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召赴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和法西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战争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而且，使它由战前的头号经济大国，变成了全球的政治、军事霸主。作为陆军参谋长，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马歇尔殚精竭虑，组织、训练和指挥数百万美国大军，在全球各地作战，功不可没。现在战争终于胜利了，马歇尔如释重负。他手中拿着刊载日本天皇宣布接受中、美、英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报纸，在思考和筹划着他的战后生活。

    他已经65岁了，在美国陆军中服役44年。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肩负重任，心力交瘁。因为一直公务缠身，他没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妻子，关照自己的家庭。凯瑟琳已是责有烦言，她希望她的丈夫，在战争结束以后，能够从公职上退下来，清清闲闲，过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尽享晚年。她已准备好了去处，在弗吉尼亚的普利茅斯，买下了一座殖民地时代的旧式建筑——多多纳庄园，这里有苗圃、菜地。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浇花种地，自由地享用和支配时间。

    马歇尔放下手中的报纸，推开左边还关闭着的窗户，想到近在眼前的退休生活，内心无比的喜悦，他已下定决心，尽快给杜鲁门总统写信，提请免去参谋长的职务。8月22日，他批阅完来自远东的最后一批电文后，便执笔向杜鲁门总统写下了如下信函：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战争已经终止，陆军的复员工作正在积极展开，削减军工生产的重大决策已作出，战后的军事计划工作也接近完成，因此，我觉得，我可提请您免去我的参谋长职务了。

    “我已在陆军部任职七年多，其中六年担任参谋长。鉴于这项工作心力交瘁，我确信作一次人事变动是有好处的。

    “如蒙允我提继任人选，我建议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这特定时刻担任陆军参谋长一职最为合宜。”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社，1987年，第368页。

    马歇尔辞职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感到有点目瞪口呆，战争胜利还只有一个星期，日本的投降签字还没有举行呢！当时全美各地，有人已在掀起一场运动，准备拥戴他作为下届总统的候选人。但他以不容商量的口气予以拒绝了，使得他的许多热烈的追随者大惑不解。又有人设想，他将像大多数退休陆、海军将领一样，躲在某处安静的房间里，配备一个写作班子，把他一生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场生活和恩恩怨怨写出来。而事实上，已有不少嗅觉灵敏的出版商，早已在追逐他，他们答应给他丰厚的酬金。但这也为他所拒绝。他说得振振有词，他说，他不写则已，一写就得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这会牵涉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而有些当事人，尚在政治前台上，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影响他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拒绝做总统候选人也好，拒绝撰写回忆录也罢，这与马歇尔的性格是一致的，他讨嫌抛头露面的事。

    杜鲁门总统舍不得马歇尔离开五角大楼。当他自己继罗斯福担任总统对指导战争感到手足无措之际，正是马歇尔将军，对他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使他能很快进入角色，驾驭美国战略的指挥之舟。现在，战争刚刚结束，他面对一大堆纠缠不清的问题，他希望继续借助于马歇尔的才能。

    但他有理由不让马歇尔退休吗？马歇尔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美国的利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完全有理由获得他希望获得的时间和休息，杜鲁门总统请马歇尔重新考虑他的申请，但马歇尔的决心已定，无意继续留任。

    杜鲁门终于同意了马歇尔的要求，只是要他等到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欧洲回美担任参谋长之后再走，马歇尔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作为陆军参谋长的最后公务之一，是为陆军部长史汀生于9日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举行告别仪式。马歇尔集合了陆军部所有高级军官为他送行。他让他们在炎热的秋日下列队，排在即将送史汀生退休的飞机旁边。凑巧的是，史汀生还需参加在白宫举行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而那天的会又开得特别长，在飞机旁等待史汀生到来的高级军官们，一个个晒得晕头转向，汗流浃背。有人向马歇尔提议，让大家在屋荫下去休息一会儿，因为站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将军。马歇尔不置可否，而他自己则站得笔直，两手下垂，目不斜视，马歇尔不动，其他人当然不敢挪动半步。

    而史汀生部长再一次最热烈地赞美了马歇尔的品格和才华，他写信给杜鲁门总统，关于马歇尔，他这样写道：

    “他的思想指导了我们各个战役的伟大战略……他的思想和性格贯穿于太平洋战役，虽然他非常谦虚地推崇海军的作用。他的观点自始至终引导着罗斯福先生。

    “美国陆军的编制，完全是在他的倡议和监督下完成的。训练也是如此。结果，我们拥有一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队，有着无与伦比、一贯卓越的统帅部……我们依靠着这支军队赢得了极其困难的双重战争，几乎没有严重挫折，一切都令人惊异地按计划进行……

    “他在这场历史上最大最艰苦的战争中做出了如此美满的成绩，试问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出现过像他那样的将领吗？”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27页。

    对于马歇尔的赞美，也来自于与陆军激烈竞争的海军，一位海军高级将领在1945年写信给马歇尔将军：“我衷心地为您感谢上帝，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是没有您又会打成何等样子。”

    比德尔·史密斯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曾经在马歇尔的参谋部供职，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动感情的硬汉子老兵，但他在给马歇尔的信中也这样写道：

    “我本想当面对您说的，现在只好写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人获悉您已退役，都有一种‘失落感’。恐怕您永远不会知道，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有幸在您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人，对您怀着深情厚意。除了私人的衷心感激之外——就我而言，这种情况已非一封信能表达得了的——我们还始终不渝地怀着对您的忠诚和仰慕。但愿我能像你一样，当然我没有做到，因为我脾气坏，常为小事发火，不过我是尽力做，只要活一天就要继续这样做。”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28页。

    1945年11月20日，马歇尔把参谋长职务移交给从欧洲回来的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告别仪式，并且亲手把一枚橡树叶勋章佩带在马歇尔的胸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接受的惟一一枚勋章，以前国会和外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都被他拒绝了。

    杜鲁门总统亲自宣读了嘉奖令：

    “在这场规模空前和无比残酷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马歇尔五星上将则为国家赢得了胜利……他的品德、举止和效能激励了陆军将士、全国上下和整个世界。如果要归功于哪个个人，美国的前途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在世界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中，他是堪当首位的。”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1～2页。

    嘉奖令宣读完了，杜鲁门把马歇尔拉到一边，向他作出承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一定永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您有权得到休息。”

    但事情的结局却远非如此。

    1944年，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之间关系恶化。史迪威对蒋政权的腐败，给予严厉批评，他主张使用中国一切能作战的军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他瞧不起国民党军队，也瞧不起蒋介石。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召回史迪威。

    根据史汀生和马歇尔的建议，罗斯福任命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为新任驻华大使，并开始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共领导人开始对赫尔利抱有良好的愿望，希望他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调处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在中共的多次邀请下，经蒋介石同意，赫尔利于1944年11月7日前往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两天坦率的会谈，然后达成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国共谈判五点协议，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中共高度评价了赫尔利的工作和会谈成果。

    但是，美国决策者们未能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把与中共的交往看做是一种权宜之计。赫尔利很快放弃了由他签订担保的五点协议，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明显地倾向和偏袒国民政府，扶持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一起，企图取消中共军队，取消根据地。赫尔利和美国政府立场的这一变化，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又走到了内战的边缘。

    赫尔利来华调停事实上已经失败。1945年11月，他回国向杜鲁门总统述职。在晋见杜鲁门之后，接着出席了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聚会，在会上，他用过激的言辞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对杜鲁门总统也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议论，杜鲁门顺理成章地撤了他的大使职务。

    但这样一来，杜鲁门就招来了一场危机。赫尔利在国会和共和党内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他们可以在杜鲁门贸然撤销赫尔利职务的问题上掀起轩然大波。赫尔利来华的失败，也使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政策受到众多批评和指责。

    杜鲁门面临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找一个替换赫尔利的最佳使华特使。

    美国对华政策，面对三种选择：尽早从中国完全脱身；大规模武装干涉，帮助国民党打败中共军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在援助国民党的前提下，鼓励双方谈判，尽量避免内战。

    第一种选择是杜鲁门行政当局不会采用的。通过扶蒋，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在远东发挥稳定作用，是罗斯福行政当局在战争中早已确定了的战后政治目标，从美国全球利益考虑，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统一和对美友好的政府，以牵制前苏联、稳定亚洲。因此，美国不可能成为局外人，决心要“过问”中国的局势。

    第二种选择也是不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国内反战情绪强烈，青年军人的父母亲不愿把子弟又很快送上战场。从现实条件分析，美军大规模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没有任何前途，这是一片进得来，出不去的土地，日本侵华的下场有前车之鉴。杜鲁门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再者，美国战后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一旦美军大规模卷入中国内战，在欧洲战场又与前苏联打起仗来，那就会使美国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剩下来的只有第三种选择了，看起来，也只有第三种选择才行得通，也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因为：1．当时国共两党仍在重庆谈判，存在美国居间调停的基础；2．中共为解决两党分歧，提出了一条合情合理的路线，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美国可以接受；3．前苏联对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分歧持赞赏的态度，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没有什么出路，杜鲁门派特使来华调停，没有来自前苏联方面的阻力；4．就美国本身而言，选择第三种方案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名利俱收，一方面，可以在金钱和军事力量上确保欧洲重点；另一方面，又不会遭到美国人民的激烈反对。

    那选择谁来充当特使呢？杜鲁门首先想到的是马歇尔，这一考虑和选择也是很不错的。可以说，在当时的美国，没有比马歇尔更合适的人选了。马歇尔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积极服役，威信崇高，蜚声世界；抗战期间马歇尔积极支持史迪威的工作，不像赫尔利有一段赤裸裸的反共历史；当时斯大林对马歇尔的印象深刻，认为他有深厚的民主素养，办事公道；另外，马歇尔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驻天津美军中供过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

    但是正是杜鲁门的这一选择，中断了马歇尔迫在眼前的平静的退休生活。

    “将军，上星期我向您保证永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现在我也很不愿意打扰您，但情况非常紧急”，杜鲁门接通了马歇尔的电话，向马歇尔介绍了政府面临的危机。他问道：

    “你愿意替我去一趟中国吗？”

    马歇尔望着站在卧室另一头的凯瑟琳。她正打开窗户，远眺户外迷人的景致。这天正好他们刚刚搬进多多纳庄园。他实在不好意思扰乱妻子的精心安排和生活情趣，他觉得欠她的太多了，不好令她再一次失望。但是这是来自总统的电话和要求，是国家的需要和召唤，难道能够加以拒绝吗？公与私再一次摆在马歇尔的面前，叫他选择和决定。

    杜鲁门在催促马歇尔：“将军，您还在听电话吗？我说你愿意替我去一趟中国吗？”

    “愿意，总统先生。”马歇尔轻轻地放下电话。

    过了一会儿，凯瑟琳离开窗户，回到马歇尔正在清理衣服的皮箱边，轻轻地问道：

    “刚才谁跟你打电话？”

    “总统先生。”

    “做什么？”

    “他要我去一趟中国。”

    “你答应了？”

    “是的。”

    “哦，乔治，”凯瑟琳两眼含着泪花说道：“你怎么能那样呢？”

    二、问题复杂

    马歇尔从杜鲁门总统那里领受出使中国的使命，这对他的能力、荣誉来说，都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是一般美国人难以理解和把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派出了一系列的使节，史迪威将军、副总统亨利·华来士、魏德迈将军、赫尔利将军，这些人的使命，虽不尽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在长期艰苦的会谈中，都力图把国共两党撮合到一起，但都是徒劳无功。

    难道马歇尔能够创造奇迹吗？有不少事后诸葛亮声称，说马歇尔原本不该承担赴华使命的。断言他一定知道那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认为他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务，乃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惟一能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换言之，是马歇尔的傲慢自大促使他接受了这项使命。

    不论马歇尔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接受使命的，上述议论似乎都有失公允。对马歇尔的品性和为人是一种曲解。恃才傲物，争名夺利，好出风头，这都不是马歇尔的性格。如果仅仅是为了功利和荣誉，那1943年12月他就应该选择去欧洲当盟军总司令，指挥横渡海峡作战；1944年，那他就应该接受国会准备授予他的元帅军衔，或是在战后接受他的崇拜者的提议，争当总统候选人。

    马歇尔之所以接受赴华调停的使命，完全是出于他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忠诚和对总统要求的服从。这是马歇尔性格和品德中令人惊羡和景仰的一面，也是他赢得荣誉和信任的根本。既然总统需要他重新出山，他就觉得不能考虑个人得失和荣辱，只能听从召唤。

    但无论如何，马歇尔接受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这不是由马歇尔而是由美国对华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决定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其附庸，但中国的现实却与美国的主观愿望相抵触，中国社会当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政治主张方面是完全对立的。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控制了全国政权，兵强马壮。但在实质上，它是一个外表仍然光滑，而里面却是烂透了的苹果。一旦真正打起来，国民党很难有取胜的希望。共产党表面上力量弱得多，但它清正廉明，主张独立自主，建立一个统一、民主、进步的新中国，深得民心。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美国始终把国民党看作依靠的对象，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前途，因此，从潜意识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倾向国民党的。这样，一方面，美国领导人在公开和私下里都要求蒋介石和谈并施加了种种压力；另一方面，又害怕削弱国民党，不断给予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政治的这种矛盾性，根本不可能束缚住国民党蒋介石的行动，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接受美国的大炮，赶走了美国的鸽子，马歇尔使华徒劳一场。

    1945年12月20日，寒风凛冽，雨雾濛濛。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巨型运输机，钻出浓雾低垂的云层，在上海的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笨重地降落在弹坑累累的虹桥机场上。马歇尔先走下飞机，乘坐一辆美制军用指挥车，在艾尔伯特·C·魏德迈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代办沃尔特·罗伯逊的陪伴下，驶往上海最豪华的国泰饭店。举目望去，只见沿途的街道，破破烂烂，一片萧条，那些靠卖苦力的中国人，一个个衣着单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国泰饭店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战前繁华的日子里，中国阔佬贵妇，香港洋行老板，军火商人和军阀，常常云集这家饭店，奢侈腐化，寻欢作乐。就是在战争时期，凡失意的中国政客、军阀、日本将军、欧洲巨商，手挽着白俄罗斯女人或是身段苗条的亚洲妓女，进进出出，进行着各种公开或秘密的交易。

    如今，身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将军，征用了国泰饭店的两套房间，他把马歇尔安排在一个套间里。晚上，马歇尔找魏德迈和罗伯逊了解他们所掌握到的中国情况，并且要求两人协助他的工作。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伦纳德·莫斯利在《马歇尔：我们时代的英雄》一书中，大肆渲染和夸张了魏德迈将军与马歇尔之间的意见分歧。他把魏德迈说得小心谨慎，对马歇尔忠心耿耿，而马歇尔却一反常态，变得有些固执和傲慢，并因此而使两位将军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起来，以至于最后反目为仇。当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疯狂盛行时，魏德迈投井下石，在马歇尔的背上狠狠地捅了一刀子，认为马歇尔对国民党丢掉中国大陆，让共产党获得大陆的控制权要担负责任。在这里，他显然对魏德迈和马歇尔之间的分歧夸大其词。

    而魏德迈将军在其所著的《魏德迈报告》一书中，也对马歇尔使命的失败提出了最强烈的谴责，它宣称马歇尔在第一天晚上就走错了一步，他是接受了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他说马歇尔可能是因为战争的重担而感到疲倦，也可能是因旅途感到疲倦，他拒绝接受魏德迈所讲的国共双方不可能联合的意见。魏德迈认为马歇尔由于其战时的掌权地位和显赫声威，肯定能完成使命，并且厉声要求魏德迈协助他完成工作。

    沃尔特·罗伯逊的记录有所不同，他当晚也在座。他说马歇尔认真听取了他和魏德迈的汇报，魏德迈讲的是军事方面的，他分析的是政治方面的形势，他和魏德迈都认为马歇尔的使命难以完成。看来，魏德迈和罗伯逊都对马歇尔的调停泼了一瓢冷水。但据罗伯逊的说法，马歇尔的性格和态度并没有什么傲慢和粗野的地方，他还感谢了两人的提醒和帮助。这样的说法，是比较符合马歇尔的办事惯例的，魏德迈是他的老相识老部下，他正是需要魏德迈提供帮助和咨询的时候，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魏德迈耍态度。

    12月21日，马歇尔飞往南京，当晚，同蒋介石举行了会谈。马歇尔深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也知道蒋委员长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所以他在私下或公开的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不断申明美国关于政治解决国共争端的政策，施加了一些必要的压力。在他调停的第一阶段，在有关国共双方停战、整编军队、研究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上，他都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

    解决国共分歧、实行和平统一的关键，是国民党能不能放弃一党独裁和实行政治改革。为了迫使蒋介石让步，马歇尔来华以后，美国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首先，停止运送国民党的军队至华北。马歇尔来华之前，美国正在准备海运，帮助蒋介石把部队运进华北，以便解除该地区日本人的武装，并且附带接管该地区的铁路。其次，暂停给国民党大规模的贷款。马歇尔告诉蒋介石，只有在政治解决中国问题取得成就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保持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1945年底，国民党向美国进出口银行要求贷款，根据马歇尔的意见，美国政府决定暂停贷款。1946年3、4月间，马歇尔回国述职，美国政府鉴于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分歧取得了不少进展，决定给予国民党政府5亿美元的贷款。但恰在这时，蒋介石发表了一通炫耀武力的演说，美国便又停止了这笔贷款。最后，协助国共两党完成了停战协议、政协5项协议、东北停战协议和整军协议4大协议的签署，在签署停战协议的前夜，国民党要人民解放军退出赤峰、多伦两战略要地，谈判陷入僵局。马歇尔亲自前去劝说蒋介石，使其放弃了不正当的要求，使得停战协定得以如期签署。

    中国共产党人抱着友好忠诚的态度来对待马歇尔的调停。在重庆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会谈中，马歇尔感到非常愉快。周恩来通情达理，直截了当。在很多方面，马歇尔同周恩来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看法。他喜欢周恩来的处事方式，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两人很快取得了共识。

    好像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马歇尔的老同事斯达克海军上将，从华盛顿写来一封短信，祝他鸿运高照。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是世界上几个最热烈崇拜马歇尔的贵夫人之一，她对马歇尔殷勤备至，又是送糖果、礼品，又是劝他去户外走走，呼吸新鲜空气，以保持身体健康。

    魏德迈的悲观预言似乎也落了空，他对马歇尔的成功表示衷心祝贺。马歇尔则向魏德迈许诺，一旦他的调停成功，完成任务，就推荐魏德迈担任新的驻华大使，这一职务正是魏德迈向往已久的。

    但事实上，马歇尔并没有陶醉，他看到国民党中那些极端反共的顽固派，他们生怕国共达成真正的合作协议。一旦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开放党禁，就会捆住他们贪污受贿的手脚，丢掉乌纱帽。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使用特务封锁一切批评政府的观点，对青年学生和各界民主人士大打出手。为了同国共两党领袖会谈寻求妥协，马歇尔不停地往来于华北的共产党和南京之间，很快筋疲力尽。为了方便和省事，他曾要周恩来前来南京，但国民党对于欢迎周恩来的群众集会怒不可遏。这使得他不敢再邀周恩来到南京会谈，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加深了马歇尔的信念：国民政府不希望有真正的停火。而罗伯逊在1946年1月向华盛顿所写的报告，也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共产党在任何重要地区都没有发动进攻。”

    正因为如此，在停火协议签字仪式上，马歇尔在致词中最后意味深长地警告说：“我认为这个协议代表了中国伟大的希望。我只有希望这清白的一章，不会给一小群不要协议的顽固的人们所玷污，他们为了自私的目的，想压倒中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希望。”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95页。

    三、调停失败

    1946年3月11日，马歇尔启程回国述职。《时代》杂志充分报道了马歇尔的回国情况，称赞他的工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位美国公民所承担的最重要使命”，并把马歇尔的肖像当作新一期杂志的封面。

    马歇尔在华盛顿全力以赴，争取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援助。他逐一拜访有关部门，筹措款项，出席参众两院的有关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

    但中国的形势发展令他大为失望。趁马歇尔回国之机，蒋介石拒绝履行有关协议，拖延派遣由美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三方组成的执行小组进入东北，蒋介石是想利用机会在东北方面大规模地推进，以尽可能多地占领一些地盘。

    马歇尔要返回中国，宋美龄邀请马歇尔夫人一起来中国旅行和观光，4月18日，他们夫妇俩从华盛顿飞到北平，然后去重庆。但在重庆只呆了几天时间，因为从5月起，政府及各国外交使团开始迁往南京。蒋介石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大院子，除了他们的住宅外，还有使团工作人员住宅以及办公场所，二楼有一间工作人员的大会议室。

    南京的夏天，炎热且潮湿，马歇尔担心会影响凯瑟琳的健康。从7月起，凯瑟琳就被安排到离南京有250英里之遥的牯岭避暑地作客，住在一所宽大舒适的别墅里，有仆人、游泳池，马歇尔、蒋介石也常上山消遣。

    马歇尔所面对的中国政治形势，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前几个月所作的努力，似乎都有可能化为泡影的危险，一种沮丧与无可奈何的心情油然而生。

    当马歇尔在华盛顿试图为国民政府搞到贷款时，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不断发表与调停不协调的好战言论，使马歇尔感到烦恼。当他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国民党极右势力正大造舆论，挑拨离间，想以此来损害马歇尔的形象，破坏停战。1946年6月11日，马歇尔写信给新任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揭露了国民党极右势力的拙劣表演：

    “我已把您对马歇尔夫人患病的问候向她转达，事实情况既令人可笑，又说明了这场宣传战用心之险恶。凯瑟琳只不过同蒋夫人去上海作了一次周末旅行，政府中的一些顽固政客就群起而攻之，其目的是在削弱我的影响，为他们消剿（共产党）战争铺平道路，要知道没有我们的援助，他们是无力开展这场战争的，他们在报刊上攻击我，说我与凯瑟琳吵翻了天，她一怒之下便离开了南京，我随即赶往上海接她，可她立即住院，而我则空手而归，如此等等。其实，她根本没有生病，也没有住院，而是同我和蒋夫人一起回来的。”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08页。

    还有一些材料宣传说：“凯瑟琳虽然年过花甲，但玩的兴致和热情可与年轻人比高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将军不得不陪她经常逛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但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以后，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陪她游山玩水，她便拂袖而去。”凯瑟琳看了这些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感到无比愤慨，但又无可奈何。

    国共两党仍处于严峻的对峙状态，形势于蒋介石并不利。蒋介石自以为势力雄厚，不把人民解放军放在眼里，把战火从关外烧到关内，一时似乎占据了不少地盘。但国民党军队战线拉得太长，军队不够分配，士气低落，被歼不少。国民党军队所控制的城市中心，周围都布满了解放军的司令部。政治上，国民党继续实行一党专制，采取高压政策，工人罢工，农民抗捐税，学生反迫害的斗争风起云涌，民心都向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经济上，军费开支庞大，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物价腾飞，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国际上，从1946年起，美、苏矛盾日益激化，在东欧、伊朗、土耳其的问题上，双方矛盾重重，争夺激烈。丘吉尔3月5日所发表的“富尔敦演说”使本已紧张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火上浇油。中国的未来，成了美、苏争夺的一个重要筹码。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人们，以意识形态作为确定敌友的准则，把中共看成是前苏联的附庸，在国共双方的争执中，重心始终偏向于国民党。

    在马歇尔的第二阶段调停中，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实际行动上，则是以推行援蒋内战为主，促蒋停战为辅的双重政策。在援助国民政府方面，主要有：1946年4月29日，签署了美国派往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定；5月，贷款1 500万美元；6月，答应为国民党提供大批空军装备；8月，把8亿多美元的剩余战争物资以低廉的价格售予国民党。另一方面，马歇尔仍在不断努力，促蒋停战。

    1946年4～6月，内战焦点在东北，马歇尔的调停集中于国共两党军队在东北的休战。在这期间，由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解放军退出长春，而使谈判无所进展。5月6日，马歇尔报告杜鲁门说“前景不妙”。在第二天晚上的一次招待会上蒋介石对马歇尔态度冷淡，马歇尔觉察到蒋介石是在争取时间调动军队，进攻共产党。马歇尔对蒋坚持要共产党不断让步而感到不安。在马歇尔的斡旋下，从大局出发，共产党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让出长春，但以国民党军队不进军哈尔滨为条件。但蒋介石出尔反尔，5月22日，在占领长春以后，继续向哈尔滨推进。5月26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向马歇尔提出，国共两党在东北境内“立即实行休战”。马歇尔感到国民党军队继续前进就意味着“我的公正立场就大成问题了”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11页。，于是发信给正在沈阳的蒋介石，要求在24小时之内国民党政府军队停止前进和追击。

    6月3日，周恩来对最近国民党封闭共产党报纸的行动提出猛烈批评。在同马歇尔的坦率交谈中，他当面批评了国民党将领们“为所欲为，而美国则执行了两面政策”。由于国民党军队推进至松花江边以后，难以继续前进，这样，在马歇尔的调停和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在长春设立一个军调部前进指挥所，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10天。后在共产党和马歇尔的共同努力下，休战时间延长至35天。6月7日，东北休战协定签署。

    正当国共双方军队在东北的休战获得实施的时候，国共两党的谈判于6月底破裂。7月12日，全面内战爆发。马歇尔的调停面临着全面破产。7月13日，他对国民党交通部长俞大维说：“如果进攻的军事行动有所发展，我将退出谈判。”在7月到9月间，他又八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并且重申他的目标是“促成一个统一的新生的中国，不是与蒋委员长的某些顾问所想像的那样——使共产党就范，而是相反”。

    马歇尔又通过杜鲁门对蒋施加压力，并试图以停止某些援助来使蒋介石停止进攻。在他的要求下，8月，美国宣布对中国禁运武器和弹药。此项禁令到次年5月解除。9月，又暂停交付原答应给国民党用于“收复计划”和“中国空军计划”的装备和费用。但这时的国民党已有了充分的武器储备，暂时的局部的停止援助无碍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攻势。

    马歇尔的调停事实上已经失败了。远在华盛顿的杜鲁门开始觉得马歇尔在中国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继续呆下去，可能会使马歇尔的国际声誉和形象受到损害。实际上，杜鲁门政府已下定决心，支持蒋介石打全面内战，只是不好公开说明而已。杜鲁门想把马歇尔召回，任命担任国务卿一职。他要前往远东太平洋美军基地视察的艾森豪威尔飞往南京，转达他的意思，看马歇尔是否接受任命。如果同意，就要他7月返回华盛顿。马歇尔向艾森豪威尔表示，他愿意接受杜鲁门总统的任命，出任国务卿一职。不过，他在9月之前还无法离开中国，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终将能达成协议，实现在中国的和平统一。

    但到了9月，和平看来已根本不可能，但马歇尔还是不肯承认失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调停失败，于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光彩，相反，只会在他的生涯中添上令人痛苦的一段回忆。

    1946年10月下旬，为了打破僵局，马歇尔鼓励在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进行调停，频繁地与各民主党派人士谈话，主张“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使国共两党如得不到这个组织的支持，“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使这些集团与人士无法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巩固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组织。马歇尔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

    与此同时，他与魏德迈这个“忠诚的”老部下之间的个人关系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马歇尔刚到中国时，魏德迈就给马歇尔泼了一瓢冷水。他对蒋介石比较了解，但思想极其保守和顽固，极力主张美国政府不要进行调停，公开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甚至不惜美国直接出面干涉。在马歇尔调停的第一阶段，取得了与魏德迈预言相反的积极进展，魏德迈转而对马歇尔大加赞美。马歇尔相信自己的使命很快就会结束，美国政府应该任命一位新的驻华大使。杜鲁门请马歇尔推荐，马歇尔首先考虑的就是魏德迈，并且跟魏德迈打了招呼。这是魏德迈所钟情的一个职务，魏德迈还写信给赫尔利说：

    “我深信，要不是有马歇尔将军的国际威望和身份，中共和中央政府代表之间的谈判就会破裂。换句话说，如果在以后一两年里调走马歇尔，他迄今为止的成就都无法维持，因为双方要拼个你死我活。”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106页。

    马歇尔从美国来到中国以后，全力以赴进行调停，事态有朝好的方向回转的迹象。消息传到华盛顿，正在回国治疗鼻窦炎的魏德迈将军，马上给马歇尔写信，恭维他是国家的栋梁和不可缺少的人才。魏德迈这样写，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杜鲁门准备要任命马歇尔代替贝尔纳斯出任国务卿的消息。

    不久，马歇尔发电报到华盛顿，提名魏德迈担任驻华大使。国务院将此消息正式通知了魏德迈。魏做鼻窦炎手术还停留在美国，听到关于自己任命的消息，喜出望外，尽管意味着他暂时要从陆军中退役。他到纽约的大商场采购了晚礼服、燕尾服等。华盛顿盛传，等他一到中国，马歇尔就回国，由他全力去处理中国的问题。

    但很快，马歇尔电告华盛顿，要其暂缓对魏德迈的任命。关键问题是国共之间的谈判拖延了下来，达成协议看来遥遥无期。马歇尔考虑到魏德迈同蒋介石关系密切，而且思想极其保守，他怕中共方面不可能接受魏德迈这个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人来进行调停。魏德迈一方面说对马歇尔这个解释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又川流不息地给马歇尔写信，告诉马歇尔有关美国国内的情况，表明他为加强马歇尔的力量所做的一切。同时，他不断提醒马歇尔，说蒋介石希望他能到中国来。

    最后魏德迈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不满情绪：

    “3月间，您提出要我接受帕特里克·赫尔利出缺之职时，我就对您讲过，我认为共产党不会同意我当驻华大使，因为我曾当过两年的委员长的参谋长，不可能公正不偏。当时您认为这并不妨碍我的任命，我才同意接受此项职务……”

    魏德迈告诉马歇尔，他不打算再回陆军去了，他要与妻子隐居在一个农场里，出版商已经约他写一本书。他祝马歇尔在重要谈判中诸事顺利。魏德迈的这封信，标志着他与马歇尔之间友谊的终结。

    1946年11月，魏德迈把有关中国的政治纷争和中美之间的关系，写了一份报告给国务院即《魏德迈报告》。在报告中，魏德迈指责马歇尔和国务院置国民党于不顾，听凭共产党接管中国。他说他对马歇尔表示深深的失望，因为他任由共产党指定谁可以当美国的代表。魏德迈的报告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但很显然，他的报告含有很多不实之词。他对马歇尔的批评和攻击，带着浓厚的个人恩怨和不满情绪，关键问题是马歇尔没有能让他当上梦寐以求的驻华大使。

    1947年1月8日，马歇尔飞离中国，前往檀香山会合前期到达的马歇尔夫人。在那里稍作逗留，然后再飞往华盛顿。同一天，华盛顿宣布任命马歇尔为国务卿，在中国的调停彻底失败，现在却成了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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