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妻儿老小的男人必受其累。”——培根勋爵。

    “无论何时何地，幸福都掌握在那些能够自我管束者的手中。”——J.J.盖尼。

    “他们的常识在哪里？唉，真是太轻率了！早婚、多子、济贫税、救济院等等。他们出生、受难、死亡……。包括那些远不如英国文明发达的国家在内，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英国人这样目光短浅。”——利顿勋爵。

    自私导致了许多人的痛苦和烦恼——一方面人们有积累财富的贪欲，另一方面人们又有挥霍浪费的恶习。在这个时代，人们带着强烈地渴望和激情去积累钱财。主要的目标不是追求国家的幸福安康，而是获得大量的财富。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且任由社会经济自我发展。正在流行的座右铭是“争取第一”。丰厚的利润被看作尽善尽美——不论这个利润是如何获得，或是付出过何种代价。金钱就是上帝。“落后者遭殃。”是我们的格言。这种愚昧精神占据了绝对优势——

    “他们已被贪欲之神诱惑，

    贪欲之神，这个意志最薄弱的家伙啊，

    耐不住寂寞，从天堂落到了凡尘人家。”

    我们来看看更贫穷阶层的人们。在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中，他们的状况如何呢？绝大部分人仍然完全处在未开化的状态。尽管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度里，他们却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他们是未开化的非基督徒，就像1900多年前凯撒统治下的特里诺本特人一样。然而，这些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和他们就像圣雅各和圣伊莱斯紧紧地躺在一起一样。在伦敦的公园里，你可以看到人们如何狂热地崇拜黄金。在伦敦东部，你还可以看到人们的苦难有多么深重。

    他们工作、吃饭、喝酒和睡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从不为明天、下周或者明年做任何考虑。他们沉溺在感官的享乐中，没有为将来做任何准备。他们的心中从未想到过诸如逆境、随时会降临的悲痛、或是与岁月随之而来的无助、疾病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很像原始人，不知道过更好的日子，也不会做得更糟。像北美的印第安人，他们沾染上了文明进化进程中的种种恶习，但是丝毫没有利用文明的好处和优势。

    在文明人之中，据说寒冷是节俭之母。因此，北欧国家的人们把他们的繁荣部分地归功于严酷的气候。寒冷迫使他们在夏天储备过冬的食物、煤和衣服，也促使他们修建房屋和勤勉持家。所以，德国人比西西里人更勤劳；荷兰人和比利时人比安达卢西亚人更勤劳；北美人和加拿大人比墨西哥人更勤劳。

    已故的爱德华·丹尼森先生生前是纽华克的议员。他以一种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教导伦敦东部的那些未开化者。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一座两层的铁教堂。第一层用作学校和讲堂，同时也作为俱乐部，男人和男孩们可以在那里读书、玩游戏、或者从事任何使他们远离酒馆的活动。“这个地区之所以如此糟糕，”丹尼森先生说，“是因为这一地区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非常低下的整体水平。除了日常饮食外，只有一架手风琴能激起他们的想象。完全缺乏教育，对宗教漠然视之。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是——目光短浅、肮脏以及它们的从属产物、犯罪和疾病……。没有人去帮一把那些苦苦挣扎的人，没有人引导那些有追求的人们，也没有人制止这些不可避免的不幸……。”他接着说，“传道士是一位理智的、精力充沛的人，他所从事的‘教化人’的工作是为了取得尽可能大的进展。但是，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被施舍食物占用，整天都在忙于考虑如何使人们免受饥饿，这样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大的成就。这种情况每年冬天都在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因为缺乏救助而不得不挨饥受饿和死去，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这一切说起来很容易，可是究竟如何帮助他们呢？现在已经和我们祖父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远落后于我们，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冬天饿死的景象。事实是，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巨大的繁荣，没有去考虑繁荣背后的因素，也没有认真思考要维持繁荣必须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丹尼森先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人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学会如何实行节俭，他们可能免受许多痛苦。他曾在某地说：“人们自己制造了赤贫和疾病。或许几乎没有绝对贫困的人。如果平时注意节俭和远见，人们就不会为失业或生病时的困窘而发愁，而这种事情还在不时地发生……。从微薄的周薪中挤出钱来储蓄，的确是件难事，但并非不能做到。一个码头工人，在年轻、力壮、未成家时，完全可以省下一半的周薪。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会失业。”

    说明了已婚男人如何节约后，丹尼森先生继续说：“几乎每个男人都能节约，即便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如果大家普遍奉行节约的做法，那么，这个城市的贫困和疾病就会保持在完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一定可以实现。在有生之年，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它将会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现实。不幸的是，这种变化的实现可能丝毫不会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强制执行的良好的法律和义务教育，再加上个人的不懈努力，将会极大地启迪人们，并引导人们养成勤俭的习惯和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毫无疑问地有益于他们的身体安逸和生活提升。”

    关于英国工人和格恩西的居民在节俭方面的差异，丹尼森先生这样评论说：“我在此地的所见所闻使我们强烈地认识到了贫穷和赤贫之间的区别。在英国，工薪丰厚时，工人们就大肆挥霍。当工资停发时，他们就成了教区的乞丐。在这里，人们从来不依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过着俭朴的日子。如果地主建议他的佃农们节俭度日，就会受到他们的呵斥。我们可怜这些庄稼汉们，他们只能吃熏肉和蔬菜，每周吃一次猪肉。一个格恩西农民的主要食物是油脂汤。据说，这种汤是用卷心菜、豌豆再加上几滴油煨炖而成。这是那些拥有三四头奶牛、一两头猪和家禽的男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他们把农产品和家禽家畜的肉拿到市场上去卖，把赚来的钱投资到扩大土地、增加股票或土地的“租金”上。土地证书可以随时在市场上购买和出售。”[1]

    丹尼森先生只开展了一部分工作就去世了。他仅仅是启动了这项工作。他痛恨的那种因为缺乏远见而造成的苦难依然存在，而且似乎有扩大蔓延的趋势。不光是工匠们花光了所有的收入，他们的上层阶级也是如此。工匠们的借口“无知”并不适用于他们。许多所谓“上层”阶级的人们，和“下层”阶级的人一样，都是不可原谅的。他们花钱来装饰门面，过着荒唐、花天酒地、放荡的生活。

    因此，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一个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会比动物的更高尚；收入的增加只会增加他粗俗生活的资本。查德威克先生说，在棉荒期间，“许多家景窘迫的家庭排队到救济站去领取救济。实际上，他们以前的总收入都超过了许多助理牧师，——许多工人的个人收入也是如此。”[2]

    “好日子”里，工人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坏日子”里，他们忍饥挨饿，饱受冷冻之苦。工资，用他们的话说，是“小口进，大口出。”好日子到头时，他们遭到了报应。他们的生活只能靠运气和“储备”——鼠目寸光者的“储备”！

    生意总是年复一年地好坏交替，就像埃及法老梦中的瘦牛和肥牛那样。一阵繁荣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商品过剩、人心惶恐、穷困潦倒。那些缺乏远见和大手大脚的人从不吸取教训，没有对未来做足准备。鼠目寸光看起来是最无可救药的缺陷之一。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贝克先生指出：“在有些工场区的整个社区，人们没有任何像样的积蓄。而且，失业两周的工人经常因为缺乏最起码的必需品而挨饥受饿。”没有发生罢工事件，但工人却很快陷入了贫困；他们的家具和钟表被送进了当铺。与此同时，慈善机构里到处都是可怜的求助者，无数家庭都对贫民救济税翘首以待。

    这种习惯性的挥霍——尽管其中也有许多令人赞美的例外——是造成工匠们生活下降的真正原因。也是导致各种社会苦难的根源。这种不幸完全是人性中的无知和自我放纵的后果。尽管造物主已经注定一些人必定受穷，但是穷人没有必要是，事实上也不是，生活苦难不堪的人。苦难是德行不检的结果——最常见的是个人的罪恶与铺张浪费。

    当然，我们已经进行了无数的“改革”。我们已经有了家务投票权，投票来决定家庭事务。总体而言，我们已经减轻了工人阶级在谷物、家畜、咖啡、糖和食物的税收；并且把从他们身上减轻的一大部分税赋转加到了中层和上层阶级上。然而，这些措施在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方面却收效甚微。他们没有对自身实行改革。在家里也没有进行改革。不过，所有改革的目标都是为了提升个人的地位和状况。个人的不当言行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公。当个人不道德时，这个社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富兰克林敏锐地注意到：“工人阶级的税赋负担确实非常沉重；如果只需交付政府的征税，那么可能比较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其它负担。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些负担可能令人痛心。懒散，和税收一样，增加了我们的负担；傲慢使我们的负担增加了3倍；胡闹使它增加了4倍。即使政府官员同意减税，也丝毫不能减轻或解脱我们的这些负担。”

    有一个工人团体，为了请求减税而拜访约翰·罗素勋爵。勋爵对他们做了一个类似的评语：“你们对政府的税收怨声载道。但是，想想你们是如何使自己不堪重负的？每年你们在饮酒上花费达5000万英镑。有哪个政府敢征收如此的重税？你们自己有能力大幅度地减轻负担，而根本就没必要来求我们。”

    抱怨法制败坏，税收沉重都无济于事。贵族政府以及雇主们的暴虐，都比不上道德败坏的祸害。人们很容易被痛苦牵着鼻子走。实际上大部分的痛苦都是自作自受——是虚度光阴、大手大脚、自我放纵、管理不善的后果。我们的自尊心更能接受的是：让别人，而不是自己，承担我们所受痛苦的责任。有一点非常清楚，那些日复一日没有计划、没有条理、没有深谋远虑的人——他们花光全部收入，没有为以后留下任何积蓄——将来必定受苦。一切只为今天着想，将来必定遭殃。有些人的信仰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生死明日愁”。这样的人会有什么希望呢？

    这一切看起来都令人感到绝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工人阶级的高收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着手点。逐步地教育他们如何使用、而不是滥用那些可以让他们舒适生活的钱财。他们有关实惠、节约和俭朴的知识越丰富，他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朴素、高尚、和虔诚。丹尼森先生认为也许“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能够大致地实现这一目标。社会的改良总是那么缓慢。文明的进步尤其迟缓！在提高人民大众的素质方面，文明的教化作用也是步履蹒跚。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清楚地看到效果：因为在文明的历史上，一代人只相当于人生中的一天。许多国家，经历了多年的战争之后，才能够获得作为国家存在的权利。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迫害和磨难，基督教才确立下来。历经两个世纪的内战，才完成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确立了新教。经历了漫长的苦难岁月，农奴才从封建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从祖先盛装出征的时代，——或者，那些更近的年代，即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还是佃农和农奴、他们随耕种的土地一起被买卖的年代，——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这中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啊，这种对比又是多么令人欣慰啊！毫无疑问，彻底铲除人们身上的挥霍、酗酒和浪费的恶习，并非万难之事。

    注释

    [1]已故爱德华·丹尼森议员的书信和其他作品选，第141页，142页。

    [2]埃德温·查德威克：《关于经济和贸易的演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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