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顾炎武：《亭林文集》卷2《钞书自序》。
[25]顾炎武：《音学五书》卷首《自序》。
七、《日知录集释》的纂辑
清代道光间问世的《日知录集释》，是研究清初学者顾炎武所著《日知录》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然而，关于该书的纂辑者，则执说不一，迄无定论。以下拟就此作一些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
《日知录集释》原署嘉定黄汝成辑。自该书行世，历咸、同两朝，并无异议。光绪间，吴县藏书家朱记荣率先提出异说，断言《集释》并非黄汝成所辑，纂辑者应当是李兆洛。[1]宣统初，学者李详与之唱和，认为《集释》系李兆洛与吴育、毛岳生等人共撰，“借刻于黄氏”[2]。对于朱、李二先生之说，尔后的《日知录》研究者虽多不以为然，但它毕竟以一家之言而存在于学术界，且未予以否定。尤其是迄今评价清代文献的一些有影响的论著，诸如已故张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别录》、来新夏先生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都还给他留存一个席位。因此，把历史真相考察清楚，不仅有助于给《日知录集释》纂辑者所付出的艰辛劳作以公正的评价，而且也可以澄清历史文献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
实事求是地说，朱、李二先生之于历史文献学，都是曾经作出过贡献的人。对《日知录集释》的纂辑者，他们所提出的上述判断，也并非凭空杜撰。问题在于他们所据以作出判断的资料是否可靠，判断方法是否科学。关于资料来源问题，朱先生未予展开，而李先生所著《媿生丛录》中，则陈述得很清楚。好在文字不算太长，为便于讨论，谨全文引述如后：
《李申耆先生年谱》三卷，附《小德录》一卷，排印本，阳湖弟子蒋彤编。中有二事，录以备考，是昔所未闻者。
一云：“道光癸巳（十三年——引者）夏五月，始校刊顾氏《日知录》。先是嘉定钱大昕评释《日知录》百数十则，生甫（谱主友人毛岳生，字生甫——引者）录以示先生，乃谋推其义例，通为笺注，有资实学。嘉定黄潜夫汝成（原作诚，误——引者），肯任剞劂之费。既又得杨南屏（误，当作武屏——引者）诸家，皆尝用功于是书者，有可采录悉收之。山子（谱主友人兼姻亲吴育，字山子——引者）、生甫分司之，彤亦与校雠焉。”案今传《日知录集释》，题嘉定黄汝成名。
谱又云：“十四年四月，刊《日知录》成。生甫又为刊误。”今黄氏《集释》亦附有《刊误》。是先生此书，与吴、毛诸君共撰，借刻于黄氏，此不可不知也。”[3]
乍一看去，李详之说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似乎《日知录集释》应为李兆洛主持纂辑，参与其事者为吴育、毛岳生、蒋彤，而黄汝成只不过提供了刻书经费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然。只要我们稍事搜寻，比照相关史料，即可看到，无论是蒋彤之所记，还是李详据以作出的判断，要用来否定黄汝成的纂辑地位，都是经受不住历史真实检验的。
（二）李兆洛与《日知录集释》
朱记荣、李详诸先生既然认定《日知录集释》的纂辑者为李兆洛，那么我们就先来考察一下李兆洛与《集释》的关系。
李兆洛，字绅琦，后更申耆，号养一，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终年73岁。早年从卢文弨问学于龙城书院，颇识考据门径。后受常州今文经学影响，超然汉宋门户，留意经世实学。他一生虽不以著述表见于世，但却以表彰先贤遗著，致力纂辑而著称。但是李兆洛之于《日知录》，似未作过专题研究。按其文集所载，凡由兆洛纂辑，或经他表彰的前哲著述，诸如《皇朝文典》、《骈体文抄》及《邹道乡集》、《瞿忠宣集》、《绎志》、《易论》等，他皆撰有序跋、题记一类文字，唯独就不见表彰《日知录》的记载。尤其不应忽视者，在其身后由他的弟子所辑26卷的《养一斋文集》及《续编》中，竟然没有一篇专门探讨顾炎武学行或《日知录》的文字。仅在《文集》卷4，《顾君（广圻——引者）墓志铭》中，偶一提及“亭林先生罗列改书之弊”寥寥数字而已。这恐怕同《日知录集释》纂辑者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据查，李兆洛纂辑诸书，也并无《日知录集释》。相反，当他谈及《集释》时，则明确无误地将自己排除在外，称其纂辑者为黄汝成。据云：“潜夫（黄汝成之号——引者）……所著书，惟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刊误》二卷、《袖海楼文稿》若干首。”[4]
还应当指出的是，在李、黄二人的生平友好中，凡论及《日知录集释》的纂辑，并无一人归诸李兆洛名下，众口一词，皆肯定为黄汝成之作。毛岳生为李、黄知交，据李兆洛称，他之所以了解黄汝成学行，便是由岳生首先介绍的。毛岳生所撰《黄潜夫墓志铭》，于死者著述情况有如下记录：“潜夫著书，成者《日知录集释》、《刊误》、《古今岁朔实考校补》、《文录》，凡四十四卷。未成者，《春秋外传正义》若干卷。”[5]宋景昌是李兆洛的高足，以精于天文历算名世，黄汝成去世后，《古今岁朔实考校补》遗稿，便是经他审定刊行的。景昌在该书跋语中也说：“潜夫笃志好古，博学明识如此。始潜夫既成《日知录集释》与此书，复欲撰《春秋外传正义》，未卒业遂殁。”[6]在诸多例证中，最有说服力者，大概莫过于《李申耆先生年谱》的编者蒋彤之所记。蒋彤于黄汝成生前，曾经与之三次会晤。汝成去世后，他又为其文集撰序。序中述及《日知录集释》，谈得十分清楚：“宝山毛先生数数为予言黄君潜夫之为人，……迨后，得观其所著顾氏《日知录集释》，叹其志古人之学而能先其大者。继得其《日知录刊误》及《续刊误》，尤服其大而能精，非徒闳博炫富而漫无黑白者。”[7]
事实上，蒋彤《李申耆先生年谱》所记校刊《日知录》一事，并不是指谱主主持纂辑《日知录集释》，而是应黄汝成之请，对汝成辑《集释》稿进行审订。关于这一点，黄汝成的《显考损之府君行状》谈得很明白，他说：“汝成素喜穷究顾氏《日知录》一书，后得钱少詹辛楣、沈鸿博果堂、杨大令简在三先生校本及顾氏原写本，条加注补，命就正于武进李申耆先生、毛君生甫。寻又得陈都宪宋斋先生校本，成《刊误》二卷。府君览之色喜。孰意校勘甫毕，而府君已弃养矣。”[8]这是黄汝成于道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其嗣父故世不久撰写的文字。同样的记载，还见于他当年二月所成《日知录刊误序》。序中写道：“曩为定本纂成《集释》，曾就正于武进李申耆、吴江吴山子、宝山毛生甫三先生。”[9]
至此，足见《日知录集释》的纂辑者并不是李兆洛，显然非黄汝成莫属了。
（三）黄汝成与《日知录集释》
较之于李兆洛的声望，黄汝成简直可以说是无法比拟的。因为一个是名噪四方的文坛巨擘，一个则是黯然无闻的晚生后学。但是，《日知录集释》恰恰就出自这位勤奋的年轻人之手。
黄汝成，字庸玉，号潜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得年不及40岁。他生在乾嘉著名考据大师钱大昕故里，其嗣父黄钟，即为大昕弟子。生父黄囗，亦以善诗文而著称一方。汝成少承家学，又兄事大昕再传弟子毛岳生，颇得乡里前辈为学端绪。自十三四岁起，即已“熟习文史”，“博涉能文”。20岁以后，成为县学廪膳生。后因久困场屋，不得入仕，遂肆力经史，博及天文历法、田赋河漕、职官选举、盐务钱法等，“综贯浩博，达于精邃”[10]。其所最为服膺者，则是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如他在给李兆洛的信中所述：“自少至今，尤好顾氏《日知录》一书。”[11]
《日知录》之所以令黄汝成倾倒，并不在于文辞的博辨、考据的精详，乃是因为“其书于经术文史、渊微治忽，以及兵刑、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盐铁、权量、河渠、漕运，与他事物繁赜者，皆具体要”[12]，是一部寄寓经世之志的“资治之书”[13]。因此，在毛岳生的辅导下，他长期致力于《日知录》研究。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为主要依据，博采诸家疏说，对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刻本逐卷校释，终成《日知录集释》32卷，于道光十四年五月刊行。书成之后，他又觅得《日知录》原写本，经与潘刻本详加比勘，辨其异同，正其疑似，共得700余条，成《日知录刊误》2卷，于道光十五年二月刊行。之后，汝成再得嘉兴陆筠精校本，取与先前所纂《集释》校雠，成《日知录续刊误》二卷，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刊行。
黄汝成家素富厚，不惟刻书经费率由己出，而且还捐赀选授安徽泗州训导。只因其生母、嗣父相继去世，因而居丧在家，未能赴任。他秉性旷达，乐于周济友朋困乏，远近学者欣然结交。无奈身体过于肥胖，久为哮喘所苦，后竟因此而遽然去世，卒年仅39岁。他的生前友好至为悲恸，毛岳生、李兆洛、蒋彤、葛其仁等，纷纷撰文纪念。其生父哀其赍志而殁，遂委托毛岳生主持，对其遗文杂著加以收集整理，题为《袖海楼杂著》，于道光十八年九月结集刊行。其中《袖海楼文录》6卷、《古今岁实考校补》1卷、《古今朔实考校补》1卷、《日知录刊误合刻》4卷。汝成生前，在完成《日知录集释》并《刊误》之后，原拟续纂《春秋外传正义》，终因猝然病殁而成未竟之业，仅于《文录》中留下数篇札记而已。
作为《日知录集释》的纂辑者，黄汝成于《袖海楼文录》中不仅再三重申对该书的纂辑地位，而且多载与友朋讨论《日知录》及顾炎武学行的文字，诸如《与吴淳伯书》、《答李先生申耆书》、《与毛生翁书》等。正是在与李兆洛的书札往复中，保存了兆洛对《集释》的倾心推许：“评骘考核，删削繁颣，使此书得成巨观，有益世道人心，真学者之幸也。”[14]黄汝成学风笃实，凡四方友朋在《集释》成书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诸如亲朋故旧的提供庋藏资料，李兆洛、吴育、毛岳生对书稿的审订，毛岳生对《刊误》、《续刊误》的校核，同邑友好王浩自始至终的“勤佐探索”[15]等，感铭不忘，屡见表彰。所有这些记载，确然有据，诚笃可信，显然非剽窃作伪者之所能为。当初，倘若朱记荣、李详诸先生能不失之交臂，将《袖海楼文录》检阅一过，恐怕就不会仅据《李申耆先生年谱》中的含糊孤证而致误。
综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日知录集释》的纂辑者本来就是黄汝成，并不是李兆洛。李兆洛于《集释》，仅有“校雠之劳”[16]，而无纂辑之功。
第二，《李申耆先生年谱》所述校刊《日知录》一事，只是《日知录集释》纂辑过程中的一个局部阶段，远非全过程的实录。因此，李详诸先生据此不完整的孤证而否定黄汝成的纂辑地位，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应当详尽地占有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
注释：
[1]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跋》。
[2]李详：《媿生丛录》卷2《李申耆先生年谱》。
[3]李详：《媿生丛录》卷2《李申耆先生年谱》。
[4]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卷5《黄潜夫家传》。
[5]毛岳生：《休复居文集》卷5《黄潜夫墓志铭》。
[6]宋景昌：《古今岁朔实考校补跋》，见《袖海楼杂著》。
[7]蒋彤：《丹稜文抄》卷2《袖海楼文集序》。
[8]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5《显考损之府君行状》。
[9]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2《日知录刊误序》。
[10]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卷5《黄潜夫家传》。
[11]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3《答李先生申耆书》。
[12]同上。
[13]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2《日知录集释序》。
[14]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3《答李先生申耆书》。
[15]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2《日知录刊误序》。
[16]蒋彤：《丹稜文抄》卷3《养一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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