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美问题和北约

    美国的近邻拉丁美洲，地域辽阔，物产丰饶。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初起，它的统治者们就觊觎着这一片土地，将其视为是北美大陆在地理上的一种自然延伸。19世纪上半期，拉丁美洲爆发了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美国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门罗主义”，在漂亮的口号下，向世人公开了美国要控制整个拉丁美洲的野心。1845年，《纽约晨报》宣称：征服整个大陆，是美国人民的使命。正是在这种“显示使命”的响亮口号下，美国挑起了与墨西哥的战争，夺走了墨西哥的大片土地。逐步把美国势力渗透到拉丁美洲，拉美成了美国的后院，不容欧洲列强染指。美国打着“门罗主义”旗帜，随意干涉别国内政。20世纪30年代，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以后，采取一些平等和和平的方针，改善了与拉美各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保证后院不起火，打击纳粹的渗透势力，罗斯福继续推行了30年代的“睦邻政策”。

    马歇尔担任国务卿后，世界各地危机四伏，美、苏在全球竞争，美国对外政策重心放在欧洲、远东和中东，马歇尔全力以赴处理来自那些地区的危机。但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前苏联势力在拉美的发展，美国需要对拉美各国又打又拉，企图建立一种在美

    1947年8月，马歇尔率团参加了战后第一次泛美国家外长会议。会议的宗旨在1945年3月的墨西哥城会议上已初步确定。当时，与会各国经广泛讨论和协商，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未来发生于拉丁美洲的侵略行动，采取某种集体保障措施，会议发表的协定宣告：对拉丁美洲任何一国的侵略行为，就是对全体拉丁美洲国家的侵略。协定还规定将来开一次专门会议，把这一协定转换成永久性的条约形式。

    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美国派出了阵容整齐的代表团，除专业外交人员外，马歇尔还邀请了参、众两院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主要领导与会。拉美各国经济状况不怎么好，不少国家代表提出，会议应讨论一下美国对拉美各国的经济援助问题。但马歇尔强调，美国承担了援助欧洲各国经济复兴的责任。比较起来，拉美各国的情况比欧洲饱经战乱的国家要好多了，因此，美国暂时不可能抽出资金来支援拉美各国。会议主要围绕签订一项共同防御外部入侵的协定而展开讨论，与会各国分歧不大，达成协议没有困难。

    为了显示对这次外长会议的重视，杜鲁门总统携夫人和女儿对巴西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参加了会议闭幕式。会议达成的最后条约宣称：“任何国家对一个美洲国家进行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攻击”。这一条约加强了美国反对外界干涉西半球事务的立场，保证了美国对西半球的牢牢控制。

    1948年3月31日，美洲国家新一轮会议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这次会议决定主要讨论美国对拉美各国的援助问题。马歇尔指示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会议将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而展开讨论：第一，改组泛美联盟；第二，制定一项合作计划，并力求达成协议；第三，缔结一个和平解决各项争端的条约。

    在会议举行期间，波哥大出现了反对派武装进攻现政府的严重事件，会议所在地遭到射击，马歇尔的住地四周好几天枪声不断，马歇尔经历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会议开始前，华盛顿就流传着在泛美会议期间，波哥大可能出乱子。哥伦比亚的现任政府内阁，是清一色的保守党成员。被赶下台的自由党，对政府各项政策严重不满，准备在泛美会议期间在首都闹事，以使政府难堪和丢丑。虽然找不出证据说哥伦比亚共产党也参与了这一推翻政府的阴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把所有这一类事件都归到共产党的身上，是宣传家们的惯用手法，并且还能获得广泛的相信。

    据说，美国的情报机构预先对美国代表团发出了可能有危险的警告，但马歇尔未予以重视，他没有安排特别警卫，甚至也没有给代表发武器，代表团中，只有马歇尔的一个随身侍从带有一支手枪。

    马歇尔没有住在美国使馆，也没有住大旅馆，而是临时租借了一个当地富豪的住宅。富豪一家到乡村度假去了，留下女管家和仆人在美国代表团租借期间进行照料。马歇尔每天先开车到美国使馆，然后步行到开会地点哥伦比亚的国会大厦。马歇尔身材魁梧，引人注目，很容易被路人认出来，不少人伸手要他赠送照片或是鼓掌欢迎。马歇尔对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性格特征。他不愿意在市民面前搞得前呼后拥，也不想有什么保镖和便衣跟随左右。

    会议3月31日开幕，一直到4月9日也还太平无事。4月9日，美国代表团在居住地吃完午餐，几位杂志的摄影记者给马歇尔拍了几张照片。摄影记者一走，美国大使馆就打来电话，说是政府反对派自由党的首领被打死在街头，并被挂在电线杆上，死者是将问鼎总统宝座的强有力人物。马歇尔译员兼副官沃尔特斯了解南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他马上说：“如果真是这样，今天可就要发生一场革命或内战了。”

    说话之间，美国代表团居住地四周响起了枪声，整个波哥大城处于一片混乱。商店、银行被抢劫，国会大厦和总统府遭到袭击，8家广播电台全部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电台里不断传来反对现政府和反对美国的鼓动性宣传，还公布了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的住址，形势非常危急。

    沃尔特斯马上打电话到哥伦比亚国防部，请求派军队来保护美国代表团的住宅，结果，由一名少尉率领一个13人小组前来负责保护美国代表团的安全。

    在大家惊恐不安之际，马歇尔显得不慌不忙，十分镇静。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二楼的窗户下，手里拿着一部小说，静静地观察外面的形势，好在暴乱者没有对马歇尔住宅实行围攻。马歇尔将波哥大发生的事情通报了华盛顿。

    哥伦比亚军队首先对反政府武装的行动持中立态度，直到9日深夜才介入，并且很快夺回了电台，控制了主要街区。以后，白天一般比较安静，对来往行人实行严格检查，但到夜晚，仍然是枪声不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会议结束。这一场反政府的武装行动，后来演变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长期内战。

    不少国家代表团提议休会或是把会议移到其他国家去召开。但马歇尔表示，美国代表团不准备更换地点，因为，如果美国同意休会或更换地点，这就意味着这次泛美会议的失败，正好使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实现了他们破坏会议和打击美国的目标，所以，马歇尔不肯撤走。

    马歇尔的坚定立场，影响了其他代表团的态度。大家同意继续在波哥大市举行会议。美国同意拨款1 500万美元，帮助修复哥伦比亚的国会大厦。修复期间，会议移到附近一所小学校里召开。

    哥伦比亚政府派大批士兵来维持会议秩序和保护与会人员的安全，士兵大多是从哥伦比亚气候温暖的热带谷地或沿海地区空运到波哥大的，一时间没有大衣穿，夜间较寒冷，请求马歇尔帮助解决。马歇尔打电话到巴拿马美军基地，要求往波哥大运送4 000件适合夜间穿的防雨大衣。

    购买大衣的支出在结账时，还引出了一段由马歇尔踢皮球的故事。陆军部首先将账单送给国务院，马歇尔审查了账目以后，说不关国务院的事，要陆军部送美国红十字会。不久，马歇尔当上红十字会会长，他又一次审查了账单，觉得钱应该归美国国防部出。账单送往五角大楼，恰好马歇尔又当上了国防部部长。他最后得出结论，账单已经破烂了，只好由他新的总部支付。沃尔特斯：《沃尔特斯回忆录：秘密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9页。

    波哥大泛美会议，开到4月30日闭幕。马歇尔有事于26日回到了华盛顿。会议决定将泛美联盟改为美洲国家组织，设立一个联合军事参谋委员会，一个对美洲国家间各项争端进行强制仲裁的机构，一个社会经济理事会。美国答应向美洲各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欧洲分裂为政治、经济、军事直接对立的两个集团。战后，对于受过德国侵略和蹂躏的国家来说，主要有两个忧虑：一是怕德国东山再起；一是担心前苏联的势力进一步向西推进。1947年3月，英、法两国建成政治、军事同盟，共同反对德国的潜在威胁，同时规定两国政府经常协商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随着冷战形势的不断发展，西欧国家感到，依靠它们自身的联合力量，不足以抗衡前苏联的军事压力，它们要美国公开表明态度，支持西欧各国与前苏联对抗，并试图以条约的形式使美国的承诺和保证确定下来。

    马歇尔参加1947年伦敦外长会议回国时，贝文提到了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军事同盟的基本设想，得到马歇尔的同意。1948年1月，贝文正式向马歇尔提交了备忘录，提出：为了与前苏联控制的东欧集团对抗，西欧国家希望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帮助下，建立一个同盟体系，该体系应包括英、法、荷、比、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希腊、意大利，还有可能包括葡萄牙，适当的时期再加上德国和西班牙。

    马歇尔对贝文的备忘录持欢迎态度，但避免作出明确的答复。他当时首先关心的是：“马歇尔计划”的命运，因为国会为此立法非常缓慢。在“马歇尔计划”尚未落实下来之前，又提出与西欧国家建立军事同盟条约问题，是不合时宜的。但他还是向贝文保证，美国欢迎他的倡议，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他实现计划。

    贝文没有从马歇尔这里获得直接回答和毫无保留的支持，他想在英国国内大造舆论和采取实际措施，以推动美国政府的步伐。1月22日，贝文向下议院披露了他的计划，并提议在英、美之间缔结一项防务协定，他建议在2月中旬以前就此项协议开始商谈，届时，英国也将同法国商谈。马歇尔对贝文的催促仍然不肯承担明确义务，因为国务院的行动必须等到美国总统、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过以后才能开始，而这一切要在2月中旬以前完成是根本来不及的。马歇尔要欧洲采取首创行动，欧洲还没有展开讨论，美国就插进去的话，那是不明智的。

    针对西方各国的行动，前苏联方面也采取了积极对抗的措施。除了与它控制的东欧国家集团加强合作以外，还想加强与北欧国家之间的关系。1948年初，前苏联提出与芬兰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而芬兰则竭力避免之。挪威政府担心前苏联会向它提出同样的要求。3月11日，挪威内阁召开特别会议，声称决不接受像前苏联要求芬兰缔结的那种条约。这种形势的发展，加重了英国的忧虑情绪。英国人把前苏联在北欧的扩张意图与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以及东西方在柏林的对抗联系到一起，于3月11日给马歇尔写了一份十万火急的备忘录，提议建立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大西洋互助公约。3月17日，英、法、比、荷、卢又缔结《布鲁塞尔条约》，条约内容包括签字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合作等问题。

    3月11日贝文的备忘录，改变了马歇尔谨慎拖延的态度，他迅速向杜鲁门总统汇报了形势，一份准备给英、法外交部的通知也获得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马歇尔在通知中建议开始关于西欧联盟协定的会谈，并表明将尽快研究进一步的需要。

    《布鲁塞尔条约》签字之际，杜鲁门总统公开表态，美国将以适当手段支持欧洲国家，只要欧洲国家有决心保卫自己，美国就有决心帮助它们自卫。

    这表明，如果欧洲重新爆发战争的话，美国会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马歇尔的通知和杜鲁门讲话所传递的信息，马上被贝文抓住。英国提议，在举行一般性会谈之前，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先举行大使级密谈，企图先就联盟问题达成一个基本的意向。三国会谈于4月1日结束，会谈建议美国采取如下方针：与布鲁塞尔条约各签字国接触，研究缔结一项北大西洋协定的计划，然后再与挪威、丹麦、瑞典、冰岛和意大利接触。

    虽然杜鲁门总统表了态，但马歇尔非常清楚，国会的批准仍是一大难关，估计在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问题不会很大，关键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因为参议院是共和党人把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头目是范登堡，此公与马歇尔关系密切，马歇尔决定先找范登堡帮忙。尽管范登堡自己赞成搞欧洲的联合，但是，国会是否支持西欧在“马歇尔计划”以外的新保证，他也没有把握。一些议员会担心，西欧人自己袖手旁观，而让美国负起防御的责任，美国不会为了外国闹出的事去打仗，美国不应该失去由自己来决定何时采取行动的权利。范登堡提议，最好由国务院出面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一项议案，该议案通过以后，国务院即安排布鲁塞尔条约签订国提出和美国协商，然后，再由杜鲁门总统表态，说在欧洲各签字国承担自助和互助的前提下，美国可以考虑参加保障国家安全的西欧各国同盟协定。

    国务院按照范登堡参议员的建议如法炮制。结果，国务院和范登堡一起搞了个议案，5月19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6月13日，又在参议院获得批准。但众议院未对议案进行表决就于6月23日休会了。马歇尔通知布鲁塞尔条约签字国，美国准备根据参议院通过的决议案与各国举行探索性会谈。

    7月初，会谈开始在华盛顿举行。9月9日，与会各方就北大西洋公约的总原则达成协议。1948年下半年，杜鲁门总统正在全力以赴竞选总统，在对外关系方面又趋于小心和谨慎。11月2日，杜鲁门出人意料地再度当选，国会两院重归民主党控制，在对外关系方面便放开了手脚。11月6日，正式批准了9月9日所达成的北大西洋公约总原则。

    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签字。公约规定，结盟中的任何一国如果受到攻击，要相互进行帮助。约翰·扎瓦奇等：《冷战：文献概览》，纽约，1998年，第63页。签字国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冰岛、丹麦、挪威、葡萄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希腊。土耳其1952年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55年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的成立，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集团同盟正式形成，它是冷战的产物，加强了美国对西欧各国干涉的力度。

    公约签字的时候，马歇尔已经不在国务卿的职位上，但其基本原则是在他担任国务卿时确定下来的。英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建立起了积极倡导和推动作用，但美国的态度和同意参加是关键因素。

    二、红十字会会长

    1948年6月，马歇尔感觉到身体有些不舒服，到医院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右肾比左肾大一倍，有囊肿，需要做切除手术。当时，柏林危机正是关键时刻，9月又要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3届联合国代表大会，手术只得推迟进行。

    在巴黎开会期间，马歇尔的安全问题，引起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密切关注。联合国派往以色列调查巴勒斯坦问题的瑞典伯纳多特伯爵被暗杀，恐怖组织威胁，马歇尔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虽然有了波哥大虚惊的经历，但马歇尔还是不肯要贴身警卫。1947年2月，当他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去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校长告诉马歇尔，有一位沉默不言和不认识的人在附近游荡，问是否是他的随员，马歇尔不知道情况，回到国务院以后，经查问才得知，是国务院派出给他做安全警卫的。马歇尔心中很不高兴，他表示，他宁愿被暗杀，也不愿有人在周围这样密切地注视着他。在巴黎这个开放的国际大都市，暗杀分子很容易隐藏。所以，虽然马歇尔自己不在意，但他每一次从居住地外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紧张得要命。有一天晚上，马歇尔在兰斯一家旅馆休息，身边工作人员只好在马歇尔不知情的情况下，轮流在他的门外站岗。

    在巴黎会议上，德国问题是争论的焦点。马歇尔继续采取强硬路线，不肯妥协，将柏林问题移交联合国代表大会处理。

    在美国国内，杜鲁门的总统竞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了争取选票，改变一下强硬和好斗的形象是很有必要的。在竞选顾问的建议下，准备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去莫斯科，向前苏联方面陈述他准备在柏林问题上实行妥协的措施。这样，一方面，马歇尔在巴黎会议对前苏联实行强硬路线，另一方面，总统则准备妥协。杜鲁门将他的打算通知副国务卿洛维特，洛维特急匆匆地赶往白宫，告诉杜鲁门，派大法官到莫斯科去陈述和平愿望，他不仅会失去国务卿，而且会使英、法、美的共同努力付诸东流，英、法会强烈反对美国的作法。听洛维特这么一说，杜鲁门马上取消了这一安排。

    在巴黎，马歇尔听说杜鲁门要派大法官去莫斯科，吃惊不小，他命随从起草致华盛顿的复电，表示他不赞成派大法官去莫斯科。复电草稿的第一句话，就显得对杜鲁门总统大不恭敬：“有史以来在外交上还不曾有过的拙劣作法”，马歇尔看后，怒不可遏。他把起草复电的随员找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对总统怎么能够用这样一种口气说话呢？这是绝对不行的。马歇尔同时也感觉到，杜鲁门采取这种举动，与自己工作的疏忽也有关系，因为他没有能够将巴黎会谈的进展情况及时汇报总统，他向杜鲁门总统致电道歉，并提议让他回国作简要汇报。马歇尔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性，使他周围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

    杜鲁门马上派总统座机接马歇尔。舆论纷纷猜测，马歇尔是回华盛顿向总统辞职的，马歇尔断然予以否认。但可以推测的是，他确实向杜鲁门总统提到了，在大选以后，他将辞去职务。如果杜鲁门在大选中取得胜利，马歇尔的身体也不容许他再担任4年的国务卿，而如果杜鲁门在选举中失败，那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辞去公职退休，是马歇尔早就期望着的。早在1948年7月，他就向史汀生写信说，他准备是年冬天退休，凯瑟琳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9月初，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希望巴黎之行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为国事奔忙，他只答应工作到年底。杜鲁门再度当选，马歇尔觉得他终于可以退休了。民主党人重新控制了议会两院，不再需要马歇尔这个无党派人士帮忙使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总统提出的法案了。

    巴黎会议期间，马歇尔的身体状况在不断恶化，他不得不提前离开巴黎，回国做手术。

    1948年12月7月，在华盛顿陆军里德医院，马歇尔的右肾被切除，囊肿是良性的。马歇尔本希望圣诞节能出院，但手术后反应较大，直至月底才离开医院。

    马歇尔住院动手术，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不少人都关心着他的病情，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电源源不断，发电人有丘吉尔、戴高乐、斯大林、铁托、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元帅等，尽是一些世界风云人物。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们，纷纷给他寄来明信片，祝他早日康复。

    发慰问电的大人物中，有一位是马歇尔新近才结识的女性崇拜者，她叫弗雷德丽卡，是希腊的王后。她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公爵，祖父就是与俾斯麦合不来，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她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玄外孙女。她生于德国，但大部分时间在英国接受教育，是她祖父的掌上明珠，1938年与希腊保罗亲王结婚。1947年4月，保罗亲王继承王位。这一年的下半年，弗雷德丽卡在伦敦向丘吉尔讨教，怎样才能使她的国家获得援助，丘吉尔建议她去结识正在伦敦参加外长会议的马歇尔。在丘吉尔的帮助下，她终于见到了马歇尔。她当时只有30岁，天生丽质，一身晒得略显黝黑的皮肤，身穿合体的夜礼服，显得健康活泼，充满青春的朝气。在马歇尔面前，她道古论今，侃侃而谈。她的广博知识和娓娓动听的口才，令马歇尔大为吃惊。她不仅惊羡她的青春活力，也为她的言谈举止和为国分忧的责任心所感动。马歇尔事后追忆说，弗雷德丽卡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马歇尔也当面称赞了她，说她几分钟的讲话，比他当国务卿以后所听到的任何朝野政治家的讲话更有道理，更有说服力。

    得到马歇尔这样一位大权在握、享有世界声望的美国国务卿的赞赏，年轻的王后受宠若惊。从此，两人的联系建立了起来。她给马歇尔写信，常常不惜词句和时间，写得长而且亲切。从那时起，两人一直通过中央情报局通信联系。1948年巴黎会议期间，马歇尔忙里偷闲，应希腊国王和王后之邀，对雅典进行了访问，受到最热情的接待。

    自从在伦敦与弗雷德丽卡见面之后，马歇尔对希腊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希腊王国政府的援助，也引起了他更多的关注。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评论认为，希腊的政权本是会落到游击队手中的。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专横、傲慢，却是马歇尔的崇拜者之一。马歇尔住院治疗之际，她正在美国，听说马歇尔住院了，便马上飞往华盛顿探视。

    凯瑟琳邀请宋美龄到弗吉尼亚多多纳庄园去小住。白天，两位贵妇人在菜地里浇菜锄草，在厨房里切磋烹饪技艺，晚上，一起谈论马歇尔童年时的一些趣闻轶事。凯瑟琳告诉宋美龄，小时候，马歇尔额头前老耷拉着一绺头发，于是，得了个“啄木鸟”的雅称。

    将要回国了，宋美龄以极诙谐的笔调向马歇尔写了一封告别信。她在信中称马歇尔为“啄木鸟”司令，称凯瑟琳为副司令。她诉说，马歇尔“安宁地躺在绸丝裘被”之中，而她自己却是如何在他家里服“苦役”。她使尽生平力气种植“荷兰水仙”，累得“腰酸腿痛”，这还不够，又在厨房里度过“令人难熬”的时光，削土豆皮，烧红焖牛肉，如此等等。她说她屡向“副司令”索要“薪金”，不仅不给，“副司令”反说：“自本报告签署人进驻本宿营地以来，双颊绯红，气色见好，体态渐丰。因此，所谓钱财性质之要求，不仅无效，且属非法。然而，本报告签署人认为，此种答复不民主、不公正，含有歧视性质。本人之面色绯红、气色见好，或系肺痨之潮红，体态渐丰则可能出自浮肿或肥胖病，均需备加关切，而今天道安在哉？”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74～475页。

    读罢宋美龄的信，马歇尔哈哈大笑，不由赞叹起这位中国第一夫人，不仅人长得端庄丽质，而且，对英文十分娴熟，各种习语、典故运用自如，这封告别信堪称上乘手笔。

    出院以后，马歇尔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身体虚弱。杜鲁门总统挂念在心，他亲自安排马歇尔夫妇去波多黎各的海军基地疗养。那里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对于手术以后的马歇尔的身体恢复，大有益处。

    在波多黎各住了一段时期以后，马歇尔在弗吉尼亚军校时同寝室的同学伦纳德·尼科尔森邀请马歇尔夫妇俩去新奥尔良欢度狂欢节。尼科尔森此时是新奥尔良《时代简报》的老板。马歇尔夫妇在尼科尔森别墅里小住了一段时间，此时，他的身体已恢复健康，随着春天的来临，重又焕发勃勃生机。

    1949年1月3日，马歇尔正式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职申请，他要求对辞职的宣布安排到总统就职的同一天，即1月19日。

    1月7日，杜鲁门总统给马歇尔写了回信，盛赞马歇尔为国家所作的优质服务：

    “亲爱的马歇尔将军：

    “您1月3日的来信，已使我深深感到，出于健康考虑，您已决定辞去公职，息影家居。为国家利益着想，我本希望此事迟迟不要发生……

    “作为陆军参谋长，您曾是两位总统的向导和顾问，您在履行工作职责时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行为品德，曾鼓舞了民主国家的军队，并且赢得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战争。

    “当国务卿这一重要职位出缺时，我为有您来接任此职而深感欣慰，尽管您当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我，但您没有这样做。事实证明，您的丰富阅历和经验，使您得以胜任所担负的、指导外交事务的繁重工作——特别是制定和执行马歇尔计划。

    “我原本希望，经过治疗、休息和疗养之后，您能继续任职。然而，我不能承担进一步损害您健康的责任。因此，我同意您辞去国务卿之职，自1949年1月20日起生效。在我违心地和极为遗憾地采取这一行动时，衷心向您表示友情和敬意。”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75～476页。

    马歇尔的其他相知友好和国务院的下属，不断写来信函，纷纷表示能够在他领导下工作一段时间而感到十分荣幸，对他辞去国务卿职务表示惋惜，祝愿他退休以后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迪安·艾奇逊能当上国务卿，完全是马歇尔举荐的结果。杜鲁门曾经向艾奇逊讲过，除非有马歇尔的推荐，否则他就不可能当上国务卿。抱着对马歇尔的感激之情，艾奇逊在信中写道：要说出一个伟人的成长之路是困难的，但只要真同这位伟人朝夕相处，就会了解个中三昧。他说一生中有过两次这种与伟人相处的际遇，而与马歇尔相处的时期，是他学习、收益最多的，他称赞马歇尔德行高尚，品格完美。

    现在，马歇尔似乎真要过上清清闲闲、无人打扰的日子了。他每天在多多纳庄园浇花、种菜，或是在庄园周围胡乱地走走。继女和养女不时来多多纳庄园住上两天，给马歇尔带来不少安慰，他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在危急关头接任总统，且为不少政客所轻视的杜鲁门，受惠于马歇尔的智慧和指导，他不想让马歇尔空闲，他要马歇尔出山来为公众服务。

    1949年夏，美国红十字会的管理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会长很快要退休，各城市、各分会的负责人抱怨他们的工作，说他们没有发言权。红十字会的管理委员会被为数极少的有钱阶层的利益代表者所操纵，需要一名有名望和公正无私的人才能开展工作，恢复大家对红十字会的信心。杜鲁门认为，这份工作比较适合于马歇尔，他的崇高威望和息事宁人的性格可以收拾好这个烂摊子，而且，工作也没有当国务卿时那样繁杂，不至于严重影响到马歇尔的身体和休息。

    当然马歇尔是适合干红十字会会长这一差事的，这不仅在于他的威望，而且，他对这方面的工作多少有些熟悉和体验。战争期间，作为陆军参谋长，他曾经常与红十字会打交道，帮助寻求公众的支持，为阵亡将士的家属募捐。1948年，他为欧洲复兴计划谋求国会拨款所作的演说，类似于红十字会所组织的群众募捐活动。红十字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动员那些阔佬、名流为穷人、灾荒捐献，而马歇尔从20世纪20年代做潘兴的副官起，就同不少上层权势人物、特别是东部权势阶层有来往。

    马歇尔正式接受职务是1949年10月1日，但事实上，他早已在为红十字会工作，许多地方的红十字会，都愿意把马歇尔请去演说，帮助募捐。

    社会各界对马歇尔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抱普遍欢迎的态度。他当国务卿时期的秘书们集体给他写信，对他的新职务表示祝贺，同时希望他的新职务不会“严重影响到他在利斯堡种番茄、养日本甲虫以及干其他农活的时间”。美国红十字会各分会都写信给马歇尔，表示愿意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工作。劳工部部长发表看法，认为“一个作为军人和外交家的伟大人物现在来接管世界上最主要的仁慈事业，这是最理想、最恰当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代表一些企业，表示要大力支持红十字会的工作。

    在马歇尔收到的成千上万封来信中，不少对美国红十字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未来工作的重点和方针：第一，给这个组织以新的动力；第二，把已经疏远了的人员找回来；第三，不要同地方的募集基金运动和地区性组织争吵；第四，推广血库；第五，加强志愿工作计划。

    各方面的反映良好，给了马歇尔以极大地鼓舞。

    但也有一些朋友劝告他再不要担任公职，应爱护身体，继续在多多纳庄园过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更有一些人猜测，杜鲁门要马歇尔出任红十字会会长，目的是为了保证马歇尔有一项较好的收入。

    马歇尔对这一点感到很气愤。因为他已经有了一项稳定的收入，可以保证从国务卿职务上退下来不会降低生活标准。国会已经通过了一项立法，现有的几位陆、海军五星上将，终身保此军衔，不退出现役，照支原薪和一切福利。杜鲁门还准备为他们在政府办公楼内每人提供一间大办公室，配一名助理、一名秘书和一名勤务员，而他们出外和旅行的工具，则由各军种提供。因此，马歇尔出任此职并不是为了收入，杜鲁门总统安排马歇尔当红十字会会长，也不是这一目的。

    马歇尔原以为红十字会会长是一个比较清闲一些的职务，但走马上任以后，马上就忙碌起来。经常要出门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或是实地调查掌握情况。为了搞好宣传，让更多的人献身慈善事业，或是让一些大款掏腰包，有时还要对其进行奉承一番，或是摆好姿势，一个个地与人握手照相，而这些事情他原本是讨厌的。不过，现在比任国务卿时有一个好处，他可以带着夫人凯瑟琳同行。

    由于马歇尔的威望和认真工作，只有几个月时间，糟糕的美国红十字会就理顺了关系，工作人员的不满情绪消失了，全国委员会与各地方分会之间的争吵没有了，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地展开。在一年的时间里，他行程3万多公里，足迹遍布美国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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