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本书是《精神分析导论》的姊妹篇，也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它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其中，对梦的本质、形式的运作，人格结构中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焦虑的性质与本能的种类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均有重要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并对宗教、教育、宇宙观等问题发表了他心理玄学的独到见解。但对马克思主义和妇女等问题的看法则有明显谬误。

    英文版编者导言

    我们从琼斯（E. Jones，1957，第186~187页）的叙述中得知，尽管该书扉页的标期为“1933年”，实际上它早在1932年8月就已发行——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一下《释梦》的历史。

    1932年初，维也纳精神分析出版公司陷入财政困境，于是弗洛伊德产生用一组新《精神分析导论》（德文标题是“Neue Folge”）来资助它的念头。第1讲和最后一讲都是5月底准备的，但全书完成于8月底。

    这些讲演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原来的《精神分析导论》，原因在于它们绝不是为讲演而作。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它们不能自成体系，而基本上是补充性质的。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在性质上的区别。一方面，尽管第1讲（论梦）几乎完全是原来的《精神分析导论》中关于梦的部分的概略。但另一方面，第3、4、5讲（论心理结构、焦虑和本能理论、女性心理学）却引进了全新的材料和理论；并且，第3、4讲还深入到对一个回避了15年的难题进行心理玄学的和理论的探讨。剩余的3讲（第2讲和最后两讲）探讨一些仅间接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并且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进行探讨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毫无价值的——远非如此——但是，它们要求读者用不同于它们同伴的另一种态度来阅读它们。无论读者希望了解什么——是想了解弗洛伊德关于传心术、教育、宗教和共产主义的观点；还是想了解弗洛伊德关于超我、焦虑、死的本能和幼女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最近期的观点，在这些讲演中，他一定都能找到大量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序言

    我曾于1915~1916年和1916~1917年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精神病诊所的讲堂讲演过《精神分析导论》，当时听众是大学教师。讲演稿的前半部分系即兴演讲，事后立即撰写成文；后半部分是在萨尔茨堡度暑假时写就的，并于冬季逐字讲述。那时我还拥有极佳的记忆力。

    与以前的讲演稿不同，这些新讲演稿我从未讲述过。同时，我的年龄已使我摆脱因与大学相关戚——即使是表面上的关戚——而负有演讲的义务；而且，我曾接受的一次外科手术，也使我失去了向公众讲演的可能性。因此，在阐述下面的内容时，如果我要再次像上回那样置身于讲堂，那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它也许可使我在深入阐述我的主题时，不至于忘记我对读者所负的责任。

    这些新讲演稿绝不是要取代早前的讲演稿。它们亦非任何意义上的独立实体，以期拥有它自己的读者圈；它们是旧讲演稿的续编和补充，依照它们与旧讲演稿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5年前已论及的题旨，但因知识的深化、观点的更新，而不得不重新加以论述——即批判性的修订。另外两类则真正是旧讲稿的扩充，因为它们有第一次的讲演稿中没有论及或因当时所知太少而不能另列专章的材料。必须指出，如果新讲演稿中有些部分兼有这几类特点的话，那也是无可避免的，也不必遗憾。

    我还将新讲稿接着旧讲稿的章节编排，从而表明它与《精神分析导论》的依存关系。譬如，此讲稿的第1讲被相应地标为第29讲。一如既往，此讲稿也极少为专职精神分析学家提供新的材料，它的对象是那些对这门新科学的发现和性质抱有好感甚或半信半疑的受过教育的人们。我的主旨仍是，不愿有所删节以求表面的简洁或完美，不掩饰问题，也不否定缺陷和疑问的存在。在其他的科学研究领域或许不需要标榜这种谦虚的意图，因为普遍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公众也不会对它们提出过分的要求。例如，天文学著作的读者就不会因为著作中有关宇宙知识的说明尚有含混之处而感到失望或轻视它。而心理学则不然，人类科学研究能力的匮乏将在此暴露无遗。似乎人们对心理学的要求，并不在于通过它来获得知识的进步，而是得到另一种满足。一切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切谁都承认的疑难，都可化做反对心理学的理由。

    任何热爱心理科学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些不公平的评判。

    弗洛伊德

    维也纳，1917年春

    第29讲梦的理论的修订

    女士们，先生们：

    相去15年多之久，我又能与你们会聚一堂，共同探讨精神分析在这15年里的新进展和新改进了。从好几个观点看，我们首先都应把注意力投向梦的理论，这是合理而适宜的，因为它在精神分析史中不但占有特殊的地位，更标志着一个转折；精神分析能从心理治疗法演化为深度心理学，这是与梦的理论分不开的。自其诞生以来，梦的理论也一直是这门年轻科学的最具特色的理论，我们的知识中没有任何别的内容可与之匹敌，它是从民俗和神话手里夺回来的新领域。它所必然提出的种种观点的奇特性，使它充当着判断标准的角色，依此辨别谁是精神分析的追随者，谁将永远不能理解精神分析。对我自己来说，在过去，每当我处于研究的困境时（即当一些精神症的不确定事实与我的缺乏经验的判断相混淆时），我发现梦的理论常是我最后的依恃。每当我开始怀疑这些摇摆不定的结论的正确性时，只要我能成功地把一个毫无意义且杂乱无序的梦转译为梦者内心的合乎逻辑且浅显易晓的心理过程时，我就会重新相信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

    所以，特以梦的理论为例，一方面探讨精神分析在这15年间的变迁；另一方面研究当代世界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与评价的进展，这对我们具有特殊的趣味。但我也可以立即告诉你们，你们不久就会在这两方面大感失望。

    不妨翻阅一下《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各卷，自1913年以来，关于精神分析的权威性文章大多刊登于此。在较早期几卷中，你们将看到每卷都有一个“论梦的解析”的分标题，这之中包含着许多关于梦理论的种种观点的文章。但是，当你们越往后看，这类文章就越少，以至于最后这个分标题完全消失了。从精神分析者的行为来看，他们似乎不再对梦有所论述，似乎梦理论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了。但是，若你问起梦的解析有多少已被外人所接受——包括许多利用我们理论的精神病学者和精神治疗学家（顺便提一下，他们对我们的好意不是很感激的）、那些惯于擅用科学中较新结论的所谓饱学之士、文人和普通大众——答案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关于梦的理论，其内容中有少数观点是大家普遍熟知的，这之中有些我们从未提出过，例如所有的梦都具有性的属性的论点；但关于梦的那些真正重要的观点，诸如梦的外显内容和梦的内隐思想的根本区别；焦虑的梦与梦的满足欲望的功能不相矛盾的认识；若非知道梦者在处理过程中的联想，就不可能解释梦；最重要的是，关于梦的本质即梦的工作过程的发现等等——正如30年前一样，这一切仍不为外人所认识。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过去的这15年里，我曾收到过数不胜数的信件。来信者呈述自己的梦以求获得解释，或者询问梦的性质。他们宣称已读过我的《释梦》，但从其字里行间可看出，他们对梦的理论缺乏了解。不过，这一切并不会阻止我们对梦再做一次详细的论述。你们会记得，上次我们关于梦的全部讲演，都是用来说明我们是如何逐步理解迄今尚未得到解释的心理现象。

    随后，我们设想某人——例如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一个梦。我们将假设他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同我们进行一次沟通，表明他决心开始接受一次精神分析治疗。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沟通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梦本身既非社会话语，也非信息传递方式。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梦者试图要对我们说什么，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并不比我们更清楚。现在我们不得不立即做出一个决定：一方面，非精神分析的医生向我们断言，梦是做梦者睡眠不佳的征兆，它表示大脑的每一部分并非均能同样在休息，大脑的某些区域在未知的刺激影响下，力图继续工作但又仅能以一种相当不完全的方式进行。倘若如此，我们就可不必再从事这种毫无心理价值的、对夜间失调的产物的研究了，因为我们无法从研究中获得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很显然我们已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我们做出假定，并将它看成一种前提——必须承认，这个假定是非常独断的——那就是，即使是这种难以理解的梦也肯定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心理活动，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能够像使用别的任何信息一样使用它。只有我们的实验结果才可以证明我们有无错误。如果我们成功地把梦转化为那种有价值的话语，我们就显然有希望了解到新的东西，并获得某种沟通，而此种沟通用其他方法是不易获得的。

    可是，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却是此项任务的种种困难和题材上存在的种种迷惑性。我们该如何把梦转变为一种正常的沟通，如何解释在患者话语中所呈现的那种对他、对我们而言都是晦涩难懂的表现形式呢？

    女士们，先生们，正如你们所知，这次我不拟解释这个问题的起源，而是采取独断的说明。第一步，我们要通过介绍两个新概念和新名词来建立对梦的问题的新态度。对于我们称作梦的东西，我们将描述为梦的内容或显梦，而对我们所寻找的，即我们所怀疑的梦的背后的意义，我们将描述为隐梦的思想。这一步完成后，我们再说说随后的两个任务：即我们必须把显梦转化为隐梦，并解释在梦者的内心里，后者是如何变为前者的。第一项是一个实践性工作，因为它需要靠对梦的解释来完成，它要求一项技术；第二项是一个理论性工作，其任务是解释假设的梦的工作，它只算做一个理论。释梦技术和梦的工作的理论都必须重新创立。

    然后，我们应以上述二者中哪一个问题为起点呢？我认为应从释梦技术开始；它将把一个更为具体的形象呈现给你们，并给你们留下更生动的印象。

    那好，患者给我们讲述一个梦，我们且来解释这个梦。我们静静地倾听，而无须进行思考。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决定应尽可能少地关注我们所听到的东西，即显梦。当然，这个显梦所呈现的种种特性并非完全与我们无关。它可能是有如文学作品一样，前后一致，结构流畅；也可能是差不多像谵言妄语一样杂乱无章，不可理解；也可能像迷雾一样朦胧；各种差异非常大的特性可能在同一个梦中出现，分散在梦的不同部分；最后，梦可能伴随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情调，也可能伴随着最强烈的快乐或悲痛的情感。你们不要假定我们没有思考显梦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化性。在后面，我们再回头研究这种变化性，那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可用以释梦的。但目前且把它暂置不论，而专注于梦的解释这一主线。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求梦者从显梦的印象中摆脱出来，而把注意力从作为整体的梦转向于其内容的各个不同部分，并把他所想到的每一件与上述各部分有关的事一一告诉我们。因为如果他把注意力分别集中于梦的每一部分，则梦自身的联想就会展现在他的脑中。

    这是一种奇特的技术，不是吗？这不是那种对待沟通和话语的常用方式。毫无疑问，你们会揣测在这个过程背后是否存在着明确表述的种种假设。但还是让我们接着往下讲吧。我们应该让患者采取哪种顺序阐述其梦的各部分内容呢？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有多种顺序。我们可以简单地采取梦的各部分在梦的阐述中显现的先后顺序。这是一种可称为最严格的经典方法。或者，我们还可以直接引导梦者寻求梦中所有的“白天的残余”；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差不多所有的梦都残留着做梦的前一天中某些事件（或数个事件）的记忆或暗示；而且，我们若能追踪这些联系，通常就能很快地从虚无缥渺的梦境转向患者的真实生活。或者，我们还可以告诉患者从梦内容的这样一些元素开始陈述，这些元素由于特别清晰且具有感觉强度，而使患者产生较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元素是特别容易引起他的联想的。我们采取哪一种方法来探讨我们正在寻求的联想，这是无关紧要的。

    接下来，我们得到了这些联想。这些联想带给我们丰富多彩的内容：有对做梦的前一天或当天的记忆，有对过去事情的记忆，有反思，有争论（伴随着赞成与反对），有自白或探究。患者讲述其中一些，同时对另一些又一时想不起来。其中大多数都表明了与梦的一些元素有一种清楚的联系，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元素正是联想的出发点。但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患者用这些话来介绍他们的联想：“这个联想好像与我做梦根本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想到了它，才把它告诉你。”

    如果一个人能聆听这些丰富的联想，他很快就会注意到，与其说它们与梦的出发点有相同之处，不如说它们更与梦的内容相同。它们出人意料地解释了梦的各不相同的部分，填补了梦的各部分之间的空隙，并使各部分之间奇怪的排列得到清晰的解释。最后我们还应弄清楚它们与梦的内容的关系。梦被看作是这些联想的简缩部分，此种选择是依据我们仍无法了解的规则进行的，而梦的元素就像是从民众选举中产生出的代表。毫无疑问，我们的技术已使我们掌握了某种为梦所替代的东西，而梦的心理学价值就在于此，但这种东西已不再是令人困惑的、古怪的和混淆的了。

    然而，你们也不要有任何误会。梦的这些联想还不是隐梦的思想。后者隐藏在这些联想中（就像碱之含于母液中），但又不完全包含在其中。一方面，这些联想所提供的材料远不止于我们阐述隐梦的思想所需——即它们包含了患者在其探索梦的思想过程中，智力所必定产生的全部解说、转化和联系。另一方面，一个联想通常恰巧止步于快要触及真正的梦的思想的时候：它仅仅是接近于梦的思想，并且仅仅是通过暗示与梦的思想发生联系。在这点上，我们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我们追寻暗示，得出不可否认的结论，并把患者在其联想中仅能触及的东西明确表达出来。这乍听起来，我们好像在投机取巧随心所欲地处理梦者为我们提供的材料；又好像在滥用材料，以期把梦者的话解释为他所没有表达出来的言语。用抽象的话语来说明我们这种释梦的程序的合理性并不容易。但是，假设你们能亲自做一回梦的分析，或者在我们的著作中选一个好例子来研究，你们将会对用这种程序进行释梦表示信服。

    假如说在解释梦的时候，我们一般主要是依靠梦者的联想，那么在处理有关梦的内容的某些特定元素时，我们则采用一种非常独立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中，梦者通常不能对这些材料产生联想。从前我们就曾意识到，这种情形常与一些相同元素有联系；而这些相同元素通常不是很多。并且，我们的多次经验表明：这些元素应被看作或解释为某种别的事物的象征。在与梦的其他元素的对照中，我们可以将一种固定的意义赋予它们，但这种意义不必是明确的，其范围是由我们所不熟悉的特殊规则决定的。由于我们知道如何解释这些象征，故而下面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发生：当我们一听完梦的内容，乃至在我们尚未试图去解释它们时，我们就已明了这个梦的意义，而对梦者本人来说，梦却仍是一个谜。但是，在我以前的讲演中，我已经详述了象征意义、关于象征的知识以及它所置于我们面前的问题，今天，我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所讲之内容，就是我们释梦的方法。然后我们来探讨有关问题。第一个合理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利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所有的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根本不可能。但我们已用这种方法解释了许多梦，故而我们相信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但为什么不能解释全部的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告诉我们某种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马上就要把我们引导到构成梦的心理上的决定因素：“因为在进行释梦的工作时要反对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或者无足轻重，或者不能克服（至少以我们目前的方法的力量是远不可及的）。”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是不可能忽略这种抵抗现象的。有时，患者毫不犹豫就可产生联想；并且，第一个或第二个观念就足以解释梦了；而有时，患者可能要先停顿或犹豫一下才能产生联想。如果这样，我们经常就须听取一长串观念，然后才能获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梦的东西。我们认为，联想的链锁越长越曲折，抵抗的力量也就越强，这种看法肯定是正确的。我们发现，在梦的遗忘中这些影响仍起作用。在患者身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即无论患者怎样竭尽全力，他仍然无法回忆起他的某一个梦。但是，一旦在一项精神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能够去掉干扰患者与这一精神分析相关的困难时，被遗忘的梦就会突然再现。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另外两种观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开始时梦的一部分内容被省略了，但随后又作为附录被补充进去。这种情况应被看作是一种遗忘该部分的企图。经验证明，这是最重要的特殊片断。我们猜想，在传送它的途中，它遇到的抵抗比梦的其他部分遇到的抵抗要更大些。而且，我们发现梦者为了防止其所做的梦被自己遗忘掉，常在醒后立即记录下他的梦。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样做是无用的，因为尽管他想强制地摆脱抵抗而保有梦的原貌，但这种抵抗却会移植到梦的联想上，并且使显梦无法得到解释。从这些事实可见，假使抵抗进一步增强以至于完全压制了联想，从而使梦的解释彻底失败，我们亦无须感到吃惊。

    从上述我们可推知，在释梦工作中我们所遇到的抵抗，也对梦的构成起着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将梦分为两类：一类是形成于轻微抵抗下的梦，一类是形成于高压抵抗下的梦。但是，这种压力也可在同一个梦里由一个部分移至另一个部分，它造成了梦的裂痕、晦涩和混乱，从而可能破坏甚至是最精巧的梦的连贯性。

    可是，是什么正在形成抵抗呢？抵抗又旨在反对什么呢？嗯，对我们而言，抵抗是冲突的明确标志。梦中必然存在着一股力图表现某物的力量，同时又存在着一股企图阻碍其表达的力量。作为显梦，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它包括了这种冲突的所有结果，而且，这种冲突是以凝缩的形式存在于这些结果中。在某一点上，其中有一种力量可能成功地表达了它想说的东西；而在另一点上，其相反的力量或设法完全销毁其所欲表达的东西，或用某种不留痕迹的东西取代了其欲表达的东西。梦的构成的最常见且最有特色的情况是上述冲突以调和告终，致使那种要求表达的力量虽确实能言所欲言，却不是用它所想用的方式表达，而仅能用一种削弱了的、歪曲的和无法辨认的方式表达。因此，假如梦不能如实地表达出它的思想，假如需要用解释工作来填补梦与思想间的裂痕，那便是那种相反的、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力量造成的结果。而那种力量的存在，我们已从释梦时所感受到的阻力推知到了。如果把梦作为独立于类似的心理构成物的孤立现象加以研究，我们就可称这种力量为梦的稽查员。

    你们很早就已意识到，这种稽查并非梦的生活所特有的机构。你们知道，两种心理作用间的矛盾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这两种作用我们可以大致地描述为“被压抑的潜意识”和“意识”）；你们还知道，对释梦的抵抗（即梦的稽查标志）就是这种因压抑而引起的抵抗。通过压抑，这两种心理作用被隔离开来。你们还知道，这两种作用的冲突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其他的心理结构，它们像梦一样也是调和的结果。我想，你们并不期望我在这里重述我在精神病理论的介绍中已讲过的内容，以论证我们对形成这种调和的关键性因素的认识。你们已知，梦是病理的产物，是包括癔症症状、强迫症和幻觉等在内的种类的第一号成员。但梦又因其短暂性和在正常生活中出现而有别于其他症状。让我们在心中牢记，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梦是我们睡眠状态过程中心理活动的一种方式。睡眠状态包括一种远离外部真实世界的状态，并且在那里我们找到了精神病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严重的精神病的最仔细的研究，并未给我们揭示出这些病理条件的更典型的特征。然而，在精神病中，患者通过两种方式脱离现实：或由于被压抑的潜意识变得过于强烈以至于压倒了依附于现实的意识；或因为现实太令人痛苦而不堪忍受，以至于受到威胁的自我在抵抗失败后，便投入潜意识本能力量的怀抱中。无害的梦的精神病是意识造成的、仅是暂时脱离外部世界的结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旦恢复了，它就会消退。在睡觉的个体与外部世界相分离时，其心理能量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通常用以抑制潜意识而消耗的压力，现在可以节省一部分下来，因为如果潜意识利用它的相对自由而积极活动，它就会发现其活动的通路已被关闭，而只有导向幻觉满足的无害的通路才是敞开的。因此，现在就可形成梦了，但梦的稽查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在睡眠中，人们仍保留着足够的因压抑而引起的抵抗。

    梦是否也有一种功能，是否负有一种有价值的任务？现在我们有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睡眠状态希望建立的免受刺激的休息状态受三个方面的威胁：由睡眠时外界刺激偶然引起的威胁，由尚未中断的前一天的诸种兴趣引起的威胁，以及由积极寻找发泄机会而尚未得到满足的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威胁。由于在夜间压抑作用被削弱，就有可能出现下述情况。这就是每当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刺激成功地与潜意识的本能能量发生联系时，由睡眠提供的休息就会受到干扰。做梦的过程允许这种形式的合作产物通过无害的幻觉经验得到发泄，并通过这种方式保证睡眠的继续。梦有时会使睡眠者伴随着焦虑醒来，这与梦的上述功能是不矛盾的；或者说，这可能只是稽查员认为其中情境过于危险而又自觉无力控制的信号。而更多的时候，当我们仍处于睡眠之中，我们常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以免惊醒：“这毕竟不过是一个梦。”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要与你们讲的梦的解释，其任务就是引导我们由显梦去推求内隐的梦思想。就实际的精神分析而言，在这一切工作完成后，我们对于梦的兴趣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把以梦的形式获得的信息补充到患者的其他信息中，并继续加以分析。然而，我们有兴趣对梦再详细论述一下。我们打算研究内隐的梦念转化为显梦的历程，我们称这一历程为“梦的工作”。你们会记得，我在较早期的讲演中就已非常详细地描述过，故而在此可以只做一最简单的概述。

    梦的工作历程是完全新奇的，与过去所知的一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使我们第一次窥探到发生于潜意识系统内的历程，并可知道这些历程完全有别于我们从意识思维中所认识的历程，而且，与后者相比，它们必会显得非常荒谬。要是我们知道神经症症状的形成与把内隐的梦念转化为显梦有着相同的机制（我们尚不敢称之为“思想过程”），那么，这一发现就更加重要了。

    对于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我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达方式了。我们假设：在某种特殊情境中，我们观察到了我们面前所有的内隐思想，它们或多或少伴有情感色彩，当对外显内容的解释完成后，显梦就被这些思想所替代。然后，我们就可明显地看到，各种内隐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而这个差别可以给我们以帮助。几乎所有梦念都能为梦者认出或承认；他承认他在当前或别的时候一直有这种想法，或很可能有过这种想法。只有一种思想是他拒绝接受的，该思想对他来说是奇怪的，甚至可能是令人厌恶的；他可能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对它。现在就我们而言，很显然，其他思想是意识的各部分；或更确切地说，是思维的前意识系列的各部分。它们很可能也是在清醒时所思考过的，也很有可能是在前一天就已形成。然而，这种被否定的思想（确切地说是一种冲动）是夜间的产物，它属于梦者的潜意识，故而遭到梦者的否定和反对。它不得不等到夜间压抑放松时，才能获得某种表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表现都是微弱的、被扭曲的和伪装的表现，如果我们不做释梦工作，我们就无法发现它。这些潜意识的冲动幸而与其他的无可非议的梦念联系，因而能在难以觉察的伪装下，溜过稽查的屏障；另一方面，这些前意识的梦念也多亏有了这些联系，故而有能力在睡眠中也占据精神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潜意识的冲动是梦的真正创造者；它提供了梦的构成所需的心理能量。与其他任何本能冲动一样，它也只是追求自身的满足；释梦的经验告诉我们，做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在每个梦里，本能欲望必须得到满足。心理生活入夜即脱离现实，并有可能因此退回到种种原始的结构中，这样就使梦者能在目前情况下，以一种幻觉的形式，体验到这种梦寐以求的本能的满足。由于同样的倒退作用，观念在梦中被转化为视觉影像；换句话说，也就是内隐的梦念变得生动和形象化了。

    这种梦的工作使我们知道了梦的最显著、最独特的特征。关于梦的形成中的事件发展可复述如下。作为先导的是睡眠的欲望和脱离外界的意图。接下来，两个心理机能方面的结果便产生了：第一，在倒退过程中，出现了更为古老而原始的活动方式的可能性；第二，由于强加于潜意识之上的压抑而导致抵抗的削弱。由于后一个因素，便使梦的形成成为可能；并且各种突发事件、正在活动的内外刺激便利用了这个因素来制造梦。以这种方式制造的梦已是一个调和的产物。它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适应自我，因为通过排除干扰睡眠的刺激，它可以满足睡眠的欲望；另一方面，它允许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以愿望在幻觉中实现的方式在这些情境中获得满足。然而，由睡眠中的自我所允许的整个制梦过程仍然受到稽查员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由仍在起作用的压抑的残余部分所施予的。我不可能将制梦过程描述得更为简单，因为制梦过程本身亦不太简单。但现在我可以继续描述梦的工作。

    让我们再次回顾内隐的梦念吧。它们最有力的元素即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这种冲动是在偶发刺激出现的基础上，通过向白天的残余物转移的方式，在梦念中为自己创造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这种表现形式是被削弱了的、被伪装了的）。与其他种种本能冲动一样，它也强烈希望通过活动得到满足，但其活动通道被隐藏在睡眠状态下的生理调节机制所堵塞，它被迫退回到一种相反的知觉途径，即只是一种幻觉的满足。这样内隐的梦念就被转化为感觉形象和视觉情境的混合物。沿循这条道路前进着的梦，其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那么奇特和古怪。由于无法表达它们，所有那些我们用以表达比较微妙的思想关系的语言工具——连词、介词、名词、形容词、代词的变格和动词的时态及语态的变化——就都被省略掉了。这就像原始语言一样，在原始语言中并无语法，只有粗陋的思想材料可以表达出来，而抽象的术语则转化为构成其基础的具体的术语，这导致梦的剩余部分有可能缺乏联系。而梦中用以代表特定事物或过程的象征被大量采用，则是与心理机能的原始倒退和稽查员的要求相协调的，但与意识思维却水火不容。

    但是，梦念元素中还有其他变化比上述变化更为重要。凡是在某一方面具有相互联系的元素都被凝缩为新的单元。在梦念被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这种组合与凝缩是优先采取的。犹如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它使梦的材料受到压缩和聚集。由于凝缩作用，显梦中的某一元素可能相当于内隐的梦念中的许多元素；但反过来，梦念中的某一元素也可为显梦中的许多影像所替代。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梦的另一个过程，即移置或重点的转移，这在意识思维中，我们只在错误的推理或玩笑方式中才会遇到。诚然，梦念中各不相同的观念具有各不等同的价值，它们都各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情感性，并且各自的重要性和值得关注的特性也是不同的。在梦的工作中，这些观念与依附于它们的情感相脱离了。这些情感被独立处理，它们可能移置于他物上，也可能保留于原物上，还可能发生了变化，或者根本没有在梦中出现。由于梦的影响具有感觉强度，故而这些被剥夺了情感的观念的重要性又重新在梦中得到了恢复。但我们观察到，其重点已从重要的元素转移到了一般的元素上。这样，那些在梦念中仅起微小作用的东西似乎被推向了梦的前台，从而成为重要东西；相反，梦念的本质只有在梦中那些附带的、不清晰的表达中显现。正是梦的工作的这个部分，使得做梦者认为其梦是如此古怪，以至于难以理解。在梦的歪曲中，移置是一种常被采用的主要方法，而在稽查作用的影响下，梦念必须服从于这种梦的歪曲。

    当施加在梦上的这些操作完成之后，梦就差不多形成了。一个不太稳定的因素——以“润饰”（secondary revision）为我们所知——在梦已作为一种知觉客体出现于意识面前之后，便开始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就像一般习惯于对待知觉内容那样对待梦：我们填补裂痕，增加联系；而这样做时，我们常因犯有严重的错误而感到内疚。但这个行为可能被描述为文饰行为，而它至多不过提供了一个不能符合于梦的真实内容的、平滑的外表，故而这个行为也可能被忽视，或仅仅在一个最为恰当的程度上得到表现。在这种情况中，梦就会公开地显示其一切缝隙与裂痕。另一方面，不应忘记，梦的工作并不总是以相等的能量展开的，它通常把自己局限于梦念的某些部分进行，而其他部分则允许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梦中。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可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梦在进行着最精细、最复杂的智力活动；它从事思考、开玩笑、做出决定和解决问题的工作。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正常心理活动的产物，它们可能在梦的前一天和做梦的当夜就已形成了，与梦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表现梦的特征。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梦念本身的区别，即潜意识冲动和白天的残余物的区别，这不是多余的。后者显示了精神活动的多样性；而既然前者（即潜意识冲动）是形成梦的真正动力，则它无可避免地要寻求欲望满足的出路。

    15年前我可能就已告诉你们上面这些内容了，而且事实上，我也相信，在那时我的确已告诉你们了。现在我想专门讲讲这15年来关于梦的理论的变化和新发现。我曾说过，恐怕你们会发现收获极少。或许你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你们两次听同样内容的演讲，我自己又为什么要重述。这是因为15年的光阴过去了，我希望这是与你们重新建立联系的最佳方法。而且，我讲的这些内容对理解精神分析都具有关键意义，所以再次听听，可能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15年来它们大多无所变动，可见它们具有为人了解的价值。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中，你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可证实材料和详细的论述。在此，我也只打算给你们提供一些例子。此外，我还可以顺便告诉你们一些早期已知的材料。我们所要讲的主要是梦的象征作用和梦的其他表现方式。现在请大家认真听听。仅仅在不久前，美国一所大学的医学师生就曾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的科学地位，因为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缺少实验证据。他们也许可以对天文学提出同样的反对，因为事实上，有关天体的实验是相当困难的，天文学家只能求助于观察。不过，维也纳的研究者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有关梦的象征作用的实验。早在1912年施罗特（Schr tter）博士就发现，假如指示一个被深度催眠的人梦见性的材料，则这些在梦中出现的性的材料已为我们熟悉的象征物所替代。比如，让一个妇女梦见和一个女性朋友性交。在她的梦中，这个朋友是携带一个旅行包出现的，包上贴有“女性专用”的标签。贝特海姆（Betlheim）和哈特曼（Hartmann）1924年进行了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他们对那些患有柯萨科夫（Korsakoff）紊乱性精神病（confusional psychosis）的患者进行实验，给他们讲述一些粗鲁的性行为故事，然后要求他们复述，并观察复述过程中的歪曲。结果，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性器官和性交的象征物再次呈现，其中还有阶梯的象征物。关于这些，正如这两位实验者的公正评论，它们从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歪曲愿望来形成。

    西尔伯勒（H. Silberer，1909，1912）的一系列有趣的实验说明，在梦的工作将抽象思想转化为视觉影像时，一个人可以控制梦的工作。当他处于疲惫和昏昏欲睡的状态之中，如果勉强自己做一些理智工作，那么思想就会消失，而由一种显然是其替代物的幻象所替代。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西尔伯勒说：“我考虑过必须对一篇论文中的一段不通顺的文字加以修改。”其幻象是：“我看见自己在刨平一块木头。”实验中常发生这种情况：幻象的内容并非是被思考的思想，而是他正努力着的主观状态——这种状态替代了思考对象。这种情况被西尔伯勒描述成一种“功能性现象”。一个例子就可以使你马上明白这种现象的含义。这位作者力图比较两个哲学家关于某个特殊问题的观点，但在他处于睡眠的情境中时，他总是忘记其中一个观点，最后产生了幻象：他正在向一个伏案的冷漠的秘书打探消息，而这个秘书开始是不理睬他，然后又厌恶地白了他一眼表示拒绝。进行实验的条件自身就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实验所引起的幻象如此经常地代表一种自我观察的活动。

    象征问题的讨论还没有结束。有些象征，我们相信我们已认识它们，但它们仍然困扰着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解释这种特殊的象征物怎样变成了那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于其他领域诸如语言学、民俗学、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证实必然受到特别欢迎。外套或斗篷（德文“Mantel”）这一象征物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说过，在女人的梦中，这代表一个男人。赖克（T. Reik，1920）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你们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赖克说：“在贝陀因人（the Bedouins）的极端古老的结婚仪式中，新郎把名为‘Aba’的特殊斗篷披加到新娘身上，嘴里说下述礼节的话语：‘从此以后，除我外，不许有他人给你披戴。’”［引自艾斯勒（R. Eisler，1910）］我们也发现了几个新的象征物，至少可告诉你们其中两个。据阿伯拉罕（Abraham，1922）说，梦中的一只蜘蛛象征着一位母亲，但这是儿童的阳具欲期的母亲，是我们所害怕的母亲；故而对蜘蛛的恐惧，表明了害怕与母亲的乱伦及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或许你们知道，神话的创造物，美杜萨（Medusa）的头，能追溯到怕被阉割的同样动机。我想告诉你们的另一个象征物是桥，费伦茨（S. Ferenczi，1921，1922）曾对此做过解释。首先，它意指男性生殖器，该生殖器在性交中使父母相联结；但此后，它从第一个意义中派生出更深一层的意义。由于男性生殖器的功劳，我们才能够脱离羊水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故而桥即成为从另一个世界（未出生状态，子宫中）到这个世界（生命）的通道；而且，由于人们也把死描述为回归子宫（回归水中），所以桥也获得了某种通向死亡的意义；最后，在与其原始本意更远的意义上，桥代表在一般情况里出现的过渡或变化。所以，它与下述情况相符：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克服成为男人的愿望，她就经常会梦到桥很短，以至于达不到彼岸。

    在梦的外显内容中，我们经常发现令人想起童话、传说和神话中的那些熟悉题材的画面和情景。因此，对这些梦的解释，有助于理解创造这些主题的原始兴趣，尽管同时我们不应忘记，随着材料在此期间的改变，其意义理所当然也发生了变化。这样说吧，我们的解释工作就是揭示这种原始材料，它经常足以在最广泛意义上被描述为性的性质，但在后来的诸种适应当中得到非常多样化的应用。这类溯源容易引起全体非精神分析的学者对我们的愤恨，好像我们试图否定或低估后来建立于原始基础上的一切。但是，这种种发现是有意义的和有趣的。追溯雕像艺术中特殊题材的起源，情况也是如此。比如，艾斯勒（M. J. Eisler，1919）受其患者的梦的启发，就对普拉克西提（Praxiteles）创作的雕像《赫尔墨斯》中描绘的那个与小男孩戏耍的年轻人进行了精神分析性解说。最后，我要指出，我们经常用梦的解释阐明特殊神话题材的含义。例如，神话中的迷宫可被看作是肛门出生的象征：弯弯曲曲的小路是肠子，阿里阿德涅（Ariadne）线团是脐带。

    随着研究的更加深入，梦的工作（即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的材料）所采用的各种表征方法也越来越为我们所熟悉。我再给你们举一些例子。例如，梦中刺激物的重复象征着频繁性。下面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典型的梦。她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大厅，并发现厅中有个人坐在椅子上；这种情景反复出现了6次、8次或更多次，而每次这个人都是她的父亲。根据该女子提供的一些补充细节，在我们的解释中，发现这个大厅象征着母亲的子宫，那么，这个梦就易于理解了。该梦是少女们常有的幻想：认为当她的母亲在怀孕时，她们的父亲就参观了子宫，故而在她们处于胎儿期中就已遇见过她的父亲了。在梦中有些东西是颠倒的——其父的“进入”移置到她自己身上了，你们不要被这种情形所迷惑，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形自身也具有一种特殊意义。父亲形象的反复出现仅可能表明，有关事件是反复发生的。最后，我们得承认，梦在通过反反复复表示频繁性时，其自身并无多大意义。我们只须找出后一个单词的原始意义；现在该词在我们看来意味着时间上的重复，而它却来源于空间上的堆积。的确，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可能，梦的工作都把时间关系转变成空间关系，并这样表述它们。例如，在梦中一个人可见到这样的情景：其中两个人看起来非常小，并且离我们很远，就仿佛是把望远镜倒过来所看到的情景。在这里，空间上的微小与遥远具有同样的意义：所表示的是时间上的遥远；并且我们应该懂得，这个情景是来自遥远的过去的。

    你们也许还记得，在早期的演讲中，我就已经告诉你们（并用例子阐明事实），为了我们的释梦工作，我们甚至已学会利用显梦的纯形式特性了。这就是，将它们转化为来自内隐的梦念的材料。就像你们已经知道的，凡同一夜晚所做的梦都属于同一体系。但是，对梦者而言，这些梦是连续一贯的，还是被分成几个部分及分成多少部分，这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些部分的数目通常与内隐的梦念的结构形态中分离聚点的数目一致，或与梦者心理生活中的各种斗争倾向相一致，这些倾向的每一种都可在梦的某一特殊部分获得主要的、但又非唯一的表现。一个短小的序梦与一个紧接它而来的更长的主梦的关系通常是条件与结果（条件从句与结果从句）的关系，在旧的《精神分析导论》中可找到非常鲜明的例子。实际上，一个被梦者描述为“莫明其妙插进来”的梦可能相当于梦念中的一个从句。亚历山大（P. Alexander，1925）对成对梦的研究表明，若把同夜的两个梦合起来考虑，则它们是在两个阶段上实现对欲望的满足，从而分别完成梦的任务的，尽管每个梦独立时并不产生这种结果，但上述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假设梦的欲望在其内容中对某个特定的人要做出非礼的行为，则在第一个梦中，此人将毫无伪装地出现，而对其欲采取的行为则被羞羞答答地暗示出来。在第二个梦中就完全不同了。这种行为将毫无伪装地显现，但该人或者无法辨认，或者被另外的毫不相干的人所替代。你们会承认，这种情形给人的印象确实巧妙。我们还可发现联成对梦的另一种类似关系：其一代表惩罚，另一个代表罪孽深重的对欲望的满足。这就相当于说：“如果一个人愿意为此接受惩罚，那么他就可以继续放任自己做出那种遭禁忌的行为。”

    关于这些一般的发现或释梦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应用的讨论，我就到此为止吧。我相信你们急于听到，我们对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基本观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已经提醒过你们，正是关于这一点，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梦的整个理论中，争论最激烈的一点就是关于所有的梦都是对欲望的满足这一主张。门外汉不可避免地，而且已经提出反对：但还有这么多的焦虑梦呀。我想我可以说，关于这一点我在早期的演讲中已经彻底论述过。尽管我们把梦分为愿望的梦、焦虑的梦和惩罚的梦，但我们仍保持着理论的完整性。

    惩罚的梦也是对欲望的满足，尽管它们满足的不是本能冲动的欲望，而是满足内心的批判稽查和惩罚机构的欲望。假如我们面前有一个纯粹的惩罚的梦，那么一个简单的心理推演就能将它还原为愿望的梦，因为惩罚的梦是对它的告诫性反驳，而且，由于这种指责，这一惩罚的梦被显梦所取代。女士们，先生们，正如你们所知，梦的研究首先有助于我们了解神经症，并且你们将会发现，关于神经症的知识反过来又可影响我们关于梦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不久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不得不假定，在我们内心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批判的和禁止的机构，我们称之为“超我”。由于认识到梦的稽查也是这个机构的一种功能，我们还应更加认真地思考超我在梦的构成中的作用。

    梦的欲望满足理论仅有两大困难。尽管已很深入探讨这两个困难，我们仍未得出完全满意的结论。

    其中第一大难题表现在下列事实中：那些经历过震惊、有过严重的心理创伤（trauma）——常见于战争中，并且是创伤性癔症的基础——的人们，在梦中通常倒退到创伤性情境中。依据我们关于梦的功能的假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以这种方式倒退到那种极端消沉的创伤性经历可能会满足什么样的欲望冲动呢？很难推测。

    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我们差不多每天都遇到第二个难题，它所含的对我们理论的反驳并不如第一个那么重要。你们知道，精神分析的一个任务，就是揭开隐藏于童年最早期的遗忘症的面纱，并获得早期幼儿性生活的种种现象的有意识记忆。儿童的这些最初性经验，是与焦虑、禁忌、失望和惩罚的痛苦印象相关联的。我们能理解它们是正被压抑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理解，它们是如何自由地进入梦的生活的？是如何为如此之多的梦的幻想提供形式的？是如何使梦被那些来自童年景象的复制品和对它们的暗示所填满的？必须承认，这些性经验的令人不快的性质与对梦的工作中欲望的满足这一目的好像是相互排斥的。但也可能是，我们在这种场合中将这种困难人为地夸大了。毕竟，所有能消失掉却又无法满足的本能欲望，都与这些相同的幼儿经验相关，这些本能欲望终生为梦的构成提供了能量，并且我们毫不怀疑，这些欲望有可能伴随着把另外的令人痛苦的事件的材料有力地推向表面来。另一方面，这种材料的方式和形式的再现清楚地说明，梦的工作会努力通过扭曲的方式直接否认不愉快，并将失望转化为成功。

    就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情形中，梦通常以焦虑的产生而告终。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承认，在这里，梦的功能是无效的。我不想借用例外证明规律的说法：对我而言，这种说法的明智与否是值得怀疑的。但毫无疑问，这种例外没有推翻规律。如果我们为了研究而把某种特殊的心理功能（如做梦）从整体的心理机能中分离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现那些其所特有的规律；但若我们再次把它放回到整体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规律由于与其他势力相冲突而变得模糊不清或被削弱了。我们说梦是愿望的满足，但假如你们想要考虑到上述后两种相反情况，那么你们也可说梦是满足欲望的一种企图。凡是能正确理解心理动力学（dynamics of the mind）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差别。在特定情形中，梦仅能获得极不完全的欲望满足，甚或完全抛弃这种意图。梦的功能的最大障碍好像是对创伤性潜意识固着。虽然睡眠者不得不做梦，但由于夜晚压抑作用的削弱，从而使创伤性固着得以进行向上冲的活动，这样梦的工作功能就失效了，而不能把关于创伤性事件的记忆痕迹转化为欲望的满足，在这些情形中，可能出现下述情况：一个人将会失眠，并会因害怕梦的功能失效而放弃睡眠。这里，创伤性神经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端例子。但我们也得承认，儿童期的经验也具有一种创伤性，而且，如果在其他情形中，梦的机能也出现一些比较细微的干扰，我们也不必感到奇怪。

    第30讲梦与神秘主义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将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前进，但这条小路却会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广阔的前景。

    下面，我将讲述梦与神秘主义（occultism）的关系，对此你们不必感到惊讶。事实上，人们经常将梦看作是通向神秘世界的门户，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把梦自身视为一种神秘现象，甚至连我们这些以梦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对梦与那些模糊事物有着一缕或多缕的联系也不加质疑。玄秘论（mysticism）、神秘主义——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不必期望我将试图用定义来表达这些模糊的概念。我们都大致了解，这些词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意指某种“别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科学为我们构建的受无情的法则支配的明亮世界的背后。

    神秘主义断言，事实上，天地间存在的东西比我们的哲学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无须受制于学院哲学的狭隘成见；而应该相信：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都值得信任，

    我们打算像处理其他任何科学材料一样来处理这些事物：一方面，弄清是否真能证实这些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只有在这些事物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之后，才能设法对其加以解释。然而，无可否认，就理智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因素而言，我们甚至很难把这种决定变为实际行为。这与我们探究其他问题时是不相同的。

    首先，是来自于理智的困难。且看看我对我的想法做的粗略浅显的解释吧。假定我们所讨论的是地球的内部结构。你们知道，对此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怀疑它是由白热化的重金属构成的。然后，我们再想象某人提出的一种论断：地球内部是由饱含碳酸——即苏打水的液体构成的。对这一论断，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这绝不可能，因为它与我们的一切预期相矛盾，而且无视那一导致我们接受金属假说的已知事实。但这种论断又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提供论证苏打水假说的方法，我们会毫不反对地接受它。但是，假设现在有其他人郑重提出：地球的内核是由果酱构成的，我们的反应就会大不相同。我们将告诉自己：果酱并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人类烹制的东西，而且，果酱的存在是以果树和果实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无法理解怎么能把植物与人类烹调术安放于地球内部。这些理智的反对结果将扭转我们的兴趣：不是立即着手研究地球内核是否真由果酱构成，而是思忖，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什么样的？或最多只问他得出此观点的由来。倒霉的果酱理论提出者将深以此为忤，责怪我们因为抱守貌似科学的成见而拒绝对其观点作客观的调查研究。但这对他无济于事。我们认为，成见未必总会受到非难；相反，由于它们使我们避免了无益的劳动，有时却是正确而有利的。实际上，成见也仅仅是从其他可靠的判断类推而获得的结论。

    神秘主义者的所有主张给我们的印象，与果酱假说给我们的印象相同；因此，我们有理由不假思索地排斥它们，而不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同样的，这种观点也并非如此简单。我所提出的这种比较，证明不了任何东西；或者说与通常的比较一样，只能证明极少的东西。这种比较是否符合事实仍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很明显，它的选择早已由我们傲慢的态度决定了。成见有时是有用而合理的，但有时却是错误而有害的。没有人能辨明，它何时属于前者，何时属于后者。科学史上的许多事例告诫我们：切勿过早做出定论。我们现在称为陨石的那些石头可能是从太空落到地球上的；蕴藏着贝壳残骸的岩石山脉可能曾是海洋的床底。长期以来，这些假说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顺便提一下，当我们的精神分析提出存在潜意识推论时，也出现了相差无几的情况。故而我们精神分析者在运用理智的思考驳斥新假说时，有特殊的理由采取谨慎的态度；而且必须承认，理智思考并没有使我们消除厌恶、怀疑和不确定感。

    我已经说到了第二个因素是心理因素（这使我们难以接近研究课题）。我指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轻信倾向和对奇迹现象的信仰。在很早以前，当我们还处于生命的严格法则之下时，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反抗，反对思维规律的严酷性和单调性，反对实在性验证的需要。理性变成了敌人，剥夺我们享乐的种种可能。我们发现，只要我们脱离了理性束缚——哪怕只是暂时的——而非屈从于非理性的引诱，我们就会享受更多快乐。学童喜欢文字游戏，专家们在科学会议结束后拿自己的研究取乐；甚至最严肃的人也喜欢听听笑话。对“理性与科学——人类拥有的最强力量”的更深的敌意正伺机发作；它使人们宁愿舍弃“训练有素”的医生，而求助于巫医或自然疗法的治疗者；它对神秘主义的论断情有独钟，只要其所提供的事实能用以突破规律和法则；它使批判主义智昏，它歪曲人的知觉，把那些得不到证实的观点和意见强加在人的身上。假如考虑到人类的这些倾向，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神秘主义著作中提出的信息置疑。

    我把第三个因素称为历史因素。我意在指出神秘主义世界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新的东西。那里一再出现的只不过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并载于古书上的所有迹象、奇迹、预言及稀奇古怪的东西；长期以来，它们被认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有意欺瞒的结果，是人类处于极端无知、科学精神尚在襁褓中的时代产物。如果我们接受神秘主义者宣称的、至今仍存在的所有事物的真实性，我们也就必须相信自古流传的那些传说的真实性。于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民族的传说与圣典都载有种种类似的神奇故事；宗教正是在这些神奇事件的基础之上，谋求着人们的崇信，并从中找到超人力量发生作用的证据。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怀疑：神秘主义的兴趣事实上是一种宗教兴趣；神秘主义活动的隐秘动机之一就是，当宗教受到科学思想的先进性威胁时，给予帮助。而且，由于发现了这个动机，我们加深了对神秘主义的不信任，更不愿意着手研究这些想象的神秘现象。

    然而，这种厌弃迟早是必须加以克服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神秘主义者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真还是假？通过观察，这个问题毕竟还是可以得到明确解决的。说到底，我们还是感谢神秘主义者。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自古流传的种种奇闻轶事。不过我们认为，倘若它们不能被证实，则须承认，严格地讲它们也不能被证伪。但是对那些我们能亲历亲为的当代事件，我们应该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假如我们深信这样的奇迹不会发生在今天，我们就不必害怕它们可能发生在古代这样的相反意见；如此，其他解释也就更有道理了。这样，我们就消除了疑虑，并准备对神秘现象进行研究。

    但不幸的是，我们在此又遇到了对我们这真诚的意图极为不利的情况。我们的判断所应依赖的观察是发生在令我们的感官知觉模糊、注意力迟钝的条件之下；经过遥遥无期的无望后，可供观察的现象才在黑暗或朦胧的红光中显现。据说，实际上我们的质疑——即批判——态度可能阻止了预期现象的发生。故而，这些现象发生的情境无外乎是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一般情境的滑稽模仿。这些观察的对象即所谓的“巫师”（mediums）——那些具有特殊的“敏感”能力的人，但他们的智力或性格品质不过尔尔，他们也不像古时创造奇迹的人一样，怀有伟大的见解和高尚的目标。恰恰相反，甚至那些相信他们神秘力量的人，也认为他们极不可靠；我们已揭穿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骗子；而且有理由认为，其余的也会遭受同样的下场。他们的行为给人以儿童恶作剧或魔术师变戏法的印象。在巫师的降神会上，还从未产生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向人们提供一种新能源）。实际上，尽管魔术师通过魔术从其空帽子里变出了鸽子，我们也不期望从中获取孵生鸽子的启示。我很容易理解这样的人：为了获得无偏见的评价，他便去参加神秘的降神会；但他不久就感到厌烦，并厌恶地摆脱他所期望的一切，而退回到先前所抱有的成见之中。人们可能会指责这种人的行为方式是不正确的：人们不应该预先规定其所欲研究的现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并且应该在什么情况中出现。相反，他应该百折不挠，重点放在采用最新的预防和监督措施以抵制巫师的不可靠性上。但不幸的是，这种现代的防备措施使易于接近神秘现象的观察宣告破产了。这样，神秘主义的研究成为一个专门化的艰难行当——一种无法兼顾其他兴趣的活动。在从事这些研究的人们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只能保留怀疑和我们自己的臆测。

    在这些猜测中，最有希望的，毫无疑问是下述猜测，即假设神秘主义中存在着尚未为人知的事实的实在核心，而且在这个核心周围，欺骗与幻想已编织成了难以窥入的面纱。我们如何才能接近这个核心呢？从哪一方面入手才能有效研究这个问题呢？这里，我认为梦可以给我们以帮助：它暗示我们应从这种混乱中摄取心灵感应（telepathy）这个主题。

    你们知道，所谓的“心灵感应”是指这种妄乱断定的事实：在某个特殊时间里发生的事件，不经过我们所熟悉的种种交流途径，而能几乎是同时地进入到远处某人的意识中。这里暗含着一个前提：该事件涉及某人，且另一个人（信息接受者）对他有着强烈的情感上的关注。例如，甲遭受意外伤害或死亡，而与甲有密切关系的乙（如甲的母亲、女儿或情人），差不多可以在同一时刻通过视觉或听觉获知此事，就像有电话通知了他，而事实又并非如此；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无线电。在你们面前，我无须坚持这种事的可能性，并有很好的理由对大多数此类报告不加考虑；但所剩极少者却不能用这种方法轻易处理。现在，为明了我所述的内容，请允许我省略前面谨慎使用的“妄乱断定”一词，姑且认为，我相信心灵感应现象的客观真实性。但你们要牢记，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

    实际上，我可以讲述的内容很少——仅有一个不起眼的事实。如果我告诉你们，梦与心灵感应几乎根本没有关系，这马上会使你们更加失望。心灵感应没有给梦的性质提出什么新的解说，梦也没有为心灵感应的真实性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而且，心灵感应现象与梦绝无密切关系；它也可能在清醒状态中发生。探讨梦与心灵感应之间关系的唯一理由是，睡眠状态好像特别适合于接受心灵感应的信息。在该状态中，人们会做所谓的心灵感应梦；在对其分析中，人们会形成一种信念：心灵感应的信息作用，与白天的其他残余部分的作用相同，并以同样方式被梦的工作所改变，从而为梦的工作目的服务。

    在分析这样一个心灵感应梦时，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但我却非常感兴趣的事，我把它作为本讲的出发点。1922年，我第一次论述此事时，手头上仅有一个观察实例。尽管此后我做了许多类似的观察，但我仍愿意采用第一个实例，因为它最易描述，而且由此我们将引导你们直接接触到这件事的核心。

    有一个显然很聪明的人（他自称毫不“喜欢神秘主义”）曾写信告诉我，他做了一个对他而言似乎非同寻常的梦。他首先告诉我，他远嫁的女儿预期12月中旬生第一胎。他很爱这个女儿，而且也知道，女儿非常依恋他。在11月16~17日夜间，他梦见自己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接下来他讲了许多实际上解释不了的详细情节，在此我就略而不讲了。在梦中双胞胎的母亲是他第二个妻子，即他女儿的继母。他说，他并未指望他现在的妻子生孩子，因为她没有细心抚育孩子的能力；而且，在他做梦的时候，他已很久没有与她发生性关系了。促使他写信给我的原由，不是他对梦理论的怀疑，尽管该梦的外显内容可能有理由使他产生怀疑，即那个梦为什么违背他的愿望而让其妻子生孩子呢？而且据他所说，他也并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这件违心的事会发生。促使他把梦告诉我的是下述情况：11月18日早上他收到一份电报，电报上说他女儿生了一对双胞胎。电报是前一天发出的，双胞胎诞生于11月16~17日夜间，差不多就是他梦到妻子生双胞胎的时间。梦者问我，是否认为该梦与真实事件的巧合是偶然的。他没有冒昧地把该梦称为心灵感应梦，因为梦的内容与真实事件的区别，对他而言似乎是根本的东西生孩子的人的身份。但他的解释之一说明，如果这真是一个心灵感应梦，他可能也不会对此感到诧异，因为他相信，他女儿在生孩子时一定非常想他。

    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你们已经能解释这个梦了，并且也明白我为何要讲述它了。这个男人对他第二个妻子不满意，而宁愿她是像前妻所生的女儿那样的妇人，诚然，在他的潜意识中，这个“像……那样”是被删掉的。那天夜里，传来了他女儿生下双胞胎的心灵感应信息，而梦的工作控制了这一信息，并让潜意识欲望——由他女儿代替他的现妻的愿望——对它发生作用，从而产生令人困惑的显梦，它掩盖了欲望并扭曲了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对梦进行解释，才能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心灵感应梦；精神分析揭示了一个非此无可发现的心灵感应事件。

    但你们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尽管如此，梦的解释并未向我们显示任何表明心灵感应事件的客观真实性的东西。同样，它也可能是一个可用另外方法解释的幻觉。这个男人的内隐的梦念可能是这样进行的：“若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我女儿的预产期确实弄错了一个月，那么今天就应是她分娩的日期。我上次见到她时，她看上去就像会生双胞胎。我那已故的妻子特别喜欢孩子，倘若她看到双胞胎，该会多高兴啊！”（最后这个因素基于梦者的联想，我未曾提及）由此看来，梦的刺激可能是梦者本身有依有据的猜想，而非心灵感应的信息；不过结果都是一样。至此，你们能理解，就我们是否应承认心灵感应的客观真实性这一问题，即使是对该梦的解释，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该问题仅能依靠对相关所有情况所进行的全面研究才能解决。而遗憾的是，相对我们所接触的其他任何事例，对该事例进行全面研究的可能性并不会更大。即使心灵感应假说提供了最简单的解说，对我们仍无更多帮助。因为最简单的解说并非总是正确的；真理通常并不是简单的，在决定赞成这个重大假说之前，我们必须相当审慎。

    现在，我们撇开梦和心灵感应这个主题，因为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述。但是，请你们注意，并不是梦给予我们了解心灵感应的知识的，而是对梦的解释，即对梦的精神分析研究。因此，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梦完全搁置一边，而寄希望于精神分析对其他的、被称为神秘的事件做一点解释。例如，有这样一种思维迁移现象，它非常接近于心灵感应，并且被认为就是心灵感应也不显冒昧。一个人的心理过程——观点、情感状态、意向性冲动——无须应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和信号等交流方式，就能够穿越无物空间迁移到另一个人那里。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你们知道，那将是多么非同凡响，甚至可能具有多么重大的实用价值啊！但我们偶尔注意到：非常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在古代奇闻轶事里却恰恰很少提及。

    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形成了一种想法：职业算命者的活动隐藏着一个可对思维迁移进行观察的机会，而这类观察又是极不易招致非议的。那些人是一群无足轻重乃至地位卑下的人，他们专心于这样一类活动——摆开纸牌、研究笔迹或手掌纹路，或运用占星术推算——同时，在表明他们了解问卦者的过去与现在后，进而预测其未来。尽管这些预言后来都落空了，但问卦者对此活动仍表现出极大满足和毫无怨言。我已遇到过几例，并运用精神分析研究它们。随后，我将会告诉你们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令人遗憾的是，我因受制于医疗职业道德，而必须对许多详细情况保持缄默，从而削弱了它们的可信度。但是，我将设法避免曲解事实。现在请听听我的一个女病人的故事，她与算命者曾有过这样一种经历。

    她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女，并一直强烈地依恋其父。她结婚早，并完全满意自己的婚姻。但唯有一事令她感到美中不足：她没有孩子。故而，她深爱的丈夫无法完全取代父亲在其心中的地位。当她经历多年失望之后而决定接受妇科手术时，她的丈夫却向她披露，责任在他：婚前一场疾病剥夺了他的生育能力。她深感绝望，患上了神经症，明显地陷入害怕被诱惑（对丈夫的不忠）的痛苦之中。为了使她振作起来，丈夫携她去巴黎出差。在巴黎的一天，他们坐在旅馆的大厅里时，她忽然注意到旅馆服务员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她询问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她算命先生蒙西厄·拉（Monsieur le）来了，而且正在那边一个小房间为问卦者解答疑难。她便表示想去试试。虽然丈夫反对这一想法，但趁他没留意时，她溜进了那个询问室，并见到那位算命先生。她当时27岁，但看上去显得更年轻，而且她取下了结婚戒指。算命先生蒙西厄·拉让她把手放在一个装满灰烬的碟子里，并认真地研究她的指纹。然后他向她描述横亘于她面前的各种困难，并以一个安慰性保证结束谈话：说她还会结婚，并在32岁时会有两个孩子。当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她已43岁，罹患重病，生育孩子毫无指望。因此，那个预言并未实现；但她谈及此事时，非但没有丝毫痛苦，反而带着明显的满足感，好像正在回忆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显而易见，她根本没有注意到预言中两个数字（2和32）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否意味着什么。

    或许你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愚昧而费解的故事，并会问我为什么向你们讲述这个。如果——这是要点——精神分析尚不可能做到解释这个预言的地步，或预言的可信性恰恰不是来自于对这些细节的解释，我也会产生像你们一样的看法。这两个数字在我病人母亲的生活历程中可见。她母亲结婚晚——直到30岁出头——而且，她家人常说起母亲在急于补偿失去的时光上已取得了成功。她的头两个孩子（我的病人是其中年长者）是在间隔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即同一年里）相继出生的；事实上她32岁时就已有两个孩子了。因此，算命先生蒙西厄·拉对我病人所说的含义是：“你还年轻，不必发愁。你和你母亲的命运相同，她也不得不等很长时间才有孩子，所以等你32岁时，你也会有两个孩子。”拥有母亲同样的命运、取代母亲的位置、替代母亲与父亲的关系——这是她早年最强烈的愿望，而正是由于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她才开始患病。那个预言向她许诺，无论如何这个愿望都将实现；她怎会不对这个预言家感到亲切呢？但你们认为算命先生蒙西厄·拉有可能了解这个偶遇的顾客的家庭秘史吗？绝不可能。但他是如何获取信息，从而能够用涵括两个数字的预言表达出我的病人最强烈但又最隐秘的愿望的呢？我看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我所听到的故事是假的，其实是另一副样子；要么思维迁移是真正存在的现象。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假设，相隔16年后，病人把上述两个数字从潜意识中引入到她的回忆中。我做此假设毫无根据，但又无法排除，而且我想，你们将倾向于相信另一种解释，而不是相信思维迁移的真实性。假如你们的确相信思维迁移的真实性，那可别忘了：正是精神分析提示了这个神秘事实——当它被曲解到难以辨认时，精神分析恢复了它的原貌。

    如果每个事例的问题都和我病人的那个例子一样，人们会一笑了之。任何人都不会仅凭一种观察就想建立一个意义重大的信念。但请你们务必相信我的保证：这并非是我遇到的唯一事例。我已收集了大量此类预言，并从中获得一种印象：算命先生只能根据问卦者的询问来表达问卦者的思想，尤其是问卦者的私欲；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预言分析为问卦者的主观产物、幻觉或人们所提及的梦。当然，不是每个事例都有同等的说服力，也不是每个事例都有可能去排除更具理性的解释；但从总体来看，存在思维迁移的现象，是有很大可能性的。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使我本应把所有的事例都告诉你们。但是，鉴于其中描述的冗长和对我职业道德的违背，我不能这样做。故而，我将尽量在良心许可的范围内向你们再多提供几例。

    一天，一个高智商的年轻男子来拜访我，他是准备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的一名学生，但他抱怨说，他已丧失了一切兴趣、集中注意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有条理的记忆能力；因此，他无法参加考试。这种半瘫情况的历史很快就真相大白了：他在采取一种自我抑制的行动后就病倒了。他有个妹妹。他以一种强烈但又总是压抑的专注依赖着这个妹妹，正如妹妹对他一样。“我们不能结婚是多么遗憾啊！”他们经常彼此倾诉。但有个受人尊敬的男子爱上了妹妹，而且她也回报了他的爱情。可她的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在为难之际，这对年轻人转而求助于她的兄长，而他也没有拒绝提供帮助。他使他们可以互相通信，最后还以其影响力说服父母同意了他们的结合。然而在婚约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而且其意义不难猜到。他和未来的妹夫进行了一次没有向导的、艰难的登山运动；在登山中，他们迷路了，并陷入不能安全返回的危险中。妹妹结婚后不久，他就跌落到这种心力枯竭的境地。

    精神分析的作用恢复了他的工作能力，为了参加考试，他告别了我。但在那年秋天他顺利通过考试后，又回到我这里呆了一段时间。那次，他给我讲述了前一个夏季的非凡经历。他大学所在的那个城镇里，住着一个未来预言者，她非常受人欢迎，甚至皇宫王子在做重大事务前也去请教她。她的算命方式非常简单。她除了询问来访者的出生日期之外，其他什么也不问，甚至姓名也不问。然后，她开始查阅占卜书，仔细推算，最后向问卦者说出一个预言。我的病人决定求助她的神秘技术推测其妹夫的未来。他拜访了她，并提供有关日期。她推算后预言：“所算的人今年7月或8月会死于小龙虾或牡蛎中毒。”我的病人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故事：“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开始时我非常生气。听完他这句感叹之后，便忍不住问：“你看这个预言有什么神奇的？现在已是深秋了，而你妹夫并没有死，否则你早就告诉我了。因此，这个预言并没有变为事实。”“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他回答道，“但令人吃惊的是，我妹夫的确酷爱吃龙虾和牡蛎，并且在前一个夏季——换句话说，在我拜访未来预言者之前——他已发生过牡蛎中毒，并差点死掉。”对此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感到恼怒。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做过满意的精神分析）居然不能弄懂事情的缘由。在我看来，我不相信能从占卜书中推算出小龙虾或牡蛎中毒，而更倾向于相信，我的病人仍没有消除对其情敌的憎恨，而对这种憎恨的压抑早先曾导致了他的疾患，未来预言者只不过表述了他的愿望：“千万不要放弃饮食上的这种嗜好，终有一天，他会因此而死。”我必须承认，对这一案例我想不出其他任何解释；除非我的病人是在与我开玩笑。但是，据与他前后两次的接触看，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且他的话似乎是严肃认真的。

    下面再讲另一个事例。一个官居要职的青年与一妓女私通（liaison），这种隐私关系带有一种古怪的强迫特征。他时常被迫用嘲讽和侮辱的言语激怒她，直至令她彻底绝望。当达到这个程度后，他才感到轻松，便与她和好，送给她一件礼品。但现在他想要与她脱离关系，因为这种强迫似乎使他难以忍受。他也意识到这种私通正在损害他的声誉。他想拥有自己的妻子，建立一个家庭。但因为凭他自己的力量他无法摆脱这个妓女，所以他向精神分析者求助。在他已经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期间，有一次，在辱骂妓女之后，他让她在纸上写了些东西，为的是将它拿给笔迹学家看。据笔迹学家（graphologist）的报告看，这是一个极端绝望、在以后几天极可能自杀的人的笔迹。实际上，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并且这个妓女仍然活着。但精神分析却成功地使他摆脱了束缚。他离开了这个妓女，而倾心于一个年轻的姑娘，他期望这位姑娘会成为他的好妻子。但不久，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使他怀疑起这姑娘的人品。他弄到姑娘的手迹，并把它拿给同一位笔迹学专家看，专家对她笔迹的看法证实了他的怀疑。于是他放弃了娶这个姑娘为妻的想法。

    为了对笔迹学家的报告——特别是第一个报告进行评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病人的一些隐私史。在其青年早期，他曾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这与他的情感型性格相一致），尽管这女人仍然还年轻，但比他大得多。当她拒绝他时，他试图自杀，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发自他的内心。他能逃离死神已是奇迹，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护理，他才恢复过来。但是这疯狂行为给其所爱的女人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她开始喜爱他，于是他变成了她的情夫，从此，他与这个女人保持秘密的接触，并对她赤胆忠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当然，那个女人比他更老——他感到有必要离开她，让自己获得自由，过一种自己的生活，建一栋房子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伴随着这种厌恶感，在他心中升起了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报复他情妇的渴望。既然他曾因为她拒绝自己而想自杀，故而现在他希望获得一种由于他离开她，而使她也想自杀的满足。但他仍然深爱着她，以至于这个愿望无法进入他的意识；而且，他也不会过分伤害她而使其自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把第二个情妇作为替罪羊，以满足其复仇的渴望。他纵容自己对第二个情妇进行种种折磨，而这种种折磨本来是他想施加在第一个情妇身上、而使她痛苦不堪的。他对第一个情妇的报复暴露无遗，并不隐瞒他的背弃，而且把她引为自己新恋爱史中的密友及参谋。这个可怜的女人已从施舍爱情降至乞求爱情，她受他信任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第二个情妇受虐的痛苦。使他抱怨替罪羊的那个强迫感，亦即导致他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那个强迫感，当然已从第一个情妇转向了第二个情妇。他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是第一个情妇。在笔迹研究方面我不是权威，对从笔迹推断性格的技术也不很重视；更不相信用这种方式有可能预知书写者的将来。然而，你们知道，不管一个人对笔迹学的价值做什么感想，这样一个事实是绝没弄错的：当笔迹学专家许诺他眼前的笔迹的书写者会于几天内自杀时，也不过再现了询问者强烈的私欲。后来第二个报告也是同类事件，但那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潜意识欲望，而是从笔迹专家口里清楚表示出来的询问者的初发怀疑与担忧。附带说一下，在精神分析治疗的帮助下，我的病人成功地走出了他曾沉溺其中的怪圈，并在此怪圈之外找到了他的恋爱对象。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听到了梦的解释和精神分析一般是如何帮助神秘主义的。我已用几个例子向你们表明，正是借助于上述两种方法，原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事实才被公众所理解。对于我们是否会相信这些发现的客观真实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你们对此问题有很大兴趣——精神分析不能给予一个直接的答复。但是，借助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材料，易给人留下一个完全有利于做出肯定答复的印象。然而，你们的兴趣不会到此为止。你们想知道那些精神分析没有涉猎的更加丰富的材料证明了什么样的结论。但在这里我无法满足你们的兴趣，因为它已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我进一步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向你们报告几种观察，这些观察至少是和精神分析关系密切，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甚至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可能得到的。我想举一个例子——后来该例在我脑中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将详细地论述它，希望你们能留心其中许多的细节，虽然如此，可我不得不丢掉很多本可以大大增强该观察说服力的细节。在此例中，事实显而易见，而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进一步阐释。然而，在讨论它时，若没有精神分析的帮助，我们的讨论也无法进行。但我预先要告诉你们，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该例虽有非常明显的思维迁移，但并不排斥人们产生的各种怀疑，也不允许我们赋予某种资格以支持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那么且听听看吧：1919年秋的一天，大概在上午10点45分，我正在给一个病人看病，刚从伦敦来的弗西斯（D. Forsyth）博士递过他的名片拜访我（我确信，假如我以这种方式泄露下面这个事实：他在我的引导下，用了几个月时间研究我的精神分析技术，我的这位来自伦敦大学的令人尊敬的同事，将不会把其作为一件不慎重的事情来看待）。当时我仅有匆忙招呼他一下的时间，于是约定以后会见他。弗西斯博士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因为战争缘故我与外界中断联系之后，他是来拜访我的第一位外国人，他给我带来了美好时光的希望。稍后，即11点钟，我的一位病人P先生来访。他是一个四五十岁、聪明而友善的人，他是以与女人有性交困难而开始拜访我的。他的病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很早以前，我就提议停止治疗，但他却希望治疗继续保持下去，这显然是因为他把对父亲的温柔的爱转移给我，并从中感到安慰。在那个时期诊金是毫不重要的：这种治疗费用很少。给他治疗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充满刺激和活力的，结果，没有考虑医疗实践的严格规则，精神分析工作往往延长到一个预定的时限。

    那天，P有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意图，并又一次提到一个可爱、泼辣而身无分文的女孩，他觉得，要不是她仍是一个处女这一事实挫消了他的任何严肃企图的话，他有可能会与她性交成功的。以前他也常向我提及她，但那天他第一次告诉我，虽然她并不知道他发生性交困难的真正原因，但她经常管他叫“Herr von Vorsicht”（预知先生）。听到这个信息后，我大吃一惊，弗西斯博士的名片还在身边，于是我就将此名片拿给他看。

    这些都是该例的事实。我敢说你们会认为它们是毫无价值的，但请继续听下去，后面还有更多的事实。

    在他年轻时，P先生曾在英国待了几年，自那时起，他一直保留着对英国文化的不可磨灭的兴趣。他拥有一个藏书颇丰的英文藏书库，并且过去常常从那里带书给我看。因他之故，我结识了本涅特（Bennett）、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之类的作家，直到那时，我才拜读了他们的著作。有一天，他借给我一本题为《有产者》的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故事在一个作者取姓为“福尔赛（Forsyte）”的家庭中展开。非常明显，高尔斯华绥本人也深爱这个家庭，因为在其以后一些作品中，他不断地写到这个家庭中的成员。最后他将所有有关这个家庭的故事汇集成册，取名为《福尔赛世家》。仅仅在我提到的那件事发生前不久几天，他还给我带来这套书中新出的一册。“福尔赛”这个姓和作者力求刻画的所有典型事件在我和P先生的交谈中也起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两个彼此了解甚深的人之间容易形成的秘语的一部分。这些小说中的姓——“福尔赛”（Forsyte）——与我的来访者的姓——“弗西斯”（Forsyth）——差别非常小；而且按照德国人的发音，二者之间的差别简直无法辨别；有一个具有意义的英文单词“foresight”（预见）的发音方式，与上面二词相同，将它译为德文就是“Voraussicht”或“Vorsicht”。所以，P先生从他私人所关心的事实中选出这个姓，结果这个姓恰恰是在同一时期我所关心的；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意识到的。

    你们将会同意，现在开始看得更清楚了。但是，我认为假如我们分析阐明了P在同一时期的另两个联想，我们就会对这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更强烈的印象，甚至能明晰其决定意义。

    第一个联想：在这次见面前一个星期的一天8点钟，我没有等到P先生，便外出拜访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当我发现P先生恰好住在同一栋楼的另一层时，我感到很吃惊。由于这件事，我后来跟P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曾到他家去拜访过；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去那个公寓拜访的人的姓。现在，即谈到“Herr yon Vorsicht”后不久，他问我，弗洛英德—奥特里格（Freud—Ottorego）——正在Volksuniversit t讲授英文课程——是否可能是我的女儿。在我们的长期交往中，他第一次如同我已习惯于被工作人员、官员和排字工误称的那样，将我的姓“Freud”误为“Freund”。

    第二个联想：在同一时期结束时，他告诉我一个梦，他被该梦吓醒——他说这是一个十足的“噩梦”（Alptraum）。他补充说，不久前他忘了英文中“噩梦”是怎样拼写的，当有人请他说出英文“噩梦”一词时，他竞将“噩梦”一词说成是“马厩”（a mare’s nest）。当然这是很荒唐的；他继续说，“a mare’s nest”意指某种不可信的谎言而“Alptraum”应译为“nightmare”（噩梦）。这个联想与先前的那个联想间唯一的相同之处好像就是同为英文。然而，我却想起一件发生在大概1个月以前的一件小事情。当一个来访者——我在伦敦的好友琼斯（F）博士——在久别之后不期而至时，P和我正坐在房间里。于是，我暗示琼斯先到隔壁房间等一下，等我与P谈完。然而，P立即就从候诊室里挂着的照片中认出了他，甚至表示希望被引见。琼斯是一本论噩梦的专著的作者，我不知道P当时是否熟悉它，他避免阅读精神分析的书籍。

    现在，我想探讨通过对呈现于你们眼前的，关于P的联想的背景和动机的研究可获得什么样的分析性理解。“Forsyte”或“Forsyth”这个姓对于我和对于P有相似的意义；我把我对这个姓的熟悉完全归功于他。显著的事实是，由于新出现的一件事——伦敦医生的到来，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个姓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而仅在此后极短的时间里，他就把这个姓带进了正在进行的精神分析之中。但是，这个姓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出现的方式可能与事实本身一样，是非常有趣的。例如，他不说：“我正好想‘Forsyte’这个你在小说中熟悉的姓。”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姓的来源，却能把它引入自己的经历中，从而说出它——这是一件很久以前就可能发生、但直到那时才出现的事。他当时所说的就是：“我也是一个福尔赛，那个女孩就是这样喊我的。”我们不难知道这句话所表达的，是嫉妒的需要和悲哀的自我贬低的混合物。假如我们用下述方式把这句话表达完整，我们将不会误入歧途：“你的心思如此专注于这个新来访者，这使我受到了感情伤害。再回头注意我吧，毕竟我也是一个福尔赛——虽然像那姑娘所说，事实上我仅是一个预知先生。”随即他的思路沿着“英国人”这个联想的线索，追溯到上述两个事例，这两件事能使他产生同样的嫉妒感。“几天前您曾拜访了我的公寓——但不是去看我，而是去拜访弗洛英德先生。”这一想法使他将“Freud”扭曲为“Freund”。由于作为一位英文教师，她提供了最明显的联想，故而来自课程表上的“Freud—Ottorego”必定在此出现；并且，几个星期前的另一位来访者现在也出现在回忆中，毫无疑问，他对这个来访者也是同样嫉妒的，但又感到自己不是这个来访者的对手，因为琼斯博士有能力写两本论噩梦的专著，而他自己至多只能做这样的梦。他所提及的在“a mare’s nest”一语的意义上所犯的错误也与此有关，因为它只能意味着：“毕竟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就像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福尔赛一样。”

    这里，我不能用不合适或不明智等词语来描述他的嫉妒感。他曾被告诫过，只要外国小学生和病人返回维也纳，他的精神分析治疗，还有我们的联系便可能结束，而且此后不久，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我们取得了一次如此成功的精神分析工作：对由他在同一时间内提出的、并为相同的动机所激励的三个联想进行了解释；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没有多大关系；若没有思维迁移，这些联想是否能够形成？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三个联想中，并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P能知道弗西斯博士刚对我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拜访吗？P能知道我到他的公寓去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吗？P知道琼斯博士已写了一本论噩梦的专著吗？或者，这仅是我对出现于他的联想中的这些事的认识？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有利于思维迁移的结论，将决定于对这些不同问题的回答。

    让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搁置一下，因为另外两个问题更易于解决。我去他的公寓拜访一事，初看起来具有特别的说服力。我断定，我在简略而玩笑式地提到我曾拜访他的公寓时，并没有说到我拜访的人的姓。我想，P绝不可能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我更相信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在。但这个例子所提供的证据价值被一偶然事件完全毁了。我去公寓拜访的人不仅叫“Freund”，而且还是我们大家的真正朋友。此人就是弗洛英德博士，他的捐款使我们创建出版社变为可能。他的早逝，以及几年后我们的同事阿伯拉罕（Karl Abraham）的去世，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不幸。所以，我有可能曾对P先生说过：“我在你的公寓里拜访了一个朋友（friend＝freund）。”由于这种可能性，他的第二联想的神秘性便烟消云散了。

    同样的，第三个联想在我们心中产生的神秘性印象也相当快地消失了。假如P从未读过任何精神分析的著作，他也能知道琼斯出版过一本论噩梦的著作吗？是的，他能。他拥有来自我们出版社的许多书，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可能看到过用于做广告的、登于封皮上的新出版物的标题。这无法证明，但也不可否定。因此，沿着此途径，我们不能得出结论。令我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像许多类似的观察一样，有着相同的弱点：记录得太迟，并且讨论时，我既不能再看到P先生，也不能进一步向他提问题了。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第一个事件，该事件自身就支持了思维迁移这一显见的事实。P能知道在他来之前，弗西斯博士曾与我会晤了一刻钟吗？他能知道弗西斯博士的存在或弗西斯博士到了维也纳吗？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必马上做出否定回答。我认为有一种说法可对此做部分肯定的回答。毕竟，我有可能告诉过P先生，我正在期盼着一位来自英国的博士——他是我在战后的第一个和平使者——接受精神分析训练。这可能发生在1919年夏季，早在来前的几个月，弗西斯博士就与我通信预约。我甚至当时就向P提到过他的姓名，尽管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不可能的事。鉴于这个姓名对于我俩还具有另一种意义，我们当时就一定对它探讨过，而且其中某些东西本应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然而，也有可能当时探讨过，可后来我完全忘记了。因此，在对P做精神分析治疗期间，他说出的“Herr von Vorsicht”使我大吃一惊而视为奇迹。假如一个人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偶尔也怀疑一下自己的怀疑主义是有益的。也许我也有一种对神奇事物的隐秘倾向，从而制造出神秘事实。

    这样，假如结果是我们已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仍有另一种可能性在等着我们，而且常难处理。假设P先生知道有弗西斯博士这个人，也知道弗西斯博士正被期望能在秋天来到维也纳，那么，怎样解释正好在弗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并且是弗西斯进行他的第一次拜访后不久，他便立即知道弗西斯来了呢？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偶然——无须加以解释。但是，我讨论P的另两个联想，正是为了排除偶然性，为的是说明他的确对拜访我的人怀有嫉妒的心态。或者，人们不应忽略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即假设P已观察到我显得异常兴奋（可以肯定，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由此得出结论。还可以认为，尽管是在那个英国人离开后一刻钟到的，P在他俩都必须经过的一条小街上遇到了弗西斯，从他典型的英国人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永恒的嫉妒状态中想到：“哦，这就是弗西斯博士；他来了，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就要告终了。他很可能是直接从教授那里来呢！”我不能再进一步做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否则，我们会再次落得个“不可证实”的结局，但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种感觉：该例也是赞成思维迁移的。而且，绝不只我一个人在精神分析情形中经历过像这样的“神秘”事件。在1926年，多伊奇（Helene Deutsch）曾发表了一些类似的观察报告，并研究了它们如何受病人与精神分析者之间的移情作用的影响。

    我相信，你们将很不满意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完全相信但又准备相信。你们也许会对自己说：“这就是下述一种人的另一个例子：作为科学家他终身尽职尽责；但到晚年却变得低能、对宗教虔诚而且轻信。”我意识到有一些伟人一定是被包括在这类人中，但你们不应把我归于其中。至少我并没有变为宗教狂徒，我也希望自己不会轻信。如果一个人终身信服现实，避免与其产生痛苦的冲突，那么此人晚年时也应时刻准备信服新的现实。毫无疑问，你们喜欢我能保持一种温和的信念，并毫不留情地反对一切神秘事物。但我不能曲意奉迎你们，并且我要奉劝你们，对思维迁移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应有一种较友善的想法。

    你们不会忘记，在此我只想尽可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由于认为它威胁着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故而我也感到一种恐惧。我担心，若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的，那么科学世界观必定为心灵主义或神秘论所取代。今天我的想法就相反了。在我看来，假如有人认为科学没有能力同化和重新产生在神秘主义者断言中的可能被证实为真的东西，那么就表明，我们的科学世界观不十分信任科学。特别是就思维迁移而言，实际上，它似乎是赞成科学的——或正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难以把握的心理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被假定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激起另一个人同样的心理活动的产生。联结这两个心理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灵感应的一端、一种心理过程转化为这种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这种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理过程。将这种转化看成是类似于诸如打电话中听与说的转化之类的过程，是不会错的。只要想想，假如某人能了解这种心理动作在物理上的对应，那该多好！我认为，精神分析在物理的和前面称为“精神”的事件之间插入潜意识，因而似乎为诸如心灵感应之类的转化过程的假设铺平了道路。一个人只要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的观念，就可以借它来完成很多解释——事实上，就目前而言，这种想法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众所周知，我们还不知道在一个昆虫大群体中共同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通过心灵感应之类直接的心理传递形成的。由此可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法；而且在种系进化中，它已被借助由感觉器官收到信号进行交流的更好方式所替代。但这种更古老的方式应该仍然存在，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仍能起到作用——比如在情绪激动的公众中。所有这些尽管仍不能确定，而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害怕它。

    假如心灵感应之类事物是一个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难以证明，我们仍可假设它是一种相当平常的现象。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它特别存在于儿童的心理生活中，那么它就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了。这里，我们想起儿童频频出现的对这样一种想法所表示的焦虑：即父母知道他们未表露的所有思想——这与成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仰正好相似，或者是后者的起源。前不久，伯林汉姆（Dorothy Burlingham）——一个值得信任的见证者——在一篇论儿童分析与母亲的论文［1932］中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假如它们能被证实，那么就能结束对思维迁移真实性所保留的怀疑。她利用一种不再稀奇的条件，对一位母亲及其孩子同时进行精神分析，并报告了下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一天，在接受精神分析中，母亲说起一枚在她童年某一时期中具有特殊作用的金币。其后不久，当她回到家里时，她的10岁左右的小儿子跑到她的房间，带给她一枚金币，并求她代为保管。她惊讶地问他从哪里弄来的金币。他说是在过生日的那天得到的；但他的生日是在几个月前过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相信，为什么恰好在那时她的孩子记起这枚金币。母亲把这个偶然事件报告给儿子的精神分析者，要求她找到孩子这一行为的缘由。但孩子的精神分析者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说明；孩子那一天的举动与其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母亲正遵循医嘱，坐在写字台前记录下这一经历时，儿子走了进来，并想要回这枚金币，因为他想在下次做精神分析时，将这枚金币拿给精神分析者看。当然，孩子的精神分析者也不能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

    而这些就促使我们又回到了精神分析中去——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讨论的。

    第31讲心理人格的剖析

    女士们，先生们：

    我知道，无论是与人还是与物打交道，你们都明白出发点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对精神分析也是同样适用的。精神分析是从症状出发的，而症状在所有的心理内容中，最为自我所不知，这一出发点与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或其所得到的待遇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症状源于被压抑的欲望，可以说它们是被压抑的欲望在自我面前的代表；但压抑是与自我完全不同的领域，是内部的异质领域——这就如现实（请原谅我用这种非同寻常的表述）是外部的异质领域那样。从这条途径可使症状通往潜意识、通往本能生活、通往性行为；由此精神分析便遇到了堂而皇之的反对：认为人不仅仅是性生物，还有比性更高尚更高级的冲动。也许还可以补充说，由于受到更高级的冲动的意识熏陶，人们常以为有权利做无聊的思考，并无视事实。

    这一切你们是非常了解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由于抗不住对本能生活的要求与自身对本能生活的抵抗之间的冲突，人类病倒了，我们片刻都没有忘记这种抵抗、反抗和压抑的因素，我们认为这个因素是由特殊势力——自我本能——武装起来的，并与大众心理学中的自我相一致。事实上，从科学工作进展的艰难性看，即使是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同时研究每个领域，一时间对每个问题都发表观点。但是，当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从被压抑的内容转向压抑的力量时，最后我们还是能接近上述目的的。我们面对的自我，看上去如此不言自明，我们深信在这里将再次找到我们未能充分准备的一切。但是，要找到研究的第一入口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今天我打算告诉你们的主题。

    不过，我先要让你们了解我的疑虑：我的关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论述和关于潜意识的讲演，将会对你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我无法肯定为什么会这样。起初我想，你们会发现我先前告诉你们的主要是奇怪而特殊的事实，而现在你们将听到的则基本上是观点，即猜测。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在进一步思考之后，我就应强调指出，我们在自我心理学中对事实材料所做的理性研究，比起神经症心理学来，其程度并不更高。对于我所猜测的结果，我也不得不放弃别的解释：现在我相信问题在于材料自身的性质，在于我们还不习惯应付它。无论如何，假如你们在判断时远比从前更谨慎和小心，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在研究伊始我们遇到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示了研究的方法。我们希望将自我，即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作研究材料。但是，那可能吗？毕竟从本质上讲，自我是一个主体；它怎样才能变为一个客体呢？嗯，毫无疑问，它是能够变为客体的。自我可以其身为客体，一如对待其他客体那样对待自己，能够观察自己，批评自己，并且做无人知晓之事。这样，自我的这一部分是可以监督另一部分的。所以，自我可被分离；在其一些活动中，至少可暂时分离成不同的部分。随后，不同部分又可重新整合。这一看法其实并不新奇，虽然有时也还需对一种人所共知的观点做一不寻常的强调。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观点并不陌生：病理现象可通过夸大或简化某些事情，而使我们注意到正常情形，否则我们将会忽略这些正常情形。凡在显示出裂口或缝隙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接合处。假如我们把水晶物体投掷到地板上，水晶的物体就碎了；但并不是碎成杂乱无章的碎片。它总是沿着一定的纹路裂成碎片的。这些纹路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却已是由水晶的构造预先决定了的。心理病人（mental patients）就是这样一类的分裂体和破碎体。我们甚至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某种类似过去的人对疯子所怀有的敬畏感。他们已从外部现实脱离出来，并为我们揭示许多通过其他途径我们无法知晓的事情。

    我们将这些病人中的一类人描述为患有被监视的幻想。他们向我们抱怨说：甚至在他们最隐秘的活动中，也不断地受到莫名力量——可能是人——的监视和干扰，在幻觉中，他们听到这些人报告他们的监视结果：“现在他将要说这个了，现在他正穿衣服准备出门。”等等。这类监视虽然与迫害不同，但也与之相去不远，它说明人们不信任他们，并期望在他们进行违禁的活动时逮住他们，以便对他们进行惩罚。假如这些疯狂的人都是对的，假如在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中都存在这样一个机构，用以实行监视，以惩罚相威胁，并且明显地从自我中分离出来，错误地移植到外部现实中，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对此问题的看法，我无法知道你们是否和我相同。由于对这次临床经验具有强烈印象，从此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监视机构从自我中分离，可能是自我结构的一个正常特征。这种想法从未离开过我，它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分离出来的机构的特性和联系。我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步研究。被监视的幻觉内容已经暗示：监视仅是一种为了评判与惩罚的准备，随即我们猜想，该机构的另一功能必定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像我们的良心那样，如此频繁地让我们与自我分离，如此容易地与后者相对立。我倾向于做那些我认为会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但考虑到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放弃了。或者，我屈服于一个过于强大的谋求快乐的欲望，从而做了某种违反良心的事情，而后我的良心用令人痛苦的责备处罚我，并让我为此行为感到羞愧。我可简单地说，这个我开始从自我中分出的特殊机构便是良心（conscience）。但保持该机构的独立，并假设良心是其功能之一，而作为良心评判活动的基本准备的自我监视是另一个功能，这是一种更为审慎的做法。既然我们承认该事物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们就赋予它自己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将把自我中的这个机构描述为“超我”。

    现在我准备着你们轻蔑地问我，我们的自我心理学是否沦落到只能在文字上或原始意义上去使用日常的抽象概念，使其由概念转变为实体——此外就一无所获？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自我心理学要逃避普遍知道的东西是困难的；这与其说是关于新发现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于对事物采取新的观察方法和新的整理方法的问题。因此，你们尽可暂时保留着你们的轻蔑批评，静待我的进一步解释。病理现象和事实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基础，而在大众心理学中寻找这个基础是徒劳的。所以我将继续我的演讲。

    假若我们已熟悉了超我这个概念，认识到超我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遵循自己的意图行事，并且在能量供给上独立于自我，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一种临床情境。它非常引人注目地表明了该机构所具有的严厉性、甚至是残忍性，表明了它与自我的关系的变化。我正在思考忧郁症的情境，更确切地说，是忧郁症发作的情境，即使你们不是精神病学家，你们也听过关于此症的许多事情，对该症的原因与机制我们仍知之太少，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超我——你们可把它叫做“良心”——对待自我的方式。尽管在健康期间，一个忧郁症病人像其他人一样，对他本人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严厉性，但在忧郁症发作时期，他的超我就变得过分严厉，责备、羞辱、虐待可怜的自我，以最可怕的惩罚威胁它，因自我在很早以前所做的轻率行为而责备自我——似乎在忧郁症两次发作的间歇期内，超我就在收集自我的罪名，然后一直等到现在力量变得强大时，才一并宣布这些罪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做出责备性的评判。超我把最严格的道德标准施加给在其控制下的无助的自我；一般而言，超我代表着道德要求，而且我们很快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内疚感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紧张状态的流露。理解道德是一种非常不平凡的经验，因为这经验被认为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故而深植于我们心中，作为一个阶段性现象（在这些病人中）发挥作用。数月之后，由于道德上的全部纠纷都结束了，超我的批判也沉默了，故自我重获其位置，而且再次享受人的所有权利，直至下一次忧郁症发作。在此症的某些状态中，其发作的间歇期内的确会发生某种相互矛盾的事情；自我处于一种兴奋的快乐状态，它庆祝一个胜利，似乎超我失去了所有力量或消融进自我之中；这个被解放的、疯狂的自我允许自己所有的欲望得到真正的、没有任何约束的满足。这里就产生了很多的未解之谜。

    毫无疑问，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已发现了关于超我的形成——即良心的起源——的所有情况时，你们将希望我尽可能地多做一些说明。康德在一个著名的论断中，曾将我们的良心和繁星满布的天空相提并论：一个虔诚的人可能试图将良心与繁星满布的天空看作是上帝的两大杰作。星星的确是美丽的，但就良心而言，上帝却做了一件质地不均匀的和粗心的工作，因为绝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良心为数甚少，甚或微不足道。我们绝没有忽视良心起源于神的论断中蕴含着心理学的片断真理，但这个观点需要解释。良心虽然存在于我们心中，但它并非在人生之初就已具有的。在这点上，它与性生活正好相反，性生活实际上是产生于生命之初，而非仅为后天形成。但是，大家知道，幼童是非道德的，对其追求快乐的冲动，幼童是没有内部抑制能力的。后来由超我负担的责任，一开始是由外部力量或父母权威来执行的。父母以示爱的方法和惩罚相威胁的方式支配着儿童，其中惩罚意味着儿童失去爱，而儿童为其自身利益考虑，必然害怕这种惩罚。这种现实的焦虑是后来道德焦虑的先河。只要现在的焦虑还占统治地位，儿童就不能形成超我或良心。只是到后来，第二种情形即道德焦虑才会逐渐发展（我们常言过其实地将其看作是一种标准状态），这里外部的限制内化了，超我取代了父母这一职能，并采取一种方式——此方式与以前父母对儿童所用的方式完全相同——监视、指导和威胁自我。

    结果，超我接管了父母这一职能的力量、作用和方法，但它不仅是该职能的继承人，而且是合法的继承者。它直接产生于该职能并继续发展，现在我们就来认识它的发展过程。不过，首先我们须评述二者之间的不同。超我好像已作出片面的选择，只选择了父母的严格与严厉、限制和惩罚的功能，而好像并未继承和保持父母的爱的关心。假如父母的确是用严厉来增强其权威；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儿童为什么会发展严厉的超我。但是，与我们预期相反，经验表明，即使父母的抚养是温和而友善的，并且尽可能避免威胁和惩罚，超我仍然会变得无情而严厉。后面，当我们处理超我形成过程中本能的转化时，我们会再来谈这个矛盾。

    对于父母权威转变为超我的过程，我无法将我想说的全部告诉你们，一半是因为该过程如此复杂，以至于对它的表述不适于纳入现在这个介绍性讲演的范围中，而另一半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肯定我们完全了解这个过程。故而，用下面的简单方式进行介绍，你们应感到满意。

    该过程的基础就是我们所称的“认同”（或译自居）（identification）——即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同化，结果，在某些方面，第一个自我像第二个自我那样行动，摹仿后者，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后者吸收到自己之中。人们不恰当地把认同比作是吞食别人的合并。这是一种依赖别人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可能是最早的方式，但认同与对象选择不是同一回事。二者的差别可用下列方式进行表达：假如一个男孩使自己认同父亲，他就想像父亲一样；假如他把父亲作为他的选择对象，他就想拥有他、占有他、在第一种情况中，他的自我是根据父亲的模型而变化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就没必要改变了。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和对象的选择是相互独立的；但一个人可能认同另一个人，并根据他的模型改变自己的自我，也可能把此人作为诸如性的对象。据说性的对象对自我的影响，尤其常发生在妇女身上，并成为女性气质的特征。在早期的讲演中，我已向你们论及认同与对象的选择之间最具指导性的关系。无论在儿童身上或者在成人身上，在常人身上或在病人身上，这种关系都同样地容易观察到。假如一个人失去了对象或被迫放弃对象，他常通过认同该对象和在自我中重建该对象的方式来补偿损失，因而可说对象的选择在此回复到了认同。

    对认同的这些说明，我自己也感到不太满意，但是，假如你们赞同我的关于超我的构成能被描述为是对父母职能认同的成功事例的观点，那么上述说明也就足够了。明确支持该观点的事实是：这个产生于自我的更具有优势的职能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以致使超我以对儿童具有极大意义的情感依恋的继承者姿态出现。就像我们所能看见的，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失，儿童放弃了初期对父母所形成的强烈的精神贯注；但是，作为对失去对象的补偿，儿童就会进一步加强对父母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已被放弃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的沉淀物，它在儿童后期生活中如此频繁地发生；但它在自我中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个特殊的位置，这完全与它在转化中的情感重要性一致。进一步的研究也向我们显示，假如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克服仅是不完全的成功，那么超我的力量与成长就会受到阻碍。在发展过程中，超我也接受那些步入父母位置的人——教育者、教师、被选做偶像的人——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超我与父母原型渐渐相背离；换句话讲，它变得更加非人格化了。人们也不应忘记，儿童在其生活的不同阶段对父母的评估各不相同。在俄狄浦斯情结让位于超我时，在儿童心目中，父母是相当伟大的；但后来，父母就大大失去了威信，而后，认同产生于后来这些失去权威的父母，并的确常对性格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但那种情况中，它们仅仅影响自我，而不再影响超我，这个超我已被最早的父母意象所决定了。

    我希望你们已经形成一个印象：超我的假设已真实地描述了一种结构关系，而不仅仅是把诸如良心之类的抽象物进行人格化。还有一个归之于超我的更重要的功能没有提到。超我也是自我理想（the ego ideal）的载体，自我依照它来估量自己，竭力模仿它，力争满足它更加完善的要求。毫无疑问，这个自我理想是早年父母意象的积淀物，是那时儿童对父母所具的完美性的钦佩表现。

    我确信你们已听过大量关于自卑感乃是神经症的特征的论述。“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尤常见所谓的纯文学作品中。使用“自卑情结”这一术语的作者认为，通过这样做，他才满足了精神分析的所有要求，并使其作品上升到较高的心理学水平。事实上，“自卑情结”是在精神分析中很少使用的一个技术术语。对我们而言，它不具有任何简单的、更不用说是基本的含义。如果像以“个体心理学家”（Individual Psychologists）著称的学派喜欢做的那样，将自卑情结还原为个体对感官缺陷的自我知觉，这似乎是一个鼠目寸光的错误。自卑感有强烈的性爱根源。假如一个儿童认为自己不被喜爱，就会产生自卑，成人也是这样。唯一被真正认为低下的肌体器官是萎缩的阴茎，即女孩的阴蒂。但自卑感的主要部分却来自于自我与超我的关系；犹如犯罪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紧张状态的流露一样。概言之，自卑感与罪疚感是难以分开的。把前者当作是对道德自卑感的性爱补偿，这也许是对的。精神分析对这两个概念的界限问题注意得很少。

    仅仅因为自卑情结变得如此流行，我们才敢冒昧地向你们提及一点题外话。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历史人物，尽管已退居幕后，但他仍活着。他的一条腿在他出生时就因受损而残废。一个相当有名的现代作家非常喜欢编辑名人传记，他就撰写了我正提及的这个人的生平。现在写传记，要压制剖析人物心理深度的要求，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因此，我们的作家进行了一个大胆尝试：他把主人公性格的全部发展过程都建立在其因生理缺陷而导致的自卑感之上。这样做时，他就忽略了一个虽小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实：这就是那些不幸生下一个病弱或有其他缺陷的孩子的母亲，常常试图用超负荷的爱来弥补孩子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缺陷。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例子中，这个傲慢的母亲却行为异常：她因孩子的残缺而收回母爱。当孩子长大成为一个拥有强权的人物时，他用行动明确地表明，他从未原谅他的母亲。当你们认识到母爱对一个儿童心理生活的重要性时，毫无疑问，你们会对传记作家的自卑理论做一个心照不宣的修正。

    但是，现在请你们重新回到超我上。我们已经分派给它三种功能：自我监视、良心和（保持）理想。从我们关于超我起源的讲演中，可知它是以一个重大的生物事实和一个重大的心理事实为前提的：即人类儿童对其父母的长期依靠和俄狄浦斯情结；这两个事实又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对我们而言，超我是每一个道德约束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而言之，超我就是我们从心理学意义上所能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更高层面的东西。由于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故而，假如我们求助于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通常，父母和类似父母的权威者都按照他们自己的超我规范来教育儿童。无论他们的自我和超我达成什么谅解，在教育儿童时，他们都是严厉而苛刻的。他们已经忘记自己儿童时期的种种困难，而很高兴现在孩子能认同他们自己犹如认同他们的父母；在过去，他们的父母也是将这些严厉的约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结果，儿童超我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为模型。因此，超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你们不难猜到，超我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如过失问题——有何等重要的帮助，甚至可能对教育赋予了实际的启示。所谓的唯物史观很可能就错在低估了这个因素。他们摒弃超我这个因素，而主张人们的“意识形成”只不过是同时代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这是事实，但它很可能并非真理的全部。人类从未完全生活于现在。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是存在于超我的意识形态中的；并且，这种传统仅是慢慢地屈从于现实的影响和种种新的变化；而且它只有通过超我的活动，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赖于经济条件［参阅第178页］。

    1921年我努力利用自我和超我间的分化研究群体心理学。我获得了这样一个公式：心理群体是个体的集合，他们把同一个人引入他们的超我，并根据这个共同的成分在各人的自我中互相认同，那便成为一种心理的集体。当然，这只适用于有领袖的群体。假如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这类应用，那么超我的假设对我们而言，就失去了最后一点迷惑；而且，当我们熟悉了心理的底层领域，转而研究较高层面的心理结构时所产生的尴尬感，也就可以完全消除了。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分离出超我就完全解决了自我心理学的问题。这只不过是第一步；但这方面的困难，却不以第一步为限。

    然而，现在我们应提出，在自我的相反一端还有另一问题等着我们解决。实际上在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很早的观察已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该问题频繁发生，故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理解其重要价值的关键所在。就像你们所知，精神分析的整个理论，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抵抗的理解之上的。当我们试图使病人的潜意识变为有意识时，病人就向我们表现出这种抵抗。该抵抗的客观标志是病人的联想失败或远离所涉及的主题。通过这一事实——当他接近该主题时，会有种种痛苦的感情——他可能主观上认识到抵抗的存在。但也可能没有这最后的标志。因此，我们对病人说，我们从他的行为中推知他处于一种抵抗状态；病人则回答道，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是觉得他的联想变得更加困难。这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在那种情境下，他的抵抗也是潜意识的，就像我们正在探讨如何提升的压抑是潜意识一样。我们很早以前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种潜意识的抵抗来自心理的哪一部分？精神分析的初学者将准备马上回答：当然，它是潜意识的抵抗。这是多么模棱两可而且无用的回答。假如它意味着抵抗产生于压抑，我们必定反驳：当然不是！相反，我们宁愿认为被压抑的内容具有一种强大的向上冲的驱力，具有闯入意识的冲动。反抗仅是自我的一种表现，自我最初实行压抑，并且现在又希望保持压抑。这就是我们早年一直采取的观点。现在因为我们已假定，自我中有一个特殊的职能即超我，它代表着各种约束和反对特性的要求，故而我们可说，压抑是超我的工作，或者由超我亲自实行压抑，或者由自我依其命令实行压抑，假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遇到的抵抗并未被病人意识到，这就意味着超我和自我在某些相当重要的情况中能够无意识地活动；或者——这可能更重要——自我和超我的某些部分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发现：一方面，自我（包括超我）不完全与意识相一致；另一方面，压抑也不完全与潜意识相一致。

    女士们，先生们，谈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歇息一下——你们也可能希望如此——在我继续讲演之前，我应该向你们道歉。我想对我在15年前发表的精神分析导论做一些补充，我这样做，好像你们和我一样，在这15年里除了从事精神分析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做。我知道，这种假设是不恰当的；但我又别无他法，只好这样做。毫无疑问，这与下述事实有关联：一般情况下，要让一个非精神分析者深刻地理解精神分析，这是非常困难的。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并不愿意给人一种是神秘团体的成员或从事神秘科学的印象时，你们应该相信我。但我们仍然得指出并表达我们这样一种信念：若没有亲身经受精神分析而获得那种特殊经验，他（或她）就无权加入精神分析的探讨。15年前当我向你们做讲演时，我试图省略我们理论中某些思辨部分；但是我今天要对你们讲述的新发现，正是来自于这些思辨部分。

    我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面对这样的疑问：是自我和超我本身就是潜意识的，还是仅仅产生了潜意识的结果？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赞成前一种可能性。并且，这也是一个事实，即自我和超我的大部分能够保持在潜意识状态，并且通常是潜意识的。也就是说，个体对其内容一无所知，而且为了使它们变为意识必须做一定的努力。事实上，自我和意识、压抑与潜意识并非一致的。我们须将对待意识——潜意识问题的态度进行一次根本的修订。起初，由于意识已表明它自己是如此不值得信任，故而我们非常倾向于降低意识的价值。但我们这样做可能是不公正的。正如我们的生命一样，意识虽然没有很多价值，但它却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没有意识本质的启示，我们就会在深层心理学的黑暗中迷失方向；但我们必须努力重新找到我们的方向。

    什么叫意识，这是无须讨论的，因为它的含义很明确。“潜意识”这个词的最古老而又最好的含义是描述性的，即，无论何种心理过程，我们若根据其产生的影响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同时又无从直接觉察到，我们就把这种心理过程叫做“潜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它的关系，和我们与存在于他人身上的心理过程的关系一样，不同的只在于前者是我们自身实际所具有的。假如我们想要一个更正确的解释，我们可按如下陈述来修改我们的论断。这就是假如我们一定要假定一种心理过程目前正在进行着，而目前我们又完全没有意识到它，那么我们将这一心理过程叫做潜意识。这个定义使我们想到，大多数的意识过程仅仅在极短的时间内是有意识的，很快它们就变成潜在的，但能够很容易地再次变成有意识的。假如可完全肯定，即使在潜在的条件下，它们仍然是心理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它们已变成潜意识的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了解到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获得将潜意识的概念介绍到心理学的权利。但我们对动作失误已能进行一些新的观察。比如，为解释口误现象，我们觉得必须假定口误者心中有说出某种特殊的话的意图。从他言谈中出现的干扰，我们可以肯定地推论出这种意图；但这个意图本身并没有流露出来，结果它只是潜意识的。假如随后我们将此意图告诉口误者，他将觉得此意图对他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可见，对他来讲，此意图仅暂时是潜意识的。但假如他否认此意图，认为此意图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便说明此意图将永远地成为潜意识。从这一经验，我们获得了将前面被描述为潜意识的东西宣称为潜意识的东西的权利。鉴于这些动态关系，现在我们可以把潜意识分成两类：一类可以在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意识的东西；另一类的转变则很困难，而只有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有希望，甚或根本就不可能。为了避免发生这类含糊性：即我们指的是前一类潜意识还是后一类潜意识？我们是在描述意义上使用该词，还是在动态意义使用该词？我们便利用了一种可允许的简单方法，我们称那类只是潜在的、因而容易变为意识的潜意识为“前意识”，而另一类仍称为潜意识。现在我们有3个术语：“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在描述心理现象时，我们可以妥善地运用这三个词。再重申一次：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前意识也就是潜意识；但我们不能给它这个名词，除非在随便的交谈中，或者当我们不得不论证在心理生活中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潜意识过程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会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不太坏，并且是便于理解的。但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工作发现自己被迫在另一种即第三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这个词，并且，这的确可能引起混乱。我们形成了一种新而深刻的印象：心理生活的广泛而重要的领域通常是没有被我们认识到的，以至于这些发生在心理生活中的过程在真正的动态意义上只得被看作是潜意识。根据这种印象，我们开始理解潜意识也具有形态学的或系统学的意义；开始谈起前意识的“系统”和潜意识的“系统”，以及自我和潜意识（Ucs.）系统的冲突；并且，“潜意识”这个词越来越多地用以指心理领域，而不是心理品质。自我和超我的诸部分在动态意义上乃是潜意识的。这一发现尽管实际上使用起来不便利，但在这一点上是令人欣慰的，它有可能排除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觉察到，我们无权将异于自我的那个心理领域称为“潜意识系统”，因为潜意识的特征并不局限于此。既然如此，我们将不再在系统学意义上运用“潜意识”这个术语。我们将赋予它至今被认为是更好的名称，这样就无人再产生歧义。我们效仿尼采的用语，采纳格罗德克（Georg Groddeck，1923）的建议，将它叫做“本我”。这个非人称代词似乎尤其适用于表达心理的这个领域的主要特征——即不同于自我的这一事实。然后，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便是三个王国、区域、范围，我们把个体心理结构就是分为这三个部分；还将在下面探讨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不过在此，我先插一小段话。我想你们并不满意我前面的论述，因为意识特征的三种特性和心理结构的三个领域并未合成和谐的三对；故而，你们可能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的发现变得模糊不清。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为此感到遗憾；而是应该告诉自己，我们无权指望有任何这样和谐的安排。让我给你们做个比喻；当然比喻无济于事，但可使人感到更加放心。比喻是：想象一个国家拥有各种不同构造的地形——如山区、草原和连串的湖泊——还有杂居的人口：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他们从事不同的活动。现可将事情划分成这样：德国人居住在山区，以养牛为业；马扎尔人居住在草原，以种植谷物和葡萄为业；斯洛伐克人居住在湖滨，以捕鱼和编席为业。假如划分能像这样整齐而明确，威尔逊（W. Wilson）必将大为高兴，地理课的教学也必将便利；但假如你周游到此，你将发现的划分是缺少顺序而混杂的。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到处杂居；山区也有农耕地，而牛群亦可在草原上放牧。当然也有少数事情如你所料，因为山地无法捕鱼，水中无法种植葡萄。你所携带的区域图总体上的确与事实相符，但你必须包容细节上的偏差。

    关于本我，除了这个新名称外，你们不要期望我有更多的东西给你们。本我是我们人格中隐晦而不易接近的部分；我们对它知之甚少，而且所知也来自于对梦的工作的研究和神经症状形成的研究；它们大多数具有否定的性质，只能被描述为自我的对立面。我们用比喻来研究本我：我们称之为混乱，是一口充满了沸腾着的兴奋剂（excitations）的大锅。我们没想到它的底端与躯体的影响相通，在那里本我吸取各种本能的能量，以找到它们的心理表现，但我们无法说明这在什么样的底层上找到。本我充满了来自本能的能量；但它没有组织，也没有产生共同的意志；而仅有一种遵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以使本能需要得到满足的欲望。思维的逻辑法则在本我那里是不适用的，矛盾律更是这样。相互矛盾的冲突并肩共存，并不彼此相互抵消或减弱，至多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法则的压力下，会聚在一起而做出种种妥协，以便能量的发泄。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虚无相比较；我们惊讶地觉察到，在哲学原理上空间和时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而本我却是个例外。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时间的观念相对应，也没有时间推移的认识。而且——一件引人注意的和有待用哲学思维去思考的事情是——时间的推移并未引起其心理过程的变迁。种种从未超越本我的愿望性冲动，还有种种因压抑而陷于本我的观念，实际上都是不朽的；甚至过去几年后，它们的行动仍像是刚刚产生时的那样。它们只有经过精神分析工作而成为意识后，才可能被认出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才可能失去其重要性，才可能去掉其精神贯注的能量。精神分析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上述情况。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们在理论上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已确信无疑的事实，即被压抑的内容不随时间而改变。这个事实好像为通向最深奥的发现提供了一个研究途径。不幸的是，在这里，我自己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当然，本我是不知道价值判断的：它没有善恶，无所谓道德。假如你们喜欢，也可说与快乐原则紧密联系的经济的或数量的因素，支配着其所有过程。在我们的观点中，寻求发泄的本能的精神贯注就是本我中存在的一切。这些本能冲动的能量所处的状态似乎与心理其他领域的状态不同，前者更加好动，更容易发泄。否则，移置和凝缩将不会发生，而它们是本我的特征，而且完全忽视受到精神贯注的事物——在自我中，我们将它叫做观念——的特性。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愿意给予更多的说明。附带提一下，你们知道，我们可以将不同于潜意识的特征归之于本我，而且你们也可认识到，在不具备那种相同的原始和非理性的特征时，自我和超我的各个部分也有成为潜意识的可能性。

    通过研究自我和心理结构的最表层部分即被称为“知觉意识”（Pcpt.—Cs.）部分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自我从本我和超我中区分出来，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实际自我的特征。这个系统转向外部世界，它是知觉因此产生的中介物，在它进行活动的期间，意识现象便从中产生了。它是全部心理结构的感觉器官；并且它不仅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刺激，而且也感受到来自心理内部的刺激。我们几乎不必寻找这个观点的论证：自我是本我中由于接近外部世界而为其影响所改变的那个部分，它适合于接纳刺激，并作为一种防止刺激的保护物，其功用可以比作环绕于一个生命物质周围的外层。对自我而言，与外层的关系变成了决定因素；它接受了将外部世界呈现给本我的任务——这对本我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本我盲目追求本能的满足时，常常会忽略最强大的外部力量，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自身的毁灭。在完成这个功能时，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把外部世界的精确图景存贮在它的知觉记忆里，并且通过实行“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的功能，去掉任何附加于外界图景中的、来自内部兴奋的东西。自我在本我的命令下控制着种种联系活动的途径；但在需要与行动之间，插进了一个起到延缓作用的思维活动形式，在这期间，它利用了经验的记忆残迹。用这种方式，它废除了无限制支配本我中事件的快乐原则，而代之以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该原则保证更强的确定性和更大的成功。

    难以描述的时间的关系也通过知觉系统介绍进自我中，几乎毋庸置疑，该系统的运作模式就是提供了时间观念起源的东西。但是，自我与本我的区别特别在于，自我倾向于综合其内容，综合其心理过程，而这是本我完全缺乏的。当我们不久要开始处理心理生活的种种本能时，我希望我们能成功地发现自我的这个基本特征的根源。它独自产生高度的组织（这个组织是自我为取得最佳成果所必需的）。自我从知觉本能发展到控制本能；但自我只有通过作为本能的代表，并在一个相当大的集合体中为本能安置恰当的位置，再将它放进一个有条理的联系中，才能控制本能。用一句流行的话讲，自我代表理性和审慎，而本我代表桀骜不驯的激情。

    至今为止，对自我的优点和功能，我们已有了一个印象；现在是开始思考自我另一方面的时候了。毕竟自我仅是本我的一部分，是因接近外部世界、受其危险的威胁而产生的有利于自我改变的那一部分。从动力的观点看，自我是微小的，其能量是从本我中借来的，而且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这些方法——可称其为诡计——它利用这些方法，从本我中攫取尽可能多的能量。例如，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认同实际的或被抛弃的对象。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源自于本我的本能欲望。首先，自我必须注意到它们。但通过认同对象，自我便取代对象而使自己受到本我的欢迎，并力求使本我的力比多转向自我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第64页］在自我的生命旅程中，自我常常从过去选中的对象的遗物中摄取大量的能量。总体看来，自我必须执行本我的意图，通过找到能使这些意图圆满实现的环境来完成它的任务。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可以用骑手与马的关系来比喻。马提供运动能量，而骑手具有决定目标和引导这个强健动物的活动的特权。但在自我和本我之间，却常出现不理想的情形：骑手被迫引导马在马自己想走的路上奔驰。

    本我中还有一部分，自我因压抑而产生抵抗，进而使自己从那一部分分离出来。但压抑并没有扩展到本我，于是被压抑的内容便并入到本我的其余部分。

    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侍二主。可怜的自我处境甚至更糟：它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尽力使三个主人的主张与要求达到彼此和谐。这些主张却总是背道而驰，且好像总是互不相容。因而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这也就不奇怪了。这三个暴君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当我们认识到自我在努力同时满足它们——或同时服从它们时，我们就不会对这个自我人格化并看作分离的结构而感到任何遗憾。自我觉得自己三面被困，受到三种危险的威胁。假如它难以忍受其压力，就会产生焦虑。由于自我起源于知觉系统的经验，所以它担任着表达外部世界需要的职责，但它也努力争取成为本我的一个忠实奴仆，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把自己作为对象推荐给本我，并把它的力比多吸引过来。在它企图调节本我和现实的过程中，它常常被迫用自己的前意识（Pcs.）的文饰作用来遮掩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饰本我与现实的冲突，并且即使在本我仍固执己见而不愿屈服时，它也会用外交的巧妙手段宣称自己正在关注现实。另一方面，自我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受到要求严格的超我的监视；超我丝毫不考虑自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方面所遇的困难，为自我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准则；而且自我一旦不服从这些准则，超我就用强烈的自卑感和罪疚感来惩罚它。这样，自我被本我所驱使，受超我所限制，为现实所排斥，为完成其经济的任务而奋斗，以便使它遭受到的种种力量和影响达到和谐；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常会忍不住叹息：“生活不容易啊！”如果自我被迫承认自己弱小，它就会产生焦虑——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有关超我的道德性焦虑和有关本我中激情力量的神经性焦虑。

    我想根据上面描述，以一种简单的示意图，描绘心理人格的构成关系，呈述如下：

    正如你们此处所见，超我融入到本我中；作为俄狄浦斯的继承者，它的确与本我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比自我距离知觉系统更远。只有通过自我，本我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至少依此示意图看来是如此。当然，目前很难说清该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某一方面它肯定是错误的，即作为潜意识的本我所占据的空间应该无可比拟地大于自我或前意识所占据的空间。我必须提醒你们在思维中对此加以改正。

    在总结这些听起来肯定令人兴奋的，但可能不很明确的论述时，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另外一些告诫。在考虑到将人格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时，你们当然不会把它想象为具有明确的分界线，就像政治地理学中那些人工绘制图一样。我们无法像在图画或原始的绘画中那样，用直线的轮廓描绘出心理的种种特征，但我们可以像现代画家那样，用各种色彩区域相融的方法来描绘。在完成分离之后，我们应该使被分离的东西再次融合。对于采用图示表达像心理过程这样易变的东西的最初尝试，你们的评判不应过于苛刻。这种分化的产生极可能因人而异；在其实际活动中，它们也可能变化和经历短暂的停滞阶段。尤其对在分化发展过程中最后的且最微妙的分化——自我与超我的分化——这类情形来说，可能更是如此。无疑，心理疾病也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也很容易想象，某些神秘的方法可以成功地扰乱心理各个不同区域间的正常关系。例如，知觉或许能够把握本来难以接近的、在自我深层和本我中发生的事件。然而，这个方法能否引导我们达到期望中的终极真理，却大可怀疑。但是，精神分析的治疗选择了一种类似的方法，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因为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的确在于增强自我，使之更加独立于超我，拓宽它的知觉领域，扩大它的组织，以使它能够占有本我的新领域。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是一种矫正性工作——就像苏伊德海的排水一样。

    第32讲焦虑与本能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

    关于焦虑和心理生活的诸种基本本能的假设（观点），我将向你们报告许多新东西，当听到这些内容时，你们不要感到奇怪；如果你们了解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个能为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最后的答案，你们也无须感到惊讶。这里我有特别的理由用“假设”一词。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但其困难并不在于观察得不充分，因为伴随难题呈现我们眼前的，实际上是最普通、我们最熟悉的现象。困难也不在于这些现象所引起的种种思辨具有的晦涩性质；因为思辨性考察在该领域作用不大。真正的困难在于假设——即如何引入恰当的抽象观点，用以整理和说明观察所得到的原始材料。

    在我以前的讲演集中，我曾以一讲（第25讲）专论焦虑；这里我必须简略重述那些内容。我们将焦虑描述为一种情感状态——即快乐痛苦的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这些情感均有着与其相对应的外导神经冲动以及对于这种神经冲动的知觉。但我们也曾主张，焦虑可能是通过遗传表现的、某种特别重要事件的积淀物（precipitate）——也可比作为一次个体的习惯性癔症的发作。我们认为留下了焦虑性情感痕迹的事件即出生过程，因为在出生过程中对心脏的活动和呼吸变化所产生的具有焦虑特征的作用是有用的。因此，最初的那种焦虑一定是毒性的。随后，我们开始对现实性焦虑和神经性焦虑进行区分：前者是一种我们可以预见的对危险——即对来自外部的预料得到的伤害的反应；而后者则完全是神秘不测的，而且看上去全无意义。

    在对现实性焦虑的分析中，我们将它一直还原到感觉注意和运动紧张增加的这种状态，并将其描述为“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焦虑的反应正是由此产生。结果可能有两种：其一，焦虑的产生或曰早期创伤性经验的重演，只是一种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反应的结果能调节自己以适应新的危险情境，并进而能够逃跑或抵御；其二，早期经验尽占上风，整个反应也仅止于焦虑的产生，在这种情形下，情感状态具有麻痹性，因而不利于当前的意图。

    然后，我们又转向神经性焦虑，并指出我们观察到它有3种情况。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种自由飘浮的、普遍的忧虑，它易于采取人所共知的“预期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使自己临时依附于任何新近出现的可能性上，例如，像发生在典型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的情况那样。其次，我们发现在所谓的恐怖症中这种焦虑稳固地依附于某些观念，在这种恐怖症中，仍有可能辨识出它与外部危险的关系；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说这种担忧被极度夸大了。最后，我们在歇斯底里或其他严重的神经症中发现了这种焦虑；在此，这种焦虑或者伴随各种症状，或者作为一次发作独自出现，或以更持久的状态独自出现，但总是没有以外部危险来作为明显的根据。于是，我们问自己两个问题：“在神经性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我们怎样把它与面对外部危险所感受到的现实性焦虑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非全无收获，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关于焦虑的期望，临床经验表明，它与性生活中力比多经济原则（libidinal economics）有着稳固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症的最普通的起因，是那种发泄不了的兴奋。力比多兴奋被激起了，但没有得到满足和利用；于是忧虑出现，替代力比多，并在被利用的过程中被消磨。我甚至认为有理由说，这种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直接变成了焦虑。这种观点在幼儿常有的某些恐惧中得到证实。这些恐惧中许多是令我们迷惑不解的，但另一些，如对独处及对陌生人的恐惧，能够予以肯定的解释。孤独以及陌生的面孔，唤起了孩子对熟悉的母亲的渴求；他不能控制这种力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中止，只能将其变成焦虑。因此，这种幼儿的焦虑不应该被看作是现实性焦虑，而应被看作是神经性的焦虑。幼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对焦虑的预期，是神经性焦虑产生的一种方式的两个实例，这个方式就是力比多的直接转化。我们马上还会知道，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产生方式，但它与第一种产生方式并没有很大差别。

    我们认为，导致癔症和其他神经症中焦虑产生的因素就是压抑的过程。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与被压抑的观念有关的一切与依附它的那部分力比多区分开来的话，那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做更全面的论述。这个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而且可能被歪曲到不可识别的地步；但它的情感部分通常转化为焦虑——无论这种情感可能具有何种性质，不论是攻击性还是爱，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力比多部分不能物尽其用或是由于幼儿自我的软弱（如幼儿的恐惧），或是由于性生活的各种躯体过程（如焦虑性神经症），或是由于压抑（如癔症）。然而，无论何种原因都没有根本的差异。因此，引起神经性焦虑的两种机制实际上是相吻合的。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焦虑的产生和症状的形成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二者相互体现和互换。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c）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得病。每次当他再走到这条街上，焦虑就会重复出现。于是他就会形成广场恐怖症的症状，这个症状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抑制，即对自我的功能的限制，凭借这种抑制，他可以避免焦虑的侵袭。假如我们能够干预症状的形成（就像我们能够干预强迫症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假如我们阻止一个病人进行洗礼，他就会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状态中。显然，他是借助于这一症状而保护自己免受焦虑之苦的。好像的确是焦虑的产生在先，症状的形成在后，仿佛症状的产生就是为免除焦虑的突然发作似的。这一观点也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儿童期的最初神经症是广场恐怖症——在该状态中，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是如何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替代的。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即最好是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找到理解神经性焦虑的方法。同时，在回答一个人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什么的问题时，我们也取得了成功；并且，还成功地证实了神经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显然，他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这与现实性焦虑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两种：危险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化为外部危险的方式——这就是说，神经性焦虑是怎样转化为明显的现实性焦虑的。为了简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妨假设广场恐怖症病人始终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时所产生的诱惑感，于是他在恐惧中产生一种移置作用；从此以后，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移置作用更好地保护自己。人们可以逃之夭夭，以摆脱外部危险，但躲避内部危险却是很难的事。

    在我早期论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我自己曾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却也不怎么彼此吻合。就其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而言，焦虑好像是曾带来危险性威胁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虑服务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种新危险的信号；它产生于力比多，而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种缘故未被利用，它还可以在压抑的过程中产生。它被症状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约束。因此，我们不免感到这里好像缺少了什么，否则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女士们，先生们，在上次讲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 mental personality）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一划分也迫使我们在焦虑问题的研究中更新我们的支承。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支承的命题（即是说仅有自我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看，许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个新的侧面。在谈及“本我的焦虑”或认为超我具有产生忧虑的能力时，我们的确很难明白这些说法的含义。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事实中与我们希望相一致的成分表示欢迎：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性的、神经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关系（即与外部世界的、与本我的和与超我的）发生联系［第78页］。此外伴随着这个新观点，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的功能（这正好是一种我们不无熟悉的说法）变得尤为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使我们失去了兴趣。而且现实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变得简单明了了。还需要指出的是，与从前被认为是简单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明显复杂的情况有了更好的认识。

    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们将之划归为焦虑性癔症）中焦虑的产生方式。我们选择了一些病案，在这些病案中，我们在研究那种对从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愿望性冲动所作的典型的压抑。本来，我们指望能发现，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力比多精神贯注在压抑下转变成为焦虑，并表现为（从症状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亲的替代物之上。我不可能向你们陈述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预料相反的惊人结论，这就够了。并非压抑产生焦虑；焦虑早就有了，产生压抑的恰恰是焦虑。但到底是哪一种焦虑呢？这只能是那种面对具有威胁的外部危险时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诚然，在面对力比多的要求时，男孩的确感觉到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爱；在面对某种神经症焦虑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爱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内在的危险，对此他应放弃对象以回避这种爱，因为它惹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我们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应该承认，我们并未料到会发现，内部的本能危险会成为外部的、实在的危险状态的决定因素和准备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男孩因爱恋其母而恐惧什么样的现实危险。这种危险是被阉割的惩罚，是失去其生殖器的惩罚，当然，你们将反对：毕竟那不是真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不会因为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中恋爱其母而被阉割。但该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被取消。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阉割是否真的被执行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是，危险是来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为真。男孩信以为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在他的早期手淫（masturbation）阶段，人们常常吓唬他说要割掉他的阴茎，而且，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常在他心中得到强化。我们怀疑，在人类家庭的早期，妒忌而残酷的父亲实际上常对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施行阉割。而且在原始民族的成人礼经常举行的“割礼”（circumcision），是这种阉割的清晰可辨的遗风。我们意识到，在此我们与一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我们必须牢牢地坚持这个观点，即对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症形成的最普通、强劲的动机之一。而某些案例中，尽管确实不是阉割，而是割包皮作为对手淫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英美社会已不罕见），已经在男孩身上实施，因而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此，尽管我有意更深人探讨“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但我却须扣紧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害怕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女人身上也的确不存在这种害怕，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却不可能形成对遭阉割的恐惧。在女人性活动中，这种恐惧被失去爱的恐惧替代了。对失去爱的恐惧，显然是幼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焦虑的后期延续。你们会认识到，被这种焦虑所指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假如母亲不在了，或撤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不再相信其需要会得到满足，从而可能陷入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中。不可否认，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实际上可能是出生时原始焦虑状态的重现，因为出生时的状态肯定也表现为与母亲的分离。的确，假如你们遵循费伦茨所提示的思想（费伦茨，1925），你们也可能将阉割的恐惧加进这些因素里，因为男性生殖器丧失的结果，就不能在性活动中再次与母亲（或其替代者）结合为一体，附带提一下，那种频繁产生的返回母体子宫的幻想，就是与母亲发生性交往的愿望的替代物。在这一点，这里有许多颇有趣味和令人吃惊的关系可以告诉你们：但我不能超越精神分析引论的框架。因此，我仅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接近生物学的种种事实。

    兰克（O. Rank）对精神分析有着许多杰出的贡献，也明确强调了出生行为与母亲分离的严重性。不过，我们发现，不可能接受他从神经症理论甚至精神分析治疗这个有关因素中得出的极端推论。他已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出生时的焦虑经验是后来所有危险情境的原型。假如我们花点时间详细论述这些危险情形，我们就会说，事实上，焦虑的特殊决定因素——即危险情形——已被分派到了每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无助的危险，适应于自我的早期不成熟阶段；丧失对象（或丧失爱）的危险，适应于儿童期最初几年的缺乏自信阶段；被阉割的危险，适应于阳具欲阶段；而最后，超我的恐惧——它立于一种特殊立场——则适应于潜伏期。既然由于自我的强大，适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情形已丧失了其重要性，故而，在发展过程中，旧的焦虑决定因素将被摒弃。但这种情形仅是不完全地发生。很多人都无法克服对丧失爱的恐惧，这在正常情况下从未消失过，因为这是社会关系所不能缺少的，其形式为道德性焦虑；仅有少数的人能向社会宣告独立。有一些旧有的危险情境，通过对焦虑的决定因素作时代的修改，在后来的生活中保存其势力。例如，阉割的危险继续存在于梅毒恐怖症的面具之下。的确，成年人都知道，阉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的习惯性惩罚，而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各种严重的疾病威胁到这类本能的自由。毫无疑问，那些被描述为神经症的人，在对待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孩子气十足，而且没有克服焦虑的早期决定因素。我们把如上这些内容看作是对神经症特征研究的一个实际贡献，但很难说清它为什么这样。

    我希望你们没有丢失我讲演的主线，并记得，我们正在研究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在此，我们了解到了两种新事实：第一，是焦虑产生了压抑，而不是像我们一贯认为的，是压抑造成了焦虑；第二，那可怕的本能情境最终可还原于外部的危险情境。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怎样描述焦虑影响下的压抑过程呢？我认为答案如下。自我注意到对乍起的本能要求的满足，可能会招致一种现在还记得的危险情境。因此，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抑制、消除和减弱这种本能的精神贯注。我们知道，假如自我强大有力，能将上述本能冲动纳入自己的组织中，自我就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在压抑的场合中，出现的情况是，该本能冲动仍属于本我，而且自我觉得自己弱小。因此，自我通过某种本质上同于正常思维的方式帮助自己。这种思维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只要少量的能量就能运作，采用的方式就像一位将军在行军时调动大批军队前，先在地图上移动士兵的小模型一样。因此，自我预感到对这种可疑的本能冲动的满足，从而允许思维重演因从前所畏惧的危险情境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情感。于是，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机制发生了作用，并对危险的本能冲动进行了压抑。

    “稍等片刻，”也许你们会喊道，“我们不能跟着你跑得太远了。”你们是相当正确的，在你们能接受上述观点之前，我必须作一些补充。首先，我应该承认，我已试图把这样一个实际过程转译为我们正常的思维语言，该过程既非意识过程，亦非前意识过程，它发生于某个不可想象的最底层的种种能量状态之间。但这并非你们严重抗议的要点，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研究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当压抑发生时，在自我中发生了什么，在本我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刚刚说过，自我所做的是：它利用实验性的精神贯注，通过焦虑的信号启动快乐—痛苦的自动机制。然后，就可能产生各种反应或这些反应在不同比例中的结合。或者，焦虑充分地产生，并且自我彻底摒弃令人不快的兴奋；或者用一种反精神贯注取代试验性的精神贯注，以对抗这种兴奋；这种反精神贯注与被压抑的冲动能量结合，从而形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贯注作为反作用一旦形成，就作为对某些自我意向的加强，和作为自我的持久性改变，被吸入自我之中。焦虑的发展若越能以一种纯粹的信号为限，自我若越能利用各种防御活动，达成被压抑欲望的心理约束，那么这个过程也就越能接近于冲动的正常改造标准。尽管它无疑未达到这一目的。

    附带提一下，有一点我们在此应该花时间阐述一下。毫无疑问，你们自己已假设，那个难以定义的所谓“性格”，应完全归之于自我。我们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已有了一些认识。首先，它包括受早期父母影响而形成的超我，无疑，超我是性格中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其次，性格还包括后期对双亲和其他对儿童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认同，以及作为被弃对象关系［参见第64页］的积淀物所形成的种种类似的认同。另外，我们应该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再补充一些内容，即还有自我起初用压抑，后来采用正常的方法处理不良冲动时所获得的反应结构；此反应结构是性格形成的补充成分。

    现在我们可再回过头来探讨本我。要猜测被反对的本能冲动在压抑时期发生了什么，这是较困难的。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那种冲动的能量，即本能兴奋的力比多能量到底怎么样了，即它是怎样被使用的？你们还记得，对此我较早的假设是，被压抑转变为焦虑的，正是这种力比多能量。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最慎重的回答应是，本我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可能对被压抑的冲动而言，发生在自我中的情况和发生在本我中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因为我们已认为，通过焦虑信号而在行动中建立起的快乐——痛苦原则，在压抑中起作用，故而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预测。该原则完全不受限制地控制着本我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该原则使正在谈论的本能冲动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我们将会发现，压抑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其影响或大或小。在某些场合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能保存着力比多的精神贯注，并继续存在于未改变的本我中，尽管它常受制于来自自我的持续压力。在另一些场合中，所发生的情况好像是，这种本能冲动被完全破坏了，而它的力比多永久性地转移到了其他路径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正常处理俄狄浦斯情结时，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在这种适宜的场合中，俄狄浦斯情结在本我中不是被简单地压抑了，而是被毁灭了。临床经验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在许多案例中，并未出现惯常的压抑，而是发生了力比多衰退，即力比多组织倒退到一个更早期阶段。当然，这种倒退可能只发生在本我中，而且，假使这种倒退发生了，它就会受到由焦虑的信号所导致的相同冲突的影响。强迫性神经症提供了这类性质的最显著的案例，在该症中，力比多倒退与压抑是同时产生作用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担心你们会发现这种解释难以把握，并猜想我并未穷尽其述。我很抱歉引起了你们的不快。但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的发现所具有的性质，以及在取得这些发现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对心理过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认识到它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许多简单的公式，一开始好像是符合我们需要的，但后来都被证明是有欠缺的。我们不厌其烦地变化并改进它们。在我释梦理论的讲演中，我曾向你们介绍了这样一个领域，15年来，该领域鲜有新的发现。现在，在论及焦虑的地方，你们却看到每件事情都处于流动和变化状态之中。而且，新的发现没有得到彻底的探讨，这也可能增加了论证它们的难度。不过，要有耐心！我们将很快就结束焦虑这个主题了。我无法保证这个问题的解答会令人满意，却有希望取得一点小进展。同时，我们获得了各种新发现。例如，对焦虑的研究使人们对自我的描述增添了一个新特点。我们已说过，与本我相比，自我是软弱的，它是本我忠实的仆人，渴望执行它的命令，满足它的要求。我们没有收回这个观点的意图。但另一方面，这个自我又是本我中组织较好的部分，它面向现实。我们不要过于夸大自我与本我的区别，假如自我自身能对本我中的心理历程发生影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相信自我是借助焦虑的信号，通过使几乎全能的快乐—痛苦原则运作起来的方式而施加其影响的。另一方面，随后自我又马上暴露出它的缺点，因为它因压抑的行为而放弃了其组织的一部分，而且不得不允许被压抑的冲动永远脱离它的影响。

    现在，关于焦虑问题只有一点还需指出，尽管在我们手中，神经性焦虑已变成了现实性焦虑，变成了对特殊的外部危险情境的恐惧。但我们不能就此裹足不前。我们还应采取下一步骤，尽管它可能是后退的一步。我们问自己，在这类危险情境中，真正危险的和恐惧的是什么？显然，不像客观性判断的那样，是对病人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没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是伤害在病人心中带来的某种东西。比如，出生是我们焦虑状态的原型，但就其本身而言，它毕竟鲜能被认为是一种伤害，尽管它可能包含有各种伤害的危险。像上述每一种危险情境一样，有关出生的基本情况是，它在心理体验中唤起了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该状态令人不愉快，而且人们不能以发泄它的方式来控制它。这类状态我们称之为“创伤时刻”（traumatic moment）。在其面前快乐原则毫无作用，然后，假如我们依次沿循从神经性焦虑，到现实性焦虑，再到危险情境来看，就能获得这样一个简单命题：所恐惧的和成为焦虑对象的东西，常常是创伤时刻的呈现，不能根据快乐原则的正常法则处理它。我们马上明白，尽管我们拥有快乐原则的天赋，也不能保证我们免遭客观性伤害，而只能保证我们免受心理节制所导致的特殊伤害。从快乐原则到自我保护本能是很大的一步；这两者的意向从一开始就相当不一致。但我们也看到了其他某种东西，也许这是正在寻找的解决途径，即它是一个相对量的问题。把一种印象变为一个创伤时刻，使快乐原则的功能瘫痪并赋予危险情境以其重要性，这都仅仅是由于兴奋量的增强而已。假如情况真是那样，假如这些谜如此容易解开，那为什么类似的创伤时刻不在心理的生活中唤起而不与假定的危险情境发生关系呢？——在这些创伤时刻中，焦虑不是作为一种信号产生，而是因为某种新的理由重现。临床经验明确地表明，上述情况确属事实。只是后来的压抑才显示出我们描述过的机制，在该机制中，焦虑作为较早期的危险情境的信号而被唤起。当自我遇到某种过分强烈的力比多需要时，最初的和最原始的压抑直接来自于创伤时刻；它们重新构造它们的焦虑，尽管所依据的事实上仍是出生原型。在因性功能的躯体组织受损而产生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产生过程也和上面所讲的一样。我们不再坚持认为，在这种场合中，正是力比多自身被转变为焦虑了。在这里，我认为焦虑存在着双重起源——一是创伤性因素的直接后果；一是预示创伤性因素即将重现的信号。关于这一点，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确信，你们正为不要再听到关于焦虑的论述而高兴。但你们不会高兴太久，因为即将讲述的东西也不易让人感到高兴。今天我正打算带你们进入力比多理论或本能理论的领域，这些领域也同样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已获得了很大进步，以致值得你们不辞辛苦地去学习它们。这种想法我是没有的。这里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领域：我们正在其中艰苦地努力寻找我们的方向和各种发现；你们将仅是我们努力的见证者。在此，我也不得不追溯一些从前我已告诉你们的事情。

    本能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的神话。本能是一些神秘的东西，不确定性是很显著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忽略它们，但我们从不敢肯定我们正在清楚地观察它们。你们知道流行的想法是怎样去处理本能的。人们假定本能就像它们当前碰巧需要的东西那样多种多样——有自我肯定（self—assertive）的本能、模仿（imitative）的本能，游戏（play）的本能、群居（gregarious）的本能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本能。可以说，人们利用这些本能，让它们中的每一个完成其特殊工作，然后再抛掉它们。我们的行动一直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在所有这些较为特殊的本能背后，隐藏着某种重要而强大的东西，我们须予以慎重考察。我们所采取的第一步是非常审慎的。我们告诉自己，假如一开始我们就能根据两种重要的需要——饥饿与爱——分离出两种主要的本能，或对本能进行分类，我们就可能不会误入歧途了。无论我们通常怎样小心眼地保护着心理学相对于其他各种学科的独立性，这里我们却立足于不可动摇的生物学事实的支配之下。这个事实就是，有生命的个体有机物受两种意向即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和种族保存（preservation of species）的控制。这两种意向似乎是彼此独立的，就目前我们所知，它们没有共同的起源；并且在动物的生命中，它们的利益通常处于冲突之中。实际上，我们现在正讲的，就是生物心理学，我们正在研究生物过程的心理附属物。把“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概念引入精神分析中，就表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包括一切有关个体的保存、肯定和延续的东西；“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包括对于幼儿的性生活和变态的性生活所需的大量东西。在对神经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知道自我是限制和压抑的力量，而性倾向则是被压抑和被限制的力量，故而我们相信，我们不仅掌握了这两种本能之间差别的明确证据，而且掌握了这二者间冲突的明确证据。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仅是性本能，我们将它的能量命名为“力比多”。我们只有结合这些性本能，才能澄清有关什么是本能和什么应归于本能的种种观念。这里我们就来探讨探讨力比多理论。

    本能不同于刺激，即本能起源于人体内的刺激，它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力量发生作用，并且主体不可能像对待外部刺激一样，通过逃避的方式来避开本能。我们能够区分本能的起源对象和目的。其起源是人体内的某种兴奋状态，其目的是去掉这些兴奋，在从起源到目的的道路上，本能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我们把它想象为某种向特殊方向前进的能量；本能依此而获得“Treib”的名称。人们谈论“积极的”本能和“消极的”本能，但我们认为说具有主动目的和被动目的的本能将更为准确。因为要实现一个被动的目的也需要积极的活动。这种目的可以在主体自己身上得到实现；而通常产生的是外部对象，本能通过与它打交道而实现其外部目的；本能的内部目的则总是身体上发生的令人满意的变化。本能与其在躯体上的源泉间的关系是否带给了本能一种特殊性质？关于这一些，我们不太清楚。假如是这样，那是什么性质呢？精神分析经验的证据显示，以下内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从一种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与另一个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紧密相联，共同经历着变化；而且，一般而言，可以用他和本能的满足来替代某种本能的满足。但必须承认，我们对此并未能很好地了解。本能与其目的和对象的关系都很容易发生变化；虽然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更易于松散，但二者都可转化为其他关系。考虑到社会上的价值观，我们把对目标的某种修改和对象的变化称为“升华”。此外，我们还有理由识别出目标受约束的本能——这些本能冲动产生于我们熟悉的源泉，并具有明确的目的，但它们没有得到满足便被阻止了，以致产生了一个持久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和一种永恒的（情感）倾向。例如，性爱关系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它起源于性的需要，但又总是克制其满足。

    你们看到，对于这些本能的特性与变化，我们仍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这里应提到表现于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之间的进一步区别，假如从总体上说，该区别也适用于群体，那么它将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性本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具有可塑性，具有改变它们自己目的的能力，具有允许一种本能满足取代另一种本能满足的可替换性，并且能够被延续。在这些方面，我们上面所举的目标被阻的本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会很乐于否认这些特征是属于自我保存本能，因为自我保存本能是缺乏弹性的，对它们的满足不允许有丝毫延缓。在多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绝对必需的，并与压抑和焦虑具有非常不同的关系。但稍加考虑，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例外的观点是不适用于所有的自我本能的，而仅适用于食欲和渴欲，并且明显的是建立于这些本能源泉的特殊性质上。由此造成的混乱印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没有对有组织的自我的影响，在原本属于本我的本能冲动中所造成的那些变化，予以单独的考虑。

    当我们研究本能生活适应性功能的方式时，我们发现自己找到了更坚固的基础。在此，我们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知识，你们对这些知识也已是熟悉的。但我们也认识到，作为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性功能目标——两个性细胞的结合——的工具的性本能，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所考察的是大量产生于人体的各个区域和部位的组元本能，它们彼此相当独立地寻求满足，在我们可能叫作“器官快乐”（organ pleasure）的那种东西中找到满足。生殖器是这些“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中的最新玩意儿，“性快乐”这个名称完全可能适用于生殖器所产生的器官快乐。这些寻求快乐的冲动并没有完全被纳入性功能的最后组织之内。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被作为无用的东西通过压抑或其他某些方式而搁置一旁；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则通过我已提过的［第97页］显著方式而离开了原有目的，并用以加强其他冲动；还有一部分以些微的作用继续存在，以利于做些前抚动作并产生事前快乐。你们已听说过，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个预备性组织的阶段是怎样被识别出来的；也已听说，性功能发展史是如何解释性功能的各种变型和退化的。我们认为，这些“前性器欲”（pregenital）阶段的第一个口欲期（the oral phase），因为与婴儿在母亲怀中吃奶的方式一致，嘴的性感区支配着这一生命时期的那些可以叫做性活动的东西，到了第二个时期，虐待的和肛的冲动欲（sadistic and anal impulses）占据了前台，毫无疑问，这个阶段与牙齿的出现、肌肉器官的增强和对括约肌功能的控制有联系。关于这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阶段，我们已了解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第三个阶段是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在这个阶段中，两性中男性器官（和女孩身上相应于男性器官的东西）获得了不能再被忽视的重要性。我们已用性器欲阶段（the genital phase）这个名称来指定明确的性组织，该阶段建立于青春期之后，此时女性生殖器第一次得到识别，而男性生殖器在很早以前就被识别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述的全是老生常谈。但你们不要假定，我这次未讲到的许多事情是无效的。我这样重复是必需的，目的是将它作为起点，以报告我们知识中的进展。我们能够夸口说，我们已了解到了一些新东西，特别是关于力比多的早期组织，对旧东西的意义也获得了更清晰的理解，我将至少举几个例子以资证明。阿伯拉罕在1924年就说明施虐—肛欲期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其中早期的一个阶段受毁坏和丢失诸破坏性倾向的控制，后期的阶段则受友善地指向对象的倾向——即保持和拥有的倾向——所控制。故而，在该阶段的中期，对对象的关心作为后期对性爱的精神贯注的先驱而首次出现。若我们对第一个即口欲期阶段进行类似的再划分，也是同样可行的。在第一个小阶段中，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口唇的吞食，而与对象——母亲的乳房——的关系根本不存在矛盾心理。第二个小阶段则以咬的动作的出现为特征，它可以叫作“口欲施虐”阶段，第一次表现了矛盾心理现象，该现象在其后紧接而来的“施虐—肛欲”阶段中表现更为清晰。假如我们在诸如强迫性神经症或抑郁症（melancholia）等特殊神经症的案例中，去寻找力比多发展的各种倾向点，我们就尤其能够看到这些区分的价值。在此，你们必须回想起我们对力比多固着、倾向和倒退三者间的关系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我们对力比多组织的发展阶段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过去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都在下一阶段的到来前就消失了；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则转向这样一些事实：每一个前期阶段有多少成分与后期阶段并存，而且延续到它之后，并且在力比多的经济原则和主体的性格中得到永恒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各种病理条件下，频繁出现了向早期阶段的倒退；特定的倒退是疾病特定形式的特征。但在此我们无法深入研究这些事实，它成为专门的神经症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能够研究本能的诸种转化，尤其是就肛欲性欲（anal erotism）而言。肛欲的冲动产生于性感肛欲区。我们曾对将这些本能冲动多样化地使用的情况感到惊讶。某种特定性感区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想摆脱被抛弃的命运，也许是较困难的。因此，让我们回想一下阿伯拉罕的观点吧，他主张，从胚胎学上讲，肛门相当于原始的嘴，这个嘴后来才移到肠子的末端。然后我们了解到，当一个人的粪便（即其排泄物）对他失去了价值之后，则产生于肛门的这种本能的兴趣就转移到那些可以作为礼物赠送的对象。事实确实如此，因为粪便曾是婴儿能够赠送的第一件礼品，是某种他可能因对照顾他的人的爱恋而出让的东西。其后，准确地对应于在言语发展中所出现的类似变化，对粪便的原有兴趣不仅转变为对黄金和钞票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影响了对婴儿和阳具的充满感情的精神贯注。在那些长期保留厕所意识的儿童当中，普遍相信婴儿像一般粪便那样从肠子里生出来。大便是出生行为的原型。但圆柱状的粪便也被看作是阳具的先驱，这种粪便塞满并刺激着肠黏膜。当一个儿童非常不情愿地认识到还有许多不拥有阳具的人时，在他看来，那个器官是作为某种与身体可相分离的东西而出现的，因而变得非常类似于粪便，后者是其身上不得不抛弃的第一件东西。结果，大部分肛欲性欲都转变成了对阳具的精神贯注。但对人体阳具的兴趣，除了肛欲性欲的根源外，还有口欲的根源；口欲的根源或许仍是更为有力的，因为吮吸终结时，阴茎也变成了母亲乳头的继承者。

    假如一个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深刻的联系，就不可能在人类的种种幻想中、在人类受潜意识影响而产生的种种联想中和在人类的症状性语言中，发现一个理解这些问题的途径。在那里，粪便——金钱——礼品——婴儿——阳具，好像是意味着同一件事情，它们被同一些符号所代表。你们也不要忘记，我仅能够将很不完备的信息提供给你们。或许我可以匆匆加上一句，后来才被唤起的对阴道的兴趣基本上也是源于肛欲性欲。对此也不必奇怪，因为借助卢·阿德里安—萨洛梅（Lou Andreas—Salome，1916）的一句适当的话说，阴道本身是从直肠“租借来”的：在那些同性恋者即性功能发展不正常者的生活中，肛门一直被用来代替阴道。我们在梦中，常常出现这种场所：它起先是一间简单的房间，而随后则被一堵墙或其他方式分成了两间。这种梦境常意味着阴道与肠的关系。也很容易理解下述情况：在女孩身上，那种期望得到阳具这一完全非女性的愿望，通常被转变成了想得到一个宝宝的愿望，然后又转化为想得到一个具有阴茎而又能给她宝宝的男人的愿望；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一部分起源于肛欲性欲兴趣的东西，是怎样获得进入后期的性器欲组织中的许可的。

    在我们研究力比多的前性器欲阶段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关于性格形成的新观点。我们注意到某种三者合一的、通常被同时发现于一人身上的性格特征：整洁、吝啬和固执；根据对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的分析，我们推测这些特征起源于肛欲性欲，该性欲以不同方式被吸收和利用。因此我们提出“肛欲性格”（anal character）。在此种性格中，我们发现了上述值得注意的结合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肛欲性格和未变化的肛欲期性欲做了比较。我们也发现在抱负（ambition）与尿道欲期性欲（urethral erotism）间也存在一种类似的、甚或更牢固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的一个显著暗示可见于下面这个传说中：相传在亚历山大大帝诞生的那一夜，一个叫赫罗斯特拉斯（Herostratus）的人仅为了出名，而放火烧毁位于以弗所的著名的阿耳忒弥斯（Artemis）神庙。古人好像已意识到这个联系。当然，你们已经知道，排尿和火及灭火有密切联系。我们自然期望也能证明：其他的性格特征也是同样起源于各种特殊的性器欲前的力比多结构，如有关的积淀物或反应结构。但目前我们还不能做到。

    然而，现在我可要再注意较早的一个时期，并又一次提出本能生活的一些最普遍问题。起初，自我本能和性本能间的对立曾是力比多理论的基础。到后来，当我们开始更严密地研究自我本身并得到自恋概念时，这种区别本身就失去了基础。在稀有的场合中，一个人能够观察到，自我将自己当作对象，其所为就好像是自己爱自己。因此，术语“自恋”（narcissism）是从希腊神话中借来的。但这仅是事物正常状态的一个极度夸大。我们逐渐明白，自我总是力比多的主要储藏库，对对象力比多精神贯注源出于斯又返回于斯；而这种力比多的主要部分则在自我中被永久保存。因此，自我的力比多经常转化为对象力比多。但这种转变中，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并且把一种力比多能量与另一种力比多能量区分开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抛弃“力比多”这个术语，也可把它用做一般意义上的“心理能量”（psychical energy）的同义词。

    这个观点我们没有坚持很久。关于两种力比多在本能生活中成为一种对比势力的看法，不久我们就找到了另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达形式。但这里我不打算详述我得到这个新观点的经过；它基本上也是基于生物学的思考。我将把这种观点作为一个现成的结论告诉你们。我们假设有两类本质不同的本能：一类是在最广泛意义上所理解的性本能——假如你喜欢，也可叫做爱的本能（Eros）；另一类则是攻击性本能，其目的在于破坏。当用下述方式提出这种观点时，你们几乎不会视其为新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尝试：它将爱与恨之间的日常对立作了理论上的升华，这种对立可能与物理学所假设的在无机物世界中的吸引与排斥的对立相符合。但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即这种假设仍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新观点，并且是一种应尽快抛弃的、人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新观点。我认为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正在对这种否定产生作用。我们自己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接受攻击性本能呢？为了自己的理论而利用那些显而易见并且众所周知的事实时，我们为什么会显得优柔寡断呢？如果我们试图把带有攻击性目的的本能归之于动物，或许根本就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了。但如果认为人类气质中包含这种本能，则显得对人类是大不敬了；这种观点也违背了许多宗教假说和社会习俗。因为从本质上讲，人类应该是天生善良的；或至少是本性善良的。即使他偶尔表现出野蛮、粗暴和残忍，这也仅仅是其情感生活转瞬即逝的失调，因为它们大部分是被煽动起来的，或者可能只是他迄今强加于身的那种不明智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可惜，历史的教诲和我们的亲身经历都没有证实这一点，反而证实了这样一种判断：对人性“善良”的信仰是那些有害的错误观念之一。凭借这些观念，人们期望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安逸，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只会造成灾难。这场争论无须继续下去，因为我们赞成人类具有特殊的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本能，这并不是根据历史教训或我们的生活经验，而是依据我们考察施虐狂和受虐狂现象而引起的种种普遍性思考。正像你们所知，我们把性的满足与性对象遭受痛苦、施虐和践踏的条件相联系的现象叫做施虐狂；反之，把性的满足以自己遭受此种待遇为条件的现象叫做受虐狂。又如你们所知，正常的性关系包含着这两种倾向的一种特定的混合体；当这两种性倾向将别的性目标放进背景之中，而用自己的目的来代替它们时，我们将它叫做性变态行为。你们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施虐狂与男性气质有更密切的关系，而受虐狂则与女性气质有更密切的关系，仿佛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的亲缘关系；尽管我必须补充说明，沿着这一途径研究，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施虐狂与受虐狂这两个现象对力比多理论而言，都是真正令人迷惑的问题，而受虐狂则尤为突出。这两种现象构成了力比多理论的障碍，而它们又恰恰能变成替代力比多理论的另一种理论基石。

    然后，我们的观点是，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我们得到了两个关于爱的本能和攻击性这两类本能的混合体的极好例子。我们再假定，这种关系是一种原型关系——我们能够考察的每一个本能冲动，都是由这两种本能的类似的融合或重合所组成。当然，这种融合的比例变化是很大的。结果，爱的本能将多种多样的性目的引进融合物中，而攻击性本能仅容许它们的单一倾向在融合物中趋于缓和或发生变化。这个假设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前景，终有一天，它对我们理解病理学过程会有重大意义。由于融合物也可以分解，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这类分解作用会对融合功能产生最重大的影响。但这些概念仍太过新颖，也没有人力图将它们用于我们的工作中。

    让我们回到受虐狂呈现给我们的那个特殊问题吧。假如我们将其性爱成分暂时搁置不论，受虐狂就会向我们证明一种以自我毁灭为目的的倾向的存在。假如自我——不过在此我们心里所指的更是本我，即整体的人——从起源上来讲包括所有的本能冲动，这对破坏性本能而言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观点：受虐狂比施虐狂产生更早，施虐狂是指向外部的破坏性本能，所以，获得了攻击性特征。一定数量的原始的破坏性本能仍可能存在于内部。好像我们仅能在下面两种条件下觉察到这种本能：当它与性爱本能结合而转化为受虐狂时；或者，当它拥有或多或少的性爱成分，作为攻击性本能指向外部世界时。现在下述可能性的重大意义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攻击性本能不能在外部世界中得到满足。因为它碰到了真实的障碍。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它就可能退缩；而增加在内部占有稳定地位的自我破坏性。我们将会知道，这就是事实上所发生的情况，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受到阻碍的攻击性好像包含了一种严重的伤害。为了不毁灭自己，为了打消自我毁坏的冲动，而去破坏他物或他人，对我们而言似乎的确是必要的。这对道德家而言，的确是一种可悲的披露。

    但长期以来，道德家总以我们猜测的不可能性聊以自慰。事实上，一种古怪的本能甚至将破坏的目标指向自己栖身的躯体！诗人们的确提到了这样的事情，但诗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他们享有诗歌式的豁免权。附带提一下，这样的看法甚至与生理学也有关联：例如，胃黏膜侵蚀它自身就是一例很好的说明。但我们得承认，自我破坏性本能需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寻找证据。毕竟人们不能仅仅因为少数可怜的傻子将其性满足与某种奇特条件相联系，就冒险做出这样一个范围巨大的假设。我相信，对本能的更深刻的研究将会带给我们所需的东西。这种本能不仅统治着心理活动，而且统治着植物性神经的活动，这些有机体的本能展现出一种值得我们深感兴趣的特征（将来，我们才能判断这种特征是否为本能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因为本能显示了一种恢复事物早期状态的努力。我们可以假定，在事物已获得的某种状态被搅乱时，一种本能就会产生出来重新制造那种状态，并产生一种我们可叫做“强制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的现象。整个胚胎学就是这种强制性重复的一例。在整个动物王国中，都存在再生已丢失器官的能力。除了治疗外，我们疾病的痊愈应归功于复原的本能，而这种复原的本能就是上述能力的遗迹，该能力在低等动物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鱼类在排卵时的回游、鸟类的定期迁徙，甚至可能所有我们称为动物本能的行为表现，都是在强制性重复的法则下产生的，这个法则表明了本能的保存性。在心理领域，我们也不难看到该法则的表现形式。我们已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对梦和反应——尤其是那些发生于移情中的梦和反应——的精神分析中，儿童期的被遗忘和被压抑的经验会重现，尽管这种重视与快乐原则的利益是相抵触的；通过这一途径——即假设在这些情形中，强制性重复甚至正在征服快乐原则——我们就可以对上述事情进行解释。不通过精神分析，我们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有些人在其生活中，不断重复相同的不正确行为以伤害自己；而另一些人则似乎被厄运缠身。但更进一步的研究又告诉我们，厄运却是他们自己无意识地惹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强制性重复具有“恶魔”的特性。

    但本能的这种保存性特性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破坏性呢？像这样的本能想要回复到什么样的早期状态呢？答案是容易发现的，并可开辟广阔视野。假如生命确实曾经产生于无机物——在某个无法推算的远古时期，以某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产生——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那时就应产生一种一再企图毁灭生命并重建无机物状态的本能。假如在这个本能中，我们能识别出我们假设的自我破坏性，我们就可以将这种自我破坏性看作是一种“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的表现，这种“死的本能”在每个关键过程中都必将表现出来。现在，我们相信，这种本能可分为两类——爱的本能，它企图将越来越多的有生命的物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和死的本能，它与上述企图相反，而是想使有生命的一切退回到无机物状态。生命现象就是产生于这两类并存但又矛盾的行动中的，直到被死亡带回到终点。

    你们可能不以为然地说：“它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叔本华的哲学！”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一个大胆的思想家为什么不能猜测到某种后来才被严肃而艰苦的细致研究所证明的东西呢？而且，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被说过。在叔本华之前，就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更何况，我们所说的又确非叔本华的哲学。我们没有肯定死亡是生命的唯一目的；也没有忽视有死亡也有生命这一事实。我们仅是承认这两种基本本能，并承认它们各有自己的目的。在生命历程中这两种本能是如何混合的，死亡本能如何被用来服务于爱的目的，特别是在它作为攻击性转向于外部时，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将来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以致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保存性特性是否毫无例外地可以不属于所有的本能？性爱本能在努力综合有生命物而形成更大整体时，是否可以不试图退回到事物的早期状态之中？对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无法回答。

    我们已离题太远了。我再和你们回顾一下有关本能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它也是那个导致我们修改自我与潜意识关系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来自于精神分析工作中，即病人产生抵抗但经常意识不到他在抵抗。病人不仅意识不到他抵抗的事实，而且也意识不到抵抗的动机。我们被迫去寻找这些动机或这种动机。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该动机是对惩罚的强烈需要，我们只能把这种需要归类为受虐狂愿望。这个发现的实践意义与其理论意义一样重要，因为对惩罚的需要是我们治疗努力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它通过与神经症相联的痛苦得到满足，并因此而使病人坚持处于患病状态。这个因素即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好像存在于每一种神经症疾病中。在某些病例中，神经症的痛苦可被别种痛苦所替代，这些病例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我将向你们汇报这类经验。

    我曾经成功地使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妇女免除了症状情结，该情结使她遭受了大约15年的折磨，并使她完全不能参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动。现在她感到病好了，并积极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她那较好的才能，获得一些承认、享受和成功，尽管这一时刻来得晚了些。但是，只要有人让她知道或她自己感到，她太老了以至于无法完成这个领域的工作，她的每一个努力便终结了。本来每次这类结果显然会使其旧病复发，但她再也不可能患那种病了。相反，每次她都会遇到意外事情，使她暂时终止活动并引起她的痛苦。在她正做某事时，她或者摔倒而扭伤脚踝，或碰伤膝盖，或碰伤手。若有人让她知道她自己应对这些明显的意外负责时，据说她就改变了方式，于是相同的烦恼不再导致意外事故，而是导致各种小毛病——如黏膜炎、咽喉炎和流行性感冒，或风湿性肿胀——直到最后，她下决心放弃所有尝试时，整个骚动才算结束。

    我们认为，关于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的起源，已是毫无疑问的了。这种需要看上去好像是良心的一部分，又像是我们的良心向潜意识的一种延伸；它必定和良心有共同的源泉，因此和一部分已被超越内化和接受的攻击性相符合。假如这些观点是对的，为了实践之目的，我们有理由将这种需要叫做“潜意识罪疚感”。在理论上，我们还怀疑，我们是否应假设所有已从外部世界退回的攻击性都受超我的约束，并因此反对自我呢？是否应假设这些攻击性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自由的破坏性本能，继续在自我和本我中进行着沉默而怪秘的活动呢？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对于它，我们知之甚少。无疑，当超我最初形成时，超我这个机构所接受的是儿童指向其父母的攻击性，由于儿童性爱的固着作用和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他无法向外发泄这种攻击性，因此，超我的严厉性并不与养育的严格性简单地相对应［见前面第62页］。很可能是当后来出现压制攻击性的场合时，这种本能就会采取每当在关键时刻就向它展开的那一途径。

    潜意识罪疚感太强的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是通过抗拒治疗的反应来表露自己的，从预测性观点看，这种反应是不协调的。当人们向他们提供了症状的解释时（正常情况下，至少应在其暂时消失后才能做出），他们所产生的情况反而是症状与疾病的暂时加重。要想使他们的病情加重，只需对他们的治疗中的表现加以称赞或说一些精神分析有望取得进展之类的话，就足够了。非精神分析者将说病人全无“康复意愿”。假如遵照精神分析的思维模式，你会在这种行为中看到潜意识罪疚感的体现（正是为此而病的），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痛苦和挫折，这一切都是病人的意愿所在。潜意识罪疚感所面临的问题及它与道德、教育、犯罪和过失的关系，在当前都是精神分析家所偏爱的领域。

    在此，我们意想不到地从心理的地下世界步入了开阔的闹市。我不能再带你们向前去了。但今天在我离开你们之前，我要再耽搁你们一点时间，告诉你们我的另一个思考结果。我们已习惯于说，我们的文明是以性倾向为代价建立起来的。该倾向在社会抑制下，一部分的确被压抑了，另一部分则可以运用于其他目的。我们也承认，尽管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但是要实现文明所提出的要求或在此文明中感到舒服，实非易事。因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各种本能的限制，形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我们关于性本能的诸种观点，同样甚或更适用于攻击性本能。毕竟，正是它们产生了人们正常生活的困难，威胁着社会的继续存在。对个体攻击性的限制，是社会要求他首先做出的，也可能是最巨大的牺牲。我们已学会一种精巧方法用以完成对难以驾驭之事的驯服。承接危险的攻击性冲动的超越的建立就好像在那些有反抗倾向的地方派驻了一个卫兵。但另一方面，假如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承认自我如此牺牲自己以服从社会需要，不得不臣服于攻击性的破坏倾向（对此它原本是乐意用来反对人的），对此它是不会感到快乐的。这种情况就像是那些支配有机动物世界的“吃或被吃”的困境在心理领域中的延续。幸运的是，攻击性本能从来就没有独自存在过，而总是与爱的本能并存，而后者在人类创造的文明条件下具有延缓与防止攻击性本能的作用。

    第33讲女性气质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直准备告诉你们，我正与内心的困难做斗争。可以这样说，我感到把握不住讲演的合理范围。在过去15年的工作中，精神分析的确发生了变化并且变得更加丰富了。但是，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导论》大可不必有所改变或增补。我心中一直认为，这些讲演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我既言之无物，又无丝毫新意（说得太少了，而且根本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对于你们来说，我又说得太多了，且都是你们没有准备理解的或超出你们能力之外的东西。我为演讲找了种种理由，并试图根据不同的理由证明各个相互独立的讲演。第1讲，关于梦的理论。可以设想，这一讲将一举把你们送回精神分析的氛围中，并向你们显示我们的观点是多么经得起考验。由于我有机会毫无约束地讲出我对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看法，即在该领域中，许多偏颇的期望正与强烈的抵抗进行斗争，从而我被引导到第2讲，追溯了从梦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我希望你们在做出判断时，学会容忍精神分析的实例，不要拒绝与我一起探索这个领域。第3讲，关于人格的剖析，因其是不为你们所熟悉的题材，肯定对你们提出了最难接受的要求。但是，我不可能向你们隐瞒自我心理学的最初起源。如果15年前我们就掌握了这种剖析，那时我就会向你们提及。我的最后一讲，你们可能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它，该讲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更正——即对解决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新的尝试；如果我对这些修改保持缄默，那么我的介绍就会把你们引入歧途。你们知道，在人们开始寻求辩解的理由时，结果也同时显露了出来，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命中注定的。我服从命运，并请求你们也这样做。

    显然今天的讲演在导论中也没有任何地位。但它能够向你们提供一个详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实例，我可谈两点情况来介绍今天的讲演。首先，它所提供的仅是可观察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思辨性的附加成分；其次，它所论及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主题更能引起你的兴趣。从整个历史看来，人们对女性气质的性质这个谜一筹莫展——

    那些戴着象形文字的便帽的头，

    那些裹着头巾的头和戴着黑色方帽的头，

    那些戴着假发的头和其他无数

    不幸的、流淌汗水的人们的头……

    你们无可避免地要为此问题而烦恼——这是指你们当中的男人；而对于你们当中的女人来说，却没有这种烦恼——你们自身就是这一问题。当你们遇到一个人时，你们所作的第一个区分是：“男人抑或女人？”并且习惯于以毫不犹豫的确定性进行区分。在这点上，解剖学与你们有同样的确定性，而且并不比你们更深刻。男人的性产物，即精子及其载体是雄性的；卵巢和含有卵巢的有机体是雌性的。在两性中，绝对为性功能服务的器官形成了；它们可能起源于相同的（遗传的）性倾向，进而发展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此外，两性的其他器官、体形和组织，都显示了个体性别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定，而且它的程度也是可变的；这些就是所谓的第二特征。其次，科学会告诉你们某种与你们期望相背，并且可能扰乱了你们的情感的事情。它使你们的注意力转向下述事实：男人性器官的某些部分也会在女人身体上出现，尽管是以一种发育不全的状态出现，反之亦然。这种观点把上述情况视为双性特征（bisexuallty）的表现，仿佛一个个体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又始终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仅仅是某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明显而已。然后，我们要求你们熟悉这样一种观点：个体身上男性成分与女性成分相混合的比例，具有相当大的波动性。然而，除非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中，因为一个人身上所呈现的只能是一种性产物——或者是卵细胞，或者是精液，所以，你们一定会怀疑上述成分的决定性意义，并推断出构成男性气质（masculinity）或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东西是解剖学所无法控制的、不为人知的特征。

    或许，心理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习惯于把“男性的”和“女性的”作为心理品质来使用，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把双性特征的概念引入心理生活之中。因此，我们谈到某个人时，无论是男是女，就说他在这个方面表现为男性的，而在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只是对解剖学或习俗的让步。你们不能给予“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个概念以任何新的内涵。这种区别不是心理学上的区别，你们说到“男性的”时，通常意指“主动的”；而说到“女性的”时，通常意指“被动的”。这种关系确实是存在的。男人的性细胞是积极活动的，它寻找女人的性细胞，而后者即卵子则是静止的，它被动地等待着。这种基本的性生物体的行为的确是性交中性个体行为的原型。男人为了性交目的而追求女人，占有她并穿入她体内。但就心理学而言，这种说法恰好把男性气质的特征变成为攻击性因素。但当你们想到，在某些动物中，例如蜘蛛，雌性更强壮而且更具有攻击性，而雄性仅在性交这一个行为中才具有主动性时，你们很可能会怀疑你们是否真正有权保持上述说法。甚至是那些抚育和照料幼儿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些功能是女性的优良美德），在动物中也并不总是与雌性相关。在相当高级的动物中，我们发现两性共同承担着照料幼仔的任务，或甚至由雄性单独承担。即使在人类性生活中，你们也很快会看到，把男性的行为与主动性等同，把女性的行为与被动性等同是多么不完善。母亲对孩子是主动的，哺乳这一行为可以等同地说是母亲给婴儿喂奶或被婴儿吮吸。你们越脱离狭隘的性交领域，这种“重叠性谬误”（error of superimposition）就暴露得越明显。女人可以在不同方面显示出重大的主动性，而男人只有养成大量的被动适应性，才能与其同类相伴生活。如果你们现在告诉我这些事实恰好证明了心理学意义所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双性的，那么我将断定，你们心里已决定使“主动的”与“男性的”等同起来，“被动的”与“女性的”等同起来，但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这种见解对追求有益的目的毫无用处，也不能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

    人们可能会考虑从心理学上把女性气质描述为偏爱被动性目的。当然，偏爱被动性目的与被动性不是一回事；实现被动性目的可能需要大量的被动性。情况可能是这样：对于女人来说，基于她所承担的性功能，她对被动性行为和被动性目的的爱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扩大到相应有限的或广泛的生活领域之中，她的性生活可作为这些领域的模型。但是，我们应该警惕在这个方面低估了社会习俗的影响力。还是这些影响力迫使妇女陷入被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仍远未被澄清。在女性气质与本能生活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特别稳定的关系。妇女对攻击性的压抑是由其体格规定并由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这种压抑有助于强力的性受虐狂冲动的形成，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压抑成功地约束了已转向内部的性欲的破坏性倾向。因此，可以说受虐狂确实是为女性所独有的。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你们在男人中遇到了性受虐狂，你们除了说这些男人显示了非常痛苦的女性特征外，还能说什么呢？

    现在，你们听到了，心理学也不能解开女性气质之谜。无疑，这个解释要到别处去寻求，而只有在我们大致认识到活着的有机体是怎样演变成两种性别之后，才能找到解释。我们对这个演变一无所知，而两种性别的存在是有机生命中最显著的特征，该特征明显地把有机生命与非生物自然界区分开来。然而，对于研究那些拥有女性生殖器而具有显著的或占优势的女性特征的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已发现了很多东西。按照精神分析的特殊性质，它并不试图描写什么是女人——那将是一件它几乎无法胜任的任务——而是已着手研究女人是怎样形成的，即女人是怎样从具有双性别倾向的儿童成长起来的。幸亏我们有几个优秀的女精神分析家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故而我们近来对这方面也掌握了不少知识。该问题的探讨已从两性差别中获得了特别的吸引力。对于女士们来说，只要某种比较的结果似乎被证明为不利于她们的性别，她们就可能提出怀疑，我们这些男性的精神分析家无法消除对女性气质所抱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这种比较正在不公正的研究中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立足于双性特征，我们毫不困难就避免了对女士们的失礼行为。我们只要说：“这种比较不适用于你们，你们是例外；在这点上，你们所具有的男性成分多于女性成分。”

    我们在研究妇女的性别发展中，提出了两个预测。第一，妇女只有经过反复的斗争，她的体格才能适应其功能。第二，性别发展中的关键性转折点在青春期以前就已做好准备或已经完成。这两个预测很快就会被证实。而且，与男孩的情况的比较告诉我们，小女孩向正常妇女的发展更加困难，也更加复杂，因为它包括两个额外的任务；而在男人的发展中并没有与之相当的任务。让我们从两种性别的起源谈起吧。男孩和女孩的生理物质无疑是各不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无须精神分析来确定。生殖器结构的差异伴随着其他一些身体上的差异，对于后者，大家如此熟悉，在此无须再提。差异也出现于本能气质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后来所形成的妇女的性质。小女孩通常缺少攻击性、对抗性和自我满足感；她似乎更需要给予爱抚，因而显得更具依赖性和顺从性。这种顺从性的结果可能是这样：她更容易也更快学会控制排泄；尿和粪便是儿童送给其照料者的一批礼物［见第100页］，而且控制大小便是儿童的本能生活所能诱导取得的第一个让步。人们还有一个印象：小女孩比同龄男孩更聪明更活泼；她们更常走出户外接触外部世界，同时形成更强烈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我无法说清，女孩在发展中的这种领先是否已被精确的观察所证明。但毋庸置疑，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能说女孩在智力上落后于男孩。然而，这些性别差异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被个性变化所超越。就我们当前目的而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

    两种性别似乎都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力比多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原本期望女孩在肛欲攻击阶段已表现出在攻击方面的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女精神分析家对儿童游戏的分析已表明，小女孩的攻击性冲动在丰富性与猛烈性方面都完整无缺。当她们进入阳具欲阶段时，两性的差别就完全被两性的一致所掩盖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小女孩即是一个小男孩。正如我们所知，对于男孩而言，这个阶段的标志即下述事实：他们已学会如何从他们的小阴茎那里获取快乐感，并把其兴奋状态与他们性交的念头联系起来。小女孩则通过其更小的阴蒂做同样的事。看起来她们的一切手淫活动都是在这种阴茎的等同物上进行的，真正的女性阴道（vagina）则仍未被两性发现。一些关于阴道感觉的报告也确实存在，但是要把这些感觉同肛门（anus）或（阴道）前庭（vestibulum）的感觉区别开来，却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些阴道感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起重要作用。我们有权坚信我们的观点：在女孩的阳具欲期，阴蒂是主要的性感区。当然，情况不会一直如此。随着女性气质的产生，阴蒂就全部或部分地把其敏感性连同其重要性移交给了阴道。这是妇女在其发展中不得不完成的两个任务之一，而相比之下要幸运些的男人只需要在其性成熟时期，继续进行那个他早先在性欲早期旺盛阶段就从事过的活动。

    我们以后再回到阴蒂作用的问题上来，现在让我们谈谈女孩在发展中肩负的第二个任务。男孩爱恋的第一个对象是他的母亲，在男孩俄狄浦斯形成时期依然如此。而且从本质上说，终生如此。对女孩而言，她的第一个对象也应该是她的母亲（还有与母亲融为一体的奶妈或养母）。儿童最初对对象的贯注表现于对满足某些既主要又简单的基本需求的依恋中，并且照料儿童的环境对两性而言也都是相同的。但在俄狄浦斯状态中，女孩的父亲变成了她的爱恋对象（love object），我们期望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她将找到从亲本对象（paternal object）通向最后选择的对象的道路。因此，在该时期，女孩不得不改变她的性欲区和爱恋对象——而男孩则保持二者不变。于是便产生了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特别是女孩是怎样从对母亲的依恋转到对父亲的依恋的？她是怎样从男性阶段转向生理上注定的女性阶段的？

    如果我们假定，从某一特定年龄开始，异性相吸这一基本力量便被儿童感觉到了，并使女孩趋向男人，而同样的法则则允许男孩继续与母亲在一起，那么，这种假设将会是一个理想的简单解释。此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在这一时期，儿童遵循着父母性偏好所给予他们的暗示。但我们并不会这么容易地找到答案。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确信这种吸引力，尽管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种力量，而在精神分析上却无法进一步对它做出分解。通过艰辛的研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至少很容易地获得了答案所需的材料。你们可能知道，长大后仍然温柔地依恋亲本对象（确切地说是父亲）的女人，为数甚多。我们对这些女人有惊人的发现，她们对父亲的依恋程度很强，持续时间也很长。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之前女孩还有一个恋母阶段；但我们不知道，这一阶段内容如此丰富，持续时间如此之久，而且留下了如此之多的、造成固着与偏向的机会。在这一个时期，女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竞争者；而且在某些实例中，对母亲的依恋持续到14岁以后。差不多我们后来在她与父亲关系中所发现的每一事件，都在早期的依恋中出现过，并被依次转移到父亲身上。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如果不懂这个依恋母亲的前俄狄浦斯阶段，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女人。

    那么，我们将乐于知道女孩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的性质。答案是，这些关系各不相同。由于它们贯穿于幼儿性欲的全部三个阶段，故也具有各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并通过口唇的、肛门施虐的和阳具欲期的愿望表现自己。这些愿望体现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冲动；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后来呈现的两性差别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做——我们便可把它们叫做男性的和女性的。除此以外，它们是完全相矛盾的，既具有亲切的性质，又具有敌对的和攻击性的性质。后者通常仅在被转变为焦虑观念后才明朗化。要提出对这些早期的性愿望的明确阐述总是不容易的；女孩表达得最清晰的是让母亲怀上孩子和为她生个孩子的愿望——这两个愿望都属于阳具欲期，而相当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无疑都被精神分析的观察所证实了。这些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吃惊而详细的发现，这是引人注目的。例如，我们发现，在这个前俄狄浦斯时期，被杀或被毒害的恐怖，（它们后来可能构成偏执狂疾病的核心）就已出现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了。又如另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会回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史中的一件曾引起我许多苦恼的趣事。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婴儿性欲创伤，我几乎所有的女病人都告诉我，她们曾被自己的父亲诱奸过。但最后我被迫承认，这些报告都是失真的，因而开始明白，癔症产生于幻想而不是真实事件。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能够从被父亲诱奸的幻想中，辨认出它是女人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现在，我们在女孩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中再次发现了关于被诱奸的幻想；但诱奸者通常是母亲。然而，这次的幻想涉及了真实的领域，因为确实就是母亲，在给孩子做身体卫生保健的活动中，无可避免地激起了，而且可能是第一次激起了女孩生殖器的快感。

    我相信你们将会怀疑到：对于小女孩与母亲的性关系的丰富性和强烈性的说明是言过其实了。毕竟人们有机会可以观察小女孩，但没有注意任何这类情形。但这种反对并未切中要害。如果人们知道怎样观察，那么他们在儿童身上就可看到很多东西。此外，你们应该考虑到，儿童能够带到前意识中并加以表述或传达的性愿望是何其少，甚至没有。因此，如果有人在这个情绪领域出现明显的或者过度的发展，我们就完全有权借助他们的回忆，研究这个情感世界的遗迹和影响后果。病理现象总是通过分离和夸大的办法，帮助我们弄清仍然隐含在正常状态中的条件。而且，由于我们的研究是在那些绝对严重变态的人中进行的，所以我认为研究的结果是值得信任的。

    现在，我们将把兴趣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女孩对母亲的这种强烈依恋消亡的呢？我们知道，这种依恋的通常命运是：它注定要让位于女孩对父亲的依恋。这里，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引导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事实。发展中的这一步骤并不仅仅包含对象的简单变化。对母亲的疏远是伴随着敌意的；对母亲的依恋以仇恨告终。这种仇恨可能变得非常显著而且终其一生；它可能在以后得到精心的过度补偿（over compensate）；通常它的一部分被克服，而另一部分则被保持。儿童后来发生的事件当然对这种结果影响很大。然而，我们将仅限于研究女孩在转向父亲时对母亲的仇恨；仅限于研究这种仇恨的动机。我们听到了一长串对母亲的谴责和抱怨，这些谴责和抱怨被认为证明了孩子的敌对情感，这些谴责和抱怨的有效性有很大差异，我们应该认真审查。其中一些显然是属于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的，敌对的真正根源有待于发现。如果在此我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研究的一切细节，我希望你们会发生兴趣。

    对母亲的责怪，追溯其最早的根源，是母亲给儿童太少的奶水——这被解释为儿童因丧失爱而反对母亲。在我们的家庭中，现在就存在着这种责怪。母亲经常没有足够的营养提供给她们的孩子，且仅满足于给孩子喂几个月、半年或9个月的奶。而在原始的民族中，母亲哺乳孩子的时间长达两三年。通常是为孩子哺乳的奶妈的形象会与母亲相融合；在这种融合尚未出现时，对母亲的这种责怪就会转变为另一种责怪——责怪母亲把热心喂养她们的奶妈过早地辞退了。不过，无论这些事件的真实情况原本怎样，儿童对母亲的责怪都是不可能经常被证明为合理的。相反，儿童对最早期的营养的需求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他似乎从未克服失去母乳的痛苦。如果对那个已能跑会说却还吮吸母乳的原始人的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并且结果表明他们对母亲也有同样的责怪，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被毒死的恐惧也可能与断乳有关。毒药是使人生病的营养品，或许儿童把他们早期疾病的病因也归结到这种挫折（frustration）上。相当程度的智力教育是相信偶然之事的先决条件；原始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无疑还有儿童，都能够给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以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以泛灵论为基础的。甚至今天在人类的某个阶层中，人们还相信一个人的死亡必与被他人——最可能是医生——所杀害有关。一个神经病患者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死亡的通常反应，是把引起死亡的责任归结到自己。

    当婴儿室中出现了另一个婴儿，他就爆发了对母亲的另一种谴责。如有可能，这种谴责就与口欲挫折保持了某种关系：母亲不能或不会给这个孩子提供更多的奶水，因为她需要为新生儿准备营养。如果两个孩子年龄如此接近，以至于第一个孩子的奶水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母亲的这种谴责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儿童并不会因为年幼而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他只比新生儿大11个月。但是，儿童对闯入者和竞争者所妒忌的不仅仅在哺乳方面，还在母爱的所有方面。他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推翻了、被剥削了、被损害了；他把妒忌的仇恨投向新生儿，并怨恨不忠实的母亲，这种怨恨经常表现为他的行为变得令人讨厌，他可能变得“淘气”、易怒和不听话，并放弃了他在控制排泄中的进步。人们很早就已熟悉了这一切，并承认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对于这些妒忌冲动的强度，他们所持续存在的顽固性以及对其日后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性，很少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尤其是当这种妒忌在儿童后期不断地受到新的刺激（因而每次有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时，都会全面发作）时，更是如此。即便这个儿童碰巧仍为母亲所偏爱，结果也差不多如此。儿童对爱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需要的是专一的爱，而不容许他人与之分享。

    儿童对母亲所怀敌意的根源，在于他的多样化的性愿望。这些愿望随着力比多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大部分不能得到满足。如果母亲禁止孩子与生殖器有关的快感活动——经常采用严厉的威胁方式和各种令人不快的动作——而这些活动归根到底又是她自己介绍给孩子的，那么最强烈的挫折就会在阳具欲期发生。人们会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女孩疏远母亲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人们就会推断，这种对母亲的厌恶感必然起源于儿童性欲的特征、儿童对爱的要求的无节制性特征和他们性愿望的不可实现性。的确可以认为，儿童的第一个爱恋关系注定是要消亡的，其原因正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关系，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对对象的贯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矛盾的。强烈的攻击性倾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爱，儿童对其对象的爱越强烈，对在那个对象上所遭受的失望和挫折就越敏感；最后，这种爱就必定会屈从于积累起来的仇恨。关于在性爱贯注中存在着一种诸如上述的原始心理矛盾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人们可能指出，正是母亲与孩子关系中这种特殊性质，以同样的必然性导致了儿童的爱的毁灭；因为即便是最温柔的抚养，也无法避免运用强制手段和采用各种约束，而且任何这种对儿童自由的干预，作为一种反应，都必定会激起儿童的叛逆性和攻击性倾向。我认为，关于这些可能性的讨论大概是最有趣的；但忽然出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这使我们的兴趣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因素——冷遇、对爱的失望、妒忌、因禁忌而产生的诱奸——毕竟也都在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中起作用，却仍不能使他疏远母本对象。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东西，它为女孩所特有，而不存在或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男孩身上，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女孩对母亲依恋的终止现象。

    我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特殊因素，而且的确是在我们期望的地方发现的，尽管是以某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发现的。这种特殊因素存在于“阉割情结”之中，正是我们所期望发现的地方。（两性间的）解剖学上的差别最终必将表现为心理学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表明，女孩坚持母亲要对她们丧失一个阴茎负责，而且为她们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原谅母亲，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你们知道，我们认为女人也具有阉割情结。尽管该情结的内容在女孩身上与在男孩身上不同，但仍有足够的理由说女孩有阉割情结。男孩从对女性生殖器的观察中认识到，他们如此宝贵的器官并非一定要与身体相伴随，在此之后他们才产生了阉割情结。在这种情结中，当他想起因玩弄那个器官而招致威胁时，便开始信以为真，并处于受阉割的恐惧的影响之下。这种恐惧成为他以后发展的最强烈的动力。女孩的阉割情结也是产生于对异性生殖器的观察。她们马上注意到两性器官的差别，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的意义。她们感到非常委屈，经常表示她们也要“有像那样的东西”，成为“阴茎嫉羡”的受害者，这种嫉羡将在其发展和性格的形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是在儿童最受宠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消耗大量的心理能力，这种嫉羡也是不可克服的。女孩对她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承认，绝非意味着她很容易屈服于这个事实。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会继续坚持希望自己获得像阴茎那样的东西，并且过了许多年后，她仍相信这种可能性；精神分析还表明，当儿童对现实的认识否定了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后，该愿望就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贯注能量。这个获得阴茎的渴望，最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形成某种动机，该动机促使一个成年妇女接受精神分析；而且她们在精神分析中合乎情理地可能期望得到的东西——如从事智力工作的能力——可能常被认为是这种被压抑愿望的升华的变型。

    人们无法怀疑这种对阴茎的嫉羡的重要性。如果我断言，羡慕（envy）和忌妒（jealousy）在女人心理生活中比在男人心理生活中作用更大，你们可能以此为对男性不公正的一个实例。我并不认为羡慕和妒忌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男人身上，也不认为它们存在于女人身上的根源只在于对阴茎的羡慕；而是倾向于主张，它们在女人身上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阴茎嫉羡的影响。然而，有些精神分析家则表现出一种贬低女孩初期的阴茎嫉羡在阳具欲期的重要性的倾向。他们主张，我们从女人这种态度中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二次结构（secondary structure）。该结构是妇女在后期发生心理冲突并倒退到这种早期幼儿冲动的场合中产生的。不过，这是深蕴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在许多病理学的——甚或异常的——本能态度中（如在所有的性变态行为中），产生下述问题：这些本能行为的强度有多少应归因于早期幼儿的固着作用，又有多少应归因于后期经验和发展的影响？在这一种情况下，该问题几乎一直是我们在关于神经症病因的论述中提出的那种相互补充的问题。这两个因素以不同的重要性在病因中起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小些，另一方面的作用就会大些，以此达到平衡。幼儿期的因素在所有场合中都建立了模式，尽管通常是决定性的，但它并不总是决定着这个问题。正是在阴茎嫉羡这一场合中，我要坚决论证幼儿期因素的优势。

    发现自己被阉割是女孩成长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出发有三条可能的发展路线：第一条导致性约束（sexual inhibition）或神经症；第二条导致女性性格向“男性化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方向转变；第三条导致正常的女性气质。关于这三条路线，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尽管并没有全部认识。

    第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如下：小女孩至此仍以男性方式生活，她能够通过使阴蒂兴奋获得快感，并把这种活动与她指向母亲的性愿望联系起来（这种愿望常是主动性的）；现在，由于受到阴茎嫉羡的影响，她失去了男性生殖器性欲意义上的快乐。因与男孩的那个远为优越的家仆相比，她的“自爱心”（self—love）受到了损伤，结果，她放弃了通过手淫从阴蒂中获得的满足感，否定了她对母亲的爱，与此同时，她还常常压抑大部分的一般性性倾向。无疑，她对母亲的疏远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一开始她只是把阉割视为个人的不幸，后来才逐渐延伸到其他女人中，最后才延伸到她的母亲身上。她的爱是指向她的具有阳具欲望的母亲；由于发现母亲也被阉割了，她就不可能再把母亲作为对象，以至于她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仇恨的动机占了上风。因此，这就意味着，对于女孩来说，就像对于男孩和后来可能对于男人来说一样，由于发现妇女缺少阴茎，她们的价值就降低了。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神经症患者把其患病的重要原因归之于手淫。他们要手淫为她们所有的烦恼负责，我们很难使他们认识到他们错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向他们承认，他们是对的，因为手淫是他们幼儿期性欲发泄的动力，而他们的确饱受这种性欲的不良发展之苦。不过，神经症患者大多谴责的是青春期的手淫；他们大多忘记了早期幼儿的手淫，而这种手淫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我希望日后有机会向你们详细阐明，早期手淫的所有真实细节对于个体后来形成的神经症或性格是多么重要。这种手淫是否被发现了？父母是怎样极力反对它或容忍它的？他自己是否成功地抑制了这种手淫？所有这一切都在儿童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总的来说，我很高兴我不必这样做。这是一件困难而沉闷的工作；而且，最后你们肯定会要求我向你们提供一些关于父（母）亲或教育者应该怎样帮助儿童戒除手淫的实践性建议，从而使我陷入尴尬境地。我能够从本讲所涉及的女孩的发展中，向你们提供儿童本人努力摆脱手淫的例子，但她并不能总是成功地摆脱手淫。如果对阴茎嫉羡激起了反对阴茎手淫的强烈冲动，而阴蒂手淫仍拒绝让步，于是就发生了一场争夺自由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女孩似乎自己接替了被其废黜的母亲的角色，并在反对从阴蒂获取满足的努力中，表现出自己对低劣的阴蒂的全部不满。许多年以后，她的手淫活动虽然很早就已被抑制了，但对手淫的兴趣仍然持续存在，我们应当把这种兴趣解释为一种抑制仍令人担心的引诱的防御。这种兴趣表现为对那些遇到类似困难的人的同情，它在缔结婚姻的行动中起动机的作用，而且的确可以决定对丈夫或爱人的选择。取缔早期幼儿手淫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或寻常的事。

    随着阴蒂手淫的放弃，女孩也放弃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现在被动性占了优势，而且在被动的本能冲动的帮助下，女孩基本上完成了向父亲的转移。你们可以发现，上述发展的浪潮把女孩在阳具欲期的主动性涤扫殆尽，从而为形成女性气质清扫了基地。如果主动性在这一涤扫过程中没有因压抑而丧失太多，那么这种女性气质就可能是正常的。女孩转向父亲的愿望最初无疑就是对阴茎的愿望，这种愿望已遭到母亲的拒绝，现在她寄希望于父亲。然而，如果对阳具的愿望被对婴儿的愿望所取代，也就是说，按照古代的象征性的“等同式”，幼儿代替了阳具，那么一种女性情势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我们也注意到，早在平静的阳具欲期，女孩就希望有个宝宝，这当然就是她玩弄布娃娃的意义。不过，这个游戏实际上并非女性气质的表现，它是对母亲的认同，企图用主动性代替被动性。她扮演母亲的角色而玩偶则成了她自己，现在她能为宝宝做一切她母亲曾为她做的事情。一直到对阳具的愿望产生了，玩偶宝宝才变成了来自女孩父亲的一个宝宝，此后又变为最强烈的女性愿望这一目的。如果后来这种有个宝宝的愿望在现实中实现了，女孩就会觉得非常快乐；如果这个宝宝是一个具有女孩所渴望的阳具的小男孩，她就会尤其地快乐。在“来自父亲的宝宝”这一复合描述中，给予充分强调的是婴儿而不是父亲。那种对拥有阳具的古老的男性愿望仍然以同样的方式依稀可见于业已形成的女性气质之中。但是，我们或许反而应当承认，这个对阳具的愿望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女性愿望。

    随着对阳具—幼儿的愿望转移到她的父亲，女孩就已进入到俄狄浦斯情结的状态。她对母亲的那种无须重新产生的仇恨，现在大大加强了，因为母亲变成了女孩的竞争者，她从女孩父亲那里得到了女孩所想得到的一切。按照我们的观点，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她前俄狄浦斯时期对母亲的依恋中已隐藏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仍然十分重要，并在其后留下了种种长久持续的固着作用。对女孩而言，俄狄浦斯状态是她漫长而艰难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初步的解决，一种不会马上放弃的宁静状态。特别是离潜伏期开端不远时更是如此。现在，我们注意到两性间的区别，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来说，这种区别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男孩而言，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阳具性欲阶段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情结中，男孩对其母亲产生欲望而且希望摆脱作为竞争者的父亲。然而，阉割情结的恐惧却迫使他放弃这种态度。在认识到失去阴茎的危险后，俄狄浦斯情结遭到抛弃、压抑，在最正常的情况下，则遭到彻底的摧毁［见第92页］，而且严厉的超我作为继承者建立起来了。在女孩身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阉割情结是为俄狄浦斯情结做准备而不是毁坏它；她因受阴茎羡慕的影响而放弃对母亲的依恋，并且进入俄狄浦斯状态，就仿佛进入了避难所一样。由于不存在阉割情结的恐惧，女孩便缺少了一种引导男孩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动机。她们在这一情结中停留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来才摧毁该情结，而且，即使如此，也摧毁得不彻底。在这些情况下，超我的形成必定受到妨碍；它无法得到使它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性，而且，当我们向男女平等主义者指出这个因素对一般女性特征所具有的影响时，他们并不高兴。

    我们再回头谈谈；我们曾提到［第126页］把女人的男性气质情结的发展当作发现女人阉割后的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在此我们的意思是，女孩似乎拒绝承认这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她甚至夸大以前的男性气质，坚持阴蒂活动，进行挑战性的反叛，她逃避到对具有阳具欲期的母亲或对父亲的认同中。支持这一结果的决定因素会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假定它是某种气质上的因素，是较高程度的主动性，诸如男性普遍特征那样的东西。然而，不管它可能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女孩避开了那股为转向女性气质开道的被动性浪潮。这样一种男性气质情结的极端发展，似乎会影响女孩对对象的选择，使之趋向于明显的同性恋。当然，精神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女性同性恋很少是，或者绝不是对幼儿期男性气质的直接延续。即使对这种女孩而言，她似乎也必然在某个时期把父亲作为爱恋对象，并进入俄狄浦斯状态。但是后来，由于对父亲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她被迫退回到早期的男性气质情结中。这些失望情绪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命中注定要成为女性的女孩也会产生这些情绪，尽管这些情绪有不同的作用。气质因素的优势似乎无可争议；但女性同性恋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则充分反应在同性恋者的实践中，这些同性恋者经常而且明确地相互扮演母亲和幼儿，又扮演丈夫与妻子。

    我在此跟你们所说的一切，可以描述为妇女的史前史。它是最近几年的产物，作为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详尽实例，它可能已经引起了你们的兴趣。因为这个例子的主体是妇女，所以，我们在此冒昧地提到几位妇女的名字，她们对这一研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布伦斯维克（R. M. Brunswick，1928）博士是第一个描述下述神经症案例的人，该疾病返回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一个固着点，而且根本没有到达过俄狄浦斯状态。该例采取忌妒狂想症的形式，而且证明对其治疗是有效的。格鲁特（Jeanne Lampl—de Groot，1927）博士通过某些可信的观察，证实了女孩在阳具欲期中转向母亲的不可思议的活动。多伊奇（Helene Deutsch，1932）博士已证实同性恋妇女的性行为再现了母子关系。

    追踪探讨女性气质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进一步行为表现，这并不是我的意图。而且，对于这个目的而言，我们的知识还是不充分的。但我在下文将把一些特征综合起来。以妇女的史前史为出发点，我在此仅强调，女性气质的发展仍要受到早期男性化时期的残余现象的干扰；在一些妇女生活进程中，男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和女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反复交替存在着。我们男人称之为“妇女之谜”的某些部分，可能来自妇女生活中双性并存的表现。但是，在这引进研究的过程中，对另一个问题做出判断的时机成熟了。我们把性生活的动力称为“力比多”，性生活受男性—女性的对立倾向支配。因此，这种见解主张考察力比多与这组对立面的关系。如果能证明每一种性别都有适合于他自己的特殊力比多，因而一种力比多追求男性性生活目标，另一种力比多则追求女性性生活目标，那么这种观点也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但上述情况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有一种力比多，它同时服务于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功能。我们不能给力比多本身指定任何性别；如果按照主动性等同于男性的传统公式，我们倾向于把力比多描述为男性的，那么我们不应忘记，它也包含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然而，“女性力比多”这一词的对应出现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张是，当力比多被迫用于女性功能时，它受到的压力就更大；而且，比较起男性气质的情况看——在目的论上讲——大自然较少关心它的（女性功能的）要求。不关心的原因——再从目的论上讲——在于下述事实：生物学目的的实现已托付给男人的攻击性，而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女性的同意便已完成了。

    女性的“性冷淡”（sexual frigidity）（其频繁性似乎证实了这种冷淡）是一种尚未完全认识的现象。有时它是心理冲突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容易受到影响；而在其他情况中，它则暗示了这种假设：它是由气质因素决定的，甚至还有解剖学上的因素促成。

    我答应要再告诉你们一些精神分析观察中见到的、成熟女性气质的心理特质（psychical peculiarities）。我们并不要求这些断言具有高于一般的效度；且要辨别这些特质中哪些应归之于性功能的影响，哪些应归之于社会的熏陶，也并不总是容易的。例如，我们把大多数自恋现象归之于女性气质，这种现象也影响到女性选择对象，因而对她们而言，较之于爱人，被爱则是一种更强烈的需要。而且，阴茎嫉羡对女性心理上的虚荣也发生影响，因为她们一定会更高地估价自己的魅力，以作为对其早期性缺陷的晚期补偿。害羞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女性特征，但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平常。我们相信，它有着自己的目的，即掩饰生殖器方面的缺陷。我们没有忘记，害羞在更晚的时期还负有其他功能。看起来妇女对文明史中的发现与发明没有作什么贡献；然而，她们可能已经发明了一种技术，即编织技术。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有兴趣猜测这种成就的潜意识动机。大自然本身通过在人的成熟期生长阴毛以遮掩生殖器，似乎就已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样式。在身体上，这些毛发长进皮肤里，而且彼此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步骤被保存下来，而成为使各线条相互交织的编织活动。如果你们把这个观点视为幻想而加以否认，并且认为我关于阴茎对女性气质的构成有影响的信念是一种偏见，我当然无力辩解。

    女性选择对象的决定性因素，常常由社会条件造成而难以辨认。但只要她能进行自由选择，该选择就往往依照女孩希望成为的自恋性的男人形象做出。如果仍停留在对父亲的依恋中，即停留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她的选择就依照类似父亲的模式做出。这是因为，当她从依恋母亲转向依恋父亲时，当她对母亲怀有充满矛盾心理的敌意时，这种选择就可保证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这种选择的结果常常表现出对消除因矛盾心理而造成的冲突的一种普遍威胁。这种保留下来的敌视紧随于对父亲的无可置疑的依恋之后而来，并且蔓延到了新的对象上。女性的丈夫首先是父亲的继承者，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成为母亲的继承者。因此很容易产生下述情况：在妇女的后半生中，可能充满了对丈夫的反抗，正如她的更短的前半生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反抗一样。一旦这种反抗经历完毕后，第二次婚姻就很可能变得十分令人满意了。妇女性质中的另一个改变可能发生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婚姻中，恋人对这种变化毫无准备。由于妇女自己成了母亲，她便可能恢复对自己的母亲的认同，而对这种认同她直到结婚后才停止反抗，并且这种认同可以把所有可获得的力比多吸引到自身中，以致这种强制性重复重演她父亲的不幸婚姻。母亲对子女的出生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表明，即使到现在，“缺少阴茎”这个古老的因素仍没有丧失力量。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母亲可以把她自己被迫压抑的抱负寄托于儿子，期望从他那里实现她遗留在男性气质情结中的所有愿望。甚至只有等到妻子成功地把丈夫当成儿子，并以母亲的身份对待他时，她的婚姻才会牢靠。

    我们可以把妇女对母亲的认同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深情依恋，并以她为模型；后个阶段来自俄狄浦斯情结，该阶段试图摆脱母亲，并以父亲取代她。无疑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这两个阶段的大部分内容都遗留到了妇女的未来发展中，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内容是被完全克服的。但深情的前俄狄浦斯依恋对妇女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该阶段为获得某些特征做好了准备，这些特征使她后来实现了性功能方面的作用，并完成了她无可逃避的社会职责。也正是在这种认同中，她获得了对男人的吸引力，并使男人对母亲的俄狄浦斯依恋爆发为狂热的激情。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只有男人的儿子才获得了男人自己渴望的一切，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心理学上，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有阶段上的不同。

    妇女可能被认为缺少公正感，这种情况无疑与妒忌在其心理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有关；因为对公正的要求就是对妒忌的修正，而且规定了使人能够摒弃妒忌的条件。我们还认为妇女的社会兴趣较男人的小，而且她们升华本能的能力也弱于男人。前种情况无疑来自于那种确属所有性关系特征的反社会性质。恋人彼此获得完全满足，而且家庭也反对包含于更复杂的组织中。升华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我禁不住要提到一种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不断获得的印象。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年轻的、有点不成熟的个体，我们希望他能充分利用精神分析为他揭示的发展可能性。然而，同龄妇女却常常因其心理上的僵化和不变性而使我们吃惊。她的力比多已固定在最后的位置，似乎难以为其他状态所更换。她没有别的道路通向进一步的发展，似乎整个过程都已完成了，此后再不易接受影响了——的确，在通往女性气质的艰难发展中，她似乎已耗尽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可能性。作为治疗者，我们对这种事态感到遗憾，尽管我们通过解除患者的神经症冲突（neurotic conflict）而治愈了她的精神失调（ailment）。

    以上就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应当告诉你们的一切。它们当然是不完善、也不全面的，而且听起来有时很不顺耳。但不要忘记，我对妇女所作的描述，仅仅限于她们的性质是由其性功能决定的这一点上。这种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不要忽视，个体的妇女也可以作为人生活于其他领域。如果你们想对女性气质了解更多，你们就去研究你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或求助诗人，或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连贯的信息。

    第34讲解释、应用和展望

    女士们，先生们：

    权当是为减轻这些讲演的枯燥，或许你们会允许我再次与你们谈论一些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事情，但是只要友好地对待精神分析，你们就会对此乐有所闻。例如，假定你们空闲时候拿起一本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小说，希望从中发现关于现代人和社会的描写。读了几页后，你们便遇到第一个关于精神分析的评论，不久之后还会遇到其他类似评论，尽管该书内容似乎并不需要这些评论。你们不必认为这是一个应用深度心理学以求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角色及其行为的问题——附带提一下，尽管有其他更严肃的作品也做此类尝试。但事实上，这些评论大部分都是作者的滑稽议论，借以显示他博闻广识和智力超群。你们也并不总会认为他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另外，你们也可能在娱乐时加入一个社团——不一定在维也纳。谈话的主题不久就转向精神分析，你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人在对此做出评判，大都带着坚决而肯定的口吻。他们的评判通常是傲慢的，或诽谤性的，至少也是玩笑性的。如果你们过于鲁莽，暴露了你们对该主题有所了解这一事实，他们就会蜂拥而至，要你们提供信息，做出解释，并很快使你们确信，所有这些严苛的评判都毫无知识依据。这些评论家们几乎无人翻阅过精神分析专著，即便读过，也未曾消除过初涉这新学科时所产生的反感。

    你们也可能期望有关精神分析的介绍能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能指导你们用什么样的论据去纠正这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错误；能指导你们向人推荐什么样的书，以提供更明确的信息；甚至指导你们在讨论中应该从自己的知识或经验中引用什么样的例子来改变同行的态度。我请你们不要如此。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对你们而言，最好是完全隐藏你们的先进的知识。假使不能如此，你们应仅限于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特别分支，它难于理解，更难评判；它所研究的问题，非常严肃，是不能仅以几个玩笑去解释它的——因此，在社交娱乐中最好是选取其他题材为宜。并且即使不明智的人重述他们的梦，你们也不要参加解释，更不可夸说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

    但你们可能产生下述疑问：为什么这些舞文弄墨、夸夸其谈的人行为如此恶劣？而且，你们可能不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造成该局面的责任不仅在于这些人，而且还在于精神分析学本身。我也这样认为。你们所遇到的有如文学和社会中的偏见，是早期评判——即正统科学的代表者对年轻的精神分析学所做的评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我曾经在我写的一部史书中对此抱怨过，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也许一次就已经是多余的了——不过，事实是，那种做法没有违反逻辑，没有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尽管当时精神分析科学的敌手并没有承认它。这令人想起在中世纪常见的情景：一个犯罪者，甚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者被套上枷锁，并受到粗暴的虐待。你们或许无法清楚地认识到，暴徒特色如何在我们社会中做上行蔓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并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在精神分析运动初期，我或多或少有些孤独。而不久就明白，反驳是没有前途的，但哀叹和乞求仁慈精神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那里没有受理我上诉的法庭。因此，我另辟蹊径。我对自己解释说，大众的这种行为正是我不得不与之抗争、出现在每个患者身上的那种相同抵抗的体现。这一自我解嘲成了精神分析的首次应用。我强制自己不去反驳，而且当我的继承者渐渐表露出反驳倾向时，我劝阻了他们。这步棋是正确的。那个年代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从此被化解了。但是，正如一个被弃的信仰作为迷信而残存着，或一个被科学摒弃的理论作为大众信仰而继续存在着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至今仍存在于那些舞文弄墨、高谈阔论的门外汉们的轻蔑讥讽之中。因此，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感到惊讶。

    但你们也别指望会听到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有关于精神分析的纷争已经结束，而且已被承认为一门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一门教学课程。事实绝非如此。抗争仍然存在，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存在而已。另一个新情况是，科学界中在精神分析和它的反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某些部分的合理性，并以种种最逗人的条件来苛待这些部分。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排斥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排斥一个他们怎么称赞也不过分的事实。要猜测使他们对此做出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不容易的。这种选择似乎有赖于个人的同情心。一个人可能反对性欲，另一个可能反对潜意识；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这个事实。尽管精神分析的结构是不完善的，但它即使在今天就表现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元素不可能被任意地取舍拼凑：但这些折衷主义者似乎无视这一点。我从不认为，这些半吊子拥护者们，是把他们的反对建立在对事实的调查之上的。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士。诚然，由于把时间和兴趣都用于另一些他们非常精通的成就硕大的事业上面，这些人的反对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在那种情势下，他们不是最好应悬置他们的评判而不明确支持哪一方吗？我曾经成功地使其中的一位伟人的态度发生迅速的变化。他是闻名世界的批评家，具有仁慈的谅解之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他紧随着时代的精神潮流。我们认识时，他已是80高龄；但他的谈话仍具魅力。你们很容易就猜到我指的是谁。并不是我首先谈起精神分析这个话题，而是他在以极谦虚的方式拿自己与我做比较时谈起的。“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但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不过，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说：我对我的母亲从未产生过性的情感。”“可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情感，”我回答道，“对于成人而言，那些情感是潜意识的情感。”“哦，这就是你所主张的呀！”他轻松地说，并握紧我的手。我们待在一起继续谈了好几个小时，气氛友好和睦。后来，我听说他在有生之年常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引用一个对他而言挺新鲜的词——“压抑”。

    常言道，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我承认我从未成功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反对进行回顾，如果我继续指出其间非常容易被揭露的不公正和对逻辑的违背，这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发。不过，“考虑再三”，我告诉自己，那样做也许毫无意趣，只会变得无聊乏味和令人生厌，而这恰恰是我这些年来非常小心避免的结局。因此，如果我不再继续讲这一套，如果我向你们略去了这些所谓科学批评家的评判，你们应该原谅我。这毕竟是困扰某些人的问题，这些人的一大资格是通过与精神分析的经验保持距离而做到不偏不倚。但我知道，在其他场合中，你们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我。“不过，”你们会告诉我，“还有这样一些人，你的最后说法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并不回避精神分析经验，他们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可能自己接受精神分析；在某个时期，他们甚至是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形成了别的观点与理论，并基于该观点与理论，他们与你分道扬镳，并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你应该向我们阐明这些在精神分析史上如此频繁发生的分离运动所具有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我会尽力去做的。但仅能简略阐述，因为他们对理解精神分析的贡献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该书（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说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并且与之等价，它一般与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甚少，但因为某种历史条件的缘故，个体心理学才得以寄生在精神分析之中。我们对这一群反对者的特征的论断，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个体心理学就其名称而言也是不恰当的，该名称是某种困惑的产物。该术语可做“群体心理学”的对应词，我们不能让这一合乎情理的用法受到妨碍；此外，我们自己的活动也主要且大部分都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今天我并不想对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做一个客观的批评，在这些介绍性讲演计划中，也没有安排这种批评。此外，我曾经尝试过，而且没有感到对我当时所言有进行某些改变的需要。不过，我将提及我在从事精神分析之前所遇到的一件小事，从而说明他的观点所给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3岁时我离开了这个小镇，毗邻该镇处有一个其貌不扬的疗养地，坐落林间，煞是美丽。早在学生时代，我在假期里去过那里几次。大约20年后，因一个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光顾那里，在与那个疗养地的医生（即接待我亲戚的那位医生）的谈话中，我尤其询问了他如何治疗那些冬季来的农民，即那些斯洛伐克人。我相信，这些人是他在冬季的全部病号了。他告诉我他的治疗方法是这样的：在他门诊时间里，病人走进房间排成一行，一个跟着一个出列诉说病苦，抑或背痛抑或胃疼抑或腿酸等等，等等。然后医生对这些人依次检查，在满意地发现问题症结之后，说出某种诊断，每个病例诊断都相同。他向我翻译了这个词，意思近乎于：“中魔了！”我惊讶地问，这些农民是否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表示反对。“哦，没有！”他回答道：“他们对此很满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归队时，都通过脸色和手势向别人示意，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当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什么条件下我会再次碰到这样的情形。

    无论是同性恋者或恋尸癖者（necrophilic），无论是遭受焦虑之苦的癔症者，还是自绝于社会的强迫性神经症者，抑或狂言乱语精神病者（raving lunatic），“个体心理学”中的阿德勒流派都宣称，患者的动机都在于希望表现自己，弥补自卑，保持“优越”，从女性特征转向男性特征。在我还是年轻学生的时代，当人们介绍一个癔症案例时，我们曾在门诊部听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我被告知，癔症病人形成其症状，从而使自己显得有趣，以把人们的注意吸引到其自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聪明之举竟延续至今。然而即使在那时，心理学的这一细枝末节似乎也无奈于癔症之谜。它至今未得其解，例如，它未能说明病人为什么没有采取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当然，“个体心理学”这个理论中肯定有某种东西堪称正确；所以管见被当作了整体理论。自我保存本能试图利用各种情境；自我甚至企图把疾病转变为有利条件。这在精神分析中被认为是“来自疾病的次要获益”。然而，尽管性受虐狂、受罚的潜意识需要和神经性的自我伤害等事实，似乎证实了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存在的假设，但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基石的日常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发生了信仰动摇。不过，如果有一个理论否认了复杂性，对潜意识一无所知，没有引进难以掌握的新概念，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常常无事生非的问题，而把自己局限于发现人们试图借以生活得更好的技能，像这样的理论理应受到许多人的大加赏识。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关于原因的解释，并不感谢科学的深入研究，他们需要的是拥有简单的方法，以及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心理学多么出色地满足了这些要求时，不禁想起了《华伦斯泰》（Wallenstein）中的一句话：

    “若此观点过于聪明而令人智昏，我当断然称之实属愚蠢之举。”

    来自专家界的批评，尽管对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对个体心理学一般而言，都是温和的。当然，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s）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反对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强烈地表述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的厌恶。如果还有什么对个体心理学颇有好感的话，这无疑是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对抗有关。

    我不必再叙述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学派。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也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你们仅需考虑到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它们使很多人难以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格言所说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当意见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随后沿着我们与众不同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当理论的分歧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更应如此。譬如，假设一个分析者不重视病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仅从现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中去寻找神经症的因果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将忽略对儿童经历的分析；他必将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通过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标，来弥补对来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随后我们将对此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学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或者，另一个人可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出生时的焦虑经历播下了后来所有神经性障碍（neurotic disturbances）的种子。因此，在他看来，把精神分析局限于这种单一影响的结果，以及向病人保证三四个月的治疗可获得成功是合理的。你们将会发现，我所选择的两个例子产生于恰好相反的前提下。这些“分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s）的共有特征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学说中丰富课题中的一个，并以此为依据独立出来——例如，或者选择支配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或者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 conflict）；或者选择母亲（的重要性），或者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就你们看来，这种分离现象今天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已变得比在其他理论运动中更为严重，我想我是不会苟同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理论观点与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期容忍的。人们喜欢指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这种讨厌的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是我们从那些想法异于我们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这对他们毫无害处。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比从前过得更好。因为，由于与我们相分离，他们通常也就摆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它可能是幼儿性欲的臭名声，或者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被周围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后的我们则恰好相反。而且，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或许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完全错误的观点时，我们应该对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你们保证了我们能避开自满的危险，并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的确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宽宏大量’。当然，我们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们恰好与我们一样正确。毕竟，谁能知道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我们相互对立，但请允许我们在我们的杂志上阐述你们的观点。我们希望，作为交换，你们也能够发表你所否定的我们的那些观点。”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被滥用后，上述说法显然会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但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仅限于提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甘于冒犯错误的危险，因为错误是防不胜防的，我们拒绝与我们相反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运用它，从而改变我们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就是引导我们去理解因我们把精神分析用于实践，而由同时代人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他的运用，因其具有客观性，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类心理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个显著的经验表明，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或从治疗通向认识的道路。而且，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唯一目的。但我们后来发现，在病理学过程和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甚至存在着内部的同一性。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深蕴心理学；因为没有心理学的帮助，人们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无法理解；所以，人们自动地把精神分析应用于知识的无数领域中，尤其是应用于心理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前沿，获得相互交流。不幸的是，我们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我们这种工作情境本质所应有，所以直至今日，这些障碍仍未被排除。这类应用是以专门化的知识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没有掌握这些专门知识，而掌握这些专门知识的那些人即专家，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对此有所知。结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适当的仓促准备后，精神分析者便以业余人士的身份开始涉足诸如神话、文明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的常驻专家们对待精神分析者并不比对普通的外来者更加客气些，他们的方法与成果如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专家照例是不屑一顾。但是情况在不断改善，每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课题中运用它，并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在此，我们可以期望获得极为丰富的新发现，精神分析的运用也总是进一步巩固了自身。而且，在那些科学研究远离实践活动的地方，那些无可避免的观点的分歧形式，无疑会更为和缓。

    我强烈地希望指导你们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的一切应用。这些应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知晓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让你们听不到有关变态和疾病的内容，将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休息。但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它将再次使我们远离该讲的范围，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个领域。为了掌握从我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将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你们当中因我的这一拒绝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期刊《意象》（Image）中寻求弥补，该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非医学性的应用。

    但是，有一个主题我无法轻易略而不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特别了解，或对它作了很大贡献。恰好相反，我自己与它几乎毫无关系。我必须提及它，这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我所考虑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在抚育下一代中的应用。我很高兴，至少我能够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已经把这种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以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应用的道路不难找到。在对一位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当我们追踪其症状的决定因素时，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时期。我们对童年以后的致病因素的认识，既不足以了解该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疗效果。因此我们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了一定量的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从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是有关童年的观点。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最初几年——可能直到5岁——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据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因为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期，其后留下了各种对成人性欲生活有决定作用的诱使因素；第二，因为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着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创伤对自我的冲击一样。他们除了以压抑的方式躲避内心激起的情感风暴别无他法；而正是依靠压抑的方法，他们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碍的倾向。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困难在于下述事实：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包括对其本能的熟练控制和对社会的适应或至少是这两者的初步结果。他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完成这种变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须通过教育强加给他。孩子们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些早期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症同步的阶段——而且在所有后来产生明显疾病的儿童案例中，情况尤其如此。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经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时才产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发生了，他们给双亲和医生带来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精神分析疗法应用于那些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症症状的孩子，还是应用于那些尚处于性格发展不顺利状态中的孩子，我们都不曾有所顾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担心的是，儿童会受到精神分析疗法的伤害，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精神分析疗法表明，我们可以从这个活生生的主体身上证实我们在成人案例中（可说是从历史资料中）所推测的东西。而儿童也受益匪浅。实际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而言，儿童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治疗对象，其疗效彻底而持久。当然，成人设计的治疗技术必须做大的改动，从而能适用于儿童。儿童在心理上迥异于成人。因为他尚未拥有超我，故而自由联想的方法还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异于成人（因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成人所反对的那种种内部抵抗，在儿童身上大部分都为外在的困难所取代。如果父母使自己成为这种抵抗的工具，那么精神分析的目的——甚或精神分析自身——经常会受到威胁。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与对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儿童精神分析与成人精神分析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况而减小：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许多婴儿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精神分析者（须重新使自己适应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特定的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儿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领域，并且这种情况无疑将持续下去。

    我们的大多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症阶段。这一认识萌发了一个在卫生方面的挑战。可以设问：正如今天我们不能等到发现儿童已患上白喉病才给注射预防针那样，即使儿童尚未显示出失常的迹象，作为一种保证其健康的措施，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是否有利？目前，对该问题的探讨仅具有学术意义，但我在此可以大胆地考虑它。然而，就这么一个建议，对我们大多数的同时代人来说，不啻受到残暴的奸淫，而且纵观大多数为人父母者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我们眼下真是应该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愿望。这类针对神经症疾病的预防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却也要以一个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一口号现在只能在别的社会中找到。至于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这要我们自己来弄清。儿童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本能，就不可能毫无限制地给他们实现所有冲动的自由。对儿童心理学家而言，上述给儿童自由的做法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但对父母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并且儿童自己也将深受其害，这种危害有的很快就显示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岁月里显示出来。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抑制、禁止和压抑，而且这种情况在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充分可见。然而，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这种对本能的压制隐含着神经症疾病的危险。你们会想起，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因此，教育必须在不干涉的斯库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诸间去寻找出路。除非该难题完全不能被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能寻找到适合途径，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产生最小伤害。因此，问题在于确定对儿童本能禁止多少，什么时候禁止，用什么方法禁止。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我们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气质倾向，以至于同样的教育过程对所有的儿童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某种及时的反省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对孩子伤害很大。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径，并理想地执行其任务，那么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种致病因素——即童年期的意外创伤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考虑到教育者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到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推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给予儿童适当的爱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准备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因为即使有关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听说过或做过，但没有亲自体验过，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对教师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与对儿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践。

    尽管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考虑，我们仍应提及一种间接的方法，该法通过精神分析有益于培养儿童，而且将日益产生更大的影响。凡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从中受益匪浅的，并且洞悉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陷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并在许多他们自己不曾被宽容的方面更宽容孩子。

    在精神分析者致力于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论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在此，我仅仅是再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并让你们看看大门后的那些房间，而没有引你们进入。我肯定，如果你们不放弃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够学到许多关于上述主题的新颖而且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尚未结束教育这个话题时，我必须谈谈它的另一个特殊方面。据说——这无疑是合法的一每种教育都有一个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儿童培养得适应已建立的社会秩序，而不考虑该秩序有多少价值和多少稳定性。如果（有人争辩说）人们承认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则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盟也就无法合理地为社会秩序服务：它必须赋予另一个更高目标，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以我看来，这种争论在此是不正确的。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同样，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他不必考虑患者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自杀者抑或一个罪犯，也不必考虑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为这并不是医生的职责。上述人们期望赋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个派别性的目标；而在两种派别间进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我完全没有考虑情况的这个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与已存社会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就将被拒绝。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叛逆者，它就将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责任。如果它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尽到了本分。这种教育包含了众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后的生活中都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我甚至以为，革命的儿童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打算与你们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式的精神分析。15年前我就论述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方面，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阐述它；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这15年间我们所取得的经验。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诞生的。尽管它现在的内涵已超过了该范围，但仍未脱离它的原始基础，而且，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发展，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导致我们理论产生的种种积累起来的观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获得的。我们在治疗中所遇到的失败，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过分推测——毕竟我们在工作中没有推测也不行——的有效保证。很早以前，当精神分析的确有助于患者，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有益于患者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了；今天，我则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你们可能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治疗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于对精神分析的赞颂而滥用此讲的危险。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在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者时，那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对我说：“你的所有观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过，让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愈的案例吧。”在人们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异观念时，有许多先后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说法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它已像许多其他手段一样过时了，因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来自被治愈的病人的感谢信。这种比较没有到此为止。精神分析法确实是像其他治疗方法，它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自己的困难、局限和适应范围。曾经一度，有人对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认为由于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统计资料，因而不必认真地对待这种疗法。从那以后，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发表了对精神分析最初10年的成就的评论。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没有提供精神分析自夸的资本，也未提供它自惭形秽的依据。不过，这类统计一般而言不具有启发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纯，以至于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证明了别的方法。考察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是更为明智的。而且我在此想补充说，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的治疗相媲美。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的人远比相信潜意识存在的人多得多。如果我们要求助于我们的竞争者，就必须对精神分析治疗与其他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进行比较。现在几乎不必提及治疗神经症的器质性躯体疗法。精神分析疗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步骤，与医学中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没有贬低它们的价值，也没有排斥它们。一个喜欢自称为心理治疗家的医生把精神分析疗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时又根据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疗方法，这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实际上，使医学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正是治疗技术。因此，外科术和矫形术不得不从同样的方式中分离开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镜那样好使：阅读时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时取下它。因此，一个医生要么全盘照搬精神分析，要么丝毫不碰精神分析。就我所知，那些有时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治疗家并不拥有坚实的分析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把分析的“毒牙”拔掉了；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医学实践中，一个分析家和一个仅限于采用其他技术的心理治疗家的合作，将会有利于益处甚大的目的。

    与其他心理治疗步骤相比，精神分析疗法无疑是最有效的。这样说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为该疗法大都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用于轻度病症的案例中。在适宜的案例中，使用这种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碍，并引起变化，这些变化是在前分析时期人们不敢抱有希望的。但该疗法也有其相当明显的局限性。我的一些继承者们有着治疗上的抱负，他们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碍，从而使每种神经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愈。他们致力于把分析工作压缩到一个更短的疗程，加强移情作用，从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移情作用与其他的影响方式联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这些努力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就我看来，又是徒劳无功的。它们还带来了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方法而陷入无穷尽的实验过程中。这种期望每种神经症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我猜想是来自于门外汉的一种信仰，即神经症都是无权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们是严重的、由素质（constitution）所构成的疾病，该病在个体身上不只是发作几次，而通常是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身。我们的分析性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广泛地受到影响，如果说我们考虑到了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疾病诱因和偶发的次要因素，却在实践中忽略了素质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们对这一因素都无能为力；但在理论上，我们还是应该始终记住它的。根据精神病与神经病的紧密关系看，由于分析疗法很难从根本上接近精神病，这使我们局限于对神经症的治疗。精神分析的疗效仍受缚于很多重要的而又难以掌握的因素。对于儿童，可能阻碍治疗获得成功的困难，都是与其父母相关的外部因素，不过，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成人而言，困难则首先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类型，而在类型中还含有更深刻的决定性因素。

    人们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种因素。无论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旧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重新回复生活中的。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有些变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理伤痕。在另一些场合，人们则认识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们完全可以为其另谋途径的心理过程，似乎没有能力放弃原有的轨道。但这可能与我刚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罢了。人们似乎一再发现，正是这种治疗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因而阻碍了变化的发生。与我们所能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从关系，某种特别的本能成分，是过于强大了。就精神病而言，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该在哪里运用这些杠杆，只是这杠杆尚无法撬起那堆重物。的确，未来的希望就在这儿：我们对激素作用（你们知道它们都是些什么）的认识可能会向我们提供一定的取胜手段以便与这些疾病所具有的数量因素进行抗争；不过，现在我们距离那天还远着。我明白，所有这些问题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趋于完善的一种恒常激励。精神分析的初学者们面对失败时，尤其搞不清到底应该抱怨案例的奇特呢，还是抱怨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笨拙。但是，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限制分析法取得疗效的第二因素即来自于疾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疗法的应用领域是各种移情性神经症——如恐怖症、癔症、强迫神经症——此外，还有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这些疾病的性格异常。而与此有别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症状）都或多或少是不适宜分析的。小心翼翼地排除这些案例以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谨慎在分析的统计方面将导致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这里有一个陷阱。我们的诊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做出的，它们与我在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测验相似。这个国王声称，他掌握了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这个女巫放进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肉汤。随后他便可以说“这就是女巫”，或“不，那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形与此相同，只是除了我们是受害者外。只有当我们对前来求医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或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前来受训的考生），我们才能对其做出判断。我们实际上非常盲目。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不适，无法确诊。但经过这段预诊期之后，很可能明白该例不适宜于分析疗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们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还要继续一段更长时间的诊断，以期能够对他的状况有更好的理解。病人已经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记录而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撰写关于精神分析的书来报复我们。恰如你们所见，我们的谨慎是徒劳的。

    我担心这些详尽的阐述让你们感到兴趣索然了。但如果你们要认为我打算低估你们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疗法的观点，我将更感遗憾。或许我的开头的确没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转向了另一方面：即对精神分析费时过久的指责。就这方面，应该说，精神的变化实际上是缓慢发生的。如果变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对极严重的神经症的治疗，可能极易延续数年；但治疗一旦成功，我们则应该考虑，这种疾病若未治好，还会延续多久？也许治疗一年就缩减了患病的10年时间；换言之（正如我们在未得到治疗的案例中通常所见），这种疾病是根本不会自愈的。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有理由在许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那时生命已对新沉淀下来的诱因产生了新的病理反应；但在同一时期，我们的病人还自我感觉良好。第一次分析实际上并没有阐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倾向；而当分析疗法取得成功时，分析者自然就会停止继续进行分析。还有一些有严重障碍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不时地重新接受分析。否则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立，我们应该高兴，通过逐渐地反复地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了。对性格异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长的治疗时间；但通常是能成功的。你们知道还有其他疗法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吗？当然，仅有这样的疗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和狼疮的例子中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合于疾病的种种特性时，该疗法才可能成功。我已经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但我想使你们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一种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人类的信息——即人的自身本性——以及它所揭示的人类各不相同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它的确是最有效的。可以说，如果它没有治疗价值，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

    第35讲宇宙观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次的讲演中，我们谈的都是些日常琐事——就好比是在整理我们简朴的房宅。我提议，现在我们应该大胆地迈出一步，回答一个别人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宇宙观吗？如果会，会是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我想，“Weltanschauung”（宇宙观）恐怕是德文所特有的一个概念，要把它译成外国文字恐怕有困难。假如我尝试着为你们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你看来必定是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种理智的结构，它基于某种凌驾一切的假设，统一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因此，它没有留下任何尚未做出解答的问题，而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可在其中找到固定的位置。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美好愿望之一。信奉它，人们就能在生活中拥有安全感，就能知道追求什么，怎样才能最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兴趣。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就极易做出有关精神分析的回答。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种深度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建构一种自己的宇宙观是不合宜的，它应该接受一般科学的宇宙观。但是，科学的宇宙观已经很显然地异于我们的定义。诚然，它也规定了对宇宙解释的统一性；但其解释仅仅是作为一个纲领，该纲领的实现有待于将来。除此之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知的一切，并且强烈反对某些特定的异己成分。它断言，除了对认真检查过的观察资料所进行的理智研究——换言之，即我们称为调查研究的东西——就不存在其他获得宇宙知识的源泉了，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天启（revelation）、直觉（intuition）或预卜（divination）。这个观点好像是在最近这几个世纪中才逐渐得到普遍的承认；而到我们这个世纪，却发现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对意见，认为像这样的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不受人欢迎；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理的需要。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再猛烈的抨击也不为过。它毫无根据，因为理智和心灵恰恰和任何非人类存在物一样，也同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特权，可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人们无法指责它在宇宙图景中忽略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把研究伸向了心灵领域。附带说一句，没有这样的心理学，科学就不会完整。然而，如果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与情感功能的研究包含在科学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科学态度总体上没有改变，也尚未形成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即使存在直觉和预卜，它们也不会成为科学的源泉。但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的满足。也不难看出，对某种宇宙观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科学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心理产生了这些要求，并准备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小心翼翼地把每种幻想以及类似的情感要求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决不意味着，这些愿望将会被轻蔑地抛弃或其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将会被低估。我们将描绘出这些愿望得到满足的状况，这些满足是人们在艺术作品以及宗教和哲学体系中自己创造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允许这些要求进入知识领域，将是不合理的，也将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精神病——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精神病——的道路，而且将会把人们大量的宝贵精力从直接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其愿望与需要。

    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有人声称，科学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是其他领域，它们至少与科学是等价的；因而，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个领域：双方都有相等的权力成为真理，而且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做出选择，并从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仰。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极其优秀、宽容厚道，摆脱了狭隘的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而且具有完全属于非科学的宇宙观的一切有害特点，在实际上它也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真理不具有宽容性，它不容许妥协或限制。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属于它，如果其他任何势力试图接管它的任何一部分，它必将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

    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才被真正当作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除了制造出一些被说成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外，艺术并不企图侵占现实王国。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它又有别于科学，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天衣无缝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随着我们知识的每一个新的进步，这种幻想一定会破灭。它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承认了诸如直觉等别的知识源泉，结果在方法上误入歧途。当诗人谈到哲学家时，他所做的嘲弄性评论通常就显得不无道理：

    “用睡帽和睡衣上的破布条，他在弥补着宇宙结构的罅隙。”

    但哲学对芸芸众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这一高层次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对它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则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观。虽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如果我们要说明宗教的自负性质，我们必须记住它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它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的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而它实现了三种功能。用其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否定科学是人类有力的帮助者，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别。因为科学尽管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宗教这三个方面的联系并不很清晰。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关于某些特殊的道德戒律（ethical precepts）的教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中关于提供保护和幸福的保证与道德要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道德要求是对满足这些需要的报答；只是那些遵守道德要求的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好处，而惩罚则等待着遵守道德要求的人。附带说一下，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中。因此科学告诉我们，凡轻视其教诲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宗教中教导、安慰和要求的奇特结合，只有在接受发生学（genetic）方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从最显著的聚合点，从关于宇宙起源的教导开始研究。人们可能会问：宇宙起源论（cosmogony）为什么会成为宗教体系的一个固定成分？宗教教义说，宇宙是由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superman）。把动物作为宇宙的创造者（creator）表明了图腾崇拜（totemism）的影响，对此我们稍后至少会简略地说一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使有许多神灵（gods）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同样有趣的是，尽管并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实际上在有些神话（mythology）中，宇宙的创造开始于男性神灵废除被认为是女妖的女性神灵。这就展开了各种最有趣的细节问题；不过，我们无暇论及。我们所做的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god—creator）被直呼为“父亲”了。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披着所有的神奇出现于幼儿面前。宗教信仰者描绘宇宙的诞生，就像描绘出他自己的起源一样。

    这样，我们就容易解释，安慰性的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与宇宙起源论结合起来的。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或更确切地说，无疑是由父亲和母亲结合起来的父母亲机构）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故而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但他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就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把这个形象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着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宗教纲领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儿童状况。我可以提醒你们注意康德（Kant）的著名论断，他一直把星空与我们的道德规则相提并论［见前面第61页］。这种并列听起来是多么的奇怪啊！因为，天体与关于人类生灵间是彼此热爱还是彼此残杀的问题，有着什么关系呢？然而，它到底还是触及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或父母亲职能），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他想成为家庭中和后来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后来是别的人）爱他以及他们相信他也爱他们。所有这些关系后来都被人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我相信，你们在听我讲演的过程中，已被若干问题所困扰，而且你们乐于听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此时此地我还无法着手去做，但我自信。这些详细的质疑中，没有一个能推翻我们的论点，即宗教的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童年时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更值得注意：尽管这个宇宙观仍具幼稚性，但它还是一个先驱。毫无疑问，有过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灵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animism）阶段。那时世界充斥着类似于人的精神存在物——我们称之为“魔鬼”（demons）。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或者也许可以说等同于它们的住所。但并不存在某种更卓越的势力，创造了所有的魔鬼，随后又统率着它们，并不存在这种人类能够向其请求保护和帮助的势力。尽管泛灵论中的魔鬼大多对人类持敌对态度，但人类那时似乎比后来更自信。他们肯定常常处于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之中，但他们却以种种行动（对之他们已赋予驱魔之力）来对付它们，保护自己。即便撇开这点不谈，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如果他们要向大自然企求某些东西——如企求降雨——他们并不直接向天气之神做祷告，而是做些法术动作，以期直接影响大自然：他们自己完成与降雨相似的事情。在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做斗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武器就是“法术”（magic）——现代技术的鼻祖。据我们猜测，我们对法术的仰赖来自于对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对“思想万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崇拜。附带说一下，这种信仰在我们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可看到。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特别对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这种成就中肯定伴随着思维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法术的力量产生于词汇。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所继承。“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们的法术行动的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并不仅仅相信他们的愿望的力量。他们更期望的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该行动之力。如果他们企求降雨，他们就自己泼水；如果想让土地果实累累，他们就在田间对土地演示戏剧性的性交行为。

    你们知道，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体现，就不易消失了。所以，如果你们听说许多泛灵论的话语一直保留至今（其中大部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迷信，与宗教并存或包含于宗教之中），你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更有甚者，你们几乎没法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哲学保留着泛灵时期的思维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过高地估价语词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实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试图强加其上的方向前进的。因而，看起来的确存在着一个不具法术行动的泛灵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猜到，甚至在那时候就有了某种伦理，即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戒律；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与泛灵论时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关系。它们可能是人们相对力量以及实际需要的直接表现。

    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泛灵论到宗教的转变？但你们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spirit）演化的这些远始的时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似乎是，宗教所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图腾崇拜。即动物崇拜这个奇怪现象，而最初的伦理戒律即“禁忌”（taboos）都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在一本题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书中，我曾详细论述了一种观点，该观点把上述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相比，宗教的主要成就在于从精神上控制了人们对魔鬼的恐惧。不过，这个史前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精灵，在宗教体系中仍占一席之地。

    上述即宗教的宇宙观的史前史；现在我们转向研究那以后所发生的和仍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吧。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作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因为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着，而且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象活动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而且，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他们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关于宇宙是通过类似于人类个体起源的交媾或发生行为而形成的看法，已不再是最显然且为不证自明的假设了，因为具有心灵的生物与非生物自然界之间的区别已经给人类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区别使人类不可能再保留原始泛灵论中的信仰。我们也不应忽视各种不同的宗教体系的比较研究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排斥和不相容的作用。

    科学精神凭借这些初步的论战而强大起来，最终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以至于敢对宗教宇宙观中最重要的、最具情感价值的成分进行考察。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管着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的所有活动带来团圆的结局。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Universal Benevolence）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突的“宇宙公正赏罚”（Universal Justice）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是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非生物自然界，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凶暴、狡猾或残忍的人往往占有令人羡慕的世间财富，而善良的人却一贫如洗。各种黑暗的、无情的和没有爱心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宗教赋予宇宙统治的奖惩体系似乎并不存在。这再次说明，我们有理由抛弃宗教从泛灵论那里获得的一部分理论。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通过在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

    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但它仍然是我们认识宗教的一种必要的完善，而且至少在这方面，它是对宗教的一种否定，因为宗教自身表明宇宙起源于神。当然，假如我们对神的解释，可以被宗教接受，那么它在这方面肯定就没有什么错了。

    总之，这就是科学对宗教宇宙观的评价。种种不同派别的宗教在为谁占有真理而争论不休，而我们却认为关于宗教的真理性问题无法获得彻底的回答。宗教是一种控制感性世界的企图。由于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必然性，我们在内心中产生了一个渴望的王国。而借助于这一渴望的王国，我们置身于感性世界之中。但是，宗教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其教条留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即人类童年的无知时代）的印迹。它的安慰不值得信任。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非保育室。相反，宗教努力强调的那些道德要求应该给予另外的基础；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把对它们的服从与宗教信仰联合起来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宗教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那么，它看来并不是永恒的获取物，而是与个体文明者从童年到成人的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神经症相似的东西。

    你们当然可以自由地批判我的这种观点；我甚至可能在来路上与你们相会于这点上。关于宗教宇宙观的逐渐衰弱，我所告诉你们的自然很简略，是不完善的。关于各种不同过程的秩序，我也说得很不清楚；我没有阐述各种力量在唤醒科学精神中的合作情况，也没有论述在宗教宇宙观实行绝对统治和后来受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影响时它自身的变化。最后，严格地说，我的评论仅限于宗教的一种形式，即西方人的形式。可以说，为了便于说明，我构建了一个解剖学的模型，以期尽可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我的知识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使事情做得更好、更完善，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妨暂时搁置一旁。我明白，你们可以在别处听到比我谈得更好的论述。尽管在我的讲演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我坚信，即使是关于宗教问题的资料的最细心的研究，也不会动摇我们的结论。

    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我们面前进行着。虽然精神分析一般很少拿起论战的武器，但我并不反对研究这场争论。这样，我就可能进一步阐述我们对宇宙观的态度。你们将看到，宗教支持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据是多么容易答复，而也有一些的确难以驳倒。

    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科学把宗教作为它研究的一个课题是一种无礼行为，因为宗教是比人类理智的任何活动都崇高和优越的东西，是不可用琐碎的批判进行研究的。换言之，科学没有资格去评价宗教，因为它只要固守自己的领域，还是相当有用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宗教不在科学领域内，科学无权干涉。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这种粗暴的排斥所吓倒，而是进一步质问：宗教提出的这种对在所有人类事物中的优越地位的要求依据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答复（如果我们认为值得答复的话）就是，宗教不能用人类的量尺来衡量，因为它起源于神，是被圣灵作为启示赐予我们的，而人类精神是无法理解这个圣灵的。人们可能已经想到，没有什么比否定这个论据更容易：它显然是一个预期法则，即“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辩论”——我知道德文中没有一个好的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这里提出的实际问题是，是否存在神灵及它给予的启示？当然，不是下述说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不能提这个问题，因为神性是不能被怀疑的。在分析工作中，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态度。如果一个平时很聪明的人竟用非常愚蠢的理由来反对某些特殊的建议，则这种逻辑的缺点就表明，在病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拒绝动机——这种动机只可能是情感性的，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也可能得到另一种回答，它公开承认这类动机：不可以对宗教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因为它是人类灵魂所产生的最高级、最珍贵和最崇高的事物；因为它表现了最深厚的情感。而且唯有它，才使世界对人们变得包容，生活对人们变得有价值。我们无须争论宗教的这种价值，而需关心另外的事。我们应该强调下述事实：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而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思想领域。无论宗教可能具有多少价值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它都无权限制思想，——因而，无权拒绝对它进行思考。

    科学思维本质上与一般的思维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后者，则是我们大家，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用以照管日常事件的活动。科学思维形成了某些特点：它对那些缺少直接和实在效用的事情也感兴趣；它谨慎地避免个人因素和情感影响；它更严格地考察那些作为结论基石的感知觉的可行性；它用那些使用日常方法不可获得的新知觉来充实自己，并在有意识加以调整的实验中，把这些新知觉的决定因素分离出来。它努力达到与现实——也就是与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一致。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努力决定着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我们把那种与外部真实世界的一致称为“真理”。即使我们不考虑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它仍然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因此，当宗教宣称它可能取代科学的地位；宣称因为它对人是有益的，并使人高尚，所以它必定也是真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而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驳斥它。人们已学会如何根据经验法则和现实来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现在若要求他们切身的利益完全托给自由行使职能而不受理性思维制约的一种权威，这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说到宗教向其信徒承诺的保护，我想，如果汽车司机宣称，他驾驶汽车绝不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他那异想天开的冲动，那么，我们当中甚至没有人会打算坐到他的车中。

    宗教为保护自己而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不能不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分析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虽然像这样的禁律最初是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但它往往向外扩张，后来便成为患者日常行为中各种严厉抑制的起源。该结果也可在女性性生活中找到，这些女性甚至在思想上都不准涉及性。传记可以表明，几乎所有的已故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受到因宗教对思想的限制而引起的伤害。另一方面，理智（或用大家熟悉的名称——理性来称之）是一种力量，在对人类施加一种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它抱有极大希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因此几乎难以实行统治。可以想象，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单位，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啊。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向进一步的团结。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像制约思想的宗教戒律那样，反抗这样的进步，它对人类未来而言就是一种危险。

    于是，人们会问，宗教为什么不以下述坦率的申明，来结束这场对它而言毫无希望的争论呢：“事实是，我不能给予你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你们需要那东西的话，你们就应坚守科学。但是，我要提供给你们的，相对你们能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一切而言，是更美丽，更令人宽慰，也更使人高兴的东西。因此，我告诉你们，宗教是另一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认，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所有对人类大众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真理。他无法想象更高级的或最高级的真理会是什么样子。对他而言，真理似乎与死亡一样，是没有等级程度之分的；他无法从美飞跃到真。也许你们会像我一样，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因此，斗争尚未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支持者信奉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种科学是什么？它竟倨傲地诽谤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几千年来一直给无数的人带来帮助和安慰的宗教？它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今后我们能期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它自己也承认，它无法带来安慰与兴奋。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的理论又怎么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吗？它能向我们描绘一幅清晰的宇宙图景吗？或向我们表明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或说明心灵力量怎么能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它表示尊重。但至今它尚未解答任何一个问题。它向我们提供种种所谓的发现的碎片，而无法使之相互协调；它收集事件发展过程中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种一致性称为法则，提出其狂妄的解释。你们想想，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是多么微小啊！它教导我们的一切都仅仅是暂时正确的：今天被称赞为最明智的东西，明天可能被否认，而代之以别的东西，尽管这东西将再次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而且，为了这个真理，我们将牺牲我们的最高利益。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只要你们自己是受上述言论冲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支持者，这种批评就不会过于严重地动摇你们的信心。在此，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有一次，那个“恶魔”对着他所厌恶的议会大声咆哮：“这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它是派别性的反对！”与此类似，正如你们所知，宗教以一种不公正的、邪恶的方式，夸大地指责科学尚未解决有关宇宙的问题。科学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因为科学非常年轻——是较晚形成的人类活动。仅选几个日期为例，我们应该记住，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法则距今只有大约300年；把光分析为各种颜色的光谱，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逝于1727年——也就是说，距今不过200多年；拉瓦锡（Lavoisier）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发现氧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个体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现在我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了；然而达尔文（Darwin）出版其著作《物种起源》时，我却早已出生了。同年即1859年，镭的发现者居里（Piere Curie）也诞生了。即使你们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腊时期精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Archimedes）；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us）的先驱、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 of Samos，大约公元前250年），甚至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天文学的最早开端，也只不过涵盖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人类从类人猿形态进化到人的、肯定有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而且，我们应该记住，上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新发现，带来了科学如此之迅猛的进步，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批评的正确性。科学的前进的确是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和艰辛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或改变。难怪在另一个阵营中的先生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被宠坏了：“天启”使得他们过得安逸自在。科学研究的进展一如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把各种期望带入工作中，而这些期望又必须严格地加以控制。在观察中，我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会发现某种新东西；但一开始，它们只是一些不能黏合的碎片。我们提出推测，建立假设，倘若没有进一步证实，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推测和假设。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准备，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放弃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们而忽视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后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报，那些支离破碎的发现自行组合起来了，我们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了。但在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实验所提供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而且，在对科学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认为科学盲目地从一个实验摇摆到另一个实验，它用一个错误取代另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真的。科学通常像雕塑家摆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这一样稿或者往上加点什么，或者拿掉一些什么，直到达到一种满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与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体相似了。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学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基本原理，它只被修改过和改善过，却没有被推翻。在科学活动中，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批判中的那么糟糕。

    对科学的这些猛烈的污蔑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尽管科学目前还不完善，而且困难重重，但对我们而言，科学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宗教的宇宙观则不然，它的要点完美无缺，如果它曾经是谬误，那么它肯定永远都是谬误。对科学的贬低绝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努力考虑到我们对外部真实世界的依赖性，而宗教却是一种幻想，它的势力来源于我们各种本能的欲望性冲动。

    我有责任接着考察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别的宇宙观；但我极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严格地说，我没有能力评判它们。所以，在听以下论述时，你们必须记住这个限制条件；而且倘若你们对这种考察有兴趣的话，你们应当到别处寻找更好的指导。

    在此，我必须首先提及哲学的各种不同体系，它们敢于根据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来描绘宇宙图景。我已经努力对哲学的特征作了普遍的考察［见第160页］，但我恐怕不具备少数人那样的资格，他们曾经建立了对哲学不同体系的评价。因此，我请你们一同考察另外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被忽视的。

    第一种宇宙观好似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复本，而且可能就来源于它。当然，过去就已有这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intellectual nihilists），而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似乎冲昏了当今虚无主义者的头脑。他们的确是从科学出发的，但他们设法迫使科学自我取消，乃至自绝；他们派给科学一项任务，即通过否认自己的各种权利来消除自身。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虚无主义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态度，上述任务一完成，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科学被消灭了，这个虚空出的空间就可能被某种神秘主义填满，甚或被陈旧的宗教的宇宙观所填满。按照无政府主义理论（anarchist theory）来讲，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样的事物，即对外部世界的确定认识。我们所公布的像科学真理的一切都不过是我们自身需要的产物，因为这些需要一定会根据外部条件来获得满足：这再一次证明，它们是幻想。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能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这是绝无例外的。因为真理的标准——与外部世界相一致——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毫不相关。它们都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任何一个都无权指责另一个是错的。

    对认识论有兴趣的人可能发现，探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借以成功地从科学中得出上述结论的途径——即诡辩论（sophistry）——是富有诱惑力的。无疑我们将会遇到类似于那些来自众所周知的科里特人（Cretan）的悖论（paradox）中的情况，科里特人说所有的科里特人都是撒谎者。但我既不希望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只要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涉及关于抽象事物的看法，它听起来就具有神奇的优越性，但它向现实生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现在，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所支配的；正是这个同样的科学精神推测出原子的结构或人类的起源；设计了一座能够承受重物的桥梁结构。假如我们信仰的一切均无足轻重；假如根本不存在知识因与现实相符而相悖于我们的观念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硬纸片而不是用石头来造桥，就可以把催泪瓦斯而不是乙醚当作麻醉剂。但即使是这些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这种应用。

    另一个反对意见更要严肃对待，在此，我对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深感遗憾。我想，关于这件事，你们比我了解得更多，你们大概早就立场分明，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研究，关于经济体系对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我当然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具体有多少正确性或错误性。我明白，甚至是那些比我受到更好教育的人也不易说清。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令我奇怪的主张，诸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一种辩证的过程相继产生。我想我还远不能认为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对我而言，它们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相反，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积淀物，毕竟马克思曾有一个时期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抛弃自己的外行看法，即社会的阶级结构起源于那些早在历史发端之际差异微小的部落间所发生的斗争。我是这么想的，社会差别最初是氏族或种族间的差别。胜利不仅取决于体质上攻击性的程度等心理因素，同时也取决于部落内部组织的牢固性以及诸如拥有优越武器等物质因素。生活在同一领土上，胜利者就变成了主人，而被征服者就成了奴隶。在这种情况中，找不到任何自然法则或概念化的（辩证的）进化迹象。另外，由于对自然力量的日益控制，人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更有成效，因为人们总是让他们新近获得的有威力的工具，为其攻击行为效力，并且用以彼此斗争。金属——青铜和铁——的采用结束了那一整个年代的文化及其社会制度。我的确相信，正是火药和火器废除了武士制度和贵族统治；而且俄国的专制统治也早就注定要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不管欧洲的皇室如何盛行近亲繁殖，也生育不出在火器的爆炸威力前能够刀枪不入的沙皇来。

    由于大战之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确可能正为此付出我们最近才获得的对大自然的胜利即对天空征服的代价。这说起来不太好懂，但至少是可清晰地辨认出这根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英国政治所据的安全，从海洋所冲刷出的海岸中获得了保证。但是在布莱里奥（Bleriot）乘坐自己的飞机飞越海峡的时候，这种保护性的隔离状态就被打破了；而在德国人齐柏林（在和平时期的一次演习中）巡航于伦敦上空的那个夜晚，反德战争无疑已提前定局了。在这方面还不应忘记德国潜水艇的威胁。

    我用上述极少的不充分的言论向你们谈及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这使我一直感到惭愧。我也知道，我并没有涉及任何对你们而言是新的东西。不过，我只想使你们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与其对大自然的控制——他们从这种控制获得了打自己同胞的武器——的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我们似乎远离了宇宙观问题，但我们不久就会言归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显然不在于它的历史观或以历史观为基础的对未来所作的预言，而在于它英明地指出了人类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道德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就揭示了许多从前几乎完全被忽视的因果关系及其内涵。但不能假定，经济动机是社会中唯一决定人类行为的动机。不同的个体、种族和民族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表现各异，仅这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足以证明，经济动机（economic motives）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当谈论到活着的人的种种反应时，实在难以理解人们怎么能够忽视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反应不仅与经济条件的建立有关，而且，只有处于这些条件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利用他们最初的本能冲动——如自我生存本能、攻击性、对爱的欲求和趋乐避苦的倾向。在较早的研究中，我还指出了超我提出的重要要求——这个“超我”（super—ego）代表着传统和过去的理念，而且将在一段时间里抵抗新的经济状况的刺激。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大多数受到经济必然性制约的人也经历了这个文化发展——另一些人可能称为文明——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受到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与有机物过程相比，它在起源上自然是独立于那些因素的，而且表现出完全有能力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它转移了本能的目标，并促使人们开始反抗他们从前加以忍受的一切。而且，科学精神的日益强大似乎构成了它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有谁能够详细地阐明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人类一般的遗传素质，人类的种族变异和文化变迁——在社会等级、职业和谋生能力的条件下彼此抑制和促进的情况，谁就能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所探讨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故而它也只能是应用心理学。严格地讲，只有两种科学：一是心理学包括纯理论的和应用的，一是自然科学。

    经济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新近的发现使得人们跃跃欲试，要亲自运用革命的手段来引起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不是听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得到实现，便获得了一个宇宙观所具有的力量、自足性和非他性；但同时也获得了与其反对之物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科学和技术之上的，但它却制造了一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都被禁止，对其正确性的质疑遭到了惩罚，其方式与天主教会对异端邪说的惩罚如出一辙。马克思的著作作为一种启示的源泉，取代了《圣经》和《古兰经》，尽管它们与那些古老的经书一样，不乏矛盾和晦涩之处。

    虽然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情地抛弃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幻想错觉（illusions），但它自身又产生了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与前者相比，并没有减少其可疑性和不可证实性。它希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来改变人性（human nature），从而使人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几乎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将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责任。同时，它把种种社会必需的对本能的限制转移到别处去；把威胁所有人类组织的攻击性倾向移向外面；并从穷人对富人和如今的无权者对过去的当权者的仇视中寻找支持。但是，像这样的人性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新秩序尚不完善并遭受外部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人目前所煽起的群众的这股热情使人们无法肯定，在将来这种秩序就能建立并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就像宗教一样，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得不弥补其信仰者现在所蒙受的痛苦和生活的穷困，于是，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时，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满足。这样的天堂无论如何将在今生，在地球上建立起来，并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展示出来。但我们应该记得，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无视来生——也期望救世主降临人世；中世纪基督教徒曾很多次相信，上帝的王国近在眼前。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主义必将对这些反对意见做出答复。它会说，只要人性尚未被改造，就有必要利用如今这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方法。没有对教育的强制，没有对思想的限制，没有对武力的运用，直至流血，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如果我们不给人以你所称的“错觉”，将无法使他们默认这种强制。有人会有礼貌地问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切呢？这就把我们问住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妙计。我应当承认，这种实验的种种情境足以吓倒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从而不敢一试；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人。有些活动家，一旦着手于他们的雄图大略时，就信仰坚定，绝无疑虑，更无凡人所具有的痛苦感。我们应该感谢这类人。因为他们，使创建一个新秩序的惊人实验目前正在俄国实际地进行着。当很多国家宣称他们只是在保持基督教的虔诚中期待被拯救时，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尽管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细节——却似乎不失为一种传递更美好的未来的信息。不幸的是，无论是我们的怀疑，还是另一方的狂热信仰，对如何揣测这个实验的结果，都未提供暗示。这个实验的未来会回答我们；它可能会表明：这个实验进行得太早了；要对社会秩序进行彻底改变，成功的希望渺小，除非新的发现增强了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从而使我们的需要更易得到满足。可能只有到了那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可能既消除群众的卑俗需要，仅把注意力倾向于个体的文化需要。当然，即使到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与种种困难做斗争；人性的不驯服的特征，向所有的社会都会显示出这些困难。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在结尾处，就上述有关精神分析与宇宙观问题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故而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但是，论述这种关系几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题，因为科学宇宙观并非包罗万象，它极不完善，也不认为是自足的，能建构种种体系。人类的科学思想仍然很幼稚；还有太多的重要问题尚无法解决。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宇宙观，除了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强调之外，其性质主要是消极的（例如，服从真理，拒绝幻想）。我们的同胞中，若有人不满于现状，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暂时安慰的地方，他们尽可以到他们所能得到这种安慰之处去寻找。对此，我们无可指责，也帮不上忙；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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