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归宁静

    担任了长期繁重的公职以后，马歇尔早就渴望着过上悠闲、清静和无人打扰的退休生活。但几次的退休生活，都被打断。这一次，从国防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才算是真正的轻松了，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公务来打扰他。1951年，杜鲁门总统曾再次请马歇尔出任红十字会会长，但被谢绝。

    退休以后的生活，是平静而又清闲的，经济上有保障，仍然享受陆军五星上将的现役工资和福利。马歇尔夫人也早作了准备，以迎接马歇尔的退休生活。1942年，她在弗吉尼亚的利斯堡买下了一座殖民地时期的旧式建筑——多多纳庄园。大战结束时，她又在北卡罗莱纳的派恩赫斯特买下了一座普通农舍式的房子。夏天，住多多纳庄园。冬天，去北卡罗莱纳。在利斯堡，马歇尔夫妇有自己的菜园子，除了钓鱼以外，马歇尔把空余时间大多花在这里。他也参加当地居民的活动，并且与邻居的关系处理得很好。马歇尔虚心向他们请教种菜的技术，积极改良土壤，引进良种，非常活跃。

    在派恩赫斯特过冬，那里没有菜可种，马歇尔便成了高尔夫球场上的热心观众，经常观看当地的各种高尔夫球赛。他们夫妇俩也按时去当地圣公会教堂。

    马歇尔拒绝写回忆录，这使许多书商感到困惑不解。最后，在各方面的要求下，他于1956年9月至第二年春天，接受了传记作者的采访，回顾了他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长期在政治舞台上活动过的人，尽管退出了政治舞台，总还难免牵扯到一些政治纠纷之中。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股反共产主义的强大逆流，其中以麦卡锡主义最为臭名昭著。马歇尔在退休之前，就已遭到麦卡锡的无端攻击，退休以后，麦卡锡仍然不肯放过他。

    1952年，新的一轮总统竞选在全美各地展开。共和党人提名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推选的是史蒂文森。马歇尔为艾森豪威尔获得提名写了贺信。艾森豪威尔迅速写了回信，并且说，如果10年之前，当他与马歇尔将军一起在陆军参谋部工作时，提到10年以后，他将率领共和党人竞选总统的话，那一定在劫难逃，会被当作危险人物关押起来。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保证，他将以“道义、公平和正直的原则”参加竞选。

    马歇尔虽然为艾森豪威尔的提名写了祝贺信，但他并不想卷人到竞选的旋涡，没有就总统竞选发表其他言论和讲话，也没有表示投谁的票，或者是倾向于支持谁。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纯粹是出于一种礼节。不少艾森豪威尔的追随者，写信质问马歇尔，他为什么不站出来积极支持他的老部下。马歇尔答得很俏皮，他说，他父亲是共和党人，母亲是民主党人，而他自己则是圣公会教徒，所以，他从来不参加投票，他只希望总统竞选能保证真正的平等。

    对于大多数的舆论来说，他们所希望的，不是马歇尔站出来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擂鼓助威，而是希望艾森豪威尔对他本党参议员麦卡锡的表演予以否认，为他的老上级作一次有力的辩护。马歇尔对麦卡锡长篇大论的捏造不实之词一直保持沉默，只有艾森豪威尔出面制止，才有可能予麦卡锡以有力回击。人们在等待和期望着艾森豪威尔采取行动。

    时机终于来到了。共和党将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举行大会，这里是麦卡锡的故乡。各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纷纷派出强大的记者阵容。连日来，人们猜测的不是艾森豪威尔是否对麦卡锡予以抨击的问题，而是使用何种措词来斥责诽谤者。

    艾森豪威尔的讲话稿预先发到了采访记者手中，大家发现末尾处加上了一段话，其中包括向马歇尔表示致敬，谴责诋毁名誉的言论等内容。但是，在最后一刻，艾森豪威尔退却了，他没有念为他的老上级辩护的那段文字，这不禁使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麦卡锡坐在台下，毫发无损地躲了过去。艾森豪威尔后来解释说，是威斯康星州州长建议他删去那段文字的，因为在麦卡锡的老家谴责麦卡锡，不仅使共和党人在那里会得不到多数票，而且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威望。说穿了，就是说共和党人正是要利用这些卑鄙的言论来打击杜鲁门政府，攻击民主党，以赢得大选。当然，民主党人的竞选，也一点不会好，他们采取以牙还牙的措施，以骂对骂，这是美国的政治。

    杜鲁门大发其火，指责艾森豪威尔忘恩负义。在1954年竞选运动余下的时间内，甚至在他一生余下的时间里，他都在这件事上做文章，猛烈地敲打着艾森豪威尔的脊梁。

    凯瑟琳也气坏了，她感到马歇尔受了莫大地委屈，她不能原谅艾森豪威尔的懦弱行为，决定再不与他来往。

    马歇尔却坦然处之，他听到此事以后，只是耸了耸肩，咕哝了一句，说这些全是搞政治。马歇尔此后也从未对此事发表过评论，不仅是对麦卡锡、詹纳、艾森豪威尔是这样，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当他们说他的前上司、一度担任陆军部长的哈里·伍德林也加入到攻击他的队伍的时候，他摇摇头说：“可怜的人儿，他们利用了他。他们把他带到麦卡锡的办公室去，让他在一份声明上签了名。”

    艾森豪威尔赢得了大选的胜利，马歇尔又亲笔写信以示祝贺：

    “鉴于你的胜利是如此巨大，祝贺你的成功看来已是微不足道了。

    “你正面对着艰巨的年月，我为你祈祷。我特别为你祈祷慎重使用人才。选用人员，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能决定今后几年的问题和历史的记录，要选用合格的人。

    “我希望竞选的紧张程序还不至于严重影响你的或艾森豪威尔夫人的身体。我认为她为你做了卓越的工作。”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505页。

    马歇尔也为落选的史蒂文森写了信，说他在竞选中虽然失败了，但相信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以后，决心采取一些措施，弥补在总统竞选期间没有为他的老上级辩护的过错。凡是有重要外宾来访而举行国宴，总是要邀请马歇尔夫妇参加，马歇尔患病之后，又给予亲切的关怀和照顾。邀请马歇尔夫妇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凯瑟琳怒气未消，坚决拒绝出席。再度当选首相的丘吉尔，1953年初出访美国，艾森豪威尔邀请马歇尔夫妇参加正式宴会，凯瑟琳仍然坚持不与新总统打交道。马歇尔只得央求她，凯瑟琳感到气恼的不仅是艾森豪威尔，而且，对自己丈夫的宽宏大量也大惑不解。最后，马歇尔说，“请你为我去一趟好吗？”凯瑟琳知道自己再也没有退路了。

    在宴会上，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夫妇表现得毕恭毕敬。丘吉尔提议为美国总统干杯，大伙为英国女王干杯。接着，艾森豪威尔转向马歇尔说：“现在，我要为马歇尔将军干杯。”

    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她父亲乔治六世之位，举行加冕典礼，艾森豪威尔派出以马歇尔为首的代表团赴英祝贺。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见到过这位公主，并且有幸在伦敦参加了公主的婚礼。乔治六世去世后，马歇尔还给她写了吊唁信，两人可谓是老相识了。伊丽莎白二世对美国派出以马歇尔为首的代表团表示非常高兴。马歇尔此时虽不在位，但他的声望和影响仍然是存在的。

    代表团成员中，还包括布莱德雷夫妇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根据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当马歇尔经过走廊向圣坛附近他的席位走去的时候，观众都站了起来，表示敬意和欢迎。马歇尔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哪位显贵人堂了，他低声问布莱德雷将军：“他们在向谁致敬？”布莱德雷回答说：“将军，他们正是向您致敬呢。”

    马歇尔自己也回忆道，当丘吉尔首相经过他的座席前走向圣坛时，停下了脚步，走出行列，与马歇尔握手。阿兰·布鲁克和蒙哥马利也同丘吉尔一样，同马歇尔握了手。

    马歇尔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事情，见过世面，但是没有看到过国王加冕的仪式。英国女王的加冕，传统、隆重、热烈，马歇尔大开眼界。回到美国以后，他给杜鲁门夫妇写了一封长信，孩子般地描绘了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在一切场合都受到非常客气和热情的欢迎，特别是在重要宴会——白金汉宫和兰开斯特大厦的座位安排方面受到礼遇。美国代表团成员只有一人，我自己，被邀请参加这些宴会。白金汉宫的宴会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辉煌的聚会。女王这一桌大约有30人，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坐在大厅的中央，四周是12人一桌。我是在女王这一桌，艾丽丝公主是我的女伴。我想，我是这一桌惟一的平民了。我坐在公主和太后之间，与女王隔两个座位。”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509页。

    在参加女王加冕的过程中，体现出马歇尔威望的另一个事件，是乐队为马歇尔夫人的让道。

    由于加冕典礼时间长，凯瑟琳身体不好，坚持不了那么久，于是，由一名皇家侍从陪伴，呆在教堂外面的人群中，待女王路过一睹风采之后，再由侍从护送回旅馆休息。但是，大教堂前人山人海，一点也动弹不了。侍从好不容易找了一辆出租车，开到白金汉宫前，皇家海军陆战队正列成方阵，进行演奏，堵住了去路。侍从挤到乐队指挥跟前，请求让出租车过去，乐队指挥坚决不肯，说即使全身礼服的皇家侍从官也概莫能外。侍从官告诉乐队指挥，坐在出租车里的人是马歇尔夫人，乐队指挥马上改变了态度，他与乐队队长商量了一下，接着，乐队迅速向两边闪开，让出一条大道，让马歇尔夫人乘坐的出租车通过。

    从伦敦回来以后，马歇尔夫妇两人都患上了流感。凯瑟琳很快得到康复，马歇尔则久拖不愈。当时，恰逢希腊女王弗雷德丽卡和其丈夫在华盛顿访问。女王使马歇尔倾倒，其程度之深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艾森豪威尔邀请马歇尔夫妇出席国宴，马歇尔因病不能出席。闻知此事，艾森豪威尔马上派飞机把马歇尔夫妇接到华盛顿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住进总统病房。弗雷德丽卡听说马歇尔病了，马上赶到里德医院探望，这使马歇尔感到十分高兴。他在随即写给宋美龄的信中，这样说到希腊王后：“她长得真正漂亮，而且非常风趣，您也许可以把她看成是那‘管事的’王后，因为她把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了本国人民。”他回想起1948年12月他动肾脏手术时，宋美龄曾在里德医院看望过他，便不无伤感地加上了一句：“她走以后，我不禁想起，每当我接待一位有身份的女性时，总是住在医院里面。”

    在离开派恩赫斯特到里德医院之前，马歇尔已接到通知，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在12月10日授予马歇尔诺贝尔和平奖。杜鲁门、艾奇逊、艾森豪威尔都向马歇尔发出了贺电。

    凯瑟琳担心马歇尔的身体，因此，反对马歇尔亲自去欧洲领取和平奖。但马歇尔坚持亲自去，觉得委托别人代领是不恭敬的行为。为了避免恶劣的气候，他选择了走南边的航线。马歇尔的医生认为，选择走南边的航线，这里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可能对马歇尔的身体大有益处。

    马歇尔乘坐新造的一艘意大利邮船，从纽约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上岸。与预料的情况相反，航行途中遇到的尽是恶劣天气，冷且潮湿，对马歇尔身体毫无益处。航行中有8天时间，马歇尔打算在船上准备好领奖时的讲演稿，但在那不勒斯上岸时，竟一个字也没有写成。到奥斯陆发表讲话的前一天，马歇尔口授了1小时又15分钟，请人帮忙整理了讲稿。

    挪威国王和其他显贵出席了授奖仪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宣称：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个职业军人，还是第一次。这不是为了奖励他的军事功绩，主要是对马歇尔在战后为恢复欧洲各国经济和稳定社会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敬意。

    当马歇尔走上领奖台时，楼厅上有3位年轻人冲上来散发传单。传单上控诉马歇尔犯下了军事罪行，坚决抗议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个职业军人，3位年轻人大肆叫喊马歇尔为“凶手”。3位勇敢的年轻人很快被赶出大厅，交给赶来的警察。

    马歇尔的情绪似乎没有受到干扰，他平静地站在领奖台上。在随后举行的正式宴会上，马歇尔身穿燕尾服，打着白领结，发表了他事先准备好了的演说：

    “对于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军人，有相当多的议论。这些议论显然很能影响其他人，但对我则恐怕就没有什么影响……往常摆在我面前的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战争费用的分类账目，支撑它的则是墓碑。这一切激励着我去寻找某种途径或方法，以避免另一场战争灾难。”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514页。

    长期的流感，加上到欧洲的长途旅行，对于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马歇尔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欧洲回来以后就病倒了，一直在床上躺到1954年2月中旬。以后，各种毛病时常发生，他便成了里德医院里的常客。

    1952年底，杜鲁门任期届满，他建议弗吉尼亚军事学校设立一所“马歇尔图书馆”，学校很快组织了“马歇尔研究基金会”，并且得到有钱人家的赞助。1956年秋天，马歇尔研究基金会选定了为马歇尔写个人传记的作家，马歇尔同意接受采访，但要求传记所得的酬金不得给他本人或家属。由于他自己没有钱捐赠给图书馆，凡从采访及其私人文件而写成的书所得的稿酬均转作研究计划之用。

    1957年春天，马歇尔行走已感到困难，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也无法回忆起来，传记作者的采访被一再推迟。1958年8月，马歇尔再次住进里德医院，摘除眼部的一个小包和医治牙病，但不幸跌了一跤，摔断了一根肋骨。经过精心治疗，马歇尔又得到康复，回到了派恩赫斯特。

    1959年初，马歇尔中风，丧失说话能力，并且全身瘫痪，到春天时才有所好转。夏天，能在轮椅上接待来客，偶尔能说上两句话，但很快又趋恶化。连续的脑痉挛使他只能依靠导管进食和呼吸，丧失了感觉、知觉、视觉，病得不成样子。

    祝福他康复的函电如雪片似的飞来。来访的丘吉尔到病室里去看望，但马歇尔毫无反应，这使他不禁潸然泪下，另一方面，一些批评马歇尔的人仍然不肯放过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在继续叫嚷着：“老头儿，在你死前把珍珠港事件的真相说出来吧。”“把你同共产党的共谋讲清楚吧。”

    时钟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停摆了。1959年10月16日，马歇尔死在华盛顿里德医院，享年79岁。

    马歇尔一生中，擅长安排国葬，曾为不少达官贵人操办葬礼。1923年，作为潘兴将军的副官，他为哈定总统的灵车专列配备人员，确定行车路线，一路把遗体从美国的西海岸运送到华盛顿。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他一手操办葬礼，备极哀荣，罗斯福夫人对马歇尔表示了衷心感谢。1948年潘兴将军去世，他又操办了盛大的国葬仪式。

    而对于他自己的身后之事，马歇尔自己早有安排。1956年，他口授了遗嘱：“简葬于我，一如美国陆军为自己祖国光荣尽职的每个普通军官。切勿铺张，力戒盛典。葬仪从简，仅限亲属参加。不事声张，尤为至要。”

    遵照马歇尔的遗嘱，没有在美国国家大教堂举行葬礼，也没有停灵在国会大厦供人瞻仰，没有邀请贵宾，没有致悼词，葬礼只限于家属和最亲近的几个人参加。凯瑟琳对葬礼的安排略作变动，让不打开的灵柩在国家大教堂附属的伯利恒小教堂停放了一夜，葬礼举行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出席。

    10月20日下午，灵柩被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名英雄墓山下的一块墓地，随着一阵尖厉的排枪声，灵柩缓慢地放入墓穴，接着就是平和、安详的安息号声。

    乔治·凯特利特·马歇尔，永远安息了。

    两位重大人物再度对马歇尔作了评价和追忆。

    丘吉尔说：“他是（当代）美国最后的一位伟人。”

    杜鲁门说：“他是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之中的伟人。”

    读者诸君，您的评介如何？

    二、领导艺术

    马歇尔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是他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时候，并且获得了在美国历史上一个参谋军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声誉，赢得了他本国同胞、也赢得了盟国领导人对他的尊重。这是不简单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是谁，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参谋长是谁，除非是专门研究军事历史的，否则很少有人知晓了。名垂千古的是那些在战场上横戈跃马、指挥若定的将军们。马歇尔没有在战争中担任过重要的战地指挥官。在他去世几年后，一位研究他的军官说：“对马歇尔将军的任何研究，都应该强调至为重要的一点：他是一位参谋军官，而且，就以这种身份立于最伟大的将领之列。然而，他不是战场上的一个格兰特或者布莱德雷，甚至他穿上野战军服时，看上去也不像。”

    马歇尔赢得的巨大声誉，从时代背景来讲，主要是他当参谋长时期美国所卷入的那场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对世界对美国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给予了美国一个从经济巨人走向全球政治、军事大国的机会。美国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完成了从一个经济巨人向世界政治霸主转变的过程。这给予了马歇尔一个展露才华、为国尽忠服务的机会。

    战后初期，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美国要把它在大战中获得的成果，加以稳定、巩固和扩大。面对着种种危机和挑战，马歇尔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出使中国，当国务卿，做国防部部长，这都并不是什么注定会带来伟大影响和历史声誉的职务。但马歇尔担任这三个职务的时期，面对和处理的问题都特别引人注目，因而能在历史的进程中，重重地打下他自己的印记。这些都是时代使然。

    但仅仅提到这些还是很不够的，或者说，这还不是我们研究马歇尔这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通过对他生活工作的清理，挖掘支撑他人生信仰的品德，为人处世的原则和领导工作的方法。

    有些人相信天才，有些人反对天才。如果依照我们通常对天才进行衡量的标准来看，马歇尔很显然不能归人天才一类。在少年儿童时期，他智力平平。如果单从学习成绩一项看，他还有些愚钝。以后在军事学校学习，刚开始，马歇尔也并非出类拔萃，他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完全是通过刻苦努力的结果，并没有任何先天的优势。

    在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可以总结出一套成功的工作经验和为人处世的技巧。马歇尔的成功，从大道理方面讲，是他愿意为国家和公众服务的精神品德，但如果从具体的行为方式分析，又呈现出若干为人们瞩目的特点。这些特点的精神已经体现于前面诸章节的文字叙述之中。

    国外的研究者和对马歇尔持赞赏态度的人，大都把他形容为具有“利他主义、容忍和献身”精神的典范，这当然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我们不会把他拔得那样高。但是，马歇尔有一点比较高明或者说明智，即很注意对权力的把握和应用，时常避免滥用权力。在权力的追求方面，常常比较有节制，或是说适可而止。特别是注意不以手中的权力来为家人和亲属谋取利益，各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很注意影响。而不少权力的握有者，很不注意这一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结果弄得非常被动，栽了跟头，有些甚至身败名裂。

    凯瑟琳深知马歇尔的这一性格，所以，从来也不利用丈夫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孩子和亲属谋取利益和提供方便。

    马歇尔同凯瑟琳结婚以后，他不想生孩子，但对凯瑟琳的3个子女，他特别喜爱，尤其是小儿子艾伦。

    战争爆发以后，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孩的艾伦仍然志愿参军，进入装甲部队，首先送往装甲学校受训。艾伦注意严格要求自己，训练刻苦，对坦克车特别钟情，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他得到军官委任时，训练中心主任写信问马歇尔是否能参加他继子的毕业典礼，但被马歇尔拒绝。马歇尔写信说：

    “说实在的，我非常希望艾伦能在学校受完训练而不暴露他的身份，我现在请你设法不要让他的毕业之事涉及他同我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我的继子，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靠他自己努力所赢得的荣誉。这件事公诸于世，使我深感不安。”

    艾伦离家开赴前线之际，马歇尔召集全家为艾伦悄悄地饯行。同时，马歇尔告诉知道他与艾伦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指挥官，不要给予他以特殊照顾，艾伦的任何提升都只能凭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和成绩。

    当然，凯瑟琳时常对马歇尔发几句牢骚，说这样做对儿子不公平。她恳求马歇尔说：“至少不应该因为他是亲属而整他呀。”马歇尔承认有这种倾向。他宁愿让艾伦多吃一点苦，受点委屈，也不愿招惹流言蜚语，说马歇尔将军顶不住枕边风。

    艾伦在部队干得很好，能吃苦耐劳，敢打敢拼。他对荣誉和升迁不很注重，只要指挥官能让他上前线就行了。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时，马歇尔曾希望从开罗飞赴意大利前线，顺便看望一下继子，未能成行。1944年5月，艾伦驾驶先头坦克到达一个小山村，当他揭开炮塔去观察周边地形时，一个隐蔽据点里的德军对他举枪打了一梭子弹，艾伦当即阵亡。消息传到华盛顿，凯瑟琳悲痛欲绝。看到艾伦遗孀和其儿子时，马歇尔生平第一次失声痛哭。

    马歇尔的大继子克里夫顿，也一直渴望着能出国作战，但他的脚有毛病，曾做过多次手术。尽管如此，他也志愿参军，勉强通过了体检，在预备军官学校接受了培训，被任命为一个高炮团的军官，但只能留在美国大陆服役。

    克里夫顿恳请他的母亲向马歇尔施加压力，能让他出国作战，为凯瑟琳所拒绝。但机会仍然来了。恰好，克里夫顿在弗吉尼亚偶然碰到了马歇尔的助手弗兰克·麦卡锡，对他谈起了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弗兰克觉得，克里夫顿坚决要求上前线作战的行动值得鼓励，没有理由不让他到欧洲去作战。回到华盛顿，弗兰克向马歇尔谈起了这件事，马歇尔也觉得弗兰克的话说得在理，因此，对弗兰克说，如果他能作出某种安排，自己是不会为难他的继子的。

    1943年9月，克里夫顿被送到北非作战。马歇尔怕克里夫顿利用他的职权谋求方便，马上给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写了一封信，要求不把克里夫顿留在最高司令部任职，而要放到前线艰苦的地方去作战，对克里夫顿与他自己的关系，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以免使人为难。结果，克里夫顿也没有让马歇尔失望，他像艾伦一样，干得很出色。

    后来克里夫顿的脚病又发了，不能在意大利前线作战。军医检查需要做植皮手术，卧床休息2～3个月，而且，他所在的团据说也会被撤销，军官要等3个月到1年才能再分配。他写信给继父马歇尔，想利用团部撤销以后的空当时间，回美国做手术。他只需要马歇尔同意他这么办，而其他一切手续他可以自行办理好。

    马歇尔接到信后，大发雷霆，马上给有关人员写信，同时也给克里夫顿写信，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克里夫顿没有能够在战争结束前回国治疗。如果他不是马歇尔的继子的话，可能自己早已设法找路子回美国了。

    马歇尔与凯瑟琳结婚以后，一直相敬如宾。但有一次，马歇尔在凯瑟琳面前勃然大怒，使凯瑟琳流下了委屈的眼泪。

    马歇尔养了一条达尔马提亚种狗，名叫“弗利特”，并且特别喜欢它。但“弗利特”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还时常找不到自己的家门。有一次，马歇尔出差，“弗利特”又走失了，凯瑟琳非常着急，因为只有几小时马歇尔就要回家了，但她找遍了大街小巷都不见踪影。正在她一筹莫展之际，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海军部一个值班人员告诉她，他找到了了“弗利特”，颈圈上有名字和号码，凯瑟琳喜出望外，准备带着钱去领狗。

    但那个值班人员得知接电话的是马歇尔夫人以后，说他不要钱，只希望她利用丈夫的影响，在海军部里帮忙弄一份美差。凯瑟琳坚决不同意，那人便以放走“弗利特”相要挟。无奈，凯瑟琳只好写了一封推荐信，好一手交信，一手领狗。

    马歇尔回来了，凯瑟琳将她寻狗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告诉了马歇尔。想不到马歇尔大发脾气，指责凯瑟琳滥用了他的职权。他说他宁愿再也看不到“弗利特”，也不愿意让凯瑟琳去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交易。

    好在凯瑟琳早有准备，她想马歇尔肯定会要追查这件事，因而将推荐信留下了一份底稿，她一边哭，一边把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底稿拿给马歇尔看：

    “致美国海军有关人士”

    “持此信者善捕狗。”

    落款是乔治·C·马歇尔夫人。

    马歇尔看后，仰头大笑。

    作为陆军参谋长，对于庞大而又复杂的人事安排，马歇尔有着决定权。几百万的军队，需要各级的指挥官员。当美国卷入战争的时候，马歇尔最感到困难和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真正有才能的年轻指挥官挑选出来，安排到合适的岗位。遵循着选贤任能、不拘一格的原则，他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合格人才，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柯林斯、克拉克等，他们基本上都能胜任指挥作战的本职岗位，这是马歇尔作为陆军参谋长最重大的功绩。

    在选择人才的问题上，马歇尔最瞧不起那种为了个人名利而钻营的人。1942年的一天，他和艾森豪威尔在五角大楼谈起军官晋升的问题。马歇尔说，有一位参谋人员被安排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仍不满足，闹着要求晋升。马歇尔气得脸色发青，并且告诉那位军官：“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提升的是指挥人员和能挑重担的人，参谋人员是不会得到提升的。”马歇尔似乎在有意考验一下艾森豪威尔。他说，有好几个战地指挥官要艾森豪威尔去当师长或军长，但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参谋人员，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你是一个准将，而且你还将是一个准将，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实际上是向艾森豪威尔暗示，不要在他面前提晋升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回答，他自己对晋升毫不在乎，只是努力尽自己的职责。艾森豪威尔的回答，使马歇尔非常满意。在10天之内，他就亲自向参议院写信，要求将艾森豪威尔提升为少将，接着，又派遣他去欧洲指挥盟军作战。这充分反映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信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歇尔所选用的人才，大都在20世纪20、30年代同他共过事，他对他们都比较了解。对于与他没有共过事但是大家认为确实有才华的人才，他也一样重用，决不另眼相看。所以，没有人批评马歇尔用人不当或是任人惟亲。有一位年轻的职位不高的军官，马歇尔一点也不熟悉，但有不少前线高级将领指名道姓要这名军官，凭着这一点，马歇尔觉得这位年轻人一定表现不错。于是，马上晋升他，让他单独带一个师作战。

    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军人，马歇尔不会让他们得到晋升，晋升了的，也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降职，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如此。

    巴顿将军向史汀生部长推荐了一个名叫史密斯的军官到装甲部队去任职。史汀生与马歇尔进行商量，马歇尔坚决不同意。他告诉史汀生，史密斯是他的朋友，在上年的军事演习时，因表现不错，得到提升。但提升以后，不思上进，干得不好，证明此人能力存在问题。

    有一位高级将领，是马歇尔很要好的朋友，马歇尔还是这位将领儿子的教父。在他儿子出生时，马歇尔整夜没睡，在医院的走廊上走来走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位朋友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判断错误，马歇尔照章办事，将其少将的军衔降为上校。

    在选用人才方面，马歇尔最不能容忍那些讨价还价、畏首畏尾的人。1942年，美国要选派一名够级别和资格的军官来中国。首先考虑的对象并不是史迪威，而是休·德鲁姆中将，但德鲁姆有些犹豫不决，好像到中国来担任职务是大材小用，委屈了自己。接着，德鲁姆又向史汀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他愿意服从安排。史汀生把信交给马歇尔。马歇尔觉得，这正是德鲁姆不能胜任工作的证据，它表明德鲁姆试图保护自己，以免因抗拒命令而党到批评。

    马歇尔也讨厌那些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人。他要求各级军官和他的部下敢说敢干，承担责任，精益求精。他把工作的相当一部分交给助手们去干，助手能够干好和处理的问题不要推卸给他。艾森豪威尔回忆说：“马歇尔对推卸责任者很反感，特别是把责任推卸给他。他坚决主张，他的主要助手应该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得出的结论去思考和行动。”

    参谋人员，脱离军队，远在后方，如不调查研究和深入实际，就很容易犯主观主义和闭门造车的错误。马歇尔很重视这一点。他强调各级参谋人员要亲临前线，考察地形，与指挥官密切配合。而他自己，身在华盛顿，不能抽身经常到前线巡视，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派出许多巡回军事特使，不断在各地战场调查，发现问题，能够就地解决的即就地解决，不能就地解决的，上报研究以后解决。

    一件小事，证明了这种实地调查和考察的意义。马歇尔每到一个营地，都不要当地司令官陪同，只带着他的司机出发，一路倾听各种怨言。正是这种作风，才使他真正了解到了东南亚某地航空站士气低落的真正原因。航空站的站长向马歇尔报告，飞行员们表现得烦躁不安，原因是经常要同日军进行空战，回来时精神疲惫，他们应该得到轮换和休整。但马歇尔根据自己的亲自调查和走访得出了与航空站站长稍有不同的结论。马歇尔发现，航空站里士气低落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飞行员，而是飞机修理人员。因为当地气候闷热，潮湿，蚊子成群，士兵大都得了疟疾，全靠使用药物来维持，结果晕晕乎乎，身体虚弱，以致机修人员在维修飞机时都不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维修的工作都在晚上进行，灯光昏暗，许多飞机根本没有修理，或是没有修理好。

    飞行员怕的不是日本人的飞机，而是他们自己的飞机。

    马歇尔回到华盛顿，立即下令给航空站紧急运去了掩蔽和修理间降温用的新风扇，建立了维修士兵轮休制度，而飞行员没有得到轮休的机会。维修的条件改善了，维修过的飞机靠得住了，飞行员在空战中发挥正常。马歇尔诙谐地说：那些飞行员“真正需要的是姑娘，而这正是我们没有多大办法做到的。不管怎样，一旦他们知道维修人员已经恢复正常工作，飞行靠得住，他们也就好多了。”

    马歇尔选择军官要求严格，希望他们尽心尽责，否则予以严厉处罚，毫不留情，这是他严肃认真的一面。除了这严肃的一面之外，还有他富于人情味的一面。他每次到前线巡视回华盛顿以后，总要亲自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见到过的军官的母亲、妻子和至亲，这是一件十分讨好和得人心的事。在马歇尔所收到的信函中，许多是前线军官妻子、儿女和父母亲的感谢信。前线军官从亲属那里得到反馈的信息，知道马歇尔这般关心他们，有人情味，情绪更为稳定，工作尽职，这大概是马歇尔虽然苛刻要求但军官们仍对他敬重和忠诚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他1943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评论了马歇尔的这一点：“马歇尔独具的领导特色是，无论驻扎在什么地方的美国军官，甚至那些在前线赢得了盛誉的军官，都像忠于自己的领袖一样忠于他，仿佛他们在五角大楼里一样。”

    劳顿·柯林斯将军也评论说：“马歇尔将军品德高尚，他是个爱交际的人，他参加社会活动，关怀部下。他的行为举止使人们对他极端忠诚。”

    不仅是指挥官，对普通士兵他也非常关心。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菲律宾战斗的老兵写道：“我只见过马歇尔将军一次。那是我在日本俘虏营里度过了漫长的监禁生活回到了美国之后，他派他的私人座机到旧金山来，把我送到那些令人激动的地方与我分散在各处的直系亲属团聚。这件事过后，我到五角大楼向将军报到，感谢他的照顾。马歇尔将军搁下一切事情，推迟了很重要的约会，让我不拘束，用了很长时间询问我的情况，充满了人情味。”

    一个普通士兵受到陆军参谋长的如此礼遇，当然会铭记于心。

    他20年代的一个参谋人员也回忆说，马歇尔“对所有在他手下服务的人都有天生的人情味，不论他们的职位多低，他总是不厌其烦和随时随地去向他们表示他的真诚、尊敬、体贴、关心和友爱。他这样做，并不认为是浪费时间。我有很多他关心我的美好记忆。我只是一个中尉军官，他关心我是不可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回报的，那纯粹是他本性的一部分。”

    作为陆军参谋长，除了处理军队内部事务外，还要经常与总统、国会和新闻界打交道。马歇尔受到这三个方面的普遍尊重和好评。在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他始终如一的按上下级关系办事，既尽职尽责，又不刻意逢迎。他从不像海军作战部长那样，去找罗斯福总统闲谈。罗斯福曾经有意托人给马歇尔捎话，希望他在与总统打交道时不要那么拘谨。马歇尔坚定地回答，那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的谦恭、谨慎、庄重，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特征。

    在国会面前，马歇尔很注重站到比较客观的立场上说话，不让自己牵扯到美国那纠缠不清的政党政治之中，这是他能取得国会信任的重要原因。议员们都认为，马歇尔为的是整个美国的利益，不代表哪个党派说话，诚实可靠，因而有许多在罗斯福和史汀生看来是非常麻烦的问题，他都能说服国会。

    在与新闻记者打交道时，马歇尔也能坦诚相待。不少新闻记者非常厉害，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牵涉到军事机密。马歇尔总是尽量多地告诉记者一些情况，从不使用“无可奉告”之类的话。大家感到马歇尔的诚恳态度，理解他的难处，相互配合得很好，没有发生过新闻记者泄密的事件。

    综观马歇尔的一生，他的成功和魅力之处在于：始终坚定不移地为美国资产阶级国家利益服务，不参与党派之争；处事谦恭、谨慎、理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做到适可而止；能以坦诚态度待人处世，恰当地运用权力；知人善任，对部下既严格要求，又关怀体贴。所有这一切，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和时代提供的机遇，使他登上了美国陆军权力的顶峰，战后又出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赢得普遍的尊重和声誉，成为20世纪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最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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