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既不是纳赛尔，也不是萨达特”
如上所述，作为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革命领袖，纳赛尔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功勋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虽然帮助埃及取得了独立和自尊，但为了承担阿拉伯责任和统一的义务，忽视了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把埃及的命运完全同阿拉伯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给埃及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战争灾难。而萨达特总统为了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和改变纳赛尔时代埃及的政治状况，实行了抛弃苏联、依靠美国、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的政策。他虽然为埃及争取到了和平，但却使埃及失去了同阿拉伯世界的传统联系。
穆巴拉克是在埃及处于非常艰难的历史时刻执掌政权的。在国内，他面对的是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穆斯林极端势力的威胁；在阿拉伯世界，埃及被拒之门外，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如何带领埃及人民渡过难关，重返阿拉伯世界，将是对穆巴拉克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究竟是忠于纳赛尔主义的泛阿拉伯政策，还是继承萨达特的埃及民族主义？对此，穆巴拉克的回答是：“我既不是纳赛尔，也不是萨达特，我是胡斯尼·穆巴拉克。”他总结了前两位伟人的经验和教训，积极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友好和不结盟政策，主张在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他在执政期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埃及第一”的原则，使西奈半岛和塔巴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埃及土地的全部解放；他主动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恪守不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使埃及得以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他致力于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为弥补阿拉伯裂痕作出了贡献；他积极发挥埃及的地区作用，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得到公认。正因为如此，埃及在世界上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不但同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与苏联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而且从阿拉伯国家的敌人以色列到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与埃及发展和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使穆巴拉克的威望与日俱增，能够在二十多年的长期执政中确保埃及坚定不移地走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
总之，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既不同于纳赛尔时代，也不完全相同于萨达特时代，而是扬长避短，具有自己的特点。
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埃及第一”的原则
穆巴拉克总统外交政策的基石，是建立在埃及的利益基础之上万光、陈佩明：《变动中的埃及——来自金字塔下的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的，不仅对大国如此，就是对兄弟的阿拉伯国家也一样。穆巴拉克作为埃及总统，曾对《华盛顿邮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在我的政策中我是埃及人，我不是苏联人，不是欧洲人，也不是美国人。”他的国际活动首先和最终都是为着埃及的民族利益，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愿望和理想。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衷心支持萨达特开创的和平道路，并下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最好的例证。因为他深知，战争只能给埃及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破坏和灾难，埃及同以色列单独媾和是符合埃及国家利益的，而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孤立和制裁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他虽然非常希望改善埃及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是反对在原则问题上向阿拉伯国家妥协和让步，拒绝给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设置的先决条件，即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废除《埃以和平条约》。穆巴拉克在谈到恢复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问题时说，埃及为了埃及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不再让埃及人为其他阿拉伯人流血牺牲，他也决不同意在和平外交这个原则问题上做交易，而愿意“把恢复关系的权利交给我们阿拉伯国家的弟兄，不管他们愿意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正是在穆巴拉克的和平努力下，西奈半岛和塔巴最终以和平的方式，于1982年回到了埃及的怀抱，使许多阿拉伯国家不愿相信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如果当初穆巴拉克屈服于阿拉伯世界强硬派的压力，埃及在萨达特时期同以色列签署的关于归还西奈半岛的和平协议就会受到破坏，埃及领土的统一也无法实现。
同样，在如何对待阿以冲突的问题上，穆巴拉克摈弃了纳赛尔时期的理想主义精神，而注重国家利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外交政策。例如，2000年7月巴以戴维营会谈失败，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为了表明耶路撒冷的主权不容分割，而强行闯入圣殿山，从而引发了巴以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为了挽救中东和平进程，协调阿拉伯国家立场，穆巴拉克倡议在埃及召开阿盟特别首脑会议。但是有少数阿拉伯国家的首脑却力图阻挠，以拒绝或者提出一些不合理的附加条件相威胁。其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批评阿拉伯领导人在以色列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只会谴责而不会举起宝剑，并扬言，如果“伊拉克与以色列之间有边界接壤，它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以色列”。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10月6日在约旦首都安曼公开表示，他反对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除非该会议决定向以色列宣战，或者在经济上抵制以色列。卡扎菲认为，阿拉伯首脑会议除了谴责以色列以外，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也门总统萨利赫也于10月7日回复穆巴拉克，在表示支持召开首脑会议倡议的同时，质问穆巴拉克，首脑会议能做什么？并夸口说：“倘若你们给我一块土地用于面对面对抗，你们将看到我会做什么。”穆巴拉克对于强硬派首脑的好战言论给予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严厉地指出，卡扎菲的好战言论只是“出于本国消费的需要，出于领袖获得群众掌声的需要，全是些废话”。而针对萨利赫需要作战基地的言论，穆巴拉克则直截了当地说：“请到埃及来，我给你一块土地，带着你的军队来作战，让我们瞧瞧你的本事。”他语重心长地劝告这些主战派首脑：“我们讲话应该严肃一点，应该现实一点，应该符合逻辑。”
穆巴拉克是一个注重现实的爱国主义者。他知道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埃及有同以色列对抗的实力，强硬派的好战言论其实是在刺激埃及，诱惑埃及出兵与以色列作战。1967年纳赛尔作出封锁亚喀巴湾、出兵西奈半岛和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的草率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源于阿拉伯兄弟的激励，结果给埃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穆巴拉克为了埃及的民族利益，保住埃及二十多年来和平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果实，决不会重犯纳赛尔的错误。事实证明，穆巴拉克坚持“埃及第一”的原则，使埃及得以避免卷入一场新的阿以流血冲突，这符合埃及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积极弥补阿拉伯裂痕，带头维护阿拉伯国家间的团结
穆巴拉克始终致力于以互谅、互尊和维护共同利益的精神，积极弥补阿拉伯世界的裂痕，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他刚当总统时，为了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摆脱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孤立境况，下令对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攻击性宣传停止回击，并一再强调埃及的“阿拉伯属性”，重申根据1950年签订的《阿拉伯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埃及对阿拉伯世界负有责任和义务。此时，两伊战争如火如荼，正值伊朗向伊拉克反攻得手之际。为了维护海湾地区安全，穆巴拉克上台后就宣布支持伊拉克，并提供了军事援助，决定每年卖给伊拉克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埃及的这一行动受到了伊拉克的欢迎，为改善两国的关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1982年夏，伊拉克司法部长访问开罗，1983年两国外长又进行了互访。1984年3月，伊拉克副总理拉马丹代表政府曾提出过一项使埃及重返阿盟的提案，虽然当时没有立即表决，但表明埃及的努力已开始得到回报。
同时，埃及也较早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改善了关系。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包围了巴解组织在贝鲁特的总部。美国出面调停，以色列同意阿拉法特率领部分巴解游击队员撤退到突尼斯。美国总统里根建议巴勒斯坦人同约旦人实行联合自治，以解决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问题。约旦国王侯赛因（1936-1999年）对里根的建议很感兴趣，但强调必须首先征得巴解组织的“特别委托”。巴解组织最初拒绝里根的建议，认为它没有满足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而穆巴拉克对里根的建议表示欢迎，他于1983年11月呼吁巴解和约旦仔细考虑里根的建议，希望双方积极进行磋商。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重视埃及同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期望穆巴拉克发挥特殊的桥梁作用。1983年12月，阿拉法特主动访问开罗，恢复了巴解组织同埃及的正式关系。1984年9月25日，约旦同埃及关系正常化，成为第一个同埃及恢复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的参与和帮助下，侯赛因国王和阿拉法特于1985年2月11日在安曼达成了“约巴协议”。协议规定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约巴国家邦联，巴勒斯坦在其中行使自决权，并与约旦一起按“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同以色列直接举行和平谈判。
为了带头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即使是对卡扎菲这样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是不计前嫌，穆巴拉克以宽阔的胸怀，从整个阿拉伯的团结出发，采取措施加强与利比亚的沟通和理解，努力寻求发展同利比亚的友好关系。
卡扎菲早年也是个纳赛尔主义者。埃及与利比亚两国关系的恶化只是因为萨达特总统期间执行了一条过于亲美和同以色列媾和的政策。所以他不仅对萨达特的遇刺身亡幸灾乐祸，而且还扬言要同“背叛阿拉伯人民”、与以色列媾和的埃及算账，并号召埃及人民起来推翻萨达特的继承人穆巴拉克。但是，穆巴拉克总统并不去和卡扎菲计较，而是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站在阿拉伯利益的立场上，寻找与利比亚的共同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首都的机场发生了恐怖分子袭击事件，美、利关系更加紧张。美国一口咬定，这是利比亚干的，并借机对利比亚实行了军事打击。对于美国的这一挑衅行为，埃及站在阿拉伯的立场上，表示坚决反对美国的黩武政策，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利用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埃及政府的这一立场终于赢得了利比亚对它的信任，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实现了双方领导人的互访。
穆巴拉克这一系列积极的外交行动深深获得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和赞赏，埃及已不再感到孤立了。1987年11月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阿联酋力争埃及重返阿盟。但由于拒绝阵线的强烈反对，会议只好作出决定：阿盟无权干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换句话说，阿拉伯各国可以根据本国法律程序自行决定它与埃及的关系。虽然埃及仍被挡在阿盟门外，但会后仅在三周之内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与埃及恢复了外交关系。
正是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这种不懈努力下，埃及不断改善了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关系，逐渐赢得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好感和信任。1989年5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埃及被批准重返阿拉伯联盟。10个月以后，阿盟总部各机构也全部迁回开罗，埃及外长马吉德在5月中旬当选为阿盟秘书长。从此，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也重新得到了确认和加强，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合作、和平与稳定发挥其负责任的积极作用。
穆巴拉克总统和他的政府不仅主动改善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努力寻求埃及本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利益平衡，而且还常常从维护阿拉伯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调解，积极解决阿拉伯邻国之间的一些矛盾与争端。
阿拉伯国家之间矛盾众多，相互冲突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对当事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也严重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中东地区的稳定。对于这种情况，身为阿拉伯盟主的埃及决不袖手旁观，总是设法努力弥补兄弟国家之间的裂痕。
1992年9月30日，阿拉伯兄弟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之间突然发生边界冲突，矛盾陡然加剧。卡塔尔指责沙特阿拉伯的军队违反1965年两国达成的边界协定，越过边界，进攻了卡塔尔境内的胡夫什哨卡。而沙特阿拉伯则声称，这是一次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冲突。双方各讲各的理，互不相让。于是卡塔尔宣称不再遵守1965年的边界协定，并威胁要退出海湾合作委员会。骤然间，海湾上空飘来了一片紧张的阴云。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从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和阿拉伯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亲自充当调解人，并于事件发生两天后，即10月2日，分别与沙特阿拉伯国王和卡塔尔埃米尔通了电话，以图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当卡塔尔埃米尔决定抵制当年12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以后，穆巴拉克决定亲自出马，进行穿梭斡旋。12月17日，穆巴拉克从开罗启程，开始执行他的和平使命。这天下午，他首先来到沙特名城麦地那，与沙特国王法赫德会谈了两个多小时。会晤一结束，又立即飞抵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埃米尔哈里发会谈，就双方的分歧和观点进行调解，寻找弥补裂痕的途径。第二天上午，穆巴拉克派外交部长阿姆鲁·穆萨和新闻部长萨夫瓦特·谢里夫携带总统信件前往麦地那，汇报他同卡塔尔埃米尔的会谈结果。随后，他本人也于当晚返回麦地那，与法赫德国王再次进行磋商。
连续4天的穿梭外交使穆巴拉克的调解获得了预期的成功。在穆巴拉克的安排和主持下，12月19日和20日连续两天，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两国元首在麦地那会晤，举行三方首脑会谈，并最终根据1965年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签署的边界协定签署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新协议，作为解决两国分歧的基础。一场边界危机就这样被穆巴拉克和平解决了。
类似这样的调解工作，埃及政府总是乐于承担。例如，1999年，穆巴拉克总统通过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访问，促使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同意在马格里布联盟的框架内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领土分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
同样，对任何破坏和践踏阿拉伯国家平等、友好原则的行为，穆巴拉克也总是挺身而出，敢于批评和谴责。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背信弃义，挥兵南下，占领了兄弟的邻国科威特。对于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这样的侵略行径，穆巴拉克不能坐视不管，他是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敢于站出来谴责伊拉克入侵行径的国家领导人，要求萨达姆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当沙特阿拉伯为了避免成为第二个科威特，而决定邀请美国部队驻扎在自己的国土上，以“保卫麦加圣地的纯洁和安全”的时候，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又立即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赞成沙特阿拉伯的这一决定，以保卫沙特的领土完整和帮助海湾实现和平。因为他考虑到仅靠阿拉伯国家的力量难以将伊拉克庞大的军队赶出科威特，也无法遏止萨达姆的野心扩张。同时，他还宣布，埃及也决定派遣军队帮助沙特阿拉伯摆脱面临伊拉克入侵的危险。此后，穆巴拉克一方面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萨达姆，执行联合国关于伊拉克撤军的协议；另一方面，他也决定向海湾派兵，参加多国部队，以逼迫萨达姆在强大的武力威胁面前屈服，撤出科威特，避免战争的发生。一直到海湾战争爆发的前一天，1991年1月16日，穆巴拉克仍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希望，还在呼吁萨达姆撤军。但是，萨达姆拒绝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和平倡议。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并以伊拉克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海湾战争停止后，穆巴拉克总统从维护阿拉伯世界安全与稳定的立场出发，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表不同于西方观点的讲话，立场鲜明地拒绝了西方国家参与海湾地区战后安全安排的设想，并重申埃及坚决反对肢解伊拉克，伊拉克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他还告诫一些对伊拉克仍抱有敌意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要干涉伊拉克的内部事务。同时，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他一贯主张应该尽快全面或有限地取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并不顾美国的警告，于2000年10月派飞机前往巴格达。不久，埃及政府又于2001年1月18日与伊拉克在开罗签署了两国自由贸易协议，以实际行动反对对伊拉克实行无限期国际制裁。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穆巴拉克总统及其政府对美英两国政府不顾国际舆论，自行其是的行为立即表示公开反对，谴责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是违反国际法和超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反伊拉克行为和措施。
自1990年海湾危机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造成严重分裂以来，穆巴拉克一直在阿拉伯国家内部进行斡旋，为缩小分歧，重新建立信任和恢复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而努力。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从最初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派兵参与多国部队驱赶入侵的伊军，到反对肢解伊拉克和支持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并谴责美英联军发动伊拉克战争，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维护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安全、稳定和团结。
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洛克比空难问题上，自从1992年4月对利比亚实行国际制裁以后，穆巴拉克总统一直同与该危机有关的各方保持密切的接触，极力主张采取一项能为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法。与此同时，埃及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作出的遏制危机发展的努力。为此，1996年7月21-23日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首脑会议，会议要求：苏格兰法官在海牙主持召开公正、中立的法庭上，根据苏格兰法律对嫌疑犯进行审判。同时，穆巴拉克总统对利比亚与联合国达成的一项类似的协议也表示支持，把利比亚的这一举措称作是一个既合理又勇敢的决定。
不过，在阿拉伯世界，由于意识形态、领土归属、宗教信仰等问题上存在诸多矛盾和分歧，要真正实现团结一致还需要有关国家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就拿埃及与苏丹的关系来说，从1956年1月1日苏丹结束了长达近57年的英、埃“关管”宣布独立，成立苏丹共和国以来，苏埃两国的关系就一直起伏不定，时而紧张，时而正常。正常时相安无事，甚至还有过蜜月期，一旦发生政治分歧，有关哈拉伊卜的领土争端必起。
由于哈拉伊卜地区居住着苏丹居民，所以苏丹一直将其视为本国领土。1958年埃及首次对哈拉伊卜提出领土要求而与苏丹发生激烈冲突，后发展为军事对峙。当时执政的纳赛尔总统下令埃及军队暂时撤出该争议地区，虽然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但埃苏两国由此结怨。到了1989年，在苏丹“全国伊斯兰民族阵线”的策动下，以巴希尔将军为首的军人推翻萨迪克民选政府，夺取政权上台，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埃及现政权构成新的威胁。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两国的立场相左，埃及支持科威特，苏丹支持伊拉克。随着两国政治分歧的不断加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方摩擦不断，领土纠纷升级，1992年埃及苏丹两国在哈拉伊卜归属问题上再次发生冲突，两国关系再度恶化。不仅互相进行新闻攻击，而且断绝了两国之间高层人员的往来，互相支持对方的反对派，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原教旨主义组织就不断得到苏丹政府的支持和庇护。特别是1995年6月，埃及针对穆巴拉克总统赴埃塞俄比亚出席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遭暗杀未遂事件，指责苏丹涉嫌庇护逃往苏丹的3名埃及武装分子，并向联合国安理会起诉苏丹政府支持埃及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后又积极支持安理会通过对苏丹经济制裁的决议，埃苏两国关系随之急剧恶化。从1997年开始，虽然两国关系有所缓和，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龃龉仍然时有发生，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实质性进展。
四、积极发挥埃及的地区作用，努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又是最早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在实现中东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举世公认的。萨达特总统为解决中东问题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激烈反对。穆巴拉克当上总统以后，衷心支持萨达特开创的和平道路，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勇往直前，使中东和平进程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虽得以全面启动，但依然是一波三折，举步维艰。每当和谈陷入僵局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他的政府在不辞辛苦地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重新启动而奔忙，无论是巴以和谈，还是叙以和谈，或者黎以和谈，都倾注了埃及领导人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穆巴拉克总统和他的政府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每当巴以和谈遇到困难，就能看到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前往开罗，听取穆巴拉克的意见和建议，而穆巴拉克总是凭借自己同美国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及其丰富的谈判经验和杰出的外交才能，帮助巴方走出谈判的困境，使巴以之间的不少协议得以在埃及签署。如1994年5月4日在开罗签署的《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1999年9月4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签署的《关于恢复最终地位谈判的备忘录》以及2000年10月17日在沙姆沙伊赫达成的“停止暴力冲突，恢复安全合作并对冲突进行调查，进而恢复和谈”的“三点口头协议”。可以说，巴以和谈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这位埃及总统所付出的艰辛。即使是在美国或其他国家达成的一些和平协议，也都离不开穆巴拉克总统的参与和斡旋，其中埃及的关键作用是不可轻视的。
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工党领袖拉宾被暗杀。次年5月29日，以色列举行新一届议会大选，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当选为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执行拉宾政府同巴勒斯坦人达成的有关和平协议，在和谈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导致巴勒斯坦抵抗活动加剧，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穆巴拉克呼吁内塔尼亚胡认真执行已签署的有关协议，同时劝告巴勒斯坦人不要对和平丧失信心，他还具体提出了恢复巴以和谈的五点建议，其中包括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新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努力打击恐怖活动等。1998年10月23日，巴以在美国等多方压力下终于达成了《怀伊协议》，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严肃执行协议的有关内容。
正当中东和平进程在曲折艰难地向前推进的时候，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流血冲突，以阻止中东和平进程。此事震惊了整个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的国家，人们无不为中东和平进程的受挫而担心。此时，又是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邀请下，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约旦和埃及5国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欧盟外事负责人索拉纳于10月16-17日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召开了中东问题多边首脑会议，讨论结束巴以流血冲突，重新举行和平谈判。紧接着，又应穆巴拉克的倡议，10月21-22日阿盟在开罗举行了特别首脑会议，以协调阿拉伯国家的立场，确保中东和平进程按照“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继续进行。但是不幸的是，人们担心巴以紧张关系的不断升级还是发展成了新一轮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特别是2001年3月沙龙上台后，巴以流血冲突愈演愈烈，以暴易暴的血腥事件接二连三，几乎达到了失控的地步，中东和平进程再次被推到了绝境。面对这种日益紧张和恶化的中东形势，穆巴拉克总统的心情十分沉重。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中东和平应该成为各国的战略选择。正如他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总编辑的访谈时所说，“解决巴以冲突的有关各方应懂得，除了和平别无选择”，“和平不仅是阿拉伯人，也应该是以色列人的战略选择。”他重申，“实现和平是必由之路，埃及已经，并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为了探讨打破中东和谈僵局的新途径，寻求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2001年4月埃及又与约旦共同制定了一项中东和平新计划。该计划呼吁冲突的巴以双方采取建立相互信任的措施，包括履行1999年签订的《沙姆沙伊赫备忘录》，以缓和危机，重开谈判。
但随着中东形势的日益复杂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在埃及都有不少人寄希望于穆巴拉克，要他放弃与以色列的和平，而带领阿拉伯世界重新向以色列开战。例如，2002年3月至4月，以色列军队以反恐怖主义为名，大举入侵巴勒斯坦自治机构控制的约旦河西岸领土，逮捕了数千巴勒斯坦人，制造了举世瞩目的杰宁惨案，从而激起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要求对抗以色列的呼声不断。埃及也不例外。开罗大学的学生试图冲出校门，前去火烧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亚历山大的学生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就连一贯拥护阿以和谈的埃及《金字塔报》主编伊卜拉欣·纳菲阿也一反常态，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集结阿拉伯军队，对抗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向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的侵略战争”。
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总统，穆巴拉克并没有意气用事，而是以他高超的手腕冷静处理了有可能爆发阿以全面战争的危险局势。一方面，他顺应阿拉伯各国和埃及舆论的压力，批评以色列军队滥杀无辜的野蛮行径，暂时中断埃以两国之间除了有利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外交渠道之外的一切政府联系。另一方面，为了使埃及不再重蹈“六·五”战争的覆辙，也为了二十多年来埃及所享受到的和平利益，更是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穆巴拉克在国内逮捕了部分激进的学生，压制任何轻率的战争言论；在国际上则反驳其他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批评和指责，坚持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
由此可见，实现中东和平虽然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在穆巴拉克总统领导下的埃及，对坚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决心和追求是不会动摇的。这也充分反映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埃及不仅已证明了自己是阿拉伯世界里一个稳定且负责任的国家，而且它在中东地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贡献也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第四章 埃及与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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