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一般的外国来宾到中国访问，都是安排他们在内地和沿海的省市参观。然而由于穆罕默德·哈达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中国外交部门特意安排代表团去了新疆，这是中国首次安排外国首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观。
代表团在新疆的参观，是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主席包尔汗陪同的。彼时中国比较好的飞机，就是苏联的伊尔—14。代表团从北京乘机出发，飞过天山的时候，高原气流使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许多人因此晕机呕吐，我也是个没有乘坐飞机经历的人，虽然没到呕吐的地步，却感到有点受不了，脑袋昏沉沉的。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参观了新疆的民族学院，参拜了一些著名的清真寺，观看了当地伊斯兰教群众的礼拜活动，还到几户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家作客。代表团还去了南疆，参观那里的牧场，还看了维族青年的叼羊、赛马表演。
穆罕默德·哈达对在新疆五天的活动安排很满意，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的民族政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给予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返回北京时，代表团在古城西安停留，又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像半坡遗址，北陵等。穆罕默德·哈达对在中国的访问感到很满意，为了表达谢意，他在临离开前，送给了我和翻译一人一块欧米笳手表。
我们有规定，得到外宾的馈赠，不论价值高低，一律要交给组织，所以我随即将手表上缴。然而在1958年局里处理礼品时，组织上又把这块手表分给了我。此时此刻为什么要说到这块手表呢，因为这块手表后来又引出了几个故事。
故事之一发生在1958年二、三月间，那年正赶上大跃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率领政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此前他曾有过几次来访，但都是秘密或非正式的，而这次是他第一次公开来华的正式访问。
中国政府以当时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金日成，组织了一个很大的接待班子，派专列到与朝鲜接壤的丹东市迎接他们。欢迎的仪式从丹东就开始了，继而是在沈阳，北京的仪式最为隆重。
周总理等二三十位中国党政领导人到火车站迎接，值得一提的是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金首相长期并肩作战的周保中将军，也到火车站来迎候老战友。在车站的迎宾仪式后，周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乘坐敞篷汽车，在北京市内绕行，接受十数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那时钓鱼台国宾馆尚未建成，金成日等下榻于东交民巷八号，那个院落原是法国驻华使馆。
我被指派做金日成首相的卫士长，金日成走到哪里，我就跟随到哪里。在北京的活动结束了，代表团即去了广州。为了表示对中朝友谊的珍视，周总理一直陪着朝鲜客人活动。
当时中国正处在全国大炼钢铁的高潮中，小高炉、土高炉随处可见，所以代表团在广州参观了市委机关炼钢铁的小高炉群。
在这里，炼钢铁的人员将事先浇铸好的“中朝友好万岁”字样的钢锭，作为礼物送给金日成。金日成刚要接，站在他身边的周总理，指了指我说：“让他拿吧，这钢锭很重，他们练过功。”于是，我单手接过七八公斤重的钢锭。我想总理要我拿钢锭，固然含有对外宾的关切，同时也是让外宾对我们中国警卫的护卫有一种安全感。
在广州的参观，一直有广州市长作陪。他会讲粤语，有他陪着，到郊区农村参观，和群众交谈，询问点什么，就不用再配方言翻译了。初次到广东的我，对那里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是一片片北方没有的葱茏的桂圆林。
按预定的日程，在广州活动之后，金日成一行返回武汉。临起飞前，机组人员在飞机的发动机里，发现了一把小扳手，大概是地面检修的人员拉在里面的。幸亏被及时发现了，否则飞起来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到武汉后，金日成首相一行住进了武昌东湖宾馆。飞机是中午到的，周总理叫随行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吃饭。我们几个搞警卫和接待的人员感觉比较累，就想自己吃完了赶紧眯一觉，休息休息，要是和首长们一起吃，一说话，可能会拖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自己吃吧。”我们几个都没有动。可周总理大概是出于对大家的尊重和关爱吧，一定要大家一起吃：“你们怕和我一起吃饭？有什么好怕的？我是老虎吗？我就是老虎，也是个纸老虎嘛。”
金首相到武汉有一个重要项目，是和毛主席在东湖宾馆内的百花楼会面。晚上，周总理陪着金日成去看建成不久的大型钢铁厂——武汉钢铁厂。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有一个小时的行程，我困得要命，但身负保卫重任，又不敢睡着了，使劲硬挺着。
我和周总理、金日成首相坐同一辆大吉斯，司机和我坐前面，金日成首相、周总理和翻译坐后排。我隐隐约约听见周总理给金首相介绍武钢兴建的有关情况，以及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
从武汉回到北京后，金日成首相仍住进东交民巷。这时候我发现金首相的情绪不是太好，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也显得有点怪异。但我当时并没有太注意朝鲜贵宾们这些细微的变化。
过了两天，外交部礼宾司的人来问接待组的人员：“是不是朝鲜贵宾丢了手表了？专机上的服务员，在打扫机舱里的床铺时，发现一块欧米笳手表。“我知道，那个床铺是专门为金日成首相休息而安装的，因为原来的飞机上没有床铺，为此还卸掉了前舱的座椅，所以我就说：”你们去问问朝鲜贵宾吧。”
一问，果然朝鲜贵宾丢了手表，丢表人就是金日成首相。因为，穆罕默德·哈达送给我的那块手表，和金首相戴的表，牌子一样，表面看上去也一样。金首相丢了手表后，不太好意思说。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我戴的手表，跟他们首相的一模一样，以为是我拾到了金首相的表，不还给他们。他们大概向金首相汇报了，所以都对我有看法，但又不好提出来。
金日成首相的手表送回来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手表还在我手腕上，才知道我有一块和金日成首相一样的手表，态度马上就又转变了。我后来才得知这一内情，心里深感万幸，由衷地感谢那位飞机上的服务员，若不是人家捡到那块手表送回来，我这个黑锅可就背大了，而且我本人还一直蒙在鼓里。
关于这块表的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还是在“文革”的段落中再加以叙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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