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为“追念刘士志先生”,本书编者改为此标题。
于今将近四十年了,然而每每和几位中学老同学相聚处时,还不免要追念到当时的监督——即今日之所谓校长——刘士志先生。
至今我记忆犹新的,还是和刘先生初次见面的那一幕。时为光绪三十四年,我刚由华阳中学戊班,为了一个同班学生受欺侮,不惜大骂了丁班一个姓盛的学生一顿,而受了监督陆绎之、教务冯剑平不公道的降学处分——即是将我由华阳中学降到华阳小学去——我愤然自行退学出来,到暑假中去投考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丁班时,因了报名的太多,试场容不下,刘先生乃不能不在考试之前,作为一度甄别的面试,分批接见的那一幕。
刘先生是时不过三十多岁,个儿很矮小,看上去绝不会比我高大。身上一件黄葛布长衫,袖口不算太小,衣领也不太高,以当时的款式而论,不算老,也不算新。脑瓜子是圆的,脸蛋子也近乎圆,只下颏微尖。薄薄的嘴唇上,有十几二十茎看不十分清楚的虾米胡,眉骨突起,眉毛也并不浓密。脑顶上的头发,已渐渐在脱落。光看穿着和样子,那就不如华阳中学的监督与教务远矣!他们不但衣履华贵,而且气派也十足。刘先生,只能算一位刚刚进城的乡学究罢了!不过在第二瞥上,你就懂得刘先生之所以异乎凡众的地方,端在他那一双清明、正直、以及严而不厉,威而不猛的眼光上。
其时,刘先生坐在一张铺有白布的长桌的横头,被接见的学生,一批一批的分坐两边。各人面前一张自己填写好的履历单子。刘先生依次取过履历单,先将他那逼人的眼光,把你注视一阵,然后或多或少问你几句话;要你投考哩,履历单子便收下,不哩,便退还你。有好些因为年龄大了点,被甄别掉了。有一位,好像是来见官府的乡绅,漂亮的春罗长衫,漂亮的铁线纱马褂不计外,捏在手上的,还有一副刚卸下的墨晶眼镜,还有一柄时兴的朝扇,松三把搭丝绦的发辫,不但梳得溜光,而且脑顶上还蓄有寸半长一道笔伸的流海。刘先生甚至连履历单子都不取阅,便和蔼的向他笑说:“老哥尽可去投考绅班法政学堂。”这乡绅倒认真地说:“那面,我没有熟人。”
“我兄弟可以当介绍人的。”就这样,在初试时,还是占了四个讲堂。到复试结果,丁班正取四十名,备取六名。就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要数我了,是十七岁。其次如魏崇元(乾初)虽与我同岁,但月份较小。在榜上考取第一名,入学即提升到丙班,第二学期又升到乙班的李言蹊,或许比我大点。而顶年轻的如魏嗣銮(时珍)、谢盛钦、刘茂华、白敦庸、黄炳奎(幼甫,此人有数学天才,可惜早死。绰号叫老弟。)杨荫’(樾林)等,则为十三岁。周焯(朗轩,民国元年后改名无,改字太玄而以字行)虽然块头大些,其实也只十三岁。如以籍贯而言,倒是近水楼台的华阳县籍,只有两个人,我之外,第二个为胡嘉铨(选之);成人说成都盜都县籍仅一个人雍克元。
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是光绪三十三年秋季开办的,第一任监督为徐子休(后来通称徐休老,又称霁园先生),招考的甲乙两班学生,大抵以成都、华阳两县籍居多,而大抵又以当时一般名士绅以及游宦世族的子弟为不少,个个聪明华贵,风致翩翩。丙班学生是光绪三十四年春季招考的,刘先生已经当了监督,如以丁班学生为例,可以知道丙班学生也大抵外州县人居多,也大抵山野气要重些。刘先生对于甲、乙班学生的看法,起初的确不免怀有一种偏见——虽然他的儿子也在乙班肄业,总认为城市子弟难免近乎浮嚣,近乎油滑,所以每每训诫丙、丁班学生,一开头必曰:“诸君来自田间……”刘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在高等学堂那方面,大概也无二致,就我们这方面言,的确是光明、公正、热忱、谨严。学生有一善可纪,一长足称,总是随时挂在口上。大概顶喜欢的还是踏实而拙于言词的学生。至今我们犹然记得刘先生常常嗟叹说:“丙班之萧云,丁班之胡助(少襄,是时也才十三岁)吾深佩服!”(胡助后来在陆绎之代理监督时,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小事,因要拿几个学生来示威,遂没缘没故的同别的五个学生,一齐被悬牌斥退。大家都知道胡助是着了冤枉的好人,陆绎之之所以未能蝉联下去,大概于这件错误的处分上,也略有关系,因为学生们不太服了。)但是一般桀骜不驯,动辄犯规的学生,刘先生也一样的喜欢。这里,我且举几个例。
先说我自己。我是刘先生认为浮嚣、油滑的城市子弟之一,而且又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安分,曾被华阳中学处分过的学生,(大概是陆绎之告知的。那时,陆正任丁班的经学教习——教《左传》,虽然是寻行数墨的教法,但对于今古地域的印证,却有见地。)于头一次上讲堂时,就望见了我,并立刻走到我的座位前,察看我的名字。我曾大不恭敬的回说:“还是这个名字,并没有改。”而且后来在斥退胡助的那事件时,他到丙班讲堂训话,头一名是点着我,大言曰:“这一回可没你在罢?”后来,尚起过两度纠纷,不在题内,可不必博引它了。平常到夜间巡视自习室,在我书案前勾留的时间,必较多些,问这样,问那样,还要翻翻抄本,查询一下所看的书,整整一学期,都如此。大概后来看见我被记的小过多了,从记过的行为上,看出了我并不怎么坏罢,方对我起了好感。直到有寻行数墨:只是咬文嚼字,并不说明道理。《明儒学案》郝楚望《四书摄提》:“博士家终日寻行数墨,灵知蒙闭。”一次,因我和张新治(春如)开玩笑,互相发散四六文传单,彼此讥骂。而我用的是自己发明的复写纸,发得多些,因才被监学无意间查获了两张;正遇刘先生照例在空坝上公开教训学生时,他立即告发前去。于是把洪垂庸(秉忠)和人骂架的案子一结,立刻就点到李家祥这一案。
李家祥的过失太大,当然从头教训到脚,从小演说到大,其后论到本题:“看语气,自然是在对骂。那吗,张新治也不对,张新治呢?站过来!”张新治站过来了。一件蓝洋布长衫满是油渍墨渍,而且从腰到衩三个纽扣,都宣告脱离。刘先生于是话头一转,从衣冠不整,则学不固,一直发挥到名士乃无用之物。然后才徐徐问到正案。张新治是绝口否认他也发过传单。取证到我时,且故意说:“两个人共犯,处分要轻些的。”但我决意不牵引张新治在内,并且概乎其言的顶回去道:“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不要人分过。请你处分我一个人好了。”刘先生微微笑了笑:“那没别的说头,记两大过。”教务在旁边说:“李家祥,我记得已记了十一个小过,倘再记二大过,就应该斥退的。”刘先生不借思索的道:“那吗,暂时记一大过五小过再说。”大过,小过的确记了。但刘先生从此就不再把李家祥当做一个浮嚣而油滑的城市子弟。
其次一件事,在当时实算是学堂内政上一件大事,若交给任何监督来办——自然更不要说陆绎之——当然无二无疑的挂牌斥退。而且风闻其他学堂,的确是照这样办法办的。
事情是两个年轻的学生,不知利害的犯了一件小孩子处在一处时所难免的不好行为。不知怎样,忽然被丙班三个学生义愤填胸的认为太不道德,太有关风化了;并认为刘先生不声不响的处理为不当。于是,挺身而出,扛着一面无形的正义大旗,攻向监督室里,要求解决,虽不肆诸市朝,亦应明白逐出学宫,与众弃之。否则,人欲横流,国家兴亡都似乎有点那个。
无形的正义大旗一举,不但那两个将被作为祭旗的牺牲骇得打抖,便是我们一般并非讲仁义说道德的学生,想到刘先生之嫉恶如仇,之行端表正,之烈火般的脾气,究不知将因这面旗子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而爆发出来的,是怎样的一种可怕动作?然而才真正的不然,在星期六夜间,经刘先生出乎意外的,心平气和而且极尽情理的一解释,这旗子似乎就有点飘摇起来。刘先生谈话的大意是:小孩子不知道利害的胡涂行为,应该予以教训,使其明白这是不好的,并且有损于他们自己。但先要保存他们的耻,然后他们才能革。所以我们只能不动声色,慢慢指教,而绝不应该大鼓大擂,闹到人人皆晓,个个皆知。这样,他们一时的过失,岂不因为我们的不慎,而成为终身之玷,而弄到不能在社会上出头?不但损及他们的家庭声誉,甚而还可损及他们的子孙,这关系难道还小了吗?有许多人都是因了一点不要紧的小过,即因被多数的好人火上加油,弄到犯过者虽欲悔改而不能,因就被社会所指责,懦弱的只好终生受气,强梁的便逼上了梁山。这还说是真正犯了过的。至于某某两人的过失,尚未如你们所说的之甚,不过行为之间,有其可疑之点而已。我们从种种方面着想,只能好好的指教之,连挂牌记过都说不上,何能即便指实,从而渲染,将人置于不可复生的死地呢?
这种极尽情理的话,已将大多数学生的见解转移了。但那扛着无形的正义大旗的三位,却还顽强的不肯折服。不过来时是气势汹汹的攻势,去时已只能持着一张大盾来作守势。而这大盾,便是人生的道德,学堂的规则,与夫学生“大众”的舆论。
刘先生本来可以不再理会这三个道学者,但是他一定要说服他们,他不愿意随便利用他当监督的否决权,虽然那时还没有“德谟克拉西”的“意得约诺纪”,而刘先生又是著名的性情暴躁的正派人,曾经用下流话破口骂过徐子休,同时还拿茶碗掷过他。因此,到次日星期日的夜间,众学生都回到学堂之后,(当时的附属中学,并无走读制。甲乙两班学生,全住宿在本学堂,丙丁两班则住宿在隔一垛墙和隔一道穿堂的高等学堂——即从前王壬秋当过山长的尊经书院的原址——的北斋。借此,我再将我们那时所住的中学生活,略说一说。
那时,我们每学期缴纳学费五元,食宿杂费二十元,我们每学年有学堂发给的蓝洋布长衫两件,青毛布对襟小袖马卦两件,铜纽扣,铜领章——甲乙两班在前一年发的,还是青宁绸做的哩——漂白洋布单操衣裤两身,墨青布夹操衣裤一身,长癊密纳帮的皮底青布靴两双——甲乙两班在头一年还有青绒靴一双——平顶硬边草帽一顶,青绒遮阳帽一顶。寝室规定每间住四人至六人,每人有白木干净床一间,并无臭虫、虱子,白麻布蚊帐一顶,有铺床的新稻草和草垫,有铺在草垫上的白布卧单,有新式的白布枕头。每一寝室有衣柜一具至二具——别有储藏室,以搁箱笼等。有银样的菜油锡灯盏一只,每天由小工打抹干净后,上足菜油。每处寝室,有人工自来水盥洗所,冷热水全备,连脸盆都是学堂供给的。讲堂上不用说,每到寒天,照例是有四盆红火熊熊的大火盆。自习室到寒天也一样,不过只有一盆火。自然,每人一张书桌,但是看情形说话,如其你书籍堆得多,多安两张也可以。每桌有银样的菜油锡灯盏一只,有一个小工专司收灯、擦灯、放灯、上油。每人每学期有大小字毛笔若干枝,抄本二十五本,用完,还可补领;各科教科书全份。至于中西文书籍,可以开条子到高等学堂的藏书楼去借。一言蔽之,每学期二十元,除食之外——至于食,后面再补叙——还包括了这些。
所以起居服饰,求得了整齐划一,而又并不每样都要学生出钱,或自备。故无可扰,亦无有意的但求形式一致,而实际则在排斥贫寒有志的学生。因此,学堂也才办到了全体住堂,而学生并不感觉像住监狱的制度。管理是严厉的,早晨依时起床点名,盥漱后不能再入寝室;晚间,摇铃下了自习后,才准鱼贯而入寝室。灭灯之后,强迫睡眠。星期日薄暮回堂,迟则记过,也是严厉执行着的。记得那位秦稽查,人虽和蔼,但是对于学生名牌,却一点也不苟且,也一点不通融。)刘先生又叫小工将三位招呼到教务室,重为开导。这一次,刘先生却说得有点冒火了,大声武气的吵了一阵之后,忽然向着三人作了一个大揖道:“敬维癝,敬先生!梁元星,梁先生!蒙尔远(文通)蒙先生,三先生者,维持风化之先生也。如其他们家庭责问到学堂,我兄弟实无词以答,这只好请烦三先生代兄弟办理好了。”这一来,三先生的旗、盾才一齐倒下了。两个可怜虫并未作牺牲,而三先生也大得刘先生的称许。
此外还有一件极小的事件,也可以看出刘先生的通达、机敏、和处理有才。
刘先生性情直率,喜怒爱恶,差不多毫无隐饰的摆在面上,待学生们如此,对教习们也如此。当时,学堂里有位英语的教习顾祖仁,不知道是国外什么地方的华侨侨生,年纪只二十多岁,长于西洋音乐,大概回国不久,除流利的英语外,说不上几句国语,至于中国文字,自然更属有限。这与另一位英语教习比起来,那自然有天渊之别了。所谓另一位英语教习者,杨庶堪(沧白)是也。杨先生是巴县秀才,中文成了家,而英文哩,据说是无师自通,文法很好,发音却有些古怪。(杨先生曾在丙班上大发牢骚说,甲班学生毁他连英文“水”字的音都发错了。当时,不知道是我的听觉不行吗,如是我闻,杨先生念了十几遍“水”字的英文音,的确不见得怎么刘先生之与他,不但声气相投,而且在那时节,成都学界中加入同盟会敢于革命的,除了高等学堂少数学生外,(如张真如,萧仲伦,和已故的祝屺怀,刘公度都是。)在成都的教习班子里,恐怕只有刘、杨二先生了。因为再加此同志关系,刘先生之对于杨先生,较之对于顾祖仁,那自然两样。
所以若干次在甲乙班二个讲堂之间的教习休息室中,我们常常看见杨先生含着一枝纸烟,吹得云雾腾腾的在说话,刘先生则老是亲切而诚恳的坐在对面,讲这样讲那样。如其顾祖仁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走来,刘先生只管同样起身延坐,但是谈起话来,口吻间却终于抹不了一种轻蔑的意思,老是问着:“你不怕冷吗?”
“你不感觉冷吗?”这,绝不因为刘先生守旧,瞧不起西装。因为杨先生不也穿的是一双大英皮鞋吗?只管是中式棉裤,而裤管还是用丝带扎着的。我们心里明白,刘先生只管在讲革命、维新,毕竟他是下过科场,中过举人,又长于中国史学,先天中就对于中文没有根底,而过分洋化了的人,总有点瞧不上眼。这是四十年前的风气,虽进步的刘先生到底也不能免焉。
刘先生不许学生抽纸烟,(这倒是几十年来中外一律的中学校的禁例,却也是许多中学生永远要干犯的。)每每当众说:“我闻着烟子就头痛。”但我们在背后辄反唇相讥:“那只有杨沧白口里吹出的烟子,闻了才不头痛。”本来,他两位先生个儿都一样的矮小,不说心性志趣如彼的相投合,即以形体而论,也太感得一个半斤,一个恰恰八两。因此,一个丙班的不免过于混沌一点的学生王稽亚,有一夜在北斋寝室中,偶然说到刘先生之不讨厌杨先生吹出的烟子时,他才忽然提高了调门,忘乎其形的说了两句怪话。妙在适为刘先生巡查寝室,在窗子外听见了。我们整个北斋的学生,于是都如雷贯耳的,听见刘先生狮子般的声音在大吼:“王稽亚!你胡说些啥?明天出来,跟我跪在这里!”人说成都盜我们当时都震惊了。但是一直到明晚灭灯安睡,并无什么事件发生。王稽亚虽是栗栗了一整天,却没有下过跪。其后我们把刘先生这一次的举动一研究,方深深感到刘先生之为通品。
其一,王稽亚原本是个浑小子,刘先生平日便曾与之开过玩笑。有一次,王稽亚为了失落一枝铅笔,去告诉监学,事为刘先生所闻,不由大声笑道:“连一枝铅笔都守不住,你还要稽持亚洲?算了罢!”其二,浑小子说浑话,任你如何批评,只能判他个“小儿家口没遮拦”。倘若真要认为存心毁谤,目无师长,甚至存一个此风不可长,而严办起来,照规矩讲,何尝不可。但是这不免官场化了,示威则可,而欲令学生心服,则未也。
其三,只管是没遮拦的浑话,毕竟难听,况又亲自在窗外听见。于时,尚未灭灯,寝室外面,来往尚众,如其假作不闻,悄然而逝,岂但师长的身份下不去,即巡视寝室的意义,又何在焉。
其四,像这样的浑小子,放口胡说,若不立刻予以纠正,则将来定还有不堪入耳之言。苟再包容,则为姑息;若给予惩罚,那又近乎授刀使杀然后绳之以法了。
从这四点着想,我们乃大为折服刘先生之处理,不惟坦白,抑且机敏。学生是信口开河,先生则虚声恫骇,结而不结,牛鼻绳始终牵在手里。看似容易,但是没有素养的人,每每就会从这些不相干的小事上,弄成了不可收拾的大故。因此,我常以单是有才,或单是有德的先生们,为经师或有余,为人师便嫌不足。这其间大有道理,从刘先生的小动作上看去,思过半矣。
据我上来所说,刘先生之于管教学生,好像动静咸宜,无疵可举,是醇乎其醇的一位最理想的中学校长了。我敢于全称肯定的说: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再来一个全称否定说,自我身受中学教育以来,四十年间,为我所目击的中学校长中,能够像刘士志先生之为人的,确乎没有。这样说来,刘先生一定是超人了。其实又不然,刘先生仍然是寻常人中可能找得出的。他之对待学生,只不过公正、坦白、不存成见,同时又能通达人情而已。他的方法是,不摆师长的官架子,不在形式上要求学生的一切都适合于章程规则,更不打算?唆唆的求全责备将学生造成一种乡愿。但他也绝不怎样过分的把学生当做亲密的子弟,从而姑息之,利用之,以冀强强勉勉灌输一些什么主义,什么学说,而结为将来以张声势的党徒,或竟作为争取什么的工具。不,不,刘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着想过。他看学生,只不过是一种璞,而且每个璞,各有其品德,各有其形式;他是手执琢具的工师,他要把每个璞琢之成器。但是,他理想中具储的模型极丰富,有圭,有(,有环,有瑚琏,有楮叶,甚至有棘端的猴。因此,他才能默默的运用其心技,度量材料,将就材料,而未致像许多拙匠,老是本着师傅授予的一套本领,不管材料的千形百状,而模型只一个,只好拿着材料来迁就模型了。我们由古代的说法,刘先生之教育,只是因材施教四个大字。由现代的说法,他不过能契合于人说成都盜教育原则,尤其多懂得一些心理学而已。所以我说刘先生绝非超人也。
刘先生在差不多的两年监督任内,还有三件比较大的事情,值得我们的纪念。
第一件,是把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招牌,改为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
附属与分设这两个名词,从表面上看,好像分别并不甚大。但是按之实际,则大大不然。附属中学,好似高等学堂的预科,五年修业期满,可以不再经考试,直接升入高等学堂的正科一类或二类(即后来所称的文本科理本科)。平时,中学的教习,由高等学堂的教习兼任,即不得已而必须为中学专聘的教习,如每班的国文教习,英文教习等,也由高等学堂监督下聘,也由高等学堂开支。其他如中学的行政费用,学生食宿书籍等一切费用,也全由高等学堂监督下聘的庶务办理。中学监督,也由高等学堂监督或在教习中聘兼,或者向学堂外另聘。虽然也名叫监督,其实等于后世各大学所设的预科或附中的主任。而且因为经费不划分,监督不能聘请教习和辞退教习,在实际上,还抵不住一个主任。刘先生本是高等学堂一个史学教习,由当时的高等学堂监督胡雨岚聘请兼任中学监督。在胡雨岚未死时,因为尊重刘先生之为人,中学这方面的用人行政,自然由刘先生全权做主,即一般高等学堂那边的同事,也能为了胡雨岚敬信之故,而处处与刘先生以便利。但是中国的事情,每每因人而变。及至高等学堂监督换了人后,虽然并不存心和刘先生为难,倒也同样的尊重,同样的敬信。或许由于才能差了一点罢,于是一般勉强能与刘先生合作的高等学堂的同事,尤其管银钱和管庶务的,便渐渐有意无意的自行划起界限来了。这中间一定还有许多文章,还有许多曲曲折折的花头,只是刘先生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在宣统二年夏,刘先生病故北京,我们为之开追悼会时,高等学堂好些学生送的癟联,却曾透露过为刘先生抱不平的话。可惜记性太差,只记得一只上联,是什么“世人皆欲杀,我知先生必先死”。连送癟联的名字都忘了。
因为如此,所以在宣统元年秋季运动会——距胡雨岚之死大概一年罢——之后,刘先生才借了下文就要说的几件事情,不知道努了多少力,费过多少唇舌,才争到了将附属中学从高等学堂那面,把经费和行政划了一部分出来,成为一种半独立的中学,而改名为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并不以损失了直升高等学堂正科的权益为憾。
后来,我们感到不足的,就是分设中学堂的地址太窄小了,仅有四个讲堂;十几间自习室,甲乙两班的寝室已很够挤,所以才把丙丁两班的寝室,挤到高等学堂的北斋。本身没有操场,没有图书馆。后来因为修了一间阶梯式的理化大教室,连食堂都挤到前面过厅上了。因之,才仅仅办了四班。彼时中学是五年制,不分高初中,而且春秋两季开班。如其在徐子休开办时有永久的计划,那就应该划出地段,准备分期修建十个讲堂,和其余足用的房舍。当时,在石牛寺那一带,荒地很多,购置划拨,都不困难,何况左侧的梓潼宫相当大,很可以利用。我们不知道最初的计划如何,只是后来并无扩充的迹象,以致丁班之后,不能再招新班;而且待到民国纪元时,甲乙两班毕业后,高等学堂监督周紫庭竟独行独断,宣布分设学堂停办——此即由于当初只争到半独立,而后任监督都永和又完全以周紫庭之属员自恃,不但还原了附属性质,而且还进一步办成高等学堂的枝指——而以纹银八百两的贴补费,将丙丁两班移到成都府中学,合在新甲、新乙两班去毕业——当光绪年间,开办学堂,多以天干数定班次,于是甲乙丙丁戊己之下,庚班就不容开了。此缘“庚班”与“跟班”之声同。跟班者,奴才也。大家觉得不雅听,因从庚班起,改为新甲新乙。其后,还是不方便,才改订了以数目字来排列。但是,我想,将来还是要改的——因此,分设中学,便成绝响。但我相信,倘若刘先生不在改换名称之后,急急离去,或者不在宣统二年病故,而能回任,分设中学说不定可能继续办下来的。不过,石牛寺:又名圣寿寺,在成都南较场也难说。以刘先生的性情和为人,又加以是老同盟会员之故,像从民国元年以来的世变,他哪能应付!分设中学纵然形式上存留下来,其精神苟非甲乙丙丁四班时的原样,那又何足贵焉!倒不如像现在这样的“绝子绝孙”,还可以令我们回忆得津津有味,这或者不是李家祥一人的私见罢?
第二件,可以说就是促成第一件的直接原因之一。时为清宣统元年秋季,成都全体学堂——也有外州府县的学堂远远开来参加的,如自流井王氏私立的树人中学,即是一例——在南较场举办了一次运动大会。我们学堂排定的节目,有甲乙两班的枪操。甲乙两班枪操了一学期,所用的旧废的徒具形式的九子枪,自然是高等学堂备有的。而高等学堂的学生,也有枪操节目。这一来,自然就与平日轮流使用不同,非设法再增添八九十枝真正的废枪不可了。
我们是附属的学堂,事务上平日既没有分家,那吗,枪之够与不够,自然是高等学堂办事人的事情,也是他们的责任。大约事前,刘先生也的确向那面办事人提说过,或商量过的,因此,在运动会开幕的头二天,刘先生才很生气的告诉甲乙两班学生说:“今天你们下了操后,就顺便把枪带回来,放在各人寝室里。”我们立刻就感觉这其间必有文章做了。果不其然,高等学堂的办事人遂一而再、再而三的前来要枪。起初还声势汹汹的怪甲乙两班学生不该擅动公用器物,刘先生老是笑嘻嘻的回答道:“只怪你们办事不力,为什么不早预备,我们的学生聪明,会见机而作。至于你们那面够不够,有不有,那是你们的事,我不管。”后来,演变到高等学堂的百数十个学生,被一般不满意刘先生的办事人鼓动起来,集体的侵入到我们的食堂上,非有了枪,不肯走。刘先生一面叫甲乙班学生将寝室门锁了,各自走开,不要理会;一面便亲自到高等学堂,找着那般办事人,很不客气的责备了一番。结果,还是高等学堂自己赶快去借不够用的枪支,而索枪的集团也只得静静的坐了一会便散走了。但是,到运动会举行那天,专为他们高等学堂学生备办了午点,而我们没有。这虽是无聊的报复,却显然给了刘先生一个争取改换招牌的借口,而我们本无成见的学生也愤愤了。
第三件,这不仅是我们中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抑且是四川教育史上一件大事,再推广点说,也是清朝末季四川政学冲突史上一件大事。如其我不嫌离题太远,而将那一天的情形,以及事后官场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仔仔细细写出一篇纪实东西来时,人们必不会相信这是三十八年前的陈迹,人们必会爽然于近两年各地所有军学冲突,政学冲突,警学冲突的流血事件,原都是三十八年前的翻版文章,不但不算新奇,而且今日政府通讯社和政府报纸所报道所评论的口吻和手法,也不比三十八年前的官告和告示有好多差异。但是我不愿这样做,仅欲赤诚的建议于今日一般有志做“官方代言人”的朋友:近百年史可以不读,但近三四十年的官书却不可不熟,为的是题目一到手,你们准可振笔直抄,一切启承转合,全有,用不着再构思,甚至连调门都不必掉易。你们的主人还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主人。只不过以前老实点,称为民之父母,今日谦逊点,称为民之公仆而已。
宣统元年秋季运动会,本系成都学界发起,参加者限于文学堂,连当时堂堂的陆军也未参加。但是,临到开幕,忽有巡警教练所的一队大汉,却入了场,报了名。一般主办会事的人?219觉得不妥,即与教练所提调某官交涉,最好是请他的队伍自行退场,不要参加各种竞赛,以免引起学生们的误会,纵不然,即照幼孩工厂的办法,单独表演一番而去,作为助兴之举。后来,据说那提调本答应了的,不知如何又拒绝了。他的解释,巡警教练所也是学堂性质,如遭拒绝,不许加入学界,那是学界人员存心瞧不起巡警,也就是存心轻视宪办新政。大概正在一面交涉,会场里的竞赛业经举行,教练所的选手便不由分说的参加了几项。我那时充当了一名小队长,正领了一队选手,去作杠架竞赛、木马竞赛,而场子里忽然羼进一伙彪形大汉,运动衣上并无学堂标记,也无旗手领队,大家遂吵了起来:“我们不能同警察兵比赛!”一声唿哨,正在盘杠子的,正在跳木马的,便都中途收手,各各结队而散,声言“羞与为伍!”(这一点,我不能讳言,的确是学生们的不对,门户之见太深了。但也可以考见学生之与警察,实是从开始有了这两个名称起,就像是不能同在一个器内的薰莸。倘若探究其渊源,自不足怪,不过却是别一个题目的文章。)
及至我回到我们的学堂驻地时,又亲眼看见场内正在举行障碍竞走。十几个少弱的学生们中间,也有两个彪形大汉。飞跑的时候很行,但一到障碍跟前,就糟糕了。我们正在笑他们像牛一样的笨,却绝料不到他们两个中间的一个,竟举起钵大拳头,朝一个学生的背上擂了起来。被擂的学生好像不觉得,反而被他的腕力一下就送过障碍,抢到前面。倒是我们旁观者全都大喊起来,申斥那出手打人的大汉“野蛮!野蛮!”随后不到五分钟,会场的油印报纸,便将这不幸的消息送达全场。在场子四周的学生驻地上,业已发现了不安的情绪。此刻,在官府的看台前(即后世所谓司令台),正由四个藏文学堂的学生,戴着面罩,穿着胸甲,各人手上执着一柄上了刺刀的枪,在作日本式的劈刺。我们亲眼看见成都府中学堂——时任监督的为林思进(山腴)——学生驻地内,跑出十几二十来个学生,吵吵闹闹的直向巡警教练所驻地上奔去。我们只听见断断续续的人声:“去质问他们!为啥打我们的人!”一转瞬间,委实是一转瞬间,距离我们的驻地三四十丈远的教练所队伍处,我亲眼望见有三四个大汉站在一张大方桌上,每人手中持着一柄上了刺刀的枪,向着跑过去的人群,一连猛刺了几下。立刻,人群像水样的倒流回来,立刻呼叫声像潮样的涌起。立刻,被戳倒的几个学生,血淋淋的被搀了几步,又默默的横倒在草地上,而杀伤了人的巡警也立刻集合起来,等不到排队报数,便匆匆的开拔出场,走了。
事情来得太快,也出得太意外。及至大家麻木的情绪一回复,乱嘈嘈的正待提起空枪去追赶巡警时,整个运动场已像出了窝的蜂子。各学堂的管理人都各自奔回驻地,极力阻拦学生,叫镇静,叫维持着秩序,叫大家继续运动,个个都在拍着胸膛,担保有善后办法。同时,四川总督赵尔巽也带着一大批文武官员,由看台上退下,而他那一队精壮的湖南亲兵,也个个挺着精良武器,摆着一副不惜为主子拼命的凶恶面目,在他身边结了个方阵。
当夜,几乎是成都全学界的负责人,不约而同的集合在石牛寺教育会里,商讨如何办法。大家都要看素负重望的会长徐子休是持的什么态度。后来,据闻,徐会长主张退让,认为学界力量决不是官场对手,假如一定要扩大行动,惹出了什么更大的乱子,那他断不能负责的。又据闻,即由于徐会长的态度软弱,大家很是惶恐,幸得刘士志先生、杨沧白先生,作了一场激烈的争执,然后才议决,各学堂自即日起,一律罢课,但须学生自行约束,不得在外生事;一面推举代表,禀见赵尔巽,要求严办出手巡警和教练所提调;一面将轻重伤学生送到四圣祠外国医院,希望取得外国医生证书,准备向北京大理院去控告;一面请求上海各报在成都的访员,用洋文电报把今天消息拍到上海去登报。又据闻,徐会长因为扑灭不了众人这股火似的热情,而又认为刘、杨二人这种言行,将来必免不了招出大祸,连累到教育会的负责人,于是,他当夜就向众人辞去会长名义,洁身而退,以冷眼来等待刘、杨诸人的失败。
禀见赵尔巽的代表当中,自然有刘士志先生、杨沧白先生。大家自可想像得到,那时交涉之困难,岂与今殊?我们曾经看见刘先生在那十几天里,脸色是非常沉郁,而态度,却每到南院(俗称总督衙门,即今督院街四川省政府所在地)去过一次,就越是激越一点。同时谣言也流播出来:说那天的运动会里,有革命党在场鼓动煽惑,大有乘机刺杀四川全省官吏,因而有起事造反的趋向,希望大家不要受蒙蔽才好;或曰:巡警教练所的队伍之临时开来参加,是巡警道某某奉了总督密谕施行的。因为总督早得密告,说学生中有不少的乱党在内,深恐无知学子受其摇惑,在运动时难免轻举妄动,自干罪戾,特谕巡警参加,意在一面监视,一面保护。不料果然出了事,可见总督大人是有先见之明的;或曰:学界代表中就有不安本分,惟恐天下不乱的乱党,他们不惜鼓动学生,将无作有,而且每对总督大人说话,很不恭顺,其目无长上之态,随便什么人看见,都觉得不是真正读书守礼的君子。这样的分子,倘再容留他们去教导学生,岂特非国家之福,抑且是四川学界之耻。总督大人已经有话传出了,倘大家再不知趣的安静下来,还要作什么无理要求,那吗,多多少少总要严办几个人,才能把这场风潮压得下去的。
不消说,这些流言,都是有所指,而谁也明白指的是什么人。事实上,赵尔巽的态度,的确很横,他根本就不承认学生是巡警用刺刀戳伤的。他说,巡警向有纪律,不奉谕,是不敢妄动的。又说,四川学风,向来就太嚣张,这都由于办学诸君,没有忠君爱国宗旨,所以养成。又说,所贵乎为人师长者,就是要能管束学生,使其循规蹈矩,像这样动辄罢课要挟,可见心目中早无本部堂矣。又说,诸君之意,学生全无过失,过皆在官厅,此乱党之言也,诸君何能出诸口端?又说,诸君不论事之真伪,只是处处为学生说话,只是处处责备官厅,岂非诸君真欲附和奸人作乱耶?赵尔巽如此的横蛮,所以消息也就越坏,绅界、中学界中稍为胆小一点的,遂都消极起来,采取了教育会徐前会长的明哲保身的态度。而一直不肯退让,一直迈往直前,一直不受谣言威胁的,已是很少数,而刘、杨两先生则为之中坚。后来得力于廖学章先生,从外国医生那里,取得了负责签名的证明书,证明受伤学生委系被刺廖学章:广东(客家)人。刀戳伤,而并非如官厅之所倡言,是学生自己以小刀栽的轻伤。而后,赵尔巽才因了害怕外国人的张扬和批评,遂让了步,答应惩办凶手,撤换提调,切谕巡警道从严管束警察,不许再向学界生事。对于抚慰学生一层,坚执不许,认为过损官厅尊严,不免助长学生的骄风。
这事之后,刘先生虽隐然成为学界的柱石,但是却躲不过“秀出于林,风必摧之”的定律。官厅对于他,自然是侧目以视,一方面也怀疑他当真是乱党的头子;即同是学界里的同事们,也嫌他锋棱太甚,不但骂人不留余地,而且在许多事上还鲠直得像一条棒,不通商量。大约定有许多使刘先生不堪再容忍的事罢,所以当他把我们学堂的招牌力争更换之后,不久,已是再两个月就要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忽然听闻刘先生已应了京师大学的史学教习的聘,很快的就要离开我们,到北京去啦。
我们那时不知道刘先生之所以不得不走的内情;我们那时都还是不通世故,不知情伪的孩子,也想不到要去探求那中间的曲折原因,以便设法解除;我们那时只是莫名其妙的感到一种很不愉快的心情;我们那时只是凭着我们直率的孩子举动,自动的,一批一批的,去挽留刘先生,希望他不走。而留得最诚恳的,反是甲乙两班学生,反是平日受训斥最多的学生,反是一般为管理人所最头痛,认为是桀骜不驯的学生。而刘先生哩,只是安慰我们,叫我们好好的遵守学堂规则,好好的读书操学问,将来到社会上去,好好的做一个有用的人,却绝口不言他为什么非走不可的理由。仅仅说,住一二年就回来的,本学期暂请陆绛之先生代理监督职务,陆先生是他佩服的朋友,学问人品都高,叫我们好好的听管教。我们那时也真没有想到像后世办法,举行一个什么欢送会,大家在会场上说些违背良心的话,或发点牢骚之类,热闹热闹。
刘先生一直到走,差不多在两年的监督任内,并没有挂牌斥退过学生——自行退学的当然有——他的理论是,人性本恶、而教师之责,就在如何使其去恶迁善。如你认他果恶,而又不能教之善,是教师之过,而不能诿过于他。况乎学堂本为教善之地,学堂不能容他,更叫他到何处去受教?再如他本不人说成都盜恶,因到学堂而习染为恶,其过更在教者。没有良心,理应碰头自责,以谢他之父兄,更何能诬为害马,以斥退了之?
刘先生又常能“观过知人”。(按:《论语》本为知仁,朱晦庵解为仁义之仁。我以为与殷有三仁之仁,和“井有仁焉”同解,即仁者人也。古字多通用,不若直写作人字为便。)他的理论,以为干犯学规的青年学生,正如泛驾之马,其所以泛驾,盖由精力超群。苟能羁勒有道,必致千里。故对青年学生之动辄犯规,他并不视为稀奇,他只处处提醒你,不要你重犯,不许你故犯。他希望你勉循规矩,出于自觉,而讨厌的是面从心违,尤其讨厌的是谬为恭顺,和假绷老成。
因此,刘先生才每每于相当时候,必将一般顽劣学生叫到身边,切实告以为人之道之后,必蔼然曰:“凡人未违于道之先,孰能无过?要在自己知道是过,自己能改。圣人之过,如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改也人稍仰之。我望你们在这一端上,人人学圣人。”于是凡记了过的,都在这一篇训诰之下,宣告取消,而大家也知道下次是不容再犯了。所以,在刘先生当监督的任内,我们学堂的学风,敢说是良好的,没有故意与管理人为过难,没有轰走过教习,没有聚众向监督开过玩笑。但是在刘先生去后的两年内,则不然了。平日最善良的学生,也会刁顽起来,平日凡是不在乎的学生,那更满不在乎了。第一坏在陆绛之之固执成见,以为管教之道,在乎严厉,严厉之方,又在乎立威示范。于是在他代理之初,便因一点小过失,斥退了六个学生,胡助便是其一。因为罚不当罪,反为学生所轻视;又因是非不明,便是纯谨的学生也不能不学狡猾了。然而陆先生毕竟还是正派人,还懂得一些办学道理,也还骨鲠无私。及至宣统二年,都永和来接任之后,才完成了把我们良好的学风彻底破坏到踪影全无。由今思之,丝毫不解办学为何如事的都永和,何以会为周紫庭赏识,而聘为我们学堂的监督?或者以都永和之为人,颇像一个佐杂小吏,而能善于巴结上司乎?总之,都永和不但把分设中学弄得一团糟,而且还把分设中学的生命必诚必敬的送了终。
这里,我只好谈一件很小的事为证。当我们要给刘先生开追悼会时,都永和不准我们在学堂里办,说是于体制不合——他之动辄闹京腔,打官话,引用些不通的文句,以见笑于学生的事,几个插班学生如曾琦(慕韩),如涂传爵,都是在刘先生时代来插入丙班的,所以他们尚知道刘先生的一鳞一爪;如郭开真(沫若),如张其济(泽安),则都是都永和时代来插入丙班的,已经不知道刘先生——都可证实。而且定还记得他那喇嘛绰号之由来——要我们到隔壁梓癠宫去办。他起初态度很顽强,还训斥我们为不知礼。继后,我们请了全堂教习去与之理论(陆绛之先生竟自开口骂起他来),他才像打败的牛一样,屈服了。但临到行礼时,都永和又妄作主张,只须向灵位三揖,而免去跪拜。他的理由是,以功名而论。刘先生是举人,他是廪生,相去只有一间;以地位而论,刘先生是卸任监督,他是现任监督,似乎还高一篾片;以礼制论,已有上谕免去跪拜,而三揖已为敬礼。陆绛之先生很生气的道:“各行其是吧!”遂迈步上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一般教习先生,都毫无顾忌的效了陆先生的做法。都永和也贯彻了他的主张,作了三揖,只是把他所聘任的两个监学难坏了。两个都是惯写别字的老秀才——可惜张森楷(石亲)先生早死了,不然,他很可以告诉你们,他曾亲眼看见这两个秀才在监学室里,要写一张条子,叫泥工修葺房屋,写到“葺”字,两人商量了一会,还是写成“茸”字——站在旁边,不知何从。我亲眼看见他两个交头接耳一会之后,也不跪拜,也不作揖,乘人不备,一溜而走,自以不得罪活人为智。
像如此的监督,如此的管理人,以之为刘先生之继,诚然害了学堂,害了学生,却也害了都永和本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其然欤?
刘先生的私生活,也值得一述。他当我们中学监督时,并未将家眷携来,身边仅随侍着一个儿子,即在乙班读书的刘尔纯。监督室恰在学堂中部两间形同过厅的房内,一间是卧房,又是书斋,一间是客室,也是召集学生说话之所。刘先生在学堂的时候极多,遇有公事出门,也照例坐轿。他是举人,有顶戴的,但我们从未看见他穿过公服,只有一件青缎马褂。平常的衣履,并不华丽,但也不像名士派之不修边幅,大抵朴素、整洁,款式不入时,也不故作古老。在学堂时,除了自己读书和教课外,教务、监学办事室和教习休息室二处,是常到的。巡视讲堂,巡视自习室,巡视寝室,没有一定的时间。学生有疾病,随时都在问询医药。厨房厕所必求清洁,但不考求与当?227时生活条件过于凿枘的卫生。他不另自开饭,(这是当时各学堂所无。后来都永和继任,首先立异的,便是监督的饭另开。起初只是菜蔬不同而已,其后还在大厨房之外,另设监督的小厨房。只不像余舒——苍一,又号沙园——任潼川府中学监督之特设监督专用厕所而已。据说,都是官派。)日常三餐,全在学生大食堂上同吃。学生吃什么,他吃什么。(我们中学时代的伙食,的确远胜于后世,而我们中学更较考究。桌上有白桌布,每人有白餐巾一方,每一桌只坐六人,上左右三方各二人,下方空缺,则各置锡茶壶一把,干净小饭甑一只。早饭是干饭,四素菜,一汤。午饭自然是干饭,三荤菜,一素菜,一荤汤。晚饭也是干饭,三素菜,一荤菜,一荤汤。不许添私菜,其实也无须乎私菜。但在都永和时代就不行了,菜坏了,也少了,也容许添私菜了。在打牙祭时,甚至可以饮酒,甚至可以饮酒癡哑拳,而学生并不叫都永和的好。)菜蔬不求精致、肥甘,但要做得有滋味,干净。设若菜里饭里吃出了臭味,或猪毛头发之类,不待学生申诉,他先就吵闹起来。厨子挨骂之后,还要罚他每桌添菜一碗。所以当时若干学堂都有闹食堂的风潮,而我们中学独无。尤其是我们中学规矩,吃饭铃子响后,学生须排了班,鱼贯而入食堂,一齐就定位站着,必须监督、监学坐下,才能坐下举箸。记得有一次,王光祈(润癢)因为在自习室收拾书籍,来不及排班,便从走廊的短栏处跳入行列。被一个监学拉出来道:“那不行,不许这样苟且。”结果,罚他殿后,但并未记过。刘先生死后,一直到如今,还未听见有人给他作过小传和行状。从前我们太不留心了,连他编的讲义,都未曾保留一份。如今要找他的著作,简直万难。民国三十一年我在重庆遇见杨沧白先生,谈到这点;杨先生也浩谈平生最抱歉的事,就是刘先生的诗文稿,原交他代管,都在这次逃亡中损失罄尽,今所余者,仅为杨先生所译雅作的一篇序文而已。又因刘尔纯世弟归隐故乡多年,甚至连刘先生的身世和家庭情形,以及有盜几个世兄弟,几个世姊妹,都不得而知。细想起来,全是我们之过。我们少数存留在成都的同学,也曾聚会过几次,就是顶热心而记忆力顶强的洪祥骝(开甫)谈起刘先生的一切来,也未能弥补我们的缺憾。
刘先生已矣,而我们中学堂的地址犹存。今为私立成公中学的一部分。四十年的风雨剥蚀,连房舍都不像样了!而成公中学的老训育罗为礼(秉仁)犹是住丙班时的模样,只是胖了,有了胡子。
刘先生讳行道,字士志,清四川绥定府达县举人,清宣统二年夏病故北京,生卒年月,皆不能详。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敬述。时正燠热之后,大雨如注。
小学学堂的一天
原文题为《儿时影》,此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啊呀,打五更了!急忙睁眼一看,纸窗上已微微有些白色,心想尚早尚早,隔壁灵官庙里还不曾打早钟!再睡一刻尚不为迟,复把眼皮合上。癤癥之间,忽又惊醒,再举眼向窗纸一看,觉得比适才又光明了许多,果然天已大明!接着灵官庙里钟声已镗镗嗒嗒敲了起来,檐角上的麻雀也吱吱咯咯闹个不了。妈妈在床上醒了,便唤着我道:“虎儿,虎儿,是时候了快点起来,上学去罢!”我到此时真不能再捱,只得哼了一声,强勉坐起,握着小拳,在两只睡不醒的眼皮上,揉了几揉。但那眼珠子仍觉得酸溜溜,涩沽沽,十分难过,又打了两个呵欠,才把床沿上放的衣服抓起来披起,心里便想,几时哪天永不明亮,岂不好长长的睡一个饱觉,不然便把那学堂里的老师一齐死尽,也免得天才见亮就闹着人去上早学。心里虽是如此想,手里却仍忙着穿衣服,缚鞋癮,诸事齐备,登的一声跳下床来。妈妈又模模糊糊的说道:“虎儿,你还不曾走么?不早了,快点快点!莫要久耽搁,恐老师发怒,条桌左边抽屉里,有四个铜钱,拿去吃汤元去!”我一听吃汤元,不觉精神一爽,连忙将钱取了,把一个小书包挟在腋下,说声“妈妈我去了!”开门出来,晨风冷冷,地上宿露,犹滋润未干;两旁铺店,尚都关闭严紧。一条坦坦荡荡的长街,除我一个上早学的小学生外,寂寂静静绝无第二个行人踪迹。走到街口,在一家大公馆门前便有一个卖汤元的张幺哥,正把担子挑来,烧了一锅开水,一见我来,便笑道:“小学生好勤学,恁早就上学了!明年科场,怕不抢个大顶子戴到头上?”我听了只好一笑,把书包放在凳上。张幺哥便舀了一碗炅热的汤元给我,吃着吃毕,用衣袖把嘴抹了,将四个铜钱,锵的一声掷在张幺哥的竹钱筒内,挟了书包,几跳几跳,便跳进学堂。掀门一看,老师尚未起来,只见众同学的桌凳,七高八矮,七长八短,七歪八倒,纵横一地。地上鼻涕痰唾的痕迹,斑斑点点,犹如花绣一般;几扇零零落落的窗棂格子也脱了,纸也破了,老师终年终月,兀坐窗下,从不肯稍稍收拾一次。略一瞻顾,随着轻轻的走到自己的桌前,歪着头,鼓着腮,把桌上的灰尘吹净,又把书包拂了两拂,取出书本,方要诵读,心里忽一转念,为时尚早,莫把老师惊醒,再玩一刻儿罢!于是又轻轻跳下座来,叉着手一想:如何玩呢?忽掉头见同学桌上积的灰尘,比自己桌上的还厚,便想了一个妙法,走到桌前,伸出一个指头便去灰尘上画了无数减笔老鼠,也有的,也有跑的,这张桌上画毕,又到那张桌上去画。正画得入神,忽见桌上又伸出一个细长指头,把我画的一个没尾巴老鼠,忽添了一根绝长的尾巴。我大吃一骇,连忙抬头一看,原来也是一个小学生,在同学中年龄比我还轻,平常最爱哭泣,老师又是最恨他,无论他读的书背得背不得,讲得讲不得,一日之间,他那手掌同屁股,总得与老师的毛竹板子亲热几次。自他进学堂以来,便不曾欢喜过一天,终日都在号哭,久而久之,习与性成,那眼泪鼻涕,倒同他一刻不离了。众同学都代他起了一个别号,叫做“哭生”。他也居之不疑,每每提起一支大笔,壁上、墙上、桌上、书上,到处都写些“哭生”两字。当下我一见是他,便握着他的手,低低笑道:“你今晨又不曾赶过我?”哭生皱着眉头低声应道:“我倒不想来赶早学,我只想怎的一天长成了大人,我爸爸送我去学手艺,永世不进这牢门,那就好了!”我道:“何必哩!你读了书,以后入学中举,岂不好吗?却甘愿去学手艺!”哭生摇着头说道:“莫说入学中举那些虚话,我只求今天那毛竹板子不尝我的肉味,就万……”尚未说毕,癰的一声,眼泪汪汪,早滴了一桌子,把一个才画的长尾巴老鼠,也淹化了。
我连忙将衣袖伸去,替他擦了泪珠,劝道:“你也太柔懦了!快不要哭,我教你一个避打的法子罢!你回去把那粗草纸,取得四五张,叠成两片宽宽的纸版,用细麻绳拴在裤子里。纵说老师的毛竹板子力量重,有一层草纸隔着,究竟轻些。”哭生仍摇头说道:“枉然枉然!你这方法,只能避得屁股上的痛楚,那手掌上,还是避不了的。”我低头一想,也是道理。正欲再替他想个方法,猛听见地板上砰砰訇訇响了几声,原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学生,挺胸扬臂,大踏步走了进来,一个忽然说道:“噫!又是你两个早来!怎不读书,却鬼鬼祟祟的嚼些什么?”我道:“希奇!要你来管我们吗?”他两个笑了一笑,也不多说,翻开书本便商颂曰、秦誓曰的乱喊起来。这一下,早把老师惊醒了。只听见床钩一响,接着咳嗽吐痰,闹了一阵,房门一启,老师早已披了一件油污烟渍、其臭难当的蓝呢夹衫,脚下趿了一双云头夫子鞋,走到教案之前,打了几个大呵欠,方才坐下,在抽屉中取出一副白铜宽边大近视眼镜,擦了两擦,往鼻子梁上一架,慢慢举头把天光一望,忽然大发雷霆的说道:“恁迟了,怎还不曾来齐!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举人进士,岂是晏起迟眠做得到的?”老师这几句训辞,本非新制,每隔两三日,总须按本宣科的说一次。我们已经听得厌了,也不在意。只是老师人本瘦小,弯腰驼背,自显得斯文尔雅。至于脸上,更是一张粗黑油皮,包了几块凸凹不平的顽骨,再架上一副大眼镜,早把一张不到三寸的瘦脸,遮了大半;头上发辫,乱蓬蓬堆起半尺多高,又黄又燥,恰如十王殿上泥塑小鬼的头发一般。老师讲毕训辞,未到半刻,许多同学都陆续来到。登时一间屋里,人喊马嘶,十分闹热起来,接着背熟书的背熟书,上生书的上生书。我与哭生,今晨都在上生书之列,我们两人,又都是读的“下孟”。
我先捧书上前,递到案上。老师把书拖去,提起笔来,先把句读圈点了,然后将书移到我的面前,哑着声音念道:“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顿了一顿,又念道:“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我用一根指头,指在书上,一面跟着老师声音念去,一面偷眼去看老师,见老师正伸手在衣领上捉住了一个大肥虱子,递到鼻尖上去赏玩。我不觉一阵恶心,口里便顿住了。
老师登时怒气满脸,伸手把我脸皮一拧道:“心到哪里去了?”随又抓起一柄尺许长的木戒尺,嘣一声便打在我脑袋上。
当时我又急又怕,又觉脑壳上火烧火痛,不由的两行痛泪,纷纷流下。老师尚大声叱道:“你还敢哭吗?”又把戒尺举了起来。我急急忍着痛楚,抹了眼泪。幸而老师待我尚有几分慈悲心肠,因我妈妈望我读书有成,时常备些点心菜肴,叫我送给老师,所以老师才不再打,只把手向书上一指道:“自己念!”我连忙捧着书,一字一字念了一遍,幸未有错。这才平平安安回到自己桌位。在我之后,上生书的,就是哭生。只见他捧着书本,愁眉泪眼,战战兢兢挨到教案之前,老师瞪了他一眼,早把他骇得面如土色。但今晨甚是奇怪,老师虽恨了他一眼,却不曾打他一下。他转身之时,恰与我打个照面,把舌头伸了两伸,眉梢眼角,微微有点喜色。哭生面有喜色,在我眼里只见过三次:头一次,是他生日,在老师面前,偶然说出,老师大变成法,居然赏了他一天假期,我见他笑过一次;第二次,是他在书本内,忽翻得一张外国图画,我并不知是谁人夹在他书本中的,图背还写了几个红字,是“可爱哉此儿”!他一见了,如得珍宝,放声一笑。我问他究竟是谁的,他总不说出。这次之后,直到今晨,虽未曾笑,也算他展过一次眉头。我们生书上了两段后老师便放了早学,众学生都回家吃饭。我出得门时,哭生已经走远,因他不与我同路,我便独自回去。此时街上铺店,都已开张,路上行人,熙来攘往,迥不似清晨那番寂寞光景了。张幺哥汤元卖毕,已经回去改卖别种东西去了。妈妈待我吃饭方毕,便急急催我去上学。我算老师此时,正在吃饭,老师饭后,尚须吃烟出恭,耽搁很久。我便挟着书包,躲到灵官庙里,去看那些烧香敬神的妈妈姐姐们,许久许久,方才跑进学堂。早饭后的功课,第一就是背诵熟书。我的熟书是:《三字经》、《千字文》、《诗品》、《孝经》、《龙文鞭影》、《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不算多。哭生比我多读一部《幼学琼林》,一部《地球韵言》。我背诵之后,就是他了。他因今晨不曾挨打,便胆大了些,将书本送上教案,一不留心,刚把老师一个千钉万补的百衲碎磁茶壶,微微碰了一下,登时老师拼着破竹片喉咙,哇喇喇大叫一声,一举手早把哭生一大堆书本,蝴蝶闪翅般掷了一地,然后一把将他一个小髻儿,抓了过去,早在教案侧摸出一根二尺来长、七八分宽、四五分厚的毛竹板子,雨点似的只顾向哭生肩背股腿之间,抽来抽去。
哭生也是一个怪孩子,每每挨打,只把两手抱着脑袋,拼命的号哭,也不求饶,也不躲闪,直待老师手腕软了,方才放下。哭生哭着,弓下腰去,满地里把书本拾起,仍然清理整齐,重新捧到教案上去,眼泪汪汪,候着老师看了,方好背诵。老师是时正把茶壶捧到鼻尖上去,细细察验,见未碰坏,方缓缓放下,举眼去看哭生,见他泪流满面,两只手隔着衣裤,摸索伤痕。老师大恨一声道:“你也算是一个人了,不知你前世是那片蛮山上的一条野狗!看着我做啥?不快背书,还想讨打吗?”哭生这才转过面去,带着泣声,把书一本一本都背过了,幸无差错,老师这才从轻发落,叱回座去写字。接着,又一个学生上去背书,却又生又错,老师气极了,重重的责了那学生两下手掌。只因那学生也同我一样,时常有些东西送来孝敬老师,所以老师也另眼相看。当下背书皆毕,老师吩咐写字,大家磨起墨来。我与哭生两人尚在模写核桃大小的大字,每日只写八十字,故不久都写毕了,交到老师教案上去。
正在此时,忽见老师一位朋友,弯腰曲背,手上比着六字形,脚下踏着八字式,摇摇摆摆,走进学堂,唤道:“三兄,尚未毕事么?能否到香泉居吃碗茶去?”老师一见,连忙除了眼镜,站起起来让坐道:“大兄有此雅兴,敢不奉陪!但请稍坐,待与顽徒们出个诗题。便可偕去。”原来此人是老师第一个好朋友,每每邀着老师出去吃茶饮酒,或是赌博、看戏,只须他来,老师必要出去一次。老师出去,至少总有一两个钟头的闲暇,所以我们一见他来了,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爽。当下老师写了一纸诗题,是他们大学生的,又写了一纸对子,是我们小学生的。写毕,放在案上道:“题纸在此,我回来时,都要交卷。未交的,一百毛竹板子,半个不少!”老师吩咐后,便同着那位朋友,摇摆着出了学堂。众学生尚不敢擅自离座,大约半刻时候,早见一个最大的学生,哈哈一笑,跳了起来道:“你们为什么还不来取题纸,定要等那老东西发给你们吗?”这人一倡首,那些大的小的,都纷纷的跳了起来,又说又笑,登时把个严冷学堂,闹得一团糟。
我此时也跳下座来,同着众人去抢题纸,却被一个十四岁的学生抢到手上。众人又向他手上去抢,他早跳上教案,站了起来,举着手道:“莫闹莫闹,听我宣读!”众人果然不闹,都仰着头看他读道:“诗题是‘溪水抱村流’,得村字,五言六韵;对子是‘千点桃花红似火’。”我一听了,忙跑到哭生桌旁,见他正提着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无数“哭生”二字。我摇着他的肩头,问道:“你听见了不曾?”他抬起头来道:“听见了。”我道:“你如何对法?”哭生把笔一掷道:“对对对!今天这一顿,把我打结实了!你摸我左边背上,同这只腿上,无一处不是半分高的板子痕!”我道:“今天倒怪你自己!老师清早并未打你,你为什么要碰着他的茶壶?”哭生道:“那不过一时大意,并不曾把他茶壶碰坏,怎么就这样打我!我再顽劣,究竟是个学生,并非是那犯了王法的偷牛贼!”说着又呜呜的哭了起来。
我道:“这些都不说了,且把这对子对起,也好放心玩玩。”我们两人正说时,旁边一个大学生便插嘴道:“谁请我吃二两落花生,我替他对个顶好的?”我道:“不希罕!这对子并不难,不知哭生对得起不?”哭生抹了眼泪道:“我已经对起了!”便提笔在纸上写了七个字道:“两堤杨柳绿如烟。”我道:“很好很好!你已有了,我呢?”哭生道:“这个还不十分好,算我的,我再替你想个好的罢!”那插嘴的大学生笑道:“你不要绷面子了!除了这个,我看你还有什么好的!”哭生也不回答,只歪着头想了一想道:“有了有了,这个送与虎哥哥罢!”于是又写了七个字道:“一弯溪水碧于天”。
那大学生,不由叫了起来道:“你们快来看!哭生今天一顿打,倒把他心思打出来了!”众学生果然一轰跑来,都七嘴八舌的夸奖哭生聪明。我便说道:“哭生,这如何使得?我用杨柳的一个罢!”哭生道:“你不要怎的?我同老师不知是几世里的冤孽!我纵用了好的,他仍说是不好,倒把这几个字可惜了。我虽用了那一个,我觉得还委屈了他哩!”说着眼圈儿又红了起来。大家都不禁替他黯然,便各各散去。我也只得谢了他一声,便取纸条写上,交到教案上去。不多时,老师回来,时候已经不早,便放了午学。
我回家去时,一路上心想:“哭生真真可怜!遇着这个蛮子老师,只好吞声痛哭。我今天即得了他这个好对子,如何酬谢他一下,才对得住他?”想了多时,忽然想得一个妙处,不禁大喜。原来我家街口有个茶铺,近几夜正请了一位说评书的,讲说《水浒传》,我前几夜曾去听来,十分好听。哭生终日抑郁,谅未听过这种好书,不如请他来听一夜,也使他心胸开阔开阔。想得停当,午后进学堂时,读了一首唐诗,放学后,我便约哭生同去听评书。哭生不肯。说他爸爸不能要他夜间在外。我心里一思索,只得同到他的家里,见了他爸爸,把话说明。他爸爸须发都已斑白,眉宇之间,极其严厉,两只圆眼,凶光闪闪,尤为可怕。见我说毕,闭着唇,瞪着眼,沉吟半晌,才道:“既然世兄约他同去,也使得。只不到二更,务必叫他回来。”我忙应允了,挽着哭生,先回到我的家中,见了妈妈,把这番情节说明。我妈妈倒不说什么,只叫早早回来,莫去同下流人交接。临走时,又每人给了十六个铜钱,及到茶铺内,评书已经开场。听了一段“李逵怒打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时候不早,哭生便要回去。我也因他爸爸不是个慈父,只得送他回去。一路上,哭生极赞《水浒》这书:“怎做得恁好!一字一句,都是人心坎上要说的。假若我们读的书,都这样有趣时,我就打死,也情愿到学堂里去。惜乎我们读的书,一句也讲不得,知道它上面说些什么!老师单叫我们熟读,不知熟读了,究竟中什么用!”说罢,又叹息一声道:“今天倒过去了,明天又要上学!我一说起学堂,真如上刀山一般。几时才得离脱这个苦海,就讨口叫化,也是甘心的!”说到这里,不禁又纷纷泪落。我好容易劝了半天,才把他劝止了时,已经走到他家门外了。哭生掀门进去,我便急急回家,脱衣睡觉。想起明早上学时候,恨不立刻就睡着,偏偏李?239逵、柴进时时扰人心坎,直到三更过后,方渐渐入梦。不久之间,啊呀一声,又天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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