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笺燕子空衔却”――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败类，及其卑鄙无耻的一生

    丹青收藏他怎么？词笺燕子空衔却。纵落去他边着甚科？从此后虎头妙染成高阁。霍生，霍生，若要相逢，除非来生方可！

    这是阮大铖《燕子笺》第三十一出《劝合》结尾的一段点题的唱词。

    阮大铖，中国文人之败类，撇开这个人的王八蛋方面，暂且不去说他。单就这部《燕子笺》，平心而论，戏虽一般，但此人在词曲语言上，达到如此诗化的高度，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唐宋名家的诗词，在他笔下，为其所用，如同己出，那融通化脱的能力，简直无与伦比。

    《花朝生笔记》称他：“其所作诸曲，直可追步前人……至于《燕子笺》则美不胜收矣。”《曲栏闲话》也称他：“圆海词笔，灵妙无匹。”如：

    [一翦梅]（旦上）春来何事最关情，花护金铃，绣刺金针。小楼睡起倚云屏，眉点檀心，香濡檀林。（梅香）春光九十逼将零，半为花嗔，半为花疼。梁间双燕语星星，道是无情，却似多情。（旦）露湿晴花一苑香，小窗袅袅拂垂杨。（梅）才看紫燕衔莺粟，又听黄鹂叫海棠。（第九出《骇像》）

    [风马儿]（旦）琐窗午梦线慵拈，心头事，忒廉纤。（起坐介）梅香，檐前是什么响？（梅香）晴檐铁马无风转，被琢花小鸟弄得响珊珊。（减字木兰花）（旦）春光渐老，流莺不管人烦恼，细雨窗纱，深巷清晨卖杏花。（梅）眉峰双蹙，画中有个人如玉。小立窗前，待燕归来始下帘。（第十一出《写笺》）

    这类美文，在《燕子笺》中，信手拈来，俯拾即是。若是不计其人，单论其文的话，阮大铖写的戏，其词藻之华彩，文字之典雅，情致之柔曼，格调之清丽，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同时代人的张岱，指出他的语言，“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虽然有点溢誉，但从琳琅满目的佳句看，说他得晚唐词人三昧，有五代《花间》余韵，倒也不算过分。

    明末清初的山阴张岱，是一位落拓不羁的才子，因为先前家世鼎盛时，也曾蓄养过戏班，出息过名角，耳濡目染，这位公子哥儿兼浮浪子弟，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精音律、擅丝竹的行家里手。阮大铖特地邀他从杭州到南京来，为座上宾，看他自己家里的戏班，串演他自己写的戏。我想，阮看中的不是张的家世，而是在“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的文坛地位。（《陶庵梦忆》佚名序）

    张岱对列名逆案的阮大铖，肯定会有看法，但他是玩家，还是一个玩到倾家荡产的大玩家，“好梨园，好鼓吹”，艺术至上，看戏第一，也就不在乎他那段丑恶的历史。于是，不惮车船劳顿，跑去赏玩观摩。在那本《陶庵梦忆》中，记下这次愉快的陪都之行。

    “在其家看《十错认》、《麾尼珠》、《燕子笺》三剧”，亲自领教过殷勤的主人，将戏中“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因此，张岱对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持十分推崇的态度。虽然，张岱也不得不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

    但他终究是行家：“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

    这大约是1644年明亡前的两三年间事。

    张岱，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也许意识不到国土日蹙，危机临近，也许预料不及大好河山，即将易色；但关外压境的清军，节节进逼，迫近京畿的流寇，坐大成势。一向以“谈兵论剑”自雄，颇有几分军事头脑的阮大铖，对此看得清清楚楚，相信出头日子大概不远。之所以折柬相邀，说是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其实，意不在戏，而是蛰居地下，不安于位的一种政治行为。

    大文人通常被政治搞，小文人才热衷于搞政治。阮大铖不愿被政治搞，偏要搞政治，只能做个小文人。最后连小文人也不想做，只想做小人。于是，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无耻之徒。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今安徽安庆）人，后迁居桐城。二十九岁举进士，天启朝，得吏科给事中职。先以同乡关系，走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的门子。因升职不遂，背左投魏，并且与魏的骨干霍维华、杨维垣，结为死友。不过他行事诡秘，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持，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因此，至崇祯登基，“元年，起光禄卿”，很快，为魏党献媚上《百官图》的马脚败露，“御史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

    罢官初期，前十年间，此人还算老实，伏居南京，杜门谢客，蓄养声伎，写《燕子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王士祯《池北偶谈》载：“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与予游祖堂寺，憩呈剑堂，指示予曰：‘此阮怀宁度曲处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与狎客饮，以三鼓为节。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寝以为常。’”

    但是，随后数年，大明王朝，朝不保夕，不亡何待的未来，崇祯皇帝，日暮途穷，必然灭亡的前景，已经愈来愈清晰。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惊蛰之地动，使这条地下冬眠的虫豸，那不安生的心，难以宁耐，探头探脑，将触觉伸出地面，要迎接他的春天了。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钱秉《皖髯事实》）可是，魏？门客，逆案中人，声名狼藉，臭不可近，正人君子无不躲避他，设法绕开这泡臭狗屎。所以，阮像一只软脚蟹，一条蜕衣蛇，很在意朋友，很需要援手，着力于交际，热衷于联络，极想打开局面，才有把山阴张岱请来赏戏的举措。

    可是，在南京，除了与他同科考中的马士英“相结甚欢”外，当时，名胜一时的江南四大公子，都跟他来不来；不但来不来，动不动还要修理他。甚至跟他有通家之好的侯朝宗――就是和李香君谈恋爱的侯方域，也竭力疏远他，冷淡他。因此，他把张岱请到金陵，管吃管住，还要奉送红包，纹银若干两，也是突破复社精英，联手东林后人，对其封锁的一种突围策略。

    阮大铖的困兽犹斗，坚忍不拔，你不能不服。第一，蛰居十七年，生存状态恶劣是不必说的了。到处碰壁，从不丧气，始终图明日之计；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努力求东山再起。你可以否定他的人格之贱，但你得佩服他的精神之强。第二，在惶惶然如丧家犬，在人人喊打如过街鼠的十七年间，绝不颓唐，笔耕不辍，写出在文学史上能留存下来的这部《燕子笺》。你可以鄙视其人，但你却不能不赞赏其文。所以，《明史》在其本传中称他：“机敏猾贼，有才藻。”

    说实在的，这七个字，也就只有阮大铖当得起。

    我们通常所谓的小人、坏蛋、败类、蟊贼、混账、恶棍、伪君子、假道学之辈，并不是都“猾贼”又“机敏”，而具“才藻”的。近些年来，在文学圈中，“猾贼机敏”者，倒是有的，可一提“才藻”二字，就鸦鸦乌了。说句不敬的话，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论，未必没有道理，如今这些阮大铖的衣钵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学小混混们，文章写得那个臭，学养显得那个差，有一脸狺狺然的恶相，无咬断筋骨的犬牙，真是为之抱憾。

    所以，我挺宾服这个阮大铖，他坏蛋，坏得有水平，他混账，混得很出色，要比当下骂人骂不到点子上，打人打不到坎节处，嗓子虽高，智商却低，放屁很响，才气毫无的文学垃圾，不知强多少倍？

    才子张岱，乘夜航船，抵金陵城，坐丝栏车，驾高头马，灯笼引路，前后扈从，贵宾款待，盛宴接风。张岱那篇奇文《自为墓志铭》，阮大铖显然没有可能读到，不过，他早就吃透了这个声色犬马的败家子。

    张岱自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于是，斜风细雨、春意盎然的石头城里，桨声灯影、遗簪堕珥的秦淮河畔，迷恋在声色中，沉醉于戏境里的他，尽管深知主人不是东西，但姣童慧鬟，明眸皓齿，左佻右儇，不拘形迹，便咧开一张大嘴，忍不住为阮大铖鼓吹，阁下这部《燕子笺》啊！“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写到这里，不禁伏案呜呼！赶情，古往今来的评论家，好像都是很容易被人搞定的。当然，对付名士派张岱，一个被政治搞，而不是搞政治的书呆子，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付人称“小东林”的复社人物，“机敏猾贼，有才藻”的阮大铖，就玩不转，吃不开了。

    他试验过，巴结过，赔钱赚吆喝做过蚀本买卖，然而，只讨来没趣。

    吴伟业《梅村文集》中，有一则生动的记载：“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阉党也，通宾客，蓄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

    陈维崧在《冒辟疆寿序》中，也提到过阮大铖所受到的这次羞辱。“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闻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也，则亟命歌者来，而令老仆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

    这几位贵公子，将阮圆海羞辱一个够以后，似乎还不尽兴，紧接着，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复社名士，又贴出联署的《留都防乱公揭》，彻底揭发阮大铖为？奴、为蟊贼、为乡愿、为赃官的罪行。这实在是中国文人互斗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窃以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应该是在这里。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第一张”三个字，值得推敲，发明权似乎不应属于这位伟大领袖。

    公揭一出，石头城里便沸反盈天了。

    哇噻！字大如斗，贴遍长街，路人仰观，众口流传，声势汹涌，满城哗然，正气如虹，宵小胆惊。其批倒批臭之效验，比“文革”还“文革”。阮大铖要是生在20世纪，久经政治运动，百炼成钢，也许成为滚刀肉，毫不在乎；可在15世纪，知识分子的脸皮子，还没有后来那么厚。再说，有着一部大胡子的阮髯翁，吹拉弹唱，风流倜傥，怎么也是有过功名，做过朝官，出身世家，饶有家产的名流呀，一时间手足无措，只好“潜迹于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后来成为清初三大学者的黄宗羲，那时还是血气方刚之季，也欣然命笔，记录逐阮成功后，他们这些“红卫兵”们的胜利集会：“崇祯己卯，金陵解试……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山、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俱揭中具名声讨者），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

    黄的这篇快文，我马上想到法国人的一句名言，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笑。同时，我也想起鲁迅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打落水狗”，是对的，可是，你要是打不趴下这条狗，它爬上岸来，至少要抖你一身水。所以，无论那四大公子，还是贴大字报的复社人物，都有笑得太早之嫌。

    第一，据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验，小人这东西，是万万不可得罪的；第二，同样也是我的切身体会，你既要得罪，就得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足够准备。倘不如此，你做不到破釜沉舟的决绝，那你就赶快拉倒，打消念头。求一时口舌之痛快，图片刻宣泄之欢悦，打蛇打不到七寸上，只能使小人更小，坏蛋更坏，恶棍会成为歹毒的食人族。

    这就是天启朝的东林党人，崇祯朝的复社中人，以及能与之相呼应的清流，多年来政策上的失误。这些人，毫无疑问，既是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也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人是好人，但好人不等于没有褊狭愚执的毛病。由于声气太过相投，自然就要排他，以我划线，对“忌者浸不能容”；由于派性情绪作怪，难免意气用事，因此，党同伐异，高筑壁垒，硬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化友为敌，把很多中间分子，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常见，也是最难根除的痼疾。

    君不见今日之域内，文坛上那些个大小圈子里的爷儿们，娘儿们，哥儿们，姐儿们，与圈子外写作的普通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状吗？

    所以，明之亡，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入侵，李自成、张献忠之犯阙，固然是主要败因，但朝廷中你搞我、我搞你的党争，置危如累卵的国家命运于不顾，一定要争出是非，定下高低，干掉别人，自立为尊，亦为一大败因。这种党争的内耗，弄得崇祯为帝十七年，换了五十位宰相，成为历史的一个大笑话。一直到朱由检景山上吊，这种党争又在南明弘光政权中延续下来。于是，阮大铖从南京近郊的牛首山，坐着马车，带着戏班，堂而皇之地进城了。

    这使我想起一部老电影里的一句道白：“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有时候，我们时常会埋怨，老天不长眼，为什么小人总能得志，而君子常常倒霉？因为，凡君子，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小人，绝对认为这个世界是险象丛生的。所以，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表明这两种人心境的截然不同。坦荡者不会全天候地关注身边四周的动静，而戚戚者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睁着警惕的眼睛，窥测方向，掌握时机，随时准备隐遁，随时打算进袭。阮大铖的“猾贼机敏”比那些“红卫兵”们要强得多多，还在他被黄宗羲等人，当作茶余饭后的下酒小菜时，崇祯十四年，在他闻知周延儒复为首辅后，急忙要求他给自己平反，重出江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对这个绩优股，进行远期投资。

    不知得到多少好处的周延儒，情不可却，当然想帮忙，然而，帮不上忙。“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明史》）

    这就是小人的机敏灵活，我不能上，我的朋友上。我的朋友上，其实也就等于我上。果然，凤阳总督出缺，马士英被委任。随后，李自成攻进北京，朱由检自缢身亡，事态遽变，在南都，握有军权的马士英，和一肚子坏水的阮大铖合谋，排挤史可法，拥立福王，是为南明弘光政权。

    由于翊戴有功，阮大铖甚至当上了兵部尚书。最滑稽的，老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耐不住寂寞，巴结阮大胡子来了。早些年，他连正眼都不瞧这个败类的。现在，他和他的新太太柳如是，从常熟赶来凑热闹，以求分一杯羹。这位风流女子，白衣白马，在下关，先慰问阮的江防部队，当了一回劳军女郎；然后，又移莲步，阮府赴宴，坐在髯翁身边，频频劝酒，嗲态百出。

    我估计，盲翁陈寅恪，作《柳如是传》，写到这里，肯定心里有一股酸溜溜的滋味。同样，复社的“红卫兵”们，眼看着石头城上乌云密布起来，也是想笑都笑不起来了。

    前面说过，小人之不可得罪，就因为有小人得志的这一天，一旦得了志，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凡开罪于他者，都会加倍地遭到报复。现在，轮到他笑了，那可是魔鬼的笑，刽子手的笑，决不心慈手软、开刀问斩的笑。

    阮大铖先将大字报的力主者周镳，投刑部狱杀害，然后下令逮捕复社的吴应箕、黄宗羲、陈贞慧、侯方域等人。这还不够，难解他心头之恨，扩而大之，“士大夫及七郡清流，如黄道周、杨廷麟、刘宗周、顾杲等七十二人皆不免，于是，缇骑遍七郡矣”。（朱一是《周雷赐死始末》）

    这期间，那些跟阮大铖来不来的复社名流，陈贞慧捕入锦衣卫，差一点被整死；侯方域逃得快，没有落入阮的魔掌；沈士柱、吴次尾隐名埋姓，躲到外县；黄宗羲跑到余姚，入山抗清；冒襄遁回老家如皋，在水绘园一声不作……倘不是清军迅速南下，挥师江浙，弘光帝成了俘虏，阮大铖继续得志下去，还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滴溜子]禄山的，禄山的，潼关直犯。哥舒翰，哥舒翰，全军奔散，大驾去长安西畔，传闻凝碧池，胡奴开宴。趁此悄地更衣，奔从雕辇。

    [尾声]朝冠脱却，轻裘换，将紫绶身中密绾，说不尽的家常凭伊自管看。

    扈驾西巡何日还，不堪烽火满长安。

    出门哪敢高声哭，多少胡儿勒马看！（第二十一出《扈奔》）

    《燕子笺》中，公元6世纪胡人杀进长安的情景，到了公元1644年，竟原样不差地出现在阮大铖的眼前。不过，那是胡人，这是清兵，那是长安，这是金陵。在戏文里，他使剧中人郦尚书扈驾出奔，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在现实中，这位先事阉党，感觉臭得不够，再投清廷，以求臭上加臭的阮大铖，很快就变节投降，像当年汉奸为日本鬼子带路扫荡那样，？发蓄辫，胡服左衽，从清军攻仙霞关，自告奋勇，作马前卒，走在最前面。

    他没想到，在山高路陡的峰巅，不小心碰到一块石头，像是挡住他脚步，不让他往前走，绊了一跤，立即仆倒在地，此人遂像一摊牛粪似的再也站不起来。

    于是，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败类，结束了他卑鄙无耻的一生。

    他死了，不等于中国文坛再也不会有类似人物出现，不过，能写出《燕子笺》优美文字如阮大铖者，恐怕再也不会有了。也许因为他这样一个为人为文，反差极大的先例在，所以，对时下的一些作品不怎么样，而人品更不怎么样的同行，混迹文坛，洋洋得意，名利场中，狗屁捣灶，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因为，这帮小玩闹，纵使蹦，又能蹦多高？纵使跳，又能跳多久？随他去罢！贼就是贼，一定要把贼当神仙供，“天地君亲师”后加上这个贼，香火供奉，那是个人自由；但不许别人讲这个贼的一句坏话，那就是霸道了。孔夫子早就说过的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总不能因时代“进化”，思想“解放”，到了对汉奸、卖国贼，人人必得“捧”之的地步吧？

    贰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够可耻的了，汉奸，比贰臣更遭人唾弃，更让人痛恨。因为贰臣只是叩了上一朝皇帝的头后，转过脸来又向下一朝皇帝山呼万岁而已。虽然这种迅速的转变，很不要脸，起劲地向新主子献媚，令人恶心，但在罪恶的层次上，比起当东洋或西洋的哈巴狗之流，或许要有差别一些。因为，贰臣过了几朝几代以后，丑恶的色彩相对淡化，而中国人对认贼作父的汉奸，是永远也无法宽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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