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是一种年轻的文学体裁。

    报告文学在我国的文学历史上曾经有过特殊的作用和贡献。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一度曾经作为文学的主角活跃在文坛，有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报告文学因为塑造了自己，也很好地成全了自己的个性品格和形象。报告文学从当初的新闻速写、旅行记的表现形式演变为对某一个事件人物的描写报告，再到从某一个社会问题着眼广泛取材、综合关照、深入分析、宏观全景表现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在对自身特性的探索和寻求多种表现的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走出地球村》等作品的出现，一种过去就有，到了九十年代突然明晰突出起来的报告文学形态，被我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的一个新形态使人们不能回避和忽视了。“史志性报告文学”是继“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出现之后报告文学在表现形态上出现的又一次重要变革，是报告文学在题材和内容方面寻求发展，在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生活时有更多的渠道方式的探寻努力的结果。事实证明，“史志性报告文学”是一种富有个性化的，有特殊表现和丰富内容，可以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生活提供许多思考和参照的，又在某些领域行业建立一种文学式的历史景观的报告文学。这样的文学现象在人们不太注意的时候就流行起来，并且发生很大影响，我们就不能不对其作出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研究认识了。

    一

    报告文学自其命名至今，才不足百年的历史。这比起诗歌、散文和小说这些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学体裁来，实在是太短了。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自它一出世，就受到社会和公众的重视，直至如今成为一种足以和诗歌、小说、散文等相并列的独立的文学体裁。

    在报告文学的初发阶段，因为它正在力图从新闻的领域移出，在寻找文学生动形象的支持后建立自己新的营垒，所以，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都还带有明显的新闻作品痕迹。例如，对于报告文学的创建和独立起了奠基作用的捷克作家基希的作品，就大都是一些旅行见闻和新闻速写之类的东西。我们只要看看像《怒吼的新闻记者》、《天堂美国》、《秘密的中国》、《墨西哥漫游》等这些作品的题目，就会意识到它的特性和内容了。早期的报告文学，在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作者一般都是环绕着新闻的中心来着眼选材和创作的。早期的报告文学内容，大都是新闻未曾顾及或自然遗漏的新闻背景内容。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新闻忙于报道各种战事消息，报告文学就去表现战争前线和后方那些和战争有关的真实人与事。有不少作品，曾经是被人们作为战地通信、战地速写来看待的。这些作品，一般都比较短小，常常是描写一个战斗的场景，一个人物的一时的感情和行为。因此，这个时期，报告文学渴望独立，但在实际上因为和新闻的关系太密切，仍然是没有独立起来的。社会公众，虽然也承认像基希这样的人和作品的影响作用，可总是把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而不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认识和对待的。基希对报告文学的贡献很大，很多，在基希的时代，报告文学似乎并没有完全地独立和兴盛起来。

    报告文学在为自己实现独立的道路上，是有过许多努力的。这种努力，有过自白式的呼喊，也有过不少实际的操作。例如，基希就曾经这样表白：“为了表达我们的认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寻找一种能够满足绝对美学的所有理想规律的形式。”他还强调说：“采访员从来都被贬斥为报纸最低级的撰稿人，直到约翰·里德和拉里沙·赖斯纳——的作品告诉我们，事实报道也可以写得自成一格，而且写得扣人心弦。谁要是没有从他们认识到这点，那么也可以从批判界的护法僧侣们的敌对态度认识到这一点。”由此可见，要让人们接受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并不是轻易的事情。但是，不管哪种文学形式要想使自己独立起来，要被人们所接受，所认可，都不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例如，小说在我国就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在唐以前六朝的志怪志人文章，再早时春秋战国时期的神话寓言，虽然也带有小说的某些品格，但是，这些东西和人们习惯上认为的小说还是有所不同的。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里说：“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报告文学也是这样，仅有一点和新闻的区别与同文学的接近特点还是不能算是独立，重要的是在创作的意识上和操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特殊的规律，找到一套实现自我独立的方法，才是走向独立的重要途径。然而，并不是所有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更不是人人都自觉地去这样做的。但是，是否有这种意识和自觉行为非常重要。在新闻和文学之间的空白地带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这是报告文学可能独立的第一步。找到和主动地运用符合报告文学特性的创作手法进行创作是实现其独立的主要工作。也就是说，要把追求报告文学的特性品格落实到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去。在创作中明晰个性，在创作中探求个性的实现方式，这是每一种文学体裁都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回顾一下报告文学不长的创作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把自己的创作和当时的主体新闻联系得过于紧密，力图过多地借助新闻内容的作家作品，大多是很快就被猛如海潮一般的新闻湮没了。而在创作上既看重新闻价值又持有独立的体裁选择和认识判断的作家作品，就比较多地被历史所记录。例如，约翰·里德报告苏维埃“十月”革命时斗争情景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诺报告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革命行动的《西行漫记》，夏衍报告三十年代上海“包身工”苦难生活的作品《包身工》等就是很好的例证。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问题就在于，里德和斯诺没有简单地认同当时的主流新闻宣传，而是凭借自己主观的认识判断来选择题材和表现题材，表现了自己的独立精神。而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如大兴安岭森林灭火，1991年水灾救险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但是都因为太靠近新闻性而缺少报告文学自立的特点就不被历史所记录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尽管接受了新闻真实性这一根本的生命内核，使自己和其它的文学形式有了明显的区别，但它又因为是文学就必须臣服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像自由选材、独立判断、文学式表现等个性劳动特征，是作家必须要严肃认真对待的。作家在创作中，不能很好地解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在对待题材和对题材的认识上漂萍般的游移不定，对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没有自己独特的评判，是文学创作最为忌讳的现象。报告文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只重视写什么而不大重视怎么写，也是它脱离不开新闻牵扯的一个原因。有人认为，因为新闻操作不到位，所以报告文学就大行其道。这种认识是有一点道理的，但又不完全准确。但它恰恰说明了报告文学未能清楚地和报纸、电台新闻区别开来会让人产生误会。报告文学是一种有自己特性创作规律的新型文体，它的功能作用，不是新闻可以完全代替的。当然也不是诗歌、小说等其它文学形式可以代替的。即使新闻完全到位了，报告文学仍然有自己的活动空间，有许多工作可做。因为报告文学在较长的时间内未能使自己完全独立起来，所以，报告文学长时间地游荡在新闻和文学之间，既被两家接收，又被两家排斥，始终难以定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态，问题就在于报告文学自己本身没有找到实现独立的途径和方法，不是把自己简单地交给新闻，就是把自己简单地交给文学。结果，模糊了个性，也就失去了本来应当有的地位，反而变得模糊起来了。

    二

    在我看来，我国的报告文学，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之后才一下子发生了质变，迅速成熟起来的。中国报告文学成熟的标志，是在1978年徐迟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刘宾雁发表了《人妖之间》之后才明确起来的。这两篇作品向人们表明，报告文学作家从思想到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已经建立并且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能够依据自己的认识和选择来表现社会生活，是许多作家多年期望而在错误的政治思潮下难以实现的愿望。现在，这种愿望得到了满足，文学创作立即就有了质的变化。报告文学是对于社会生活最为直接的参与和影响，所以，作家是否拥有独立创作的权利，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得失。新时期以来，许多报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发生重要影响，被广大读者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独立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对事件人物的评价，进而对社会生活有一种救治和校正的作用。不少报告文学作品表明，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具有对社会生活前瞻和透视的智慧，有一种勇于面对真实严酷现实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报告文学逐渐地摆脱了过去完全依附于中心新闻，只会跟着他人摇旗呐喊的被动状态，可以用社会生活前沿的思索和自己切实的观察体会报告事件和人物了。报告文学找到了自己的新闻热点，有了自己可以独立耕耘的土地，所以，就突然间变得重要和有力起来了。在表现方式上也对过去那种常常就一个人、一件事作单纯称颂描述的现象有所改变与发展，在实事求是的褒贬过程中表现出热情和冷峻的风格。八十年代中期，大量在全景视角上对社会生活中某一个重要现象进行审视研究并作文学报告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现，就是很好的例证。“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报告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报告文学在其表现方式上的一次重要变化。“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需要作家有更加开阔的视野，需要更加敏锐和深刻的思想判断能力，需要更加严格的自身修养和胆识，也需要善于综合分析和形象表现的本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有着分明的个性风格，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新形态。“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是继新时期初始徐迟等人大力张扬报告文学旗帜之后报告文学创作发生的一次重大的变革。这种形态的报告文学至今仍然被一些作家所看重。

    三

    在报告文学的成因中，真实性、现实性（许多人称织为新闻性）和文学性，是最基本的三大要素。对于真实性，人们的分歧不大。因为这是决定报告文学能否独立和区别于其它文学形式的最重要之点。文学性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但在此不多作论述。这里只对现实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讨论。对于现实性，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不很一致。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茅盾先生发表于1937年2月20日《中流》第11期的《关于“报告文学”》一文的所表明的看法，即“‘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这是多年来人们认识和理解报告文学新闻性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许多作家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所依循的理论准则。从茅盾先生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几乎是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同报纸新闻等同起来的，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区别。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如此紧密地和报纸新闻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我以为是不尽科学适当的。随着新闻传媒手段的丰富和报告文学表现方式的多样，茅盾先生的这种看法似乎是有明显的局限性和具有束缚性了。报告文学应当面对现实社会生活，及时地对生活中热点矛盾和人们关注的事件人物作出反映，但报告文学不能是文学化的新闻，它应当是一种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活动。若是过分地强调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或是直接把这种新闻性与报纸、电台新闻等同起来，搞不好就会使报告文学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而成为新闻的依附。多年来，报告文学之所以不能独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没有和新闻保持一定的距离，掉入新闻的误区有关系的。不少人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当成了现时性，盲目地跟着新闻跑，紧紧地把握着新闻的手，末了，作品的新闻性未见突出，文学性也没有多少踪影。报告文学作家不应像新闻记者那样每时每刻都睁大眼睛，伸长耳朵地去发现消息，而是要关心社会生活较深层次的矛盾，重视和分析表现那些带有全局影响的事件和人物，在思想情绪和思维的深层面上来参与现实生活，而不是要去同新闻媒体争地盘。作家的视野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紧要矛盾，创作不回避现实生活的内在问题，在纷纭的生活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新闻性内容才是重要的工作。严肃分明的现实性就是报告文学所需要的新闻性。因此，我把人们时常说的报告文学新闻性称之为现实性。我以为，这样更加有利于对报告文学的理解和把握。

    正是因为对报告文学现实性理解要求的不一致，才有了对一些新的报告文学现象的分歧看法。有的人把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新闻性）简单地同报纸、电台新闻相衔接，认为报告文学只有不离开现时的新闻中心才具有现实性，才是表现了报告文学的特性。在这样的认识下，一些在内容上和现实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报告文学作品就不被承认，或是认为不具备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其实，新闻性也不一定就都是刚刚发生的事件，只要是新发现的，和现实社会生活有一定关系的一切事件人物和故事，都是具有新闻性的。在历史生活事件中有了一种新的见解和思想收获，而且这种见解和思想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很有帮助，这种见解和思想就具备重要的新闻性。例如，不断发生的考古发现，因为有了新的资料人们对历史事件、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等。所以，若是把新闻性凝固起来也是不能充分地掌握新闻性的。

    而现实性是一个包容了新闻性又比新闻性较为宽泛的概念，所以它更加适用于对报告文学的认识和把握。用现实性的概念也容易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报纸、电台的新闻性区别开来。

    四

    事实上，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早已出现，只是到九十年代变得突出起来的许多以现实的眼光审视历史大事件的作品，已经在创作的实践上解决了以上的问题。我把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史志性报告文学”是报告文学向社会生产更深层次的开掘，是对报告文学题材领域的有力拓展。它是在更加宽泛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思维核心是现实生活的敏感内容，只是借助了某些历史的、行业和地域文化的资料，因此，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其思想内容方面对现实社会生活有着明显的参与认识作用，在它的内容表现上又是有着突出的述史写志的特点。“史志性报告文学”在历史的有关领域寻求和报告对现实有启发和参考的内容，试图以史为鉴，更清楚地了解和把握现实。所以，这样的作品具备史的性质，但它和那种目的在于弄清历史面貌还原历史生活本来状态的纯粹的历史研究不同，因为是在历史的矛盾事件或重要人物中发现对现实有启示性的内容进行报告，所以，它在表现形态上又区别于那些直接报告现实生活矛盾事件或重要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果说，大多以现实题材为对象的报告文学有着比较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氛的话，“史志性报告文学”因为是以历史题材为对象的报告文学，就有着显然的历史内容和思辨力量了。“史志性报告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在实现报告文学的同时有了一种可喜的史志价值。因此，它在文学和历史的两个方面存在价值和意义。

    在中外报告文学创作的历史上，“史志性报告文学”的范例是很多的。外国的如约翰·里德报告1917年苏维埃“十月”革命斗争情景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虽然是在事变发生后几年才出现的作品，但仍然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像阿达莫维奇和拉格尼合作的，报告1941年法西斯侵略者长期包围列宁格勒，对人民造成极大苦难和人民英勇抵抗情形的《围困纪事》等就是很好的范例。在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历史上，这样的作品也是不少的。如瞿秋白在1920-1924年间记述自己在苏联生活见闻的作品《俄乡纪程》、《赤都心史》，范长江报告三四十年代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状况的《中国的西北角》。新时期以来，这样的作品也陆续出了一些。像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等，更是“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大工程。所以“史志性报告文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文学形态，不过是因为我们对它认识得晚一点罢了。

    五

    《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历史不会永久淹没》、《走出地球村》和《沙漠风暴》，是九十年代以来“史志性报告文学”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在其初发表时，就在读者中有重要影响，曾经备受人们称赞。是它们和其它一些作品一起明确了“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品性和特点。因为它们的成功创作，才有力地显示出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这些作品在我国报告文学的历史上都会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报告的是1905-1906年间在大清王朝上层发生的一次夭折了的变革活动。

    作者在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沿着历史事件的进程时序，从容而又生动简练地描述了事件自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作品对参与了这次变革活动的主要人物袁世凯、瞿鸿机、慈禧等人对待变革的态度、行动作了形象的报告，用他们的言行鲜明有力地表现了各自的性格和形象。这次由封建王朝上层人物提出并开展的变革活动，本来是有进步意义和成功的可能的。但是，最终却因为袁世凯和瞿鸿机为代表的权力双方的严酷斗争而彻底破产了。作品报告的是一次封建王朝的变革活动，它自然完全不能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伟大改革活动相比较。但它足以使人看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一项重大的变革活动都是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激烈的斗争，是非常艰难的。作品描述出的斗争情形使人感到惊心动魄，笔下的人物性格很有力度，形象栩栩如生。在历史的生活事件中意识到对现实有用的参照内容，在报告历史生活时成功地描写出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在新的资料支持下回复历史生活事件的原来面貌，是张建伟的报告文学成功的主要原因。张建伟的这部作品发表之后，得到了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界两方面的称赞，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和作家从现实生活的视角出发走进历史，又巧妙地从历史返还现实，在尊重历史事实和文学特性规律的基础上，文学艺术地表现了历史生活事件的努力分不开的。

    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是围绕着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提起和是否实施进行的追踪报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工程。它的兴建，不光是一个纯粹的水利工程，它牵扯到长江流域的生态平衡水量调节和移民等许多问题，十分复杂。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尽管早就有“高峡出平湖”的理想，但是，因为在水利专家中有主上和主下的两种意见，再加上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复杂因素，这项工程一直是说说停停，长时间不能确定下来。直到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三峡决议》之后，三峡水利工程才正式决定上马。卢跃刚的作品，通过追溯的方式，报告了主上派代表人物林一山和主下派代表人物李锐等人多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交锋，并沿着这条线对有关三峡工程的历史作了生动详尽的报告。林一山和李锐，虽然是不同主张的对立双方，但是，在作者看来，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的报国精神和责任感的人。在这样有关国家大政的问题面前，他们敢于直言，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无私品格和高尚人格的表现。他们的这种表现，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等人的介入而有所影响，就更加地显得可贵。作者在为长江三峡的历史书写了一本文学式的历史的同时，十分艺术化地描绘了林一山、李锐、潘家铮等几个真实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在长江三峡工程的争论和最后形成决议的过程中，人们是不难看到许多民主之风和正常秩序的表现的，这其中所蕴涵的政治、思想和作风内容，是具体的三峡工程所不能替代的，对人会有多方面的启示参照作用。

    何建明的《历史，不会永久被淹没》，对极大地影响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命运的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进行历史真实的报告，对于人们准确地了解和评判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内容，在大庆油田的发现中起了至为关键作用的，多年后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称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我国着名地质学家黄汲清的作用，多年来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被人为地忽略了。这是一种因为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人的失准行为而造成的历史遗憾，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被遮挡而存在的历史缺陷。何建明在现实已经对这种史的遗憾和缺陷进行了修补之后，用报告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事件和人物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和修复，无疑有着积极的价值和作用。何建明的作品尽管用文学的笔墨描写了黄汲清等人的历史行为和思想性格，但是，因为作者有着某种内在的纠偏希望，所以，在文学艺术地表现方面显得不足。但是，能够因为自己的作品而使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世人所明晰，这作品所表现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价值就已经客观地存在了。

    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是他“航天四部曲”系列报告文学中的一部（其它三部是《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和《远征三万六》）。在这个系列报告文学作品中，李鸣生几乎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写了一部历史书。从我国古代人们的飞天梦一直到这梦经过几千年的时间，经过多少代人坚忍不拔的探索研究，终于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将其实现的漫长过程和不懈努力情景都被作家作了生动的描述。作品以十分充沛的激情和更多的笔墨报告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在航天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热情地表现了许多把自己的生命和心血汗水投入到航天事业的科学工作者的精神和行为。《走出地球村》着重报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卫星研制发射过程中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外交等许多相关的内容。作品所提供的大量同卫星研制有关的历史生活信息是极有价值的，它对于人们认识1972年前后，“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岁月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是一个灾难的年代，那是一个有太多滑稽和苦难的年代，但就是在那样的年代，中国的卫星上了天。这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人生的、科学的种种复杂性很值得人们深思研究。李鸣生的作品在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层面上都有意义。它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真实地报告了历史：

    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通过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较为深入准确地认识和表现了历史。《走出地球村》信息密集奇特，人物的性格命运和行为富于个性，有很强的可读性。

    张胜友的《沙漠风暴》是报告1990-1991年间“海湾战争”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很少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曾经为人们较多关注的作品。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突然采取军事行动，以闪电式的进攻吞并了主权国家科威特。此后，国际社会立即进行军事干预，海湾战争爆发了。张胜友的作品从伊、科危机发生时写起，到战争的结果基本明朗时结束，在很短的篇幅内十分生动明晰地报告了战争的进程及有关的内容。是用报告文学的手段反映这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的稀有作品。作品在客观描写方面的成功，实现了对战争的历史复原，作品在叙述战争的生动形象性方面实现了文学报告。这是一篇开阔人的视野，增长人的见识，让人了解国际大事件的优秀作品。

    从以上的作品中，读者是不难领略和感受“史志性报告文学”的特殊形态和丰富多样的表现内容方式的。可以说，“史志性报告文学”是一种刚刚被人发现，但还没有充分为人们认识，发挥它的特殊功用，促使其迅速达到辉煌的报告文学形态。如今，人们在面对它的时候，也许还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有人甚至不愿意承认它的报告文学地位。但是，它的个性和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完全可以预料，随着人们对“史志性报告文学”的认识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类作品的出现，在以后的时间里，“史志性报告文学”一定会在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不断造出绚丽的风景。

    199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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