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阿拉伯国家经济合作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埃及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突出，更没有得到加强。这其中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一、纳赛尔时期：主要目标是实现以埃及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联合和统一
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1952年7月，在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下，埃及人民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翌年成立了埃及阿拉伯共和国，从此揭开了埃及真正独立和建设的新历史时期。1956年，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埃及人民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主权。接着又在抗击英、法、以三国侵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经过这两场斗争，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不但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新觉醒，而且也唤起了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大业的激情。所以，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里的核心和领导作用为阿拉伯民族的复兴和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这在客观上强化了阿拉伯国家建立民族经济和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加快了彼此之间经济合作的步伐，以至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经济合作的协议和以一体化或统一为目的的合作机构和组织。
不过，应该指出，纳赛尔所推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切都是从赤裸裸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所以，他一方面强调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和合作，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突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任意干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竭力扩大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从支持，继而又反对伊拉克革命到出兵也门的军事冒险，从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的统一，1963年埃及与叙利亚、伊拉克三方的短暂统一到1969年埃及同利比亚、苏丹签订的三国统一协定，都充分表明在这十多年里，纳赛尔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阿拉伯统一的尝试，同时也一直没有放弃过以埃及为领导核心的大埃及主义。因此，他在致力于阿拉伯统一的实践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顾他国的具体国情，任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其失败的结果是肯定无疑的。这不仅损害了纳赛尔本人的声誉以及埃及的形象，而且也阻碍了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和合作的深入发展。
同时，纳赛尔也认为，阿拉伯的统一和合作只有通过发动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他也轻视由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尽管他没有放弃对阿盟的领导权，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革命组织，只有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以埃及“七·二三”革命为榜样，建立属于人民的政权，才能真实表达全阿拉伯民族的爱国意识，即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然而，正是这种激进的指导思想，不但无益于阿盟的团结一致，反而加深了联盟内部的互相猜忌和政治分歧。所以在阿盟范围内，埃及和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虽然都为经济一体化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也就是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实现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或统一。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不得不屈从于非经济因素的介入，诸如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复杂多变等政治因素。这就使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一体化道路上的步调难以一致，难以走共同发展之路。
另外，从经济方面看，纳赛尔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纲领，包括大规模开展土地改革、积极发展“工业化”、广泛实行“国有化”，为巩固其新生的革命政权，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1952年和1961年先后两次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埃及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工业化”政策使埃及增加了许多工业企业，填补或加强了原来空白和薄弱的行业，如冶金、机械和化工等重工业；“国有化”为建设国家垄断资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国有体制创造了条件。所以，这个时期，主要是在60年代中期以前，埃及的经济状况是有所前进的。根据埃及计划部的数据，1953-195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7.3%；1955-1961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3%；1961年—1966年为6.1%；从1966年开始到1971年则下降为2.9%。
不过，事实上，这个时期埃及的经济形势并不像官方统计数字表明得那样令人乐观，特别是在后10年里更是困难重重。当然，经济基础差、人口增长速度快等客观因素固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是，纳赛尔这些轰轰烈烈的经济政策及其措施，由于其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不仅没有使埃及经济彻底摆脱困难、出现奇迹，反而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失调，成为后来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农村的封建经济基础并没有因为土地改革而被摧毁，相反，由于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农业，农村生产力受到了严重限制，农业形势日渐恶化，以至于使埃及逐渐由一个粮食自给国家成为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初，埃及已经每年需要进口200万吨粮食。而国有化，则打击面太宽，严重挫伤了中小资本家的积极性，且因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扰乱了原先正常的生产秩序，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营私舞弊层出不穷，使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很大损失。所以，虽然通过这些措施，一个多样化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了，但国营部门的效率低下、连年亏损，却使埃及经济每况愈下。特别是在经历了几次战争，包括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1962-1967年的也门战争、1967年的“六·五”战争以及随后与以色列之间的消耗战，埃及在经济上已经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本国国内的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而不再是加强自己在阿拉伯地区经济合作中的领导作用，何况其实力也无法为创造一种各国共同遵守的有效机制而发挥主动性。在这方面，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的首任秘书长，埃及人阿卜杜·拉赫曼·班纳博士生前曾感慨地指出，由于埃及和大多数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别，许多关于经济合作的阶段性计划都只能束之高阁。
二、萨达特时期：“经济开放”是手段，还是目的？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猝然去世。萨达特继任总统以后，埃及当时面临着两个紧迫问题：一个是如何克服国内长期存在的经济困难；另一个是怎样洗刷埃及在“六·五”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为此，萨达特决心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去面临挑战，解决纳赛尔遗留下来的诸多难题。
埃及经济在“七·二三”革命以前原本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从“七·二三”革命爆发直到1961年，纳赛尔除了进行土地改革和对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以外，基本上没有触动本国的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1961年7月，纳赛尔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决定对埃及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法令。如第117号法令，将埃及全部149家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第118号法令，将91家公司变成国营企业；第119号法令，限制159家公司中个人所有的规模。经过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有经济成为埃及经济的主体。1964年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地位，第9条规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它禁止任何形式的剥削……”
到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埃及经济已经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发展工业、建设高坝以及参加也门战争的负担，使埃及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情况异常困难。接着，1967年“六·五”战争的失败使军队几乎需要重建和重新装备，政府需要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1.1%用于军事开支。从1968年到1973年的5年中，埃及为准备作战花费了80亿到90亿美元。对埃及人民来说这是厉行节约和作出牺牲的时期。萨达特把这一切完全归咎于纳赛尔的国有化政策，他说：“我们十分愚蠢地搬用了苏联的形式，奉行了社会主义路线……”结果“任何自由的活动都成了可恶的资本主义行为，私营企业都成了剥削与强盗行径，个体的积极性完全丧失了……”于是，萨达特决定摈弃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行经济开放和自由化政策，以便向阿拉伯产油国和西方国家寻求援助。1971年9月，埃及颁布了关于《阿拉伯投资和自由区》的第65号法令，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阿拉伯产油国的资金以发展埃及经济。但由于埃及当时不战不和的复杂形势，该法令未能收到积极成效。十月战争后，埃及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萨达特下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1974年4月4日，他在人民议会发表了著名的《十月文件》，其中说：“在国内外实行经济开放可以提供用于发展的资金保证。”作为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萨达特在当年6月又颁布了《关于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和自由区》的第43号法令，即《外国投资法》，以取代1971年的第65号法令，进一步鼓励更多的外国资本，特别是西方资本进入埃及市场。该法令为外国投资作出了更宽、更优的规定，包括扩大外国投资范围，允许外资可以投向埃及的工业、矿业、能源、旅游、交通、农垦、住房、城市建设、银行、保险等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规定外资企业不受有关国营企业法律的约束；企业投产后可免交5年至8年，甚至10年到15年的所得税，进口原料和设备免交关税；可自由转出资本和利润，外汇需求自给自足；在自由区经营的进出口商品无需通过海关手续，可免交关税。同时，为了尽快消除纳赛尔时期国有化政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以便更好地吸引国内外资金，萨达特还着力改革国营企业，鼓励私有化。1977年萨达特又颁布了第32号法令，对第43号法令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完善。
萨达特在经济上所作出的这些重大改革，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得到阿拉伯产油国的巨额援助。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埃及的经济困难是由于同以色列的对抗造成的。特别是1967年“六·五”战争后至1972年底，埃及因备战而花费的防务开支就达41.25亿埃镑，约占整个阿拉伯世界防务费用的50%。而同时期埃及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等阿拉伯产油国得到的援助总共只有5.662亿埃镑，仅占埃及防务开支的1/8.因此，埃及有理由要求阿拉伯国家给予更多的援助。为此，萨达特曾提出过搞一个阿拉伯的“马歇尔计划”，以重建埃及，这需要150亿美元。1976年，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4个海湾产油国组成了“海湾埃及发展组织”（GODE），资金为20亿美元，帮助埃及渡过经济难关。萨达特要求至少增加到120亿美元，但海湾国家最终只同意给予埃及为期5年、每年5.7亿美元的资助。显然，这与埃及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不过，实际上，自1973年以后，埃及从阿拉伯产油国获得的援助还是很可观的，只是由于这些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援助大部分是私下授予的，所以援助的性质、范围和数额很难搞清。据沙特阿拉伯公布的数字，在1973年以后的5年内，仅沙特阿拉伯给埃及的援助就有7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私人投资和直接付给埃及政府机构的少量贷款和援助，以及对埃及军队提供的装备。此外，阿拉伯产油国在埃及中央银行的存款也有近20亿美元。只是埃及政府把这些外援几乎都用来弥补由于进口激增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而没有用于发展工农业生产。
开放政策给埃及经济注入了一定的活力，20世纪7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8%。据统计，截止到1979年12月31日，由投资和自由区总局批准的投资额达到了41.9亿埃镑。但是这种快速度主要靠的是外援和消费开放，即商业和金融业等服务部门的扩大，而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而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进口猛增、债台高筑，使埃及逐渐成为了一个过度依赖外援和进口的国家。到1979年底，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的53%用于进口，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进口在市场上直接销售的消费品。截止到1980年，埃及的非军事债务已至210亿美元，新债务的3/4都花在日益增长的消费上，甚至连每年增加40%的石油收入，也用于消费品的进口，而不是投资。1974年，埃及的非必需品进口商品价值约为4500万埃镑，但到1978年已猛增到5.26亿埃磅，增加了12倍。埃及原是个粮食出口国，但到1980年它所需要的食品一半以上需要从外国进口。同时，食糖的进口量已高达食糖消费量的35%。而1970年以前，埃及生产的食糖尚有40%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埃镑贬值也就不足为奇了。到1979年，据埃及官方公布的数字，通货膨胀率就达到30%—35%，事实上，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同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到1980年，占人口5%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1.5%，而占人口20%的最底层贫民，他们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5%。另据埃及中央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埃及乡村中44%和城镇中33%的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
另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也打破了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独霸局面，使埃及的私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一些人或钻国家经济立法的漏洞，或靠官场亲属的庇护，或借公私企业之间的不同的政策待遇，大搞非法经济活动，以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于是，萨达特把希望寄托于西方国家，特别是从美国那里得到补偿，决心结束与以色列的对抗，走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道路，以便集中精力，狠抓经济建设。1978年9月和1979年3月，在美国的直接斡旋下，埃及先后同以色列签署了有关实现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平条约》。萨达特的这个“和平主动行动”虽然给埃及争取到了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美国第一次向埃及提供武器的销售贷款和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经济援助赠款，但是也使埃及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招来了几乎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致反对，萨达特本人更是被国内外极端势力谴责为“背叛阿拉伯民族的叛徒”。
1979年3月27-31日，阿盟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在巴格达举行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24项制裁埃及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其中包括：立即从埃及撤回阿拉伯国家的大使；建议中断与埃及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中止埃及在阿盟中的成员国资格；将阿盟总部从开罗迁往突尼斯；阿拉伯国家政府或其他机构停止向埃及政府及其机构提供贷款、存款、保证、银行方便、财政、物质或技术援助。
过去，萨达特和纳赛尔一样，都利用埃以处于战争状态为借口，来获取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援助，但埃以和约的签订却使萨达特丢掉了这张左右逢源的王牌。这使埃及在政治上空前孤立于阿拉伯世界，失去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盟主地位。会议结束后不久，除了苏丹、阿曼和索马里以外，其他17个阿盟会员国都与埃及断绝了官方的外交关系。而且埃及在经济上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压力，失去了原来每年从阿拉伯产油国获得的大量援助，其中有一部分是弥补埃及对抗以色列的负担。同时，沙特阿拉伯还停止了向埃及管理的阿拉伯联合军工企业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国内的政局变得更加剧烈动荡。一旦埃及人民像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一样，认为对以色列媾和既不能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也不能洗刷埃及“背叛”阿拉伯世界的耻辱，那么，萨达特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对于萨达特这个时期的功过自有不同的评价，但他为解决最棘手的阿以冲突和为以后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是无可置疑的。
由此可见，在这段时间里，由阿盟主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为什么不但一直停滞不前，而且原先为此所作的一些努力也都付之东流了。
三、穆巴拉克时期：经济问题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
萨达特遇刺后，埃及开始了革命后的第三个时期，即穆巴拉克时代。穆巴拉克受命于国家患难之秋，是在国内政局剧烈的动荡之中就任总统的。他面临两个重大问题：一是重新恢复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解决积重如山的经济问题。
所以，穆巴拉克上台后，在稳定政局，争取摆脱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孤立境况的同时，为了使埃及尽快走出经济上的困境，以保持埃及在该地区中的核心地位，他也十分重视抓国内的经济问题。他执政才半个月，就明确表示，在继续奉行萨达特的开放政策同时，必须进行经济改革，使“消费开放”变成“生产开放”，以发展生产性项目来改变过度依赖外援的进口消费型的经济结构。为此，穆巴拉克执政后不久，就于1982年2月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邀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参加，共同寻找解决埃及经济问题的办法。根据全国经济会议的建议，穆巴拉克政府决定废除了萨达特时期制定的1980-1984年的五年计划，重新制定了1982/1983-1986/1987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新五年计划要求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2%，其中生产部门的增长率每年要达到9%，以便促进物质生产发展，力求自力更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埃及政府的主要措施有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重，扭转物质生产部门比重下降的趋势，并相应降低服务业的比重；鼓励私营经济，改革国营经济；调整进出口政策，强调进口合理化，减少对无形出口的依赖，相应增加有形出口的比重；鼓励开荒，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紧缩国家开支，削减物价补贴；整顿自由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等。
穆巴拉克的这些经济措施，虽然获得了绝大多数埃及人的拥护和支持，但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特别是这些政策措施与萨达特时期伴随开放政策出现的“开放阶层”的主张和利益是有根本矛盾的。这些包括外国投资者的掮客、外国代理人、合资企业股东、独资企业代表、房地产经营人和专事经营货币投机与走私的人，以及为这些人消费而开设的服务业、娱乐业的经营者的所有受益者，其中不乏有权力中心里的人或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他们利用权钱交易，为所欲为，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拉什德·奥斯曼，他原来仅是个日工资只有30皮亚斯的工人，但8年中发迹到拥有3亿埃镑的富翁；再一个就是萨达特总统的胞弟伊斯马特·萨达特，他在70年代后期的短短几年里，依仗权势，营私舞弊，从过去一个普通公务员摇身一变为大笔进口货物的经销商，家财亿贯。这些被称为“肥猫”的“伞兵阶级”靠的就是“消费开放”、“进口开放”和“投机开放”，从国家的手中夺取财源。而穆巴拉克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改变“进口消费型”的经济结构，主要是针对“开放阶层”的。为了维护改革和正常的经济秩序，给开放政策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穆巴拉克发起了反对营私舞弊，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惩治了像伊斯马特·萨达特这样一些罪大恶极的经济腐败分子，从而赢得了全社会的支持和欢迎。同时，新的五年计划也主张鼓励私营部门与国营部门一起发展，而且更强调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这又是纳赛尔体制的拥护者所反对的。所以，要彻底保证这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实施，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还需有大量的资金作后盾。但是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在1984年以前，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贷款和经济援助还没有恢复，或至少没有全部恢复。虽然从美国那里每年能得到21亿—24亿美元的贷款和经济援助，但大部分不是用来对付每年短期外债的还本付息，就是用来购买武器，扩充军备，以致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年度预算经常性支出的20%以上。所以，到1987年6月这个计划结束时，由于资金匮乏，这个新五年计划中的项目实际上只有15%得以实施，而且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也大大低于计划的目标，根本不能满足埃及人口增长的需求。
这个时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87年，最后也没能完成。所以，埃及政府虽然作出了许多努力，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到80年代末，埃及经济的前景依然不能令人乐观，仍被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所困扰：通货膨胀超过了20%，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对外拖欠着巨额债务，经常性的大量的财政赤字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1982年的人均收入为600美元，1990年是610美元，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如何使埃及在重返阿盟以后能迅速走出经济上的困境，以维持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已成为埃及政府的当务之急。
迫于这种严峻的形势，1991年5月，埃及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债权国达成一项重要协议。根据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埃及提供3.72亿美元的应急贷款，但埃及政府必须按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减少补贴、提高利率、改革税制、减少政府支出以及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与此同时，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将根据埃及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的情况逐步勾销埃及所欠的债务。在这种形势下，埃及的私有化改革有了很大的进展。继1992年埃及政府宣布将在随后的5年内出售74家国营公司的资产和股票后，到1995年底，政府出售的国营企业数目远比预定的要多，达到了195家公司。
巴黎俱乐部成员国肯定了埃及的私有化改革，1991年7月免除了埃及所欠官方和政府担保债务的15%，1973年3月又勾销了15%。1996年1月穆巴拉克改组内阁，任命詹祖里为总理。新内阁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进行了深化的结构性调整，将私有化作为经济工作优先考虑的措施，公布了一项庞大的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计划。约120家国营企业被列入计划，资产总值约40亿美元，占国营企业总数的45%。涉及的企业已从旅游部门的宾馆饭店扩大到港口服务、电力分配、工业生产、保险金融等行业。为了表示支持和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当年10月同意给予埃及一笔为期两年的4亿应急贷款。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埃及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善。到步入改革的第八个年头，1998/99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684亿埃镑，即大约789亿美元，是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229.13亿美元的3.4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4800埃镑，约为1410美元。在此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9%，最后3年连续保持在5-6%之间。最终用途消费（包括家庭和政府）每年上升了4.6%，即为人口增长率的两倍多。同时，通货膨胀率已由90年代初的21%下降为1998年的4%，公共预算赤字则下降为不到1%，经常项目扭亏为盈，由1980年的赤字4.38亿美元转变为1996年的4.99亿美元的盈余，外汇储备（不包括黄金储备）由1990年末的30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200多亿美元，每年新增外债由1993年的23亿美元下降为1998年的15亿美元。私有化自1991年起到1999年1月，由政府提供出售的国营企业已达到314家。其中在1996年至1999年1月期间实现私有化的公司为119家，变卖所得的收益达115亿埃镑（约33亿美元），私营部门的股票活动上升到总投资额的大约65%（相比之下，1981/82年度时仅为2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致73%（1981/82年度时为53%）。外国投资增长也加快，据埃及投资和自由贸易总局1998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埃及1997年吸收的外资（不包括阿拉伯国家）共有15亿美元，在埃及的外国公司资本年均增长率达到30%，外商在埃及投资兴建的企业达到1775家，其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58%，总注册资本达到49.5亿美元，创近年来吸引外资的最高水平。同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失业率有所下降，据官方统计，已由1990年的14%下降为1998/99年度的7.9%。这些经济数据表明，到1998年，埃及经济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和积极的发展，走上了一条成功之路。
不过，这些成绩虽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面临的挑战仍然是严峻的。从经济改革本身来说，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消费品进口过快，所以从1999年以后，连续3年经济不断衰退，1999-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呈逐年递降的趋势，分别为6.3%、5.1%、3.5%和2.0%。特别是在此期间，无论是埃及的货物贸易，还是其服务贸易都因“9.11”事件的影响而受挫。其中石油及相关产品的出口，因国际油价的下跌由2000/2001年度的26.32亿美元减少为2001/2002年度的19.04亿美元；同时期的旅游收入、侨汇收入和运河收入也分别由43.17亿、28.43亿和19.43亿美元减少为34.23亿、27.73亿和19.11亿美元。到了2002/2003年度，由于受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埃及经济再次面临严重考验。不过，由于战争时间比较短，而且一些不利的因素在战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开始释放，所以影响程度比预期的要小，埃及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大的起伏。
从总体状况来看，根据埃及中央银行公布的数字，2002/2003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为3.1%，比上一年度的实际增长率要高。特别是随着货物贸易总量的扩大，出口增加，贸易逆差已由上年度的75亿美元减少为66.1亿美元。同时四大支柱产业的外汇收入也较上年度增加了19.7%，总计达到121.36亿美元，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截止到2003年6月30日，埃及外汇储备也恢复到148亿美元，已接近2000年中期的150.2亿美元的储备水平。当然，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由于汇率的不断下滑，埃镑兑换美元的比例已由1999年时的1美元=3.4埃镑左右改变为2002年初的1美元=4.51埃镑，到2003年中期进而下调为1美元=6.1埃镑。与一年前相比，埃镑的贬值幅度达到33%。此外，4%的年通胀率也较上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长年外债金额居高不下，2002/03年度末的外债总数达到287.5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人均外债415.3美元。加上股市和不动产价格的下跌，致使国有资产大量缩水。另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国内的失业率已上升为9.9%，比上年度增长了0.9个百分点，致使就业压力增大。目前，随着伊拉克战争阴影的逐渐消散，埃及经济的总体情况将会有所好转。但面对2.1%人口增长率的压力，埃及政府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的增长速度，才有可能解决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和增加实际的人均收入。此外，如何克服经济改革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必须给予足够关注的一个严重问题。
从国际环境方面看，世界经济集团化、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也使埃及以及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阿拉伯国家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是继续甘心于分散落后，受制于西方各国，还是加速阿拉伯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达到联合自强，消除同世界上其他经济集团竞争的不利因素，这已成为包括埃及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图生存、谋发展的重要抉择。
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埃及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把在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作的努力同实现本地区的持久和平和经济上互利合作的目的联结在一起。穆巴拉克总统一方面积极参与并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为阿拉伯国家的互利合作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又带头呼吁和努力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加强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经济合作，提出建立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以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和弥补阿拉伯经济一体化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失去的部分时间。
目前，在阿盟主持下，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正在得到逐步加强，经济一体化也得以重新启动。显然，这与埃及政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也充分反映出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已经认识到只有联合自强、共同发展才能使阿拉伯世界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走上独立、繁荣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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