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大百科全书的建议

    中央编译局姜椿芳

    内容提要

    世界各主要国家从18世纪中叶起就出版多卷本的大百科全书，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出版百科全书，我国也应尽早编辑出版大百科全书，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为了早日编辑出版，可先出版百科丛书，编成一册就出一册，经过有关方面和读者提意见后，加以修订，出版正式大百科全书。设想1989年建国40周年时出全。建议由中宣部、科委、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出版局等单位派代表组成筹研小组，订出方案，报中央批准后着手进行。

    历史任务、客观需要

    中国现在一般辞书很缺乏，大百科全书根本没有。世界各主要国家，从18世纪中叶开始就出版大型的多卷本的百科全书。二百年来一再修订再版，除了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外，近年还出版了许多分类百科全书，美、苏、英、日、德等国，都有此种类型的辞书几十种。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出版百科全书，连独立不久的苏里南这样的小国，也在编印。

    现在中国虽然还没有编出百科全书，但自古以来一直有编著此种类型图书的传统。远在三千年前就出现《尔雅》这样百科全书的雏形。以后历代都不断编辑流传。如魏有《皇览》（共八百多万字、大部散失），唐有《艺文类聚》，宋以后这类书籍更多，明朝的《永乐大典》被西方称为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共有22900多卷。清代则有《古今图书集成》，共10000卷，搜罗宏广，引证详明。这些书都是分类汇集前人的著述，还不是综合概括各种知识（尤其不是最新知识）的百科全书。而《四库全书》则是把历代旧著，分类辑录，易于检查，属于丛书性质。

    解放前也曾试出过一些百科全书，例如《日用百科全书》及其补编和重编，《少年百科全书》、《中华百科辞典》等，内容简单，不全面；另外，《中华文库》、《万有文库》，主要还是搜集旧著；《辞海》是辞典之外，加一部分简要的科学知识，这些都和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相去很远。解放后重新修订的《辞海》，虽较旧版扩大和详细，但也还没有达到百科全书的要求。

    现代意义的大百科全书是对过去积累的全部文化科学技术加以总结和概括，把当代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军事科学等整个知识和最新成就作出综合的叙述；它每个词目还不是各种学科的专门著述，但比一般基本知识的介绍更为高深和全面，是各种学科的入门，便于读者进一步向精、深、专钻研。因此，我国今天编辑出版大百科全书，不仅是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是要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全部历史、文化和古籍作出新的叙述和概括，并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大大提高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知识水平的需要。大百科全书将是我国人民三大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武器，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对提高工农业生产将是直接帮助。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它是历史赋予的任务，是客观的需要，是世界潮流的必然产物。

    革命导师和领袖向来重视百科全书

    革命导师、经典著作家都很重视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百科全书是传播和提高新旧科学知识的重要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通信中讨论过百科全书内容和编辑的问题。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把当时德国的百科全书《会话辞典》称之为“究竟是较好的最完善的基础参考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新美利坚百科全书》写了67条词目。列宁也很重视百科全书，他称赞法国的《拉鲁斯百科辞典》是易于找到各种参考材料的工具书。列宁也曾为俄国《格拉那特辞典》写过词目，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马克思》一条。

    毛主席也很重视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辞海》的重新编印就是在毛主席的批示下推动进行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为造就这样的队伍，编辑出版百科全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因为百科全书是搜罗古今中外一切学科基本知识的工具书，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向来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重要方针的最好体现。

    为了加快发展科技文化教育，为了迎接新的文化高潮的来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无疑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之一。

    各国编辑出版百科全书情况

    “百科全书”一词起源于希腊文，意思是“普通知识范围”，16世纪在西欧取得新的含义，有“各种知识汇编”和“知识的分类”之意。18世纪后，才逐渐取得现代通行的含义：一切知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最基本资料的出版物。近年来经过各国编辑出版大百科全书，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这一词的含义又更加充实和发展，编辑体系和方法经过互相参考补充，也越来越完善。

    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阿拉伯国家，都出了不少百科全书类型的辞书；近代，由于大量的新发现，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各种科学知识的精细划分，使编辑百科全书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因百科全书既要总结一切已经积累的知识，又要把所有这些知识归纳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于是，从17世纪下半叶起，欧洲几个国家只得先出版各种分类分科的辞典。这些辞典又先是重视神学、哲学、历史、文艺，到了18世纪，英国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到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1704年哈立斯特出了《技术辞典，或艺术和科学英语大辞典》，1728年又出了张伯斯的《百科辞典，或艺术和科学大辞典》），这样就渐渐地在分科辞典的基础上进而出版百科大辞典（后来又倒过来，在编辑大百科全书的过程中，编出更专门更详尽的各种分类分科的辞书）。德国在1732—1754年出版了《科学和艺术通用大辞典》（68卷），法国在1751—1780年出版了《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接着，又在1782—1832年出版了《分类百科全书》（共166卷半），英国在1768—1771年出版了《英国大百科全书》（3卷），美国在1858—1863年出版了《新美利坚百科全书》（16卷），俄国在1890—1913年出版了《百科辞典》（共86分册，在这以前也试出过几种百科全书，但大多未出完），日本在1888—1890年出版《日本社会事汇》（2卷）。

    每次较有权威的百科全书出版后，都对本国，甚至对一些别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上面提到的，法国从1751年开始出版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是18世纪中叶法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主编的，他邀集了当代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参加编辑工作，这些进步学者在编写百科全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成为当时法国政治上进步力量，他们自称为“百科全书派”，他们对一切学科和历史事实，用新的唯物主义观点，另写新的词目，这些新的观点，动摇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为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又如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九年（1926年）就开始出版《苏联大百科辞典》，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过去的一切学科和历史事实，进行批判，重写新的词目，使苏联人民的思想一新，各种知识水平提高一步，为实现几个五年计划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主要国家都大量出版修改、重编和新编的大百科全书，60年代和70年代则有更大的发展。有些国家的不同出版社出版类型相同、侧重点不同的百科全书，互相竞争；多卷本和少卷本，解说繁复和说明简要的互为补充；全面综合的和分类分科的分道扬镳；插图装帧、索引参见各出心裁。近来，美、苏、德、法、英、日等国，新出的分类分科专门辞典愈来愈多，各有二三十种不等。美国最近还出了电子计算机、环境科学等新百科辞典，苏联出了高等、初等数学的百科辞典，日本出了家庭、妇女、日用等百科全书。有些国家还为了易于查阅各国百科全书和各种分类辞典出了“指南”，如美国图书馆协会编印的《参考工具书指南》，1976年夏出版的第九版就列出各国工具书一万多种，成为百科全书的百科全书。

    现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也纷纷出版百科全书。印度、印尼都出了几种版本。本国力量不够的如古巴，就委托美国编辑、加拿大排印。

    近来各国编辑百科全书的趋向

    二百多年来各国编辑出版百科全书，积累了不少经验，找到了许多较为科学的方法。举英国和苏联的情况为例，可见一斑（见附件）。综观各国近来编辑大百科全书的情况，其总的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点：

    （1）德、英、美、苏、日等国修订旧版和出版大量新的百科全书，其他许多中小国家，包括第三世界的不少国家也都纷纷编辑、翻译、出版不同类型的百科全书。

    （2）在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的大百科全书之外，另出各种专科性的大辞典，或者更多注意编辑出版较为详尽的各种专科辞典。

    （3）从繁复向简要方面发展：叙述简要，并不就是不注意全面概括，而是去繁就简，把更详尽的内容转移到专科辞书中去。

    （4）多卷本与少卷本并行：多卷本从百余卷改为数十卷，四五十卷改为二三十卷；同时又出二三卷三四卷的同名简要百科全书，使用力求方便。或者一种百科全书包含三种编法：一编简要，有如图书馆的总分类卡；二编词目短小，有如小百科辞典；三编词目解释详尽，三者可以互相使用。

    （5）某一国的大百科辞典，从侧重本国情况，发展到注意世界情况，美国、英国的百科全书，力求变成世界性的辞书，至少是英语世界的辞书。

    （6）好些国家的大百科全书，不再按照版次出版，即不再是（例如）第13版之后出第14版，而是改为“连续修订再版”。过去可以相隔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出增订新版，现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日新月异，三五年即须另出新版，但读者不可能每隔三五年就购买一套新版，用连续修订法再版，除一部分词目重新改写外，大部分不动，小部分只要增印数页，这新的数页，用原来词目的页码，注明某某页的A、B、C，读者只要购买这些连续修订的材料，即可与自己的旧版本联合使用。过去有些国家在某一版重印时，也作小量修改，既经修改，旧版即显得过时，用连续修订法之后，就可弥补这一缺点。另外就是过一段时间，出版一卷或二、三卷的补卷；每年出版一卷年鉴，把一年来在科技文化上的变化，政治、地理上的变动，世界各国的经济统计等等，都搜集在内。

    （7）许多国家的百科全书，近年来有从字母排列改为按科目排列的倾向，即按照各种学科分类排列出版。或者把字母排列和分类排列相结合。

    （8）各国大百科全书都很重视“索引”，逐渐地又重视“参见”，词目之首加“提要”，词目之末加“参考书目”。开列某一学科的所有重要书名（原著文字），使读者对各种学科既易于入门，又能进一步深入研究。互相参见愈多，使读者触类旁通，也易于入门和掌握全面。

    （9）为了使百科全书不因某些词目牵涉难题或缺乏定论而拖延出版，外国百科全书一般是采用摆事实供参考的办法，即将几种情况或几种意见摆出来，说明原委，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或者说明某某问题“存疑”，暂作悬案。例如，《美国百科全书》（1946年版）的前言曾提到：美国百科全书“不任意预言，也不提出见解……它认为把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尽可能把事情是怎样、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发生的情况告诉读者，这样属于争论性质的问题就可让读者自己去做结论，这是最适合百科全书的目的的”。

    （10）百科全书的词目用文字详解之外，也很重视图片。现在各国百科全书日益增加图片，其中包括：照片、画像、名画复制、图表、地图。彩色图片的份量愈来愈重。还有一种《图解百科全书》，每一词目至少用一张图片来说明。

    （11）百科全书是常备和必备的参考工具书，故装帧力求精美，往往金碧辉煌，十分豪华，现在新的趋向是多出售价较低的普及本，或者在豪华本之外，另出廉价的普及本。

    （12）有些国家还不能自行出版，便翻译他国较有权威的百科全书，或译全书，或译个别词目（如我国曾出版百余种《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近年来新的趋向是某些大国也翻译别国的百科全书。例如美国购得《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版权，着手把它全部译成英文，并翻译苏联的《数学百科全书》、《无机物百科全书》，东德翻译苏联《初等数学百科全书》。意大利和希腊也翻译出版苏联的大百科全书。

    几点设想

    解放后不久，就有一些同志倡议和计拟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发展的12年规划（1956年“八大”决议中提到）曾确定把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包括在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着手。1975年的广州辞典工作会议，又曾提到这个问题，但对此未加讨论，当时宣布准备以后另行研究。

    解放前出版的《辞海》，在毛主席批示的推动下，1965年出版了改编新版（未定稿），从1972年起又对“未定稿”进行修订，按学科分册出版，内部发行，征求意见。《辞海》在范围、内容上还不能满足当前读者的需要。1965年出版的《近代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也和《辞海》一样，都为未来的大百科全书做了准备工作。

    目前有些单位正在编辑（例如音乐辞典）、准备编辑（例如哲学辞典）、翻译（例如苏联历史百科辞典）分科专门辞典，这些也是与编辑大百科全书有关的工作。

    有好多同志关心和呼吁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且提出了一些设想。这些设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早日着手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要编的正是大百科全书，而不是小百科全书或者分科辞典。有人主张先编出一些主要的分科辞典或小百科全书，然后在这些辞书的基础上编辑大百科全书。照一般国外的经验，是编出了大百科全书，再编小百科全书，然后再编各种更专门的分科辞典，苏联1926年开始出大百科全书，1928—1931年出小百科全书，1950年开始出第二版大百科全书，1957年出第三版小百科全书，1953—1955年出三卷本的百科辞典，1927—1936年出《工程技术百科全书》，1925—1928年出《农业百科全书》，等等。如果先编出各种专科性的辞典，就得旷日持久，推迟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在编辑大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可以由负责各专科编辑的同志同时编辑本专科的更详尽的辞典，实际上有些国家就是这样做的。或者反过来说，已在和将要编辑分科辞典的同志，吸收参加百科全书，对两种辞书都可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这两种工作可同时并进。

    （2）所以希望早日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还因为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十余年来科技文化专门人才的培养脱节，尚存的老一辈的人才逐年减员，今后由于自然规律还将使这些人才的一部分衰老死亡，而新的一代的培养接不上，现在使大百科全书急起快上，正是针对这种脱节现象。现在不开始这一工作，势必较长时期地推迟这一工作。

    （3）为了能使大百科全书及早和读者见面，并且考虑到有些词目可能一时定不下来，使全书不能及时出版，建议先出版百科丛书，可定名为《中国人民百科丛书》，不分字首，不分字母，不分学科，编成一册就出一册，这丛书经过有关方面和广大读者提意见后，加以修订再出版正式百科全书（英国《张伯斯百科全书》在1859—1868年的十年间，每周出一册，共520册）。

    （4）设想《中国人民百科丛书》在半年之内就开始出版，在1979年建国30周年时，就开始出正式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同时丛书仍继续出版。计划到1989年建国40周年时出全《中国大百科全书》。

    （5）有关科学技术的一般词目，外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人名、书名等词目，可以从外国百科全书中选译，经过修订、加工后，即可采用。据《英国大百科全书》说，一部百科全书，大约3/4的词目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后才需修改，只有1/4的词目要不断修改。也就是说，一般百科全书的3/4的词目内容是比较稳定的，选择各国百科全书中的这类词目来修订加工是可取的。

    （6）根据世界各国大百科全书编辑的经验，《中国大百科全书》分学科排列较为适宜，这也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编类的传统，另加拼音字母、部首笔画等索引。索引之外也应采用“参见”、“附见”、“参考书目”，长词目前加提纲等编辑方法。

    （7）大百科全书和丛书的编辑工作，由一位中央同志挂帅，网罗全国各学科的有成就的专家，组成编委（约四五十人），下设总编部（约二十余人），设总编一人，副总编数人，负责全部编辑工作；另外设立资料、行政等科室。每种学科，责成有关大学、学院、科研单位组设编辑组，承担编译、定稿工作，其组长一般由编委一人兼任。编委不脱产，总编部一部分为专职人员，编辑组一般也不脱产。资料、行政机构，可以《辞海》编辑部原机构为基础，适当调整扩大。

    （8）编写和翻译词目的稿件，一般付给适当稿费，不作为硬性任务派给有关单位承担，以免影响本单位的工作，或这些单位不愿接受派给的任务。

    （9）全书字数预计约3000万字，相当于目前人民出版社一年的排印量，加上丛书排印量，逐年均衡排印，不致影响国内其他排印工作（拟仍以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为排印基地，该厂排印《辞海》，各种字体和符号的铜模比较齐全，工人也熟练）。目前纸张供应较困难，估计一二年后可以缓和，不致影响百科全书和丛书的出版。

    （10）为研究、筹备和具体着手此项工作，建议由中宣部、科委、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出版局等单位代表组成一个五到七人的筹研小组，开始计拟各项具体措施，定出方案后，报请中央批准，以便早日着手工作。

    以上建议，只是约略的初步的设想，是否有当，要请中宣部考虑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成立《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成立《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和筹建郭沫若纪念馆的两个请示报告

    一、关于成立《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

    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贡献重大的著名学者。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继承他留下的十分丰富和珍贵的遗产，我们准备成立《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搜集整理郭沫若同志未出版的文稿、书信、札记、谈话记录等，重新修订出版《郭沫若文集》。

    《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拟由下列同志组成，周扬任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于立群、尹达、冯乃超、冯至、任白戈、成仿吾、齐燕铭、张光年、李一氓、李初黎、沙汀、宗白华、茅以升、茅盾、林默涵、侯外庐、钱三强、夏衍、夏鼐、曹禺。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吴伯箫、黄烈负责，由我院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分别担任有关方面文稿的具体编辑工作。

    如经中央批准，我们即准备召开编委会，拟订计划，开始进行工作。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

    二、关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

    筹建郭沫若纪念馆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

    《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于10月27日在京召开。在京委员于立群、尹达、冯乃超、冯至、成仿吾、李一氓、李初梨、沙汀、宗白华、茅以升、林默涵、钱三强、夏衍、夏鼐、曹禺等共到16人。

    会上就编辑出版郭沫若著作的意义、方针和方法问题交换了意见，大家认为郭的著作方面很多，作为《文集》不易全部容纳，不少同志主张出版全集，也有主张出丛书或文库的，书名一时还定不下来。《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拟改称“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书名俟以后看情况再定。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文集》仍可继续出满20卷（已出17卷）。编辑出版委员会须制定较长时间的工作计划，首先应即采取措施，广泛征集郭沫若遗著、书信、题词、照片、讲话记录等有关资料，加以复制、影印、整理，同时就已出文集分头进行校订和注释工作，争取在明年“五四”运动60周年和建国30周年，开始出版新编的郭沫若著作，计划在两三年内出齐。

    会上很多同志建议筹建郭沫若纪念馆，许多同志说，北京已有鲁迅博物馆，绍兴等地还有鲁迅纪念馆，郭沫若亦应有纪念馆，馆址就设在郭氏故居。并提出争取能在明年开馆，筹建工作即由编委会暂时负责。如中央批准，编委会即进入郭氏住宅办公，就地筹备建馆的工作。请告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于立群同志另找适合的住宅，于立群同志本人也一再表示，希望早点搬出来。

    会上还建议增加刘大年、胡愈之、林林、郑伯奇、魏传统为委员。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予指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出版《中国社会科学》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月）

    中央宣传部并报党中央：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团体要求和我国交换学术情报和出版物的日益增多。为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出版一份定期刊物《中国社会科学》，用中文和外文在国内外发行，以对外为主。

    《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报，拟先出季刊，第一期在明年三月用中、英文出版，16开本，每期约15万字。准备在1980年改为月刊，并增出其他外文版。《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向国外介绍我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成果。它将发表学术水平较高和确有创见的论文。必要时也可以小量篇幅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活动作简要的报道。每期文章一部分从国内出版的书刊中挑选，另一部分是专为这个刊物撰写的。

    我们准备邀请各主要学科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十人左右组成编委会，以决定这个刊物每期论文的取舍，另设立一个精干的编辑班子负责日常的编译工作。编委会在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外文版的编译工作拟请外文出版局协助。排印由该局负责，印刷纸张，力求精美，发行工作国外由国际书店负责，国内由邮局负责。

    考虑到这个刊物的审稿和译稿要求都比较严格，工作难度很大，对审稿和译稿人员准备付予适量的报酬。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一九七八年十月

    关于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致中央的信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央：

    根据我目前工作和身体的实际情况，我深感再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实在负担不了。尽管是挂名，但许多事务（如外事活动等）很难摆脱。为此，提请中央批准我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改任顾问（兼职）；同时建议也批准邓力群同志辞去副院长的职务。我们不再担任院党委书记和副书记。

    关于今后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如何妥善安排的问题，最近院党委常委专门作了研究，并征求了院内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他们同意院的领导体制目前暂不作大的改革，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初步商定，由于光远同志任代理院长，梅益同志任党委书记（当然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如中央原则同意，具体任免事项将由社会科学院另行报告。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胡乔木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据胡乔木秘书的手抄件排印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

    （讨论稿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

    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在全党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央这一号召对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深感责任重大，曾先后就“六五”期间如何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现在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准备采取的措施和提出的建议作一汇报，请中央给予指示。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本情况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年来院的工作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和出版的期刊数都比1966年学部时增长了一倍，出版的著作比学部二十多年出版的总和多一倍（见附注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政法、民族、语言、考古、国际问题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积累和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我们曾就经济、政法和外交等问题先后向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还就真理标准、经济规律、按劳分配、四项基本原则、生产目的性、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法制、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语言研究和文字改革、中外历史、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有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发表了近万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水平较高，理论上有所创新。从1978年开始，我们加强了内外学术交流的工作，在国内协同有关单位创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会、研究会，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科研协作；在国外加强了同各国学者、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的联系（见附注二），了解了国外研究的动向、观点和方法，推动了学科建设，因而活跃了学术空气，推动了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在事业方面，我们还创办了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及其英文版。五年来党中央对社会科学院是关心和重视的，全国各方面对我们的期望也很高。我们的影响不小，责任很重，但成果有限，困难很大。

    自从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科研工作上来之后，院内政治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乔木同志曾一再强调社会科学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左”的错误倾向。他号召社会科学院要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经过几年来多次有组织的学习，现在全院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政治情况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在政治立场上、政治路线上是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院是占领导地位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些学科还没有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重要研究课题承担起来，个别同志发表了一些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一致的言论和文章，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由于领导软弱、纪律松弛，近年来在一部分科研人员中，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有所滋长，学风不正，追求名利等现象相当严重，这些今后都需要认真加以克服。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方针和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以下都简称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和中国科学院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国务院的一个组织机构，不担负政府的管理工作。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方针、任务的问题，几年来曾一再讨论过。我们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探讨和解答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总结和普及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就，以其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当好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助手，并提高我国社会科学的水平。为了完成上述任务，社会科学院既要依靠全院的研究人员和职工，还要加强同全国各社会科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协作。

    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着非常不同的情况，决不能用一种狭隘的、简单化的尺度来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要求。为着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和繁荣，也为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需要，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不论是紧密联系实际的，还是和实际没有直接联系的，都应当进行研究，同样，基本理论要研究，实际问题也要研究。任何一种研究，只要作出成绩，它就是对科学、对社会和对人民的贡献。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是一个总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对所有的学科提出简单划一的要求。这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客观性质早已决定了的，也是三十年来的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建立到现在，一直承担基本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的任务。我们认为，那些和实际问题有直接联系的学科，应当着重研究、探索当代我国和世界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从理论上找出规律，作出解答，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几年来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实际问题的研究方面，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今后还应当如此。当然，我们同时还要开展基本理论的研究。社会科学院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应当开展基础性的、综合性的和提高性的理论研究。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般说来，基本理论的研究也不能脱离实际。基本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只有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才有生命，才能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一方面的研究要大大加强。社会科学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系统地研究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如何运用和发展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的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三）“六五”期间重点的科研项目

    根据上述方针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年就开始编制“六五”期间的科研规划草案，其中包括56个重点科研项目。各学科的主要研究课题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概括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总结社会历史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和范畴的研究。要在总结我国和外国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建设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积极开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包括毛泽东同志重要著作中包含的许多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的研究。要继续阐述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根据我国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两个专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要围绕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从马克思主义与我国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与各学科的理论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题的研究。

    二、哲学：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规律。根据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践，研究物质与精神、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并同自然科学家合作，概括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论的物质观。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有关共产主义道德和美育的研究。要研究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存在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中国哲学史（包括各兄弟民族哲学史）的研究。要批判地进行外围哲学的研究。

    三、经济学：主要抓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国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关于经济效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开展国土经济的专题研究。各经济学科研究所根据各自专业特点，总结国内外的经验，开展本学科基本理论研究，写出本学科的基本理论著作。接受国务院委托，作出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

    四、法学：系统地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法的基本理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参照外国经验，研究我国法的概念、本质、原则、规律、体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开展关于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以及中国革命法制史等专题研究。

    五、政治学：开展有关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干部制度，以及比较政府体制的研究。

    六、社会学、民族学、青少年研究：着重抓当前和本学科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社会问题、人口问题、青年思想教育、青年就业、青少年犯罪等的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做好系统的基本情况的调查工作，以此作为开展理论研究和培训研究人员的基础。

    新闻学：以研究和编写新闻史为主。

    七、国际问题研究：要创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和世界政治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外交斗争的动向、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要提出对中央决策有参考价值的意见、预测和对策。在有关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如各国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各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及科技发展的经验等等，要提出具有充分材料的论据和分析，供中央有关机关参考。在理论问题上，如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世界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的预测，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的动向等都要作出探索。

    八、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的研究；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各大宗教，如基督教（重点在美国、苏联、东欧、梵蒂冈）、伊斯兰教、佛教等教派的现状研究；中国无神论历史的研究和整理道家、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以及明清民间秘密宗教等有关资料。

    九、史学：加强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并为编写《清史》进行准备工作。开展有关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以及疆域变迁史的研究，正确分析和摆正各民族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驳斥邻国对边界问题的歪曲史实的谬论，并完成沙俄侵华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继续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结构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要力争完成《中国通史》、《中国史稿》，并为中国近代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中国政治等专史的研究打好基础。

    世界历史着重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及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关于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建立议会制度的研究；关于亚非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类型及特点的研究。

    考古学：侧重中国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夏文化的探索和早商文化的考察，安阳殷墟、周文化渊源和周都城以及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考古研究以及《中国考古学史》和《殷周金文合集》的编写工作。

    十、文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地编译国外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著作。收集、整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论著、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以及研究他的诗词、散文的资料，着手进行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研究。继续进行关于现实主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以及文艺真实性的研究。继续进行文学史的研究，包括完成十四卷的《中国文学史》和法、美、日文学史的撰写工作。

    十一、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动词与句型，《红楼梦》词汇，汉语方言分区研究和英汉机器翻译研究，以及普通话的连音变化与语调、轻重、长短的声学试验。

    十二、学术情报：研究并确定基础资料工作的方向、规模和范围，建立基础资料的积累、编辑、出版工作，并逐步开展资料传播与咨询服务。要逐步弄清当代国外社会科学发展趋势以及主要学科的发展水平；广泛搜集国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发展、文化动态、社会思潮，以及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情报资料；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流派”、“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社会民主党问题”、“西方哲学中的数理逻辑”、“西方经济危机的发展”，以及二次大战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发展中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等专题研究。

    十三、编纂辞书：完成我院各所承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共14卷的编写工作；完成《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增订《现代汉语词典》、《马克思主义百科辞书》、《国内外社会科学手册》、《技术经济手册》、《佛教大辞典》、《伊斯兰教辞典》等辞书的编纂工作；完成《甲骨文合集释文》、《汉简》、《吐鲁番文书》等重要资料的整理和注释工作。

    现在各研究所正在修订1982年至1985年的研究计划，“六五”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估计要到今春才能落实。我们打算在这个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订1981年至1990年的研究规划。

    （四）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若干措施

    中央最近决定，在今后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仍应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社会科学院是一个新建单位，虽然从学科、队伍等方面还远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但是五年来事业规模扩大了，相应的各方面的条件没有跟上，存在问题不少，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才能加强领导、改善管理、提高效率，进一步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并为今后全面发展打下基础。为此，我们准备采取如下的措施：

    一、在“六五”期间，主要是整顿、充实、提高现有的研究所，在确有需要而且条件具备时也可设立新所。研究业务的开展主要靠挖掘现有人员潜力，同时加强同国内其他科研单位的协作。但为充实新建的所和薄弱的学科，为填补新兴的学科，包括和自然科学交叉的边缘学科，还要罗致、培养必要的科研人员。研究课题也应适当调整，要区别轻重缓急，不要贪大求全；要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纠正过去长期形成的避开现实专搞洋的、古的偏向。要在明确各所方向、任务的基础上，根据人员具体情况，扬长避短，着重抓我们有专长的若干重点项目，争取在几年内拿出一些能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和具有国际水平的著作。

    二、认真整顿院、所领导班子（见附注三），精简院部机关。要提拔一部分中青年业务骨干和政工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年老的专家要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致力于研究工作和带研究生，不能工作的要安排退休。要挑选一部分既懂业务又有组织才能的中年专家当所的负责人，要规定任期，在任期届满后仍从事研究工作。为精简人员，提高效率，要按照工作需要确定编制，确定职务，建立岗位责任制，加强考核工作。科研队伍要注重质量，保持精干，凡不适合科研工作的人员（约占20%）应当调整，另作安排。为提高刊物质量，所有刊物和它的编辑班子也应整顿。

    三、改革现行体制。为加强学术领导，今年要成立有一部分较有成就的中、青年研究员参加的院务委员会。要改变目前科研管理落后的情况，切实提高科研管理水平。为此要增加科研管理干部，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适合科研工作特点的规章制度，并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出版《学术动态》）帮助院、所领导和科研管理人员了解院内外学术研究进展的情况和学术思想的动向。改革现行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所的独立性。要扩大所的业务自主权，从今年开始分期分批实行。凡是扩大自主权的所，除方针、编制、预算、处室以上干部管理和重点研究项目由院决定外，有权选择课题，选择人员，支配经费，并按院的统一规定与国外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等。

    四、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去年院党代会决定并经中央批准，院、所两级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所长负责制。为加强学术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党政要相对分开，院务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负责学术工作的领导；党委主要是掌握党的政策，抓好科研业务的基本建设和科研课题的选择原则，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特别要着重抓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科研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社会科学院成为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影响和提高党的威信的学术堡垒。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有几位同志根据一年多来党委抓思想工作和院务工作比较多、学术领导相对减弱的实际情况，认为最好是恢复党组制，党委改为机关党委。一年多来学术领导确实抓得不紧，但我们相信，在院务委员会建立之后，学术工作的领导是会加强起来的。

    我们要求，在“六五”期间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之后，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和各种制度将比较健全，事业规模和内部各方面的比例将比较合理，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将有所改善，全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将进一步调动起来，从而为往后的全面发展和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打下基础。

    （五）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科研队伍

    社会科学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带出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

    现在全国还没有订出一个培养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的计划。我们估计目前全国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不会超过一万人（见附注四），还不到苏联的1/25。在今后四五年内，这支很小的队伍因人员来源有限还难以扩大。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其他研究机构承担中近期的科研任务的主要仍是现有的科研人员。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社会科学院的科研队伍不但小（只2300多人，为科学院的1/15），而且老化。全院科研骨干（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及所、室负责人）55岁以上的占总数的90%以上，有一部分现已不能工作。131位研究员的平均年龄是66.4岁，353位副研究员的平均年龄是54.3岁。罗致人才，特别是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在“六五”期间，我们准备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大力办好研究生院，使它成为今后补充科研人员的主要来源。研究生院不仅要加强专业指导，还应从根本上提高研究生的思想理论水平。二是采取各种具体措施，尽快提高在职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包括安排一些中青年科研人员当老专家的助手。特别要下决心，花力气，在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领导和组织好学习，以提高现有科研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三是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根据1980年第一次在全国招考以及上海、广州在当地招考的结果，证明全国确有一部分学有专长但用非所学的人才可以罗致，但这需要解决一部分北京户口问题。四是在全国聘请一部分年老但确有专长又能进行研究的专家作为特邀的研究人员。五是派出一部分科研人员到国外进修，邀请一些外国专家来我国讲学，以帮助我研究人员熟悉某些薄弱学科和掌握新的研究方法。此外，我们还要求教育部通过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重点院校有计划地造就一批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输送给社会科学院。

    （六）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目前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很差，相当影响人员的稳定和科研工作的开展。全院没有一个图书馆。33个研究所中只有19个有图书阅览室，其中半数只有9平米到20平米，大量图书无法上架。十年内乱，原学部交出了三万多平米的办公室和宿舍，而现在人员比学部时多一倍，办公室反比学部时少一万多平米。因为缺少办公室，许多科研人员不能上班，劳动纪律很难检查，工作很受影响。现在正在兴建的大楼，因进度迟缓，要到1984年才能交付使用。研究生院创办已经三年，申请基建用地前后达九次，至今尚未批下，一直租借房屋办学，分散教学，工作十分困难。三年来我们新建了三万多平米的宿舍，但现在缺房的仍有1815户，（还不包括去冬补充的三百多研究生和招考人员），其中无房户和严重缺房户（指四口以上住一小间的）达1/3，即638户。一些知名专家只有十几到二十几平米的住房。据去年十月，对471名研究员、副研究员的调查，现只住一间房或住房面积不足二十平米的，有156户，占33.2%。许多科研骨干，负担的任务很重，但居住、生活、医疗条件都很差。如果按近三年来的基建速度，今后每年能增加200套住房（约12000平米），现有的缺房户也要九年才能全部解决。对科研人员来说，没有图书馆、没有办公室又没有宿舍或居住条件很差，确实很难工作（注五）。为了适当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们要求国务院除每年正常基建经费外，在1982年至1985年间另外拨给2500万元基建费用，其中1000万元用以兴建一个能容500人阅览的图书馆及其附属设备，1500万元用来建设宿舍，并通过北京市帮助我们解决基建用地和优先安排施工。科学院原来有一个图书馆，在王府大街，主要是供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用的，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方毅同志和科学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同意将该图书馆交给社会科学院，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考虑到新建的图书馆要在“七五”期间才能建成，我们要求将王府大街的图书馆在1982年交给社会科学院。此外，现在许多科研人员，特别是新提的科研人员，其工资普遍低于职务最低的工资等级线，我们也希望能尽早解决这个问题，以适当提高科研人员的生活水平。

    （七）有关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五项建议

    社会科学在我国发挥了并且正在发挥重大的作用。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历史性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社会科学的胜利。为了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

    现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还很小，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很不相称，和客观要求的差距也很大。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由四个方面组成的：即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文科的科研机构、中央各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所）。四个方面相互之间有过一些协作，但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它们的力量远没有发挥出来。

    到去年年底，全国有21个省、区、市设立社会科学院，7个设立社会科学研究所，西藏正在筹备中。去年六月底，上述28个院、所共有人员4135人，科研人员占一半，共2079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多年的研究人员。各院、所都由省、区、市委的宣传部领导。在十年浩劫中，它们的房屋、图书、资料都损失殆尽，现在的处境都很困难。1981年28个院所的经费总共1400万元，平均每一院、所每年只有50万元。各省、区、市院所的研究工作大都着眼于地方，注重联系本地的实际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从它们的研究成果、出版期刊和积累资料看来，大多数院所虽然困难很多，但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从1978年冬开始，由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倡导，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先后分别成立了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即各种学会或研究会。到去年年底，全国性学会、研究会已达189个（见附注六），它们的骨干和主要会员大多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科研人员。现在已有18个省市成立了社联，但全国社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团体联合会”的简称）还未成立，各全国性学术组织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1977年经中央同意，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共同设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并于1978年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会后全国各科研机构和各学科的学会为编制研究规划作了大量的工作，分别开了许多专业会议，制订了各学科的研究规划草案。全国规划会议本打算在去年召开，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期举行。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充分调动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有如下五项建议：

    一、建议国务院按照精简机构的原则，指定一个已设的职能机构，统一管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制订和组织实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协调各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草拟和督促执行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法令和规定，掌握科研人员的培养、使用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以及管理和组织提供研究工作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省市院（所）的经费、编制、基建计划、人员培训等则由上述职能机构相应的省级机构负责。现在归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担负的制订全国研究规划、评定研究人员职称、授予学位、审批外事活动等工作也移交该管理机构负责。

    二、建议在今年或明年召开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会议，制订到1985年的研究计划和1986年至1990年的远景规划。这个规划会议的筹备机构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由国务院管理社会科学事业的职能机构和教育部、社会科学院共同组成，以社会科学院为主。

    三、建议在今年或明年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会议同时成立“社联”，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团体联合会，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支持和协调所属各团体开展学术活动，编辑、出版书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对各项建设事业的方针政策提出建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关心成员的福利等等。“社联”和“文联”、“科协”一样由中央领导。

    四、建议设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现在各科研机构的经费都很困难，因而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不能进行，不少重要的资料不能收集整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不能出版，大多数学会、研究会也因经费没有来源难于开展工作。为了适当解决上述困难，特别是为了有重点地支持那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意义和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项目，建议在1980年和1981年财政部为补助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和部分学会、研究会活动费用每年拨交社会科学院250万元的基础上，增拨一部分经费，同时也接受其他方面的赠款，设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至于如何成立管理基金的组织和如何使用基金的问题，可留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讨论解决。在这之前，此项基金暂时仍由社会科学院管理。

    五、建议教育部提高文科学生招生比例和制订培养社会科学科研人才的计划。我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又红又专的社会科学科研队伍。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为培养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才提供肥沃的土壤。解放后文科学生（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法律和美术）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1979年虽略有回升，也仅占8.5%，而同年理工科则为40.8%（见附注七）。这种比例是畸形的和不合理的。和外国比较，我国文科学生所占的比例也最小。当然这有它的历史原因。我们建议今后在办学和招生计划中，文科院系和文科学生应逐步占有较高的比例，并且要保证学生的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会

    一九八二年一月

    附注：几项统计资料

    （一）现有研究所32个，一个独立的研究室，直属单位四个，代管单位一个。

    原学部时期共有13个研究所，即：文学所、外国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考古所、哲学所、世界宗教所、经济所、民族所、法学所、世界经济所。

    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新建以及转来的研究所共有19个，即：工业经济所、农业经济所、技术经济所、财贸物资所、基建经济所（与国家基建委员会双重领导）、情报所、马列所、社会学所、青少年所（与团中央合办）、新闻所（与新华社、人民日报合办）、政治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美国所、日本所、西欧所、南亚所（与北大学合办）、苏联东欧所、西亚非州所、拉美所（后三个所由中联部转来）。还有一个现代史研究室。

    直属单位四个：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包括《历史研究》杂志社）、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

    另有代管单位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

    学部1966年共有工作人员2084人，其中科研人员为1083人，到去年年底，全院总人数为4968人，其中科研人员为2315人，党员为2186人，都约占总人数的45%，另有业务辅助人员（资料员、图书管理员等）737人。

    1966年学部出版的期刊为24种，现为65种。

    1966年以前，学部共出版著作345种，从建院到1980年年底，三年多出版686种。据不完全统计，到1980年年底共发表各种文章6216篇。

    （二）三年来派遣出国240批，716人，邀请343批，共1233人；出国参加国际会议82次，参加者154人，在国内召开国际会议4次，参加者214人；四年来和11个国家签订了12个学术交流协议。

    （三）院领导包括正副院长、正副秘书长和党委常委，共20人，平均年龄为66.7岁；正副所长、局长154人，60岁以上的共90人，占58.44%。

    （四）根据1980年6月全国151所大专院校的统计，共有文科教师四万多人，其中教授604人，副教授1380人，讲师1132人，大都担负教学工作，专职研究人员不多。在上述151所院校中，已建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有76所，共有研究所80个，研究室256个，专职、兼职研究人员共3800多人。

    中央各部委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没有统计。全国28个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所）共有科研人员2079人，尚未评定职称，估计副研以上的研究人员不多。

    另据中央组织部今年9月提供数字，全国各级党校共有理论教员1.7万多人，各级干校的教员1.1万多人，有许多是兼职，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的极少。

    （五）学部原有办公用房6.6万平米，交出3.8万平米，现在人员比学部增加一倍，而办公用房只5万平米，比学部少1.6万平米。现在全院缺房户达1815户（还不包括今年分配的300多名研究生、大学生和全国招考来的人员），其中严重缺房户（指无房和四口人住一间的）为638户，明年年底以前可分配的住房只有280套。

    （六）全国性学会，各省市社联的统计材料：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年底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全国性学会、研究会共189个。全国已有18个省、市成立了社联，所属省、市学会和研究会共500个左右。

    （七）文科学生所占比例：

    据教育部统计，文科学生比重逐年下降：1947年为47.6%，1949年为41.8%，1952年为22.5%，1957年为9.6%，1962年为7.6%，1979年为8.5%（同年理工科占40.8%）。

    另据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统计，全世界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49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大学生总数50%以上的有日、法、南、美等国；占40%以上的有13个国家；苏联占22%；比重最小的是：埃塞俄比亚、越南、中国。而我国还不及埃、越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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