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蕺山先生年谱》卷上“天启七年、五十岁”条，海天旭日砚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版。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1《江右王门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8页。
三、关于学案释名的困惑
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案体史籍的定型，时当明清鼎革，是由阳明学的杰出传人黄宗羲来完成的。而在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之前，今天我们尚能见到的几部早期学案史著述，譬如《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等，也都出自阳明学传人之手。可见阳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思想史，而且在史学史、文献学方面也是卓有成就的。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学案体史籍是由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创立，事实上其雏形的问世，渊源要深远得多。20世纪初，梁任公、陈援庵两位先生谈学案渊源，一致推祖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且进而追溯到禅宗的宗史和灯录。梁先生说：“唐宋以还，佛教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载》、《传灯录》等书，谓为宗史也可，谓为学术史也可。其后儒家渐渐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1]援庵先生唱为同调，也说：“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2]如此谈学案源流，这无疑是两位大师的卓识。但两位先生并未将所论展开，而后继者又罕作进一步的梳理。因此，究竟什么叫学案，应当给它下一个怎样的定义，久久少有学人董理，迄今尚未形成定说。
20世纪80年代中，中华书局陈金生、梁运华二位先生整理《宋元学案》蒇事，陈先生撰文指出：“什么叫学案？未见有人论定。我想大概是介绍各家学术而分别为之立案，且加以按断之意（原注：案、按字通——引者）。按断就是考察论定。因此，学案含有现在所谓学术史的意思。”[3]陈金生先生的此一解释无疑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创获，唯似嫌尚欠周密。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追溯到《伊洛渊源录》上去。
《伊洛渊源录》凡14卷，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北宋中叶周敦颐、邵雍、张载，下迄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尹焞，通过辑录二程及两宋间与之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传记资料，据以勾勒出程氏道学的承传源流。在朱熹繁富的学术著作中，《伊洛渊源录》尽管只是他思想发展早期的著述，不仅尚未取得定本形态，而且朱子在其晚年还对该书发表过否定性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因之而忽视这部著述的学术价值。恰恰相反，南宋理宗时期以后，随着赵宋王朝对道学的褒扬，尤其是元初统治者的推尊，朱熹学说高踞庙堂而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于是《伊洛渊源录》大行于世，迄于明清，影响历久而不衰，从而显示出它重要的学术价值。元明以后，在传统的史籍编纂形式中，学案体史书之所以能够别张一军，《伊洛渊源录》确有首倡之功。
在中国古代，董理学术史的风气形成甚早，先秦诸子之述学已然开其端倪。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以《儒林传》、《艺文志》梳理学术源流，遂奠定藩篱，规模粗具。然而结撰专门的学术史，则无疑应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始。朱子此书的可贵，就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言，乃在于它既立足纪传体史籍的传统，又博采佛家僧传之所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假记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从而使记行之与记言，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最终开启了史籍编纂的新路。
宋明数百年，是理学时代。理学的兴起，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讲，固然有佛学夺席，颉颃争先的刺激，所以理学中人无不以辟佛相号召。然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儒佛相互渗透，本属互补。作为理学的学术渊源之一，佛学之于理学，在其兴衰的全过程中，影响潜移默化，或明或暗，不惟欲去而不能，而且波澜起伏，绝非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因而理学中人之为学，每多参禅经历，程、朱、陆、王，莫不皆然。于是宋明数百年间，语录体著述的充斥书林，也就不足为奇了。明中叶以后，阳明学崛起，以讲求简易直截的“致良知”为特征。由于阳明学与禅宗精神之相通，因之晚明王学风行，禅学亦大盛。耿定向、刘元卿师弟之以“学案”题名论著，即产生于这一儒禅并盛、形影相随的学术氛围之中。
据已故著名佛学大师吕澂先生之所教，唐代禅宗初起，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在禅师语录中，多以简略的语句，记述宗门师生、宾主问对，含蓄地暗示自身义法之所在，既以此说理，亦以此传法。此类蕴涵“机锋”的语句，禅门中称之为“公案”，意欲据此以判断是非。吕先生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将“公案”解释为今人所云之“档案”、“资料”[4]，一语破的，最是明晰。然而由于“公案”语意隐微，每多费解，于是赵宋一代，遂出现以文字解释禅意的所谓“文字禅”。“文字禅”兴，则解释公案的著述不胫而走，累世不绝。
唐宋以还，江西吉安青原山，为禅门南宗重要传法地。刘元卿得乡邦地利之便，早年曾游青原求学，受禅风濡染，自是不言而喻。其师耿定向之为学，用黄宗羲的话来讲，叫做“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不信”[5]，有割舍不断的因缘。刘元卿著《诸儒学案》，以耿定向之说为依据，选编诸儒语录，一方面从局部言，是要传承理学诸家学术大要，另一方面从整体看，则旨在弘扬耿氏所宗法的阳明学。因此，《诸儒学案》之与禅宗“公案”，其间确有暗合之处。
秉持此一认识，笔者早先撰文，曾经试图从学案与禅宗灯录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径直将“学案”释为“学术公案”的省语。显然这只是一种揣测，并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自然就缺乏说服力。1995年冬，应邀访问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笔者以《关于研究中国学案史的几个问题》为题，在该所作过一个学术报告。对于“学案”一语的解释，也是报告内容之一。报告结束之后，承“中研院”院士黄彰健老先生赐教，示以还是从“案”字的本义上去思考为好。
访台归来，黄彰老之所教时时萦回脑际，笔者一度将思路转到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上去。王阳明生前做过一部很有名的书，叫做《朱子晚年定论》。这部书初刻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书成之后，影响甚大，迄于明亡，百余年不绝。晚明的学术界，不惟阳明学中人奉此书为圭臬，据以论定朱熹、陆九渊学术，而且朱子学中人亦以驳诘辩难而表示了对王书的重视。譬如罗钦顺的《困知记》、陈建的《学蔀通辨》皆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之下，作为阳明学的传人，耿定向、刘元卿接过其宗师的“定论”用语，改头换面而衍为“学案”一词，或者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如果这样一个思路能够成立，那么“学案”二字似乎又可解为学术定论。也就是说，如同《朱子晚年定论》一样，耿定向的《陆杨学案》就可读作陆九渊、杨简学术定论，刘元卿的《诸儒学案》也可读作宋明诸大儒的学术定论。同样的道理，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也就当读作明代诸儒的学术定论了。
然而，无论是“学术公案”也好，还是“学术定论”也好，凭以解释“学案”一语，依然都是一种揣测，并没有语源学上的文献佐证。自己尚且说服不了，遑论请他人认同呢？年初以来，修订旧作，重理“案”字之往日思路。诚如陈金生先生之所见，案、按字通，确有考察一义。但是其本义恐不涉“按断”、“论定”，今日书面用语云“按而不断”即是其证。可见，“案”字似不当释为“按断”、“论定”。如此一来，思路再行调整，可否径释为“学术考察”，或引申为“学术资料长编”呢？当然，这样去解释“学案”一语究竟能否成立，确实也没有把握，唯有敬请方家大雅赐教。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给学案体史籍做一个大致的界说，似乎是可行的。谨陈愚见如后。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独特编纂形式。其雏形肇始于南宋初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完善和定型则是数百年后，即清朝康熙初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儒学传》）、《艺文志》（《经籍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这一特殊体裁的史书，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案主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
注释：
[1]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36—437页。
[2]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4《景德传灯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3页。
[3]陈金生：《宋元学案编纂的原则与体例》，《书品》1987年第3期。
[4]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9讲《南北宗禅学的流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7页。
[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52《泰州学案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5—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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