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源流-后记 就清代学术史研究答客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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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中,侯外庐先生以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三位先生的研究所得为起点,继续向纵深推进。一方面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从为学路数和旨趣上去认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他又选取乾嘉时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去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探讨诸家的思想、学术的个性和贡献,侯先生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获意义的重要见解。我觉得如下两个见解对于深化乾嘉汉学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个见解是,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第二个见解是,阮元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这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

    这两个重要见解,突破吴、皖分派的旧有格局,为把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开了先河。这是侯外庐先生在乾嘉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20世纪60年代初,先师杨向奎先生同外庐先生相呼应,在《新建设》杂志1964年7月号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文中,向奎先师说:“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令人惋惜的是,侯、杨二位大师的研究意见,尚未在学术界激起共鸣,一场民族文化的浩劫便轰然而起。

    问:新时期以来,您继承了侯、杨二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意见,把他们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扬。谈谈您是怎么做的呢?

    答:改革开放以后,我秉承侯、杨二位先生之教,于1992年冬初次赴台问学,在“中研院文哲所”召开的清代经学研讨会上,提交了《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的文章。我在文章中说道:“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因此,我在文章中提出“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

    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我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同研究所里的年轻学人合作,完成了《乾嘉学术编年》的结撰。全书上起乾隆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我们试图通过这100年间学术史资料的长编,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记录下来。至于这一思想是否得到了实现,还要请学术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

    问:您是不是可以把这部《乾嘉学术编年》在学术上的特点再具体地介绍一下?

    答:《乾嘉学术编年》为编年体乾嘉学术史资料长编。在中国学术史上,编年体史籍虽成书甚早,然以之述学,则又较之其他体裁史书为晚。20世纪20年代初,钱穆先生著《先秦诸子系年》,或可视为其发轫。之后,刘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国学术编年》,则无疑可称为开山之作。《乾嘉学术编年》之结撰,即系遵循前辈师长开辟之门径而摸索向前。

    问:您曾经探讨过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以后,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总结和衰微的阶段,那么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呢?

    答: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乾隆末、嘉庆初,也就是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门槛的时候,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了总结和衰微的阶段。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危机迭起,衰相毕露,中国学术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早在乾隆四十年代末,《四库全书》馆臣程晋芳撰《正学论》,即对风靡朝野的汉学也就是考证学提出了质疑,他批评了当时的学术界“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但宋学遭到贬斥。他说:“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在乾嘉学术史上,章学诚的一生几乎与考据学的兴衰相始终。他同一时主流学派的人物,开始过从甚密,以后渐生龃龉,最后分道扬镳,成为考据学风的一位不妥协批评者。章学诚是嘉庆六年病逝的,在他去世前数年,几乎每年都要撰文抨弹一时学风。嘉庆元年,章学诚在给汪辉祖的信中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嘉庆二年,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初刻稿送钱大昕,并致书阐发著述宗旨,重申:“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嘉庆五年,章学诚再撰长文论浙东学术,系统地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他的结论是:“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类似上述诸家的主张很多。足见18世纪末19世纪初,质疑和否定主盟学坛的考证学,已经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倾向。

    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的依据,只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很快,但文献准备尚不充分,所以2002年,我在高雄中山大学参加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曾提出进一步做好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建议,以与出席会议的学人共勉。我想,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的乾嘉学派研究定然会创造出一个可以告慰前贤的局面来。

    四、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问:您在很多大学的讲演中都提到孔子的教诲“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什么您今天要提出这个观点呢?

    答:“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追求,同时也是我给在校学生的寄语。这句话源出《论语》,孔子回答弟子为学之问,主张“博学于文”,而为人之问,则答为“行己有耻”。后来清初学术大师顾炎武将这两句话合而为一,就成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我之所以要重申这样的主张,是有感于当前学术界和社会的不良风气而提出来的。我认为,要合为人与为学于一体。“博学于文”中的“文”不是简单的书本知识,而是指整个人文知识,是学者的学术素养。史学工作者最要讲素养,因为历史学科是讲求积累的学问,如果积累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能取得发言权的。而“行己有耻”就是说要知道什么是耻辱,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即要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自己脑子里要十分清楚才行。学人不仅要“博学于文”,更要“行己有耻”,强调做人要律己,应当树立一个做人的原则,即什么事情对国家民族有利就要做,对国家民族不利就不做。

    问:您在学术讲演中经常提到要学习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传统,这是您对当今年轻一代学者的重要期盼吧?

    答:是的。我建议大家学习老前辈的治学传统,读书要入乎其里,出乎其外,要善于效法他们去解决问题,要认真读书。最近二三十年,许多学者坚持了这个好传统,但有些人没有坚持。我希望大家要潜心读书。近10多年来,我每年要看许多博士论文,平均不下15部。从2月到6月,都要为各高校服务。看到好的文章很高兴,不好的也很担心。有的年轻的同志刚出了一本书,就很着急出版自己的第二本著作,我觉得不能这么急。我们所里的老前辈,有的人终生没有出一本书,但没有人不承认他们的学术地位,已故张政烺先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楷模。

    问:我最近看到您谈到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问题,为什么您要强调这个问题?

    答:我们回顾中国史学最近30年来的发展,应该看到,成果很丰硕,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有的同志把中国史学研究的好传统丢掉了,对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和社会责任很淡漠,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有的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怀疑,认为它有很多缺陷,必须加以修订。再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有所抬头,有人借“重新评价”之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历史学的功能庸俗化,把严谨的历史研究弄成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些现象说明,确有部分史学工作者忘记了历史学应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责任。

    问:您长期致力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也有一些可以为今天学术事业健康发展借鉴的东西。

    答:是啊!“经世致用”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任何时代的历史学家都要践行那个时代的社会责任。当前,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中华文化等重大命题,史学工作者要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史学的角度去研究,为我们党和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建言献策。

    问:2009年,您担任了中国史学会的副会长,您觉得当前史学工作者有哪些重要工作要做?

    答:史学工作者首先是要自觉地加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真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唯物史观,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同时还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努力学习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之化为我有。

    问:结合自己多年治史的实践,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呢?

    答: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表述。比如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幾对史家的素养进行理论总结,提出了“才、学、识”3个字。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才、学、识”3个字之后,又提出一个“德”字。我认为,德、才、学、识这4个字,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要尽职尽责做到的。如果把这4个字与我们新的时代任务结合起来解释,就是应当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良好的学术素养。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我认为在当前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最要紧的是要做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史学工作者最讲素养,因为历史学科是讲求积累的学问,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是起码的治学要求。如果积累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能取得发言权的。《礼记》的《学记》篇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学然后知不足”。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文献山积,汗牛充栋,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总结和整理这些宝贵财富,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于今日及尔后的社会发展,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我们既然选择治史为毕生的事业,一生有读不尽的书,学不尽的知识,做不尽的学问。因此,就应当永远以孜孜求学的学子心志,刻苦读书,精进不已。这是我们的天职,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问:谢谢您接受访谈。您的谈话回顾了您自己走过的学术历程,也提出了对当代史学工作者的期望。我相信您在治学中所得到的体验,对于不同学科的史学工作者都是有益的。祝您在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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