出现在暗杀预定地点故而宣告失败。
同年9月，还是那群人，在听说枥木县将举行县政府办公大楼落成典礼之后，打算组队前去搞恐怖袭击，将县里的领导干部们给全部杀光。结果因实在太招摇，所以走半道上就引来了警察的询问，然后又因这帮人实在没什么经验，所以被当场识破，不得已只能流亡天涯，但因实在忍受不了每天被追捕的煎熬和压力，暗杀团的成员们最终在当月的23日集体到当地派出所自首去了。
一连两起暗杀未遂事件使得自由党一下子就被戴上了非法组织的嫌疑，明治政府派人数度来找板垣退助谈心，问他是不是打算学一把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板垣退助连连否认，说自己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明治政府大怒，表示你的人你自己都不知道还要你当这个党的总理作甚？
临走之前丢下一句话，如果再出这种事情，那你这个自由党的总理就该不自由了。
板垣退助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最后，他做出了决定：解散自由党。
10月11日，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发表了《告自由党员诸君》一文，一面哀叹种种暗杀暴力行为玷污了党的纯洁性正义性以及和平的本质，一面有表示，现在这种人实在太多，以至于党已经不能再继续存在了。
当年10月29日，板垣退助正式宣布，自由党解散。
日本第一个成立的政党，就这么如同昙花一般，凋谢在了历史的窗台之上。
不过，只是暂时的而已。
宪法与国会
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十一日，千呼万唤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始出来了。
该宪法总共有七大章，76条细则，是当时全亚洲出台的第二部宪法。
第一部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876年颁布的《奥斯曼帝国宪法》，不过只存在了两年就被废除了。
而在这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无不洋溢着一股日本特色，具体讲来其实就是天皇。
这么说吧，看完这部宪法之后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帮人并非是为了规范国家才制定的宪法，而是为了能够确保天皇的统治，以“法”的形式诠释皇权，这才弄出这么一玩意儿来。
在宪法的第一章第一条就明确表示了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宪法到底是谁的宪法：大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由天皇统治。
这种类似亲亲我爱你一万年之类只有在情诗情歌里才能看得到的词汇句子居然出现在了国家的根本大法里头，不得不让人感到相当的无语。
之后，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三个分叉，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其中，立法权归国会，国会设置上下两院：贵族院和众议院，共同决商国事；行政权则由内阁管，即便各部大臣，像之前出现过的井上馨，就是总管外交的外务大臣；司法权方面则设立裁判所，即法院，用来审判处理各种案件。
不过，日本的三权表面上是分立的，但实际上并不算特别分立，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这联系就是天皇。
首先，贵族院的各议员由天皇任命产生，众议院的议员因为人数多，天皇挨个点他未必能点下来，所以只得交给下面去民选，但是，天皇拥有随时解散众议院的权力；其次，内阁大臣的任命权全部归天皇所有，不过不管这些大臣们做出怎样的事情，天皇都不必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任何责任，倒是在宪法的第55条里有过这样的规定：国务大臣辅弼天皇，并向其负责。也就是说天皇万一吃多了喝高了坏了脑子干出什么出格缺德的事儿，大臣们得罪在臣躬——写检讨的写检讨，辞职的辞职，而天皇则继续他的逍遥日子；再次，裁判所最高长官，也就是大法官的任命权，也在天皇手里，并且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这帮公检法是以“天皇的名义”行使司法权，换句话讲，他们可以公然在把人关到牢房里的时候挥舞着小锤子大喊一声：“我代表天皇消灭你！”
此外，宪法里还规定军权也属天皇。
总之，天皇就是宪法，宪法就是天皇。
说句题外话，这部皇家宪法的新鲜出炉让当时日本广大的爱国群众振奋不已，在其问世的当天晚上，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晃动着小国旗自发走上街头组织起游行，狂热地庆祝日本从此成为亚洲唯一的立宪国，彼此祝贺当上了文明国的国民，尽管这部根本大法和他们自己的切身生活几乎没有任何交集，除了轻描淡写地表示公民有结党言论出版以及秘密通信的自由。
这让人看了总觉得有点可悲。
除了宪法之外，还有两样明治维新的产业倒也比较值得一提，它们分别是明治天皇颁布的两道诏书，一道叫《军人敕谕》，一道叫。
简单说来，军人敕谕其实就是天皇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初写给军队的课文，用于指导诸皇军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人；而《教育敕谕》则是教导学生要一心为了国家为了天皇灭私奉公。
说白了，连上那部大日本宪法，这三样东西其实就是把全日本国民团结或者说诓骗在以天皇为核心的朝廷周围的精神原子弹罢了。
明治二十三年（1890），也就是立完宪法的第二年，明治政府正式宣布，将于年内召开国会。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全国就刮起了一股组党狂潮，有无数的人打算在这次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中投机一把，捞上一票，当时组党的情况之热闹，基本上可用“五人一党”这么个成语来形容，或许有些夸张，但我个人认为也张不到哪儿去。
这世界上既然有人开新店，自然也就有人老铺换新号，同样，也绝对会有人将那老店新开张。
大隈重信的立宪帝政党改了个名儿，叫立宪改进党，吸收了一部分当年被解散的自由党成员，同时也不再以创建和谐社会为理念宗旨了，而是主张要将国家掌握在人民手里，同时也要给予老百姓一定的自由和参政议政的权利。
紧接着，退隐江湖多年的板垣退助又再度重现，和中江兆民以及另外一个叫大井宪太郎的家伙一起又组了个党，叫立宪自由党，宗旨没变，依然是民主自由。
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在当时被合称为民党，因为他们提倡的跟政府提倡的那些个什么皇权政治，天皇最大之类的指导思想基本相背，所以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反对党。
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也不甘示弱：既然你会组党，那我也组个党给你看看吧。其实他们也不能示弱，必须组党，不然等选举了必输，到时候整个议院大楼一屋子的反对党，这事儿咋整？
于是，在内阁的授意下，日本又出现了两个支持政府的政党，一个叫大成会，一个叫国民自由党，前者的组建者叫做杉浦重刚，此人在后来受到了相当的重用，被明治天皇的儿子大正天皇请到宫里做老师，昭和天皇以及他的两个兄弟高松宫宣仁亲王以及秩父宫雍仁亲王这仨的帝王学，都是杉浦重刚给教的；而后者的创始人则是当年土佐藩的重臣，坂本龙马的老相识：后藤象二郎。
这两个党因为是跟政府穿一条裤子的，所以也被叫做吏党。
那会儿日本最大的四个政党就是他们了，其他的那种三人一伙五人一帮凑起来的玩意儿，因为实在是不具备什么像样的实力，故而不提也罢。
总体而言，当时的对决场面还是2V2的公平决斗。
有了政党，就该定那国会的规矩了。
国会采用的是两会制度，刚才说过，贵族院和众议院。其中，贵族院的组成部分都是贵族，仔细分来有三种：皇族，华族和敕任议员，所谓的敕任议员就是天皇钦定的议员；而众议院的议员们，则是被民选出来的，当然，是自称被“民选”出来的。
这个“民”，得具备一定的资格。
第一，你要超过25岁，而且还得是男性，当年的日本女性是不具备选举资格以及被选举权利的，这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日本很多议员都把目光投向家庭主妇，往往会在拉选票的时候提一提主妇的利益，因为妇女也是半边天；第二，你不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是不能参加选举的。
这个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就是钱，在和宪法几乎同时出台的选举法中规定，每年纳税低于15日元的，不具备选举权。那年头的15日元可以在日本最豪华的饭店——帝国饭店里包吃包住一个星期。
根据这两个条件，当时全日本能够参加选举的人只有46万左右，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为4千万。也就是说，有效的选举人口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那会儿不但被这么做了，并且还被明治政府口口声声地称之为“民主”。
以上就是参选人，也就是选民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说说被选人。
被选人倒是不需要什么太高的门槛，只要你满25岁而且是男性并且有足够的人来选你，那你就能当议员了，这个没啥好多讲的。
7月1日，日本第一届众议院选举正式开始，大家拿着自己的收入证明和税单缓步走入投票点，领取了选票之后开始写起了自己要选的人的名字。
这次选举总共参加人数为45872人，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1.13%，而候选人总共有1243人，众选民将在这些人中选出300个作为第一届众议员。顺便一说，从各县能参选的人数来看，当时日本最穷的应该是东京，因为那里拥有投票权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0.35%。
投票采取的是记名投票，就是你在写完选谁之后还得写上自己的名字，防止某些人乱说乱动，比如把这神圣的一票投给乱臣贼子或是自己在红灯区的老相好。
要说日本人的效率还是很高的，短短几天便结算出了结果，根据统计表明：本次选举的投票率为93.91%，故而有效，得票最高的个人是来自佐贺县的松田久正先生，这人之后担任了第二届的众议员议长以及大藏大臣等要职，不过在此跟我们关系不大，所以略过不谈。
OK，现在要说的，应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了，那就是反对党和与党，到底谁在这次选举处女秀中，占据了更多的席位呢？
答案公布：是反对党。
在300个席位中，土佐（高知县）出身的板垣退助和中江兆民之宪政自由党占了130，为四党之中最高的，肥前（佐贺县）人大隈重信的宪政改进党拿了41个位子，土肥两党加起来为171票，而吏党的大成会虽然拥有79个席位，可无奈碰到了猪一样的队友，国民自由党仅仅弄到了5个位子，也不知道这帮人平常都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欺男霸女的事情，居然都没人鸟他们，此外，还有45个名额是属于无党派人士的，像松田久正，就是个不属于任何党的自由人。
值得一提的是，新选出来的300个参议员中，有191个是平民出身，而这些平民里，有超过100人是地主，也就是农业户口。换句话讲，日本第一届众议院里，不但坐着一屋子反对党，而且还是被农民给当家做了主。
虽说这实在算不上是民主制度的胜利，因为当年的日本压根就不民主——你纳税15日元才能有选举权这叫哪门子的民主？
可不管怎么说也能勉强算得上是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吧。
不过这个结果是让明治政府相当恼火的，毕竟他们谁也没想到，想跟着洋人玩一把近代政治，结果整来了一帮反对党外加泥腿子，一些王公大臣们在感到脸上无光之外，还生出了一丝危机感：这帮孙子不会就这么一直霸着众议院不走了吧？第二届第三届该不会还是这些泥腿子党吧？这样下去，那我们的利益谁来保障？
于是，在第二届众议员选举的时候，时任农商务大臣品川弥二郎搞起了暗箱操作，偷偷指示各地县官对民党的候选人进行拉拢软化，劝说他们放弃参加选举，软化不行的，就随便给按一个罪名，直接逮捕剥夺政治权利，后来这哥们儿玩大发了，甚至一度想把板垣退助也给抓起来，可当时板垣总理已经是堂堂一伯爵，抓他得有天皇的圣旨。结果品川弥二郎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一下壮了胆，居然真的上了一道折子，跟明治天皇说板垣退助意图谋反，请皇上下旨把他给逮了吧。天皇当场就回了两个字，滚蛋。于是也就只能作罢了。
不过品川弥二郎弄出来的这场操纵选举事件，最终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暴乱，各地选民和被选举人纷纷与前来干涉的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并造成了2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回民主，基本情况便都在上述所说之中了，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民主的道路不仅是长得一眼望不到头，而且时不时地还要伴随着死亡，西方的近代制度也不是那么好学的，有时候往往也得付出代价，不过，依然有那么一批人在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信念。
司法独立大于一切——皇太子暗杀事件
明治二十四年（1891）五月十一日，位于滋贺县大津的日本最大淡水湖琵琶湖畔，迎来了到访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一行，老百姓们对于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是相当欢迎的，大家有秩序地站成两列，一边围观一边让出一条道给尼古拉太子坐的黄包车通过。而明治政府对这位爷的到访也极为重视，特别是在安全保卫方面那真是下足了功夫，基本上是达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短短几百米的路上就站了二十多个警察，人人身戴佩刀，威武挺拔地戳在路边，一副谁敢靠近直接法办的样子。
尼古拉太子对此感到相当满意，并表示有这样的防御措施，就算是刺客他祖宗出现，也冲不进这个圈子。
老话说满碗饭能吃满句话不能说，就在太子爷意气奋发得意洋洋的当儿，意外发生了。
且说此时尼古拉同学正坐在黄包车里向四周围观群众微笑挥手，突然一个黑影横空出世，一步窜到了他的身边，尼古拉还没看清来者是谁，脸长什么模样，那哥们儿手里就突然多出了一把单手佩刀，接着一道寒光，刀刃直劈他的脸，尼古拉凭借着本能急闪了一下，但估计是因为平时缺乏锻炼的缘故，压根就没闪开，仍旧挨了那么一下，右脸颊被刀砍中，不过此时的尼古拉太子本着一种强烈的求生意识，一下子爆发出了巨大的潜在能量，只见他都来不及抹去顺着脸喷出来的血，一个狗熊打滚，便翻身下了车，顺利躲过了刺客的第二刀，然后连滚带爬朝远处奔命而去，在这个过程中，又使对方的第三刀也落了空，其反应之灵敏，身手之矫健，虽日本剑圣宫本武藏再世亦不能及也。
而那位刺客也是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一看尼古拉手脚并用打算逃走，立刻高举手里的佩刀，向着他冲了过去。
一直到他举刀追杀的那一瞬间，周围人才反应了过来：有人暗杀！于是大家纷纷围了上来，其中尼古拉太子的车夫，名叫向畑治三郎，虽说没什么功夫，但却有智慧。他三步并作两步赶上了挥舞着刀就要砍的刺客，然后伸出了自己的一只脚，使了个绊子，便将对方轻易地给放倒了，趁着这个机会，周边的警察才一拥而上，将刺客扑倒在地，用随身携带的绳子将其五花大绑一番，然后带回局里审讯，而尼古拉太子自然也被人给扶了起来，送到医院里抢救去了。
经过多方会诊，众医生一致认为，太子虽说运气很差，脸上被劈了一刀，伤口长达9厘米，基本上算是破了相，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是关于这个刺客的：他到底是怎样进入这层层防御圈，然后还能抽刀砍人的？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何要刺杀尼古拉太子？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位刺客先生之所以能穿越警察的保护圈轻而易举地来到尼古拉身旁以至于连他本人都没反应过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就是当时站在黄包车边负责搞警卫工作的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名叫津田三藏。
其次就是津田三藏刺杀尼古拉的动机了。根据他自己的交代，是因为这哥们儿爱国的缘故。
具体是这样的，当津田三藏听说俄国的王子尼古拉要来日本访问之后，便一厢情愿地认定这哥们儿是来充当俄国侵略日本的马前卒的，特地先跑过来以访问的名义刺探情报，同时，也是为了看看俄国今后的殖民地是啥样子。缘此故，必须要将其给弄死，这样日本便不会遭到侵略了。
这听起来相当可笑，但津田三藏确实是这么说的。每当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总会想，当年日本是不是只要是人类都能做警察啊？
其实，尽管那年头俄国四处扩张，手伸得又黑又长，从朝鲜一直到印度，哪儿都留下了他们那肮脏的手印，可尼古拉这次来日本，却真的只是一次旅游，这家伙非但没打算侵略日本刺探日本军情，相反，其实他非常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也喜欢日本文化，说白了，就是一不折不扣的哈日派。
哈日的情节源自于当时法国作家皮埃尔·罗蒂的一部舞台剧《阿菊》，说的是一位日本姑娘和一个欧洲绅士的恋爱罗曼史，尼古拉看了之后，被里面温柔善良美丽动人的日本姑娘给深深地迷住了，从此之后便爱上了日本的一切，并整天幻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跟一个日本美女谈一场浪漫的恋爱，想着想着，就决定亲自来日本观光一番，实地看看自己憧憬的那个国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上，尼古拉坐船抵达日本，在长崎登了陆，当他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起，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种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好看，看什么都想要的极度兴奋状态之中。
在街头的古董店里，他是看到东西就买，从战国时代的盔甲到江户时代的夜壶，只要是日本的，统统出钱拿下，连价都不怎么问。
到达京都之后，尼古拉被安排住进了一间传统的日本旅馆，一进门他就大叫一声，然后飞身扑进了屋子，接着就伏在地上再也不见起身。
手下吓坏了，以为太子被什么独门暗器给打中了脑袋当场死房间里了，连忙跑过去抢救，结果刚一走近就听到尼古拉的兴奋之词：“太棒了！我要！”
他要的东西是他身子底下的榻榻米，而日本方面自然不敢怠慢，当下就把这间屋子里所有的榻榻米都给挖了起来，运到了太子殿下的军舰上，然后再给他换了一间房。
还是在京都，当他在参观日本传统的刺青工房时，对日本龙的图案大感兴趣，回家之后就把刺青师傅给叫到了房间里，要求他在自己的右腕上给刺上一条龙。
就是这么一个热爱日本热爱日本文化的哈日孩子，结果在他喜爱的土地上被他憧憬的民族中的一份子给砍了，这不得不说是相当悲哀相当倒霉的一件事儿。
这桩史称大津事件的刺杀案，在当年的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甚至可以说是恐慌。
当时俄国在世界上属于是相当强大的帝国了，不论是领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来看都是如此，真要跟日本打的话，估计两三下就能直接解决战斗了。
现如今你把人家的皇太子给砍了，就算本来不想打你的，搞不好现在都会过来揍你一顿。
所以大家都慌了，就连明治天皇都感到自己的双腿在打颤，不过尽管浑身发抖，可有的事情也是不得不去做的。在事发的第二天，也就是12日，他便从东京启程，13日到达了尼古拉太子在京都疗养的国宾馆，亲自探望了对方，并致以真诚的道歉，表示哥们儿是我们错了，你的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们日本统统加倍全包，怎样？
尼古拉太子倒也挺好说话，说自己也没伤太重，就是流了点血，头晕想睡觉，您老先出去吧。
明治天皇说，好，我这就出去。可刚走到门口却又折了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卷白布：“这是皇后亲自做的绷带，您请用。”
这玩意儿肯定是没消过毒，估计人太子也不敢用，用了很可能就破伤风，若砍倒是没被砍死，却因感染毙命那就太不值当了。但他还是从病榻上撑起了半个身子双手接下，口称谢谢之后，又说道：“天皇陛下，这里虽然很豪华，但还是住的不太习惯，我能回到自己来时坐的那艘军舰上去休养么？”
尼古拉说的那艘军舰此时正停在神户港。天皇对此一口答应，并且表示，我送你去神户。他说到做到，第二天就动身亲自陪同在尼古拉身边，一直将其送到船下并看着太子上了船。天皇亲自当陪送员，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闻的事情，但明治天皇愣是给做到了。
与此同时，日本各界都被动员了起来，要相应天皇，支持天皇并跟随天皇，一起给俄国的皇太子道歉。其中，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儿子有栖川宫威仁亲王被封了个道歉大使的名号亲自跑到了俄国，找太子他爹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磕头求饶赔不是去了。首相伊藤博文也来到了那艘军舰上，亲切探望了伤已经好得快差不多的尼古拉太子，在深鞠躬90度之后，他又致上了自己的慰问品——日本点心数盒。对此，尼古拉还是相当满意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各种亲王贵胄高官名流纷纷来到军舰上以各种名头对太子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之情并且送上了慰问之品。
而基层老百姓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各种慰问活动。
最普通的办法就是拍电报到俄国公使馆，以一个普通日本国国民的名义对太子说一声对不起，请你不要从此恨上我们日本。这样的电报俄国人一天能收到2万封。
接着，寺院，神社每天开始念经祈祷敲钟奏乐，请神仙佛爷下凡帮忙，让皇太子的伤势尽快痊愈。
此外，学校纷纷开始停课，孩子们也不上学了，大家在家写信的写信，叠千纸鹤的叠千纸鹤，弄完之后再拼凑在一起给尼古拉送了过去。
再后来，连各种娱乐场所比如京都的岛原东京的吉原都暂停了营业，一切奏乐鸣响之事也被停止，不过，这些哀悼都是民间自发的，并非政府组织，没有一个人对日本人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不许唱歌不许跳舞不许玩劲舞团不许打魔兽，但却没有一个日本人唱歌跳舞玩劲舞团打魔兽。
这就叫做民族凝聚力。
对此，尼古拉表示衷心的感谢，但一连好几天天天几十上百个人跑来以慰问的名义围观再加上几万封电报信着实让他有些吃不消了，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是来旅游的，现在游也游地差不多了，礼物也拿了不少了，刻骨铭心的纪念也有了，那就该回家了。
所以在当月的15日，他对明治政府说，自己将在19日启程回国，明治政府连忙表示，我们讲组织盛大的欢送会，到时候请太子务必赏脸参加一下。
然而尼古拉却一口回绝，说我不来，不仅不来，他还提出了另外的要求：“让你们的天皇来我的军舰上，我来招待他吧。”
这个邀请再度引起了一阵恐慌。
因为大家都觉得，自打尼古拉这小子被砍之后，居然意外地没有对日本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先前不管怎么说，至少还要走了30张榻榻米，可现在居然连一碗大米都不肯多要日本人的，肯定是憋着一股坏想搞报复，如今居然公开要求天皇单独去他的军舰，绝对是有阴谋。
至于是什么阴谋，负责天皇起居生活出行各种事物的宫内厅（前宫内省）众高官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出的结果让所有人震惊：尼古拉是想趁着这个机会，绑架天皇，把他给弄到俄国去。
既然是这样，那就自然不能让天皇去了。所以一连几天，宫内厅大小官员齐齐地跑到天皇跟前劝谏，说皇上这事绝对绝对有阴谋，你去了绝对绝对就回不来了，所以绝对绝对不能去。
明治天皇听了之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很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不去的话，谁去？如果我连他们的军舰都不敢上，那么日本的颜面又将存于这个世间的何处！？”
宫内省里有那种已经当差当了很多年，从幕府时代开始就为天皇服务的老爷子，在听了这话之后，当场眼泪就掉了下来。
因为他们还清楚的记得，27年前（1864年）的禁门之变中，当时还只是睦仁亲王的他，在长州藩的隆隆炮声下，被吓得当场晕了过去，时过境迁，这家伙却已经俨然成长为了一个能够担负起国家重担的堂堂君王了。
不过感动归感动，有的事情还是不能放他去做的，毕竟风险太大。但天皇却是铁了心一般地表示，自己肯定要去，你们谁都别拦着。
19日，在大家一片提心吊胆的祈祷下，天皇来到了俄国的军舰上，见到了尼古拉太子。
太子很高兴，说天皇陛下您能来真是太好了。
天皇也很高兴，说看到您恢复地还算不错真是太好了。
接着两人开始了亲切的交谈，明治天皇表示，日俄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从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离的又那么近，属于好邻居好伙伴的类型，所以更加应该多搞双边合作，加强睦邻友好，以便迎接崭新的未来。
尼古拉太子也表示，尽管这次来日本旅游发生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总体来说日本给自己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吃的喝的都很对胃口，艺术品也很漂亮，简单说来一句话，大体上是好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就让它随着滚滚奔涌的海浪一起消失吧。
明治天皇天天称是，说太子您放心，有的事情就算您不说，我们也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的。
会谈在一片欢快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天皇顺利下船，目送俄国军舰离去。
在尼古拉太子离开日本的第二天，有一个人自杀了，死在了京都府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门口。
死者名叫畠山勇子，是千叶县出身的普通女性，当年27岁。其实她是一个跟此次事件没有半毛钱关系的路人甲，不过，当其得知天皇因为尼古拉被人砍了而陷入了深深的头痛之中后，觉得天皇暖热，匹夫有责，自己虽然只是一介女流之辈，但也应该为此做出一些什么来。
想来想去，她决定，自己去代表日本老百姓向尼古拉太子道歉，而道歉的方式就是自杀，用生命来表达自己的诚意。
5月20日晚上7点刚过，畠山勇子来到了京都府政府办公大楼门前，先是投书三封，一封是写给俄国太子和政府官员的，叫《露国御官吏样》，露国就是俄国，里面表达了她作为一个普通日本老百姓对此事件的内疚心态，并真诚地希望俄国人们不要因此而恨上日本；余下的两封都是写给日本政府各高官的，一封叫《日本政府样》，一封叫《政府御中样》，内容大致是讲自己是心甘情愿为国道歉而死，没有任何人胁迫，以及简单地叙述了她的生平，等等。
投完三封信，畠山勇子拿起小刀，先刺了自己的胸口，因为她力气比较小已经众所周知的原因，故而刀刃并未触及到心脏，所以她没死，随即，勇子又刺了自己的喉咙，还是因为力气太小的缘故，虽然刺破了鲜血流了一地，但没刺穿，所以还是没马上死；再想刺自己什么地方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而浑身无力，已经无法下手了。
虽然畠山勇子被路过的人们立刻送往了医院，但最终还是因为流血过多外加伤势过重，当天就死在了抢救室里。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光是日本，整个国际社会都被震撼了，尼古拉太子知道这事儿之后，也是感动地差点连眼泪都掉下来，连忙亲自指示驻日的俄国外交官们集体前去登门参加畠山勇子的追悼会，并且还送上了大量的金钱礼物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
英法等欧洲国家也对此事进行了相关报道，高度赞扬了日本女子的爱国情怀，葡萄牙驻日公使莫拉艾斯先生还亲自跑来，在追悼会上献了画圈。
至于日本国内的舆论媒体，那更是展开了一股近乎疯狂的宣传旋风，不仅那三封投书被公开，就连畠山勇子留给亲朋好友的遗书也被全国各大媒体争相转载，并众口一词地给她戴上了一顶“贞洁烈女”的高帽子。而民间也把她视为民族英雄，更有甚者还在神社里给她封了个神位，让大家对其行礼膜拜，一时间，全日本都流行着一股畠山热。不过，至始至终，再也没有第二个跳出来说要自杀的人了。
此外，那个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使绊子的车夫向畑治三郎也受到了极大的褒奖，俄国方面自不必说，先是授予了他圣安娜勋章，然后又前后给了两笔总计金额为3500日元的奖金。而日本政府自然也不会亏待他，先是给了他一枚白色桐叶勋章，然后每年都发给他36日元的生活费，不过后来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便终止。
赏完了之后，就该来说说罚的了。
滋贺县警视局局长引咎辞职，因为自己的部下捅出了这么一个天大的篓子，不辞职也说不过去。
接下来就是那位刺客津田三藏了。
首先，这哥们儿被天皇亲自定性为国贼，号召全国人民共讨之；接着，他享受了我们中国一代奸臣秦桧宰相都没能享受到的待遇。
且说秦相自打坑死岳飞之后，就被中国老百姓给普遍地恨上了，痛恨的程度相当深。本来，中国人取名有用佳木为名的习惯，比如李成梁的那几个儿子就叫李如松李如梅李如柏，而桧木本身也是一种名木，几乎能跟松梅柏齐名，但自打出了秦桧之后，就基本上没人在名字里放这个桧字了，后来还专门有个姓秦的家伙写了两句诗，叫“人从宋后耻名桧，我到坟前（岳王坟）愧姓秦”，被痛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不管是耻名桧还是愧姓秦，那都是老百姓们自发的，跟当时的统治者并没丝毫瓜葛，纯属民间行为，与官方无关。
但明治政府就不同了，事发之后，津田三藏的家乡向全国宣告：从此以后，他们那块地方不许有人再姓津田，也不许再有人叫三藏，一时间连原本在日本孩子中间有大人气的木偶戏西游记都没人演了，因为唐僧在日本是被叫做三藏法师的。
搞完这套虚的，再下面就得来点实实在在的玩意儿了，就是关于津田三藏这家伙本人，该怎么个处理法。
早在有栖川宫威仁亲王访俄赔罪的时候，亚历山大三世就暗示说，那个刺客应该被处于绞刑，活活绞死他，而当时亲王也当场表态说，你放心，这小子活不了。
判处津田三藏死刑，这在当时不管从天皇的意思来看，还是从众官员的意思来看，就算是放眼从民间看，那都是铁板钉钉，改变不了的事情。
不过按照传统，还是得开一个内阁会议，让大家来讨论讨论细节，比如怎么死，在哪儿死，由谁动手之类。
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弟弟，时任内务大臣西乡从道率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事儿其实很简单，送到法院去接受审判，然后判处死刑，几天内就能执行了。”
大家纷纷点头，表示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什么时候开庭吧。
却不想就在此时响起了一个声音：“不能让他这么死。”
说话人是新上任的递信大臣后藤象二郎。
众人很奇怪，问他不让这么死那你想让他怎么死？
“把他毒死在监狱里，然后对外宣称暴毙，直接掩埋尸体。”
西乡从道说后藤你丫疯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明明能光明正大处决的，非得搞这种肮脏手段，你喝多了还是怎么着？
“西乡大人，谁告诉你能光明正大处决的？”后藤象二郎问道。
西乡从道愣是没弄明白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判津田三藏死刑，他觉得后藤象二郎今天绝对是喝高了，不是来开会而是来找茬的。所以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反正除了象二郎之外所有人都站在自己这一边，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了。
总而言之，全国形势一片团结，上到天皇下到乞丐，大家都盼着并认为津田三藏这次算是死定了。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18日，众人期盼已久的津田三藏刺杀俄太子一案终于开庭了，本来这事儿应该在大津市地方法院进行的，但为了体现日本政府的重视，所以特地改在了东京的最高裁判所宣判，而且为了方便省时省事，明治政府还做出规定：审判方法临时改为一审终了制，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不给你任何上诉的机会。
就在开审的同时，司法大臣山田显义和内务大臣西乡从道则准备起了死刑要用的各种道具，比如用几号管的枪，让谁来打，或者是不是考虑一下用绞刑架之类等等。
正在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审判结果出来了：
经法庭调查认为，被告人津田三藏犯有杀人未遂罪，判处无期徒刑。
“梆！”
一锤子定了音。
傻了，上到天皇下到乞丐，全国人民都傻了。
傻完之后大家慌了，这案子是日本天皇亲自把关，俄国沙皇亲自过问，已经算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了，怎么居然还有人敢翻了呢？最要命的是，你这边一翻案，毛子那边就得翻脸，搞不好脸都不翻直接舰队骑兵开过来上脸了，这可怎么办？
情急之下，山田显义问了西乡从道一个巨愚蠢的问题：“这他娘的是谁审的案子？”
西乡从道一看这哥们儿都已经气糊涂了，也不好笑他，生怕对方受了刺激然后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来，于是便很和蔼可亲地说道：“是国家大法官儿岛惟谦。”
国家大法官就是我们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了体现明治政府对刺杀太子一案的重视，但凡跟该案有关的，一律都采用最高规格——在最高规格的法院进行最高规格的审判，并由最高规格的法官来操作。
结果就捅出了最高规格的篓子。
儿岛惟谦，原宇和岛藩（今爱媛县）出身，虽说家里好歹也算是个武士，但因为实在太穷养不活，所以自幼便被送到了人家家里当养子，从10多岁起，便到了当地的一家造酒作坊里当小工，童年过得比较凄苦。庆应元年（1865）的时候，儿岛惟谦去了长崎，在那里他结识了坂本龙马以及五代友厚等人，在这群人的感化下，他酒厂小工也不当了，直接赶赴京都，开始参加起了尊王攘夷的活动。再混着混着，戊辰战争爆发了，于是他便参加了革命，扛着枪从京都一直打到北海道，全国解放之后，先是在新泻县和品川县（今东京品川地区）担任地方官，1870年（明治三年）被调入司法省，从名古屋地方裁判所所长开始当起，一步步往上爬，一直爬到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了日本司法界的老大。
估计天皇也挺郁闷的，刚刚提拔了这家伙就给自己弄出了这档子事儿来，这真是一失手成千古恨。
不过你再恨再悔也没用了，现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到儿岛惟谦，让他择日重判，这样才能不得罪俄国人。
西乡从道决定亲自拜访儿岛大法官，说点好话送点礼物啥的，以便让地方回心转意，而时任总理大臣松方正义听说之后表示自己也要去，人多力量大。
到了儿岛家，儿岛惟谦从容不迫地受了西乡从道和松方正义两人的一拜然后收下了那一包礼物，再非常淡定地招呼仆人上茶，喝了几口之后，西乡从道忍不住了：“儿岛，你看你是不是把那个审判结果给重新弄一下？”
“凭什么？我完全是按照法律在办事，凭什么要改？”
松方正义非常低声下气：“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6条，杀害天皇或者皇族以及杀害未遂企图杀害的，判处死刑。”儿岛惟谦一口将其打断道，“既然津田三藏杀害未遂的并非是我日本的皇族，凭什么要判他死刑？”
这条理由在当日法庭上已经说过，松方正义和西乡从道都明白，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买了好吃的，说着好听的来求人了。
“我说儿岛大人。”松方正义笑容可掬，“你看，现在这事情比较特殊不是？所以你就特事特办一下吧。”
“人人都来特事特办，还要法律干嘛使？”
松方正义一听这话就急了，说你不给全国人民面子难道还不给我这个总理大臣面子么？我好歹也是一国之首，除了天皇就我最大了，你对待我这个总理，就是这幅嘴脸？
儿岛惟谦一听这话，当场就问了一句：“总理算什么？”
松方正义则反问一句：“你说总理算什么？”
“总理在我这里，什么都不算。”儿岛惟谦义正言辞，“日本的宪法是三权分立的，你的行政权和我的司法权两相互不干涉，如果你打算以来自政府的压力逼我就范的话，那这个国家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立宪国了。”
这话说到这里，西乡从道算是明白后藤象二郎那天还真是没喝高，句句都是真理，不过显然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只能对儿岛惟谦说道：“你要想好了，虽说你是大法官，在国内你爱怎么折腾我们都没法来干涉你，可现在事关俄国皇家，若执意以普通的杀人未遂罪来判津田三藏那家伙的话，搞不好俄国人一发火就攻过来了，你觉得为了那堆乱七八糟的破法律引发亡国划算么？连国家都没有了还有个毛法律啊？”
“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无法遵守保护，那要这个国家还有个毛用啊？”儿岛惟谦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跟俄国的关系何去何从，这不是我这个当法官应该考虑的事情，而是你们这些拥有行政权的人的工作，我的本职，就是维护法律尊严。”
西乡从道一看关键问题都被这哥们儿来了个一推二六五，也算是服了他了，不过人家都推得有礼有节还有利——对自己有利，所以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出什么来，实在没辙了，他只能想出了最后的一招：“我是代表皇上来的。”
这下轮到儿岛惟谦不说话了，因为他压根没明白对方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身怀皇上密旨的，奉了圣命才来见你的。”西乡从道的最终绝招其实就是忽悠，把天皇给抬出来吓唬吓唬儿岛惟谦，或许他迫于皇威，可能也就就范了，“你难不成打算抗旨不尊么？”
儿岛惟谦从小也是苦出身，战场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才有了今天，岂是那种要见识没见识要胆识没胆识的富二代？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吓大的，他当场就把西乡从道的忽悠给点破了：“暂且不是就算是皇上之命，我也不会违背皇家制定的法律，你现在说，你有皇上的旨意，那么西乡大人，请你明确回答我，皇上到底有没有明确表示‘以宪法116条为根据判处津田三藏死刑’？有，还是没有？”
那肯定是没有了，而且事关天皇，西乡从道也不敢贸然无中生有，眼看忽悠也失败了，只能表示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告辞了。
5月26日，津田三藏被押赴监牢，开始了他的铁窗生活。
对于此事，日本国内的反响也是一片激烈，不过出乎很多明治高官的意料，老百姓们非但没有对那位“宽容”国贼津田三藏的法官儿岛惟谦产生任何憎恶之情，相反，大家对他的那种誓死都要维护法律尊严的精神交口称赞，纷纷评价他是法律的守护神。
而欧美列强也通过这件事儿对日本刮目相看，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了儿岛大法官舍命护法的英雄事迹，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不过，这些明治政府的高官们都不是特别关心，他们的眼睛，都只死盯着一个国家，那就是俄国。
6月初，亚历山大三世特地发函表示，对于日本在太子到访期间的欢迎工作以及离去之后的善后工作，自己都觉得非常满意，特此感谢。
换句话讲，就是没事了。
大家悬在半空的那颗心终于又放回了胸膛里。于是也开始称赞起儿岛惟谦来。全国上下一片欢喜庆幸的气氛。
不过仍然还是有那么一位不幸者。
此次事件中的罪犯津田三藏，在入狱4个多月后，也就是当年的9月29日，死在了牢里，根据尸检报告称，是死于急性肺炎，不过因为这家伙本身身体就很不错，而且他的死法跟后藤象二郎之前的那种期望死法几乎完全吻合，所以一时间毒杀一说被传得沸沸扬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后日俄战争爆发，这位津田三藏又被明治政府给挖掘了出来，重新摆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不过这次，他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现的。
要你是英雄，你就立马高大全；要你是狗熊，你原本站着的也得把你给打趴下，这就是很多小人物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悲哀。
民意还是司法？最后的复仇
说起日本的司法进程，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也不得不说，那便是被称为日本史上最后复仇的事件。
这事儿发生在很久很久之前了，比板垣退助的那一声自由不死更久远，是明治维新后不过十来年的案子，不过因为确实很具有代表性及时代意义，故而特地拿来一扯。
据说人是万物之灵，而之所以是万物之灵，纯粹是因为有着丰富的感情。
然而人类的感情纵然是如万花筒一般再森罗万象，真要分起类来说到底不过两大种，其一为爱，其二为恨。
于是也就产生了两种将感情现实化的行为：示爱和报仇。
从人类历史开始的那一天起，这两种行为便不曾断过。
安康天皇三年（456），年代主角安康天皇本着好吃不如饺子好玩不如婶子的基本指导思想，设计杀害了自己的叔叔大草香皇子，并将婶婶中蒂姬命强立为后。
结果此事不深败露，被大草香的儿子眉轮亲王知晓，于是年仅7岁的他拿起宝剑为父报仇，趁着某日深夜安康天皇睡熟了的当儿，将剑刺入其胸口，史称眉轮王之变。
这是日本史籍中所记载的最早的报仇事件。
尽管年幼的眉轮亲王最终下场相当凄惨——被讨伐军围困在内大臣的宅邸中活活烧死，但纵观日本历史，宁可丢了性命也要报仇的人绝不在少数，尤其是在江户时代，那些个信奉着武士道的武士们可谓是前赴后继浪推浪地跳出来寻仇报仇，以至于幕府都拿他们没办法，只能采取变相默认的手段，即制定法律，允许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合法报仇，只要不触及底线，那么即便是为仇杀人，则也无妨。
这条法律被后世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意淫为武士任意妄为的象征之一，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你若真要按照报仇相关条例来报一个仇，那是很有难度的。
为了能够说明白如何才能合法报仇，我们暂且原创一个主角，叫太郎，身份是混迹于江户街头的浪人。
某一天，太郎在酒店里吃酒，突然就有人跑过来说不好了不好了，太郎，你家有人跟一流氓吵架，结果被对方一刀捅死，快去报仇！
如果此时太郎火冒三丈提起朴刀就走，寻得那仇家上前戳了他三四个透明窟窿，那么仇是报了没错，但也很有可能造成太郎自己锒铛入狱，被判杀人。
要想合法报仇，首先得问明白受害人是谁，确切的说，是和自己的关系。
一般而言，只有当受害人和自己是直系尊属亲人的情况下，才允许为其报仇。
直系好理解，就是第一手的亲戚，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等等；而所谓尊属，则是指那个亲戚在家中的地位，一定要比你高，例如你爹，你哥之类，比你地位低的，叫卑属，像弟弟，儿子以及老婆。
此外，考虑到江户时代的特殊性，所以通常如果主君被杀，那么其属下的武士也可以为他报仇，这是唯一一种当被害人和报仇人不存在任何亲缘关系下却能合法为其报仇的情况。
总之，杀亲爹杀老板可以报仇，而杀老婆杀儿子的话，那就只能报案了。
所以太郎并未急着动手，而是拉着来人问道，说究竟是谁被杀了。
来人说，是你三哥。
好，这就行了，基本确定可以去报仇了，但还不能百分百肯定，还得再问一个事儿，那就是为何会被杀。
根据报仇相关法规定，受害人只有在真正是“受害”被杀的情况下，才允许他的亲戚去报仇，如果是违法在先，被公差给依法拿下处死，那当然是不可能让人去报仇的，不然山田浅右卫门家族早就被杀了个精光了。
于是太郎又追问说，我三哥干嘛要被杀？
回答说是逛窑子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然后被一刀捅杀。
听起来有点丢人，但好歹也是“被害”，于是太郎提起腰刀就出发了。
不过他的目标并非青楼，而是奉行所，即我们中国古代的衙门。
到了那里，太郎并没有报案，而是递交了一张“报仇申请书”，请青天大老爷为他做主，同意让他去为兄报仇。
在江户时代，如果你想报仇的话，那么必须得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不然就算报仇成功，那也得被算作杀人犯。
官老爷看了看那张申请书，又详细问了问太郎的具体情况，觉得没什么问题，于是便拿过图章啪嗒一敲：“准了。”
至此，太郎的报仇大业总算是有了一层最基础的法律保障。
从奉行所回来，他又开始打探到底是谁杀了三哥，问了七八个人总算是找到了答案：杀人者，隔壁街的勘兵卫。
有了对象就好办了，太郎当下便修书一封差人送去，约了时间地点，说要公平决斗。
再说那个勘兵卫接到挑战书之后倒也爽快，表示三日后在高田马场不见不散。
武士的报仇分为两种，一种是你在拿到奉行所给的报仇许可后，悄然无声地突然出现在对方跟前或是背后，接着猛地一刀扎死他；还有一种则是上述的光明正大玩PK，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决斗中，一旦报仇的那个学艺不精打虎不成反被虎伤，那就是自认倒霉的活该，纵然是被对方反手一刀给做掉了，那人家也不过是正当防卫，断没有丁点的罪过。
所以通常来讲真的选择决斗报仇的人不多。
很快，就到了决斗的当日，两人各执一把好刀，对砍数十分钟后，太郎想起了惨死在血泊里的三哥，猛然爆发了小宇宙，将勘兵卫一刀戳死，终于是报了大仇。
开心么？当然开心了。
现在该干什么了？是不是可以回家小酌几杯然后安心睡个好觉了？
不行，别忙，报完仇之后，太郎还得再去一次奉行所，带着凶器，把报仇经过以及背景详细地再说一次，然后由奉行所出面调查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也就罢了，一旦有什么虚假谎报，那么这次报仇很有可能就被判定为无效，那么太郎将再度面临杀人指控，轻则牢狱，重则断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便是在报仇合法的那个年头，你也是很难全然无罪地报仇雪恨的。
说起来，日本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报仇，那多半得属赤穗藩四十七浪事件，话说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因被吉良义央口头羞辱，按耐不住愤慨而在江户城里拔刀相向，导致义央受伤，经过幕府判定，认为错在内匠头，他必须要担负全责接受处罚，处罚内容是切腹自尽外加没收所有领地，即废除赤穗藩。
消息传回藩内，众家臣自然不服，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幕府三思，让主公切腹也就罢了，可又何必烧房子连带挖祖坟地把整个藩都给废了呢？
但幕府却根本不鸟那伙人，在勒令内匠头切腹之后便没了动静，任凭赤穗藩的家臣们求爷爷告奶奶地上访，却从来不给半点反应。
最终，那伙人急了，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阳历公元1703年1月30日），在原赤穗藩重臣大石良雄的带领下，四十七名已经成了浪人的赤穗武士杀进了导致他们主公切腹的罪魁祸首吉良义央的家中，经过猛烈的搏斗，终于将义央一刀斩杀。
该事件在当时以及日后的日本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那四十七个人数百年来都被誉为武士的榜样，各种同名题材的戏剧小说屡出不绝，恨不得把那些人给奉为神佛祭拜。
然而，偏偏幕府却并不肯对民意买账，在经过一系列调研商讨之后，他们为本次事件最终定了一个性：非法报仇。
首先是承认了报仇的本质，毕竟一帮子人不为吃不为喝地跑去杀人灭口，怎么看怎么都是因仇而起，这个不能否认。
只不过，并不合法。
不合法的最大原因是浅野内匠头本身就是因罪而死，就算家臣心中有一万个不服可那也是幕府的裁决，既然根本就不是无辜之辈，那么也就自然没有了为其合法报仇的可能性了。
所以最后这四十七浪人的下场是清一色的全员被判切腹，而且他们之中但凡有儿子的，只要时年超过15岁，也一律被处以流放之罪，可谓是相当的悲惨。
由此可见，报仇容易，合法却很难，其实自打江户时代有了那报仇相关法律之后，真正在规则范围能完成游戏的人很少，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因触犯了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而不得已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
即便是日本史上最后一次被定性为“报仇”的杀人事件也是这种情况。
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治十三年（1880）的时候，然而其根源则是要追溯到明治维新之前的幕末时代了。
话说在德川幕府治世的最后几个年头里，全日本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动荡的境况，此时的幕府已然是摇摇欲坠，危在旦夕。而那些诸侯大名们，则都在各自想着自己的出路，有尚且对将军心存幻想打算搞体制内改良的革新派，也有已经完全失去对幕府的信心，转而打算依靠朝廷天皇的力量救国救民的革命派。
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九州筑前（福冈县）的秋月藩藩主黑田长德，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天下动向以便自己见风使舵，特地派出了家中重臣臼井亘理前往京都打探风声。
这位臼井大人的政治观点是主张幕府和朝廷联手，共同建设日本。看起来似乎是两边都不得罪的中立派，但实际上是里外都不是人的猪八戒。
这日本人吧，有时候比较认死理，你既然两边都不排斥，那么改良派就会觉得你是朝廷的帮凶，而革命派自然就把你当成了幕府的走狗，所以在臼井亘理从京都回来的时候，就有藩内一个叫干城队的革命派组织，把他当成了头号敌人，决心暗杀。
干城队的宗旨是用武力推翻幕府，奉天皇为国家元首，打造一个全新的日本。
要说本来这群人确实算得上是臼井亘理的政敌，可现如今情况有变，臼井大人在去了京都晃悠了那么一圈之后，发现幕府灭亡根本就是时间问题，于是便立刻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政治观点，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派。
问题是他的变化干城队并不知道，人家依然把他视作反动派，立志将其抹杀。
于是悲剧就此发生。
庆应四年（1868）五月，臼井亘理回到领国，归宅的当天深夜，干城队就杀上了门，他们一股脑儿冲进了亘理的卧室，将正在熟睡的亘理本人以及其夫人和女儿三人全部杀死。
这一夜唯一的幸存者是臼井亘理那年仅11岁的儿子臼井六郎，因为他的卧房离开主卧比较远，干城队的人没工夫去仔细找，这才免去了身首分离之灾。
当少年被骚乱吵醒，来到父母的房间，看着流满一地的鲜血和三具尸体，顿时瞳孔就扩散了。
他先是不由地问着自己：“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声音很轻，仿佛亲人并未被杀死，只是睡着，生怕吵醒了他们。
但是渐渐的，这“为什么”的重复问声愈来愈响亮，最终变成了充满着绝望的怒吼。
“为什么？为什么？！”
除了尸体之外，在尚且热乎着的血液上还漂着一张纸，开头处先写了三个大字：斩奸状，内容比较简短，先是自我介绍，表明杀人者做不更名行不改姓秋月藩干城队是也；接下来则是杀人动机，前面已经说过了，臼井亘理是反动派，不为那些人所容。
天还没亮，臼井六郎就拿着那份斩奸状直冲藩主黑田长德处——他爹是藩内重臣，所以此事得由藩主亲自处理。
然而因为这会儿已经是国家危难存亡的生死关头了，故而黑田长德也没工夫管这档子事儿了，于是便来了一招踢皮球，把臼井家惨案交给了秋月藩家老吉田悟助。
吉田悟助的政治立场和干城队一样，都是非常强硬的革命派，坦白地说，这厮心底里也是个巴不得臼井亘理早死早超生的主儿，所以面对前来申诉的六郎，他采取了一种能拖则拖，尽量避开的态度。
臼井六郎表示，希望青天大老爷做主，严惩杀人凶犯。
吉田悟助说，现在正在调查中，等找到了凶手，本老爷自会将其捉拿归案。
六郎问，你要调查多久？
悟助有些支支吾吾：“目前……总归还得调查……这要有个过程。”
六郎表示索性你也别调查了，我自己查，然后我申请报仇。说着，他把早已写好的报仇申请书给递了上去。
“不行。”这一回悟助回答得非常干脆。
“为什么？”
悟助说你这案子不适用报仇法，你爹算不得无辜。
六郎急了，问道我爹怎么就无辜了？奉命出差，回来的当晚就全家被杀，这不叫无辜那什么算无辜？
吉田悟助不再说话，只是表示你这报仇申请爱给谁给谁，反正我这里是不收的，至于凶手，还在侦破中，需要时间。
毕竟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绕得过老谋胜算的国家栋梁，一连过了数月，案件都依然处于“调查中”，到了最后竟然不了了之，权当其压根就没发生过。
臼井六郎也没办法，毕竟他还小，就算想做却也做不了什么。
于是时间就如走马灯一般转着转着便过去了一大轮，转眼间六郎就长成为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再一转眼，便成了青壮年。
除了个子之外，他的能耐也不断见长，尤其是武功方面，六郎苦心练了好几年的北辰一刀流剑道，还是个高手。
他从来都不曾忘记那一夜的仇恨。
他要报仇。
在学剑的同时，六郎也在一边打探着当年杀他家人的真凶——虽说斩奸状上明白写着是干城队所为，可总不能是整队人马全体一拥而上一人一刀砍死他爹的吧？肯定有主犯，只要找到这厮报仇就行了，不必挨个寻下来捅刀子，正所谓首恶严惩胁从不问嘛。
经过多方打探，六郎终于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时第一个冲入他家，在父亲臼井亘理身上刺进第一刀的那人，叫一濑直久，因为当年推翻幕府有功，所以明治维新之后便在新政府出任公职，现如今正在东京上等裁判所上班，担任判事，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东京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
既然已经收集到了情报，而且又练了一身疙瘩肉，那么剩下来要做的，显然就是写一份申请书交到有关部门得到批准，然后杀上门去决一死战。
虽说当年在秋月藩没拿到这报仇许可证，可那纯粹是吉田悟助一手遮天所致，现在六郎人在东京，根据相关规定，只要找东京当地的政府部门递交申请书，获得认可就行。
他吉田悟助本事再大，却也不可能在东京肆意妄为吧？
于是，臼井六郎满怀信心地写好了申请书，因为考虑到仇人一濑直久正在法院工作，所以他还特地交到了东京市役所（市政府）。
然而，对方只看了信封上“报仇申请书”那几个字，连拆封都没拆，就给丢了回去，同时还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他。
这也难怪，时为明治十三年（1880），经过十二个年头的维新变法，全日本上下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天都在产生着无数的新生事物，同时也有无数的老玩意儿被淘汰，这其中就包括了那部在江户时代家喻户晓的报仇相关法。
早在明治六年（1873）的时候，司法部门就宣布废除报仇法，同时还专门出了一个名为“报仇禁止令”的通告，用于警示那些胸怀仇恨且肾上激素分泌过多的家伙。
只不过当时的臼井六郎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学报仇剑，没留心到，于是这一错就错了七年多，到了明治十二年还拿着手写的报仇申请书跑市政府去要求报仇，不被人当神经病才有鬼。
其实别说是这部报仇法了，就连秋月藩，也早就不见了。
明治四年（1871）日本实行废藩置县，原先的藩国和诸侯通通被废，取而代之的是由政府直辖的都道府县和政府亲自委任的县令，那秋月藩藩主黑田长德被天皇赐了爵位，此刻正在东京的豪宅里颐养天年呢。
这下臼井六郎纠结了，这仇该怎么办？到底是报还是不报？
报吧，那就肯定得被当犯罪分子给处理了；可要不报，自己这十几年来含辛茹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是为了什么？
犹豫了三四秒，六郎做出了决定：这仇，还是得报，既为了多年来的心血，也为了死去的爹娘。
至于报完仇怎么面对警察叔叔，那个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找一个能跟一濑直久面对面相处的机会。
机会倒也不是没有，话说这个一濑直久每月都会出席一次在秋月藩原藩主黑田长德位于东京的别墅里举行的聚会，到场的都是原先秋月藩的武士，作为当年藩内重臣的儿子，六郎即便是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之中也不会让任何人起疑心，要下手的话，这便是最好的时机了。
这一年的12月17日，臼井六郎怀揣短刀，来到了黑田家府邸参加集会，在自报家门并被确认了身份之后，果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怀疑，主人黑田长德更是热情异常地领着他到处参观，一边带路还一边问：“六郎，这些年来你都去哪儿了？怎么才想着来啊？”
六郎笑说自己在忙着讨生活，然后请黑田长德为他介绍一下来的都是些谁。
黑田长德哪里知道这小子是在找一濑直久，于是便当真地碰到个人就指着对方说这是谁那是谁，就这样大概介绍了七八个人之后，长德在一个身穿西装留着八字胡的人跟前站住了：“这是一濑直久，现在在当判事，认识的人很多，六郎，你以后有什么帮忙的，可以找他。”
接着又对直久说：“一濑，这是臼井六郎，臼井亘理的儿子。”
一濑直久听完之后脸上没有丝毫的变化，而是真的如同认识一位新朋友一般伸出了手：“你好。”
臼井六郎则伸出了刀。
直刺心脏，一击毙命。
一濑直久当场死亡，鲜血喷了一地。
黑田长德傻了：“六郎……你在干什么？！”
闻讯过来围观的秋月藩老臣里有知道原委的，便用力拍了拍臼井六郎：“六郎，快走吧。”
臼井六郎则显得非常从容：“黑田大人，把你家的地板给弄脏了，真是万分抱歉。”
这会儿的黑田长德哪还说得出话来，嘴巴一张一合了老半天都发不出声儿，只是呆呆地看着地上躺着的一濑直久，再看看淡定万分的臼井六郎。
六郎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走出了黑田宅门，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警察局，自首了。
同时被带过去的，还有一份当初市政府没收下的《报仇申请书》，只不过这回是修改版，里面多了这么一段话：“当我得知原先的法规被废除之后，也曾一度陷入犹豫中，因为我个人认为，因为一己私仇而做出打破国家法度并引起骚乱的事情是非常欠妥的，可即便如此，我却又始终耿耿于怀地想着报仇，终日都不能让自己安下心来，所以最后还是做出了铤而走险的决定。”
在警察局里，六郎见到了一濑直久的遗孀。
那个女人一听说丈夫出事便火速奔来局里，跟着一块儿的还有她的两个孩子。
当一濑夫人见到六郎的时候，呆呆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轻声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我丈夫？”
六郎不知该如何解释，所以没说话。
这种沉默仅仅维持了数秒不到便被一声撕心裂肺地叫声给打破了：“你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
臼井六郎依然不语，只是把头低下，或许是他不忍心面对这似曾相识的一幕场景吧。
就在警察局里上演着悲情无极限的时候，门外的整个日本，都为此而轰动了。
明治维新，在教科书里的概念基本上就是非常简单轻松的一句话——日本通过了一场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我忘了的改革，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不是我学艺不精记不清，而是我觉得这话纯粹狗屁，没必要去记。
这场革新，让当时的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确实没错，但从真实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如果要用三个字来形容的话，那便是血淋漓。
江户时代的武士不见了，江户时代的侠义风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钱，钱，还是钱。
原本豪情万丈的武士，现在因为被取消了特权而被迫为了生计去干一些拉黄包车或是工地搬砖这样的工作，整日里都在为一两文钱而烦恼。
而在江户时代地位最低的商人们，则一跃成为了社会的上流人士，整日里和王公贵族们勾肩搭背谈笑风生，只因为他们有钱。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算了，毕竟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人生一世总有落魄腾达时，可偏偏那些个先富起来的商人们却不干好事专门犯贱，不但大做黑心生意，以次充好地兜售各种伪劣产品，甚至还毫无诚信地玩一些欺诈的把戏，比如找老百姓搞融资，开头承诺天价利息，结果钱一到手就无影无踪。
然而由于此时日本的法律，尤其是一些经济方面的法律还不是特别完善，所以纵然这些无良商人干了这样那样的勾当，却也无法对他们实施太重的惩罚，往往也就是轻轻撸一下，力度等同于拍灰。
这种司法不健全的情况其实是每一个国家在时代交替的时候都必然会碰到的状况。只是作为后人的我们虽然确实可以如此“客观”地这么给予评价，可当时的老百姓却不这么看，他们就是单纯地认定，黑心商人之所以没有受到有力的打击，那是因为官商勾结，天下乌鸦一般黑。
于是，大家就开始怀念江户时代，就算是回不到从前，却也希望能有一个“盖世英雄”出来，做一桩惊天动地，能给这个昏暗的社会送来一股小清新的大事情。
而臼井六郎宁肯被杀头也要报父仇，杀人之后不躲不逃主动自首，这种看似是将孝义贯彻到底的行为正好满足了那些期盼着看到英雄的人们的口味。
所以群众们都很激动，尽管警察按照规矩给六郎戴了手铐上了脚镣，可在市井街头，只要提起臼井六郎的名号，没有几个不竖大拇指的。
随着这样情绪的蔓延，最终引发了一个天大的麻烦——民意与司法的对立。
大多数经历过江户时代的老百姓们都普遍认为，孝大于天，杀父之仇必须得报，不然还做什么儿子？如果政府连这种孝行都不能容忍，那么简直就是没人性，不配再当父母官。
可对于明治政府的法官们而言，这报仇法早就在明治六年（1873）就被废了，臼井六郎是板上钉钉的杀人犯，根据法律，杀了人就是死刑，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双方就这么对峙了起来，但很明显，法官们占了弱势。
原因很简单，尽管六郎的最终下场是法官一句话说了算，但并不能就此认定这是司法赢定了，你得明白，这些法官们早上九点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代表着司法没错，可晚上五点一下班一出法院的大门，他们还是司法么？
就算还是，可司法的老婆，司法的老爹，司法的女儿，也是司法么？
司法的老婆上街买菜，司法的老爹去公园打拳，司法的女儿去学校读书，他们在听到了臼井六郎报仇事件以及自己身边朋友的评价之后，你觉得他们的立场会是什么？
压力山大。
最终，法院判定六郎为杀人罪，但是考虑到他的那一份报仇情节，故而免其一死，判处无期徒刑。
10年后，天皇大赦天下，所有在押人犯全部最降一等，死刑的变无期，无期的变有期，于是六郎便重获自由，再见天日。
因为案件当年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常年未消，所以出狱那天，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如大井健太郎以及星亨等人都前来迎接，还未六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接风宴。
但与此相对的是，质疑的声音自六郎入狱的那一刻起就也从来都不曾断过。
许多人觉得，既然已经废除了报仇相关法，那么所谓的报仇，也就理所当然的应在法律的概念里乖乖消失，可现如今居然因为老百姓的呼声而重新把已经作废的法律当减刑的依据来参考，这简直就是有辱司法公正。
关于六郎的行为到底是为父报仇的豪爽之举还是单纯的杀人泄愤事件，在当时的日本，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对此都议论纷纷，彼此各执一词。
鉴于这种情况，明治政府不得不出面做了解释，表示这次纯粹是情况特殊，法律虽然是被定死的，可总归也会有那么一两次被活用的时候，所以还请大家伙淡定并相信政府，相信法律。
安抚了民心之后，政府便不得不又老生常谈了一回，重申报仇杀人和抢劫杀人一样，都是杀人罪。接着，他们还在字面意思上做出了相关的规范，从那之后，在任何法令条规的行文里，都不再会出现所谓“报仇”这一说法了，而是一律用“仇杀”二字来诠释因恨杀人的行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至今日，在日本，“合法报仇”和“非法报仇”之类的字眼，那更是早已成为了单纯的历史名词，杀人就是杀人，作为非公机构的个人，在除正当防卫等极少数的情况下，但凡夺去了他人的生命，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行为。
法律的公正与公平之路，其实远远要比民主之路更为漫长并且难走。
大逆事件
明治二十七年（1894），日本在甲午战争（日清战争）中打败了大清帝国，接着又在第二年（1895）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得白银2亿多两，从此一跃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
然后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强大的沙俄帝国，从此跻身世界最强国的行列。
但是这一回，他们并没有拿到钱。
日本虽说确实是战胜了沙俄，但赢得着实相当勉强，因此像十年前对大清那样张开了血盆大口往死了敲一笔横财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由于为了这场战争明治政府消耗了大量财力人力可战后却并未得到相应的收益，以至于国家财政顿时陷入了危机，而另一方面，广大日本国民们因为既没有在精神上得到应有的振奋，也没有因胜利而获得实际的好处，很多军烈属甚至连抚恤金都没拿足，于是自然就造成了大量的不满。
伴随着种种不满同时滋生的，除了各种群体性事件如有名的日比谷公园烧打之外，还有就是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盛行。
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应该讲是非常悠久的——至少是亚洲的头一茬儿，早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日本就成立了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创立者总共六人，为首的那个，叫幸德秋水。
此人是有东洋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最得意的弟子。
话说中江兆民原先的本名其实叫中江秋水，后来改名兆民，意思就是“为了天下亿万兆子民”，而秋水这名，则传给了本名幸德传次郎的爱徒。
幸德传次郎，生于明治四年（1871）的高知县，他们家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药材商兼酿酒商，因为自幼衣食无忧无所事事，所以渐渐养成了爱折腾爱来事儿的好习惯，明治二十年（1887），年仅16岁的传次郎来到了东京投奔同乡中江兆民门下并得名秋水，然后在自己老师的推荐下当上了一名光荣的小报记者，从此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社会活动家生涯。
不过在刚入行的时候，幸德秋水还远不是什么新闻工作者，最多算是一名狗仔队队员，整天只热衷于报道各种小道消息，尤其是政坛丑闻，比如哪位大臣贪污受贿了，哪位将军包养小情人乃至小情郎了等等，由于长期接触各种社会阴暗面，以至于时间一长，秋水本人开始觉得这个社会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
久而久之，他又觉得不光光是要改在了，而是得革命。
于是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的五月十八日，幸德秋水和另外五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社会民主党。
该党党章第一条：我党以实行社会主义为终极目标。
而这所谓的社会主义，大致分为八个项目：人类同胞主义；军备全废；阶级制度废除；土地及资本共有；交通机关公有化；公平地进行财富分配；参政权平等以及教育公费负担。
这一切被总结成了一篇名为《社会民主党宣言书》，然后刊登在了当天日本的各大报纸媒体上。
然后就意料之中地引起了政府方面的不满和干涉。
5月20日，也就是社会民主党成立的第三天，东京神田警察署就把该当创始人之一，党干事木下尚江给叫去了署里，以违反了治安警察法第八条第二项禁止非法聚众集会为名，勒令他即刻解散社民党，同时还把那六个草创功臣给挨个叫去警察局里训话，并且禁止一切报刊杂志刊登《社会民主党宣言书》。
尽管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仅仅在这世上存留了50个小时都不到就被当局毫不留情地给扑灭了，可是那一点的燎原星火到底还是被点燃了起来。
再说那幸德秋水在组党失败后，便又回复到了从前的狗仔队生活，四处揭露社会阴暗然后予以最猛烈的抨击，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接触到了许多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思想也逐渐趋于更加激进和尖锐了。
明治三十七年（1904），秋水和同为社会主义者的好友堺利彦一起，翻译完成了《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什么，在此就不多做介绍了，毕竟在中国没听说过这玩意儿的人真心不多，在此唯一想要多说几句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件属意料之中，那就是该宣言翻译完成并发表的当天，就遭到了政府的禁令。
第二件则有些让人意外，那便是那位堺利彦，虽说也是支持共产主义的，但却跟幸德秋水完全不是一路人。
堺利彦与秋水同岁，可思想却非常成熟温和，尽管他热爱马克思，但也明白要把日本完全打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那是压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人所追求的，是希望能够带领着全日本的无产阶级们在国家议会中立有一席之地，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贯彻自己的理想。
因此当明治政府宣布《共产党宣言》遭禁之后，堺利彦只是笑笑，并未多说什么；而幸德秋水则完全不同，不光私下里破口大骂，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各种不和谐言论。终于，在第二年（1905）哥们儿因言获罪惹祸上身，被以违反新闻条例为由，抓进了大牢。
在监狱里，幸德秋水对自己进行了反思，他深刻地认识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人生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那就是骂政府——被和谐——消停一会儿——继续骂政府——继续被和谐，周而复始没有尽头，如果长此以往下去，那等于说自己这辈子算是完蛋了，更别提什么贯彻理想实现共产主义了。
可不骂政府，自己又能干嘛？幸德秋水不知道。
在苦苦思索都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出狱后的秋水离开了日本去了美国，或许是想在那个被称为自由国度的地方寻找到答案。
说来也巧，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机。
首先是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分成了两派，一派叫直接行动派，也称激进派，他们主张用一切手段发动革命推翻现有的封建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日本；而另一派则叫做议会政策派，亦称温和派或稳健派，他们认为所谓的靠推翻现有体制而进行的“革命行动”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就算做到，代价也会大的超乎想象，与其这么吃力不讨好，还不如安安分分地接受现实，做一些虽然有限但确实可行的政治改良，比方说组建一个合法的政党然后参选议员，等成功之后再搞一些既有共产主义色彩但也能为君主立宪制度所接受的提案，慢慢的慢慢的用一种潜移默化愚公移山的方式，对日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然，两派之间的关系肯定不怎么好，虽然明面上大家还不至于撕破脸皮，都互相认可彼此是共产主义同志，但暗地里则对对方诋毁不已，温和派觉得激进派是老鼠屎坏一锅汤，而激进派却觉得稳健派都是怂包蛋，称其为软派。
然后就是在组织内部发生变化或者说分裂的同时，明治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时任首相桂太郎退居二线，接任者叫西园寺公望。
西园寺公望是公卿出身，对社会主义这码子事儿看得比较开，他认为尽管那些个整天叫嚣着要武力推翻天皇要用铁和血打造一个新日本的家伙们固然该死，但对于少数只限于用合法的手段想在政坛中占据一席之地然后贯彻自己信念的温和派，则没必要赶尽杀绝，总而言之，两者需要区别对待。
于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此迎来了春天，当年1月28日，在堺利彦的组织下，日本成立了第一个被政府所容忍的社会主义政党——日本社会党。
社会党的主旨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在国法所接受的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
应该讲社会党的建立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进步，虽然堺利彦在建党初始还有些担心，生怕激进派们听说了之后攻击他是向政府妥协的叛徒，但事实证明他纯粹是多虑了，当诸激进派同志一听说从此有了政府认可的共产主义组织后，纷纷踊跃报名，要求加入。
然后，开始了夺权。
其实激进派真实的想法确实正如堺利彦他们所担心的那样，认为日本社会党的组建其实是一种妥协，但同时他们也觉得，既然现如今有了这么一个方便的平台，那又何乐而不利用一番呢。
于是众激进派们在加入社会党的同时，又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各自的“建设方案”，比如用这个合法的组织进行非法的宣传，让社会主义理论扩散得比以前更广；再比如以党的名义招募精壮汉子，为将来革命做准备；再再比如……
反正连远在美国避风头的幸德秋水听到了这个消息，也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日本，要求日本社会党立即行动起来，和自己配合一块儿，夺取全日本政权。
因为这伙人闹腾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就在社会党成立的第二年（1907），明治政府便忍无可忍地果断出击，先是宣布该党为非法组织，紧接着又勒令堺利彦等领导者限期解散。
就这样，日本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社会主义政党寿终正寝了。
不过，这还并非是最糟糕的的，真正让明治年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地狱的，当属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的起因，源于一个叫山口孤剑的人。
山口孤剑，本名山口义三，山口县人，生于明治十六年（1883）。
这家伙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对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一直鼓吹要打破家族制度，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全新关系，为此，还专门在明治四十年（1907）三月给《平民新闻》寄去了一篇稿件，题目叫《踹飞爹娘》。
这种破坏社会和谐的大逆不道行为自然难逃法律制裁，几乎是投稿在当天，哥们儿就被警察给上门查了水表，法庭审下来之后，先判了他有期徒刑三个月，同时，由于这小子在日常生活中一贯出言不逊，猖狂攻击政府，因此在关完三个月后，又多判了他一年多徒刑，等出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6月了。
因为山口孤剑在圈中素有敢喷敢骂的豪名，故而人气很高，这次出狱，很多同志都商量着是不是要来一场盛大的欢迎会，以洗其牢狱中的晦气。
社会主义者坐牢在当时的日本是常事儿，而重归自由后由亲朋好友给他开个Party也并不新鲜，所以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对此都没有异议，大家一起提前凑了份子拉了场子，只等主角出狱。
明治四十一年（1908）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山口孤剑正式重返社会。他踏出监狱大门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一群革命同志的簇拥下来到了一家叫锦辉馆的电影院，宴会就设在那儿。然后和大伙一起酒盏交错载歌载舞，一直从早上胡吃海喝到了黄昏。
眼看着天色已晚，有人提议说再这么吃喝下去伤身体，为了保护革命的本钱，不如我们找个有夜生活的地方锻炼锻炼？
众人一片叫好，于是醉醺醺的大伙互相搀扶着，走出了锦辉馆。
本来这一切都没什么，夕阳西下找点乐子，挺诗情画意的，可就在一些人尚还在讨论去哪儿玩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一个叫大杉荣的人，也不知道从哪儿就摸出来一杆红旗，哗啦啦地就舞了起来，上面写着两排硕大的白字：无政府共产，社会革命。
一面挥一面还叫：“呜呜呜呜呜！”
这家伙其实是个口吃，而且还带有轻微的失语症，他本来是想高声呐喊无政府共产革命万岁来着的，结果一激动就口齿不清，只能呜呜不已了。
大杉荣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激进派的首脑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其余的激进派也纷纷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红旗和标语挥舞了起来，一边挥，一边还高呼革命口号。
一旁的温和派们顿时看傻了眼，这些人多少还有点理智，知道再这么闹下去就该出大事了，于是曾和幸德秋水一起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堺利彦连忙冲上前去，想把大杉荣手里的红旗给抢下来。
大杉荣当然不干了，并且怒喝道：“你你你你要要要干干干……”
堺利彦心里着急，一急也口吃上了：“你你你你们要要要捅捅捅大大大篓子的！”
大杉荣暴怒：“你你你你敢敢敢敢学学我！”
接着他一把推开堺利彦，怪叫一声，冲上了大街，愈发拼命地舞起了红旗。
其他激进派也追了过去，口中高呼无政府主义万岁。
温和派眼看着事情就要闹大，连忙一起跟过去想要制止，但还没等他们出手，一帮彪形大汉突然就从周围围观的人群里冲了出来，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了腰间的棍棒，毫无二话地直接抽向了那些摇旗呐喊的激进派。
这些人是警察。
事实上社会主义者们要给山口孤剑开Party庆祝出狱这事儿早就在东京各大警局里挂过号了，这帮人在里面吃喝，警察就在外面等着，以防他们干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勾当来。
现在好，抓了个正着。
经过一番打斗，几个打红旗喊口号的哥们儿毫无悬念地被全部抓进了警察局，然后一人挨了一顿胖揍，并且要他们说出同谋者还有谁。
那会儿的社会主义者还远没有后来的那番砍头只当风吹过的豪迈，尤其是大杉荣，警察也就是对着他的肚子踹了几脚，还没上老虎凳呢，就连忙求饶说我我我我我招招招招。
他把堺利彦给供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说这家伙也跟自己是一伙的。
就这样，原本没自己什么事儿的堺利彦也被抓了进去，好在警察局上下都知道他是温和派，没干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故而也不故意为难，只是关他进了小黑屋。
当年8月15日，法院开庭审理大杉荣等人在公共场合发表反政府言论以及非法集会一案。
因为那个时代辩护律师制度还没普及，所以允许这些犯人自行为自己辩护。
堺利彦非常有理有节地表示，自己真的没有参与这次事件——既没挥红旗也没喊口号，非但没干坏事，甚至还有劝阻激进派的打算来着，结果没想到躺着也中枪，真是太没天理了。
对此法官表示，政府既然是抓了你，就肯定有抓你的道理，我们大日本帝国明治政府，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OK，现在有请下一位。
下一位叫佐藤悟，是个激进派，这位老兄一上来二话不说，拉开嗓子就唱起了国际歌，五音不全地嚎了几句后，又高声疾呼共产主义万岁万万岁，喊完，两眼一闭，意思是是你们看着办吧。
法官认为，这种行为等同于认罪，所以你可以退下了，再请下一位吧。
就这样一位接着一位，最后上场的，是大杉荣。
因为在他之前的那些人里头，不管是自我辩解还是自暴自弃咆哮公堂的，都清一色被法官定为罪行确凿，并无一个例外，所以大杉出来的时候，法官或许是定罪都嫌累了，故而直接就问了他一句：被告，你可认罪？若认罪的话，就退下吧。
大杉荣连忙摇头：“我我我我我要要要举报！我我我我要要揭揭发！”
法官一听这话立马就来了精神，以为这厮坐牢坐得脑瓜开窍了，要跟社会主义运动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了，于是连忙问你要揭发谁？是不是那天跟你们一块儿打红旗的漏网之鱼？
大杉荣狂点头：“是是是是的！他……他他他他还……还有……抢抢抢劫行行为！”
政治犯变成了刑事犯，这就可以重判了，因此法官两眼冒光地问道此人是谁，抢了什么东西，你别急，慢慢说。
只见那大杉荣气运丹田，悠悠地吁了一口后，不紧不慢地表示，自己当时正拿着旗子在走呢，突然就蹿出来一个人，估计是没见过木棍子，觉得那玩意儿值钱，于是一把抢了就要走，这可是赤裸裸地侵害他人物权的行为啊，该算抢劫吧？
不等法官回答，他又追了一句：“没没没有理理理由强强强行剥剥剥……夺他他他他人……财财物的，是是是强强强盗吧？！”
法官有些不耐烦了，说就算他是强盗吧，可他到底是谁呀？
“就就就是是是抢抢我我我红红红旗旗的那那那个警察！”大杉荣喝道，“我我我要要告……告他他抢抢劫！”
法庭上一片低声窃笑，法官勃然大怒，操起小锤子就砸了起来，一阵梆梆之声后，表示今天到此结束，我们来日再战。
29日，最终审判结果出来了：堺利彦被判入狱2年，罚款20日元；和他受到同一级别处罚的还有两个，一个叫森冈荣治，还有一个叫石川三四郎，石川和堺利彦一样也是温和派，事发当时还和堺一起去拦住大杉荣他们，结果却被以主犯的标准判了刑——这显然是事出有因，因为这位石川三四郎正是这次聚会的发起者。
而其余人等则被判一年半徒刑到缓刑罚款不等，还有几个因罪行较轻，为了显示帝国恩威并施，于是便做了不处罚的决定。
至于那个大杉荣，当然是被判得最重的，哥们儿作为此次事件的重要首犯，除了聚众闹事宣扬反政府言论等罪名之外，还摊上了藐视国法调戏法官的事儿，所以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外加罚款日元25块。
这便是著名的赤旗事件。
对于堺利彦而言，这不得不说是一场飞来横祸，不过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正因为他坐了这两年牢，才免去了日后的一场杀身之祸。
话说这场红旗事件导致了原本提倡容忍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存在的西园寺公望在国会成了众矢之的，人人都觉得正是由于他的纵容，才导致了那帮家伙的肆无忌惮，于是当年夏天，西园寺首相辞职，同时解散内阁，取而代之新首相是上一届退下来的桂太郎。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梅开二度的桂总理从此就是新一代政坛大拿了，事实上当时真正在幕后操控着整个政权运作的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日本第三任以及第九任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的元勋，人称皇军之父。
此人行事大胆豪放，只要他想得到的，就没有做不出的，因此还有一个外号叫疯子。据说有一次御前会议，明治天皇不知前一晚是操劳过度还是日理万机，不经意间就睡着了，尽管这事儿很失礼节，但毕竟是天皇，下面的大臣自是不敢多说什么，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念文件读报告，只当天皇还醒着。
等轮到山县有朋的时候，哥们儿先是很象征性地叫了两声皇上，见没反应后，操起手里的手杖就一棍子捅了过去。
这应该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例用棍子叫醒天皇的例子。
山县有朋和桂太郎同属长州（山口县）出身，以资历而论，前者是后者的大前辈，故而自然需要多多少少地看着他的脸色行事，而且西园寺公望的辞职也和山县有关，在红旗事件后，正是山县有朋上了一道奏折，称社会主义者横流的最大原因正是西园寺内阁失策地给了他们立足之地，所以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明治天皇对此持赞同态度，但也一分为二地表示，西园寺是个好同志，都是这个世界太疯狂，算了吧……
而西园寺公望本人却是个面子很薄的人，当下脸上就挂不住了，故而毅然决然地递交了辞呈。
再说那桂太郎上台之后，在山县有朋的指点下，一反前任那包容做派，直接就将社会主义者归进了犯罪分子的行列，暗示要将其赶尽杀绝。
而山县有朋本人则直接放出话来，声称要将此次红旗事件的真正罪魁祸首幸德秋水给送上正义的审判台。
此言一出，连桂太郎都纳闷了。
虽然幸德秋水确实是社会主义分子，而且也确实是危险性蛮大的激进派，可他跟这次的红旗事件却压根没有关系，事件发生的当时这家伙刚好在高知县老家探亲，以当时的通讯科学技术而言，绝对没可能参上一脚。所以山县有朋说他是罪魁祸首，实在没有道理。
为什么堂堂政府元老要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异见分子过不去？
因为两人有仇……
这事儿说起来还得追溯到明治三十三年（1900），话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事件，一帮自称刀枪不入的大仙们率众在北京攻打教堂乃至大使馆，最终引发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
而在当时出兵北京的日军部队里，有一个叫真锅斌的少将，为时任步兵第九旅团旅团长，此人在中国期间，曾经贪墨了一批大清银锭，虽说这种事情八国联军谁家都没少干，但摊开了从明面上来讲，却也的确是违背军法和道德的。
更糟糕的是，不知怎么地居然被幸德秋水给打听到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全日本人民都知道了真锅将军是个贪污犯。
其实真锅斌本来前途一片大好，他因为是长州出身，亲爹叫真锅安信，跟山县有朋很有些私人交情，因此当时坊间一度传闻说在中国立下战功的真锅斌很有可能就要当日本的陆军大臣了。结果就因为这事儿，哥们儿的名声一落千丈，也别说陆军大臣了，就连军队里头都没脸再混下去了，因此没两年真锅斌就申请了退休，要求组织把自己调离一线部队，而对事情原由心知肚明的上峰则也非常体察下情地批准了他的要求。
堂堂的将军，未来的大臣，就这么毁在了一个狗仔队的手里，这件事情让皇军之父山县有朋非常恼火。
他觉得幸德秋水是故意跟军队过不去，以反腐的名义在那里抽大日本皇军的脸，同时也在抽他山县有朋的脸。
两人之间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不过当时秋水本人未必知道他在不经意间就惹上了这么一位仁兄，或者是知道了却也觉得无所谓，毕竟他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明治四十三年（1910）五月末，一个叫宫下吉太的人，在长野县被警方逮捕，罪名是非法携带爆炸物品。
这本来并不算新鲜的罪名，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带着炸药炸鱼开山的大有人在，而他们未必各个都有执照，故而警察叔叔每隔一段日子就要抓回来几个无照卖炸药或是无照买炸药的矿工或渔民。
但这一次却不同，警方认为，那位宫下吉太手里的炸药，是用来炸人的。
不对，是炸神。
根据审讯，警方得出结论，认定宫下吉太是打算拿着这些炸药去东京炸皇宫，然后制造混乱趁机暗杀明治天皇。
当然，这么大的活儿他一个人当然干不了，肯定有同伙，至于主谋，那也有，就是幸德秋水。
当年6月6日，正在泡温泉度假的幸德秋水莫名其妙地就被警察以大逆罪为名抓了起来。
所谓大逆罪，就是大逆不道之罪的简称，在当时的日本，主要指对天皇以及皇族下手，以等级而论，是天下第一重罪，但凡被判了这条，哪怕是未遂也难逃一死。
和幸德秋水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25人，他们清一色都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人物……
其实本来还想抓堺利彦跟大杉荣的，无奈他们当时全都正坐牢呢，实在是没办法捏造罪名了，于是只能让这两位因祸得福一次。
当年12月10日，大审院（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判幸德秋水大逆罪成立，死刑。
其余的那25人里，也有23人被判了死罪。
事到如今其实是人都看出来了，这是一场非常赤裸裸的冤案，随便找了个由头随便按了个罪名然后一点也不随便地抓了一帮人再随便地审讯了一回最后非常淡定地将他们全部处死。
虽然当时的日本名义上是三权分立的，民主的君主立宪国，但在这场审判中，行政者和司法者同流合污，在内阁的指点下，法院连最基本的证人询问以及证据复核等最基本的程序都没走，直接就草率地做出了死刑判决。
所以幸德秋水在法庭上大声疾呼：“这是一场黑暗的审判，你们作为执法者，要知耻！”
不过这种心声显然不可能打动有的放矢的裁决者们的心，明治四十四年（1911）一月二十四日，这个堪称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的男人被送上了刑场。
本来那23个人也要一块儿陪死，结果临了临了天皇出面皇恩浩荡了一回，说杀那么多人有被我大日本帝国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这样吧，朕做一回主，就杀一半吧。
于是，就又杀了11个，剩下的12个都关了起来。
其中，有7个死在了监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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