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织丰时代他就梦想到中国当皇帝。江户时代后期，侵华思想已成体系。明治维新时的1887年，日本最高军事机构参谋本部就制定了最早的侵华计划——《清国征讨方略》。19世纪末，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侵华、进行以争夺中国东北地区为目标的日俄战争，相继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取得在北京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权、长春至大连铁路的所有权和“附属地”的驻兵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入侵中国山东、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并于1915年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几乎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急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
1927年6～7月间，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会后，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提出了“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扩张纲领，这就是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
田中认为，中国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后，正处在群龙无首的“困难时期”，是其实现独占中国的好时机。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同田中一拍即合，取得了田中的信任。最后，田中在蒋介石保证“北伐”不出关，“统一”不反日，默认东北“任日本处置”条件下，承认了蒋介石的“北伐”，这也是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开始。日本要利用北伐时张作霖败退之际，“处置”东北。于是，炸死了张作霖，并想以“维护满洲治安”的名义出兵占领东北。但是，东北并没有因张作霖被炸而发生动乱，日军无机可乘。
1930年初，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严重经济危机冲击日本，1931年达到高峰。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动荡不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急于从扩大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攫取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1930年下半年，军部开始酝酿新的侵华计划，至翌年四月，拟就了《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下决心“解决满蒙问题”。6月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明确提出，在一年之内“如果反日运动变得激烈，则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
日本关东军对此仍然深表不满，他们提出“不可坐待偶然之良机，要主动创造机会”，解决“满蒙”问题。8月4日，日本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军司令官及师团长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必须使用武力侵占“满蒙”。侵华战争已不可避免。
既已决定侵华，“创造机会”是不难的。早在1931年6月末，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的参与下，炸毁柳条湖附近铁路的具体计划即已制定，其后，由柴山兼四郎(张学良的日本顾问)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大尉向工兵出身而且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下达了密令。
9月18日22时20分左右，河本带领七八个部下窜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南六七百米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之间)，点燃了预先埋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轰隆”一声巨响，被炸毁的铁轨和枕木四处飞散，这就是“柳条湖事件”。
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贼喊捉贼，无耻地宣称：“三四百名中国正规军将柳条湖附近的满铁干线炸毁”，并以此为借口，在事件发生的3个小时后，即19日凌晨1时20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日本驻满各部队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而在命令正式下达前，预先埋伏在距爆破点约4公里文官屯的川岛中队，爆炸发生后已根据预先计划向北大营发起攻击；驻沈阳的日本守备队则用早已标定好的大炮，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猛烈炮击。22时40分，日本步兵第29联队也按预定计划开始向沈阳城攻击。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万余人，而当时东北全境的中国军队愈40万，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卖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轻而易举地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千余里，并在随后的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占领了东北全境，一口气吞下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多的中国国土。1932年3月，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政权“满洲国”成立，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侵略事件，目的在于侵占中国东北，然后以此为基地，侵占全中国，实现其所谓“大陆政策”。日本为了欺骗本国人民和士兵、欺骗国际舆论，在苦无开战借口的情况下，自编、自导、自演了个“柳条湖事件”，贼喊捉贼地大喊大叫起来，作为出其兵的“理由”。殊不知，如此拙劣的演技又怎能逃过世界人民的双眼呢？
北京西南15公里的宛平城外，有一座横跨永定河的大石桥，桥旁的石栏上刻着形态各异的狮子，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卢沟桥。这里是“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的所在地，同时也是轰动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地。桥上的485只狮子至今个个怒目圆睁、愤恨难平，因为是它们见证了日本侵略者为了寻找战争借口而蓄意制造的“卢沟桥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国内加紧进行战争准备，同时以我国东北为基地，迫不及待地向华北地区进行扩张。1933年2月至5月，日本关东军首先在热河发动战争，并迅速占领热河全境，继而攻陷河北滦东地区，逼近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不顾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在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出卖领土主权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而且划冀东各县为日军可以“自由行动”、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的“非武装区”，日本帝国主义就这样打开了向华北扩张的大门。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又与日方代表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撤退驻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军和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撤销宋哲元察省主席职务，成立察东非武装区。这样，日本侵略者便获得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为全面侵华开辟了前进基地。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分子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完全听命于军部。8月7日，在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制定了日本的《国策大纲》，进一步确定了陆军准备“北进”对抗苏联，海军准备“南进”与英、美争夺太平洋霸权的长远的战略目标。于是，日本便开始以武力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但没有得逞。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给日本侵华政策以重大打击，于是其对华政策便转向以军事侵略为主。1937年1月2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指出，到万不得已时，准备给中国以“致命的痛击”。
1936年，日军侵略者又增兵丰台，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日军认为“丰台是一个突出点，位置和中国军队接近，容易接触”，也就是说容易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这时，北平四周，唯有西南平汉铁路线一带还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下，因此，卢沟桥就成为中国军队出入和取得补给的咽喉。一直对宛平城虎视眈眈的日军早就觊觎着卢沟桥，总想夺取这一战略要地，以四面包围北平，夺取平津地区。于是，为了挑起全面战争，卢沟桥就成了日军的首要攻击目标。
从1937年5月中旬开始，驻丰台日军经常在宛平北郊举行以县城为目标的演习，寻机制造事端。7月6日，即“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驻丰台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到宛平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纠缠达10余小时，至傍晚才退走。这一切迹象都充分预示着日军侵华战争的血雨腥风即将到来。
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的日军清水郎中队到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2时左右，第一阶段演习结束集合时，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离队便溺，部队集合20分钟后才归队。清水节郎先是声称有步枪射击，日军士兵一名失踪，并报告了丰台的大队长一木清直。这名士兵归队后，他又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失踪士兵已找到。当夜12时，日军仍诡称在演习中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被我方严辞拒绝。驻丰台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大佐，仍以此为借口，立即令第三大队紧急集合，前住现地布置战斗，并令驻通县的日军第一大队，迅速向丰台进发。一木清直在得到联队长牟田口廉的同意后，于7月8日零时20分下达了作战命令：“以主力向卢沟桥前进。”4时20分，牟田下令进攻宛平城。9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命令：解除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并占领该地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驻军奋起还击。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由于当时日军的兵力还未部署到位，日方提出由日中双方派员进城调查。9日凌晨3时，在中方做出了最大让步的条件下，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但是，侵吞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举行谈判，签署协定只不过是骗人的缓兵之计。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不仅始终未停止武装进攻，同时又调集大批日军开赴华北。7月8日，日军陆军中央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爆发的电报后，立即决定调动其在东北、朝鲜及国内的大批陆、空部队开赴华北。到7月26日，日军增兵已达10万左右，进一步完成了扩大侵略的军事部署。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下，7月30日天津失守，8月4日北平失守。不到3个月，华北几省相继沦陷。
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是其阴谋策划的结果，是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同时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日战争的开始。由日本帝国主义点燃的卢沟桥战火，以其灭亡而告终。玩火者必自焚，这是侵略者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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