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我们的心情又开始上路，开始探寻我们永远的民俗风情。
元宵灯节起源之谜
农历正月十五夜，是我国民间传统的节日--元宵节，又俗称“灯节”。旧习元宵之夜，城里乡间，到处张灯结彩，观花灯，猜灯谜，盛况空前。届时，不论皇亲贵戚、平民百姓、深闺淑女，均可破常规，顺习俗，制灯玩赏，出游嬉闹。唐、宋、明、清时，元宵灯节成了年节中重要的民众娱乐活动。墨客骚人，常常吟诗作画，为节日增添雅兴。今天，元宵放灯、观灯，仍是中国广大地区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娱乐活动，特别是近几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人们喜欢元宵灯节，可它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呢？一种意见认为元宵灯节形成于唐代。另一种意见认为元宵灯节是汉代流传下来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元宵节源于释道的宗教活动。
关于灯节的起源，民间传说更是纷纭不一。有的传说，隋炀帝色迷心窍，欲娶自己的妹妹。妹妹硬扭不过，假托除非正月十五出现繁星满地的奇迹，才可成婚。隋炀帝下令京城四周百姓到十五日晚每户燃灯火，违令者斩。至十五日晚，妹妹登楼见满地都是灯火，误以为真是繁星落地，纵身投河自尽。为了纪念这位不甘凌辱的女子，民间百姓每逢正月十五都燃起了灯火。有的传说，灯节源于汉武帝。因为当时宫女元宵正月过后思念家中父母，宫深禁严，怎么外出相见呢？足智多谋的东方朔得知后很同情，便设计成全她们。他先散布谣言，说火神君将派人火烧定安城，使城里宫内一片恐慌，后又向武帝献计，十五日晚上宫廷内人员一律外出避灾，满城大街小巷，庭院屋门，都挂上红灯，好像满城大火，以骗过天上观望监视的火神。武帝允诺，宫女们元宵遂趁机与家人相会。从此，每逢正月十五都要放灯。还有的传说，元宵灯会源于民间的“放哨火”等农事习惯。每年正月十五左右，春耕即将来临，各地农民忙于备耕等工作。一些地区的农民就在这天晚上到地里把枯枝杂草拢在一起，放火烧掉，以除虫害。
中秋节来历之谜
“十分明月五分秋”，这是古人“中秋夜吟”的佳句。确实，中秋之夜，青天碧海，皓月当空，银光万里；人们赏明月，吃月饼，家家团聚度佳节。这一风俗，我国由来已久。那么，中秋节缘何而起？它的来历演变如何？诸家说法不同，主要有几种：一、“唐明皇游月宫”说。唐代《开元遗事》上记载：中秋夕，唐明皇与杨贵妃临太液池望月。官民效仿，形成了中秋赏月的习俗。二、“嫦娥奔月”说。早在战国末年成书的《归藏》记载：“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汉朝刘安《淮南子·览冥篇》中发展为“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后来张衡在《灵宪》一书中进一步把嫦娥说成了后羿之妻，偷吃了丈夫的不死药后，轻身飞月，变成蟾蜍(癞蛤蟆)，笔下似有贬义。到了六朝后，人们对嫦娥奔月寄以同情，说她登上了天帝的后庭，十分寂寞。所以在唐代已开始将八月十五日夜的赏月改称祭月，盼思嫦娥回归人间。到了宋代，中秋被定为节日，祭月更为盛行。三、“时令节气”说。近人考证，“中秋”一词，始见于春秋末年《周礼》：“中春昼，鼓击士鼓吹幽雅以迎署；中秋夜，迎寒亦如云。”同时，《礼记》也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这“夕月”即是拜月，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已有拜月、祭月之俗。到了魏晋，开始普及民间赏月。
月饼起源之谜
关于中秋月饼的起源，历史上也有不同说法。早在北宋苏东坡的笔下，就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他又在登无锡惠山一诗中说：“独携天上小圆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也有关于“月饼”的记载，但是仍不普遍。到了明代，月饼才成了中秋赏月的佳品。到了清代，月饼更为盛行。《燕京岁时记·月饼》记道：“中秋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这些记载都说明月饼因祭月需要而产生，又取月圆之意为团圆饼。但是在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另一说法：元朝末年，官府腐败黑暗，民不聊生，妻离子散，老百姓实在无法生活。一年中秋节前，泰州人张士诚，暗中串联，把写有“杀鞑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等纸条，藏在小圆饼内互相传送，到了中秋晚上，家家吃圆饼，举行民族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者。从此人们每年中秋节吃月饼，既纪念张士诚的功勋，又表达家家团圆的良好愿望。
“桃花源”之谜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他那篇千古名作《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自由、安乐的理想社会，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风光尤其令人神往和称羡。但也有人指责桃花源是根本不存在的“乌托邦”。“桃花源”是否真的存在，目前还是一个难解的谜。
桃源县和苗家寨
湖南桃源县西南15千米的水溪，俯临沅水，背倚青山，松竹垂阴，景色绮丽，被人称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唐、宋、元、明都在此建有寺观、殿宇，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重修了“渊明祠”。并顺着山势以陶渊明的诗文命名建造了观、祠、亭、洲，诸如“桃花观”、“探月亭”、“水源亭”等。刘自齐在《(桃花源记)与湘西苗族》一文中认为：“《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美好的社会生活图景，并非是作者的凭空虚构，也不是幻想的再创造，而是切切实实的当时居住在武陵地区的苗族社会的写真。”同时，其他如武陵地区苗族人民素有对桃树的崇拜以及见客人“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的风俗等，都能说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指武陵地区的苗家社会。然而，除了桃源县或苗家寨被大诗人陶渊明选作《桃花源记》原型的现实境地外，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
宿城山
古代海州即今连云港市地区有两个武陵的地名：一个是载入《魏书》的“武陵郡”，故城遗迹犹存，在今赣榆县沙河城子村；一个是云台山脉的宿城山西麓，至今保留有武陵古邑的地名。江苏连云港的宿城山凹，三面环山，一面向海，除了翻越虎口岭，与外界无路可通。这样一个僻在“东海隅”的天然巧成的“坞壁”堡垒，中间却是一片坦荡美丽的川原，山畔竺篁摇曳，地名大竹国。这样的世外乐土，与诗人在文中描绘的景色十分相似。更重要的是：诗人陶渊明曾亲自到过这个地方，他在着名的《饮酒诗》里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南唐诗人李中早就意识到陶渊明到过宿城山；苏东坡也知道陶渊明吟咏过宿城山。
“杏花村”之谜
每年二三月间，当那一树树杏花含苞欲放或纷纷盛开之时，一些迁客骚人文士博学者，难免会想到杜牧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然而，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呢？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近数年来，争论尤烈。近年来报纸杂志上多认为：杏花村是在山西省汾阳县。理由是相传自南北朝以来，汾阳即以产酒着名；天下杏花村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但缪钺编着的《杜牧年谱》中指出：关于杜牧的生平事迹．每年行动，历历可考，却没有他到过并州(唐代并州相当于今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开元中改为太原府)和边塞的记载：故杜牧“借问”酒家，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阳县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杏花村在安徽贵池县城西。理由是杜牧在会昌四年(844年)九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县在今安徽贵池)整整两年；并且贵池县城西有杏花村，素产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写了《贵池县杏花村志》，将杜诗《杏花村》收入；后来《江南通志》亦将该诗收入，并言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贵池。但细细体味杜诗后，疑窦也便接连而来：一是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会昌四年九月作此诗，离清明时节尚远，何以会提及路上的断魂之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为官时所写，从会昌四年九月至第二年的清明时节，近半年之久，这位嗜酒的大诗人难道不知城西数里的杏花村有好酒卖吗？焉有向牧童“借问”之理呢？三是杜牧在贵池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当差的服侍，怎么兀自寻觅酒店？因此，贵池说也有问题。看来，杜牧诗中的杏花村是确有无疑的，但杜牧究竟写的是哪个杏花村呢？这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
“天涯海角”之谜
人们平时所说的“天涯海角”原泛指僻远的地方。历代封建王朝往往把被贬谪的官吏流放到“天涯海角”之地。古代诗人也喜用“天涯海角”抒发情感：唐代王勃在《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白居易《春生》诗中有“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的着名诗句。究竟“天涯海角”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怀有特别大的兴趣，而今天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海南崖县
一种看法认为“天涯海角”就是在海南崖县(今三亚市)。《人民画报》1980年第3期在介绍海南岛风光时说：“相传海边石上‘天涯’两字为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所题，现已被辟为‘天涯海角’游览区。”认同此说的还认为“由于崖县在古代交通十分闭塞……宋代着名的文学家苏东坡曾被流放到这里，现在这里还保留有苏公祠，祠内有苏东坡的石刻像和数块墨迹碑等”。张子桢主编《中国地理知识》在《“天涯海角”在什么地方》一文中说：“我国确有‘天涯海角’这个地方，就在海南岛南端，马岭附近的一个美丽的海湾处，现已辟为‘天涯海角’游览区。这里东距崖县所在地--三亚26千米，西距崖城(原崖县旧址)22千米。在一片怪石中，有两块嶙峋的巨石，一个上凿‘天涯’，另一个上刻‘海角’，两相对峙，蔚为壮观。”
并非专指崖县
另一种看法认为“天涯海角”不只一处，并非专指崖县。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记载：钦州(今广西灵山)有天涯亭，廉州(今广西合浦)有海角亭。“钦远于廉，则天涯之名甚于海角之可悲矣。”可见早在宋代钦、廉二州已有“天涯亭”、“海角亭”，一直保存至明清时期。据史载，“天涯亭”在北宋中期即已得名，而海南崖县的“天涯”、“海角”刻石时代要比钦、廉二州的“天涯亭”、“海角亭”晚得多。关于崖县苏公祠问题，据《宋史·苏轼传》和《苏东坡全集》，苏东坡于绍圣四年旧历七月三十月从惠州抵达儋州，经居三年，于元符三年(100年)旧历六月离开海南北上，次年卒于常州。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曾被流放到崖县，并曾在崖县刻石书写过“天涯”二字。因此，苏公祠之说系张冠李戴。郭沫若曾去“天涯”石刻实地查考，指出“相传为苏东坡所书，但字体殊不类”，其后得见《崖州志》，“既得此资料，因三往天涯海角目验”，“天涯”二字之旁“确有小字依稀可辨”，证明的确为清雍正十一年程哲书刻，与苏东坡无关。
八阵图之谜
八阵图据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阵法。传说它有天、地、风、云、龙、虎、蛇、鸟八个队形，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共八个阵门，按照八卦方位布置，有八八六十四种变化，玄妙莫测。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就以使用八阵图而着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想弄清它的奥妙。各地都有诸葛亮所遗留的八阵图的传说，最着名的是四川奉节的水八阵。它位于长江与梅溪河之间的沙洲上，由64堆石头垒成。石垒高1．67米，十分牢固，经大水冲击也不会改变位置。传说东吴大将陆逊曾被困于阵中，经诸葛亮岳父指点才得以脱身。但据学者考证，这里可能只是用于演习而非实战的地方。另外在奉节白帝城东北和四川新都县都有类似的石垒，但可能都是演习之用。陕西勉县定军山传说也有八阵图，但未能找到遗迹。
军事家们感兴趣的是八阵图究竟是什么。他们认为，八阵图其实是一种兵力的配置和调度手段。所谓天、地、风、云、龙、虎、蛇、鸟，其实是布置在不同方位的八支部队的旗号。每支部队又可分为八个小队，各小队分别担任不同的作战任务，相互配合，首尾左右互相呼应。实战时可能是先由前阵的弓箭手发射弓箭，继之以中间的长兵器手刺杀。最后由短兵器手作近身格斗。这样的阵法能使士兵们有劳有逸，各个战斗单元各司其职，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最大限度上节省了人力物力。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具体的布阵方式在唐代就失传了。
十八般武艺到底指的是什么
十八般武艺又叫十八般武器。但十八般武艺到底是指哪十八般，目前仍众说纷纭，说法不一。最基本的有三种说法。
三种说法
根据旧版《辞海》的解释，十八般武艺是“我国武艺之总称也，相传为战国时孙膑、吴起所遗传，分九长九短。九长为枪、戟、棍、钺、叉、锐、钩、槊、环；九短为刀、剑、拐、斧、鞭、锏、锤、棒、杵”。所谓九长九短，是指九种长的兵器和九种短的兵器。这是历代相传的第一种说法。可是，《水浒》第二回描写史进每天请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经过半年，史进的十八般武艺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叉都学得精熟。这和历代相传的十八般武艺有些不同。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明代马愈的《马氏日抄》说：“山西李通，行教京师，无人可为敌，遂应募为第一。试其技艺，十八般皆能：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锏、十三锤、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头、十七锦绳套索、十八白打。”明代谢肇涮的《五杂俎》卷五、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卷十二都从此说，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更是完全本于《马氏日抄》。
尚待破解的谜团
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正确而全面，目前还没有定论。三种说法虽有不同，但其中绝大部分的武器都可以理解，只是“白打”是什么却要费点考证。清代周亮工的《闽小记》卷上说：“武艺十八，终以‘白打’。以白打为终，明乎其不持寸铁也。”可见，白打就是赤手空拳的相打，也就是拳术。十八般武艺添上“白打”，自然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所谓武艺也才能更加全备，甚至“白打”还是一切武艺的基础。不过，它并不属于兵器。只能说“武艺”能说“武器”。其实，古代武器中还有弹、匕首、飞镖等等。《通俗文》说：“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日匕首，短而便用。”这样，所谓武艺就实在不止十八般，因而这个名称也有问题。怎么会成为“十八般”的，更是一个待破的谜。
中华民族为什叫“华夏”
汉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华夏为主体，融合他族，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漫漫发展的历程中，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上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华夏民族。“华夏”是中华民族的称号，凡是今天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56个民族，都称之为“华夏民族”。作为一名中国人，常常以称自己是“华夏民族”、“华夏子孙”为荣。尽管我们经常这样自豪地称呼自己，但对于“华夏”的由来，却是很难给出一个定论，作为一个未解之谜，自古至今，有很多说法。
关于“华夏”的由来，上古时代就留传这样一个传说。蚩尤原来是炎帝的大臣，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想独霸天下，于是联合苗氏，想把炎帝从南方赶到涿鹿，自称南方大帝。决定胜负的一战开始了，他们大战于涿鹿的野外。大战当时，蚩尤一夫当关，手持长剑，指挥着自己的士兵冲向炎帝的阵营，炎帝部落明显占了下风。不得已，炎帝被迫一面抵抗，一面带着部队仓皇地撤离战场，并向黄帝求援。这时蚩尤已向涿鹿进军，黄帝下令重整队伍，两军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垒，黄帝心想，只要我和炎帝携手并肩、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打败蚩尤。但他们低估了蚩尤的法力，蚩尤竟然施起了妖法，刹那间，天地间扬起一片浓雾，而且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炎黄的军队什么都看不见，被打得节节败退。面对一意孤行、制造战争、祸害百姓的蚩尤，黄帝决定奋力一搏，他找到了炎帝商量作战计划，并让人利用太极推测演算，后来又派人到蚩尤的大本营，探听军情，知道蚩尤马上就要反攻再次施妖法。黄帝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当蚩尤的部队冲上来时，便被炎黄联军团团包围。此时炎黄联军把骨头做的战鼓擂得震天响，使得联军的士气大振，士兵们个个变得更英勇了。最后终于将蚩尤的部落打得落花流水，蚩尤也被俘虏。不肯投降的蚩尤被黄帝下令斩首，而炎黄部落最后团结一致，统一了整个中原。从此以后，中原各部落都尊黄帝为共主，炎、黄等部落在黄帝的领导下融合成华夏民族，这就是“华夏”的由来。
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华夏由来的传说，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大禹历时数年，成功治水，被舜选拔为继任者。之后他开启了一个清明的历史时代。所以在当时，以禹代表的夏后族在当时独领风骚，成为盛极一时的氏族部落。又加上夏后族以华山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他们又被人们称之为华夏族。这也是为什么禹的儿子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叫夏的原因了。
今天，对于华夏由来的争论，仍然不断。一些专家学者将众多观点归纳为两类。第一种观点认为，“华夏”是民族的名称。他们认为我国古代以“夏”为族名，“华夏族定居在华山之周，夏水之旁，故而得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夏”这个名词是由“夏水”得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融合了别的不同的民族构成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她尽管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她始终以一个核心民族为中心，逐渐地融合和同化别的民族，形成一种“单元性的多元化民族”，这就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在先秦时代，她被称为华族或夏族。而“华”指的是居住在华山，以玫瑰花(华)作图腾的“华族”，“夏”则指的是居住于长江中下游，“夏族”的祖先的夏后氏。华夏民族的称谓，由此而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华夏”根本上不是什么民族的称呼，它仅仅指的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而在这个派别中，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派别是这样解释的：遥远的中华民族的远祖们曾经分为三个主要的集团，他们分别是华夏、东夷和苗蛮。在不断的争战和竞争中，黄帝取得了最终的霸主地位，他领导的华夏集团于是成为当时的文化和政治主流，东夷和苗蛮两大集团不得不俯首称臣，被迫纳入华夏文明的圈子里。第二个派别认为，远古时代是以文化高低来定名的。所以，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之“夏”，同样另一个文化高的民族称为“华”。“华”和“夏”合起来，统称为“中国”。相反的，对于华夏周围的四方，由于他们是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所以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融合壮大，周围四方民族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文化的范畴，华夏渐渐地就成为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象征了。
尽管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开华夏之名由来的谜底，但我们相信，“华夏子孙”将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豪的称呼。
首次去西天取经的是玄奘吗
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以唐僧、孙悟空等师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西行途中与各方妖魔鬼怪比智斗法的传奇故事。小说里武艺高强、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大战白骨精、智取牛魔王，为取得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作为师傅的唐僧却显得那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事实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师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一大功臣，也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后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书籍中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游沙漠。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西行，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着作，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孤征17年，亲行5万里，历经100多个国家(“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终极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佛教是从古中国的西域传人的。公元前5到6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的东传。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易接受。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陆续不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六十人。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我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的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
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谁又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呢？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一般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土行应当是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朱士行少年时出家，嘉平(249～253)年间，开始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读经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根据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不说，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二十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291)由无罗叉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土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阗。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经散佚。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无多记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正是这种为了寻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坚强信念才给了前人那么大的动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前仆后继，为了取得真经而踏上充满荆棘的西行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为了真理而不顾一切的执着精神才造就了这个民族雄汉盛唐的伟大文明吧。
山西大槐树迁徙之谜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鸹窝。”这首民谣从明朝初年开始在我国的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福建甚至台湾等地区广为传颂。民谣记录的是从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前后，明政府在山西进行了历时50年、人数达到数十万、迁出面积达到当时我国一半以上国土面积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这次移民是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次大移民事件。由于当时明政府把这些移民都集中在洪洞县古大槐树下，进行登记注册后强制带走的，所以绝大部分移民后裔都把前辈出发的最后之地洪洞作为外迁之前的祖籍，将这棵大槐树作为祖籍的标志。人们也因此把这次迁徙俗称为“山西大槐树迁徙”。
关于当时迁徙的原因和情景，在这些移民的后裔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描述得绘声绘色。相传当时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一个得力而勇猛的大将军胡大海为他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在开国大典后，朱元璋要论功行赏，就问胡大海想要什么，结果胡大海竟然恶狠狠地要求杀光河南的百姓。原来胡大海参加起义前，由于一时落魄，在河南一带讨饭，但当地百姓看到他长得过于凶狠可怕都不愿施舍，胡大海差点被饿死，因此，他得势后只想能报复。朱元璋觉得牵涉的面积太大，但又考虑到胡大海的赫赫战功，于是答应他可以在河南界内射一只箭，他只可以杀这支箭射出范围内的人。不料，胡大海这支箭射在一只大雁的尾巴上，受伤的大雁一直飞出河南界内，竟飞到了山东，胡大海跟着飞雁一路追杀，竟几乎将河南、山东等地的人杀光了。朱元璋因为“天子一言，驷马难追”，只好开始从当时地少人密的山西调拨人口过去。
当时，明政府完全不顾移民地区百姓的想法，贴出告示：“愿意移民的人，在家等待。不愿移民的人，三天内赶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集合。”于是，3天内大约有十来万的不愿离乡背井的人聚集到树下，大批官兵突然将他们通通围住，全部捆绑起来，在百姓一片哭喊叫骂中开始登记造册。移民们临行之时，悲伤地看着故乡，听着栖息在树外杈间的老鸹发出一声声哀鸣，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为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也因此留下了那四句民谣。据说当时官兵怕有人逃跑，就在移民们的小脚趾上砍了一刀来识别身份，因此，移民后裔的小脚趾甲都是复形的，也因此留下了“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足趾验甲形”的话来。还有在迁徙过程中，移民都是被反绑着双手来长途迁移的，因此，移民的后裔也喜欢背着手走路。从明初洪武三年(1370)直至永乐十五年(1417)，前后将近半个世纪。山西两府51县的百姓分别被遣送至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范围之广几乎占到了大部分的国土，而他们的后辈还有再次迁徙到了国外的。
为了不忘故土，许多移民后代都纷纷登记族谱，将迁徙的事纪录下来，也成为这次迁徙的佐证。如湖北省宜城县郭海村《周氏祖碑》载：始祖周继全，自洪洞古大槐树筷子巷迁到宜城县关集，后居张家村，又改为周家楼。还有些移民到了迁徙地后，还是用原来的故乡名字来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根据考证他们都是明朝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这些纪录主要是来自移民后裔的口口相传，关于胡大海这个人在《明史》中确实有记录，但他杀光河南人口的事并没有相关史料，可能是后人的附会和猜测。现在大部分的专家和学者还是认为山西大槐树迁徙还是与当时中原之地兵火连年和长期的黄河泛滥有关，元朝末年，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及安徽一带，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山西由于太行山的阻隔，没有遭受到战火摧残，风调雨顺，经济繁荣，人丁兴旺。附近省份的难民也逃到山西，使山西南部更加是地少人密。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河南、河北人口均不过189万人，而山西却达403万人，超过河南、河北人口总和。当时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政权为能把各个省的经济都发展起来，实现天下大同，才会大规模进行迁移。而洪洞又是山西人口稠密的县之一。所以明朝政府在这里给移民登记造册和编排队伍是完全有可能的。还有人认为移民是为了减少社会矛盾，平衡人口。这些都有一定道理。
六百多年过去了，山西大槐树迁徙的原因仍待考察，那棵汉代古槐也早已消失。槐乡的后裔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槐树之乡牵动着海内外华人的心，每年4月1日至10日洪洞当地的人民还举办“寻根祭祖节”，牵动海内外大槐树后裔前来寻根。
盘庚是否迁都于安阳殷墟
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从成汤到商纣，共传17世，31个王，前后约有496年。商朝时，地域辽阔，势力最大时东到大海，南到长江流域，西达陕西西部，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商朝前期，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由此也导致外患不断，为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商朝经历了五次迁都。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从此商王朝稳定下来，因此商朝又称为殷商。然而，历史上对盘庚是不是迁到了今天的安阳殷墟却有争议。
大多数学者认为盘庚确实是迁都至今日的殷墟。《尚书·盘庚》篇对这次迁都的情况也有不少记载。
商汤建国时，最早的国都是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这里处在黄河下游，经常闹水灾，灾后损失惨重，皇宫内部、王公大臣和贵族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常常有内乱发生，到皇位传到能干的盘庚手里时，他决定改变这种混乱的状况，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于是他决定再次迁都。但是迁都的过程很不顺利，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贵族的反对，盘庚只好对他们晓之以理，声称自己是“视民利用迁”，“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即他不是为了处罚那些贪图权力的人，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让商朝更加稳固才决定迁都。而对那些反对迁都的人，盘庚威胁说要将他们人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但是，还是有大多数贵族固执地不肯搬迁。盘庚坚定地表明自己立场：“我主意已定，不会再改变了。”众大臣敌不过盘庚的坚持，终于同意迁都。于是盘庚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盘庚迁殷以后，在那里重振朝纲，缓解了王室内部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衰落的商王朝又出现了一派繁荣的局面，以后200多年，一直没有迁都。盘庚也因此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经过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的洗礼后，商朝的国都已沦为一片废墟。近代，人们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了大量古代的遗物。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北临漳河水，西依太行山，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殷指的就是今位于安阳西北郊的殷墟。在殷墟遗物中有十多万片龟甲(就是龟壳)和兽骨，而且上面还刻着很难辨认的文字，记载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些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另外，在小屯村还发现了大量的种类繁多、制作精巧的青铜器皿和兵器，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在这发现的，它高130多厘米，重875公斤，上面还刻有富丽堂皇的花纹，冶铜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十分高超。而那里至今保留的宫殿宗庙建筑遗址、王陵墓地、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繁华的手工业作坊所体现出的宏大规模和王者气派都能证明那里曾经是商朝国都的遗址。
但是也有不少史学专家和学者认为盘庚并不是迁都于安阳殷墟，《殷本纪》中记有“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毫”，他们认为盘庚迂回了故都所在地--商丘。成汤帝于公元前1711年灭夏，建都于商丘南亳。据《史记》记载：成汤五世孙仲丁迁都到河南郑州，仲丁弟河澶甲迁都到今河南内黄东南，六世孙祖乙又迁都于今河南温县东，八世孙南庚把都城迁到了今天山东曲阜，九世孙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所谓“渡河南”，就是从黄河以北迁往黄河以南。所谓“成汤之故居”，就是指成汤建都南毫之前所居住的商丘县北部的北亳。也就是说，盘庚又回到了先商的祖先居住地--商丘。《竹书纪年》记载：“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日殷，十五年营殷邑。”而学者们认为把盘庚所迁往的北蒙的殷，说成是今天安阳的殷墟，这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安阳没有被称北蒙和亳的说法，第二，成汤和帝喾从不曾在安阳居住和建部。所以“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所指的并不是安阳。至于在安阳小屯发现了商代出土文物和遗址，则是因为成汤的十三世孙武乙迁到了安阳小屯。晋代以后，由于个别史学家把北蒙的“殷”和“殷墟”混在了一起，所以后人才会误以为是安阳，以讹传讹，才有了今天的殷墟之说。
盘庚是不是迁都于殷墟，至今还没人能够下定论，有待专家学者们寻找更有说服力的史料和证据来证明。但是，不管史实如何，盘庚迁都后商朝社会的稳定和繁华显而易见，他为商朝的巩固和发展所建立的伟大功勋也是不可磨灭的。
历史上有无徐福东渡日本之事
徐福去过蓬莱仙岛吗？“蓬莱”因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而得名。自唐开元年始，它就被命名为“蓬莱乡”，风景秀丽，有“海上仙境”的美称。据说秦始皇十分憧憬得到服后可以成仙的仙草“养神芝”，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庚。于是授命徐福东渡为他寻找不老仙药。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注明徐福是个读书人，除了读儒书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关于阴阳五行、修真炼丹等方面的书籍。他交游非常广泛，当时和齐国的侯生、燕国的卢生交情甚好。
然而，历史上对徐福东渡到底到了何方却有争论，有人说去了日本，有人说去了南洋，也有人说到了美洲，更有人说到了海南岛。这当中，呼声最高的是说徐福当年东渡去了日本。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最有权威性的两部史书，这两本史书中都有记载徐福东渡日本，其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此外，五代后周时期义楚和尚所写《义楚六帖》中说：“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日秦民。”证明徐福东渡地是日本。而宋代欧阳修和司马光文集等都有相似的记载，他们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还提到了日本的徐福祠。民间传说就更多了：徐福东渡是公元前中国历史上的壮举，秦始皇派徐福三次东渡求仙药，徐福求药不成，却把秦帝国高度发展的造船、航海技术和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生活方式，还有冶炼、农耕、建筑、医药、文字、货币、宗教、武术、服饰、瓷器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日本，还带了一批谷物种子粮食等，对于开发、发展日本的生产力的影响十分有利，3000人繁衍生息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此，日本也有大量的史志记载：《富士古文书》：“徐福一行奉秦始皇之命，到富士山取不老长寿药，因以居也。”《国文通考》有如下记述：“今熊野附近有地日秦住，土人相传为徐福居住之旧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颇具说服力的是，当时徐福的东渡出发点千童镇有一项名闻遐迩的民间文艺活动“信子”，在偌大中国是独此一家，而在日本也有，只是名叫“尸子”；而现在仍保留有徐福墓、徐福祠的日本新宫市，至今每年都要举行大祭仪式。此外，还有人根据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海上往来，海船的营造规模和古文物发掘，推测了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路线。
徐福在日本的地位很高，从九州到本州的二十多处地点，流传着有关徐福的登陆地点、活动遗迹、祠庙和墓葬等传说，同类遗迹往往重复地见于多处地点，并且长期以来成为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尤其日本各地民众，称徐福为“王”，并尊他为“弥生文化的旗手”。日本现有徐福陵墓5座，祭祀庙祠37座，因徐福登临而得名的蓬莱山有13座，各种遗址和出土文物数以百计，各地历代传承和近代成立的徐福纪念组织和研究机构就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多个，以秦和徐为姓氏的有17个。在日本的佐贺、新宫、富士吉田这三个地方，祭祀徐福不仅是当地民众的重要信仰，而且已发展成重要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参加徐福祭祀和纪念活动的，不仅有工、商、学、军和各界着名人士及民众，还有政界官员等。
徐福出海并东渡日本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历来为中日学界所重视。中外文献对徐福航海并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都给予肯定性评价。
但是有些中日学者也对徐福东渡日本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秦始皇灭六国后，中国人为了逃避秦始皇的暴政，大量移民日本，但是这其中并不包括徐福及其率领的童男童女们；徐福的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设；还有学者认为新宫市的徐福墓和其他遗迹都是后人伪造的。有的日本学者还做了实地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由于汉唐以后，日本和尚常到中国散布徐福的故事，被人不辨真伪地记人书中，发展到后来，人们就对这样的传说深信不疑了。
另外，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了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当是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
迷雾茫茫，徐福东渡究竟是不是去了日本，至今仍然是一个解答不出的谜。
黄鹤楼的名称因何而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唐代大诗人崔颢游黄鹤楼后所作。后来，诗仙李白也登上了黄鹤楼，他放眼楚天，胸襟开阔，诗兴大发，正要提笔抒发豪情时，却看到了崔颢的诗，自愧不如只好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崔颢题诗、李白搁笔，黄鹤楼从此名气大盛。
黄鹤楼虽建于三国，但屡遭破坏，各个朝代也不断修复，然而还是屡建屡坏，最后一座黄鹤楼初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毁坏于光绪十年(1884)，此后在近100年之内未曾重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81年10月，黄鹤楼的重修工程破土开工，于1985年6月落成，闻名遐迩的黄鹤楼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新修的黄鹤楼以清朝的同治楼为蓝本，但是在此基础上更加高大雄伟，飞檐5层，攒尖楼顶，金色琉璃瓦屋面。楼外还铸有铜制的黄鹤造型、胜像宝塔、牌坊、轩廊、亭阁等一批辅助建筑，将主楼烘托得更加壮丽。
黄鹤楼的名称究竟因何而来，还是个谜，没有定论。关于黄鹤楼名称的来历，有很多神话传说。最多是从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中的“昔人”一词化来。这个“昔人”就是所谓的黄鹤仙人。但是这个黄鹤仙人又是谁呢？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仙人子安曾经乘黄鹤在此处经过，黄鹤楼因此而得名，另有一种是蜀国人费袜成仙后，曾骑着黄鹤在此休息，此楼由此称为黄鹤楼。还有一种说法是苟叔伟曾见仙人下降，并在这里摆宴设饮而得名。但是，这几个故事都没有交代黄鹤楼因何而建，由谁而建。倒是另一则“辛氏酒楼”的传说交代得最为完整。
古时候，有个姓辛的妇人在山头卖酒。一位道士经常路过此处，饮酒但却分文不给，辛氏也不予计较。在一次饮酒之后，道士为了感谢辛氏的千杯之恩，就在墙壁上画了一只仙鹤，并对辛氏说：以后客人一到，你就拍手引仙鹤下壁，它就会翩翩起舞，为客人祝酒。一说完，道士就不见了。后来，道士的话果然灵验，这个小酒铺一时宾客盈门，辛氏也由此成了富翁。十年后，道士故地重游，临行时，吹奏铁笛。随着悠扬的笛声，白云、仙鹤飘然而至，道士跨上黄鹤直上云天。辛氏为纪念仙翁，筑地起楼，取名“黄鹤楼”。
这些神话传说，给黄鹤楼增加了很多浪漫色彩，但是黄鹤楼究竟名从何来，一些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学者认为，黄鹤楼是以地方而命名的。黄鹤楼所在的地点叫做“黄鹄山”、“黄鹄矶”。有人考证，黄鹄山就是黄鹤山。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说：“江夏(今武汉)城西南角因矶名楼，为黄鹤楼”。
但还有人认为黄鹤楼是以人名命名的。《礼部诗话》一书载崔颢在诗中自注道：“黄鹤乃人名也。”其诗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云乘白云，则非乘鹤矣。……当以颢自注为正。也就是说黄鹤是人名而不是山名。
还有人认为黄鹤楼的来历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地名，而是根据形状而命名的。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看起来像展翅欲飞的黄鹤，所以才取名黄鹤楼。
自古以来，黄鹤楼名称的由来就是家家有说法，人人不相同，然而正是如此，黄鹤楼才有了这么多奇妙和神秘之处，引得无数人一睹它的风采，感念“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情怀和美丽。
凤凰的原型之谜
龙飞凤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的象征。尽管龙和凤在客观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它们是先民们幻想的产物，但龙和凤却又确实有着现实的依据。它们是现实中某些形态的升华。那么，凤凰的原型是什么呢？
有的说是鸵鸟，有的说是极乐鸟，有的说是某种早已灭绝的巨鸟。但是，鸵鸟之类，我国没有，也就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凤凰的原型。某种早已灭绝的巨鸟，也语焉不详，不足为据。另有一种意见为比较多的人接受，认为凤凰的原型是孔雀，其主要依据是凤凰和孔雀在形态上比较相似。
但是，最近有人提出凤凰的原型不是孔雀。理由有二：一、综观有关孔雀的资料，没有一条是来自先秦的，最早记载孔雀的是秦汉典籍。这表明，在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没有孔雀。否则，活动于那一带的先秦文人，绝不会不记下珍奇的孔雀一鳞半爪的。只有当秦汉势力扩展到盛产孔雀的云南等地，孔雀才开始输入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所见所闻。于是，在民间文艺里，在文人着作里，才有孔雀的出现。这样，黄河流域的上古人民所创作的凤凰，当然就不会以他们从未见过、听过的孔雀为原型。二、从形状看，两者也有差别，孔雀最显着的特点，是长大、华美的尾羽；可凤凰的尾羽，从原始陶器到今天的工艺品上所表现的形态，绝大多数是修长、雅丽的，并不同于孔雀。尽管孔雀与凤凰在某些方面相类似，古人却极少说凤凰像孔雀。
既然凤凰的原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又是什么呢？于是有人提出，凤凰的原型主要是雉类(即俗称的山鸡、野鸡、锦鸡)，“凤凰以雉类为主体，融合了鹰等许多种鸟的典型形象，是以雉类为代表的艺术结晶。”论者提出，凤凰与雉类在形貌上十分相近，凤凰的羽毛五彩斑斓：“凤之象也，五色备举。”(《说文》)雉类也如此：“丰采毛之美丽兮有五色之名晕。”(《文选·射雉赋》)雉类首如鸡，颈如蛇，凤凰也同样：“风，鸡头，……蛇颈。”(《广雅》)尤其是凤凰与雉类的尾羽，均修长而雅丽。战国时楚国的一幅帛画描绘有一只凤凰，其整个体态宛如雉类。(见《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卜辞中的一些象形“风”字，也与雉类相近。唯其如此，所以《山海经》：“说有鸟焉，其状如晕，而五采文，名日鸾鸟。”(《西山经》)按鸾鸟，一说是凤凰的别名：“有五采鸟之名，一日皇鸟，一日鸾鸟。”)一说是凤凰的左右：“鸾鸟者，……凤凰之佐。”(《后汉书·孝章帝纪》章怀太子注引《瑞应图》)说法虽不一，但反正是凤凰之属。
持这种意见的还认为，上古神话的艺术形象，不仅其形状如其原型，而且原型的性质往往决定着其艺术形象的性质。凤凰与雉类的关系正体现了这种情形。雉类善良，无损于人，对人还有许多好处。雉肉是一种佳肴，被视为君王的贵重食品之一，或当做待客的山珍。雉羽是华丽的装饰品，整只雉更是赠人的厚重礼物。人们尊雉为吉祥之鸟。雉类的这种禀性，为上古人民所看重、所采撷，融化到凤凰的形象里，凤凰遂以祥鸟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凤凰……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凤凰还有一个很多学者所忽略的特点，那便是异常强大有力。古人描述凤凰的形态是“其翼若干”(《荀子·解蔽》引逸诗)，“戴盾”(《山海经·海内西经》)，“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同上)，显得极其英武。因而，在上古人民的幻想中，凤凰又是一位强劲有力的保护神，是威猛而大有利于人的火的化身：“凤凰，火精，生丹穴。”(《引演图》)人们常祈求凤凰运用神力，打击害人的凶神恶煞。凤凰的这一特性，和雉类密切相关。雄雉勇于搏斗，顽强果敢，所以武官侠士多喜欢用雉尾饰冠。而且古人还以为雉也是火精：“火离为雉。”(《太平御览。禽兽部》)雉类还以良好的两性关系引起人们的赞赏。雄雉向雌雉求“爱”的情景相当热烈，如《诗·小雅·小弁》所描述的“雉之朝雏，尚求其雌”。雉类常常偶居，形影不离。因此，古人的爱情诗，常有以雉比兴的。与此相关，古代妇人就爱好用雉类作装饰，有用雉羽饰车舆的；有在衣服上画雉的；有冠上雕镂着雉形的；其中寓含着对幸福婚姻的憧憬。这种情况，折射到凤凰那里，它便又富有忠于美好爱情的性格了。于是“凤侣鸾俦”一词意味着最好的姻缘，“凤求凰”一语代表着热烈的求爱。妇女们极其喜爱凤冠、凤簪、风钗、凤衣、凤鞋、凤镜之类，都是满含着对美好爱情的热望。
论者在提出凤凰的原型主要是雉类的同时，还指出凤凰从其他鸟的身上也汲取了一些营养，如鹰类、鸿类；而鹳、鸳、燕等，也可能都向凤凰贡献过若干素材。
凤凰的原型主要来自于雉类吗？看来也还不能成为定论。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努力。
“汗血宝马”为何流汗如血
《史记》中记载说汉朝时大宛国(即现时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一带)的贰师城附近有一座高山，山上有一种野马，跑起来就像飞一样，人们没法捕捉它。于是大宛国人在春天晚上把五色母马放在山下。野马与母马交配了，生下来一种马像长了翅膀，日行千里，肩上出的汗像鲜血一样红，这就是汗血宝马，人们还管它叫“马天子”。
汉武帝喜爱汗血马的高大、勃发，以为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得知大宛国上好的马都在贰师城，藏起来不给汉使者，他于是叫车令等人拿一千两金和一具用黄金做的马去请贰师城的上马。大宛国王认为是国宝，所以不肯把马给汉朝使者。汉武帝大怒，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于太初元年发属国六千骑兵、数万恶少年伐大宛，但因粮草不足只好留在敦煌。太初四年他又发兵六万、牛马上万准备攻破大宛。大宛的贵族于是把大宛王毋寡杀掉，头颅献给李广利，另立一位对汉朝友好的为大宛王。与汉军议和，汉军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3000匹，并约定以后每年大宛向汉朝选送两匹良马。
自汉代以来，西域汗血马的神话流传了一千多年。汗血马从汉朝进入我国一直到元朝，曾兴盛上千年，但是到后来却消失无踪。它真的存在于世上还是只是神话呢？许多专家都质疑史书上说汗血马能够“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只是传说。一般的马最多日行200多公里。速度最快的纯血马一分钟能跑1000米，但这样的速度只能在训练场或赛马场坚持一两分钟，时间一长，马就可能累死。我国养马史专家谢成侠教授曾对汗血马进行过专门考证。认为从产地名称、体形等特征考证这种活在史书上的传奇之马“汗血马”的原型其实是现在的阿哈马。这种马体高，体型优美，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轻快灵活。目前在土库曼斯坦仅有2000匹左右。它虽然不能日行千里，但却保持着千米1分零7秒的速度纪录，创造了84天跑完4300公里的纪录。但记录却没有显示有它流的汗像鲜血一样。
马汗一般是白色的，呈泡沫状，不可能像血一样。那么史书上记载的“汗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也有许多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由副丝虫病感染而造成的出血现象。
这种病病源为多乳突副丝虫，它们寄生在马皮下组织内和肌间结缔组织内，虫体呈白色丝状，体质柔软，常呈s状弯曲，雌虫常在马皮下形成出血性小结节，以吸血蝇类作为中间宿主。这种病常在每年4月份开始发病，七八月份达到高潮，以后逐渐减少，来年又复发。因为到了夏天这种副丝虫就钻到外面排卵，这时就会刺穿马皮，尤其是在晴天的中午前后，病马的颈部、肩部、鬓甲部及体躯两侧皮肤上就会出现豆大结节，结节迅速破裂后流出的血很像淌出的汗珠。还有人认为马在高速奔跑时体内血液温度可以达到45℃到46℃，但它头部温度却恒定在与平时一样40℃左右。据此，有关动物专家猜测汗血马毛细而密，这表明它的毛细血管非常发达，在高速奔跑之后，随着血液增加5℃左右，少量红色血浆从细小的毛孔中渗出也是极有可能的。
围绕汗血宝马的故事至今还谜团未解。1969年在我国甘肃武威雷台的一只极品文物青铜制品，为了表现汗血马四蹄离地，风驰电掣般地飞奔的形态，匠心独运创造出让马的后蹄踏在一只飞燕上安然无恙的形象，被郭沫若先生定名为“马踏飞燕’。这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宝。“马踏飞燕”以其极高的艺术成就享誉海内外，汗血马的故事更是名扬四海。
我国何时开始建有军队之谜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建有军队？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
史书记载中最早的说法是在上古的神农时期。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第148卷记载：“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于是有补遂(有的书作斧遂，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之战，阪泉之师。”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见威王”一段中也有“神戎战斧遂”的记载。最近出现的《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也收录了这次战争，并根据南宋罗泌的《路史。后记三》改为“神农伐斧遂”。这些记载说明了在神农时期已建有军队，而且还因斧遂对神农不臣伏，神农领兵去讨伐，但许多同志认为神农伐斧遂是古代的传说，很可能是一次部落冲突(战争)。因为那时还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看，似乎也不具备建立军队的条件。当然也不排除部落中有少数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只是由于缺乏当时的文字记载，无法进一步考证。
另一种记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公元前26至前22世纪黄帝时期。汉代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以上这段文字中“修德振兵”的兵字，指的就是军队。“征师诸侯”的师，指的也是军队，是从诸侯那里征调来的。这段文字说明，不仅皇帝有军队，而且诸侯也有军队。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也把它收在8275卷中，但是大家认为《史记·五帝本纪》是根据先秦古籍中的有关传说编写的，虽然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先秦古籍，并进行了调查研究，扬弃了“神农伐斧遂”，仍难免有情况不确之处；所以现行的许多历史书上，在记述历史上的军队时，也没有吸收这一观点。
再有一种记载是：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主专政的王朝--夏朝的建立才建有军队。《尚书·甘誓》记述了夏帝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战前，召集了六军的统领--六卿，进行了动员。《史记·夏本纪》也有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现行的历史教材也都把夏朝作为奴隶社会的起点，奴隶主贵族为了统治奴隶阶级的平民，开始建立军队，制定刑法，修造监狱。《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从国家学说的角度看，夏朝建有军队是不用怀疑的，夏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必然会建有军队。但是，也有的同志认为，夏朝的地下文’物至今还尚未得到考古界确切的鉴定，夏朝的历史基本上也是依据古代的传说整理。如果仅是根据《尚书·甘誓》论证军队，那是不够的，因为这篇文章也还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后人依据传说的追记或假托，不能作为信史。
再有一种记载是：在公元前16至前12世纪殷代。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喊”(国)字，字意是用武力保卫人口，这个武力意味着是军队。甲骨文中还有“王乍三自右中左”的记载。“自”是师的简写，“乍”是作字，创立的意思。联起来是：王创立了以师为编制单位的右、中、左三支军队。甲骨文还记述了商代的军队，由徒兵和车兵组成，师是最大的、固定的编制单_位，每个师约有10000人。军队使用铜制兵器，采用10进制编组，有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车兵使用的战车，编有驾马两匹或四匹。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矛，一人操弓箭。车后跟随徒卒。从这些资料看，商代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在组织装备上、作战方式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事物总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军队也不例外。那么，军队究竟建立在什么时候？看来还有待大家进一步探讨。
我国死刑源于何时之谜
死刑，是各国最古老的刑罚之一，又称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者生命的刑罚。中国古代的死刑名目繁多，主要有戮、炮烙、脯、磔、烹、焚、车裂、体解、斩、枭首、弃市、定杀、绞、赐死、凌迟、族诛，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手段极为残酷。据法学家们研究，我国古代的死刑种类还有不少，然而法学界对死刑究竟是源于原始社会的虞舜时代还是奴隶社会之夏朝的争论迄今仍然未了。
有人认为，在原始社会，对待敌对的异族人和俘虏，施加刑戮是常有的事，这种作为虐杀手段的刑有“刑戮”、“罚罪”之义。用刑即虐杀，刑戮以罚罪，当然是剥夺罪犯的生命了，这就是说，我国死刑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了。持此说的学者一般将其具体年代定为虞舜时代。
我国古代有“五刑”之说，所谓“五刑”，是对古代法律中规定的五种刑罚的概括性称呼，有人把它分为早期“五刑”和后期“五刑”，前者指墨、剕、宫、劓、大辟(《书经》)，后者为笞、杖、徒、流、死(《隋书·刑法志》)。早期“五刑”在史籍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舜典》，舜对皋陶说：“蛮夷猾夏，……汝作士，五刑有服。”即蛮夷侵扰中原，你作为司法官(士相当于今司法部长)应施用“五刑”，使他们驯服。皋陶，生活在舜、禹执政时期，又名咎陶、咎繇，是我国上古时代第一个有创见的法学家，历史上法官的鼻祖，相传“五刑”就是他创始的。又有人认为舜禹时的“五刑”是鞭、扑、金、流、贼(魏国库《中国历代刑法浅谈》)，而非墨、制、宫、劓、大辟。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五刑”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实创自苗族。《尚书·吕刑篇》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日法，杀戮无辜。”三苗的统治者不敬神、不信巫，而用刑罚来遏制民众，以致残杀无辜百姓。
综上所述，尽管“五刑”说法不一，但我们仍可看到，每类“五刑”中皆缺不了死刑，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或日大辟，或日贼刑。许多法制史研究者据此认为，我国虞舜时代已经出现了死刑。另外，《商君书·画策》载“黄帝内行刀锯”，《尚书·皋陶谟》记五帝时有“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五种死刑。“有邦”为火烤熟食，“兢兢”指用矛镖刺喉而死，“业业”是用碎割肌肉的方法处死，“一日”即将犯人缚在十字架上砍下四肢和头，“二日”是将犯人缚在十字架上让他死去。
着名法学家蔡枢衡教授从音韵学、考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着成《中国刑法史》一书，其学术价值颇高。他认为，虞舜时代惩罚犯罪行为的方法是扑扶和放逐，因为原始社会并无死刑和肉刑，《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路史·前纪》卷八祝通氏：“刑罚未施而民化。”这里所谓刑罚，与现在所说的刑罚的意义不尽相同，仅仅是指死刑和肉刑，无刑罚即指没有死刑和肉刑。另有同志认为，原始社会的所谓“死刑”根本不能算死刑，其意义只是血族复仇，故而只用于异族，却不用于同族。在原始社会中，当某一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受到外来的凌辱和伤害时，均被视为对本氏族或部落的侵犯，全体成员便对侵犯者所属的氏族或部落进行集体报复。这就是血族复仇。死刑与血族复仇有渊源关系，死刑可能是由血族复仇转化而来的，但血族复仇并非真正的死刑。
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死刑作为一种刑罚是刑法的组成部分，而只有在阶级、国家出现以后才可能产生刑法，尽管禹正式建夏前也有用刑杀人之事，但不能因此说那时已有刑法(魏国库《中国历代刑法浅谈》)。故此国家尚未形成的原始社会不可能有刑法，亦就无所谓死刑的有无了。故而真正的可称得上刑的“刑杀”是从夏朝开始的。《韩非子·饰邪篇》载夏禹时：“禹祛会诸侯之君子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斩之。”斩即死刑。夏朝还在司法实践中归纳出一些罪名，汇成了“夏刑三千条”，其中“大辟二百”(《周礼·秋官·司法》郑玄注)。
这就提醒我们，讨论我国死刑的源流，离不开法律的起源问题。有关我国法律的起源，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只有到国家出现之后才有可能产生法律。薛其晖同志认为，中国的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时代，即虞舜时代，尽管当时还没有形成为国家，但私有制、阶级等皆已产生，在习惯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的规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据此他认为这时的刑罚可大致分为肉刑、流刑、死刑等三种。《尧典》：“五服三就。”《传》：“既从五刑，谓服罪也。行刑当就三处，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五服三就”，意思是说，罪大恶极者，带到原野上去行刑，大夫和土，则分别在朝、市内行刑。这里的“行刑”即执行死刑。
“万岁”起源之谜
“万岁”这两个字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称呼。2000多年来，“万岁”之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可谓是声震寰宇，不绝于耳。曾几何时，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期间，中国大地上的“万岁”之声，更是直冲霄汉，成为普天下男女老少的口头禅。这个在中国社会心理结构中被神化了的“万岁”，在封建社会里，主要是皇帝的代名词，是一种与最高统治者画等号的威仪，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形式上的一种表现。这个至尊的“万岁”称谓是何时产生的，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日：“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张漫淏的《云谷杂纪》则说：“万岁之称不知起于何代，商周以前不复可考。”(卷二)确实，在我国西周以前的古代文献中，“万岁”一词未曾出现过，而其他与该词！相关的词语的意义，也不是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样。如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可见有“眉寿无疆”、“万年无疆”、“万寿”这类词语。有人认为，这些词语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凡是铸造青铜鼎的人都可用，它只是传之子孙后代，永远私有的意思。如这些金文有“眉寿周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永享”，“乙公作万寿尊鼎，子子孙孙永宝水之”，“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等等。有人还认为，《诗经》中的“万寿无疆”等词也不是后人对帝王的称呼。如称《豳风·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中的“万寿无疆”，是描写年终时人们在举行欢庆仪式后，举杯痛饮时发出的欢呼。而《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里的“万寿无期”与“万寿无疆”’则是见兴比赋，是诗人对宾客的祝福语(王春瑜《“万岁”考》，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
自战国开始，“万岁”一词屡屡出现于文献和人们的口中。这时的“万岁”是一种怎样的称呼呢？宋代张溟的《云谷杂纪》和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均有专条论述，并罗列了不少材料。据《云谷杂纪》所叙：“《吕氏春秋》宋康王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悉应。《战国策》冯谖烧债券，民称万岁。蔺相如奉璧人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万岁。《韩非子》日：巫祝之祝人日：使若千秋万岁，万岁之声聒耳。……”张溴指出，这里的“万岁”是“庆贺之际，上下通称之，初无禁制，不知自何时始专为君上之祝也”。人们一般认为，自战国到汉初，“万岁”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即如上述的表示庆贺、欢呼之情时所用，其二则是代表死的讳称。如《史记·高祖本纪》十二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汉书·翟方进传》云：“万岁之期，近慎朝暮。”颜师古注日：“万岁之期，谓死也。”那么，“万岁”一词何时才被赋予神圣的尊严，成为帝王的代称呢？有人认为，秦汉以后，臣民们才开始直呼至尊无上的皇帝为“万岁”。它始于汉高祖刘邦。如刘邦临朝时，“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史记·高祖本纪》)为了显示出“万岁”这种称呼的至尊地位，与之相辅的一套礼仪在刘邦时形成了。它是由汉初名臣叔孙通草创的，以后经历代帝王的御用礼官不断沿袭、补充、修订，形成了后来朝拜“万岁”的大套繁文缛节。正如唐代魏征所说：“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叔孙通制订朝仪后，“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欢欢失礼者”，使刘邦因此感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所以，“万岁”成为皇帝的专称，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
另有人则认为，“万岁”成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代名词，始于汉武帝刘彻，是汉武帝精心炮制的政治谎言产物。这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家，而儒家则将“万岁”定于了皇帝一人。据《汉书》记载，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春正月武帝行幸缑氏，诏日：“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苟悦注说：“万岁，山神称之也。”就是说神灵也向武帝高呼“万岁”，后来人们向皇帝“三呼(山呼)万岁”即源于此。在太始三年(前94年)二月，武帝“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呼万岁”。从此，万岁归于了皇帝一人。若他人使用，则成了僭越。据《后汉书·韩棱传》记载，大将军窦宪挫破匈奴，威震天下，奉诏回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日：‘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说明此时称万岁之制已经确立了。
对于“万岁”的起源问题，宋代学者吴曾认为，《诗经·大雅》中的“虎拜稽首，天子万寿”，当是人们奉上为“万岁”的起源。《事物纪原》说：“燕七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此中可隐约见其有“万岁”滥觞于战国燕时之意。《陔余丛考》卷二十一据《汉书·宣帝纪》“单于来朝，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夹遭，上登渭桥，咸称万岁”一事推断道，此时“万岁”“似已属君上之称”。《辞源》“万岁”条则谓“万岁”“因常于殿陛之间用之，后遂为皇帝的尊称”。始于何时也没有道明。
“万岁”一词由上下通称而演化为皇帝专称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一过程使“万岁”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我国语言文字中独特的政治性专有名词。自汉以后，“万岁”一词的使用对象与场合日趋严格，别人一般不能称呼。但也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汉代之后，“万岁”一词只限用于皇帝，其他慨不能用。其实，“万岁”一词至少到唐代，由于“民间口语相沿未改”，仍有人呼“万岁”“以为庆贺”，以后才“莫敢用也”。
荆轲刺秦王
尉缭得到重用后，用计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秦国趁机攻占了燕国的几座城池。
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政有兼并列国的野心，又夺取了燕国的土地，便设法逃回了燕国。太子丹回国后，寻找能刺杀秦王政的人。
太子丹物色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他把荆轲奉为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让荆轲一起享用自己的饭食、衣服。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国。两年后，秦国大将王翦攻占了赵国都城邯郸，向燕国进军。
燕太子丹十分着急，就去找荆轲，商议如何刺杀秦王。
荆轲说：“要挨近秦王身边，必须先让他相信我们是去向他求和的。听说秦王早就想得到燕国的土地督亢(在河北涿县一带)，还有流亡在燕国的秦国将军樊於期，秦王正在悬赏抓他。我要是能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去进献，秦王一定会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下手了。”
太子丹说：“把督亢的地图带去没有问题，但是樊将军受秦国迫害来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荆轲知道太子丹不忍心杀樊於期，就私下去找樊於期，跟樊於期说：“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的面。现在秦王正在悬赏捉拿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颅给他送去，他一定会接见的。”
樊於期二话没说，拔出宝剑，刎颈自杀了。
荆轲临行前太子丹交给他一把锋利的匕首，这是一把用毒药煮炼过的匕首，只要被它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刻气绝身亡。太子丹又派了个年仅13岁的勇士秦武阳，做荆轲的助手。
荆轲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送来了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十分高兴，就传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
到了秦国的朝堂上，荆轲从秦武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装了樊於期头颅的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里面果然装着樊於期的头颅。秦王政又叫荆轲把地图拿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事先卷在地图里的那把浸过毒的匕首就露了出来。
秦王政见了，惊呼。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里的匕首向秦王政的胸口刺去。
秦王政使劲挣断了那只袖子，便往外跑。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政一见跑不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在后面追，两个人在柱子的周围转起圈来。
过了一会儿，有个伺候秦王政的医官，急中生智，把手里的药袋向荆轲扔了过去。荆轲一闪身的工夫，秦王政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
这时候，侍从的武士一拥而上，杀死了荆轲。台阶下的勇士秦武阳也死在。了武士们的刀下。
十二生肖之谜
在我们中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或者称作相属。生在不同的年份，生肖是不同的。生肖一共有十二种，依次是吱吱叫的鼠、勤勤恳恳的牛、威风凛凛的虎、蹦蹦跳跳的兔、腾云驾雾的龙、令人害怕的蛇、喜欢奔跑的马、咩咩叫的羊、聪明淘气的猴、早起晨啼的鸡、忠于职守的狗、爱睡懒觉的猪。
人们借助生肖来计算年龄，有人还用生肖来推测一个人的脾气、性格。古时候，年轻人结婚还讲究生肖要般配，否则两个人在一起会不幸福。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但是生肖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推想。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起源的？这些动物的排列次序又是谁规定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的说法不一。有的人认为，生肖是华夏民族的纪年法与少数民族的纪年法相互融合的结晶。在中国古代殷商时期，祖先们发明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被称作天干的符号，以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符号，构成“干支纪年法”，用于纪年。而在我国疆域辽阔、人烟相对稀少的西部，北方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逐渐发展出以动物来纪年的方法。这种习俗我们可以在《宋史·吐蕃传》和清朝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找到文字记录。那么，华夏民族何时开始采用少数民族的动物纪年法？据说，到了汉代，由于匈奴单于归顺了大汉，匈奴人逐渐与中原百姓杂居，简单方便而且生动形象的动物纪年法便被人们采纳，配以十二地支，便产生了十二生肖，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也有人认为，十二生肖纯粹是汉民族创造的产物。他们认为中国古代部落向来有图腾崇拜的风俗，不同的部落信奉不同的动物。受这种习俗的影响，当我们的祖先观看星空中的各个星座时，便把它们联想成各种动物，并以此来给星座命名。这种做法也影响到纪年，人们把抽象的十二地支配以生动形象的动物名字，从而形成子鼠、丑牛、寅虎等十二生肖。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它体现了在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人们往往将动物视为自己的保护神这种现象。
与这两种说法完全不同的观点是，十二生肖不是产生于中国，而是从印度传入的。印度也有十二生肖，只不过没有老虎，而有狮子。有人认为这可能与中原不出产狮子有关，所以印度十二生肖中的狮子到了中国便被老虎所代替。印度的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发现十二生肖中的动物原来跟十二位印度的神将所骑的坐骑刚好一致，稍有出入的是坐骑中的金翅鸟到了生肖中改成了鸡，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金翅鸟的认识远没有对鸡熟悉。在佛经《大集经》中便记载了十二生肖轮流游行的有趣故事。印度是十二生肖的产生地，这似乎也有些道理。
看来要对“十二生肖是谁创造的”这个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定论还很难，至于十二生肖中为何要将狡猾的老鼠排在第一位，也是说法不一。
许多民间故事描写了动物们竞争十二生肖排位的传说。有个故事说，有次动物比赛本领，因为天帝要招十二个武艺高强的卫士，消息传开来，动物们纷纷报名，猫托老鼠报名，结果老鼠后来忘记了，十二生肖中就没有了猫，难怪现在猫成了老鼠的死对头，见了它便要咬。也有的说，老鼠比武时并不是第一名，牛才是跑在最前面的，但老鼠很聪明，悄悄地躲藏在牛的尾巴上，快到终点时，使劲一咬牛尾巴，牛疼痛时将尾巴一甩，老鼠便乘势跳到了前面，成为冠军。也有的说，比武最后剩下大象、鼠、牛等13位选手，鼠看大象在它前面，便钻进了它的长鼻子里捣乱，弄得大象又痛又痒，只好逃走了。。
这些传说更是给十二生肖的产生原因蒙上了种种神奇的色彩，看来在没有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之前，这还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
贴春联之谜
在中国过春节最为盛行也最具有诗情画意的应该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联了。春联是对联的一种，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过年时，各家的街门、屋门的门框上，都贴春联，门楣上还要贴“横批”。春联既可高悬在大雅之堂，又可张贴在茅屋之中，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联是从桃符演变来的，又称“桃版”。传说中黄帝时代，鬼国在度朔山上，那里有一棵枝干覆盖3000里的大桃树，黄帝的神官神茶、郁垒每到除夕都要在树下审问群鬼，把干坏事的鬼捆了喂白虎。所以古人认为桃木是五木之精，能制百鬼，从汉代起就有用桃木作魇胜之具的风习，以桃木作桃人，桃印、桃板、桃符等辟邪。最早的门神像是以桃木刻成的，后来改成桃木板或桃木条画神茶、郁垒画像，挂在两扇门上，称为“桃符”。后来人们为了方便书写开始在过年时写吉祥话于桃木板上，逐渐成为春联。但作为以文字形式表现的春联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众说纷纭，到现在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未解之谜。
一种说法认为春联的出现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提倡，因此春节贴春联的民俗应该是在明代开始盛行的。据史书上记载，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酷爱对联，不仅自己挥毫书写，还常常鼓励臣下书写。清代的陈云瞻在《簪云楼杂话》中记述道：“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有一年除夕，朱元璋兴致大发，传旨全国，不论是公卿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一副对联，以示普天同庆。第二天他悄悄微服出宫去，沿着大街边走边看，看见有一家的门上什么都没有，朱元璋便敲门进去，装作路人打听他们怎么敢违抗圣旨。主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得告诉他：“我家是阉猪为生的，自己根本不会写字，请人代笔别人又看不起我的身份不愿帮我写，实在是没办法啊。”朱元璋听后大笑，对主人说：“拿笔墨纸砚过来吧，我写一副对联送给你。保证不仅符合你的身份，还会奇巧幽默、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等对联写成后，围观的人都连声叫好。阉猪人也大喜过望。联上写着：“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后来有人认出了朱元璋，这件趣事传开了。以后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但是专家认为如果以此就说春联始于朱元璋的说法是很不准确。原因是历史记载，春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千千多年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从五代十国时就开始，到朱元璋的时候不过是很兴盛了。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是后蜀之主孟昶所写的，据《宋史·蜀世家》上记载着公元964年的除夕：蜀后主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流传开后才被认为是中国春联的来历。宋代过年写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在《宋史·五行志》、《梦梁录》、《癸辛杂识》等古籍中都有记载。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虽然春联的来历还是中国文化的末解之谜，但它代表了人们对新一年的期盼，在历史上留下了众多佳句“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等等，这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门神由来之谜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耍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每到岁末，家家户户都要请两张门神回家左右相对贴在自家大门上，门神大多面目狰狞，形状可怖，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把那些妖魔鬼怪阻挡在自己家门外，护佑家宅康宁。门神也因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成为民间最受信仰的神祗之一。那么门神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原型又从哪来呢？关于这些至今没有定论，主要有两种提法。
一种说门神来源于“桃人”。中国人认为桃树是“神树”、“仙木”，可以避邪驱鬼。桃木剑可以杀鬼，佩戴桃木符可以避邪，而在门上挂上桃木人也可以让大鬼小妖不能进家，《典术》中就有记载：“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着门以压邪，此仙木也。”而桃人最早就据说是两位神仙--神荼、郁垒的化身。他们生活在上古时代，是帮助黄帝管理鬼国的部将。他们住在东海的排都山上，山上有一株树干茂密得可以覆盖3000里的大神树。在神树的东北方有一座鬼门，门两旁一左一右各站神荼和郁垒，树下有一只凶猛的白虎。树顶上还站着一只金鸡，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第一个照在它身上，金鸡便放声啼叫，声音传遍神州，天下的雄鸡也会跟着啼叫，把夜间在人间游荡的孤魂野鬼吓回到鬼门里。神荼、郁垒在门两边监视着那些回来的鬼怪。每到年末岁尾，他们便会在桃树下会审诸鬼。一旦发现有那些在人间作怪的鬼怪，会马上把鬼怪喂白虎。因此，鬼怪最怕神荼、郁垒，哪怕是看见他们的画像、听见他们的名字都会马上逃走。所以人们便用桃木雕成两位神样挂在门边驱怪。而“金鸡”因为是司晨之灵，白虎是百兽之王，那些夜间活动的鬼怪都十分害怕他们。所以“帖画鸡户上”而使“百鬼畏之”，“画虎于门，么不敢入。”关于这种说法较早记载在《月令广义·正月令》上：“黄帝之时，神荼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于桃树下。令人画其像于桃板，列于门户，书其名于下。”
到了汉代，春节挂新桃木人形成风俗，县官们常在除夕之夜，在内门旁用草绳悬挂桃木雕人，门上画上老虎，以抵御所谓的凶鬼。后来桃木人慢慢发展到在纸上画像，也就成了门神画。到了宋代，雕版门神画在北宋首都的汴京出现。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所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建立唐朝搬人新宫殿时，半夜三更常听到卧室外面有扔砖头瓦片的声音，后来还听见有厉鬼哭喊嚎叫。唐太宗于是请了很多和尚和法师来为他布法场，烧香念经降服冤魂。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宫门外的鬼祟越闹越烈，弄得他寝食不安。一次上朝时，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大臣们。大将秦琼奏道：“臣生平杀个人就像切块瓜，收尸体像聚蚂蚁，还会怕鬼魅吗？我愿和尉迟恭全副武装站在宫门外把守，把那些鬼魂赶走！”李世民同意了。这天夜里秦叔宝、尉迟恭手拿玉斧，腰系钢鞭、弓箭，把守在唐太宗的卧室外，果然一个晚上都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后来唐太宗为了免除他们二人每晚守夜的辛劳，便请来画师画了他们二人的全身像，悬贴左右宫门上，那些冤鬼作祟的事从此都消失了。这件事传到民间后，人们纷纷沿袭了这个办法，把两位将军的画像也当了门神，在《西游记》中有记载：“他们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门尉，万古作门神。”他们也是民间流传得最广泛的。两个门神的神像样式也有很多，有坐的，有立的；有徒步的，有骑马的；有执金瓜的，有舞鞭的。后来，还有其他的武将的画像都被人们画成了武门神，如赵云、马超、薛仁贵、孟良、焦赞、杨延昭、穆桂英、岳飞等等数十种。也出现了文官演化出的文门神，大多穿一品朝服，或抱象牙笏板，或拿蝙蝠、马、宝瓶、鞍等吉祥器物。
门神的来历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但门神从其诞生之日起两千多年来，就傲立于千家万户的大门之上，抖尽了威风，至今不衰。
除夕放鞭炮之谜
每到春节，中国人都会燃放烟花爆竹来庆贺新的一年的来到，这就是王安石诗中说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除了喜庆之外，最早人们为什么要放爆竹呢？关于这个谜，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叫他“年”，年兽生活在深海里，长得獠牙利爪，性情很凶猛。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年兽就要从海里爬出来破坏庄稼，见人就吞，见屋就毁，令百姓们不能好好地过年。为了躲避它，人们只好在除夕之夜把老弱病残送到深山老林里避难，青壮年的男人们留在家里拿着大刀锄头，把门反锁着守卫家门。一年的除夕，人们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干粮包裹，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来到一个农家要水喝，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农户好心地告诉他关于年兽的事，让他赶紧和村里人一起逃到山里，老人微微一笑：“不用担心，让我来赶走那个孽畜吧！”众人都以为这个老人疯了，可是老人任凭村里人怎么劝都不听，他来到一个荒弃的破房子里，闭门不出。眼看天就要黑了，人们只好不再管他各自逃命去了。半夜，年兽又来到村里，村里一片漆黑，它四处闻嗅着人类的气味，沉重的脚步声使看家的人无不心惊胆战。这时，那间废弃的小屋里突然出现了强烈的灯火，年兽立刻调头扑向那里，它刚顶开门跑进院子，突然出现了一团大火伴着“啪啪”地爆响，年兽听到巨响、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好像受了重伤一样嗷嗷痛叫。人们闻声赶来，看见老人身穿红袍站在院子中大笑消失了，废屋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作响，屋内几根红蜡烛还发着余光。第二天，逃难的人回来听说这件事，都连连称奇。后来老人托梦给那个农家，说自己是天上的紫微星，他为了拯救人们，才决心消灭年兽。他已经用火球将年兽击倒后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了。消息传开后，人们都十分高兴。为了纪念这件事，每到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来庆祝这祥和平安的一年。
还有人认为鞭炮原来是人们用来避邪祛灾的，不少书已经有过详细介绍。而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西荒经》说的更加详细：西方的深山里有一种长得像人的鬼魅，面目狰狞，个子很矮，常常袒胸露臂在河里捕食小鱼小蟹，而且看到人也不害怕也不跑。看到山里有人露宿，他就在人们都睡着后，靠着火来取暖并烤食鱼虾吃，有时候还乘人不在偷人的盐，可是它跑得很快，人们也追不上，它还会使人得寒热病。人们根据它的叫声给它取名叫山臊。一次，一个猎人无意间用竹子点着火了，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山臊吓得只发抖，急忙逃窜去了。史学家认为：东方朔所提的恐怕只是一种动物而已，后代人以讹传讹，于是爆竹便具有了避邪怯灾的功能。《诗经·小雅·庭燎》篇中有“庭燎之光”的记载。所谓“庭燎”就是用竹竿之类制作的火炬，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后人根据这些描写附会出来的“爆竹”的由来。《荆楚岁时记》中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这段记载至少说明爆竹在古代是一种驱瘟逐邪的音响工具，这就使得燃放爆竹的习俗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比较科学的看法是，在唐朝初年，由于战乱四起，死去的人很多，造成了民间瘟疫四起。有个很聪明叫李田的人，他想到烧火放烟可以祛除灾害，于是尝试把硝石装在竹筒里点燃，结果发出震天的巨响，还产生了浓烈的烟雾，他的家人都没有生病。于是人们纷纷学习这种做法，结果驱散了那些病毒，制止了疫病流行。这便是爆竹的最早雏形。后来，道家炼丹，出现了把硝石、硫黄和木炭按一定比例混合的可以控制的火药，人们将火药填充在竹筒内燃烧，_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爆仗”。到了宋代，纸的运用已经普及了，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茎裹火药编成串做成“编炮”(即鞭炮)。炸开后响声贯耳，纸屑飞扬，火药香四溢，于是爆竹又叫“爆仗”。又因为它的声音清脆得象抽鞭子的声音，所以也叫“鞭炮”。在“鞭炮”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各种花炮乃至烟花关于上述爆竹的演变过程，《通俗编排优》写得很明白：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日“爆竹”。此外，爆竹的功能也由避邪驱鬼完全转变为节日的吉祥、热闹、喜庆和欢乐。王安石诗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爆竹成为老百姓们庆贺新禧的工具。
到了明清的时候，讲究礼仪的中国人还规定放爆竹的许多讲究。按燃放的时间，分为“关门爆竹”和“开门爆竹”。除夕年三十晚上祭完祖宗和已去世的父母之后，全家关上门团圆饭的时候，要放“关门爆竹”，一般放一到三挂鞭炮，这挂炮的意思是将旧的一年的所有不愉快都送走，然后一家人就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一直守岁到新年的钟声敲响。大年初一早上一开门的时候或出去拜年的时候就要放“开门爆竹”，又叫“开财门”，一般放一挂鞭炮。寓意是新的一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如果不放炮就出门去是一种很不吉利的做法。
鞭炮的来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有待考证。
端午节吃粽子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庆贺，有句民谣是这样说的：“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描述的就是那天的种种情景，各家各户要包粽子，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给小孩涂雄黄，尤其是盛大的龙舟竞赛，选手们随着隆隆的鼓声，奋力向前划，河的两岸人们高叫若呼喊喝彩，十分精彩。
但是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历来很多争执，归纳起来，大致有“纪念屈原说”、“黄巢起义说”、“恶月恶日驱避说”、“龙的节日说”这几种说法。
“纪念屈原说”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他思想高洁，一心想振奋祖国。当时楚国被秦国打败了，国力一蹶不振，连国王楚怀。王都被押在秦国达一年多后死在异乡。屈原十分气愤，他劝楚顷襄王要励精图治，亲贤人远小人，操练兵马，使楚国强大起来。可是他这种抱负却招来了令尹子兰和靳尚等奸臣的仇视，他们在楚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听信这些谣传，把屈原流放到湘南去了。屈原到了湘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边徘徊，他满怀悲愤，感到有生之年再难救国救民了，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自尽了。楚国的人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赶到江边来想打捞他的身体，但都找不到。为了不让水中的鱼虾把屈原的身体吃掉，他们就在江上划着龙舟、敲锣打鼓，希望能将鱼虾赶跑；还用粽叶包米饭，做成粽子，投到江喂给鱼虾吃，希望屈原的身体不要受到伤害。据说这就是划龙舟、包粽子的由来。端午节又因此被叫做“诗人节”。然而，许多盛行于世的端午习俗的历史却比屈原的传说还要悠久。有学者据此推测，端午节或许另有起源。
“黄巢起义说”又有另一种说法。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血流成河。百姓们四处逃难，有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在邓州城外驻扎休息，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见一个妇人背包赶路，一手拉一个孩子，表情很慌张。黄巢感到很奇怪，就问她出了什么事情。那妇人赶紧告诉他关于黄巢军队的传闻，让他快些去逃命，黄巢听后，就对她说：你不必担心，回家把菖蒲和艾草插在门上，就不会被乱兵伤害了。那个妇人回去后将消息广为传播，家家户户都挂起了菖蒲和艾草。五月五日那天，信守诺言的黄巢攻入城后果然没有伤害那些百姓。为了纪念这件事，人们于是每年都在端午这天挂菖蒲艾草过起了端午节。
持“恶月恶日驱避说”的人则认为端午节源于对恶日的禁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这天是恶日，是普遍现象。根据《史记》中的记载，孟尝君田文就是生在五月初五，他的妈妈认为这天生的孩子要使父亲受灾，让家人把他扔在荒山野地里。东汉的《风俗通义》也有“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的说法。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他的祖父就给他起名叫“镇恶”。宋徽宗赵佶从小寄养在宫外，也是因为他是那天生的。而且端午时值农历五月，正是仲夏疫病流行的季节，俗称“恶月”所以《大戴礼》上说：沐浴啊，就是要去除毒气。所以到现在，在端午节要插菖蒲艾叶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来避疫，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龙的节日说”主要是由闻一多先生所提出。在他的文章《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中写到：端午节最重要的两项活动--竞渡和吃粽子，都和龙有关。他还引了吴均的《续齐谐记》中的话作为证明：屈原死后，楚人常将竹筒里倒上米投入水中来祭祀他。一次有人在河中看到自称是屈原的人，并说人们祭祀的东西常常被蛟龙吃了，希望能用树叶包米并系上丝带来吓退蛟龙。竞渡与古代吴越地方的关系很深，当时吴越百姓还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
此外，还有“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夏至节说”等等各种说法，但都没有压倒性的证据。端午节带着未解的来历被人们世世代代的传承着。
古代撞钟要敲108下之谜
撞钟是中国各大寺庙的传统习俗。颇为奇怪的是，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虽然撞钟的节奏和韵律不尽相同，但是敲击的数目都是108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统一的数目呢？108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和象征意义呢？当我们流连在古老的庙宇旁，听着寺庙内传来的浑厚有力的钟声时，难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早就有人作过探讨。
第一种说法是由明朝一位叫郎瑛的学者提出的，他认为108下的钟声暗示着一年的光阴，是时间的象征。郎瑛在一本名叫《七修类稿》的书中解释道：“盖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正得此数。”也就是说，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个候(5天为一候)，三种不同的表示年的数目加在一起刚好是108。
据说除夕钟声便是由此而来的。每当除夕夜，全国各地的寺庙往往在子夜将要来临的时候，敲响代表吉祥幸福的钟声，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风俗据传是唐朝寒山寺的一位得道高僧性空大师开创的，他在每年除夕夜接近午夜时分，亲自上钟楼敲钟，每次不紧不慢地刚好都用20分钟的时间敲完108下，这最后一下正是午夜与凌晨交接的时候，也是新旧一年更替的一瞬间。108下的钟声正预示着旧的一年的流逝，新的一年的开端。有幸听到这除夕夜钟声的人被认为会在新年交上好运气，身体安康，事事如意。难怪时至今日，每到除夕夜，男女老少都纷拥到各地的寺庙，等待新年钟声的响起。
清代一个叫麟庆的人认为，钟敲击108下，主要是出于佛家自身修行的需要。他在《鸿雪因缘图记》中说，钟声的数量“取法念珠，意在收心人定”，即钟的撞击数目主要是依据佛珠的数目确定的，佛珠上缀着108颗珠子，所以打击的数字也就是108下。手摸佛珠，口中念经文，可以使出家人忘记人间的纷扰，全神贯注地修行，同时洪亮有节奏的钟声也可以提醒出家人不要忘了对自身的修炼。佛珠与钟声便具有了相同的含义。
这两种说法，我们很难说哪种是正确的，哪种是错误的。要找出充足的理由来说清这个问题，看来还需要更多的探索，这就像悠远空灵的钟声，听着真切，要悟透其中的涵义尚需动一番脑筋一样。
华佗是不是开腹手术的创始人之谜
华佗是我国古代着名的医生。传说，三国的时候，关云长中了毒箭，请华佗来医治。华佗仔细诊断了病情后，认为箭毒已深入肌骨，如不及时疗伤，会危及性命。但是中毒如此之深，用药很难奏效，该怎么办呢？华佗当机立断，割开关云长的肌肉，直入骨质，刮骨疗伤。关云长强忍着剧痛，听着霍霍作响的刮骨声，却面不改色地继续与人下棋。医术高明的华佗终于治好了关云长的箭伤，救了他的命。
其实，刮骨疗伤已经属于外科手术范围了。现在医生进行外科手术前，都要施以麻醉药剂，以减轻病人的疼痛。麻醉药最早的发明者其实就是华佗。当时华佗把麻醉药叫做麻沸散。传说，华佗当时已用麻沸散为病人做开腹手术。据古书记载，华佗如果遇到病人病症郁结在腹腔内，针药无法达到的时候，就会先让病人用药酒服下麻沸散，使其浑身麻醉，失去知觉，然后用刀割除污秽，再缝合皮肉，敷上神奇的药膏。病人一般四五天之内伤口就会愈合。
如果古书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华佗就是全世界首创开腹手术的医生了、这是真的吗？
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现代着名学者陈寅恪曾经说过：打开腹腔之后，几日内便能症愈的事儿只会发生在医学高度发达的现代，在当时恐怕很难做到。他认为，传说中的华佗剖腹手术很可能来自流传于民间的印度神话。印度古代经书曾经记载，印度古代有一位名叫“耆域”的“神医”，会劈开脑袋“除虫”或剖开肚皮“扭转肝脏”。印度神话随印度佛教流传到中国，神话中的耆域做开腹手术就变成了华佗做开腹手术了。
也有人认为耆域是现实中的人物，他精通解剖学，能治疗人体脏腑中的各种疾患。而耆域的生活年代要比华佗早，因而并不是华佗首创了开腹手术。
另一些人则认为华佗首创开腹手术的史料记载是真实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所谓印度古代“神医”只是神话中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印度真正的医学科学着作--《苏色卢多》，其中确实有不少外科方面的知识，但是此书的成书时间却比华佗生活的年代晚三百多年；其二，麻醉是行使剖腹手术的一个前提，而华佗恰恰是世界上中药麻醉剂--麻沸散的第一个发明者；其三，从《周礼》一书开始，就有了有关外科手术的记载，因此到了华佗生活的时代完全可能已积累起丰富的外科手术经验。
华佗是否首创了开腹手术，现在还很难下定论，它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船棺葬之谜
船棺葬是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主要是福建、江西的武夷山区)的一种古老的葬俗，其基本特征就是把死者遗体放进形状似船的棺材里，再行安葬。安葬船棺的方式，又有悬挂岩洞、架在树中和埋入土中之分。迄今所发现年代最早的船棺，是从武夷山观音岩和白岩上取下的两具棺木，均用完整的楠木刳成，和现在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基本相同。经碳素测定，两具棺材的制作时间距今3500年以上，约夏商时代；也有人估计是商周时代。用为土葬葬具的船棺，大多从四川地区出土，一般呈独木舟形状，年代最早者不超过战国中期，距今约2500年左右。由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自古以来，我国南方许多民族都有以船为棺的习俗，上述考古成果不仅印证了文献记录，而且为研究这种葬具和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古人为何以船为棺？这种习俗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寓于这种习俗中的观念是什么？这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谜团。
牧野大战究竟发生在哪里
发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大战，是周灭商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周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姬姓部落。到第十五世先王周文王时，周已经成为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那时候正是商纣统治时期。
商纣荒淫残暴，沉溺于美女酒色，不理朝政，却又喜欢发动武力战争，于是造成了整个国家民生疾苦，商朝统治摇摇欲坠。周文王这时也被商纣囚禁。获释返国后，与姜尚等人秘密策划以周代商的策略，决定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暗中则整顿政治和军事以扩大势力。文王死时，已是“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文王的儿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周武王。武王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愿意从周伐商、自动而来的诸侯达八百之多。两年后，商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的分裂，商纣听信谗言，杀死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微子．逃到别的国家，商朝分崩离析，纣已经无法再维持他的统治了。周武王认为攻打商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领兵车三百辆，虎贲(周王的近卫军)3000人、甲士45000人，联合了庸、蜀、羌、卢、彭、濮等方国部落，向东讨伐商纣。当武王率领大军从盟津渡过黄河，到达距离国都朝歌仅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时，商朝的军队主力还在东南战场，一时难以调回。纣王只好把大批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俘匆忙武装起来，驱上牧野战场。商朝军队虽然有70万人之多，但军士都十分痛恨商纣，根本无心与周军作战，于是就在前线倒戈，引导周军，进攻商纣。当夜，商纣见大势已去，就在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商朝百姓都立于朝歌郊外以迎武王，武王在群臣拥下率军进入商都。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牧野大战。
古籍上关于牧野大战的记载很多。《诗·大雅·大明》第七章、第八章歌咏了牧野大战的壮阔和浩大。那么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所谓“牧野大战”的“牧野”，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历来学者对此说法并不一致。
古文献上关于牧野的位置也有很多记载，《尚书·牧誓》孔安国作的传说：“牧野，纣近郊30里地名牧”，许慎《说文解字》说：“坶，朝歌南七十犁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许慎所说的坶也就是牧，这两个字在许慎的年代是通用的。《通典·州郡》：“郊野之地，即纣都近郊30里即此也”。这些记载，都没有明确指出牧野的具体所在，只是指出了它的大体方位。这就导致了后人对牧野具体所在的推测与争论。
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牧野在‘河南汲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并且补充说“距朝歌只差70里”；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却说“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北”。总起来说，关于“牧野”的位置，一说即汲县，一说在汲县北，一说在淇县南70里。他们的说法，都有自己的依据。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孙作云在《商周之际的“牧野大战”的“牧野”在哪里》一文中认为，牧野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牧野”包括河南地界中的黄河以北，北及辉县一带的地方。这一片区域在商代曾是牧区，所以人们称为“牧野”：狭义的“牧野”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到汲县一带，直到今天河南新乡城北仍有一个村庄叫“牧野村”，今天的河南师范大学就坐落在这，这里很可能就是古代牧野地名的遗留。范毓周同志的《牧野考》也认为“牧野”就是“今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不过他认为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古为牧邑，“而武王伐纣，誓师及陈兵之处的牧野，则为牧邑之郊野，约在今新乡以北靠近淇县附近的一个比较开阔的地带”。这就是说，“牧野之战”不是在牧村(牧野村)展开的，而是在牧野村以北靠近淇县附近展开的。
80年代也有学者提出，“牧野”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应该是一个泛称的方位名称。人们所说的“牧野”应该是商朝都城周围区域的泛称。《尔雅·释地》曾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因此，他认为《尚书·牧誓》中的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应该读谓“朝至于商郊、牧、野”。郊、牧、野指的是商朝国都外的四周，是由近及远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不是具体的地名。宋人夏撰在他写的《尚书详解》中曾明确地指出“牧野乃凡郊外之统名。”
所有的这些说法，只是今人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而得出的种种推测，牧野大战究竟发生在哪里呢？我们仍旧难以作出定论。
扶桑是植物名还是国名
听说过“扶桑”花吗？它又名朱槿牡丹，据古书记载，扶桑生自东海日出之处，其叶如桑。而且两棵树往往同根偶生相依倚，所以得名扶桑。扶桑花红形美，如木槿花，其花朝开暮落，而叫日及。可能有人会问：扶桑不是指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吗？也有人指出，扶桑根本不是指日本，而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到底是一种植物还是一个国名呢？还是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指的又是哪个国家呢？
其实，“扶桑”一词最早出自屈原的《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后来汉代王逸为《离骚》作注时对“扶桑”做了解释，他认为扶桑是一种树，而且非常神奇，“扶桑神木，日所出”。看来，他继承了古代的传说，把扶桑当作神话中与太阳所出地有关的树名，是一棵日出其间的东方大树，这样，便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一扶桑树上悬着数个太阳或数只太阳鸟。此后，日出扶桑又被引申为东方扶桑，不再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只看作是东方的一棵神树。但由于扶桑与东方联系在一起，经过后人一再引申，就使“扶桑”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名词而众说纷纭。
扶桑是什么？今一般认为是传说中的神木。
《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上有扶木，柱300里，其叶如芥，有谷，日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的《海外东经》、《大荒东经》讲的主要是美洲汤谷，朝阳谷，温源谷，大壑是一地多名，真有这样的地方吗？当然有！就在墨西哥，正如名称所示，汤谷、温源谷突出了“热水”的事实，而其成因为岩溶地形。扶桑又叫扶木，并未说明一定是桑树。有人说扶桑是龙舌兰，它的确在墨西哥广为分布。李时珍说是木槿别种，又名朱槿。然而结合扶桑文化选择，唯有桧树当之。
扶桑与太阳的联系是观测太阳时建立起来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是说“十日”(十天干)依次经过，与羲和生十日相合。“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是太阳从东方(汤谷，扶桑)升起，到西方(禺谷，若木)落下，夜在归墟沐浴，太阳虽是同一个但已是又一天。“皆载于乌”与“禺谷”之观念来自炎帝族，仰韶文化陶器上就已有太阳中的鸟的图案，朱雀、朱鸟为炎帝族的观念。《淮南子》说“日中有鸟”，即三足鸟。《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夸父作为太阳崇拜最登峰造极的象征，而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位炎帝的业绩。禺谷之名得自“禺”--夸父(猴)图腾，当然不一定是从帝榆罔开始，很可能在他之前很久就已有了。《淮南子》：“若木在建成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因为若木是日落之地，十日全在下。因此，扶桑在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
权威人士认为扶桑指的是日本，比如着名的《辞海》对“扶桑”一词的释义其中有一条就是：按其方位，约相当于日本，故后相沿用为日本的代称。主要根据是古书记载日本曾称自己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的皇帝是“日没处天子”，这样日出期间的东方大树扶桑就一定指的是日本。
但有人认为扶桑指的是墨西哥，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举出了考古证据：18、19世纪美洲大陆考古出土了许多文物，像碑刻、带有象形文字的陶器，还有古钱等等，这些出土的文物经过专家的仔细比较，发现这些遥远的美洲大陆上的古代遗物竟然与古代中国的文物有着惊人的相似。早在1761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1872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它到处生长，高达36尺。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8英尺，重20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
墨西哥是不是传说中的扶桑国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人大胆地提出：日本不是传说中的扶桑国。证据是：首先，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其次，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样计算下来，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30000多里，比日本远得多了。
扶桑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国家？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一代代流传下去。
罗布泊是否会移动
着名的罗布泊地区是我国古代沟通东西方文化“丝绸之路”的要道，在我国古代史上享有盛名。在《汉书》中它曾是“广袤三百里”的“蒲昌海”，也就是消逝的古楼兰王国的所在地。它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是我国着名的咸水变迁湖，因为曾发生过很多离奇的事件，而被人们称为“神秘之地”。
据史书记载，罗布泊曾经是新疆南部一个最大的淡水湖泊。在历史上，它曾接纳从塔里木盆地流来的“众河之水”：西部主要有塔里木河、孔雀河和车尔臣河；东部主要有甘肃的疏勒河。所以，蒙古语称它为“罗布诺尔”，意思是“汇人多水之湖”。但是后来由于塔里木河多次改道以及气候的变化，罗布泊水量的补给不断变化，因而湖泊的面积也相应地有过多次改变，或大或小。
那时，由于通商的需要，很多来往的商旅、游客都必须要穿过这个险恶地区，他们常常因为饥渴难耐、酷热当头而葬身于茫茫沙漠之中，因此罗布泊获此盛名，被人们称为“死亡之地”。相传我国唐朝着名的玄奘法师(也就是唐三藏)去印度取经时，也曾走过这样一段路程。据说，他到了瓜州(今天甘肃敦煌)，跟随他的几个人在听到人们对罗布泊的介绍后，都不敢继续西进了。于是，只剩玄奘一个人牵着别人赠送的一匹老马，义无反顾地走进这个可怕的地区。后来，在茫茫无际的大沙漠中，他苦熬了几天几夜，而且还迷失了方向，在布满盐层的湖底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出路，眼看干渴得就要一命呜呼了，幸亏那匹老马把他驮到一个有泉水的地方，才能死里逃生，最终取得真经。从此的世世代代，不知罗布泊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直至近代，很多中外探险者们也葬身在这里。1981年6月，我国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来罗布泊地区考察时，由于中途断水，他为了节省开支，不用飞机空运淡水，只身一人冒险寻找泉水，不幸牺牲在罗布泊附近的茫茫沙漠中。后来我国的着名探险家余纯顺也走入罗布泊中，未能出来。至于这二人到底在哪里失踪，现在还是未知数。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千里迢迢来到我国的罗布泊考察，从沙漠南部进入该地区，途中死了3个帮手、7峰骆驼，他本人是死里逃生，只穿一条裤子狼狈不堪地爬到和田河畔，被当地农民救了性命。他经历了罗布泊的危险，拣了一条命回国，写了《长征记》一书，记述了那次去罗布泊的可怕经历。一年后，他语出惊人，向世界宣布罗布泊是一个会移动的湖。从此以后，神奇的罗布泊究竟是否会移动，引来了一百年来的争论不休。斯文·赫定认为，罗布泊是按照一定的时间规律，在塔里木盆地湖区间来回游移的。而当时的喀拉和顺湖就是南移的罗布泊。他认为移动的原因主要是由气候的周期性吹蚀，导致了罗布泊的来回移动。
之后，很多科学家也就成为了这一理论的追随者。1906年，美国人艾·亨丁顿提出了“盈亏湖”的理论；1931年，我国学者陈宗器也提出了“交替湖”的观点；1953年和1955年，两位苏联学者先后发表论文论证罗布泊是个游移湖，1992年，我国学者奚国金提出，罗布泊的特征就是游移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论证了“罗布泊是游移湖”这一观点，罗布泊会移动，似乎成为了一个定论。
然而，一百年来，罗布泊是否会移动，还是没有能够说服所有人，认为罗布泊不是个游移湖的观点也有拥护者。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相继从不同侧面论证了“罗布泊不是游移湖”。后来，中科院罗布泊环境科考队在对罗布泊地区进行综合地质考察中发现了罗布泊不是游移湖的直接证据。考察队队长方小敏说：“如果罗布泊要是游移的话，湖水干涸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沉积物就会产生间断。现在我们从钻孔里没有发现这种间断的存在，那么至少从沉积物里面来推断，这种游移湖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实地考察，证实了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和集流区，那么湖水就不会倒流，短期内湖底地形不会剧烈变化，而且罗布泊长期是塔里木盆地的汇水中心。所以说，游移说是不切实际的推断，只是对塔里木盆地中曾出现的与罗布泊临近的其他湖泊的地理错觉，而并非真正的“移动”。
罗布泊究竟会不会移动，中外学者的观点不一，罗布泊依然还是个神秘的危险之地，这个“移动”之谜也就成了科学家、探险家继续要争论的问题了。
中医针灸术之谜
稍微有点中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有一种叫针灸的治病方法。针灸讲究对准穴位下针。穴位呢？指的是人身上一些有特殊感觉的点。医生用银针刺你的某个穴位，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些相应的感觉。我们身上有700多个这种点，它们各司其职、互不相犯，针刺进穴位之后，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酸、麻、胀等，这些感觉就好像沿着一定的路线在行进。这些路线在中医里叫做“经络”，历史上和现实中被针灸治好疾病的人很多。中医理论认为经络分布在人的全身，包括各器官、皮肤及筋肉，就好像一个大的交通系统一样；而穴位只是经络上的一部分，它们处于这个大交通系统的诸多十字路口上。可实际上，经络和穴位是无形的。它们不同于血管和神经，可以凭借解剖学清晰可见，于是要用现代医学理论来理解它，还得按照另一番原理来做一通理性的梳理。
针灸的起源首先从针灸术的起源来看：因为考古发现了很多用来戳皮肤的磨制石器，于是人们把针灸术的起源追溯到了石器时代。大概那个时候的古人已经发现用尖头的工具戳身上某个地方，会令一些病痛减轻，所以才磨制了这么多尖锐的石器吧。中国古代有很多针灸治病救人的故事，最着名的莫过于扁鹊给误以为已死的虢国太子进行针灸，让他起死复生并见识了自己的葬礼的传奇。那么，这些神奇的银针、穴位及经络到底有没有被现代医学所解释清楚呢？
针灸的奥秘
通过各种实验，现代医学发现人体穴位大多和神经系统有关，很多穴位的深层就有神经束。另外，它和血管、淋巴管、肌肉等组织也有着密切联系。西医术语中的触发点、运动点等概念跟穴位都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看来要用西医理论来给穴位做一个命名还是件难事，经络也曾被认为和神经有关，可又有人证实经络传感路线和神经走向不一样。于是有学者指出：经络的实质只是大脑皮层感觉中枢的一种反射，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路径。这一下子就否定了几千年来传统中医对经络的研究和认识，于是遭到了传统中医的反对，这种说法并不足以服人，而中医理论要保护自己的观点也需要积极寻找证据来反驳。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等待真相需要的是时间。
古代麻醉药之谜
古代名医华佗曾创制麻沸散，并成功地用之于外科大手术中。《三国志》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腹部手术记录，实在令我们引以为自豪。试想，不必做脊椎穿刺，只要口服一些药就可以达到全身麻醉，施行手术，多么舒适和方便。即使用现代医学的眼光看，这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麻醉方法。而中国在1800年前就已经做到了，其关键就是有了麻沸散这种功效神奇的麻醉药！那么麻沸散究竟是什么药呢？因为史料缺乏，详情不可确知，便成了千古之谜。后世医家、史家对此多有议论，疑问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到底有无此药？如果有，那它的配方是怎样构成的？麻沸散真的存在吗
后世有些人认为，麻沸散可能属于子虚乌有一类。因为《三国志》不是医书，而当时的医家，尤其是与华佗同时的另一位名医张仲景的着作中也没有关于麻沸散的记载。但是更多的人认为：麻沸散确有其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麻醉药的国家。《列子·汤问》记载，早在战国时代扁鹊就使用过麻醉药。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公认是比《内经》还要早的作品，里面已提到用刀割治内痔，外敷以药的手术。由此发展到数百年后的三国时代，华佗能达到那样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陈寿着《三国志》素称取材严谨，且时距华佗去世不过六七十年，所述华佗事迹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麻沸散的组成
说到麻沸散的构成，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先看与华佗同时的医家的记载。张仲景的着作中不载麻沸散，只提到“麻沸汤”。这里“麻沸”二字，是“如乱麻而沸涌”的意思。所谓麻沸汤在当时是一种热汤的名称，和麻沸散似无关系。华佗的学生吴普，长于药物学，有书《吴普本草》，已失传，从后人引用该书的内容中，未见提到麻沸散。宋时有人认为麻沸散可能由曼陀罗等构成。李攸《宋朝史实》载：“置曼陀罗花酒中，既昏醉……尽擒杀之。”大约宋人用曼陀罗或其花酒中充麻醉剂，是较普遍的。以后元代名医危亦林也常用曼陀罗花做麻醉药。另一说，据近人着作《后汉书华佗传补注》记载：“麻沸散方：差别踯躅、当归、茉莉花根、石菖蒲。”书中未指明此方的出处，但一般认为此方来自清代赵学敏的《串雅内编》中间的“换皮麻药”。至于此方究竟是否符合麻沸散原方，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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