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于1967年5月1日。通常在“五一”之际，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是要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的。而这一年，毛主席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提出中央领导人到分散在各个公园或群众集结的点上去，与那里的群众共同庆祝“五一”。
那天，毛主席乘坐敞篷吉普车，从中南海出发，经过西筒子河，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然后去了中山公园，与在那里参加庆祝活动的党政军负责人、国际友人以及北京市的群众见面。
当我们护卫着车队，通过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群众夹道时，群众看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顿时群情激奋、欢呼雀跃，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像潮水一般向毛主席、周总理等的汽车涌来，争相和毛主席握手致意。使得我们这些警卫人员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但总算还好，车子还能慢慢蠕动，穿过了这里的群众夹道。
然而到了中山公园，刚进南门，我们的车队就被群众和外国留学生们堵得水泄不通。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车队包围在中间，争着和毛主席、周总理握手。负责安全的谢富治等人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进到公园里去了，就劝毛主席还是到天安门城楼上去。
就这样，紧张归紧张，我们还是确保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安全，既没有发生意外，同时也达到了让他们到群众中间，与群众共度“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目的。
“五一”的夜晚，照例是群众性的焰火晚会。天安门广场一面放焰火，一面举行文艺演出，载歌载舞联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照例是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和群众的文艺联欢。
晚上七点，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会齐，集体上天安门城楼。按原计划，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分乘几部敞篷吉普车，通过天安门广场，再过金水桥上城楼。但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人看了一下情况，认为广场上人太多，感到在原定路线安全难以保证。他们建议车队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经人民大会堂西侧路南长街，再走西筒子河，进西厥门上天安门。
本以为这样可以避开群众的围堵，比较顺利地上天安门，谁知出了人民大会堂一看，到处都是到天安门看焰火和联欢的群众。我们的车队刚出门不久，就被群众发现了，欢呼声一起，顿时秩序大乱，人潮像波浪一样汹涌而来。
警卫部队和公安干警根本顶不住人潮的冲击，群众很快就挤到我们跟前。我们这些随卫人员，只好紧紧地护卫在毛主席、周总理等的吉普车边，以确保领袖的安全，车子只能一点一点地往前蹭。
因为吃力地阻挡和人潮的裹胁，我们每个人都大汗淋漓，继而军服被撕破了，鞋子被踩掉了，军帽被挤丢了，甚至身上带的物品也给挤没了，手表也挤脱落了……最悬的是有的同志被挤倒了，要不是周围的同志发现立即把他拉起来，真有被踩死的危险。就这样，我们终于把毛主席、周总理等护送上了天安门。
但毛主席上了天安门城楼后，只呆了一会儿，就又从城楼上下来，走过金水桥，在和群众距离很近的地方坐了很久，才返回天安门城楼。
整个晚上，太紧张了，体力消耗太大了，加上我们全神贯注地护卫着中央领导们，直到焰火联欢结束，我们完成任务回到钓鱼台驻地，我才想起看看几点了。这一看才发现，我腕子上的手表不见了，就是那块很有纪念意义的、而且引起朝鲜外宾误会的欧米伽，我感到非常婉惜沮丧。
第二天，抱着一线希望和不甘，我给中山公园派出所打电话，问他们在清理现场时是否拾到了手表。“拾到了一块手表吗？拾到的表多了去啦，你在单位开个证明来认领吧。”听他们这么一说，我顿时对找回我的表燃起了希望。
我来到中山公园派出所，管理失物的同志，捧出一堆手表，都是昨天晚上活动后从广场上清理出来的。我一看，全是经过不知多少只脚踩过的、缺胳膊少腿伤痕累累的表，几乎全都“芯脏”停止了跳动。但当我从中扒出我的那块表时，尽管表蒙子上划痕缕缕，还沾上了沥青，可它却仍滴滴哒哒地走着。
我曾听说，有一艘轮船遇海难沉没，船上的一块欧米伽手表落入鲨鱼腹中。数十年后，鲨鱼被捕获，人们从它腹中取出那块表，发现那表还在走，从此那个型号的欧米伽被称为“海霸”。我的这块表，也经历了人海的踩踏考验，也有资格被称之为“海霸”了。从那以后，我更珍惜它，至今戴着它。
（长篇连载①·本刊缩编）
〔本刊责任编辑君早〕
〔题字方明〕
〔原载当代中国出版社《红色警卫》〕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