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武汉举行的胡发云长篇小说《如焉》的学术研讨会上，思想界的一些学者，如丁东、赵诚、崔卫平、傅国涌、邓晓芒、李工真、程亚林、赵林等人，在会上集体指责当下中国文学脱离真切的社会现实、脱离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认为现在的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缺乏道德承担的勇气。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傅国涌说：“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丁东问：“现在还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吗？”历史学者李工真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当今中国文坛上，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崔卫平则遗憾地说，思想学术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些话题的进展起码可以说超过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全部成果，而“持续关注这种东西的作家少之又少”。
这种对文学现状极度失望和义愤的言辞，经媒体披露之后，很快获得了一些人的响应，但同时也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质疑。广州的《南都周刊》二○○六年五月以《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为题作了专题报道。之后，《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就此为话题还发起了一场题为“当代文学是否道义缺席”的大型讨论，残雪、孙文波、郜元宝、陈希我、吴亮、于坚、林贤治等一大批作家撰文参与了讨论，丁东、崔卫平、傅国涌等人也先后撰文反击。这场讨论引起了国内众多文学同行和媒体界的高度关注。
残雪是最早撰文反驳的作家之一。她在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我们是靠实力来说话》一文，她认为，这些思想者主观愿望都比较好，但一落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便无不显露出陈旧僵化的观念和幼稚初级的审美意识：
这些思想者们并没有搞清文学究竟为何物，就胡子眉毛一把抓，既批判主流，也批看不懂的、小圈子的先锋。文学是有层次的，既有描写表层社会生活的，相对容易看懂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也有描写人类深层精神生活的、比较难懂的现代主义文学。但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很多作品都是二者兼容。……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让这种高层次的文学存在的话，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实用主义地用“关心他人”的口号来代替文学精神本身的探索，将个体之间的区别抹杀，是更为可怕的事。那终将成为一个民族的灾难。
批评家吴亮在接受《文学报》记者丁丽洁时，也认为：
文学现状在思想界受到的这种强烈批评本身，其实正是文学的一部分，反弹即延伸，遭到误解和指责构成了文学所渴望的宿命。但目前的这种指责的确表明“思想界”似乎以为思想天然可以俯瞰文学。如果我们把当下的现实比喻为一个庞大病躯，那么文学就是某种病状的感觉表述和精神反映，这些病症并不仅仅是底层吃不饱饭、社会不公平、钱权勾结、道德堕落；还有无所不在的无聊、放纵、庸俗化、低级趣味、焦虑、不安感、压抑以及空虚，作家也许会对此迷茫，也许在其中如鱼得水，作家并不只有愤怒。这些精神问题也不妨理解为社会问题，思想界的朋友为何不去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精神面貌恰恰会变成这样？”我们不能企图通过一个或几个伟大的有思想的作家偶像来为时代丑陋进行掩饰！退一步说，一个伟大文学家的出现可能需要等待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绝不是被一群读过经典的“思想界人士”愤世嫉俗地召唤出来的。
青年小说家陈希我则说得更加形象：
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不是比正确、比常态，总之不是比赢。要比赢，可以去当政客、商人、科学家、律师。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总之与世俗拗劲，这就是理想主义了。旧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亡。所有坚持真正的文学写作的人，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其实只是无奈，因为比如我，只能写作，写作让我不能做别的事了，不能好好地活了，只能这样了，因为我弱，所以我只能成为理想主义者，别无选择。如果说承担，还真是承担了，就是成为一个被毁灭的活标本。
陈希我的文章题目叫《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三封信》，发表在二○○六年六月九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文学界对此争论的集体反击，表面看是为了捍卫一种职业的光荣，其实它的背后，隐藏着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信念的维护。思想界的学者，对文学界的反击也作了及时的回应。其中，傅国涌的一些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题为《文学并没有那么高深莫测》的回应文章中说：
文学毕竟具有公共性，不能完全游离于大众，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不能变成一个人关起门来自我赏玩、自我品味的鼻烟壶之类。那样的文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值得怀疑的，那样的作家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是值得警惕的。我从不认为作家要离开文学，以其他什么东西来替代文学本身，但我同时认为，作家是从土地上长起来的，是吃五谷杂粮的，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你当然可以躲进你的象牙塔玩你所谓的‘文学’，但你也要守住你做人的基本底线，一句话，文学要有底线关怀，这个底线是和现存社会有关的，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的。
随后，崔卫平、丁东等人也撰文，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至此，一场还在持续的文学争论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看得出，争论的双方，都对文学怀着很深的感情，但因为关注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论辩交锋的部分其实并不多。可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分歧表明，那个由来已久的文学追问，仍旧在许多人的心里有沉重的分量。也有不少记者来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要对庞杂的文学现场作出一个清晰、准确的描述，是非常困难的。我理解那几个思想界的学者说话的基点，他们是要表明对一种文学现状的真实看法，因为相比于如此沉重、严峻的现实而言，当代的文学写作，大体而言，未免显得过于轻飘而乏力了。——这样的认识，未必全面，却有一定的针对性。只是，这些学者对文学的针砭，道理上可能都是对的，但面对具体的文本时，很多观点就要重新作出阐释了。比如，说文学缺乏思想，但什么是思想？文学的核心价值是艺术还是思想？说文学缺乏道义上的承担，但什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义？承担了道义的作家就一定比不承担道义的作家伟大？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的意义空间是多解的，甚至是无解的，暧昧、模糊、对世界的矛盾感受，可能才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单一的、可以形成思想结论的那些东西，反而会窒息文学本身。因此，探讨文学问题时，首先要把文学放在文学的语境里看观察——它首先必须是文学，是好的文学，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要求作家有更多的思想追求和精神承担。
应该看到，在任何时代，真正承担现实苦难、面对心灵责任的作家，总是少数——奢望所有的作家都成为勇敢的精神战士，从而“直面惨淡的人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未必合理。拿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固然有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为代表的以心灵直接对抗现实的作家，但张爱玲写“阿妈她们的事”，梁实秋等人写闲适小品，沈从文写湘西风情，这些难道就不是文学？事实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文学。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它和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它和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现实，它既可以是一种直接、有力的介入，也可以是一种秘密、个人的表达，两种方式都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以一种文学来贬抑另一种文学的悲剧，在意识形态做主导的时代里是很常见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文学的现实责任的时候，仍需警惕这种简化文学的思维方式。
现在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学者），出于对文学非常表面的认识，往往把一些浮在面上的东西，看作是文学的全部，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必合乎文学的实际。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承认，当下有些文学正在沦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自言自语，使得更为广大的现实生活、精神危机，得不到有效的表达。一些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心灵是软弱的，他们的写作的确没有承担，更没有力量。文学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出名的渴望，版税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为支配文学写作的主要力量；文学正在丧失理想和激情，一个苍白、无力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
尽管如此，我仍对文学存有希望，因为上面所说的，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相信，主流之外总会有另类，必然之中也还会有例外。今天，有太多的喧嚣、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费文化的影响，在左右着整个的文学传播，以致很多人的文学口味都被这些喧嚣和泡沫弄坏了，他们都不知道何为真正的文学了。在这个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一提起文学，很多人以为就是那些炒得最热的作家和作品，其实不是。相反，还有很多创造性的文学，因为寂寞就被喧嚣遮蔽了。我们在批判一种软弱、无力的文学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有良知、有力量的文字沉潜在暗处，等待我们去发现——它们同样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一种。尤其是诗歌，有几个文学研究者、有几个所谓的思想者，真正了解其中的复杂状况？
文学有不同的“场”，很多的人，只注意发表在显赫刊物上的、出版之后引起公众关注的那部分文学，但是，更多具有独特品质的作品，不能进入大众的视野，甚至也不能进入专家的视野。今天，很多哪怕是非常活跃的专家和思想者，在对文学的了解和理解上，他们的视野和价值选择，其实和一般的公众大同小异，跟风者多，有独立判断的人，总是少数。可是，真正的文学所表达的恰恰不是社会的共识，不是“是非自有公论”，而是一种秘密的创造——这样的创造，甚至常常不能见容于时代。因此，文学不是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来求证自己的价值的，相反，它是通过自己的差异和不同、通过自己的创造，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创造是文学的灵魂。与艺术上的创造比起来，所谓的思想和道义，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
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等待作家们去认领的思想和道义；作家的思想表达，不仅不能被这种先在的观念所作用，他甚至还要反抗这种观念奴役。但是，即便撇开思想的贫乏这样的指责，我们也必须承认，今天的文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困境，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以我个人的看法，文学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并非思想和道义上的匮乏，这不过是一种外面的征候，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外面，而是在作家的心灵之中——对作家来说，心灵和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切的文学迷误，其实都因为作家的心灵遇到了困难。套用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话说：“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是啊，对文学失去了基本的信念，对语言失去了敬畏，对精神失去了起码的追索的勇气，对灵魂失去了与之一同悲伤、一同欢乐的诚实，你又怎能奢谈作家能写出更大、更有力量的作品呢？一些作家可以把自己的胡编乱造当作是为时代代言，另一些作家则在哪怕最微小的利益面前忍气吞声，甚至丧失尊严，这些可能都是事实。然而，要救治这样一种文学病象，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它必须从作家的心灵建设开始——一个无心的人，或者一个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的心灵，肯定缺乏深入钻探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一个无心的人，或者一个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的心灵，肯定缺乏深入钻探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今天的作家，需要向我们展现更多的信念和诚实。
这让我想起崔健的一句话。他说，摇滚的核心意义是愤怒，是反抗，是有感而发。文学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作家，之所以无法面对现实发言，以至于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原因就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也丧失了反抗的立场。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写作带进软弱之中。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在愤怒中，作家将看到现实的局限、苦难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危险性，他作品中的批判性和理想品格也由此建立起来。
可是，今天的一些作家，已经为自己的写作设置了许多精神的逃路，他们为自己不能进行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也准备了许多借口和理由。甚至有一些作家，把自己无法进行写作的原因归罪于时代，认为是时代的不自由，使自己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托词。中国的作家中，总是有些人，永远在想象一个写作的黄金时代，以为到了那个“黄金时代”里，他就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所以，当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他有理由不写作，为了安全；当商业大潮来临的时候，他也有理由不写作，为了生活。然而，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写作的黄金时代永远不是在远方、在未来，真正的黄金时代，就是当下——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你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你此刻写不了就永远都写不了。一些人总是迷信“生活在别处”，写作也在别处，好像写作仅仅和外部环境发生关系，而无关心灵。他们为写作预设了条件，比如说自由发表和出版呀，物质环境变好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等等，他们虚拟了许多写作的条件，一旦现实不能提供这个条件给他，他就不写了，或者有理由胡写。但真正的写作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写作遵从内心的召唤，捍卫语言的尊严。没有这样的信念，作家对于心灵的责任，肯定是回避的。很多人都记得，在五四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们对世界的认识，普遍走在时代的前列，那个时候，文学是思想的先声，许多的文化、思想争论，都从文学界发端，进而波及到其他领域的。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作家日益从主流现实中退场，日益丧失思想创新的能力，到现在，作家越来越成了一个平庸者的群体，在许多关键时刻，作家的声音往往都是缺席的。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的。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韩少功：《我们傻故我们在》，载《天涯》二○○六年第二期）这同样是严峻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界一些学者对文学现状的批评，也不失为一种善意的提醒。今天，当“有感而发”的文学越来越少、无病呻吟正在成为新的写作主流的时候，重申一种回到此在、关怀现实的写作传统，重申一种心灵承担的勇气，的确很有必要。
说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作家都会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来逃避写作该有的基本责任。“写作是个人的事”本是一句很好的话，但今天已经成了作家们放纵自己的借口。个人的事，如果不联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事，如果不联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一书里说：
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
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境界。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境界。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苦难和眼泪还如此普遍，恶势力还如此强大，面对这些，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个人心灵中的责任，这样的写作，确实很难唤起别人的尊重。因为，许多的时候，写作不仅是用智慧来书写一些个人生活的经验和遭遇，而且是用作家内心的勇气去证明存在的不幸、残缺和死亡的意义，以及人里面还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这个庄严的写作理由，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被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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