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论不休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一座俯瞰蓝色地中海的小山头上，一幢被繁茂的绿色棕榈树所包围的白色小别墅，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他们各自的参谋长们正在这里举行会谈。这是战时英、美政府首脑的第四次会晤，也是美国参战以后罗斯福第一次离开美国。会议原准备请前苏联强有力的领导人斯大林参加，但他以苏德战争处于最关键的时刻、无法离开前苏联而婉言拒绝。

    当时，整个战争处在一个转折阶段。前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发起了强大反攻，苏德战争的优势已转到前苏联手中；美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遏制了日军在太平洋的前进势头，瓜达卡纳尔岛战役还在激烈战斗之中，太平洋战争的攻守形势已经易位；埃及西部沙漠地带，英国第八集团军在那个一本正经、纪律严明的蒙哥马利元帅的指挥之下，击退了纳粹杰出的指挥官隆美尔指挥下的德国非洲军团；英国第八集团军和北非登陆作战的英、美联军，对突尼斯的轴心国军队，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胜利在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渡过了1941年和1942年最艰难的时期，解放区得到恢复和发展；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政治诱降面前，仍然坚持了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目的，仍然是讨论英、美的战略问题，即北非战役后，盟军向何处去？

    马歇尔坚持北非战役结束后，集中兵力，横渡英吉利海峡，对西欧发起进攻。他相信，这是迅速结束战争的惟一办法。在地中海发动进攻，不管其目标是意大利还是希腊、巴尔干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只能是牵制性的行动，只会进一步分散和浪费力量。

    但罗斯福和丘吉尔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罗斯福似乎承认，既然英、美军队已经陷入了北非，这就完全排除了在1943年横渡海峡作战的可能性，在1943年剩下的时间干什么？罗斯福认为穿越地中海进行下一次攻击便成为英、美联军发动地面攻势的惟一途径。

    1942年11月11日，北非登陆作战没过几天，罗斯福便写信告诉丘吉尔，现在是探讨“当地中海南岸如全部在我方控制下时所应采取的新步骤”的时候了。罗斯福对下阶段行动的基本设想是进攻西西里岛、撒丁岛、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巴尔干地区，包括使土耳其参战，从黑海进攻德国控制区域的侧翼。沃伦·F·金帕尔：《丘吉尔与罗斯福通信全集》，第1卷，普林斯顿，1984年，第667页。

    罗斯福的意见完全迎合了丘吉尔的口味，他马上复电罗斯福，表示，“你说的一切主张……同我们的观战绝对吻合”。接着他又寄给罗斯福一份有关战略计划的详细说明：“第一，征服地中海的北非海岸，并在那里建立为越过地中海进行军运而开辟一条有效的航道所必需的海军和空军设施；第二，利用北非海岸的基地，以最短的时间和用猛烈有效的力量攻击轴心国的薄弱地区。”并建议把西西里和撒丁岛作为主要的目标。

    马歇尔指示魏德迈制定出1943年横渡海峡作战的详细计划，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来对付英国人的盘问。魏德迈一连干了72小时，制定出了一个最高水平的作战方案。马歇尔看后表示非常满意。他说：“我们要在卡萨布兰卡（将计划）突然抛给英国人，这就会产生好的印象。”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28页。

    魏德迈建议马歇尔，要他小心谨慎，绝对不要把计划中的任何细节透露给任何人，魏德迈特别担心英国事先获悉这份计划的细节，这样英国人会全力以赴地对它进行研究，找出它的缺点和不成熟的地方，并使之付诸东流。

    但魏德迈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英国已经了解和掌握了美国准备在会议上提出来的所有论点，包括横渡海峡作战的各项细节。英国陆、海军参谋长对美国计划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征求了专家的意见，准备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把马歇尔的计划推翻。

    那么，是谁把美国的计划透露给英国人的呢？魏德迈知道这个中间的复杂关系。英国派往华盛顿的代表团团长陆军元帅迪尔爵士，是马歇尔的心腹之交，两人无话不谈，包括国家的最高机密。魏德迈相信是迪尔“把马歇尔给出卖了，他把马歇尔的想法告诉了英国首相和英国军方首脑”。马歇尔当然更清楚这里的问题，他只是哑巴吃黄连，出不得声的苦。此事并没有影响到他与迪尔的关系，他理解迪尔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工作，马歇尔自己也从来没有暗示过迪尔什么情报可以向国内通报，什么情报只能限于他本人知晓。不过，从那以后，这两位军人在交谈国家机密时，都严格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丘吉尔老谋深算，为卡萨布兰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组织了一支精干的代表队伍，统一了思想认识。他要他的参谋长们准备回答：“一切可能会问到的数据。”同时，在同美国同行的讨论中，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而是要耐心细致。

    与此相反，美国人在会议上却是各说各的。当然在礼仪上，英国人对马歇尔表现得毕恭毕敬，无论会内会外，都对他是笑脸相迎，即使他们不喜欢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英国人也力戒与他争执，对他提出的在太平洋的作战计划表示都予以支持。

    马歇尔的意见被孤立起来。1月18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北非战役结束以后继续进攻西西里岛的决议，马歇尔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张，赞成多数人的意见。会后，他做了一些解释，作为自我解嘲，读来不能不令人感叹。马歇尔说：做出进攻西西里岛的决定，是因为英、美在北非战役结束后，有大量可供动用的部队，这样就可以节省作为考虑问题先决条件的船舶吨位。夺取西西里，不仅可以夺去敌人借狭窄海峡的海面在地中海袭击盟国船只的基地，而且可以使盟国获得一个基地，为地中海的航运建立更加宽阔的空中保护，对西西里作战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可能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3页。

    金将军对英国人很反感，他不仅同他的军事上的对手争辩，而且对丘吉尔似乎也不尊重。在华盛顿军界内他是一个知名的酒鬼，他因此也吃过不少苦头，包括在他那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军衔晋升方面的影响。战争爆发后，他立誓在战争期间不喝烈性酒，但低度酒是免不了要喝的。他没有想到，低度酒喝多了照样出事。他带了不少葡萄酒去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一次喝完酒后，说话语无伦次，情绪冲动，正好撞上了丘吉尔，便毫无拘束地把他对英国人的不满给倒了出来，弄得场面非常尴尬。英国人为了讨好他，争取他对地中海作战的支持，便一笑了之。但丘吉尔的亲密顾问伊斯梅将军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金的评价：“他性格倔强傲慢，态度生硬冷漠，几乎到了无礼的程度。起初，他对英国，特别是对皇家海军的所有事情表示不能容忍和怀疑，但他对美国陆军几乎也是同样的态度。”

    英国人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卡萨布兰卡，魏德迈对会议的结局感到垂头丧气，他抱怨英国人又在搞“边缘”行动，他们的军事计划人员，不是在进攻战略的制定方面，而是在军事外交手腕方面，比美国人“精明老练”得多。他们用大量的计划人员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助手拿着讨论前就准备好的方案，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扑来，以确保他们不仅达到目的，而且迅速达到目的。同时，大有希望继续担任在战略上左右这场战争的进程的角色。魏德迈继续说：“我们输得精光，我们不是来开会，我们是来听会，我们被别人征服了。”

    回到华盛顿以后，魏德迈写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备忘录说：“我们再不能让他们这样钻我们的空子了。”马歇尔没有答复，但无疑是吸取了这次教训。

    除了军事问题外，北非登陆作战之后，在寻找什么样的法国代理人来管理法属北非殖民地的问题上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甚至造成了一片混乱。此事虽然马歇尔没有直接责任，但间接责任是摆脱不了的。马歇尔的看法比较单纯，以为军人可以与政治分开，同时，他对自己选择的战地指挥官非常信任，主张法属北非的行政问题也交给艾森豪威尔自行决定解决。因此，除了要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建立总部后尽可能同地方当局搞好关系外，没有再给这位盟军总司令下达具体指示。在挑选什么样的法国人来管理北非的民政事务方面，他听之任之，对当时法国最优秀和最孚众望最有资格代表法国人说话的领袖人物，怀有罗斯福、丘吉尔同样的偏见，这证明了马歇尔在这一问题上缺乏远见卓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对北非战役的冷漠厌恶态度。

    1940年6月法国沦陷以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戴高乐将军飞往伦敦，创立“自由法国”运动，举起了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旗帜，号召法国海内外的一切爱国志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共同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戴高乐的抵抗精神得到一切公正舆论的肯定和赞扬，他成了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在维护法国利益方面，毫不含糊，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让步，这使罗斯福和丘吉尔感到十分恼火，指责他自负傲慢、自以为是。马歇尔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影响，不同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打交道。这一点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其实，戴高乐除了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外，还是第一流的军人。20～30年代他就正确地理解到了坦克、飞机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给战争带来的革命，提出了他的机械化作战的理论，单凭这一点，马歇尔也应该给予戴高乐信任和尊重。因为他对部下那些桀骜不驯、以强凌弱、冷酷无情而在军事上确实十分优秀的军人总是能够予以谅解的，如乔治·巴顿将军，马歇尔就多次包庇、袒护了他。

    1942年夏天，当马歇尔在伦敦与英国人讨论战略问题的时候，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说戴高乐将军将在克拉里奇旅馆来看望他。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虽然还未被正式承认为法国流亡政府的领袖，但戴高乐表示，马歇尔应该去见他，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参谋长。马歇尔知道，戴高乐当时正同罗斯福、丘吉尔闹别扭，他便放出口风，如果戴高乐想要见他，必须先提出申请。

    戴高乐生了几天闷气，终于强压住自尊心，请求约见。会见安排在克拉里奇旅馆。马歇尔派往伦敦的联络官马克·克拉克负责安排了这次会见，他建议上了一瓶香槟酒，这样也许会使气氛融洽一些，很有可能马歇尔和戴高乐两人会高举酒杯，为两国的友谊干上一杯。

    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采取了严密的措施，不让戴高乐知道正在讨论中的英、美战略计划，但戴高乐通过自己的耳目，已经闻讯英、美将在当年的晚些时候在北非采取某种行动。他会见马歇尔的主要目的，是想争取让“自由法国”也参加对北非的作战行动。但马歇尔同他海阔天空，就是绝口不提战争的问题。

    戴高乐忍不住了，对马歇尔说道：“将军，我代表‘自由法国’，我是来了解在下次盟军的联合行动中，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的。”马歇尔没有回答戴高乐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做必要的解释，这是对戴高乐将军明显的怠慢、不尊重。戴高乐受到了侮辱，他站起身来，告辞走了，酒杯里的香槟一滴未动。马歇尔在这里重犯了罗斯福、丘吉尔所犯的错误，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北非登陆作战时，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被晾在一边。在选择北非的军事民政领导人时，马歇尔又置之不理，任凭艾森豪威尔作出决定。他本来也有责任向艾森豪威尔推荐能真正代表法兰西利益并受舆论赞美的戴高乐将军的，但他没有这样做。结果，艾森豪威尔首先选中了达尔朗。

    达尔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无耻之徒，在法国战败后极力讨好德国人，与之狼狈为奸，被他们自己的同胞所唾骂和抛弃。美国人从一堆垃圾中捡起这个“烂苹果”，受到公正、正义舆论的同声谴责和批评，进而，使人们怀疑起英、美两国的作战动机，推测在适当的条件下甚至可能直接与纳粹合作，美国政府处于十分尴尬和难堪的境地。

    达尔朗不久被法国的爱国者刺杀，无形中为美国人解了围。为了恢复公众的信心，必须选一位历史清白、具备优秀品质的法国领导人，在大多数普通居民的舆论视野中，这个人便是雷诺政府中硕果仅存的英雄戴高乐将军。马歇尔错上加错，任凭艾森豪威尔挑选吉罗将军来取代达尔朗。

    吉罗高傲自大，但缺乏才华，他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形象不好，与当地阿拉伯人的关系处理得更僵，他们见到他时“就想给他一枪”，美国人把他弄到北非来以后，先只好把他隐藏起来，生怕哪个勇敢的阿拉伯人真的一枪毙了他。但马歇尔、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都把他当作优秀军人和法属北非法国人的最佳领袖。后来事实证明，美国人再一次选错了对象。吉罗仍然不能为公众所接受，不得不让位于戴高乐将军。马歇尔等人从内心感到这是一个不幸。但他们都从来不去想一想，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放下架子，平等地对待戴高乐将军，从顺应民心和潮流出发，起用戴高乐，本来是可以避免许多麻烦的。

    横渡海峡作战，是一个继续不断地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且与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1942年，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访问伦敦和华盛顿，要求英、美在1942年就横渡海峡作战，以减轻前苏联红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1943年第二战场开辟问题，仍然是影响前苏联同西方英、美盟国之间关系的晴雨表。

    卡萨布兰卡会议确定北非战役结束后，英、美联军进攻西西里岛，但对于盟军占领西西里岛以后的去向问题尚未解决，丘吉尔老是放心不下。关于远东和太平洋的作战问题，美国并未严格遵守“先欧后亚”的原则，从1942年开始美国在部分地方转入积极进攻。1943年将展开大规模反攻，丘吉尔对此深感不安。1943年2月，他派外交大臣艾登访问了华盛顿，4月，他又要求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同他一起去北非看望艾森豪威尔，去听听战地指挥官的意见，看在预定的西西里岛战役结束以后，应该向何处去。丘吉尔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要把英、美军队继续拖在地中海，坚决避免横渡海峡作战。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相反，邀请丘吉尔及参谋长来华盛顿会谈。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马歇尔窝了一肚子的气，决心在下一次会议时，一定要认真准备，团结一致。这时，苏德战场上的形势发展使马歇尔进一步感到要加快横渡海峡作战的压力。他担心，如果英、美力量耽误在地中海，那么，就有可能在英、美组织大规模渡海作战时，德国就崩溃了。到那时，前苏联就会大大地向西推进，使英、美在和平谈判桌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应该进一步对英国人施加压力，争取把渡海作战的日期最终确定下来。这一次美国参谋长一个非常有力的条件是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积极支持。

    5月8日，罗斯福与他的参谋们一起，为新的一次会谈做最后准备，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决定，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迫使英国人尽可能早的时期内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欧洲，并在1944年春天为此项行为做好准备。”

    在这次被丘吉尔称为“三叉戟”（Trident）的华盛顿会议上，丘吉尔又用他那雄辩的口才，向他的美国盟友描绘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前景：只要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登陆作战，就可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对德作战。东南欧各国的人民就会普遍行动起来，燃起抵抗的熊熊烈火。意大利一投降，就能一举缴获它的舰队，从而使英国抽出一部分海军来对付日本。更为重要的是，在进攻意大利与横渡海峡作战之间有七八个月的空当时间，这是使用已集结在地中海庞大舰队的最好机会。假如西西里岛战役能在8月底完成，英、美军队又不进攻意大利，那么，在这段时间内，这些军队干什么？丘吉尔振振有词，摆出一副同情前苏联的样子，进一步问道：苏联红军在日夜作战，流血牺牲，难道英、美两国能集结这么多兵力在地中海而无动于衷吗？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以极大的耐心，向美国人解释，在西西里岛战役以后进攻意大利，不是出自“边缘”战略和战后政治目的的考虑，他们相信，这会加速渡海作战胜利的到来。意大利的战斗，必定会牵制部分德国陆军和空军，减少德国驻法国的兵力。丘吉尔同时宣称：他不能“妄称”横渡作战的问题已经解决，浪潮起伏的海滩，敌人防御的实力，敌人后援部队的人数以及他们的交通设备等等，都使得在法国西北部沿岸的登陆作战成为一个“不容低估的任务”，它只能“视一个合理的能稳操胜券的计划”而定。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170～1171页。丘吉尔的这番话，已经从1942年的立场上大大地倒退了。当时，他还对1943年渡海作战充满了信心，现在却是疑虑重重，不敢保证了。他始终规避正面作战的概念，喜欢在那些崎岖不平、难以布置重兵的多山地区，依靠奇袭和零敲碎打来打击敌人，而不愿意受任何预先确定的计划的束缚。

    丘吉尔不肯对横渡海峡作战明确承担义务，使美国参谋长们深感不安。但这一次，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讲话首先作出了反应。他指出：关于横渡海峡作战的问题已议论了两年，还没有确定出一个具体的日期，这严重影响了西方盟国与前苏联的关系。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红军一直承受着德军的主要压力，前苏联一直要求英、美在欧洲开辟一个第二战场，他表示，他希望尽早看到英、美军队在欧洲与德军正面作战，以减轻前苏军的负担。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他怀疑是否应该进攻意大利。他觉得任何人都同意，1943年渡海作战已不可能，但是，在1944年春季，必须全力以赴地来进行这次战役。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3～564页。

    罗斯福的表态，对会议的倾向和进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丘吉尔事后追述说：罗斯福执意亲自最后决定大问题，这自始至终支配和影响参谋长们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在英国集结29个师，准备于1944年5月渡海作战。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3～564页。

    英、美军队进攻西西里岛的“哈斯基”（Husky）行动于1943年7月8日打响，德、意主动撤离该岛，退回到意大利本土。“哈斯基”行动对意大利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7月25日，国王宣布解除墨索里尼总理的职务，由巴多里奥元帅组织新的政府。不久，意大利新政府宣布向盟国投降，共同对德作战。希特勒担心失去意大利，把他的难兄难弟墨索里尼从游击队的手中解救出来，在意大利北部重新又粉墨登场，充当希特勒的傀儡，德军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派兵驻守意大利。

    墨索里尼的垮台和巴多里奥政府的投降，使英、美觉得获得了一个在意大利行动的好机会，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丘吉尔原来以为意大利是一个“金苹果”唾手可得，但德军在此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意大利的战斗对盟国总的来说是有点得不偿失。从开始到1944年6月4日占领意大利首都罗马，为了对付22个师的德国人，占用了盟国30个战斗师，而实际兵力方面的比例大约是2：1。就盟军取得的战果而言，与投入的这些力量是不相称的。这场战斗，并没有能够阻止德国人向法国海岸的增援，相反，它把盟国的军队束缚在山丘地带，在那些地方，以美国卡车和坦克的巨大生产力为坚强后盾的盟国机动方面的优势，实际上被完全抵消了。意大利战斗的后果，完全证实了魏德迈将军的悲观估计。在西西里岛战役前，魏德迈就指出：即使“哈斯基”行动在经过了“浴血奋战”后获得成功，英、美也不可能在意大利“长驱直入”。

    在意大利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英、美军队首脑在魁北克聚会。丘吉尔再次作了争论，表示对渡海作战的怀疑，但美国人坚持在“三叉戟”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另外，在这次会议上还做出一个决定，为了配合“霸王”（Landlord，原定的“围歼”行动改为“霸王”）行动，在法国南部地中海的土伦一马赛地区，同时组织一次小规模的登陆，主要使用美军和新近装备的法国军队。这个战役的代号首先称“铁钻”（Anvil），后改为“龙骑兵”（Dragoon）。

    1943年11月底、12月初，英、美、苏三国的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晤。这时整个反法西斯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盟国需要就最后击败“轴心国”和战后和平问题作出安排，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自然是影响三大国关系的纽带。

    丘吉尔真有一种英国人所称之的“叭喇狗”的精神，为了他们的地中海战略路线，他可以不厌其烦，老调重弹，不肯就横渡海峡作战承担明确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次，美国人得到前苏联与会人员强有力的支持，英国的意见被孤立，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对马歇尔表现得非常友好，而对丘吉尔和布鲁克频频发问，还不时进行奚落和取笑。但丘吉尔就是不肯就横渡海峡作战问题明确表态。会议气氛紧张。斯大林说：“如果可以提个问题，那么我想问问英国人，你们对‘霸王’战役究竟有没有信心，还是只不过是为了安慰俄国人说说而已。”丘吉尔再次申述了他的理由，于是，斯大林从座位上陡然站起来，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道：“我们走吧，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瓦·米·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为了缓和尴尬的场面，使丘吉尔和斯大林都能下台，罗斯福便以调解的口吻说道：“我们大家都很饿了，我提议休会，去出席斯大林元帅招待我们的午宴……”

    接下来，丘吉尔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最后下定决心，不再回避渡海作战的责任。问题最后在德黑兰得到解决。马歇尔感到非常高兴，两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横渡海峡作战，认为这是打败德国人、减轻前苏联负担、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好办法。他同丘吉尔、罗斯福和美国海军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美国陆军的资源可以为着一个明确的计划和方向努力了。

    二、斯大林的大问题

    1943年11月29日，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直率地向西方盟国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谁来指挥‘霸王’战役”？

    斯大林的提问略显粗鲁，但确实击中了罗斯福的痛处。几个月来，在遴选谁来担任“霸王”战役最高统帅的问题上，他遇到了许多麻烦，使他难以下定决心。

    马歇尔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是担任最高统帅的最佳人选，他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最能体现出他的人生态度和品性，令人赞叹不已。

    任命“霸王”战役最高统帅，既涉及到英、美之间的矛盾，也涉及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英国人。1942年7月，英、美确定在北非登陆作战，需要找一个联合部队的司令官。迪尔陆军元帅致电丘吉尔，敦促他与罗斯福总统“立即”商讨此事。他说他个人认为，马歇尔是担任该职务的合适人选。他相信马歇尔会愉快地接受这一职务，只是马歇尔暂时无法从华盛顿抽身，但他的助手艾森豪威尔可以先去欧洲指挥北非的登陆。丘吉尔通过与罗斯福通信协商，同意由艾森豪威尔去指挥“火炬”战役，但关于任命马歇尔担任“围歼”行动最高统帅的事，因不怎么紧迫而放到了一边。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双方又讨论了横渡海峡作战的最高指挥官的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都面有难色。如果以一个英国人为统帅，罗斯福将不得不告诉他的选民，一个外国人将指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支远征军队；另一方面，丘吉尔也感到在政治上很难向英国人民解释，要由一个美国人来指挥对欧洲的进攻，结束英国人同希特勒德国的战争。最后双方协定，在以后的横渡海峡作战中，哪一个国家在人力物力上所占的份额大，就由哪个国家的将领来担任最高统帅。罗斯福考虑到：在最近的渡海作战，英国人在人力物力上占有优势，因而正式提议，最高统帅一职由英国的将领来充任。这样，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已非正式同意了未来“霸王”战役的最高统帅人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丘吉尔告诉布鲁克元帅，将由他来荣膺此职。为了与英国的参谋系统相配合，英国的摩根将军被正式任命为最高统帅的参谋长。

    1943年4月底，摩根将军通过计划得出结论：“霸王”战役在刚开始时，英、美力量不相上下，但登陆以后，美国的人力物力将得到压倒性的增加，从而使美国的贡献大大超过英国，因此，应由美国将领来担任最高统帅。摩根的建议，正中美国的下怀。美国人认为，英国参谋长们对横渡海峡作战疑虑重重，半心半意。只有由一个美国将领来充当最高统帅，才能确保此役获得成功。

    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总统极力推荐马歇尔。8月10日，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指出：

    “我相信，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选出最有指挥能力的军人在这关键时候负责指挥这次重要行动，您可以很容易地作出这个选择。在这方面，您比林肯先生和威尔逊先生要幸运得多。林肯先生不得不在考验和错误中摸索招致许多可怕的损失，然后，才发现了正确的人选。威尔逊先生不得不挑选一个美国人民和外国盟军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人。马歇尔将军名声显赫，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一个见多识广、手腕灵活的行政人员。一年以前，英军方面就建议由他担任这个职务。我相信，马歇尔将军凭着他的声望、素质与能力，一定能够胜任这一军事领导，这对使我们两国在相互信赖中进行联合行动，实施这次伟大的军事战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此举将在华盛顿造成许多的组织和制定世界战略方面的困难和一系列的损失，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看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史汀生与罗斯福共进午餐，罗斯福告诉史汀生，丘吉尔已主动提出要马歇尔出任最高统帅一职。接着两人讨论了马歇尔的继任人问题。两人同意艾森豪威尔应该回华盛顿担任参谋长。

    关于要任命马歇尔担任最高统帅的消息，在华盛顿传了出去。引起了一场预想不到的轩然大波。史汀生、霍普金斯、海军部长诺克斯认为马歇尔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应该荣膺此任。但反对马歇尔离开华盛顿的呼声也特别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三个资深的参议员提出，马歇尔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很大，他不能离开华盛顿。他们告诉史汀生，说他们非常信赖马歇尔，不仅他们个人信赖他，而且每当同事们对某个问题有争论时，如果他们能够说马歇尔赞成这个方案，便能获得其他参议员的一致赞成。这三个参议员担心，敌人正帮助和煽动人们赶走马歇尔。因为马歇尔对指挥美国的全球战争，对罗斯福总统和国会都影响极大。

    参谋长联席会议四名成员，除了马歇尔自己以外，其余的人都反对调开马歇尔。金氏上将和阿诺德将军，认为马歇尔在他们中的地位非常高，甚至是他们的领袖，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或其他什么人担任陆军参谋长，都不能替代马歇尔将军的地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上将支持他们的意见。

    在陆军部内部，也有人反对马歇尔调离华盛顿。恩比克将军尤为卖劲。他先是找霍普金斯，要他向罗斯福求情，不要让马歇尔去欧洲担任最高统帅。霍普金斯坚定地回答，这是罗斯福总统一项不可更改的决定，目的是想让马歇尔的名字像历史上那些杰出将军的名字一样，名垂千古。而如果把马歇尔留在华盛顿，要不了多少年，马歇尔的名字就会被历史忘却。

    恩比克找到前任参谋长马林·克雷格将军帮忙。他们两人找到潘兴将军。潘兴是马歇尔的老上司和崇拜的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英雄。潘兴将军听了他们两人的说明后，决定干预此事。潘兴不顾年老体迈，在病榻上亲自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请求把马歇尔留在华盛顿，他在信中说：

    “报上一再报道，马歇尔将军将调往英国指挥作战，这使我深感不安。我给总统写信，表达我的殷切希望，但愿这些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正在打一场遥遥无期的全球战争，我们需要最有才能的人作参谋长，以便明智地实施战略指导。我赞成军方有识之士的一致看法，马歇尔正是这样的人。把马歇尔调往一个有限的战区指挥作战，不管看来多么重要，都将使我们失去一位杰出的具有战略才能和丰富经验的参谋长。我不知道，还有何人与他比拟，接替他担任参谋长。

    “总统先生，我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深信，把马歇尔从华盛顿调走，将是我们军事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非常严重的错误。”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胜利的组织者：1943～1945》，纽约，1973年，第272页。

    罗斯福迅速地给潘兴写了回信：

    “您对乔治·马歇尔的评论中肯至极。但是，我认为您还是错了。如您所说，他无疑是最合适的参谋长。但是，如您所知，我们将派他去指挥的战役，是这次战争中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一旦这一时刻到来，他就不是指挥一个有限的战区，而是指挥整个欧洲战区的行动。此外，英国希望他参与联合参谋部的所有事宜，而不是仅限于英国本土的军务。

    “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应该给予乔治一个战场指挥的机会，这也许才是惟一公平合理的。由于他所肩负的任务的性质，我们仍然能够从他的战略才能中获益。

    “我能考虑的最好办法，是要乔治·马歇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潘兴——而如果我们把他留在这里，他就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我相信您对此将予以理解。”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胜利的组织者：1943～1945》，纽约，1973年，第272～273页。

    潘兴的出面干预，没有使罗斯福改变主意，马林不肯就此罢休。他跑到《陆海军杂志》去煽风点火。该杂志通常被认为是非官方但是有权威的刊物。在马林的示意下，《陆海军杂志》发表一篇社论，指出：强大的势力想撤去马歇尔的职务，说“这种行动将使陆军、国会和全国震惊”。

    社论像是在平静的池塘中丢下一块巨大的石头，激起层层波澜，由马歇尔的职务问题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政治风波。罗斯福行政当局政治上的反对派利用这一事件大肆攻击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霍氏一直被罗斯福的反对派认为是“新政”最积极的支持者，当他在领导公共工程建设局时，就遭到了众多的指责和批评。《陆海军纪事》周刊发表社论说，某些军界人士认为，欧洲统帅与陆军参谋长比较起来，并不算是提拔，只是要把马歇尔从华盛顿调走，因为据说在那里某些与战略有关的人士不要他。该刊进一步指出：据了解，霍普金斯要让萨默维尔中将担任参谋长。萨默维尔和霍普金斯曾在公共工程建设局共过事。一些报刊指出：想调走马歇尔完全是“新政”的阴谋，是想利用战时危机局势作为阴谋手段，使美国共产化。《华盛顿先驱时报》一条标题写道：“全球公共工程建设局在围攻马歇尔的阴谋中用心毕露”，《夏延论坛报》的标题是：“霍普金斯卑鄙的手”。众议院指责霍普金斯得到了一个“阴谋集团”的支持，正在策划“把陆军部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另一些舆论则指出，罗斯福要调离马歇尔，是因为嫉妒马歇尔的才能和声望，他想任命萨默维尔中将当参谋长，其目的是在1944年的总统选举中能得到萨默维尔将军的支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03、404页。

    这时，纳粹的宣传机器也插进来凑热闹，他们从巴黎发布一条短讯说：“美国的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被撤职，罗斯福已接管了他的指挥权。”

    马歇尔把这则消息交给霍普金斯，并附上一张纸条说：“亲爱的哈里，是您干这种欺骗我的事情吗？”

    霍普金斯把条子拿给罗斯福，他看后即在一张纸条上用铅笔写下一行字，然后，递交给马歇尔：“亲爱的乔治一只有一部分对一我现在是参谋长，而你是总统。”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胜利的组织者：1943～1945》，纽约，1973年，第271页。

    尽管在任命马歇尔的问题上错综复杂，争论激烈，但最后决定权操在罗斯福手中。他想让马歇尔去欧洲担任最高统帅，但在舆论面前又犹豫不决。魁北克会议以后，丘吉尔几次催促罗斯福宣布对马歇尔的任命，他就是定不下来。在去德黑兰参加会议的途中，他在北非作了逗留，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了一次长谈，罗斯福对艾森豪威尔说：“艾克，你我都知道内战时期参谋长是谁，但是，其他人就很少知道了。然而，每个中学生都知道那些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将军的名字——格兰特，当然还有李、杰克逊、谢尔曼、谢里登以及其他一些将军。我不希望50年后，几乎没有人知道乔治·马歇尔是谁，这就是我打算让乔治指挥远征军的原因之一，他完全有资格作为一个伟大将军而闻名于世。”从罗斯福的这段谈话来看，他还是决心任命马歇尔去担任盟军最高统帅的。但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又犹豫不决了。面对斯大林的追问，他吞吞吐吐，场面显得十分尴尬和难堪。他告诉斯大林，他还没有就最高统帅的人选确定下来。斯大林说，在他看来，在西方盟国没有确定总司令之前，他不能认为盟国进攻欧洲是诚心诚意的。斯大林表示，虽然任命盟军总司令是总统的事，但是他赞成马歇尔出任此职，并要求罗斯福当场拍板，罗斯福就是定不下来。

    从德黑兰回到埃及首都开罗，罗斯福召见了马歇尔。他要马歇尔自己挑选，是留在华盛顿继续当参谋长，还是愿意去欧洲指挥横渡海峡作战。

    在有关任命最高统帅的几个月的激烈争论中，马歇尔一直保持了沉默。尽管他渴望去指挥“霸王”战役。马歇尔的愿望，只向史汀生透露过一次。在参加德黑兰会议前夕，史汀生和马歇尔共进午餐，史汀生要马歇尔谈一谈他的真实愿望，是继续当参谋长，还是去欧洲当总司令，他再三告诉马歇尔不必谦恭，不必把自己的真实愿望掩盖起来。马歇尔回答史汀生说：每个人都愿意在疆场上轰轰烈烈，建功立业，而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干那些没完没了的参谋工作。现在，当总统把球踢给他要他自己来选择去向时，他仍然不肯向罗斯福吐露真情。

    马歇尔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只是以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语言反复说，我希望他（总统）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最合他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情，他认为该怎么决定都行，千万不要考虑我的个人情绪。不管他让我去哪里，我都会愉快接受。”

    事实是明摆着的，只要马歇尔提出请求，或者简单地说一声“我愿意去指挥‘霸王’行动”，罗斯福就会满足他的要求，实现他的夙愿。但是他仍然采取了谦恭的态度，他保持了他做人的一贯准则和信念，以强烈的自尊心和原则性来约束自己的情绪，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使罗斯福总统为难。

    结果，马歇尔的毕生梦想没有实现，反把最高司令的职位让给了艾森豪威尔。罗斯福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无感动地说：“是呵，要是把你调离华盛顿，我想我是连觉也睡不安稳了。”

    马歇尔克制自己的情绪和感情，不为个人的利益和荣誉向罗斯福总统伸手，但他也是人，具有凡人应具有的一切。当他的毕生抱负成为泡影时，他内心深处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后，他草拟了一份发往斯大林的电报，拿给罗斯福签字，电文十分简单：“已决定立即委任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

    电报发出后，他取回原稿，并在上面添上几句话：“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我想你可能乐于将这份电报留作纪念。这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仓促写成的，总统立即签发了。G．C．马歇尔。”

    马歇尔的克制和忍耐，终于导致了他一点点不满情绪的流露。他在开罗不辞而别，这是不同寻常的。当罗斯福派人找他时，都被他的部下搪塞，他原本计划取道意大利，去看望一下在那泥泞中作战的继子、坦克手艾伦的，现在他带着两个助手，取道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回华盛顿，作了一次环球航行。

    罗斯福从来没有提到过马歇尔的不辞而别，马歇尔似乎也没有向总统作过什么解释，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如往常，只是马歇尔再也没有看到他的继子。第二年，当他来到意大利战场视察时，在呼啸的寒风中，看到的只是一堆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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