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孙夏峰《日谱》记，高囗南游会稽，始于顺治七年春夏间，至十二年春北返，历时近5年之久。高囗何以要远游会稽，且一去就是5年之久？笔者孤陋寡闻，为学不勤，个中详情迄未得明。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受老师之命，携结撰中的《理学宗传》初稿前往浙东请益。关于这一点，孙夏峰在《理学宗传》卷首《自叙》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此编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三十年矣。……初订于渥城，自董江都而后五十余人，以世次为序。后至苏门，益廿余人。后高子携之会稽，倪、余二君复增所未备者，今亦十五年矣。”渥城即新安，据汤斌辑《孙征君年谱》载，《理学宗传》在渥城初订，时当顺治四年，参与其事者为夏峰弟子高囗、王之征、陈囗及谱主第三子博雅。顺治七年夏初，夏峰师弟一行抵达苏门山，再理旧稿，旋即由高囗携往会稽。

    顺治十二年春，高囗北归。此次远游，无论带着何种目的，亦无论其目的是否悉数实现，然而仅就南北学术交流而言，高囗此行足以称作满载而归。

    首先，高 圆满地完成了其师托付的使命。在同浙东学者的数年交往中，他不仅宣传了夏峰学说，为《理学宗传》初稿觅得了知音，而且通过频繁的书信，亦使孙夏峰得以了解蕺山学术及其传人的大致状况。其次，沿着高囗的足迹，夏峰弟子马尔楹偕夏峰次子孙奏雅，于顺治八年夏秋间亦抵达浙东，从而拓宽了南北学术交流的通道。再次，通过高囗、孙奏雅、马尔楹等人的努力，蕺山诸后学及时而准确地把蕺山学说及其代表著述直接传递给了孙夏峰。在清初南北学术的此次重要往还中，如果说高囗创辟榛芜，建树了开拓之功，那么在这条通道上孜孜以求，最终完成蕺山学北传历史使命的，则无疑应是蕺山诸后学。其中功绩最为卓著者，当首推倪元瓒。

    倪元瓒，字献汝，浙江上虞人。其兄元璐，字玉汝，号鸿宝，崇祯间官至户部尚书，明亡，以身殉国，志节耿然。倪元璐少刘宗周15岁，于蕺山学术备极推崇。据蕺山子刘汋辑《刘子年谱录遗》记：

    先生当党祸杜门，倪鸿宝以翰编归里，三谒先生，不见。复致书曰：“先生至清绝尘，大刚制物，动以孔孟之至贵，而为贲诸荆卞之所难。璐心服之，诚如七十子之于夫子也。”每于士大夫推尊不啻口，言及必曰刘先生云何。先是越之衿士无不信先生为真儒，而缙绅未尝不讪笑之。独鸿宝号于众曰：“刘念台今之朱元晦也。”于是始有信之而愿学者。自此，祁公彪佳、施公邦曜、章公正宸、熊公汝霖、何公弘仁，争以蓍蔡奉先生。

    元瓒为元璐弟，受其兄影响，亦当在服膺蕺山学术诸后学之列。

    高囗南游，结识倪元瓒，将《理学宗传》初稿送请审订，实是托付得人。顺治十二年春高囗、孙奏雅北归，带回元瓒书札及其对《理学宗传》的评笺。孙夏峰喜得志同道合良友，于当年三月廿一日欣然复书倪献汝。信中写道：

    仆燕右腐儒，衰迟漂泊，自鼎革以来，家于山岑水湄者若而年。自谓喘息余年，不填壑沟，尚欲策励耄耋，图报称穹苍于万一。年来求友于四方，而真实斯道者寥寥。荐馨南游，得良友为快。奏儿归，持手教，殊慰数年仰企。令兄先生以忠魂领袖一代，先生复以镛铎振教东南，真所谓凤翔天外，鹤唳云中。尚剥床蔑贞，独存硕果，向往实甚。暨读序笺《宗传》，儒释防维，佩教良多。此书原甲申寓水乡时成之，未及订正。迩复有《七子》一编，其中有欲请益者，路遥不能就正。念台先生所选，未得一卒业，想自有定见。若水寤寐有年，此心此理应不以南北海隔耳。[3]

    虽然今日我们已无从读到倪元瓒的来书，但是从孙夏峰的回信中可见，正是元瓒来信把刘蕺山留有董理宋明理学遗著的消息告诉了孙夏峰，所以夏峰闻讯才会说“念台先生所选，未得一卒业”。

    据《刘蕺山先生年谱》记，蕺山生前董理宋明理学，留有著述凡四种。一是《方逊志先生正学录》，成于天启四年；二是《皇明道统录》，成于天启七年；三是《圣学宗要》，成于崇祯七年；四是《阳明先生传信录》，成于崇祯十一年。刘蕺山认为，方孝孺“蚤师宋潜溪，接考亭正传，国朝理学当以公为称首”[4]，故而于方氏学行多所表彰。结合稍后孙夏峰辑《五人传忠录》及所撰诸文考察，则此处之言“念台先生所选”，当指表彰方氏学行著述。惟其如此，我们在先前所引述的夏峰撰《五忠录引》和《黄石斋麟书抄序》，才会一再重申：“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

    之后，孙夏峰与倪献汝书札往复，历有年所。顺治十二年十一月，献汝遣族子前来随夏峰问学。翌年，夏峰再度致书献汝，据云：

    《宗传》一书，迩在订正，于评笺中服足下大中至正之教，灯炤来兹。其波澜一柱（下缺——引者）。留附姜二滨转至，未审达否？近读黄石斋先生《大涤函书》，学不依经，语属开山，方正学之后一人。诗文中皈依君家昆仲，读至此段应求，不可向他人道也。[5]

    信中，取黄石斋与方正学后先辉映，实足见蕺山学术北传之初对孙夏峰的深刻影响。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夏峰信中提到的姜二滨，如同倪元瓒一样，也是此时将蕺山学术北传的重要功臣。

    姜二滨，名希辙，号定庵，浙江余姚人。希辙为蕺山弟子，在蕺山诸后学中，若论同孙夏峰的交往，他应是开启先路的人。顺治九年，姜二滨由浙江温州教谕改任直隶元城知县。抵任之后，即拜谒过孙夏峰。十二年，二滨又修书请益，于是夏峰答书云：

    前接光霁，极蒙延款。最是人所棘手时，独能脱然行所无事，该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远，山中筒寄未便，不谓学道君子，虚怀益甚，于悲天悯人之际，益切事贤友仁之思。仆即衰朽，何敢负此下问。

    就是在这封信中，孙夏峰向姜二滨通报了倪献汝评笺《理学宗传》的消息，也谈到了新近辑录《七子》的情况，还随信过录有关资料请教。夏峰说：

    仆生长北方，见囿一隅，少而有志，老无所成。年来与二三同人辑有《诸儒语录》一编，偶同人携之会稽，得倪献汝评定阐发，匡我不逮。继而念“宗传”二字，宁严勿滥，颜渊死而孔子之道不传，曾子外余不得与。又于众多人中，标《七子》另为一选。俱无刻本，路远不便寄去，各家之书俱在，谨录其姓名暨所评请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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