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清搓搓双手，对那些后来的人说：“完了，纸牌完了。”然后灭掉马灯。
天大亮了。
那些人上了山。那些穿着一式蓝色工作服、戴着绿色头盔的森林工人躺在山坡上睡觉。晚上回到村中小广场上燃起一堆堆大火，到天明又上山去了。
到第三天，站在村里也能看到触天的火焰了。所有声音都在呼呼的火苗中像绸布一样颤动。又一批人马开进了村子。代销店门前挂起一块救火指挥部的牌子。一大群拖拉机循着马车道开进了村里，后来，小汽车也来了。当夜救火工作就正式铺开了。一架架小型汽油发电机像电影里的机关枪那样哒哒作响，带动电锯把谷中小河两岸的树木伐倒。那些红色的拖拉机一用力就突突地喷出黑烟，每架拖拉机都把那些伐倒的树木整株整株地顺河拖向下游。坎坷不平的河道被碾得平平展展。大火无法直接扑灭，只能在很远的地方开出一个没有燃烧物的隔离带，阻止山火从南岸扑向北岸。小汽车从远处的地方川流不息地送来一筐筐加糖的馒头、牛肉罐头、苹果、梨、帆布手套、胶鞋、雨衣，这些东西都由村里人分头送往伐木工地。庄稼掉落在地里无人收割。麦地成了最好的宿营地。村里的人、狗、鸡、猪肚子里塞满了那些平时难以到口的美味食品。那次饕餮把许多勤快机警的猎犬变成了懒狗。歪嘴心疼地看到他的阿黑、阿黄肚子撑得溜圆，仰躺在大路中间，任再多的生人从鼻尖前走过也是不瞅不睬。他伸脚去踢，饱满的狗肚子被踢得嘭嘭作响。狗呻唤一下，仍是不想起来。歪嘴哭了，扔掉手中半盒罐头，把口中的一团东西也掏出来，掼到地上。走不多远，又从背上的口袋里掏出一截香肠，有仇似的狠狠咀嚼起来。
程卫东和勒珍吃得最为“奢华”。每样东西都只吃一口就扔掉了。大路上布满了贪吃的乌鸦，来了人也不肯飞开。第二天，突然有人传说刘世清的老婆苟瑞英把一些东西背进了自己家里，于是，许多人在路上转了弯，把东西背进自己家里，只剩下大表哥觉巴背着两箱猪肉罐头呆在路上。最后，他也把那些东西背回了家。每天，人们都把一些东西送到山上，也把一些东西偷偷运进家里。先是食品，后来是手套、雨衣，再后来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伐木工具、帐篷，甚至还有汽油、整台的水泵、泡沬灭火器。
防火道刚刚清好，火焰就逼近了村子。河边的水泵二台台起动了，水龙柱高高扬起，冲向房顶、畜栏，冲向经不起火焰烤灼的人们。火在村子对岸燃烧。飞鸟在空中被火焰轻轻一舔就消失了踪迹。谁也不曾料想森林里藏匿着那么多动物：兔子、獐子、麂子、羚牛、鹿，还有狼、狍子等等，它们被烟火驱赶着奔逃出林子，冲到河边，遇见那么多人，又返身逃进森林，两三个往返，就再也不见它们的身影了。只有熊一往无前，对众多的人视而不见，耸动一身肥肉横冲直撞，但人是那么多，熊们终于被铁棍打翻，被利斧劈开了脑袋和胸膛。
大火烧过村子，烧到远处去了。我们头顶上重现蓝天。村子周围最大的一片森林消失了。大火仍然无休止地燃烧。人们纷纷传说中央也知道了这场大火。要派飞机来轰炸，把大火炸灭。
觉巴说：“电影里不是用炸弹把山林炸燃了吗？”程卫东撇撇嘴：“人家又不是来丢燃烧弹。”
刘世清一言不发，自从大宗食品供应到村子，他几乎没做成一笔生意。然而空军终于没来，这使想看到飞机的人们多么失望啊。扑灭余火的人们却给刘世清带来了新的生意。人们在那些溪涧边上找到许多因窒息而死的獐子、熊，刘世清又用相当低的价钱收购了许多麝香和熊胆。弄得女人们都不敢上他的代销店里去了，说是闻那么浓的麝香味会怀不上娃娃。
大火终于扑灭了。
县里派来红卫兵组成的宣传队慰问演出。领头的红卫兵司令是程卫东的同学，人们看到他和程卫东一起到河边散步。有人说程卫东掏出一个本子向他汇报，也有人说没有汇报，是程卫东在司令面前哭了。反正节目演到中间时，我们有十二枝笛子的笛手被叫上了台，一曲《北京的金山上》吹得欢快奔放，台下掌声像一阵狂风刮过。他又吹了一支曲子。这时，司令上台来了，说就是这个苦大仇深的孤儿在这个村子里挖出了一个暗藏的特务，在押的贪污犯的爪牙。
“刘——世——清！”
司令说，不抓出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这样的大火还会发生。
刘世清被红卫兵推到台前。
刘世清依然是那副不惊不诧、逆来顺受的样子，只是有时望程卫东一眼。程卫东在台上有点站立不住的样子。
刘世清的名字钻人每一个人的耳朵。
刘世清，男，解放前在成都是一个特务头子的爪牙。特务头子被镇压后，他带上特务头子的老婆和两个儿子，潜逃来到这里。刘世清善于伪装，骗取信任。控制了xx村的经济大权，拉拢干部，盘剥群众，腐蚀青少年。刘世清处心积虑等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变天成功。打倒刘世清！打倒刘世清！
会上宣布程卫东接管刘世清的代销店。
会散了。再没人理会刘世清，还是程卫东折回身来，说，“回家去吧！”刘世清就摘下腰间那串钥匙，交给他的后任，说：“年轻人，我有一句话。”
“讲！”
“勒珍有病啊！”
“放屁！”
“她掉头发吗？”
“掉又怎样？不掉又怎样？”
“掉就是害了麻风了。”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了老头瘦削的脸上，血从嘴角流下，他只是抬手揩揩，笑一笑，抄了手回家去了。
那天晚上，村子里刚刚安静下来，就响起两个女人凄厉的哭声，一个是勒珍；一个是刘世清的老婆苟瑞英。苟瑞英哭得肚子里的胎儿早产了。一清早，刘世清腋下挟着破布包着的雨衣，提一把锄头，上山刨个坑，把早产的死胎儿埋掉了，脸色还是那样不卑不亢。他从山上下来时，太阳已经很高了，照亮那些被烧成一片乌黑的森林里的土地，地上不时还缭绕着升起淡淡的青烟。那些粗大的杉树特别耐烧，余火未尽。
刘世清在阳光下穿过林子中的广场，看到代销店的门关着。就说：“该开门了，年轻人瞌睡好，该开门了。”
“你们去叫程卫东一声吧。”他又说。
几天后，勒珍被送往皮肤病医院，确诊为麻风病，早期，要隔离两年才能痊愈。医生们又赶到我们村子里，给勒珍家的人，给程卫东检査，给他们打针、吃药。医生们走了。程卫东也不来代销店开门。救火大军也撤走了，只有村中广场上四散着他们留下的垃圾：篝火的余烬、罐头盒、酒瓶、破布、五颜六色的纸片、缺口的斧子、断齿的锯子、干瘪了的空汽油桶，以及很多帽子和胶鞋。村子重新变得安静了，可那安静里却有了一种凄凉的味道，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程卫东几乎吹了一夜笛子的那个晚上，下起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笛声像大雪一样纷纷扬扬，美丽而又冰凉。早上，大表哥打开大门，长舒一口久积心中的郁闷之气，看到大雪覆盖下的山峦、田野、村子重新变得美丽了，村前的小河前所未有地清澈。他还看到一串脚印踩过初雪，上了通往山外的道路。他的口中喷出一团白气，自言自语地问：
“谁昵？”
“程卫东吧。”
答话的是刘世清。他的口中也喷出白色雾气。“年轻人，真是可怜。我看他这一走是不会回来了。”两人踩着积雪来到代销店门口，那串钥匙还挂在门上。程卫东确实走了。生产队长想想，摘下钥匙塞到刘世清手上。刘世清就接过来，挂到腰上。
已经是深秋了。
我所居住的这个偏僻山城正在下雨。我坐在窗前。八楼的窗户正对着即将召开公判大会的体育场。现在体育场的混凝土看台在雨水中闪闪发光。这天是星期天。鸽子在濛濛的细雨中飞翔，搅动了静谧和料峭的寒意。举目仰望，山腰上那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恰好被云缝中透出的一抹强光所照亮。同时被照亮的还有一簇卫星地面站的锅底状的天线，市电视台那高高的发射塔。
将近中午的时候，雨停了。广场上响起了音乐声：《拉德斯基进行曲》、《闪电与雷鸣波尔卡》、《叽叽喳喳波尔卡》等。城里的人们都听到了音乐的召唤，云集广场。人们还举着好多红布横幅。一派喧器不已的热烈气氛。那首《皇帝圆舞曲》结束时，公判大会开始了。警车的长鸣声穿过沿河而建的山城。这天，广场中央站了三十多个刑事犯罪分子，上万群众知道了这些罪犯的罪行，又聆听了领导的讲话。讲话里讲到了社会治安，生态平衡，资源，亚运会等好多问题。
这是1990年8月底的星期天。
大会结束了，犯人们被押上停在街上的一长溜卡车。前面摩托开道，后面吉普车押阵，警报器呜呜作响。我下了楼，正好遇到拉犯人游街的车队迎面过来。
在第三辆车上我看到了这篇故事中的人物：觉巴、歪嘴、程卫东、刘世清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刘世清很老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那绺山羊胡子全部变白了，而且是那种脏兮兮的白色。歪嘴的歪嘴巴张开了，颇有几分好奇地注视着街上的人流。程卫东在笑。觉巴仰头望着天空。警车慢慢开过。围观的人群就慢慢散开了。
我站在正午强烈的日光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村子周围已经消失的森林在我眼前晃动。载着盗伐森林犯的那辆卡车车厢上的两条标语还在我眼前晃动：
地球只有一个！
坚决保护森林资源！
我又看到了那场大火。看到两年后，一个近千人的国营林场在村子附近建立。油锯轰响，利斧翻飞，集材的拖拉机喷吐黑烟。就这样，不到三年时光，在大火中幸存的一点森林也完全消失了。山坡上，只有这里一簇那里一簇的林木……
这时，有人触触我的手臂。
我没在意。
那迟迟疑疑的触动又来了一下。转身我看到一位穿着公安制服长得非常结实的家伙。
“我怎么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长娃呀！”
果然是刘世清的二儿子长娃。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进身后那家叫做“一元饱”的小饭馆，拉到一张摆好酒菜的桌子跟前。桌子边已经坐了一个穿检察院制服的人。
长娃对那人说：“果然是他！”
那个满面愁容的人摘下帽子，对我笑笑。我就知道了他是我从未见过的歪嘴的弟弟。果然，他说：“我是歪嘴的弟弟。”
喝着酒，大家都互道阔别，开始，都小心地不提那件事情。
经过摆谈我得知，刘世清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久娃、长娃果然是他以前的东家的。解放时，那个姓鄢的店东是死于乱兵之中，而不是被人民政府所镇压。落实政策刚开始，刘世清去了成都找到当年的房子，到派出所一查，老婆和两个儿子的户籍尚未注销。一番打点，久娃和长娃又回了城，分到了房子。久娃进厂当了坎事员，长娃参军，在侦察连干过，复员后进公安局当了刑警。刘世清老两口仍然留在村子里。
“为什么不接他们出去？”我问。
“房子住不下呀！当年给我们分一套一房子，我结了婚，带个娃娃。久娃找不到老婆，和我们住在一起。五十多岁的人了，脾气很不好啊！”
我信了。也不由我不信。
“我那阿爸七十多岁了，挣钱有瘾啊，”他还是说到那事上了，“八十来岁的人了，家里几万块钱是有了吧？还要挣。这下是要老死在监狱里了。”他告诉我，他家以前开代销店下来，有几千元的积蓄，为久娃和长娃回城打点光了。后来贩运生猪、药材，摆过测字算命的摊子，甚至上西北做过汽油生意，居然还弄到了整节整节的车皮。这几年，又弄开了木头。年纪大了，没有气力，再说他也从来没有真正下过体力，就到外县请了一个壮小伙子伐木，每天管饭还付他五元工钱。公安局几次集中打击，他都逢凶化吉，连罚款也没挨过一次。那个小伙子后来就和他晚生的女儿成了家。这次严打斗争中，他被抓获了。七十多立方米的木头。还从家里抄出现金差不多两万元。
长娃说：“我去活动过了。太多了。妹夫把以前的事全部供了。我是没有办法了，他只有死在监狱里了。只有争取妹夫能轻判一点嘛！”
“把你阿妈接走吧。”
他说：“当然了。”眼睛已全部湿了。
歪嘴的弟弟突然哭出声来：“我心中难过，心中难过啊！”
“事已至此，没有办法了嘛。”我说。
“本来我是可以帮忙的呀。办这个案子的同学给我打电话，我说依照法律办吧。我是共产党员，是XXX县的检察长呀！村里谁不知道我是XXX县的检察长呀！”他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我可怜的哥哥呀，我对不起你了。”
分手的时候，他又说：“我是没有脸面去见村子里的乡亲们了。”
大火过后，村子就只有那一片晶莹的积雪是美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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