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1724年，在人类史上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州）的总督发布了“黑色法典”，藉以箝制黑人并驱逐犹太人。与此同时贵格教会与门诺主义者起草了他们的第一份反奴隶宣言。在费城第一个欧洲式的行会成立；在爱尔兰（当时仍为英格兰的属地，由外来的领主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乔纳森·斯威夫特发表了《布商的信》，鼓吹爱尔兰人抗拒威廉·伍德的计划，因为他取得了铸造爱尔兰新币的专利，却意图操作贬值从中取利。以“彼得大帝”闻名的彼得一世创立了俄罗斯科学与艺术学院。保罗·达德利发现了谷类杂交的可能性。赫尔曼·布尔哈夫在他的《化学元素》一书中主张热是一种流体，华伦海特说明了水的过冷现象。韩德尔完成了两部不甚著名的歌剧《恺撒》以及（《帖木耳》。拉莫完成了三部大键琴作品集的其中之一。丹尼尔·笛福发表了《罗珊娜》与《新环游世界》。勒萨日完成了小说《吉尔·布拉斯》的第二卷。拉法耶特女伯爵的遗作《丹德的女伯爵》在此时问世。贝尔纳·德·丰特奈尔完成了《神话的起源》，探讨神话的心理学的和知识的起源，破解一般人的迷信。克劳德·比菲埃出版了《论第一真理与理智判断的根据》，揭露人类知识的基本原理。大卫·休谟则是爱丁堡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在普鲁士，1713年即位的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兢兢业业地进行统一的工作，并凭借微薄的税收，培养出一支优秀的军队。在1713年前几年间，他完成了政府改造的工程的关键准备，统一了政令系统，由总理院涵括一切的政务。这个组织后来成了一个有效率的官僚系统，节省了皇室的开支，并进而使岁入加倍，提供了充足的军费来源。1723年威廉一世并且在哈勒敬虔会狂热的信徒的压力下，放逐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沃尔夫接受莱布尼茨“预定和谐”的理论，其中蕴含了宿命论，可能为逃兵提供借口。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因此威廉一世甚至完全禁止了沃尔夫思想的传播。如此一来，反而使沃尔夫成了启蒙运动的焦点人物。由于普鲁士威胁要将沃尔夫处死，于是他辗转在马堡大学落脚，于1724年出版了代表作《论自然界之目的因》在这部探讨目的因的著作里，沃尔夫剖析了自然世界是如何地理性而井然有序。

    这些发生在普鲁士及世界各地的事件或早或晚都会在哥尼斯堡留下烙痕。普王的某些措施甚至带来了立即而明显的改变：哥尼斯堡是在1724年间由旧城、勒贝尼赫特与克奈普霍夫三个城镇合并而成的，以利于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例如绞刑台就由原先的三架缩编成一架）。该年，教会领袖罗加尔重返哥尼斯堡为普王效力。由于他是沃尔夫在哈勒的死敌所培养出来的敬虔教派信徒，颇能得到同是信徒的普王的信赖。他履新以后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把沃尔夫哲学的支持者逐出哥尼斯堡大学。自然哲学教授费合尔（1686—1751）最后也遭遇到了与沃尔夫相同的命运，原因是罗加尔向柏林打小报告。

    这一年的4月22日，伊曼纽尔·康德诞生于哥尼斯堡。在《旧普鲁士年鉴》里，那一天称为“埃马努埃尔”，因此他的教名就叫“埃马努埃尔”。康德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伊曼纽尔”，因为他认为如此更接近希伯来语字源的发音。“埃马努埃尔”或“伊曼纽尔”的原义是“与上帝同在”。康德认为这是最适合的名字，对它感到相当自豪，甚至在晚年为文阐释它的意义。康德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的名字进行批判甚至勘正，或许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对这个名字的字面意义感到自在且自信。康德自主、独立、自己靠自己的品格，可能预设了—个乐观的信念，亦即这个世界是个有目的的整体，而其中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内，皆有定所。

    埃马努埃尔的父亲是哥尼斯堡的马具师约翰·格奥尔格·康德母亲则是当地另一个马具师的女儿安娜·雷吉娜·康德，娘家姓罗伊特。约翰原籍蒂尔西特，后来才移居到哥尼斯堡。他与安娜在1715年11月13日结婚，使他得以在事业上自立门户。当时的工匠若要开业，必须加入行会。由于行会严格限制一个地区店铺的数量，娶老师傅的女儿就成了许多业外人挤进这个职圈的惟一办法。要取得开业的资格，要不然就是生为行会师傅的儿子，要不然就得与某个师傅的女儿结婚。安娜则是卡斯帕尔·罗伊特与雷吉娜·罗伊特的女儿。卡斯帕尔原来也是外地人。他来自与哥尼斯堡素有密切贸易关系的纽伦堡。

    取得师傅头衔的条件，是提交一件成熟的作品并且取得执业地点的公民权。公民权通常意味着当事人或者至少其家属有人拥有不动产。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行会中完成注册。从入会的那一刻起，包括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庭都必须遵从行会特殊的规范与习俗。进入行会之前，申请人与他的妻子必须提交出生证明。传统上，行会不太接受官方的约束，习惯于自行仲裁内部纠纷。行会的旧俗支配着商人们的生活，在生意上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自由空间。例如学徒与熟手的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技术差的工人不准在业界工作，商品的价格也不是由市场调节。行会的组织基本上是个封闭的系统，其规则与机制则压抑了自由竞争，并以此提供相当的生活保障。作为业界的师傅，康德的父亲对熟手与学徒享有的支配权，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或许很不合理。举例而言，一个熟手要迁移必须得到他的准许。另外行会还享有惩罚会员的权力。

    在哥尼斯堡，每个行会在各个行政区都设有代表处，每个代表处都设有项目账户，用以济助会员处理丧葬与贫病等境况。一个师傅过世之后，商会通常有责任照顾他的遗孀。的确，对一个会员而言，“行会有如教会，包办了人生当中的一切”。手工业的匠人自视甚高，对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非常在意，并刻意突显自己与下层阶级的不同。“荣誉感”不仅在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与身份背景有密切的关联。一个行会的会员属于“尊崇”的族群。撰于18世纪的一篇记述苏黎士行会情境的文字或许可以让我们窥探哥尼斯堡的状况：那些所谓的绅士因为过于趾高气昂而被社会的中层阶级的老老少少所憎恶，可说是其来有自。类似“我是一个绅士也是公民”的言辞是很霸道的声明，在他们与被视为低阶层的人或者乡下佬、外国人的争吵中屡见不鲜。……我的父母日常光顾的面包师傅伊明格是一个精明老练的生意人。在我成为公民的那个时期，他是隶属于行会的师傅，因而受到尊崇，他同时也是议会的成员，享有很高的声望。像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不少工匠的地位等同于高等议会的议员。高等议会议员严格的筛选方式（他们乃是由议会的成员与行会的长老推举）将无可避免地造成遗族派阀的权力垄断——如果不是行会合作争取到两个高级干部的位置的话……行会系统最大的党团是由肉商所组成，接下来是面包师与磨坊主人，至于鞋匠与裁缝师在高级议会里则仅仅各有一个代表。马具师在职业上与鞋匠以及鞍辔师有密切的关联。马具师生产运输马的配件、马车、雪橇以及其他相关的交通用具，在普鲁士，建造车棚也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皮革，需要的工具与鞍辔师大致相似。康德的父亲和大部分的技匠一样，在自己的家里辟工作室。虽然马具师的行会阶层不高，但他们毕竟是行会系统的一部分。作为这个族群的一分子，康德一家或许不甚富裕，但他们必然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他人所尊重，并且保有高度的荣誉感。康德既是一个师傅的儿子，当然享有某些与生俱来的特殊待遇。

    康德一家原来住在市郊，房子原先属于康德的外祖母雷吉娜·罗伊特的继父。房子的继承人似乎是康德的外祖父母，康德的父母并未成为其持有人。它的建地狭窄但颇有纵深，像哥尼斯堡其他典型的建筑一样有三层楼高，另外附有一间库房，一个小花园，甚至还有一块草皮，虽然谈不上豪华，但以18世纪的标准而言，至少堪称舒适。埃马努埃尔的父亲显然赚取了很好的生活条件。虽然马具师不是一个致富的行业，与肉商或面包师不能相比拟，但养家糊口绰绰有余。埃马努埃尔的父亲可能偶尔雇用学徒或熟手，但如果他大部分的时间独力作业在当时亦属平常。可以断定的是，康德的家里至少有一个寄宿的女仆。另外康德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与父亲的工作时有接触。

    埃马努埃尔排行第四，但在他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五岁的姐姐存活下来。在领洗的那天，安娜为他填写以下的祷文：“愿上帝以耶稣基督之名依其恩宠的圣约摄护，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阿门。”对于已经失去两个孩子的她而言，新生儿的名字自然不外是一个幸运的象征。它反映了深切的忧虑，怜眷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康德顺利活到老年的几率并不算高。在康德之后出生的五个孩子当中，只有三个活下来（两个妹妹以及一个弟弟）。换言之，康德家出生的九个小孩当中有四个夭折。虽然在18世纪这不是少见的命运，对于埃马努埃尔的母亲而言，想必也是不易承受的打击。

    虽然在埃马努埃尔的童年当中家境宽裕，但情况在他稍微年长之后迅速地恶化。1729年3月1日，他的外祖父去世。约翰似乎同时也负责照顾岳父的事业。岳父死后，他顿时成了岳母惟一的经济来源，两边照应让他顿感左支右绌，四年之后（1733年）他们举家迁出了当时的住所，搬到外祖母的家里，或许是为了方便就近照料。新居是一幢较小、较不起眼的平房建筑，坐落在市郊，对成长中的家庭而言，空间颇为局促。开放式的厨房，一个大客厅，两三间小卧室，里头的陈设稀稀落落，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房子位于“鞍辔匠街”上。根据溯自中世纪的传统，那是一条当地的鞍辔师与马具师群居的街道。

    这个新的营业场所生意不如以往。虽然埃马努埃尔的父亲过去也不怎么飞黄腾达，但现下他的收入一日不如一日，原因之一是竞争的对手增多，其二则是父亲的年岁渐大。第一个原因并不完全是搬家所致。它也是18世纪早期行会系统危机深化的自然结果。虽然当时行会系统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也累积了不少弊端。从1731年8月14日发表的《皇家议会关于行会滥用职权的意见书》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各个行会互扯后腿，师傅与助手之间的关系也已生变，王室从而下令收回或削减其部分权力，并彻底加以改组，以促使：会员检点自己的行为并服从官方的指令。然而，我们过去宽容的态度难免也得加以检讨，技师与熟手们必须充分了解，如果他们不改变不负责任、恶劣以及一意孤行的作风，皇室与议会将循其他国家的先例，断然压制并解散一切行会组织，以维护因其违法的私斗受损的会众利益。行会的争端当然也波及康德一家。但约翰与安娜在他们的儿子眼中始终保有良好的形象：我仍然记得……马具师与鞍辔师有一次一起激烈争夺一笔生意，我的父亲为此深受困扰。尽管如此，父母始终以最大的尊重与爱对待他们的敌手，并且相信天意。虽然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这个事件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两个行业如何彼此冲突，我们不难理解。它们的客源基本上是重叠的，提供的商品也类似。马具师与鞍辔师做的是雷同的买卖，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具师仅有两年的学徒生涯，鞍辔师则要三年。鞍辔师可以兼做马具，马具师则不许做马鞍。为了争取有限的订单，鞍辔师常常侵入马具师的市场。在巩固地盘的防御战中，马具师大致上处于下风，在康德出生时的许多日耳曼地区里，马具师这个行业已告消失。

    约翰刚好处在马具师这个行业在哥尼斯堡渐趋式微的年代。他的收入不断缩水，在1730—1740年间，越来越难以维持生活。约翰想必已经明白自己是在打一场没有希望的仗。即使他改变不了事实，但至少他已明白鞍辔师的入侵有欠公平。尽管如此，他也极力避免让这些困扰破坏家中的气氛，虽然家庭与工作有紧密的关联。

    一位曾滞留当地的制革工人克伦纳曾留下一篇以一个平凡的熟手的角度观察20年代早期哥尼斯堡的记录：哥尼斯堡：普鲁士布兰登堡州的首府……那是个很开阔的地方。我在立户于罗斯加敦区的海因里希·加勒特的门下当学徒有九个月之久。

    每个牧师都必须缴纳一块钱的杜卡币给路德教会的主教。因为必须评论圣经之故，主教拥有圣经学的博士学位。此外，无论他到达什么地方都必须讲道。普鲁士王在此设了一家孤儿院，由哈勒的弗兰克教授设计建造。孤儿院里有一座小礼拜堂。虽然教员们都是敬虔教派的，却也颇会讲道……

    这里的食物像普鲁士的其他地方一样非常简单。一个星期当中有三四天是相同的食物，亦即腌猪肉与鱼肉，一而再再而三地加热；面包虽是黑麦制成，还相当可口，面粉磨得不细，与谷皮一起烤，面包里时常有麦梗，倒是啤酒相当出色。普鲁士的佐餐啤酒常常比施勒西恩区有品牌的啤酒更好。

    因为有士兵的关系，熟手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他们必须呆在旅馆里，因此以赌博打发时间，这在哥尼斯堡不足为怪。不过，若有人胆敢在教堂作礼拜的时候在酒吧里喝酒，则有遭拘捕之虞。由于此地征调新兵的动作加大，而且他们竭尽所能要让我入伍，于是我又回到了但泽市。康德家的菜单可能与前述的文字所记载的一样单调，并且大部分的时候更加节省。但这并不表示康德的家是贫困户，因为当时普通的工匠生活水准大致如此，至少在母亲仍健在的时日里，他们的家境不差。

    约翰与安娜是尽职的父母，尽其所能地照料他们的儿女。事实上我们对康德年轻时期惟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他的童年生活备受呵护。有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同学后来证实说：康德告诉我，他仔细观察哥尼斯堡附近一位伯爵的家庭教育……时常觉得父母亲对他的教育实在是高尚许多。他非常感激他的父母，并且说他在家里从未看过或听过不得体的事物。博罗夫斯基也佐证说：他不厌其烦地跟我重复说：“我不曾从我的父母亲那里听到不得体的言辞或看到低下的行径。”他同时承认，也许只有极少数的子女可以像他一样以充满感激的心情回顾自己的童年，尤其是在他们这一辈人当中。的确，康德对他的父母只有正面的评价。在他的晚年，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出身技匠阶层）的父母非常诚实、道德高尚，而且举止有礼。他们没有为我留下财产（但也没有留下债务）。然而他们给了我一个以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每当我念及于此，内心总是充满至高的感激之情。”

    当约翰于1746年辞世之时，最年长的儿子埃马努埃尔（时年将近二十二岁）在家里圣经中写了以下的文字：“3月24日，我亲爱的父亲安详离开了人间……上帝虽然没有赐予他喜乐的一生，愿它从此让他分享永恒的喜乐。”我们可以肯定康德的确敬爱他的父亲。他个人严肃的道德观点，或许是来自这个努力不懈、在困苦的环境中养活一家人的工匠。他的母亲对他的重要性或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提及母亲时更加充满孺慕之情。据称，他曾经说过：“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因为她在我的心灵中植入了第一颗善的胚芽，并加以灌溉；她引导我感受自然现象；她唤醒了并且助长了我的观念，她的教导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无间断的、美好的影响。”安娜是一个“心胸开阔且善解人意的女性……有一颗高贵的心，她的宗教信仰真诚却不狂热”。康德认为自己不但长得很像母亲，对于他最早的性格养成，以及后来康德发展的基础，他的母亲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安娜非常疼他，甚至很偏爱他。在“关于人类学的讲义”里，他说：通常把女儿宠坏的是父亲，把儿子宠坏的是母亲。母亲通常较喜欢有活力并且勇敢的儿子。同时他认为儿子通常较爱慕父亲，因为：倘若没有被宠坏的话，小孩子真正喜欢的是必须付出辛劳才能得到的乐趣。……一般而言，母亲……比较宠小孩。然而我们发现小孩子（特别是儿子）对父亲的爱慕甚于母亲，原因是母亲会为了避免小孩受伤而不让他们跑跳。父亲虽然在小孩子逾越分寸的时候对他们吼叫，甚至出手惩罚。但他也时时带他们到原野上去，让他们都可以像个男孩子，允许他们奔跑、游戏，尽情玩乐。虽然这段文字不必然反映康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爱他们两人，即使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埃马努埃尔的母亲有高于18世纪一般女性的教育程度。她的文字素养很好，可能家中所有书写的任务都是由她承担。她时而带康德出去散步，“要他注意自然景物及其种种现象，甚至把她所知道的天文学知识灌输给他，并对他聪敏的理解能力与突飞猛进的悟力相当赞赏。”

    康德的祖母死于1735年。这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可能也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转机。家计的负担略有减少，母亲不如以前忙碌，小孩子的空间也较大。同年的11月，安娜又生了一个男孩，名叫约翰·海因里希。两年之后（1737年12月18日），她年仅四十便离开了人间。九次的怀孕与照顾家庭的沉重负担，最后让她油尽灯枯。

    康德失去母亲时年仅十三岁，对他而言是一个天大的打击。康德据说在晚年留下了以下这一段关于母亲的死的回忆：［她］生前有一个挚友，与钟爱的男友已有婚约，但仍未失去贞操。虽然该男子允诺要娶她为妻，最后却背信与他人结婚。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之下，这个被欺骗感情的女子发了一场致命的高烧病倒下来，并拒绝服用医生开给她的药物。康德的母亲在病榻旁服侍她，试着劝她喝一匙药。生病的女友还是拒绝了她，抱怨药的味道令人作呕，康德的母亲认为要说服她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喝一匙。她吃下了药以后才想到那根汤匙她的朋友已经用过。在那一刻她立即感到恶心和一阵寒栗，不安的想像又不断使状况更加恶化。当她注意到朋友身上的斑点，并认出那就是天花以后，她就告诉大家或许她的死期已到。她在那一天就病倒下来了，之后不久旋即死去，因友谊而牺牲了生命。瓦西安斯基告诉了我们这段往事，并且提到康德在言谈之中透露了一个“感恩图报的好儿子内心深处的感怀与温柔的哀痛”。

    这个故事是否有其他的涵意？它只是围绕着寻常的爱与感恩，或者背后隐藏了不寻常的内情？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康德甚至在年届七十之际仍然暗中爱恋自己的母亲吗？康德是否怪罪他的母亲及其女友离开了他，并且在这个意义之下背叛了他？哈特穆特·伯梅与格诺特·伯梅认为，小康德坚信安娜的死是罪有应得的惩罚，因为她是个“坏”母亲。康德终其一生内心都为此挣扎不已。他们并且推断康德后来认为道德是脱离情感与欲望，便是根源于此：康德责怪母亲不该死去，因而有罪恶感，也很难感到悲伤。他同时“压抑”了悲伤与罪恶感，因此始终无法领会到人类的非理性面向。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如此的说法没有说服力。不管我们对于前述的故事作怎样的深层心理学分析，我们的结论与其说适用于解读康德，不如说是在解读瓦西安斯基。毕竟我们引用的不是康德自己的文字。即便是母亲的早逝使康德为混乱的情绪所苦，直到晚年还纠缠着他（或者说再度纠缠他），我们还是无法据此得出与康德的整个人生有关的结论。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来说，母亲的死当然很难承受，但是并无法解释他后来的哲学发展。

    安娜“悄然而寒怆”地下葬，意思是说没有送葬的行列，费用在低收入者的负担范围之内。康德一家在1740年已被税捐机关列为“贫困户”。从前约翰缴交的税额是38塔勒，如今陡降到9格罗申。由于家道中落，我们不难想像这一家人必须接受其他家族成员以及朋友的济助。所以他们从某些善心人士那里得到柴火，而埃马努埃尔的教育经费则由一个手头较父亲宽裕的舅舅（职业是鞋匠）提供。康德成了有名的哲学家以后，有些人夸大说他的家里一贫如洗，其实与事实有相当的出入，瓦西安斯基因而特地纠正这个看法。他说康德的“父母固然不算富有，但也不至于穷到物质匮乏。他们的收人足以维持家计并负担子女的教育经费”。他同时指出康德家虽然时而接受别人的资助，但都是零零星星的事项。尽管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社会福利网”，这个成员众多的家庭还是可以自力更生并且自给自足。

    康德与他的兄弟姊妹没有什么共同点，与他们的关系也不密切。在他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日，他的妹妹卡塔琳娜·芭芭拉来看护他。他虽然感激她，但也因为她的“没有文化”而觉得没有面子。惟一存活下来的弟弟约翰·海因里希出生时，康德已经就读于腓特烈中学，彼此也没有什么联络。康德几乎找不到时间回他的信。但这并不表示康德没有善尽他的义务。确实，在他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显然都予以支持。虽然他只身在外，对于自己的责任从未忘记。

    康德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两者都深受敬虔教派的影响，尤其是妈妈对于当时流行于哥尼斯堡商人与低层平民之间的敬虔教派信仰与教条信守不渝。敬虔教派是德意志境内新教系统下的一个旁支，是对新教正统的形式主义的反动。正统派的新教神学家与牧师特别强调所谓的信经，并且恪守其字面上的教义，对于传统教条有异议者，则遭到其压迫与惩罚。另一方面，正统派对于会众精神与物质上的需求不甚关切，大多乐于迎合地方的上流人士，却鄙弃纯朴的、教育水准较差的市民。相反的，敬虔教派强调自发性的圣经研究、个人的虔诚、平信徒司祭职的必要性，以及表现于善行当中的信仰实践。敬虔教派是福音运动的一支，一般的印象是坚持彻底皈依或者重生的“个人”经验以及对世俗功利的扬弃。敬虔派信徒认为一个人要得到救赎必须通过赎罪历程的考验，以此达到真实的“皈依”与“觉醒”。在这个历程中，“新自我”必须藉神的恩宠克服“旧自我”。由此，“世俗的子民”即成为“上帝的子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人必须有重生的经历以及可以明确记下日期的皈依体验。然而这个重生只是漫长旅程的第一步。一个皈依者的活生生的信仰，必须日日重新印证，亦即“服从上帝的诫命，其内容包括祷告、读经、放弃不当的消遣以及以善行服务邻人”。

    敬虔教派传达的是“心灵的宗教”，反对理智主义。其特征是近乎神秘主义的情感主义。一旦在某地生根，立刻就会形成一个“核心成员”的小圈子。事实上，敬虔教派的一个教条规定，每一个信徒必须在其居住地成立一个“小教会”或即“真基督徒”的教会组织，并与当地可能已悖离基督教原旨的教堂有所区隔。它最重要的灵感泉源是施佩纳于1675年所写的《敬虔之愿》，其副题为“依上帝的旨意改进真福音教会之真切热望以及若干达此目标之建议方案”。敬虔教派在普鲁士的大本营位于哈勒的新大学。在此弗兰克（1663—1727）宣扬敬虔教派的理念大为成功。敬虔会并且由此散播到整个普鲁士。

    敬虔会之所以大行其道，腓特烈·威廉一世是最重要的因素。腓特烈·威廉一世发现敬虔教派有助于达成他的目标。有强大军队支持的专政制度、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坚实的经济结构，或者统一有效的教育系统，为完成诸如此类的目标，他相当倚赖敬虔教派众多的知名人士去推动改革。由于这些改革首当其冲的是拥有土地的普鲁士贵族，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又与路德教会的主流过从甚密，所以专制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的政治冲突，最后也演变成教会正统派与敬虔派的斗争。政治与宗教因素的搀杂，形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混合物。柏林王室为了伸张中央集权，而削减地方诸侯的诸多特权。他让一般贫民的小孩接受教育的政策，也遭到贵族的抗拒，因为小孩子去上课就不能到他们的田里工作，造成他们经济的损失。就因为这样，柏林的中央势力与诸侯的冲突日益白热化，而敬虔教派始终是王室理所当然的盟友。事实上，腓特烈·威廉一世“逐渐把敬虔教派纳入他的御用编制，既改变它，同时也被它改变”。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政治与宗教不健康的联盟。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体来看，这个联盟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贵族的利益。

    哈勒的敬虔会与德意志其他各地有所不同。弗兰克比其他的敬虔会先驱更重视基督教的生活实践；他甚至鼓吹社会运动。他认为善行不只是个别基督徒私人范围的任务，同时也是普鲁士敬虔教派的集体使命。弗兰克在哈勒建立了不少收容且教育孤儿与贫童的机构，同时献身一项影响远及哈勒之外的不凡的教育计划。“弗兰克机构”的成立，旨在“为其他国家与地区起示范作用，以利慈善事业的推展”。一个敬虔会教徒必须履行的日日行善的义务，通常是在类似孤儿院或贫民学校这样的机构里做义工。而在哥尼斯堡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哈勒的敬虔教派。事实上，在18世纪的前半叶哈勒与哥尼斯堡有密切而直接的关联，而普王也积极部署哈勒的敬虔会员在哥尼斯堡接掌官方职位。康德的父母也是受到这个流派的敬虔会影响。

    虽然敬虔教派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任内才在哥尼斯堡取得主宰性的地位，其影响却是更加源远流长。哥尼斯堡的早期敬虔会员中最重要的是格尔与利西乌斯。在哈勒有皈依敬虔教派经历的格尔在哥尼斯堡创立了“敬虔学院”，之后又为穷人盖了一所学校。格尔的学校在多年的努力下成了高等学校，并在1701年纳入王室的保护，在1703年改名“腓特烈中学”。这个学校当时的校长是同时在大学兼任神学“特聘教授”的利西乌斯，敬虔教派对哥尼斯堡在文化上的影响因而水涨船高。利西乌斯在哥尼斯堡的社会声望高过于以前所有的敬虔会员，为敬虔会带来空前的胜利。

    事实上，敬虔教徒一开始在哥尼斯堡是受到迫害的“无神召的街头传教士”。他们被指控设立违法的“街角学校”，与合法的学校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另外他们传道的内容也被斥为异端。直到腓特烈中学正式被承认，校长同时被派任大学教授之后，敬虔会才对哥尼斯堡的传统势力真正构成威胁。当该学校的一部分转型成教堂，而敬虔会的礼拜也“吸引众多听众”之后，公开的抵抗行动开始出现。哥尼斯堡的正统派神职人员、大学的神学系与该市的行政部门，竭尽所能地遏止敬虔教派的扩展。利西乌斯被指控传布“千年至福说”的思想与“捏造美好的未来”，同时造成了信徒的堕落并败坏了上帝的教诲。他的追随者乃“头脑简单的一般市民与工匠”，“像时下的贵格教徒与门诺教派、狂热分子以及其他的精神失常者一样，可以在他们的集会中肆无忌惮地打开圣经，挑一段经文或者其中的一个短箴，根据自己的概念加以说明、批注或诠释。他（利西乌斯）贱卖上帝的话语，任意嫁接经文。”在很久以前，大学里大部分的学生与教授就开始讪笑敬虔教徒，市政人员与贵族也清一色地反对他们。甚至在舒尔茨于1731年进驻的时候，敬虔教派仍处境艰难。虽然舒尔茨在哥尼斯堡的人文圈与社交圈已经是核心人物，仍然必须面对很大的阻力。所以，我们不能说哥尼斯堡在文化上完全被敬虔教派垄断，虽然这个新思潮的确普遍为像康德的父母一样的普通市民所接受。

    康德的父母，特别是他母亲，似乎与舒尔茨站在同一边，并且对他非常感激。康德的母亲时常带较年长的子女去参加舒尔茨的圣经研读课程，舒尔茨也时而造访康德一家，甚至为他们提供薪材。除了家中的熏陶之外，康德早期的宗教知识基本上来自舒尔茨本人，而他所代表的敬虔会流派则形成了康德正式的宗教训练最早的背景基础。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因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缘故，康德成了哥尼斯堡敬虔教派运动的一部分，而敬虔教派与哥尼斯堡正统派势力的冲突，也造成了他内心的冲突。当敬虔教派遭到诬蔑的时候，他的父母甚至他自己都会感觉受到歧视。

    舒尔茨的性格错综复杂，尤其是野心勃勃，以及蛰伏的暴烈脾气。尽管他在敬虔教派与沃尔夫的理性主义之间的神学冲突上可能愿意采取妥协的立场，但是在哈勒敬虔教派与柏林集权政府的共同目标上面，则不曾有丝毫的松懈。他不仅在哈勒攻读神学并且深受弗兰克的影响，也曾随沃尔夫深造，所以他的神学思想是敬虔教派观念与沃尔夫理论的综合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试图藉由沃尔夫的术语与方法来传播敬虔教派的观念。事实上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沃尔夫的哲学尽管在普鲁士仍遭到官方箝制，在大学却日益受到肯定。舒尔茨与柏林的中央政府交好，也造成了王室对沃尔夫态度的改变。腓特烈·威廉一世也开始赏识他的哲学。在读过沃尔夫的一些著作以后，他不再认为沃尔夫哲学与敬虔教派有矛盾之处。因此他设法让沃尔夫重返普鲁士，甚至下令所有的神学系学生必须研究沃尔夫的著作：“他们必须效法沃尔夫教授，精研哲学以及逻辑的思考方式。”舒尔茨的出现可谓天时地利，其政治嗅觉与神学本能不相上下。

    这个新发展为哥尼斯堡的敬虔教派带来不小的改变，也为康德的父母和他自己带来冲击。哥尼斯堡的敬虔会来自于哈勒，但较不“激进”，披上了沃尔夫式的、理性主义的外衣。舒尔茨反对过度的宗教狂热。就如同弗兰克为了掌握普鲁士的新局所带来的机会而大幅修正了施佩纳的教旨一样，舒尔茨也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修正了弗兰克的观点。哥尼斯堡的敬虔会与哈勒的敬虔会毕竟不能混为一谈，那是个独特的变种。虽然它与正统派教会唱反调，精神上却在许多方面与它有点接近：他们的哲学宗师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沃尔夫。

    在行事风格上，舒尔茨经常是在柏林王室的政治需要与哥尼斯堡市民的精神需要之间求平衡点。对于他和追随者而言，这两种需要似乎无法清楚划分。在舒尔茨的领导下，路德教派的牧师比较像个教师，而不像牧师。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传授，逐渐与阅读、写作以及算术等课程紧密结合。于是很自然的，舒尔茨树敌日多，而且反对他的人不全是来自反敬虔会的阵营。腓特烈·威廉一世推动的改革工程，与正统派的神职人员以及官员、贵族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他推波助澜的舒尔茨，也就引起许多人的嫉愤。他与普王成了亲密的战友，以致当普王在1734年重病时，他忧心忡忡，写信告诉朋友他有多么恐慌，并预测自己“将在国王驾崩后的三天内人头落地”。后来他回忆说：“这里的喧嚣与日俱增，甚至乌合之众也来凑热闹，因此有几个星期街道不甚安全，入夜之后我根本不能离开自己的住所。”他的反对者打破他的窗户，在他的家门口和其他敬虔教派教授的住处大声抗议，并且在街头举标语加以羞辱。敬虔会员也毫不退让，把他们的对手视为上帝的敌人，并一本初衷进行他们眼中的神圣使命。虽然别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傀儡，他们却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在30年代早期，敬虔教派在与正统派势力的斗争当中占了上风，而腓特烈·威廉一世也在与哥尼斯堡的地方势力的较量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康德在这样的宗教环境中成长，当然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即使影响的程度很难断定。埃马努埃尔的宗教背景充满了重重暖昧，里面有些元素，在别的脉络里甚至可以解释为完全背离真实信仰的基本教义。如果说敬虔教派的观念对康德自始就有影响，那也是舒尔茨的路线。年轻的康德接触的是哥尼斯堡的敬虔会，不是其他的教派。如同前述康德形容母亲的宗教情感，“忠实但绝不狂热”，而这样的面貌正是舒尔茨路线的表征。尽管如此，敬虔教派似乎没有在康德的哲学里留下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找不到任何有关其父母所信仰的敬虔教在其思路留下痕迹的证据，虽然早期的康德传记作者们在这一点上言之凿凿，他们所能掌握的论证并没有比现在的我们更齐全。博罗夫斯基宣称：“康德的父亲要求的是勤勉与正直的儿子，母亲则要一个虔诚的儿子，根据她对‘虔诚’的想像。父亲强调的是劳动与诚实，尤其是不可说谎，母亲则加上了宗教的面向。”博罗夫斯基还指称，康德“受父母照顾的时日甚久，因而足以掌握他们思考模式的全貌”，其《第二批判》里的“宗教诉求”，甚至与母亲早年的教诲如出一辙。在类似的诠释角度之下，林克引述了以下康德对父母的评语：即使当时人们没有清晰的宗教概念……诸如“德行”与“虔诚”等用语也不够清楚或充分，但是人们事实上都是有德行且虔诚的人。当然一直有人对敬虔教派指指点点。够了！那些真正严肃的敬虔教徒散发尊贵的气质，并拥有作为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品德，即静穆、喜悦与不为激情所扰动的内在平安。没有任何困境或压迫可以令他们不悦，没有任何争端可以激怒他们或让他们产生敌意。这段据称出自康德口中的描述，显示康德很尊重他的父母以及其他忠实的敬虔教徒，同时也显示康德认为他的母亲对他的道德观有正面的影响。但这完全不能证明康德成熟后的观点与敬虔教派有任何相近之处。康德“受父母照顾的时日甚久，因而足以掌握他们思考模式的全貌”，可能是一个事实，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康德把他们的想法当作经过整理的学说加以吸收。如果这段文字为我们带来什么讯息的话，那最多只是让我们知道，康德并不认为那些有德且虔诚的人们行为的背后有任何学理的支撑。他赞许的是他们的行为，不是他们的神学思想。在如此薄弱的证据之下断定“其父母均为敬虔教派成员的事实，是理解康德思想的关键”，因此是一种误导。事实上，前述的文字显示康德在其早期与敬虔教派的接触之中并没得到多大的思想助益。他之称许“严肃”的敬虔教徒甚至也可以看作是两面刃，因为毕竟关于敬虔会也是流言不断。康德在此作了一个划分，一边是严肃的敬虔教徒，虽然恪守教义，却无法厘清其概念；一边是浮夸的教徒，虽然行为举止与教义不一致，但说辞漂亮。最后一点是，博罗夫斯基自己是普鲁士路德会的主教，显然有心淡化路德会里的派系差异。他会把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敬虔教派联系在一起，本来就带有部分的政治动机。他不仅想办法要缩短敬虔教派与正统派教会的距离，并一厢情愿地撮合康德的宗教观点与教会本身的阐释。

    康德从父母身上得到的不是宗教学说的训练，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体贴的、可依靠的环境，帮助他建立自信和自我价值。像他的其他兄弟姊妹一样，被母亲呢称为“小曼纽”的康德为父母的爱所滋润。事实上，他们给予子女的不仅仅是爱，还有尊重。他们善于机会教育，为小孩子提供一个虽然简朴、但和谐而雅致的居家环境。另外他们也在每个阶段全力支持求上进的大儿子。

    关于父母的赐予，康德曾为我们留下一些信息。成年之后，他说父母让他得到了“从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并且终其一生都对早期理想的道德教育十分感念。因此，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康德认识中最佳的儿童道德教育内容是什么，再据此推测他的父母对他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在《论教育》的讲义里，康德区分了以纪律为基础的体能教育，以及以准则为基础的道德教育。前者并不允许儿童自由思考，只是予以锻练。就道德教育而言，“若其方法以模仿、威吓、惩罚为基础，一切的努力都将白费。”父母必须引导小孩子体验行为的准则，而不是让他们盲从习惯。小孩子不是仅仅要做好事，而是：他们做好事，因为那是善行。“因为道德行为的一切价值出自于其准则。”更重要的是，为了让道德感往下扎根，“我们必须尽量以身教及言教来让小孩子明白他们的道德义务。毕竟小孩子只需面对一般性的义务，对自己以及对他人。”在这个阶段义务的主要内容为清洁卫生以及节约，其基础则在于：人类在内心里有其尊严，因此他是万物之灵，而他的根本义务也就在于不去否认在其人格当中的人性尊严。酗酒、悖于常理的罪行，以及一切的放纵无度，都是康德眼中让人丧失人性尊严而禽兽不如的例子。较特别的是，康德认为“阿谀奉承”也是对人性尊严的戕害。对小孩子而言，说谎则是最大的忌讳，因为“谎言使人类成为轻蔑的对象，并且使孩子失去对自己的尊重和信赖”，而那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的。

    我们对别人也有义务，而一个小孩必须及早学习：对别人的敬畏与尊重。……孩子在这方面的练习不可忽视。例如当孩子对某个穷人的孩子感到不屑，因而回避他或者无情地把他推开，甚至殴打他等等，则大人不应该跟他说“不可以打人，因为他会痛”，或说“你应该有同情心，他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相反的，我们必须让小孩明白如此的行径与人权相抵触。基本上，康德不认为孩子必须学习同情别人，而是应该培养责任感、自我价值感与自信。康德认为，这就是他的父母给他的教育。康德同时也强调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并指出“对一个人格发展尚未成型的人而言，模仿是第一个意志规定，以让孩子接受后来他自己也会定立的准则”。

    康德对其父母的评论显示他认为两者都足堪为人表率。康德对自己与他人的责任感，极有可能是模仿自父母。他同时认为孩子必须接触某些宗教概念，“只是不应以正面的方式，而是以负面的方式。让小孩念诵空洞的祷词不仅毫无益处，甚至会误解‘虔诚’的概念。作为神真正的仆人，意味着言行举止不逾越神的旨意，这一点小孩子们必须学习。”换句话说，宗教概念必须能巩固道德价值，而不是反过来由后者支撑前者。在《道德形而上学》里，他更明白区分了道德与宗教。他建议以道德的教理问答代替宗教的教理问答，作为学童启蒙课程，并且主张：“在儿童教育里最重要的是，道德的教理问答不可以和宗教的教理问答掺杂在一起……尤其要避免把道德的教理问答摆在宗教的教理问答之后。”如果康德的父母给他的教育，如博罗夫斯基所言，充满宗教色彩，那么他是否会在晚年称之为“从道德角度而言最佳教育背景”，我们不无疑问。

    然而这并不排除康德的道德哲学确实植根于早期的童年经验。康德一家人不仅仅是敬虔会信徒。既然康德的父亲是一个师傅，父母又都隶属于行会，他势必也耳濡目染了源自工匠风气的道德特性。这个风气的特色是：以不受皇家及贵族支配为豪，自决与自足的精神（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而不是对在上位者的臣服与屈从。18世纪早期行会的势力诚然容易被高估，但是同样的，其会员的社会地位也容易被低估。不容忽视的是，康德终其一生都以自己的出身为荣。

    行会系统最核心的道德命令是“名誉”。行会会员如果失去名誉，等于是失去了一切。康德对自己的父母及姊妹们的评述，也必须在这个脉络里了解。当他说自己在童年不曾见到不得体的事物、或者其父母的血液从未为恶行所玷污时，他想到的便是行会特有的荣誉感所支撑的道德观念。当瓦西安斯基强调，舒尔茨帮助康德父母的方式“与康德及其父母的荣誉感一致”时，所指的便是这点。他们绝对不会接受金钱的舍，但提供薪材则另当别论。

    然而对进入成熟期之后的康德而言，荣誉感只是道德的很不完整的表现。荣誉只是外在的，因此不可能把握道德的真正本质。他明白指出，不仅“道德修养必须建立在准则上而非纪律上”（因为纪律只涉及外在的面向，只是用来防堵坏习惯，而准则则形象具体的道德气质），而且这些准则不可能是名誉的准则，而必然是法的准则。前者与低劣的品德可以并行不悖，后者则否。再者，荣誉感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习得的、经验性的。如此，人格的形成时间必定是后来的事，或者说要有相当的年纪才可能。相反的，法的观念深植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甚至稚龄的儿童也不例外。因此与其向孩子申斥“你这样做很丢脸”，不如问他说“你这样做合理吗”？因此，主张康德的道德理论根植于行会以荣誉感为出发点的道德观点，那是一种错误的论证，正如以其父母纯朴的敬虔会信仰去解释康德的成熟期思想一样。

    虽然埃马努埃尔早年作为“师傅的儿子”的经验不足以解释其日后的哲学进展，对于理解其背景却还是有重要的意义：欲解其一必知其二。敬虔教派在行会系统出现危机之际，帮助教友渡过了难关。它因为强调平信徒司祭职、个人的圣经研究以及教友团契，而与行会成员的价值观相当契合。虽然敬虔教徒有“软骨头”的绰号，他们的宗教实践却也强化了他们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确，敬虔会为正统派教士难以接受的主张之一，便是认为人人有同等的圣经解释权，如此一来，牧师与平信徒之间明显的界线便渐趋模糊。从行会会员的独立自主、坚持不接受官方权威（以及更加民主的社会组织观念），到康德由道德自律的个人构成的理想社会的观念，当然有一段距离，但是显然没有从信守圣言与遵主圣范到定言命令所规范的完全自律性的距离来得远。无论如何，前者至少有个连续性，后者则是绝对不连续的。独立的工匠之所以认为敬虔会所传的福音可以接受，部分是因为它承诺人们可以脱离18世纪普鲁士既有的阶级关系。埃马努埃尔的父母在这上面有什么样的发挥，当然与其成长环境的风气不无关联。最重要的是，他们处于有地位的工匠阶层，其道德标准大致上就这样跟着确定下来。

    换言之，康德从父母那边继承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了解勤奋、诚实、整洁以及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同时也很有金钱的概念。在他仅有的描述其父母的文字里，康德特地指出他们没有留下财产，也没有留下债务，但为他在社会立足作好充分的准备。倘若他是出生在18世纪的帕多瓦、爱丁堡、阿姆斯特丹或者波士顿的任何一个工匠家庭里，他的价值观想必不会有多大的不同。就如同康德在哥尼斯堡的家里一样，宗教有一定的分量。但宗教的活动不会是惟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关切对象。他们所在意的是勤奋工作以服务顾客、挣得生活基本所需而不必妥协、有尊严的生活、与社会地位相称的外表、把家照顾好、不欠过度的人情也不依赖他人。在这些人性特质上，康德得自父母的影响不下于某些宗教教义或生活方式。虽然他的父母不仅只是表面性地，而是发自内心地相信，除了过上帝眼中的“好生活”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可言，对于这个事实也不能带来任何改变。无论如何，康德没过多久之后就要见到敬虔教派的另一面了。

    二、严格管教

    每当康德忆及在家中得自父母的教育，内心“总是充满至高的感激心情”，但他在“腓特烈中学”的岁月则是充满恐怖的回忆。康德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希佩尔，有如下记载：康德虽然与父母同住，就读的也是公立学校，即当时人称“敬虔会馆”的腓特烈中学，仍然尝遍了年轻人的各种苦头。他常说，他只要一回想到被奴役的年轻时代，就不由得感到恐惧与害怕。康德的一个同学鲁恩肯也有类似的感受，他在1771年3月10日写给康德的信中，开头第一行便说：“30年了。30年前我们一同在狂热分子们严厉而有益的、而且不算过分的管教下苟延残喘。”

    康德的说法则不像鲁恩肯这么客气，对于“敬虔会馆”的道德教育，他实在是不敢恭维。在《论教育》讲义里，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许多人认为少年时期是黄金岁月，但是或许是个错觉。那是最难受的时期，有令人喘不过气的纪律，朋友寥寥无几，自由则更难得。”或许我们可以说他是语带保留地藉此总结自己的少年时代。他认为他经历过的那种纪律会导致特别严酷的奴役方式，不仅“无甚”益处，而且相当有害。“学校里弥漫着压抑而机械刻板的气氛，以及一箩筐的规定。经常会使人失去独立思考的勇气，并且断伤天才。”显然，他后来对教育改革的热情，特别是对于在巴塞多夫主持下的德绍研究所的全力支持，证明他有多么厌恶腓特烈中学的教育方式。

    埃马努埃尔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他首先在郊外的一所所谓的“医院附属学校”入学。这所学校与圣格奥尔格救济院相连，有教师一员，通常是未领圣秩的执事，其任务包括每周探访一次市属监狱。康德的老师是路德维希·伯姆，一位任此职相当久的神学学位候选人。康德与邻近的小孩一同跟随伯姆学习基本的“阅读、写作与算术课”，但留在这个学校的时间不久。1732年夏季，时年八岁的他进入了腓特烈中学。据传舒尔茨是第一个发现康德天赋的人，并说服其父母把他送入腓特烈中学，以便为将来攻读神学作准备。虽然舒尔茨当时还不是校长，但与该校已有紧密的关系。再者，舒尔茨很有兴趣吸收能力强的学生。所以如果他确实注意到康德很有天分的话，他当然会希望康德尽快走上正确的道路，亦即成为为教堂服务的神职人员。

    前面提到腓特烈中学是敬虔会附属的机构，以哈勒的弗兰克机构为原型，目标有二。一方面要防止“精神的颓废”，在其牧民年轻时，便“将正确的基督宗教植入其心中”。另一方面要透过人文学科的训练，增进学生在现实世界的成就。该校兼收贵族与平民的小孩，并为他们将来在政府或教会任高级职务做准备。对于像埃马努埃尔一样的平民小孩而言，该校的入学许可意味着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腓特烈中学大部分的学生在学校里寄宿，但也有些学生允许与父母同住，康德便是一例，虽然他必须长途跋涉徒步往返。学校里的课程排得很紧，所以康德整天都在应付学校的功课。第一堂课在早上七点开始，放学时间是下午四点，午餐的休息则是从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每周固定上课六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假日相当少，包括复活节、圣灵降临节与圣诞节，再加上公定考试的次日。因此，埃马努埃尔每个礼拜有六天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家，回家后还得花很长的时间写功课。即使在星期日，他也不会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因为他必须上教堂，然后还得上主日课。直到他在十七岁到哥尼斯堡大学就读后，这个长期的束缚才获解除。

    课程的安排也与当时一般的学校不同。上课的班别完全是根据学生的各科程度来编定，以至于同一个小孩可能上一年级的拉丁文，二年级的宗教课，三年级的希伯来文。在这样的安排下要交朋友十分不易。

    每一门课程有固定的教室，上下课都有铃响。正式上课之前老师会念一段“简短而有启发性的祷词”，好让课堂“圣灵充满并为上帝所降福，却不损失分秒的上课时间”。午餐与放学之前各唱一段圣歌。虽然不是一直都清楚形诸文字，但每一门课的“主要目的”都是把学生引向“上帝及其荣耀”，教师则必须时时谨记自己是在“全在的上帝”的监督下上课。

    学生每一个小时上不同的课。七点到八点有五个神学的班级；八点到十点有六个拉丁文的班级，十点到十一点，有三个最高年级上希腊文，其他人则继续上拉丁文（字形变化练习）。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学生在指定场地用餐，同时有一个教师为他们朗读“有益的东西”。接下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学生在老师的监督下在大天井中游戏。一点到两点之间有不同的选择，有人上逻辑，有人上哲学史、地理、教会史或者书法。两点到三点有希伯来文与数学课。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在下午的头两个小时学习数学与声乐。

    宗教课的第一年里，学生必须背诵路德的小教理问答。另外他们也接触经过改编以适应其程度的圣经故事。第二年则复习小教理问答，辅以部分路德大教理问答的内容以及更多的圣经故事。在第三年里，“教过的所有内容重复一次，并不时作重要的补充”。第四年的宗教课主要的根据是克里斯托弗·施塔克的《救恩次序图表》。此外，每个礼拜还有两个小时的新约圣经课。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后一年里，则进一步“深入新约圣经”，再加上两个小时的旧约圣经导读。学校给教师的指示是必须让学生明白“一切都可以成为祈祷的主题，并且应用于基督徒的生活与转变”。最后两年则完全用来准备大学神学系的学业。这一点该校的老师皆能愉快胜任，因为他们大多是哥尼斯堡大学神学系的高年级学生。

    对埃马努埃尔而言，神学似乎不太容易。在1735年复活节，也就是他人学后的第三年开始时，他参加三年级的拉丁文与希腊文课，算术课与宗教课则是二年级。尽管如此，他离开学校时已有意无意地作好了攻读神学的准备。因为他到晚年都保有惊人的记忆力，我们可以相信早年被灌输的神学思想从来没有被遗忘。

    其他的课程也是神学教育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希伯来文与希腊文。一个学生上过希伯来文三年的课程之后，应该有能力阅读摩西五书、历史书以及大卫诗篇。四，五年级的希腊文课程不仅是为文法的复习而设计，更是为了要能够阅读新约圣经。学生得先读完“整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然后才有机会欣赏其他的古典希腊文著作。他们使用的教本是盖斯纳的《选集》，初版于（1731年），收录有亚里士多德、恩披里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奥弗拉斯特、普鲁塔克、琉善与希罗狄安的文选。另外学生还可以读到荷马、品达与赫西俄德的作品。虽然他们可以藉此得到一些古典希腊时期的概念，真正的重点仍是在为神学研究打基础。

    拉丁文乃腓特烈中学的教育重点。不仅学生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拉丁文上，而且就其重要性而言，拉丁文远高于其他的科目，拉丁文的课程有六个年级，所占的钟点从低年级的每周18个小时到高年级的6小时，大部分用在训练字汇、动词变化、字形变化以及文法的规则上。上过三年级的课程，学生应能阅读奈波斯的作品。四年级的拉丁文是奈波斯的复习、西塞罗文选以及诗选。五年级的内容是恺撒以及更多的西塞罗，六年级则为西塞罗（《论义务》以及其他文选）、穆瑞图斯、库尔提乌斯与普林尼的作品。课程的重点是拉丁文的说与写。在最高的两个年级里，上课时甚至以拉丁语交谈。

    埃马努埃尔的拉丁文很杰出。与他熟识的人甚至认为他会选择主修古典语言学。鲁恩肯说在1739年复活节到1740年9月之间，他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哲学，而埃马努埃尔则最热中于古典语言。埃马努埃尔、大卫以及另一个密友库德一起阅读课外的古典作品，以补学校贫血的书单之不足，书本则由较为有钱的鲁恩肯购买。由于他们有自己著书的野心，所以决定使用拉丁文的名字：康蒂乌斯、鲁恩肯尼乌斯与库德乌斯。康德一直很重视古典文学，终身阅读不辍。塞内加、（或许令人有点意外）卢克莱修以及贺拉斯是他长期的最爱，不过他对其他的拉丁文作家也知之甚详。博罗夫斯基等人都提到，康德即使在晚年都能背诵他特别喜好的著作里的大段文字。他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则稍淡。在他的著作里甚少出现希腊字，他也从未引用希腊文句子作为书里的题词。这并不表示他不读希腊文，也不意味着他不在乎希腊哲学。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将发现，在他的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里，他对古希腊哲学的再发掘帮助他厘清自己的观点。

    难怪康德最喜欢的老师，就是他的拉丁文教师海登赖希。康德虽然对其他的老师一般不予置评，直到晚年却还是非常敬重海登赖希。这个“好”人不仅培养了康德对古典拉丁文作家的爱好，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古典时期的知识。康德尤其感谢他教导自己学习清晰的思考。当康德后来抱怨学校应该着重作者的“精神”而非“辞藻”时，他的批评对象当然不是海登赖希。这个老师相当接近康德心目中的理想，影响所及，康德与他的朋友们甚至在课外阅读拉丁文著作。

    学校里另有地理课与历史课，但不特别重要。再者，既然历史课以旧约与新约圣经里的历史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学生多半把它看作是宗教课的延长。书法课似乎不获康德的青睐，这是惟一让康德遭到降级的科目。

    法文不是必修课，它是总共三个年级的选修课，排在星期三与星期六，而康德也的确选修了法文。法文课的目标不是让学生说一口流畅的法语，而是让他们大致能够阅读一切法文著作。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康德能够阅听法文，即使口语能力可能不是很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登记了法文课，而且这门课有额外的收费。英文没有出现在课表上。事实上，它甚至在哥尼斯堡大学也不是一个专门科目，这个情形到康德在那里任教以后，都迟迟没有改变，所以康德似乎没有受过正式的英语训练。他或许可以猜测出某些段落的大意，但没有完整的理解能力。

    算术一般也认为不如拉丁文重要，总共也只有三个年级上，并没有超出基本常识的范围。较为高等的数学也只是选修课（因此也必须额外缴费），其课程目标为介绍算术、几何与三角里的数学基本原理，所用的教材则为沃尔夫的《一切数学科学的根本原理摘要》在这门课程里，学生也不可能有深刻的钻研，因为老师的责任只是让他们掌握、证明与题解该学科中“最重要的部分”，教学的目标是传导学生“对于数学训练的认识，以使他们具备学习其他自然科目的基础与能力”。但即使是这样的基本目标仍然远超过一个一般神学系学生的能力范围。上过这样的课以后埃马努埃尔的数学程度或许略高于普鲁士的平均水准，但以后来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早年在这个学科上的所学反而是捉襟见肘。

    在哲学方面也是相同的情形。虽然那是正规课程而非选修，但似乎只有一年的课程。如果从教师的图书馆可以推测教学的情形的话，那哲学课完全走的是沃尔夫的路线。哲学是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互相“辩论”的科目之一。康德后来曾向他当时的同学库德表示，他认为“那些先生没有办法点燃我们内心里的任何哲学火苗或数学火苗”。据传当时库德回答说：“他们倒是有把火苗吹熄的本领。”

    该校的教育精神可以用校长席费尔特的话一言以蔽之：“复习为学习的灵魂，以便学过的不再忘记。”他们每周都有固定时数的复习课，而每堂课一开始都是复习上过的内容。考试前的三周，还会复习一次半年来所学的内容。席费尔特相信同样的事物重复三次之后，“将牢牢地印在脑中”。或许他的说法没错，但这个方法显然很难为教室带来蓬勃的生气。康德本人在他的晚年则赞同这样的做法，认为“记忆力的培养是必要的，而我们所知的便是我们的记忆的全部”。此外，针对字汇或类似的学习内容，他也不反对死记。然而他同时相信“理解能力也应该重视”，同时“知其然”应该渐次地与“知其所以然”接轨，而数学在这方面便是最好的训练。然而腓特烈中学的数学教学不尽理想，可以确定的是，康德并不认为它在理解能力的提升上有杰出的表现。

    敬虔会并不反对体罚，但也不认为这是约束学生最好的办法。如梅尔顿所言，纪律“在弗兰克的学校里反映了敬虔教派的精神方向，亦即将管制主观化，由个人的外在移往内在”。的确，敬虔教派十分强调“内省作为加强自制的工具”。在腓特烈中学里，每个领圣体的学生必须事先“撰文报告其灵魂的状况”。报告必须交给一个训导人员，由他来审核当事人是否有资格领圣体。有时这样还不够，学生另外还必须交一封由教师所封笺的报告给训导人员，其中列举可能令当事人不适合领圣体的种种问题。若学生本身的报告与老师的报告出人过大的话，学生将会遭到训斥。

    成年的康德非常厌恶对于学生的内省要求。他认为这种“自我观察”或者“自我观察者用以作为日记簿素材的内在知觉方法，可能导致狂热思想甚或精神异常”。毫无疑问，他对这种内省的敬谢不敏，源自于少年时期密集的“灵魂状况”的报告。

    虽然该校以学生的自制为其教育理想，实际的作为很可能又是另外一套。早期的康德传记作者默特兹菲尔德谈到了充满整个校园的“被管死的沉滞气氛”。康德自己也证实这点。他告诉雅赫曼说，他所有的老师虽然都很严格（只有一个例外），但达不到管教的效果。因为康德十分用功上进，并且几乎每一门功课都拿第一名，所以想必很少接受处罚。”叫但他曾经因为缴不出作业簿而受罚：他在下课游戏时弄丢了。康德在晚年时讲过一个故事：“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曾有一个无礼的小孩闯入了训导员席费尔特的办公室并问道：‘这里是敬虔会的学校吗？’训导员一听之下，立即给他一顿痛打，接着告诉他：‘现在你知道敬虔会的学校在哪里了吧！’”虽然康德没有接受体罚的亲身经历，却早已经看惯了。

    康德便是在这个时候失去他的母亲。她在他毕业的三年前过世，从此以后，他与兄弟姊妹们只有父亲可以依靠。除了学校的“沉滞气氛”以外，现在又加上家中忧伤的色调，无怪乎康德不太愿意回想他在腓特烈中学的日子。

    毕业时，埃马努埃尔以优秀的成绩取得就读神学系、法律系、哲学系与古典学系的资格。虽然他也不排斥医学或自然科学，但他在这方面的基础不够，同时校方也不会支持他走这个路线。另一方面，腓特烈中学为他做好了踏入18世纪普鲁士社会的准备。不管他将来在路德教会发展或是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任公职，都已奠立良好的基础。

    那不是一个鼓励批判性和独立性思考的教育。虽然当时的社会风气大致如此，但与当时日耳曼各地性质相同的学校比较起来，腓特烈中学可能更加强调服从与纪律。敬虔会教育最重要的理想之一，是自制能力的养成。敬虔会教友不仅想要控制一个人的身体，他们也希望藉由宗教及道德原则的移植来控制一个人的心。他们最高的目标是把学生从“世俗的子女”转化成“上帝的子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教育不仅及于知识的传授，同时也深入道德意志。事实上，为哥尼斯堡敬虔会的教育带来启发的弗兰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克服学生们自然的任性。老师教学的目的倘若只是知识的灌输，则他只能注意到知性的层面。这固然不坏，但仍不够，因为他忘了最重要的任务，亦即让意志顺服。要人们自愿地皈依，就得先使自然的意志屈服，这对一般人而言，听起来有点矛盾，但对敬虔会教友而言，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屈服只是通往突破的所谓“赎罪历程”的第一步。同样的，学校要灌输给学生的宗教观念，当然也会很不寻常。虽然这个时期的其他学校也非常重视一般的宗教教育，但并不追求哥尼斯堡敬虔会教徒所想望的敬虔教派的信念。

    可以预见的是，康德很明白敬虔教派的这个面向，同时也彻头彻尾地鄙弃它。康德认为以下的见解纯属“假设”：善与恶的区分（此乃人性当中不可抽离的要件）来自于超自然的干涉，换句话说，在忏悔时，心灵必须充满悔恨，甚而彻底瓦解；这样的痛苦会把人带到绝望的边缘，却只有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才可能到达所需要的强度。……而一个人只能祈祷得到足够的痛苦，并且时时以不够痛苦为苦。康德非常厌恶这种说法。他认为这种方式太虚伪了，因为对于皈依的人而言，他无法自己决定是否要痛苦与悔恨。那藉以区分真正的基督徒和虚有其名的教徒的彻底皈依，对康德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根据那种假设，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皈依，因为那预设我们可以窥见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再者，敬虔会教徒与其他人的差别，将会是所有事情都绝对依赖神，而且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道德自律性。同时，敬虔会教徒还因自认是少数的“上帝的选民”而沾沾自喜，仿佛他们已经得救，并且是基督教世界的上层阶级似的。成年的康德拒绝敬虔教徒两个层面的生活方式。其一是他们的“奴性”表现，其二则是经常与“敬虔会”的标志联想在一起的“不可理喻的傲慢”。我们不知道康德在1740年是否对于敬虔教派有这样的感觉，但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因为他的朋友鲁恩肯说过他们两人于1732—1740年间在狂热分子严酷的纪律之下“痛苦呻吟”。如果敬虔教派对康德有任何影响，那也只有负面的。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领教过了敬虔教派，所以他后来几乎把情感因素完全排除在道德以外，因此，我们最多只能说，康德的道德观与宗教观透露了明确的反敬虔会的倾向。康德强调自律性是道德的关键，也是在驳斥敬虔会强调超自然力量对人类意志的影响的说法。康德成熟期的哲学观点，至少就部分而言，其基本方向在于合理化那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道德自律性，因此也可以视为抵抗那些征服他人意志的奴役行径。他在年轻时便有了这种抵抗心态，尽管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他才以论证驳斥那些鼓吹奴性态度并贬抑人性的说法。把敬虔教派思想看作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根据，那是很荒谬的。

    埃马努埃尔的意志没有向腓特烈中学的老师们屈服，但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不够。埃马努埃尔承受了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像许多其他的同学一样公开反抗或作战。他之所以“一回想到被奴役的年轻时代”便“不由地恐惧与害怕”，主要与宗教皈依的压力有关，不是因为沉重的课业。若我们想了解康德为什么对祈祷与唱赞美诗始终表示反感，而且抗拒以情感为基础的任何宗教，则答案必须在这个人生阶段里去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埃马努埃尔接受的教育与腓特烈二世无异，同样可以称为“受难的历史”。腓特烈的虔诚而残酷的父亲，竭尽所能要让在他的眼中有点娘娘腔的儿子变成一个大丈夫，因而借用了一些敬虔教派的管束办法。虽然康德的年轻时代在外观上平静无波，但迹象显示，他一样也始终在抗拒着宗教的皈依。就像年长他十二岁的王子一样，康德扬弃了敬虔教派的“灵魂告白”与“自我谴责”，找到了其他的模式。对埃马努埃尔而言，其出路在于古典拉丁文学；年轻的腓特烈则在当代的法国文学里找到了替代品。两者都拒绝其父母的宗教色彩。

    这便是为什么康德对腓特烈颇为崇敬，不仅把他的时代称为“启蒙时期”，甚至称为“腓特烈的世纪”的原因之一。像腓特烈一样，他认为自己年轻时“被当作奴隶看待”。但他也像腓特烈一样没有屈服。屈服于老师们的奴役管教，无疑意味着一辈子过“作茧自缚的蒙昧生活”。我们不知道康德是否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们知道这是他在晚年深思熟虑过的看法。就像他所说的：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要挣脱几乎已经成为本性的蒙昧难上加难……法规与定则等机械性的工具，与其说是理性的利用，不如说是天赋的戕害，为人们带来了永无止境的蒙昧，有如脚镣一般。而卸下脚镣的人，即使只是跨过最窄的沟壑，也都是踉踉跄跄的，因为他一时习惯不了自由的步伐。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灵努力，挣扎暗无天日的蒙昧，稳健地往前走。至于1740年的康德，则根本还谈不上踉踉跄跄地“跨过最窄的沟壑”，甚至那条沟也不像他写下这段文字时看起来那么窄。

    必须一提的是，在康德年轻的时候，可谓男女授授不亲，社会风气相当拘谨。因此，年轻女性甚至不可说出“‘怀孕”这样的字眼，不管是脖子的前面或后面，都严格禁止暴露太多。只有男孩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对工匠阶层而言。事实上，当时的女孩除了基本的阅读、书写与算术能力之外很少得到什么教育。三K，（小孩、厨房、教堂）包括了一个女性生活中的一切。因此康德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很少有与异性交往的机会。

    三、小小眼睛看世界

    康德的童年生活的特色，是家庭和学校的尖锐对比：温暖的家庭，在其中，他得到鼓励和接受；严格而阴沉的学校，在其中，他的自然倾向几乎遭到无情的打压。虽然他的家与学校都带有宗教色彩，甚至两者同属敬虔会，但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更尖锐的对比。康德已经比他的朋友来得幸运。他不必寄宿在学校里，可以在傍晚逃回家里。由于他必须走很长的路上学，穿过哥尼斯堡大大小小的街道，因而甚至有机会见识到世间的另一面。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常被形容为德意志的没落中的、偏僻的“后院”，或是普鲁士的“边陲城市”。但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颇有出入。它位于普鲁士东北角，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理上离波兰比离西普鲁士更近，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岛民”性格。尽管如此，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哥尼斯堡于1255年由条顿骑士建城，于1340年加入汉撒同盟，直到1701年，都还是全普鲁士的首都。而到了康德出生时，它只是东普鲁士的首府，但依旧是整个王国里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无数的政府机关仍留在海湾，所以也是重要的贸易据点，连接了整个东欧与日耳曼及欧洲的其他海港，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波兰、立陶宛、英格兰、丹麦、瑞典与俄罗斯。来自东欧的货物主要是谷物、麻、亚麻、咸灰、木材、焦油、蜡、皮革与毛皮；来自西方的主要货物则为盐、鱼类、亚麻布、锌、铅、黄铜、香料与南方水果。作为港口，其繁忙的程度不下于汉堡或其他汉撒城市，主要的竞争对手则为但泽市。

    在整个18世纪当中，哥尼斯堡不断地成长。在1706年，其人口约四万，1770年则达到五万，到1786年则将近五万六千人，并且仍旧是普鲁士中心城市之一。哥尼斯堡甚至比其他的城市更有普鲁士精神。普鲁士的国家还很弱小，大部分的人民并没有普鲁士人的自我认同，依旧把自己看作“柏林人”、“西伐利亚人”或者克莱韦或明登的市民。哥尼斯堡是个例外，确切地说，真正有资格被称为“普鲁士人”的，只有哥尼斯堡及其外围的居民。因为普王住在柏林，所以哥尼斯堡与柏林的关系比其他的城市来得密切。

    普王的势力确实远及各地。在敬虔会教徒与正统派教会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哥尼斯堡与哈勒以及柏林都有密切的联络。其次，它是普鲁士许多重要机构的所在地，而政府的官员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腓特烈·威廉一世虽然信教，但是个严厉的君王。除了他的将领以外，人人都可能吃到他的棍子，对于他认为怠忽职守的人，他会狠狠给一顿痛打。虽然哥尼斯堡对于这样的躬亲指导太远了一些，他的政令、敕令或者法令，还是有风行草偃的效果。他所订的规则巨细靡遗，从学校的教育、大学的考试以至于“园丁、磨坊师傅、路灯工人”与牧师的训练，无所不包。他所订定的罚条有时过苛，有时显得古怪。例如说，牧师讲道如果超过一个小时，必须缴纳两塔勒的罚款；如果有人出口生羊毛的话，则处以绞刑（因为只有出口加工过的羊毛对普鲁士才有利可图）。有个侵吞小额公款的公务员，在1731年于哥尼斯堡被吊死，虽然财政厅为他求赦。绞刑台就直接设立在市政大厦的正对面，所有的职员都必须出席观看。死者的尸体吊了一整天才取下，然后弃置在城门外，直到被乌鸦啃噬一空。另外一个官员也得到了重罚，因为他不愿依国王的命令调职到他地。征兵也是年轻人挥之不去的威胁，特别是长得高大的年轻人。

    18世纪普鲁士的士兵由于不是住在军营里，而是散居在各个角落的民宅，所以相当引人侧目，也时常引起纠纷。新兵的需求时时存在，而一般的居民则时而被强征入伍。偶尔拉夫者甚至会在主日礼拜时冲进教堂，掳走最高大壮硕的男人。大学生虽然免除兵役，却也不表示可以高枕无忧。“要绕过掳掠大学生的禁令十分容易。哥尼斯堡大学法律系学生科恩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1729年4月29日，这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在哥尼斯堡的街道上被掳，被强灌烈酒及至烂醉如泥，并在众人的“见证”下口出秽言，接着便以操行低劣为由征调入伍。大部分的哥尼斯堡居民都讨厌军旅生涯，部队的纪律十分可怖，只要一个士兵稍有违反规定，便会招致一顿毒打。若有士兵“口头抗命或抱怨”，则处以夹笞刑30趟，是最普通不过的惩罚。携械反抗则罪至由士兵列队枪决。但除非是在勤务中，酒醉却不必接受处罚。虽然既不高大也不健壮的康德没有被征召之虞，但是据信他与军人有过许多不愉快的经验。康德对军人无甚好感，而其原因可能必须追溯到年轻时代。

    在康德的童年与青春期，哥尼斯堡很难说是个自由开明的城市。政府的态度跋扈、高压，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封建的。虽然腓特烈·威廉一世一心一意要照顾其臣民的福祉，其实际的成绩却不理想。

    但哥尼斯堡并非仅是普鲁士的卫戍地；它是个国际贸易港，也是普鲁士的首都。它仍是许多普鲁士重要国家机关的所在地。这里住着商贾与官僚，富人与穷人。康德本人认为它是一个大城市，是帝国的中心点，为政府许多的中央机构所在。它拥有一所（文化与科学的）大学，而且占有海上贸易的地利，一方面有连接内陆的河川，一方面则毗邻语言不同、风俗不同的国家。像滨临普雷格尔河的哥尼斯堡这样的城市，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与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与许多评论家的看法相反，哥尼斯堡并不只是一个后院。

    埃马努埃尔并非在这个城市当中，而是在“近郊”长大。纯以户政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隶属于名叫“克奈普霍夫”的市区，是住宅区同时也是繁忙的商业中心，谷类及其他商品的仓库林立，酒吧与餐馆无数。康德一家在1733年以后落户的鞍辔街，确实名副其实，马具师与鞍辔师的商店与工作坊绵延不绝，是个忙碌、喧闹、地势有点不平的地带，有几块毗邻下水道的泥泞的草地。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父母亲密切注意孩子们的行踪，自然不在话下。

    埃马努埃尔最早的玩伴便来自附近，而他们游戏的地方便是这个地带。他孩提时代的朋友，大部分住在同一个区里，大致上都是门户相当的工匠家庭的后代。但这些玩伴没有任何人成为康德到晚年仍然记得的朋友。他很少提到他儿童时代的游戏，但他曾经讲故事提到小时候如何横踏着一块浮木保持平衡而没有掉到水里。我们可以推测他大概玩过所有哥尼斯堡小孩子的游戏。因为到处都有水池，所以夏天他们在水里或水池旁玩，冬天则可以滑冰。

    康德住过的地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甚至是个危险的生活环境。火灾、水灾与风灾不时来访。在康德的一生当中，哥尼斯堡，特别是“近郊”，发生了多次大火。1769年一场“摧毁市区边缘76栋平房与134间仓库”的火灾，也烧毁了康德出生的老家。这场大火在3月初发生，十个星期之后，火苗还不时窜起。不过根据记载，哥尼斯堡本身是个美丽的、典型的中世纪日耳曼城市，因为有无数的桥梁，而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城市的主要桥梁因欧拉（l707一1783）而更加闻名，因为他提出了一个称为“哥尼斯堡七桥问题”的难题。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可以说是“多元文化”，至少它是由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组成的，除了很大比例的立陶宛人及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外，还有16世纪来自荷兰的门诺教徒，以及从法国到此避难的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徒彼此仍以法语交谈，上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组织及经济圈。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波兰人，一些俄罗斯人，再加上一个可观的犹太社区，一批来自荷兰与英格兰的商人。这些社群大致上保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虽然彼此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互动，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毗邻而居，至少有商业上的往来。

    因此，康德不必行万里路，便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其成长的环境便足以让他认识许多有别于18世纪日耳曼工匠阶层的生活方式。哥尼斯堡虽然在地理上形如孤岛，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个世界性的都市。从许多方面来看，它远不如哥廷根或马堡这样的城市那么闭塞，也远大于当时日耳曼大部分的大学城。

    这个城市以及小孩子在城里学习和游戏的机会，是否足以弥补苦涩的学校生活，我们不得而知。学校并没有给他许多课余的时间。对他以及他的朋友而言，最好的休闲恐怕是一周当中挤出几个小时阅读喜好的古典文学作品。在康德毕业的时候，他的拉丁文说、写的能力都已经相当杰出。就像当时的许多日耳曼人一样，古典文学可以让他们逃避不愉快的现实生活、学校与教堂。

    腓特烈·威廉一世死于l740年5月31日，在康德离开学校的那一年，由腓特烈二世继位。一般认为腓特烈二世的宗教态度比较开明，对哲学与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同时背负着许多人的变革期望。公元1740年7月16日，他到哥尼斯堡宣誓就职。在一辈子惟一到访哥尼斯堡的机会里，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好恶。当时有个学生向他表示自己要到哈勒去求学一年，年轻的国王答道：“为什么？”他说哈勒的大学没什么好，“都是软骨头”，换言之，都是敬虔会教徒！敬虔教派在哥尼斯堡的宿敌马上抓住机会抹黑舒尔茨，在国王面前指控他到平民家里没收纸牌，威胁说除非他们戒赌，否则就不让他们告解或领圣体。舒尔茨声称“这是上帝的国度的敌人抬头的时代”，但他自己并没有被砍头，这让正统派教会扼腕不已。他的父亲做不到的，新国王做到了，也就是让沃尔夫回到哈勒担任法学教授及大学副校长。因此，人们期望一方面哥尼斯堡会有些改变，另一方面得到较多的宗教自由。不过敬虔会的影响力高出对手的预期。它的力量已开始衰退，但仍牢牢抓住特权，比任何人想像的还久。由于新国王的主要兴趣在于普鲁士领土与个人的精神领域的扩张，在行政事务上大致上是克绍箕裘。他要为普鲁士扬威立万，而他的抱负就是如他所说的：“让整个欧洲陷入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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