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181页。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194页。
[4]罗开富：《红军长征追踪》（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第235页。
[5]《红星报》1935年2月19日，复印件。
[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2页。
[7]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91页。
[8]遵义地区体委、遵义市体委：《发扬遵义会议精神，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育报》1976年第13期。
[9]贵州省委课题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0]遵义市委课题组：《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遵义党史党建》2004年第1期。
[11]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遵义党史党建》2010年第1期。
[12]石仲泉：《遵义会议精神刍议》，载《论遵义会议精神》，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3]潘健等：《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4]参见肖东波、林建公《全国“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遵义党史党建》2003年第2期。
[15]遵义市委课题组：《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遵义党史党建》2004年第1期。
[16]《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贵州日报》2010年9月3日。
[17]中共遵义市委组织部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张黔生执笔，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18]张黔生：《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精神》，《遵义日报》2004年2月24日，原载《遵义党史党建》2004年第1期。
[19]杨仲林：《论遵义会议精神》，《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06第4期。
[20]杨仲林：《党性策略团结 民主 自主 求是——论遵义会议六种精神及启示》，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1]石仲泉：《遵义会议拨路线之乱》，载《遵义会议研究论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22]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5周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3]石仲泉：《遵义会议精神刍议》，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4]梁晓宇：《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遵义会议精神》，《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25]徐占权：《论遵义会议的不朽精神》，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6]李东郞：《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刍议》，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7]耿晓红：《我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理解》，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8]薛庆超：《论“遵义会议精神”》，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9]李蕙芬：《论遵义会议精神》，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30]张炼、李波：《“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历史追溯及内涵研究》，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31]杜黔：《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32]昝瑞礼：《军事视野中的遵义会议精神》，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33]苗体君：《试析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与形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4]李良明：《论党史文化视阈中的遵义会议精神》，《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5]王新生：《论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涵》，《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6]徐静：《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2期。
[37]韩国志：《遵义会议与党内民主》，《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8]何萍：《遵义会议前后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研究》，《遵义党史党建》2005年第1、2期。
[39]赵福超：《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1期。
[40]张黔生：《从遵义会议看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载《遵义会议研究论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1]黄化、陈史红：《民主精神与同舟共济——遵义会议核心精神探析》，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42]高新民、邹庆国：《党内民主研究》，青岛出版社，2007。
[43]雷光仁：《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的本质特征》，《理论与当代》2005年第2期。
[44]王棣章：《继承和发展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5]杨家宝：《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在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92年第4期。
[46]成国银：《遵义会议是我党独立自主思想的第一次光辉实践》，《党史文苑》1995年第2期。
[47]刘毅强：《对群众路线成熟标志的一点看法》，《桂海论丛》1992年第5期。
[48]田荣山、彭齐：《论遵义会议的含义》，《遵义党史党建》2005年第1期。
[49]张黔生：《从遵义会议看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载《遵义会议研究论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50]张黔生：《遵义会议的三个阶段》，《遵义党史党建》2011年第3期。
[51]张黔生：《论遵义会议精神》，载《论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遵义会议精神”研讨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52]杨仲林：《“大遵义会议”研究——从“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
[53]张黔生：《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遵义党史党建》2006年第3期。后收入《遵义会议研究论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54]张黔生：《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思考》，《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原载《遵义党史党建》2010年第3期。
[55]张黔生：《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思考》，《遵义党史党建》2010年第3期，后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56]张黔生：《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精神》，《遵义日报》2004年2月24日，后载《遵义市党史工作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第171页。
[57]张黔生：《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思考》，《遵义党史党建》2010年第3期，后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58]张黔生：《从遵义会议看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载《遵义会议研究文论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原载《遵义党史党建》2009年第2期。
[59]张家德：《论遵义会议的三个阶段》，《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60]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纪念遵义会议75周年》，《遵义党史党建》2010年第1期。
[61]田荣山、彭齐：《论遵义会议的含义》，《遵义党史党建》2005年第1期。
[62]杨仲林：《“大遵义会议”研究——从“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
[63]刘晶芳：《遵义会议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北京日报》2011年3月21日。
[64]见中组部党建所编著《中国共产党90年经验与成就》，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
[65]王爱华、幸克坚主编《转折——从这里走向胜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25页。
[66]张黔生：《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思考》，《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67]参见船夫等主编《热土壮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
[68]李安葆：《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革命精神》，《前线》1965年第19期。
[69]中共遵义市委组织部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载《中国共产党90年主要成就与经验》，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何毅亭：《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载《遵义会议研究论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70]∗ 附录中收录大量文献，编者已对原文进行了核对，语言习惯均尊重原文，只订正一些错别字。
[71]此决定，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41～442页刊印。
[7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编者注：指1934年12月21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署名发布的《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
[7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编者注：现存两个档案版本都是中共政治局，而不是中央政治局。
[74]此决议，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52～474页刊印。
[7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编者注：档案原件所标“一月八日”有误。这次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于1935年1月15日开始，17日结束的。决议是在会后写成，并于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另有一份档案原件即标“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遵义会议所定。
[76]文中后面的“××”，均指博古，即秦邦宪，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中央“三人团”主要成员。下同。
[77]指周恩来，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三人团”成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78]指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下同。
[79]此处据本决议署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决议文本订正。
[80]关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当时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加之战争形势紧迫，遵义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而这里说“一年半反对‘围剿’的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这样做，对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地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有利的。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总结。下同。
[81]此处，据署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决议文本校订。
[82]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下同。
[83]洵口战役，指1933年10月6日和7日，红军第3军团及第3、第13、第19、第20师，在江西省黎川东北部洵口、飞鸢地区同国民党军第5、第6师发生的遭遇战斗，此役，歼敌3个团。下同。
[84]团村战役，指1933年12月12日，红军第3、第5、第7、第9军团等部，在江西省黎川县东南部的团村附近，对国民党军第5、第6、第96师进行的反击作战。此役，因兵力不集中，突击过早，仅击溃敌军12个团。下同。
[85]建宁战役，指1934年5月中旬，红军第1、第5、第7、第9军团，为保卫福建省建宁县城，对国民党军北路军约5个师进行的作战。结果，建宁失陷，红军撤出战斗。下同。
[86]温坊战役，指1934年9月1日至3日，红军第1、第9军团及第24师，在福建省连城县的温坊地区，对国民党军第3、第9师进行的运动伏击、袭击作战。此役，歼敌1个旅又2个团。下同。
[87]一、二、三、四次战争，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下同。
[88]将军殿战役，指1934年1月25日至29日，红军第5军团主力，在江西省黎川县城以南的樟村、将军殿地区，对国民党北路军第5纵队之4个师进行的防御和反击作战。结果，敌人占领樟村等地，红军反击未奏效，与敌人形成对峙。
[89]即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用名李德，华夫是其笔名。下同。
[90]广昌战役，1934年4月10日至27日在江西广昌地区进行。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而后夺占瑞金，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则调集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等部共9个师的兵力，硬拼死守。红军采用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歼敌2600余人，但自己也伤亡5000余人，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下同。
[91]丁毛山战役，指1933年12月25日至1934年1月4日，红军第1军团等部，在江西省永丰县城东南的丁毛山地区，为突破国民党军的堡垒封锁线，进攻敌人第93师等部的碉堡群作战。结果，招致伤亡，撤出战斗。
[92]三溪圩战役，指1934年3月11日至15日，红军第1、第3、第9军团及第5军团之第13师，对国民党“围剿”军北路军罗卓英、周浑元纵队所属第11、第14、第67、第94、第96、第97、第98师等部，在江西省南丰县境内的三溪圩、三坑地区，进行的阵地反击作战。此役，红军伤亡2200余人，后撤出战斗。下同。
[93]平寮战役，指1934年1月26日，红军第1、第9军团等部，在江西省黎川县南部平寮（亦称坪了）地区，对国民党北路军5个师进行的反击作战。结果，红军反击未能阻止住敌人进攻，主动撤出战斗。
[94]关于19路军的阶级性质，毛泽东后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45页）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
[95]此处，据署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决议文本订正。
[9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编者注：以下引文未能找到原电校对，维持了这个决议现存各种档案文本的原样。
[97]此处，据署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决议文本校订。
[98]此处，据署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决议文本校订。
[99]据署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决议文本校订。
[100]此处，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编者注：“关于博古同志错误的性质，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作了结论。博古同志拥护这个决议，并在行动上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01]此处，据署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决议文本校订。
[102]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战略方针问题，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参见本书中该文）从1935年2月7日起，中央根据新情况，又决定暂不渡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由于本决议是在会后起草的，此处记述的已是改变后的新方针。下同。
[103]这是1935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手稿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104]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有时称为西征，后来统称为长征。
[105]林聂即林彪、聂荣臻；彭杨即彭德怀、杨尚昆。
[106]李总政主任指李富春，他当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107]刘参谋长指刘伯承，他当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08]西康是旧省名。1950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1955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109]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传达提纲的时候。
[110]指1933年7月24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
[111]指1933年7月30日，红军在福建连城县朋口、莒溪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所进行的战争。是役歼敌约两个团。
[112]十九路军事变，指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的事件。十九路军曾于1933年10月26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
[113]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
[114]指建宁、黎川、泰宁。建宁、泰宁是福建省的两个县。黎川是江西省的一个县。
[115]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
[116]洛甫即张闻天。
[117]这里是指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把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的史实。传达提纲写于该错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说法。
[118]短促突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119]1934年6月8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龙岗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斗。
[120]这里是指福建省的建宁、泰宁两县。
[121]三溪圩战役，1934年3月中旬在江西南丰西南的三溪圩进行。红军向已有坚固堡垒工事的国民党军进攻，伤亡重大。
[122]1934年3月24日，红军同国民党军队在福建泰宁县西北太阳嶂、太阳圩进行的战斗。
[123]1934年9月26日至28日，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省石城地域所进行的战斗。
[124]李延年（1904～1974）当时是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兼第九师师长。
[125]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宣传抗日、调动和牵制敌人，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进军。先遣队给予了敌人一定的打击，但没有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126]毛张王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127]A指李德，又称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1974），又名李德，德国人。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1933年9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一起，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他在红军长征中，一直随军行动，但遵义会议后，他不再担负指挥责任。1939年离开中国。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
[128]“三人团”是博古、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
[129]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
[130]毛指毛泽东，王指王稼祥。
[131]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
[132]韵目代日，指16日。
[133]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遵义会议文件。
[134]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
[135]这个提法应以后来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该决议指出：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在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不久，“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九一八”以后，“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136]指周恩来。
[137]四个、二十五个人都是指中央委员。四个是指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
[13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作了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上述历史决议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由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上述历史决议指出，这次会议“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139]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140]这是张闻天同志延安整风笔记的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141]指同博古同志之间的分歧。
[142]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1月17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三条件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143]指《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144]见《斗争》第十六期（1933年6月25日）。
[145]指《关于河北高阳蠡县游击战争的错误的批评》（《斗争》第二十八期，1932年10月13日）。
[146]张闻天同志在同一笔记的另一处曾说，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147]张闻天同志在笔记的另一处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
[148]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当时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标题是编者加的。
[149]今贵州省金沙县城。
[150]这是陈云同志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的答复。
[151]这是秦邦宪在延安整风时手稿上的一小段，选自《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一书。
[152]本文原载1956年9月17日《人民日报》，1957年2月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153]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两次谈话的节录。第一次谈话时间是1965年6月14日，第二次谈话时间是同年12月27日。
[154]原文如此。指中央苏区红军。
[155]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见《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1920—1949）》第2卷第5册，莫斯科，1981年，第5～28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52～475页）。
[156]该文件没有找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强调指出，它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最后的决定直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157]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
[158]可能指华夫（李德）的文章《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见奥托·布劳恩（李德）的《中国纪事（1932—1939）》，莫斯科，1974年，第355～358页）。
[159]即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M. 斯特恩。
[160]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
[161]指东征计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36年1月10日和17日会议上作了研究。
[162]指李德1936年1月27日关于战略问题写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信，见《李德与中国革命（有关资料）》，1987，第146～153页。
[163]指1935年4月红军经过云南省时，1935年3月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同林彪等在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发生的意见分歧。详见A. C. 季托夫《毛泽东政治生平资料》第2卷，莫斯科，1970，第130～132页。
[164]详见A.C. 季托夫：《中共领导内部斗争分裂史略（1935-1936）》，莫斯科，1979。
[165]该文件没有找到。
[166]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98，第1～63页。
[167]1935年初，红军长征离开遵义后，当地民间流传着一个优美的传说，说贺龙同志和贺凤、贺兰英等兄妹三人等毅然离别父母参军，为干人闹翻身。人民群众将此传说编成山歌来唱，鼓励青年男女学习贺龙兄妹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
[168]原文如此。
[1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562页。
[17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
[17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2页。
[17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6页。
[173]《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130页。
[174]《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67页。
[175]《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20页。
[176]《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5页。
[177]《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66页。
[178]《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2页。
[179]《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67页。
[180]《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138页。
[181]《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141页。
[18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2页。
[18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11～612页。
[184]《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185]《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186]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87]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18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0页。
[18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1页。
[19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67页。
[191]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92]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93]见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李德：《关于我在华工作的错误》，系李德1939年9月向共产国际作出的书面检查。见《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第220～221页。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辑。
[195]李德：《关于我在华工作的错误》，系李德1939年9月向共产国际作出的书面检查。见《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第221页。
[196]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第109页。
[197]毛泽民：《关于博古、李德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给共产国际委员会的书面报告》，见《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第217页。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86辑。
[198]在湖南通道县城，由周恩来提议，毛泽东被邀请参加中革军委紧急会议。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决策会议。——笔者
[199]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2页。
[200]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第128页。
[201]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第128页。
[202]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2页。
[20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载《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204]指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同。
[205]见1981年8月邓力群传达邓小平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转引自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85页。
[206]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207]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
[208]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第126页。
[20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第51页。
[210]《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3页。
[211]《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74页。
[212]《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79～80页。
[21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225页。
[214]《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5～6页。
[2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90页。
[216]《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25页。
[217]胡锦涛：《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2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116页。
[21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38～339页。
[2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6、139页。
[2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69～470页。
[2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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